鬼子来了

　时隔4年，终于又重看了一遍。

这是一部不适合中国人看的电影，我这论调恐怕跟大多数人想的不一样。

其实不用看也知道豆瓣“最受欢迎评论”都是些什么内容，我就还是只能说些不一样的话。

为什么说这部电影不适合中国人看呢？

因为中国人相比较外国人更不容易看懂，更不幸的是，他们看过后觉得比外国人看的更懂。

大体上分两种情况，男孩和女孩（岁数大的不在我讨论范围之内），男孩呢，基本上脑子记住的全是结尾部分日军杀人一直到最后结局（或者还记住了开头），然后就把对日本的愤恨更加深了一层，并无比“敬佩”姜文；女孩呢，基本上记住的都是前半部分的幽默镜头和台词，后面较严肃的部分会体验的比男孩们程度轻很多的伤感，并很快忘掉或不加思考。

大部分表现基本如此，所以结果就是，男孩们咬牙切齿告诉我这是一部抗日影片，女孩们告诉我姜文挺逗的。

　这是我们时代的一种悲哀。

　有些人已经知道，本片获得了评委会大奖，这个几乎并列于金棕榈奖的重要奖项（当年金棕榈由另一部出色的影片"Dancer in the Dark"获得），也有些人已经知道，它最终在中国被禁播了（有关禁播原因请参考http://www.douban.com/review/1523403/），这有多荒谬我就不浪费时间说了。

姜文本人似乎也曾经对本片作过一些解释（请参考http://www.douban.com/review/1266247/），并得到了很多中国男青年们的追捧。

在我看来，我宁肯相信这是姜文出于对自己艺术前景的担心而说了一些讨好有关单位的违心的话。

我在《寻枪》的评论里曾经对姜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现在我仍然相信他。

我的理由很简单，一部由全世界的最顶尖的电影艺术家而不是某个国家的所谓电影"academy"所肯定的电影，最可能的获奖的原因只有一个——艺术，最不可能的原因也只有一个——政治。

如果有人认为姜文是为了反日而搞出一部作品，并被一群外国人所欣然接受了，那就无可救药了。

　现在转入正题，我斗胆谈一下自己对于这部电影的感受。

首先，在技术和手法上，姜文继续向世界展示着自己的才华。

选择用黑白胶片拍摄，不同人群风格的准确把握和表现，不可损益的无比精彩的对白，精炼的剪接，镜头运用，尤其是结尾部分选用手扛拍摄，等等吧，加上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圈里人预料到中国又出现了一位大师级别的艺术家。

　 然后主要我想说一下本片的意义部分。

我认为这是成就了这一部完美之作的最最重要的原因，甚至某种程度上超过了Dancer in the Dark，因为立意上来说本片要更加含蓄深刻，并且具有世界性的受众范围，这根本就不是一部什么“抗日”片。

我看到很多豆瓣网友给本片加了“人性”标签，这还算是比较接近的，没错，本片的“主角”就是人性。

鱼儿完全不加思索的为花屋治伤，马大三为了不敢杀花屋和董汉臣精神上受尽了折磨，花屋不知不觉地被他俩的善良所感动并成为同群，这都是最真实最美丽的人性善良一面的平平淡淡的自然的体现。

这个，跟国籍民族有关系么？

　另外，人性却远不止善良这一面。

　总的来讲，我认为这个作品最成功的一点，在于完整并升华了原著的天才般的隐喻和指代。

通过一个看似虚构却真实感极强的故事和敏感的背景，为我们展示了“鬼 ”来了之后的一番景象。

其实英文名字已经为我们理解电影给了很大帮助，这个“鬼子”，说的是日军吗？

根本不是，而就是“devils”。

那究竟是什么呢？

就象征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疯狂凌驾于人性之上的一切荒唐的东西，简单说就是条条框框，复杂说就是政治、民族、信仰、制度。。。。

被人们习以为常的一切。

它，或者说它们来了，已经逼近到了door step，我们无处可逃，于是各种角色便开始展露出了自己的一面。

董汉臣作为最重要的配角之一，连同唱书的两个土艺人，代表了如今时代中国很大一部分的群众——投机分子，他们服从于权力，对制度表现出了极好的“适应性”，没有原则，或者说原则就是自己的利益，以这个原则来背叛其他任何别人觉得宝贵的东西，比如信任、自尊、以及人性。

影片或者说原著用一个理想化的乐观的安排，预言（或者说希望更好，虽然有些无奈）这类精神最终走向了自我灭亡。

花屋作为另一个最重要的配角，则代表了另一大类——糊涂分子，在政客们的愚民政策和传统道德制度下（每个国家都一样），以条条框框们做了自己的主，民族、国家、信仰、“ 道德”这些东西一经接受，不假思索的变成了生命中的条件反射。

但总有一天会发现问题，那就是与“人性”会产生冲突，一经冲突，在挣扎着固执一番之后偶尔会通过自相矛盾而窥见事物的真谛。

本片却给了一个现实的悲观的安排，最终还是“鬼”有惊无险的赢了，占领了灵魂，让本人在荒唐之中一步步远离天堂，迈向地狱之门。

以酒冢队长为首的日军，以及高某人为首的美军，则代表了“鬼”，权力和政治的化身，毫不犹豫地用他们的各种“真理”来“说服”你。

四表姐夫和刘一刀代表了生活骗子，从不诚实，从不认真，但轻松的游离于鬼和人性之外，不趋名利却也没有信仰。

以五舅姥爷为首的普通老百姓，代表了没有受过教育的最底层人民，或者说人性的相对丑恶一面，或者说相对真实和普遍的一面。

面对董和花屋，开始时他们会说“你们也都是孩子啊”，到了关系到自己的时候，便一致主张杀死他们。

自私、懦弱、愚昧、虚荣、仇恨、并且对于“鬼”的无所认知，甚至在被压迫的状态下臣服于权力，并无法容忍挑战权力的行径。

例如私底下二脖子的母亲对日本人放肆叫骂，当自己的驴骑上日军的马时，大家又都无比羞愤的惩罚着驴。

正是这种形象，才会有这些次要配角们的各种性格，才会有片尾看热闹的群众们的令人作呕的笑声。

片子给出的答案也相对悲观，没有与“鬼”冲突的时候，就愚昧的生存着，一旦冲突，结局是垂死挣扎后的灰飞烟灭。

马大三和鱼儿是本片真正的主角，毫无疑问他们代表了人性的善良和诚实，在人性的丑恶一面包围下，仍然坚韧的活着，从始至终两人都较少把自己当作至高无上，反而处处体现出对生命和群体的关爱，以及对于天性的尊重和对教条的反抗。

