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电侠第八季

在极其失败的剧版映衬之下，影版的《长安的荔枝》简直就像是开了挂一般，虽然看着经费贫穷，但仍以极其尊重原著的态度与大鹏足以令人信服的演出（远胜白客庄达菲杨幂等角色）让本片有了上佳的观感。

不得不说马伯庸的这部作品，以一个小小荔枝使的视角，在精算路途花销之间，上观圣上权贵，下察民生之多艰，个人的命运无常置身于王权将倾之刻，确然精彩。

在《超人》的失望之后，《长安的荔枝》也算让我解了解毒，虽还不知《东极岛》成色如何，好歹暑期档国产影片不至于全军覆没。

如下内容包含少量剧透影片里有一镜头我念念不忘，那就是一盘岭南荔枝摆放装盘，送到贵妃面前，其后镜头几度迁移，最后回到这无人问津的荔枝之上。

这个镜头我想了很久，纵然后面其实还有很多故事，比如李善德为民慷慨发声，比如李善德一家被贬岭南，比如一年后长安沦陷他们因祸得福，比如北望长安，嘴里塞满了长安望而不得的荔枝鲜...但我觉得，既然名曰《长安的荔枝》，不如就稍改这一桥段，以此做结，反倒更有感觉。

下面是一个一镜到底的长镜头：镜头对准骑马入城的李善德马背上的一瓮荔枝。

这一瓮在马歇后立刻被宫内人团团围住，七手八脚扛入御膳房内，掀开瓮盖，清理覆盖的黄泥，从中掏出仍然新鲜的荔枝一串。

镜头继续跟在这一串荔枝之上，几双巧手剪除荔枝枝叶，用水濯洗后，排布整齐，挑出里面最为饱满，色泽亦最为鲜亮的十三颗，剩余之荔枝被剥开品尝以验证滋味是否变化。

这精挑细选的十三粒荔枝，被置入早已准备好的冰鲜承盘之上，一四八垒至三层，所谓“步步高”之寓意。

这三层塔的荔枝，被交由宫内办事最稳妥的太监，让其托着送至贵妃寿宴。

接下来便如电影一样，这几颗荔枝穿越胡旋的西域舞姬，穿过献艺的西洋异士，穿过戒卫森严的禁军将士，穿过前来贺喜的文武百官，最终呈递到了桌面之上。

此时镜头稍微拉远，只见桌面上左右琳琅瓜果，哪个不是平日皇城少见之品种。

镜头继续对焦至荔枝之上，只听一画外音说：“这是右相与鱼总管合力从岭南转运的荔枝鲜十三枚，请贵妃品尝。

”听见银铃般的笑容，只见画面上方伸出一只纤纤玉手，就将拿起那顶层的一颗荔枝。

又一声画外音传来“这是安禄山带来的节目，请贵妃过目。

”那只手缩走了。

而后歌舞升平喧闹之声，而画面一直对着这三层荔枝孤塔。

画面上荔枝周围的空间，字幕尽可打上这十三枚荔枝转运前前后后之价格，收于民脂民膏，填于大唐国库。

字幕尽可说李善德一家之后贬谪岭南之事，重新种上荔枝树，也算求得了内心平静。

字幕尽可再说一年之后安禄山起兵，长安沦陷。

此时那承荔枝小盘中的冰块稍融，撑不住这荔枝塔，顶上的那枚荔枝悄然滚落。

此为结局，现标题：长安的荔枝

至于其余需要讲述之事，用彩蛋等方式周知观众亦不唐突。

既然是《长安的荔枝》，那就让这十三颗长安的荔枝，成为本片的结尾吧。

ps：前些日公司购置桂味荔枝发给每个员工一箱，家中人丁不兴，荔枝吃多亦容易上火，只敢日啖五枚，不几日那荔枝纵然存于所谓零度保鲜冰箱之内，亦不免色变，香变，乃至味变不可食用，一箱荔枝，最终扔之大半，不免心有所惜。