但在他们当中也有区别，马大三出于保护自己的目的，欺骗村人说“会要了全村人的命”，而自己不敢动手杀人，却尽力找人借刀，鱼儿的表现就相对纯洁了很多，不顾辛劳的照料着花屋和董，并且坚决地反对处死他们的决定。

而片中的结局也很特殊，马大三在与鬼的冲突中，顽强抗争后仍然极尽无奈的被吞噬掉，影片无比精彩的结尾中，马大三人头落地，最后合眼的瞬间那个微笑，传递的更是一份解脱和醒悟。

另外鱼儿却没有交代，不得不让人联想到，也许作者仍然不无乐观的保留了对于善良的希望。

而最耐人寻味的就是“我”，没能找到很确切的解释，个人理解似乎就像是我们每个人身处的世界，或者说上帝，近乎强迫的把鬼送到人性的身边，无时无刻陪伴着，不断给你希望却从不兑现，像旁观者一样看着一个个悲惨的故事上演。

每当鬼来，它们想践踏的目标就只有人性，于是真正的美好就要开始遭殃了。

　这样的原著和《寻枪记》等，让我知道了原来还有这么多不为人知的文学艺术高手在民间，用这样巧妙的方式来给我们讲一个受益终生的道理，这也正是“艺术”二字的精髓所在。

这样看来，我们应该明白了为什么嘎纳会把评委会大奖颁给它，也应该明白了我为什么说它是一部不适合中国人来看的电影了吧。

我之所以对艺术感兴趣，原因就是艺术是我们老百姓用来关心“人”本身的，我之所以对电影感兴趣，原因就是它是最全面的一种综合表达方式的艺术。

只要你能够专注于表象之下的 “人”和“道理”，也就能轻易地看出那些逼到门口的“鬼”们都是虚无的。

到那时候，是不是可以幸免于难呢？

我不信姜文接受访谈时的那段鬼话，就像我不信有关部门封杀该片时说的那堆屁话一样。

该怎么看这部电影？

姜文不会在接受访谈的时候告诉你，说完场面话，他一边躲着偷笑去了。

反正这片足够大家在里头各取所需。

——你说这是南郭先生的现实主义寓言，那不错；你说这是国民劣根性的荒诞派呐喊，那也成；甚者你可以去追究那个“我”究竟是谁，随你便。

反正看完该片都觉着被扇了嘴巴子，最多奇怪左脸挨了这么一下，为啥右脸跟着疼呢？

为啥？

因为谁也不愿意去正视自己人性中最深不可测，却又最脆弱最卑微的东西——那就是兽性。

不去正视，那么，或不承认，或退而求其次，或左脸换右脸——管他哪儿疼。

片子里头的街头艺人有一句唱得好，说日本皇军和咱中国人六百年前是一家，献媚献得着实明修栈道。

为啥有有这一出？

为了和结尾对国军的歌功颂德作对比？

那只是一小部分。

而恰恰要真正理解这片子，首先得好好理解这句话。

翻译说，日本人生气客气一个样——中国人何尝不然？

又说中国人杀不杀人一个样——日本人何尝不然？

换言之，姜文在片里几次三番在暗示，这不是说中国人，也不是说日本人，俺说的就是人，人性，奴性与兽性的粘连。

中国驴上了日本马——就是对此的一种隐喻，大家都一样，岂止六百年前是一家？

生存，是人性与兽性既对立又统一的一面。

为了生存，两个民族各有一套自己的哲学。

中国人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日本人用“武士道精神”掩盖死亡的恐惧，无所谓对错是非，不过是在战争的大背景下，两者人性的一面被掩盖，奴性兽性的一面得以强化了。

看看挂甲屯人的贪婪，愚昧——这个作为主线表达得淋漓尽致，不必细表。

那日本人呢？

真就只是简单的恩将仇报吗？

为什么野野树能下手杀死他每天经过都不忘给糖的孩子？

为什么花屋从最初的视死如归变成了后来的求生若渴再到最后的举刀剖腹？

为什么酒冢队长一开始觉得花屋没死是一种耻辱死最后却制止了他武士道精神的自戕？

为什么花屋是挂甲屯屠杀中下第一刀的人？

——那个喝醉酒在酒冢肩上乱拍的村人道出了真相：恐惧——你要不怕，你开什么枪？

——被说中了？

他知道的太多了！

无论是中国式的奴性，还是日本式的兽性，不过是在战争之下对于恐惧的一种反应和碰撞。

而这背后的文化调教出来的行为模式大大超出了人性本身的思考。

当然，这些文化根深蒂固，却又脆弱不堪。

被逼到极致的姜文照样会拿起斧头去砍鬼子，而猝不及防的鬼子也将武士道精神放到了九霄云外，按照人类的本能四处逃窜。

最终，大家不过是战争的卒子，酒冢取下花屋的刀，武士道精神也可以因为战争的失败而歇一歇。

而国家的战争结束了，一个人的战争才刚开始，姜文最后死的时候在笑，也许是因为他发现只有自己真正脱离了这个棋盘。

姜文对于人性的观察和刻画实在是到了一丝不挂的境地了。

所以这片除了反战之外，也是“反文化”的，或者说，它用一种割肉互啖的方式揭示，反思文化与人性的内质。

先且说这么些。

对于人性表象的深入挖掘，也使得这部片子获得了值得挖掘的生命力，也许每看一遍都会看出些新的东西出来。

改天想从其他角度再道一道这部让我爱不释手的片子。

最后，在看了豆瓣上许多人的评论回帖后，我想打个比方。

要有人把你扒个一丝不挂，当众指出你就是个性无能，那么，你完全不承认——那你是主张封杀该片的那一拨；你承认了一部分，但为它找了许多理由各种定义——那你是说这片好却说不到点子上的那一拨；你坦然接受了——那你就是给这片颁奖的那一拨。

姜文《鬼子来了》改编自小说《生存》，原作者尤凤伟，那么说明尤凤伟还挺有想法，看了1961年大岛渚的电影《饲育》之後，我凌乱了，到底世上还有没有原创？

不過導演的訪問回答還是有一定水平的。

1.我为什么要拍“鬼子戏”？

　　　　　　 姜文说：这部电影不仅是再现日本军队当年的暴行，更是出于一种警世的责任。

在这部影片里，日本军屠杀的是真正的中国老百姓、中国平民。

而事实上，当年日本军也确实杀过很多中国老百姓。

我的老家唐山就发生过这样的惨案。

我想通过这部影片告诉日本观众：你们要真正面对这段历史，别想再否认。

我也想以此告诫中国观众：面对恶人，我们不能无端地报以善良。

面对这些已经发生的事实，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能避免这种事再发生。

　　　　　　 2.我为什么对中日文化比较感兴趣？

姜文说：1982年我在中戏上学时，班上来了一拨儿日本留学生，和我们同龄，关系也特好，走的时候依依惜别，甚至有和我们班同学谈恋爱的。

当时我就很奇怪，他们和我小时看的抗日电影中的松井之类的日本鬼子说的都是一样的话，怎么态度和人的精神面貌却和松井他们那么不一样？

他们和松井他们也就是差一代人，二者形象却怎么也重叠不到一起。

从那时起，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听了很多亲历过抗日战争者的讲述，后来有机会去日本时也看了很多听了很多，看了许多如《菊花与刀》之类的人类学、社会学著作……到现在，我渐渐地能把这两类日本人的形象重叠到一起了，他们其实就是一回事，只不过在不同环境下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这就令我毛骨悚然：一个温文尔雅的日本人很容易变成一个我们印象中的日本兵。

　　　　　　 3.我为什么重视日本这个对手？

　　　　　　 姜文说：日本善于学习和研究中国，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有优点的敌人。

如果我们不能正视这些优点而是将其模糊掉，不承认它，就会面临失败的危险与灾难。

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场侵略战争就是明证。

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该认真思考的问题，我觉得鲁迅思想的形成和他对国民性的批判，与他年轻时在日本呆过， 产生过比较有很大关系。

我觉得一场灾难的发生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灾难过后我们不能深入地研究和总结这场灾难的根源。

正是这种想法促使我一直想拍一个中日间的故事。

　　　　　　 4.我为什么给《鬼子来了》选择刘星的音乐？

　　　　　　 姜文说：《鬼子来了》的故事原本“隐藏”在我为拍电影而看过的众多小说之中，并没有清晰地凸现出来。

而最终诱发灵感的是两张风格迥异的CD，一盘是日本军歌，另一盘是当代音乐隐士刘星的专辑《一意孤行》。

前者激昂有力中带有霸道倾向，后者则尽得中国文化超脱与空灵的真谛。

我从日本军歌中听出了民谣式的儿童歌曲的痕迹，其中有一种青春期的无法控制的疯狂和理想，这种疯狂如果被邪恶的力量所引导很容易做出意想不到的暴行。

对于《一意孤行》的境界，我非常欣赏。

但要想达到这种高境界，必须有“日本军歌”那样的实力做基础，否则只能是“商女不知亡国恨”了。

　　　　　　 5.我为什么特别看重“翻译官”在影片中的作用？

　　　　　　 姜文说：我曾经选了好几个关于中日战争的题材，其中有《生存》。

我看中的就是《生存》中的这一点――一个本来没有介入战争的村庄，突然来了一个日本兵和一个翻译，他们怎样互相面对？

而由于这个翻译的作用，本来善良的老百姓不能正确地认识对面的敌人，以至于自大、膨胀，使用了错误的手段。

这其中有残暴敌人的问题，更有翻译官因为私欲而误导的问题，于是事情开始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故事的这个核是我非常看好的。

　　　　　　 6.我为什么对日本朋友抱有戒心？

　　　　　　 姜文说：当年在中戏谈笑甚欢的日本留学生朋友，遇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一瞬间就会变成大屠杀的刽子手。

这种两面性是很好地重叠在日本人身上的。

就像我们这一代人很熟悉的李玉和与鸠山，在满铁医院的时候就是“老朋友”嘛！

但是这种朋友关系挡不住鸠山当了宪兵队队长，以后把李玉和弄来坐老虎凳。

虽然不耽误请李玉和喝杯酒、谈谈佛教，但是密电码得拿出来。

这种事太多了，朋友归朋友、原则归原则，日本人的原则性和国家利益的概念非常强。

　　　　　　 7.我为什么不总把“爱国主义”挂在嘴边？

　　　　　　 姜文说：爱国主义不需要唤起，只要一个人还知道自己是谁，对自己的人格有一定的尊重，他就会爱自己的祖国。

鲁迅对自己民族与文化中某些问题进行讽刺与挖苦，这也是充满了爱的。

他为什么不挖苦日本去呀？

因为他是想让中国这“脖没了，比日本强了，这是最大的爱国。

反过来个别人为了自己的私欲违心地故作赞扬歌颂状，而不让人们看到问题的实质，那就像我们片子中的翻译官董汉臣一样了。

我觉得比“卖国贼”更可怕的是“爱国贼”，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危害却比“卖国”还大。

我虽然达不到鲁迅那么高的境界，但我很崇拜和欣赏他。

他有时候表现得比较尖刻，但他看问题很准确。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人看不到问题、不愿意看到问题或者看到了也不愿意说。

鲁迅这种高境界我理解就是“民族魂”。

要是有那么几百个鲁迅，这个国家就会很了不起。

　　　　　　 8.我为什么不经常站出来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否认战争罪行之类的言行加以驳斥？

　　　　　　 姜文说：因为拍了这部《鬼子来了》，近期有不少报纸请我就日本右翼分子的反动言论发表看法。

但是我认为我们最需要的不是每次日本反华势力出招的时候我们就接招，而是需要从深层次上研究这个对手，光靠拉几个名人出来义愤填膺地过一把嘴瘾无济于事。

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始终没有变过，只是我们没有深入地认识到这一层，所以才一会儿看着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一会儿看着又是军国主义的复活，这是我们需要反省的。

日本不断利用我们在群情激昂时说过的一些过嘴瘾的话来达到他们的某种目的，包括我们的一些电影都成了他们开脱罪责的例证。

比如我们老拍游击队，他们就援引有关的国际战争法称游击队员被俘后不享受正规军的战俘待遇，为他们杀人找借口。

再比如我们有一句著名的电影台词叫“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他们又非常险恶地把很多杀戮的罪行推卸到中国的伪军身上。

问题不在于最近日本又发出了什么不和谐的声音，我们该怎样回击，而是在于我们应该冷静地认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邻居。

我们总说要走向世界，首先就得迈过日本这道门坎。

迈过日本，自然就走向世界了。

　　　　　　 9.我为什么不在影片中让中国观众痛痛快快地“打”鬼子？

　　　　　　 姜文说：拍这部电影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一些抗战题材的“老片”可能会给人，尤其是给日本观众造成的一些误解。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那些片子都是很好的，确实起到了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

但这些电影也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这些老电影被日本人拿到日本去放，并以此教育日本的年轻人说：你们看，中国的老百姓哪一个不是间谍，他们哪个不是不穿军装的军人？