之前也读《长安的荔枝》，顿感时代不同，当年大费周章转运的荔枝，如今已是遍地都是，不再稀奇，只是这巧立名目，剥削民脂民膏之事，似乎从未绝断。

为了这浩大帝国的颜面，为了龙颜一悦，今日用谎言粉饰太平，明日穿大洋挑起争端，大事小事皆要占点便宜，赢而不麻，赢而不倦，如此之帝国，倾倒不也在须臾之间吗？

首先声明，这部电影能感受到大鹏的诚意，小说改编影视难度很大，大鹏导演很有勇气也很认真。

我作为外行人不该做太多批评，只是作为原著读者和一名观众说说我的意见。

影版《长安的荔枝》稍微有一点原著的味道，但是完全做不到原著的鞭辟入里，对于应该深入表现的对立冲突表现得很显白，平民之怒的力度还不够。

先谈谈好的地方。

1. 杨国忠部分的表现很好，压迫感很足，镜头和布景都很好，结尾两人的对峙戏还可以。

佛像之眼运用得很妙：一面看，杨国忠是通过佛像之眼俯瞰众生。

从高高在上的姿态，到他以佛像为背景，都是他掌权的威压的体现。

另一面看，佛像的眼珠就是杨国忠，也就是说整个国家尊之为信仰与规范的其实是这些掌权之人。

这就和主旨相合了。

2. 此外，郑玉婷线表现得还可以，木棉花的支线挺好，在虚与委蛇的官场之外加了温暖的亲情和友情线，更有人情味了。

3.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新解读也不错。

一骑是拼死奔劳的小官，红尘是亲情是长安百姓，妃子笑是底层无人能见的一个虚影，而劳民伤财运来的荔枝则成为一个权力斗争的符号，此时它本身的食用价值已经完全被取缔了，没人在乎它好不好吃——荒谬且悲凉。

4. 苏谅的改动有好有不好，他的所作所为确实像一个富二代，年龄下调，比较好炒cp，大家更能接受。

但是，李善德在荔枝专运中的背叛感被苏谅的无条件原谅消解，致使最后的对峙戏情绪没有被拉到高点，这是遗憾之处。

接下来就是问题所在了。

1. 杜少陵人设改。

原著的杜甫其实承担了理想主义对照组的作用，他没有韩洄（这个人物电影里删了）那么圆滑，也没有李善德这么憋屈。

他对于苍生的理想主义是李善德最后幡然醒悟而怒发冲冠的重要关键。

可惜电影里把杜甫改成了一个深谙官场之道，甚至可以点醒李善德的人。

大家看得时候不会觉得奇怪吗？

这样一个杜少陵，为什么后来会漂泊至茅屋草堂呢？

OOC啦家人。

2. 重要情节删节。

这也与1息息相关。

我看原著是印象最深的就是这里（后附图），杜甫前面提到的长安门旁上好坊和后面李善德竭力于贵妃生辰之日抵达的上好坊实际上形成了呼应。

极尽奢靡繁华的城中有这样一片荒凉悲戚之所在，这种鲜明的对立刺痛了李善德的神经。

本质上李善德还是一个读了书当了官的上层阶级里的底层， 真正的底层生活彼时他还没能完全感同身受。

是这些细节敲实了李善德对于黔首黎民的深切同情。

电影里居然没了？

没了？

3. 鱼朝恩截杀的不合理之处。

原著的截杀其实来自于岭南赵辛民，林邑奴也是在这里牺牲的。

不过从创作者的角度想，这里的改动成全了荔枝四人组中的三人的重逢，与苏李二人的解开心结坦诚相待，这样的改动也就好理解了。

那么不合理在哪？

这很简单，李善德带的是圣上要的千里迢迢从岭南运来的荔枝，拿的是杨国忠的令牌，肯定时刻是有人盯着的，此外，这么大张旗鼓的陷阱和截杀，后期根本不好通气伪造，这种破绽属于鱼朝恩自寻死路，被杨国忠抓到他可别想混了。

从样貌就能看得出来，鱼朝恩是新秀，他其实是没那种能力跟杨国忠正面抗衡的，至少他们二人需要明面上的和谐。

但是电影里面两人的叫板已经到明面上了，就有一种把圣上当傻子的感觉。

特儿戏这就。

4. 更儿戏的来了。

圣人“国忠办的”一句的突兀之处——这句话反而使得圣人成为呈现争斗的工具了，事实上他应当是隐身的，这种隐身才能表现出阶层的森严与稳固。

杨国忠后面提到的那个“提了一嘴蜀地的荔枝比岭南的好吃”的人，其实是高力士。

杨和鱼的争斗其实都是在真正位高权重的高的掌控之下。

电影把这一环节隐去了，应该是为了叙事的精简考虑，不过他不仅隐去了高力士，还把高力士应有的角色任务移交给了圣人，这不仅严重削弱了电影该有的zz恐怖感，整体观感也有点搞笑。