既然他们“全民皆兵”，我们就可以对他们“全民歼灭”。

于是，我们的这些老电影成了他们掩盖当年屠杀中国平民的把柄。

但事实上，那时候我们并没有“全民皆兵”，那只是我们的一个理想。

而我们现在拍电影，就再不能给日本人这种口实了。

我觉得通过拍一部电影过嘴瘾是容易的，而且往往能很急功近利地讨点好，但是事情过去之后既不起作用又不能使观众真正进行思考。

我拍《鬼子来了》就是试图让观众明白，如果想避免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段不愉快的历史，除了过嘴瘾还有什么办法。

我不敢说《鬼子来了》给出了这个结论，事实上我一个导演和一部影片也做不到，最高的理想也就是有个方向吧！

　　　　　　 10.我为什么不相信日本人的“友好”？

　　　　　　 姜文说：在与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年轻人的交往过程中我发现，日本右翼分子、反华势力、否认战争罪行的大有人在，并不像我们常说的那样是一小撮，只不过在那里上蹿下跳的是一小撮。

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等于没有正视日本这个强大的对手。

另一个不好的倾向是：我们有些文艺作品经常替日本人向中国人谢罪。

而事实上不肯谢罪的日本人是一大撮，我们为什么总要用那一小撮谢罪的日本人来麻醉和满足自己呢？

《鬼子来了》这部影片中有几位日本演员，他们以前看过我拍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很想和我合作，报酬都好商量。

但是看了剧本以后，他们有抵触情绪，拍摄过程中我们也不断发生辩论。

这批30岁左右的日本演员代表着日本的中坚力量，通过这部电影，我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他们一些比较极端的想法。

我相信将来这部影片在日本上演时，观众也会像这批演员一样有所改变，至少对自己以往接受的看法有某种怀疑。

从1993年《阳光灿烂的日子》到2000年的《鬼子来了》，姜文蛰伏了七年，他的电影求质不求量，每一部都很扎实。

这次，他选择了山东作家尤凤祥的《生存》，后者反映了胶南农民抗日的故事，而姜文则把地点改在了他的老家唐山，所以马大三为首的乡亲们都说着迁西话。

当然，这部电影的改编，原作者与编剧还是存在很大争议的，部分争议在广电总局的审查回复里有所体现，那就是这不符合我们惯常意义对于抗日那段历史的描绘，甚至非常具有颠覆性。

所以，广电勒令姜文修改，但是后者这次没有听话，还带着影片去戛纳参赛了，拿了评审团大奖，换来的结果就是片子不能上映，5年不得拍片。

这代价应该说巨大的。

但是姜文没有牺牲。

十八年之后，重新审视这部抗日神剧，你会发现它跟其他的抗日神剧完全不是在一个历史观上讨论问题。

它考虑的更多的是人性，这也就让这部抗日神剧显得如此特别。

1事实上，当那个“我”把日本俘虏和翻译官丢给马大三的时候，这个矛盾就开始在村民的内部激化，从而各色人等都呈现出了中国人的特征，村长在主持大局，但是有所保留。

疯爸说要一手一个，掐吧死，刨坑埋喽，无人理会。

其他村民只是考虑自己利益，言辞激烈，实际在躲闪，每个人都能找到很好的理由自我保护，然后把锅让马大三来背。

这里面，马大三也把自己的事说成是全村的事，用他和鱼二偷情的私事换来了各种同情和帮助。

他在一点点地了解从翻译官歪曲的翻译中，获取日本俘虏的想法，然后再慢慢地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他曾求教过所谓的刀斧手，结果换来的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骗局。

他也曾铤而走险用俘虏换回粮食，却万万没想到为全村带来了灾祸。

所以，最终他选择了鱼死网破冲进俘虏营，结果竟然被国民党长官安排被日本人杀害。

当他的头颅滚动，鲜血喷溅，他才赫然发现自己看不懂的并不是战争，还有被战争异化的人性。

2这部电影的争议点，在于姜文选择了相对罗生门的手法，给了日本人比较正常的视角。

这也是本片为什么在日本屡获好评却在国内骂声一片的原因。

但是，姜文后来谈了他拍鬼子来了的动机，谈到他在中戏读书时也有遇到日本留学生，他也会近距离地接触这些人，他感觉这些人都是可以交往的普通民众，但是普通民众怎么会在战争中突然都拿起了枪，做了许多惨绝人寰的屠杀呢？

这中间一定有什么出了问题。

他说很反感国内某些声音总是说一小撮日本极右翼军国主义分子，根本就不是一小撮，而是很大一部分，所以才会在战争中造成如此大的危害。

这就是菊与刀的国民性背后的深意。

3作为根正苗红大院子弟出来的姜文，在他37岁的时候，想做的这部影片其实还是希望能警示国人。

我们首先要敢于正视自身的劣根，同时识破对方的虚伪，才能有所进步。

姜文不是鲁迅，但是后者那些在日本真正待过的人才更理解这个民族的可怕性，从而对于我们的国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所以，鬼子来了虽然被禁，但它所牵涉的话题却是至今都令同胞义愤填膺的。

姜文说，国内拍的很多抗日神剧都会被别有用心的日本人拿回日本播放，从而教育他们的子孙后代，在中国我们的士兵遭受了怎样的打击，配合了日本被扭曲窜改的教科书，让这些人从小就接受了虚假历史观教育。

而我们的抗日神剧动不动就全民皆兵，所以日本极右翼势力又可以借题发挥说，你看当时我们杀的不是平民而是士兵，从而给自己找借口开脱罪责。

屡屡看到这种愚蠢而遭人利用的现实，也逼迫了姜文尽快拍出一部令全世界审视日本侵略者暴行，同时激发国民警醒的影片。

4鬼子来了，devils on the doorstep用了48万卷的胶片超了30%的投资，姜文强迫顾长卫选择了黑白摄影，表面上这是一部抗日题材的作品，而实际上它的现实意义的确发人深省。

它用被禁的方式解禁了很多关于抗日神剧的质疑。

因为那些质疑，直怼不符合客观规律的歪曲历史与洗脑宣传。

只有戳破了这层纸，民众才会认识到这种危害性，不要总觉得厉害了，那不过是虚张声势。

一旦面对各条战线的真实对抗时，才会发现姜文那可贵的前瞻性。

作为导演，姜文在这部影片所倾注的心血不亚于阳光灿烂的日子。

如果说后者拍出了他的成长他的梦，那么前者则拍出了他的反思他的担心。

到底中国还有多少个马大三，要逼到最后一刻，才懂得拿起刀呢?而那时候，晚不？

PS:姜文的隐喻，的确很深刻，比如马和驴，公鸡，糖等，信息量好大想要观看的话也可以到公众号：VIP大影视圈 看看你对这部电影是怎么想法呢。

每天及时更新，另外有更多大片尽在此哦！

一部牛b的片首先要建立在符合逻辑的基础上。

一部涉及历史的牛b片除了要符合逻辑，还应当尊重历史，真实还原人性和民族性。

这句话给的是《鬼子来了》。

但是，基于国情，广电总局特别喜欢YY，因为自己的G 点自己最清楚，撸起来高潮来的比较快，所以我们国内看到的抗日题材影片一般都是限制级的。

很多人一直骂广电总局，说总局老是用行政手段干涉老百姓的文化生活，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大的误解，广电总局其实是个好部门，他们一直特别委屈，是个遭到广大群众最多误会的部门。

你想啊，人家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的给你审批和发放限制级电影，试问在全世界还有哪个国家的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做得到？！

你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操！！

《鬼子来了》的牛B在于整部戏，真实！

如果看多了国内的战争戏，早点地比如说《小兵张嘎》、《地雷战》、《地道战》，近点的比如《我的兄弟叫顺溜》，大家一定会得出一个统一的印象：日本鬼子是一群走路都蔫巴蔫巴的家伙，跟天天抽鸦片的似的，每次出城总要奏着“当当当当”的进行曲，还有一个满嘴“太君太君”、点头哈腰的汉奸带路，然后走到半路，我早已埋伏好的游击队（注意，一定是我游击队，不是国军）中一位浓眉大眼、胡子剃得比用吉列锋速3还干净的队员，目光锐利的盯着小鬼子，一挥枪，喊一句冲啊，于是我游击队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股脑从地下冒出来，边冲边打枪，当然有些情况下后面还有人打炮，日本鬼子顿时乱作一团，无用的反击几下后即抱头鼠窜，瞬间被毫发无伤的我游击队全歼！

这基本是我国抗日战争片的标准情节，对不对？

其实总体还是比较健康的，因为一般情况下都是打枪，很少出现打炮的情节。

前面说了，我很敬佩广电总局，因为他们一直承受巨大的压力，默默为广大人民群众愤青五毛奉献高质量的限制级电影。

但是因为这种电影的内容确实少儿不宜，我得有谴责对象，我这人比较怂，捡软柿子捏，于是我选择骂导演和编剧。

马勒嘎巴子的sb导演你知道经过军事化训练的士兵和民兵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么？

纪律性。

日本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纪律性。

日本人是有军事传统的民族，武士道思想简直就是为职业军队准备的，效忠天皇、荣誉战死是其军人的坚定信念。

这造就了二战期间极具战斗力的军队。

美国人在太平洋战场上，打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战役，付出了重大的伤亡，才取得了战略优势。

这在HBO的《太平洋战争》系列剧中有很大的笔墨。

日军坚守太平洋各岛，有些岛屿上守军基本是全部战死，还有很多见防守无望集体自杀。

如此的日军到了中国的电视剧中就成了上述的“和谐版本”，这有点玩过了。

我觉得导演的思路是有问题的：因为你拍的是抗日题材就要站到民族的高度，因为站到了民族的高度就要丑化你的对手。

这其实并不对。

我很崇敬抗日时期的中国军人和人民，他们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保家卫国，正因为这样，真实还原那个年代的战争情况，方才足以说明抗日战争的伟大。

还有就是简单说说装备，抗战期间，国军前期的装备是“汉阳造”步枪，其射程仅为日军步枪的一半，精度也较日军的装备打折扣。

加上日军还有机械化部队，东北和台湾这两个已经经营的很好的资源后方。

所以不要说国军不努力抗战，士气是有的，不丢中国人的脸，实在是装备太坑爹了。

你光着屁股去跟攻防速魔法魔抗都加满全身好装备的对手PK，打成这样真是不容易了。

另外我游击队中不外乎几个文盲农民，前身大多是钉子户劳改犯流氓土匪之类的，怎么就能这么牛b？

爆破专家（《地雷战》）、战术专家（《地道战》）甚至连牛B的狙击手都出现了（《我的兄弟叫顺溜》），SB导演编剧，稳重点好么？

看这些片曾经导致我产生了一种错觉，我觉得我肯定错过了一些重大的史实资料。

比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这些资料对于我游击队的属性加成数据提升一定有某种神秘的作用，才打造出来这样一只在党领导下的抗日中流砥柱。

一部历史片的底线是按照事情的原始面貌来讲故事，这是基本要求。

却一直没实现，直到《鬼子来了》。

《鬼子来了》是神鬼之作，不止因为追求真实，它在做抗日电影该做的事情：反思和探讨。

观看前任何猜度都是徒劳的，所以聚精会神的去看就是对这部片子最好的赞赏。

我很佩服姜文的才华，真的。

他有讲故事的才能，有平等对待和尊重观众的真诚，也有按照自己想法去讲故事的勇气和追求。

这部片子对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描写较为客观。

挂甲台的村民们没见过世面，贪婪，小气，反复无常，懦弱，若干个人物把这些特质反应的淋漓尽致。

几场冲突戏非常到位。

主人公马大三是个反传统的非经典人物，他的身上并不多些浪漫主义的英雄气质，也不足以扭转整个事情的方向。

吴大维演的国军军官，成功在于吴大维演的蹩脚。

因为这个军官就是个蹩脚的人物。

他背后的两个美国人很有象征意义。

这部片子没法公映，我想是在结尾那一段。

过于震撼！

日本人在知道战败的情况下对村民进行了血腥的屠杀，成为国军战俘后还得到了优待，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国军军官说日本人也是人，你要对他们讲人道。

基督教讲“eye for an eye”，以眼还眼，别人给你的屈辱理当原样奉还。

这段除了说明某些人的是贱B还能是什么？

这才是汉奸！

而那个复仇的中国人，却背负了骂名而被惩罚。

各种反讽，黑色幽默，你懂的。

这一刻，愤青们，我真心实意的和你们在一起。

中国人是在浑浑噩噩中体验了天降的胜利。

这种胜利带来麻痹的愉悦和错误的幻觉，精神上的胜利却从未取得。

当电影中1945年日本战败的时候，所有日军都是笔挺站在那里，接受的是天皇下达的投降命令，而不是战场上的失败。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PS；1、日军的根据地取景地在河北蔚县的西固庄，现在是旅游景点；2、另一处根据地应当是黄花城水长城。