细想了一下，圣人说这句话可能是为了讨贵妃的欢心，毕竟右相国忠是贵妃的人，但是贵妃在这部电影里明显面目模糊，这又矛盾了。

这句话不应该由圣人直接说，而是应该由杨国忠自己介绍才对。

《长安的荔枝》核心问题就两个，一个就是小民之怒，另一个就是官场博弈。

前者通过杨国忠令牌下人民苦楚与李善德的摊牌直斥表现，后者主要通过李善德在拿到令牌前后的待遇对比和杨鱼二人的抗衡。

整部电影是是前者表现得少，后者表现得浅。

总体而言，我给6.5/10，是一部较有诚意的商业片。

当然，我说的这些肯定有偏颇之处。

影视创作者要考虑的东西还有很多，首先就是，如果真的像我说的这样加很多的人物和情节在里边，会不会显得很冗杂，作为电影的观感会不会变差？

所以他必须要做减法，他要突出重点亮点，抓住观众的注意力才可以。

因此，他的一些取舍我不能一锤定音地否定，我不能以我自己的观感概括所有观众的观感。

我只是以一个读过原著的人的角度来说。

最后还是得说一声，大鹏是一个认真的导演，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未来会更好的！

p1-3是原著杜甫提到的上好坊，p4-6是李善德抵达的上好坊。

整体完成度尚可。

与剧版相比，聚焦主线，节奏紧凑，但毛病不少。

一是，除了大鹏自己演的李善德，几乎所有角色都浮皮潦草。

何启光、赵辛民一线，除了给块牌子，没有对故事产生任何影响，林雪恶狠狠地射了个靶心，结果啥事也没发生，就蹭一下不进来。

连蹭都没蹭上的就是宋小宝、付航、刘旸和那帮莫名其妙的香蕉园的人物。

喜剧圈的一帮流量全来混个脸，大鹏的面子都给足了，但消耗了大量节奏，代价就是与关键人物苏谅、阿僮、林邑奴的三条线都是流水线，没有抓人的关键性发展。

尤其是苏谅这条线，他与李善德之间的权钱交易何以转化成可贵的友谊，缺可信的铺呈。

阿僮一线，李善德就干了半天农活，她就把所有荔枝保鲜之法全盘托出，李善德对转运之法的唯一贡献就是悟出来“运树干”，给人感觉运荔枝好像不是很难。

二是，正因为前期转运之法来得过于轻松，为了体现此事之难，必须增加很多戏剧冲突，就属于“没苦硬吃”。

典型的就是三场戏：一，林雪请吃饭，李善德刀架脖子上都不愿意去，这是啥情况？

就为了拍一场马戏一样的动作戏。

不然何启光和赵辛民真没啥戏份了。

二，八个驿站逃了人，戏肉放在苏谅带船救场。

不是，你李善德火急火燎地在山路上跑，你苏谅走水路都能救驾，那干嘛不直接走水路？

为了圆这个漏洞，苏谅貌似解释了一大通，但我很认真听了也没听明白。

林邑奴跑断腿传信，为何带回来的是苏谅？

只有一个解释，剧情安排。

三，鱼朝恩安排的最后伏击战，更是为了动作而动作，而且动作编排极其技拙。

其实是可以改的。

剧情得让鱼朝恩做个恶，这个我同意，但不要安排拙劣的伏击，可以安排那八个空空的驿站。

先前有场戏是右相榨取民脂民膏，驿站百姓苦不堪言，但没说要逃。

然后是鱼朝恩与右相矛盾爆发，改写这一场，鱼朝恩对下属说“荔枝不能运来了，再添把火”，再剪驿站百姓再被鱼朝恩势力压榨一道，由此权力之争转化为压垮百姓生计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驿站空了，成了转运之途中最大险情。

然后林邑奴跑死了，马儿也都跑死了，不妨碍李善德最后的“一骑红尘”。

三是，喜剧成色不佳。

确实大鹏身上的标签摘不掉，喜剧类型终究要混合进去，但勾兑得很生硬，也很低级。

本片的主旨是前后割裂的，前半场是“职场牛马”，后半场是“江山社稷”，喜剧元素质量不高，导致只能加在前半场，而且加得很浅薄——领导画大饼就拍个啃大饼，衙门踢皮球就拍个踢蹴鞠，这是小学一年级的“看图猜成语”，卓别林时代的喜剧技巧都要高明很多。

加上各种莫名奇妙的网络流行语的乱入，不断消解了前期李善德接下“死差”的绝望感。

一边是大号字幕写着“离庆典还有多少天”，一边是大鹏与白客挂满算命符行走街巷，这种油腻的安排相互冲突，让观众找不到合适的心情去期待后续的剧情。

四是，一些电影手法实在让人受不了。

大全景的航拍，中间非要来个加速，毕志飞点了赞；大鹏与白客挂满算命符并排行走街巷（没错我就要吐槽两次），陈思诚点了赞；然后是木棉花的特效，好家伙，都能铺满长安城了，这CG感，艾莎女王点了赞，我都想唱《SHOW YOURSELF》。