四年前曾经偷偷摸摸的看了这部被封杀的电影，感觉并不深刻，就是因为封杀才看的，人都有逆反心理，你越是不让我看，我偏要看。

所以这部经典之作在我的心态下看到鬼子火烧挂甲台时就没看下去，事实证明我错了，与经典失之交臂！

四年后又一次看到了这部电影，怀着无聊的心情用它来敷衍时间，据说这部电影还是经过姜文无数次剪辑才成片的，少见的国产长篇！

不过看完，我感觉姜文真的是下苦功了，这部长达140分钟的电影，用黑白镜头来表示，直到结束时，才有了一个彩色的画面，可人已消亡，幕也落下...这场黑色幽默如同电影一样还真是黑啊！

貌似当年封杀的原因就是因为这部抗日的电影没有出现一名光荣的抗日DY，而且姜文那时也不听话，私底下送到国外参展还拿了奖回来！

不过抗日英雄还是存在的，那就是影片开头的那个：“我”，这个“我”莫名其妙的就将俘虏的鬼子花屋小三郎和汉奸董汉臣扔到有鬼子驻扎的挂甲台村民马大三家，然后撒手不管，留下的是马大三以及挂甲台全村的恐慌！

围绕如何处理这两个来了的鬼子，全村折腾的大半年，最后愚昧的村民决定送还日本人，并天真的以为还可以换回粮食！

当粮食送到村里，高兴的村民和日军联欢时，却成了鬼子宣布投降前最后的大屠杀！

不在场的马大三得以幸存，可此时的他已经完全扭曲了，长期的压迫已经让他疯狂，他化妆成烟卷商人孤身杀如日俘营，可最后还是让自己的同胞逮捕，并公审处决，可笑的是，对他执行死刑的就是他的俘虏花屋小三郎，前者是愚昧，后者是冲动莽撞，也是愚昧.....我看来姜文是华语导演中最会暗喻的导演！

他总是拿着放大镜把每个年代的特性找到最深刻的那面，并且不动声色的让人难堪，让人无地自容！

这是一部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至今我看过最好的抗日影片！

因为这部电影没有炫耀，他揭露了战争的残酷，还有人性，那一代中国人的劣根性，也许也是每一代！

马大三是最普通不过的中国农民：善良，愚昧，迷信，胆小，懦弱。

这两个鬼子折磨了他大半年，想杀，却怕日本人发现，也怕另一面来要人交不出来，最重要的是他迷信，不敢杀，怕招报应，怕自己女人怀鬼胎，可当其他村民一次次逼的他无路可走时，两个鬼子提出了送回县城换粮食给村民的想法让他看到了希望，就因为他的坚持，鬼子回到了大本营，而且也得到了粮食，在这里，姜文狠狠讽刺了一把，翻译官建议日军队长不用执行契约，结果却招来一句奚落：“我们日本人不像你们中国人那样不讲信用。

”这句话对我来说真的是太刺耳了。

这部反映那一代黑暗的电影被封杀也是因为当代的害怕，应为他真实，姜文在影片中有的俩段也正好反映了这个现象，一刀刘和国民党军官。

一个说的自己经验丰富，杀人从不理亏，还享受世代供奉，慈喜八大臣都是他砍的头，却连个日本俘虏都杀不了。

一个耀武扬威的，借口什么停战条约，代表政府代表人民判了马大三的罪。

对鬼子都下不去手，对老百姓却都很凶残。

果真是“攘外必先安内”的代表。

这部黑白片子最后在马大三的抬起的头颅被斩断时，用马大三的眼睛看到了颜色，鲜红的颜色显得触目惊心。

-“为了最后那片红，把前面所有部分都拍成黑白两色是值得的。

”（姜文语） 这部片子的结局是挂甲台整个村落在大火中消失在鬼子的屠刀下，而国军的抗战将领又让斧劈日本战俘的马大三被已经被俘的小鬼子花屋砍下了头颅。

这就是中国人的悲哀。

为什么一个大陆被一个小岛蹂躏那么多年，是当局的无能，更多的是当代老百姓的劣根性，好客的国人，美美的招待了外族二百年！

这些年中来也有人振臂一呼，可这扬起的手臂往往并不是被外人折断，都是自己人的黑手！

很多时候，不是别人的凶残和强大，而是我们自己的愚昧和自残。

鬼子来了么？

真的来了么？

他其实没有来，因为他一直在心中！

虚伪的国民党高官，身后嚼着口香糖的美国大兵，周围起哄欢笑如同过年一样的民众和跪地等待解脱的马大三形成了一幅鲜明的黑白画面。

我突然想起了电影中两次出现的大鼓唱段：日本人还在的时候，大鼓先生唱着：“……八百年前咱是一家，使的一样方块字，咸菜酱汤一个味儿。

有道是：打是喜欢，骂是爱，八嘎牙路我不见怪，往后啊，咪吸咪吸，皇军他给呀……优西优西，大大地优西，就笑开颜啊……”当日本人投降以后，大鼓先生又唱到：“硝烟散去万民欢，中国人抗战整八年……打得小日本，掘着屁股跑……联盟是中英美苏，大哥是我中华民族……”如此“太平盛世”，马大三你可以真正地合眼了。

曾经把《阳光灿烂的日子》放给比我大许多、在那个年代度过青年时代的朋友看，他们对姜文很不屑，他怎么还玩这小孩的把戏呢，一点儿都不真实，那时候谁有那样浪漫的日子呢。

我就说，特定地点、特点身份的一群少年可能就是那样过来的吧，那是王朔和姜文的少年。

其实我的话未说完，姜文在他的电影里玩了一个花招，他的重点不在故事，讲故事的同时又通过马小军的口不断否定着故事的真实性，用中国人少见的荒诞手法，以及浪漫的光影，不确定的叙述，恍惚的氛围，告诉我们，那可能也不是姜文自己的少年。

他否定了个人叙事的真实性，却又重建了一个属于所有人的少年时代，一种那个时代的少年都曾在心底憧憬过的充满生命力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我们无法知道到底哪个更真实。

姜文只是小小地荒诞了一下，在我的印象中，这却是严守法度的中国电影一个未曾有过的创举，个人的理解和创造力终于登上了前台。

我由此喜欢上了姜文的电影，特别是他对于回忆的颠覆和重新发现。

等待多年之后，姜文带来了《鬼子来了》。

这次风格大变，黑白摄影，影像粗砺，表演激烈，对白密集，由浪漫而沉重，由抒情而思考，告别了童年回忆的姜文把镜头伸入到历史深处，试图对我们的集体记忆来一次颠覆。

这一次，他用的仍然是荒诞，不过，这荒诞已不是艺术家超现实的画笔，而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刀。

姜文知道，越荒诞才越有颠覆力，他不惮在我们的伤口上再深深地剜上一刀，因为那段记忆并不像我们理所当然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永远的伤疤，而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地淡了。

最具荒诞色彩的人物当然是马大山和他的乡亲。

电影一开始，就用戏剧性的手法把马大山置于了一个荒谬事件的中心，作为日占区的一个普通老百姓，他却要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看押一个日本兵和一个为日本人卖命的汉奸。

既不能让日本人知道，也不能杀了他们，甚至为了不让日本兵寻死，还得尽心竭力地款待他们。

对于马大山和村民们来说，这样做是出于一种生命的惯性，本能的生存意识。

他们从此也拥有了一个尴尬的身份，一面是看押日本鬼子的中国人，一面却要放弃恐惧（我注意到，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恐惧而非仇恨），把鬼子作为自己人一样来保护。

发展的结果，两种身份合而为一，在意识里中国人与鬼子似乎没有什么区别，这才有了后来把鬼子送回去的情节，才有了与鬼子的军民同乐。

当马大山给村里人许诺去杀日本人后，连自己的女人都不愿再碰他，因为，在他们的逻辑里，这个日本鬼子的身份已不再重要，“日本人也是人”，是个活生生的人，沾了他血的手，和沾了中国人血的手一样不干净。

电影到这里，反而把马大山和村民置于一个道德困境，在日军刺刀下战战栗栗活人的中国人，倒要为怎么处理一个日本兵而饱受良心折磨。

问题的关键就在良心，他们以为日本兵和中国人一样有良心，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对得住良心的，他们甚至以为可以和日本人讨价还价，而日本人也会像重新得到孩子的母亲那样回报他们。

所以接下来全村人的死，一下子让以前所有的善意揣测和斤斤计较变得那么愚蠢和荒唐。

最后，马大山死在了他曾亲手喂吃喂喝的日本兵刀下，善良和良心在面对疯狂的战争规则时的脆弱和荒诞不经如此触目惊心。

日本兵可以在杀人之前细心掸去马大山颈项上的蚂蚁，但屠刀仍会毫不迟疑地落下，他的荒诞之举是以前的马大山怎么也理解不了的，他们遵循的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

马大山想做日本人的顺民不成，想做个杀鬼子的英雄也不行，因为他的天真，只知有良心，在战时忘了敌我，在战后无视秩序，他只有死。

最初，马大山和乡亲们还是明确意识到了日本兵的身份的，老者和几个后生审问日本兵，他问道：你杀过中国人不，糟践过中国女人不？

我相信他们即便没有家人被日本人杀害，起码看见过日本人残杀其他中国人。

我感到荒唐的是，很多情形下，他们根本不像笼罩在战争和杀戮阴影下的人，八婶争吵时的凌厉架势，村民要胁马大山杀了他们的狠劲，算计马大山藏人是不是得了什么好处，拍得越生动真实，越是让人沮丧不已。

不是要人人都成为抗日英雄，但转眼间就可以忘了自己的处境，真以为中日一家，抱着那样荒诞的想法，要想活命都难。

电影中的看客着墨不多，却让人过目难忘。

马大山被处斩时，呼应国军军官的震臂高呼，从城墙上滚落的人引发的笑声，突然钻到哨兵裆下的猪，在这一刻所营造的荒诞感其锋芒所指是不言自明的。

精心设计的前后出现了三次的说书人，不敢杀日本人的刽子手刘爷，让人可笑的同时只有深深地叹一口气。

吴大维扮演的国军军官在戏台上宣布对马大山执行死刑。

这是第二次，之前，他在同样的地方处决了那个翻译官。

日本战俘要按国际公约由国际法庭来审判，汉奸则可以不经任何正式审判就地正法。

马大山被杀是因为停战后日本战俘是受保护的，而日本已宣布投降后屠戮全村的罪行则无人追究。

吴大维的瘸腿与其说是剧情需要，勿宁说是在隐喻这种荒诞的现实，只有一条腿的正规军，只是一条腿的教条公约和原则，看起来人道，实际上把真正良善者的生命反而视如草芥。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角色：“我”。

这个“我”突兀地将两个大活人交给马大山，说好存放的期限，就此没了下落，因了这，却把全村的人推到了刀口。

这个人物的存在，就如戈多那样荒诞，他在实与不实之间，始终没有正面出现过，却一直悬在马大山和全村人的头上，左右他们的生死。

“我”可以是抗日分子，可以是共产党，对于全村人而言，他是一种和日本人一样可怕的力量，是强加于人的悲剧，是不可预知的命运，也是冷冰冰的历史。

如果说马大山和乡亲们值得同情的话，那只因为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在战争中苟活性命，却承担了别人给的他们负不起的责任。

可姜文仍然硬是把它塞了来，似乎为了考验所有战争中的人。

他要说的是，没有谁能真的置身事外，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责任，“我”不管是某种具体的藏在背后的力量，还是抽象的任人解释的历史，固然不可推卸责任，但普通人如果丧失了正常的判断力，准备袖手以观，他也要为此付出代价。

姜文用纪录片风格的表现手法，给了我们一个荒诞的生存故事，说它荒诞，因为在故事里的每个角色都没有遵循他们应该遵循的规则。

他的意思很明显，在那样一种异常的条件下，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可能仅仅为生存而生存。

要说反省，中国人首先该反省的正是自己的这种生存哲学。

靠抗争可以生存，靠隐忍也许也可以生存，但靠幻想和不切实际的希望绝对无法生存。

在战争环境下，天真地以为能超脱局外，消泯敌我，这本身就是最大的荒谬。

他不光要我们警惕日本人，这大凡中国人都看得出来；他更要我们警惕自己，警惕自己的天真和侥幸心理以及善于遗忘，这种遗忘的可怕，不单是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忘了那时的硝烟，更有今天面对刺刀明天就可以变为看客，忘了自己的角色，浑不知身处何地，与谁相对；他还要我们警惕理论，任何主义都不是绝对的（虽然承认这一点非常痛苦），善良和人道会蒙了真正善良的人的眼，日本人杀了马大山，在另外的地方和时间，不足百年，又有多少中国人死不瞑目？