不知为什么要这样拍这样剪，观众的审美已经越来越高了，别期望我们在这种镜头前鼓掌。

目前看，专业影评圈对大鹏一片赞誉。

看来大鹏人缘不错。

————————2025.7.20补充回应——————1.有友邻好心给我解释苏谅最后救场的剧情安排是怎么回事，统一谢谢。

也有人讽刺说我电影都没看明白还搞批评，我就笑了。

这一段的问题之关键，不在剧情内苏谅救场的合理性是否表达清楚，而是在剧情外苏谅救场这个设计是否合理。

到了最后运输这一段，对李善德来说，心理基调是凌冽严峻的，因为李善德此时生理上到达体能极限，心理上背负的是“众叛亲离”的债，时间紧迫，生死攸关，弦是紧绷的。

他是内心良善的小吏，此时负了苏谅，负了阿僮，这是戏的力量所在，所有剧情安排理应往加重他心理负能量的方向使劲。

在这个阶段，小说也好，剧版也好，苏谅都已经离开主线，因为提供负能量的功能已经完成。

但电影版的这时，苏谅犹如救世主一般出现，之前积累的那一点负面情绪消融了。

友谊万岁！

我原谅你了！

我要走自己的道！

你最终还是得靠我！

他越是慷慨激昂，越是在把情绪节奏往相反方向拉。

苏谅长篇累牍地解释一段，就是在找补。

电影节奏快，台词这东西，写的时候应该尽量避免长长的一段，如果非要写得很长很绕，也必须是推动主要矛盾的关键信息（况且哪怕是这样都是很差劲的台本）。

但是苏谅这段又长又臭的台词，就是在为自己的出现找补，无关剧情，只是在补逻辑，为的就是这一段廉价的、错误的慷慨激昂。

2.我一般没兴致也没时间写长篇。

推动我写的动力，一般就是一种逆反——当市场营销往一个方向点火（不管是吹捧某作还是贬低某作），而我个人观影感受却与之相背离时，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睁眼说瞎话，就会写一篇长评论吐吐槽。

近年来，我吐槽国外电影的多，批评国内的少，呵护国内为主。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观众不配看到更好的国产电影。

我最愿意看到国产电影崛起，但应该是真正的崛起，而不是捧杀。

电影版《长安的荔枝》整体完成度是不错的，尤其我特别认可最后荔枝送上桌的这一段（这段确实拍得好）。

但上映之前，很多营销号都吹得太过了，调门起得太高，接不住。

这对电影圈不是好事。

大鹏身为导演，才华横溢，我说的电影里毛病，他不可能不知道，但还是这么拍，就是为了迎合制作方所理解的市场需求所做的妥协。

我希望这些批评不管有没有道理，能帮助国内电影人多一些创作上的坚持。

影市低迷，但不能捧杀，这个市场呼唤更好的电影，也值得更好的电影。

如果能多一点坚持，本片肯定能更上一层楼。

电影拍出来了，就会永远留在历史中，供后人评说。

编剧导演写着大鹏名字呢。

马伯庸是理科出身，这个故事也是理科生的故事。

小镇做题家李善德考上北大数学系，毕业后考公做了公务员，没想到清水衙门真的是清水，工作了二十年还没买上房，最后在佛系银行和房产中介的双双诱骗下，买了一套回龙观住宅。

李善德月薪九千，但房贷有两百多万，北京居不易。

这天政府搞了个科研项目，他以为是个好事，结果发现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扯远了，我们还是说回唐朝。

马伯庸的理科思维体现在这个故事里就是：如何能在唐朝这种技术、交通都极其有限的环境中，把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的荔枝从岭南送到长安？

Google地图显示，广州到西安，公路距离1626公里，三千里地。

古代马的速度大约一天八十公里，则需要二十天才能到达。

如何在现有的条件下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是这个故事的戏眼。

本质上，这是一个地球上的《火星救援》，唐朝版的《挽救计划》，我把它称之为古代科幻类型片，即我们现代人轻松能做到的事情，放到一个技术更低、时间更早的年代，那时候的人们会怎么做。

于是本剧中激动人心的环节都是技术的胜利。

李善德发明了AB test（甚至是ABCD），做了实验组和对照组，为记录实验结果而发明了Excel，甚至是Gantt Chart的项目流程管理图。

这才是技术干部的伟大胜利，是我们小镇做题家的荣耀时刻，如同《火星救援》里的马特·达蒙种出了土豆，《挽救计划》里的宇航科学家找到了和外星人的对话方法。

可惜，电影没有集中在这些实验、论证、失败和成功的情节上。

马伯庸为了让书篇幅长一些，加了政治斗争和忧国忧民的情节，而电影为了观众市场，又加了武戏和感情戏。

这就使这部电影看起来像三部电影：一部唐朝科幻，一部主旋律，和一部武打片。

政治情节是为让技术部分更丰满，这个能理解。

但如果能把林邑奴的情节全部去掉（这段书里本来也没有很大篇幅，电影加上也不够时间叙述），船上和路上的打戏去掉，而把重点放在唐代全国水陆交通和荔枝运输实验的得失上，李善德最后孤单英雄单骑送荔枝进大明宫，身后飘着木棉花瓣的高潮场面一样能用上，而我们小镇做题家观众会觉得更好看。