马大山的眼睛在影片的结尾是闭上了，在他的头落地的一瞬，他终于明白，对于先前的他和乡亲们来说，这个世界太过贫弱和苍白，所以他的眼睛一开一阖间，世间血色一片。

人头落地，姜文也终于证悟，荒诞刀法至此炼成。

他的这把刀剖心斩骨，刀刀入肉三分，把我们最不愿为人见的东西挖出来示人，绝没有我们看惯了的民族英雄，也没有热血贲张的悲壮故事，有的只是沉重的悲哀。

他一方面反省西方视为圭臬的人道主义，一方面直刺主旋律烈火金钢的民族主义，结果黑道白道都不买账，东方西方两不带见，西方人不见得理解他的苦心，只是发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奖项，然后了无声息，绝没有同年的其他华语片那般风光，大多数中国人也还不知何时才能在电影院看到这部真正拍给中国人的电影。

姜文只好背起大刀，做个浪迹江湖的寂寞高手。

江湖中人则庆幸，中国电影有了一条真汉子。

《鬼子来了》：我们自私，我们善良，我们是人民这部电影讨论的人已经够多了，讨论得太多的电影，已经用不着作什么简介。

它虽然没有公映，但绝大多数影迷都已经看过。

也就是说，电影审查局被网络和盗版架空了。

这真是个可悲的事实。

在看这部电影之前，最好先重温一下《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等等抗日老电影，《鬼子来了》的意义，大部分是在同这些影片的对照中产生中，所以某些专业“搞”电影的人说，丫姜文不过就是取了个巧。

至于“取巧”二字是不是足以推翻整部影片，他们没有说。

《鬼子来了》的故事起因，是那个从来没有露面的“我”。

在抗战老电影里，这个“我”总是和人民鱼水深情，在人民的保护和协助之下英勇顽强地抗击盘踞在村口的日本鬼子，成功地打退鬼子一次又一次扫荡。

而《鬼子来了》中的“我”变成了一把顶在马大三额头上的驳壳枪。

这个“我”留下两个麻袋，扔下一句话，说是大年三十晚上回来取，有空替他们“审审”。

马大三打开麻袋，麻袋里竟是两个大活人，一个日军军曹，一个翻译官。

挂甲屯的村头就是日军炮楼，炮楼里的日军天天吹吹打打进村出村，还亲切地摸孩子的头，给他们散糖果，一派“东亚共荣”的祥和气氛。

在抗日老电影里，摸孩子头的，是地下抗日武工队那些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战士。

这个“我”大年三十晚上没有出现（当然不会出现，电影里说要怎么样，结果就不会怎么样，这是常识），马大三面临一个大难题，如何处置这两个活人？

《鬼子来了》中的人民是自私、愚昧、分不清敌我的，它没有给“人民”留下丝毫面子。

我这里的“人民”包括我自己，我丝毫不觉得它是一部过去的传奇就与我无关，我就可以高高在上地说：这就是中国人的国民性啊！

对此，姜文自己解释说，如果抗日老电影对人民的描写是正确的，那么，日本军队就没有犯下屠杀平民百姓的战争罪行，因为他们其实是伪装成百姓的军人。

如果我们要说日军屠杀了中国平民百姓，就必须承认，人民不是抗日老电影里那样的。

但是，《鬼子来了》在这条路上又走过了头，这恰恰是姜文过于自信，以一副解剖别人的姿态示人造成的错误。

比如马大三和村民对“我”的争执，不是显得好笑，而是显得无聊。

把别人看得太笨，证明的其实是自己也不怎么高明。

人民固然不是抗日老电影里那样，但也不至于就是《鬼子来了》里那样，全部中国人，以马大三为代表的挂甲屯村民、城里的伪军队长、清朝刽子手、说书人、妓女、国民党军官和围观的人们，全都以漫画的面孔出现，最终目的都是说：中国人就是这操性。

从这个角度说，《鬼子来了》对所谓国民性的认识，不见得比抗日老电影高多少。

抗日游击队把日军拖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这个总是历史事实吧？

八路军人数在抗战结束后增加了几倍，这个也是历史事实吧？

如果中国人真是《鬼子来了》里这样的，这些人从哪里来？

难道都是驳壳枪顶着额头参军的？

总不能说你看到了黑暗面就是认识深刻是不是？

不过我们可以说，看到了黑暗面，在国家只提倡说光明的一面时胆敢跳起来说，这也需要勇气，姜文就有这样的勇气，其结果就是遭到禁映。

姜文所说的其实是常识，那就是，我们人民，很自私，但也很善良。

对日本人的认识，反而是《鬼子来了》的一个亮点。

我还记得在《地道战》里那个鬼子头目，面对八路的枪时满面惊慌，徒劳地举起军刀，被一脸正义的游击队队长“啪、啪”两枪崩了。

看电影时我还小，鬼子头目的獐头鼠目和八路队长的一脸正义真是历历在目，而那两声枪响也回响到了今天。

当时我就想，日本人这么脓包，怎么三下五除二，就拿下了中国半壁河山？

后来看了《菊与刀》和《武士道》，才知道一些大概。

日本人不可能那么轻易地死在敌人手上的。

所以，我完全理解《鬼子来了》里日军俘虏“宁死不屈”的表现，也完全意姜文对日军小队长见到俘虏回来时的处理。

根据武士道的逻辑，服从命令是他们的天职，他们怜悯一只蚂蚁，却毫不犹豫地砍下马大三的脑袋，这个做作的处理我也意见不大。

张献民在《看不见的影像之<鬼子来了>》里说：“姜文阐述的中日两个民族的差别和与暴力的不同关系，我个人深表怀疑，或更明确地说，根本不同意。

我如果胆敢对汉民族以及汉民族与外人暴力接触有个看法，肯定不是《鬼子来了》中表达出来的那种；对于日本人，基于我个人具体真实的了解，也不赞同他的看法。

”对于汉民族，我同意张老师。

但对于日本人，张老师基于何种个人具体真实的了解而不赞同姜文的看法呢？

有时间再问问他，不过我会提醒他，军人和普通人不同，战争状态和和平时代不同，过去和现在不同，个人和群体不同，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日本给我们带来的灾难。

当国民党军官接受日本人投降后，马大三杀战俘后第二天当即被国民军官判处死刑。

众多的同胞都在嬉笑这看热闹，可能是想着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人生否权当热闹与笑柄。

但是在要求日本军人行刑的的时候日本军官惊了一下并且不敢相信，当即又问了一次翻译官是真的吗？

当时的心里应该是想，这种情况至少如果是在日本，这样的人不可能会被判处死刑，并且是移交给俘虏行刑。

在别国面前不维护同胞，国民军官站在十分客观的角度，不偏不倚，演讲着“这样的人枉为人”，将一个同胞的生命交到战俘手里任由他们行刑，看到这儿真的很痛，很痛……不知道当时我们民族到底被愚弄了多久才会落下这种结果。

使我对鲁迅先生的文章理解得又深刻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