比如，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全水路比陆路的荔枝坏得更快？

和海风和湿气有关系吗？

走陆路的话，广东往北只有一条梅关道，翻过大瘐岭就是赣州，直到我的家乡吉州，大家都可以吃到新鲜的荔枝，江南西道功不可没。

但为什么之后往西走湖南从汨罗江到江陵要比走九江沿长江逆流而上要好呢？

建国之初就修了穿过湖南的京广线，而放弃了经过江南西道的京九线，也是这个原因吗？

联想到今日坐地日行八万里的高铁，这本该是个多好的古今地理公路统筹管理题材啊。

大鹏好，白客非常好，杨幂自从看过《酱园弄》之后对她印象改观了。

庄达菲不是一般的差，刘德华……就还是刘德华。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杜牧的诗也是想象。

但他想象得妙，短短二十八个字，长安回望，千门次第，妃子一笑，无数个意象成了千年经典。

这部电影最遗憾的是没有拍出山顶千门“次第”开的场面。

虽然宫门为李善德打开了，“无人知是荔枝来”也拍出来了，但站在骊山上，回望郁郁葱葱锦绣成堆，烽火中单骑而来，山顶的重重宫门为妃子的一笑而打开，本应该是这部剧的高潮，也是马伯庸从一首诗写到一本书的最初灵感来源，本来能用视听语言表述的美、肃穆、时代技术的悲壮凯歌没有表现出来，可惜。

看完《长安的荔枝》，我着实愣了好一会儿，不知从何下笔写电影日记。

这种踌躇并非源于影片本身难以评述，而是片中岭南荔枝转运的层层困境，与我作为国家注册城市规划师时亲历的种种体制困境产生了惊人的共鸣，那些年我奔波于五六个城市之间，与各管理部门周旋时遭遇的结构性难题，与片中"荔枝使"面临的官僚困局相似的有点吓人！

更令人唏嘘的是，我们最终都选择了同样的"出路"：就像主角李善德被迫贬谪岭南却意外觅得桃花源，我当年无奈转行离开那片让人窒息的职场丛林，如今看来竟成了一种命运的馈赠。

这部看似讲述盛唐传奇的电影，实则是穿越千年时空的职场寓言，将中国职场文化的深层密码赤裸裸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作为一个摸爬滚打十一年的"老江湖"，我想从主流影评未曾触及的角度，解码隐藏在"荔枝转运"这个历史典故背后的九条职场生存铁律。

长安的离职：9条潜规则《长安的荔枝》电影日记_哔哩哔哩_bilibili今天是，2025年7月20日，这篇电影日记关于《长安的荔枝》。

1.会议、面子与出头鸟规则1：大事不开会，开会无大事。

电影里同事们一片热情洋溢，可能协助李善德真正解决问题是在哪儿呢？

是在驿站？

在岭南府？

还是田间地头？

会议从来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地方，它就是个舞台，各路牛鬼蛇神在上面装模作样，表演对上级的忠诚，借机发泄自己的不满，甚至互相勾心斗角。

就看李善德转运荔枝成功前后，那些同僚和领导态度变得比翻书还快，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真正关键的较量和交易，都在推杯换盏的饭桌上呢。

记住了啊，“开会就是唱戏，酒桌才是动真格的地方”。

在饭桌上可得管好自己的嘴，一不小心放松警惕以后说出的真心话，一不小心被捧杀以后飘了的心态，一不小心醉了以后签的字，说不定就会变成伤害自己的利器。

规则2：面子比里子重要。

“面子”可是维持权力结构的关键。

电影里杨贵妃的生日庆典，看着是给杨贵妃过生日，实际上就是为了向四方展示国力，震慑那些外族，就是个面子工程。

哪怕为了这个耗尽老百姓的力气，也不在乎。

现在的职场也是这样，就像《年会不能停》里讽刺的那样，企业就算再困难，对外的面子，比如年会也绝对不能停止举办。

“长安的荔枝”就好比那个时代的“PPT大法”，核心技术，水路联运、保鲜运输可能有了很大的突破，但故事千里送鲜荔枝必须讲得精彩。

记住了，不管实际情况咋样，表面上得营造出繁荣的景象，这可是获取更多资源的关键。

规则3：枪打出头鸟。

电影里最让人觉得冷酷又悲伤的，就是李善德跑去跟杨国忠说荔枝转运这事儿耗费了多少民力，对国家根本有多大损害，他还天真地以为说出真相能让杨国忠良心发现。

结果呢？

差点当场就丢了性命。

先不说这件事李善德心里其实是有一丝荡气回肠下，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的自恋感觉，我们就只看看那些处在高位，还做出疯狂决策的人，还有改变的可能吗？

他们的想法早就被复杂的利益关系和自保的想法给固化了，你想去改变他们，就像拿鸡蛋碰石头。

记住这个道理，揭露这些人的真相，想去劝他们回头，不仅没用，还可能给自己招来大祸。

因为那些既得利益者，一般非蠢既坏，坏的话，要么是早就给自己找好了退路，你说的话对他们来说就是麻烦；蠢的话，要么就是特别爱面子，绝不能容忍在你面前显摆你的信息量。

遇到这种可以拯救大局的时刻，多问问自己，是不是太自恋了，这么大的摊子，轮到你来拯救吗？

2.能力、管理与利益分配规则4：说你不行，就不行。

职场上对一个人能力的评判标准，永远不是真实的成果，而是管理者嘴里的判定。

就像李善德运荔枝这事儿，“别人要是觉得你行，你就算不行也会被说行；别人要是觉得你不行，你行也得被说不行”。

更麻烦的是，有时候你在绝境中拼死拼活成功了，结果却可能给自己的职业生涯带来大危机。

“荔枝鲜运长安”这事儿，本来就是权力斗争中杨国忠，给鱼公公挖的坑。

鱼公公想的是怎么止损避祸，要是李善德搞砸了，他就把李善德当弃子；可李善德偏偏成功了！

这不仅打破了权力斗争原本的平衡，让杨国忠虽然表面风光却暴露了更多问题，还彻底得罪了设这个局的背后主谋。

所以说啊，有些所谓的“功绩”，完成了反而可能变成罪过。

该不行的时候，一定要怂。

规则5：有技术当不了管理。

可别对领导抱有啥不切实际的幻想，在你擅长的专业领域，领导的认知水平一定不如你。

那些真正厉害的人，很多都因为各种繁琐或者要命的规则，根本爬不到权力的高位。

在职场里，多看看那些话不太多，时不时还帮你解决一些技术问题的老员工，说不定才是本来应该当管理的人。

所以实际情况下，你头上的管理者，大部分都是那种“混日子等退休”的人，他能坐到那个位置，关键不是他有多懂，而是他敢接那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敢在更大的管理者面前吹牛，然后把自己的前途都押上去赌，赌赢了，就能飞黄腾达；赌输了，就像电影里一样，有李善德这样的人给他兜底。

所以说，管理者的位子是赌出来的，而你就是他豪赌的筹码。

规则6：别让手底下的人喝不到汤。

李善德没能把荔枝运好，有个问题就是在各个环节都没有给别人“留点儿好处”，像驿站的人、漕工、地方官员这些“底下人”，要是都能从他这儿捞到点油水，不至于最后只有苏凉和佣人帮他。

当然这些油水，要可控，千万不能超过管理者给定的原则。

职场可不是个干干净净的真空环境，利益的流转很正常。

要是你太刻板，一点好处都不给别人，上面的人可能觉得你不懂事儿，反而把你排除在核心圈子之外。

关键是要把握好这个“度”，让出一些不影响根本和原则的小利，就好比古代新朝重建皇城，看着好像浪费，实际上能让工匠有活儿干，盘活经济，巩固根基。

水太清了就没鱼，人太计较了就没朋友。

当然，这水要浑浊到什么程度，能保证里面的鱼的活力，以及整个鱼缸不要崩掉，这就是管理的艺术了。

3.成功、助人与家庭规则7：想成功的都是傻子。

李善德的悲剧就在于，他真的相信自己能在长安城出人头地。

这种盲目相信的“长安梦”，其实是管理者编出来，然后在民间到处传播的“成功学神话”。

这类故事为啥能吸引人呢？

就是用少数人的“奇迹”，让大家不停地付出，却很少有人告诉你，知足常乐才是真。

电影里，李善德心态一直非常蓬勃向上，甚至被贬到岭南的时候，还想靠自己的力量救活被砍掉的荔枝，直到电影结尾李善德在荔枝林里疯狂吃荔枝，那一刻，才是他心态崩了。

他奋斗一辈子的目标，原来只是权力游戏里的一个虚幻道具。

所以啊，大家得看清成功学的本质，它就是个概率游戏，别被那些宏大的说法忽悠了。

有时候，自己脚下实实在在的地方，比那些像海市蜃楼一样的“长安梦”靠谱多了。

规则8：别帮助弱者。

电影结尾，商人苏谅让他哥哥找岭南的荔枝姑娘，再让她告诉李善德长安陷落的消息，这其实就是暗示让李善德避难。

但苏谅自己没直接出面帮忙，这可不是苏谅无情，而是一种智慧。

对于一个曾经因为误会和你反目，甚至在你看来背叛过你的人，他要是直接帮你，很容易让你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慢慢地你就会依赖他，失去独立生存的能力，最后变成一个没担当的人。

记住，对这种忘恩负义的人，直接帮他其实是在伤害他的灵魂，也会白白消耗自己的精力。

规则9：跟家人说实话。

李善德为了给老婆孩子弄个“长安户口”，差点把命搭进去。

现实里也一样，家人常常因为不了解实际情况，被拉进和邻居的物质攀比里，这就会让职场上的人更想冒险去追求那些虚无的东西。

解决办法就是，跟家人说实话，把风险讲清楚。

就像电影里李善德老婆那句“我嫁的是你，不是长安”，为啥能说得这么通透，就是因为她经历了那晚，百辆马车最后死到只有丈夫一匹白马的时候，她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

当家人知道风险和收入到底是咋回事，他们往往更愿意选择安稳，而不是那些不切实际的虚荣。

家是让人安心的港湾，可不是用来争名逐利的地方。

但千万不要再崩盘的前一天晚上，再跟家人说。

《长安的荔枝》把“一骑红尘妃子笑”的美好外表剥开，是权力像机器绞碎个体理想，让人性的温情变了味的残酷现实。

它用荔枝的红色，染红了李善德，也染红了从古到今每一个在职场里艰难前行的人的路。

好的，以上就是《长安的荔枝》。

如果是先影后剧，那真的口碑跟票房表现会比现在好得不止一点...参考当我说去看了荔枝，我同事问我：？

不是电视剧吗？

你又看一遍？

谁懂我内心的崩溃...拜剧版所赐，上映前就有“质感差”“剧情魔改”“严重注水”“新角色抢戏”的关联标签，哪怕影版从节奏到质感再到最后的拔高，全方面尊重原著、认真考究、甚至有些“独辟蹊径”的意思，但因为从为剧版的播出早就消耗了一大部分观众和ip粉的信任，导致口碑真的在前期受到重创，甚至于路人夸它自动自觉被打成“水、jun”（对，没错，我就被打成过，我真的会无语）冷知识，电影三月份就已经定档，无奈还是被剧版抢了一手，糟糕的完成度直接拉低IP好感。

哪怕电影带着诚意杀出来，把剧版丢掉的“故事性”捡了回来，把“运荔枝”的主线拍清楚，把人物每一步的动机、困难、转折都完完整整的呈现，把小人物掀桌的反抗勇气诠释的淋漓尽致，敢骂、敢拍，尖锐地讽刺职场压榨、底层百姓的血泪经历，也抵不过一句“剧版那么烂，电影能好到哪去？

”如今影版被剧版拖累的局面，就很像现实版“长安的荔枝”主创团队像李善德一样兢兢业业地运着鲜荔枝，却被“荔枝煎”提前截胡摘了果子，现实往往比影视作品更加魔幻

谈标题所言的问题前，还是先夸夸电影的优点吧。

（一）相较原小说，电影《长安的荔枝》在部分情节修改和细节加工方面，做得还不错。

譬如，小说中李善德最后一次带着队伍从岭南出发后，由于一直打前站，叙事以其主观视角展开，所以我们不太清楚从岭南启程的浩浩荡荡的队伍最终抵达长安时怎么就剩下了“一骑”，马伯庸只是一笔带过：“九成九的荔枝由于各种原因中途损毁了”；而电影交代得非常清楚：八个驿站逃驿，导致大部队停滞解散（小说中逃驿的只有黄草驿一驿），鱼朝恩最后关头又派杀手追击，使得转运队除李善德外全军覆没。

从解释“一骑”的角度出发，电影的改编思路是对的。

马伯庸的交代不仅过于省略，仔细想想还有漏洞：任务到最后有了杨国忠银牌的加持，先前互相推诿的各部门已然通力合作，在人力、物力、资源配置皆到位的情况下，“以朝廷近乎无限的动员能力”+李善德的大数据精算，按道理讲：这最后一次转运是不会耗损“九成九”的人马的——电影给出了详尽原因，而原著中一驿的损失明显不够。

荔枝抵达皇宫后的桥段小说中也没有，电影添加的还不错：镜头跟随被精心摆盘的荔枝一路端到皇帝和贵妃面前，但这耗费了无数心血和生命的荔枝，贵妃一口都没吃，它跟其它被精挑细选的皇家贡品摆在一起，显得毫不起眼——真是“上面一句话，底下跑断腿”，可到头来，原来上面并不在乎曾说过的话。

这无情一幕所展现的批判力度还是很到位的。

此外，电影加强了对百姓困厄、人间疾苦的描绘。

原著中，李善德怒斥杨国忠时转述的“民生艰难”在电影中变得直观可见：除了对黄草驿村民生活的预先铺垫，李善德第一次从长安出发时，镜头就给到了饥肠辘辘的逃荒群众和走投无路的山林盗匪。

看来大鹏还是能弄明白这部小说最大的批判对象的：这个剥削民众、只为一人的皇权体制。

正因如此，电影增强了对原著中饱受欺辱、生而为奴的林邑奴的刻画，加了很多他和李善德之间的善意互动；相应的，胡商苏谅和峒女阿僮的戏份则有所删减——代价就是相较林邑奴，这两个角色的塑造都过于扁平。

再看画面细节方面：剧组显然在刘德华饰演的杨国忠身上花了不少心思。

我印象较深的是杨国忠殴打李善德使用的“武器”居然是禅杖（小说中为月杖，打马球用的），讽刺意味昭然若揭。

还有一幕，杨国忠听到鱼朝恩宣读圣旨时从偌大佛像的眼睛中现身：他就是“佛眼”，整个招福寺的出家人跪拜的其实是他——也就是权力。

纵观全片，还是该为大鹏的勇气点个赞：李善德怒斥杨国忠的那些话包括安史之乱爆发后的情节，依惯常经验，我本以为电影会给予一定的“软处理”，但影片最终呈现出的内容，与原作相比几无改动。

以上是对电影《长安的荔枝》优点方面的总结，但可惜的是，这些优点只存在于个别段落和镜头设计中。

总体而言，这部电影的节奏（节奏过快并非节奏合理）、人物（李善德高压焦灼的精神状态和绝地反击的心路历程）和任务（一波三折的艰难险阻和不断调整的计划迭代）都没处理好——这和原作的体量有一定关系。

马伯庸的小说，扩充成几十集的电视剧必然会“水”；而要改编成两小时的电影，其人物和情节线又未免太多了——虽然剧组已经删掉了一些角色（韩洄和高力士），但又添加了不必要的角色：如宋小宝饰演的只为提供廉价笑料的算命师和魏翔饰演的苏源（都是原著中本来没有的角色），暗恋阿僮、频繁唱歌示爱的香蕉园果农和杨幂的“大逼兜”贤妻人设在我看来都是毫无必要的。

若能删掉这些无关紧要的角色，将花在上面的时间分摊给另两位主角（苏谅和阿僮）并着重刻画荔枝转运方案及保鲜思路的酝酿至成熟过程，成片效果会好很多，观众也会更加共情于李善德的百折不挠和聪明才智。

其实原著中详细介绍的转运方法和保鲜方式（分枝植瓮并盐洗隔水）电影也拍了，但呈现的实在太仓促，没看过小说的人甚至会反应不过来。

如果说小说对任务从出现到最终完成的过程描绘有点“头重脚轻”（李善德的内心危机和颅内演算很详细，只有“一骑”抵达长安的结尾很仓促），那电影的改编则恰好反过来：有点“头轻脚重”——为照顾三幕剧结构（交代-危机-高潮），电影将小说中部出现的“暗杀桥段”置于结尾并拔高规模：一场惊心动魄的动作戏符合“最后一分钟营救”么。

先前讲过：从只剩“一骑”的角度和片尾需要场高潮戏的戏剧逻辑出发，这场动作戏的添加是对的；但要从原小说所展现的大唐官场逻辑看，这场戏的出现又完全不对。

（二）为什么不对？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必须先搞明白：《长安的荔枝》小说中展现的官场逻辑是什么？

是那句著名的“和光同尘，雨露均沾，花花轿子众人抬”么？

是。

但这只是最表层、最浅显的逻辑。

我在上篇文章中谈到了小说中未言明的大唐官场的真正逻辑：在一个“取之于民、用之于上”，以天下奉一人的皇权社会中，整个官僚系统都是围绕着皇帝一个人的需求打转的。

这时就会出现两种情况——1、当皇帝的任务不靠谱、皇帝的需求不可能被满足时，这任务就会成为一道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催命符”。

基于保命避祸的人性起码本能，这任务就会被“层层下压”，直到压在最“下”的那个人身上——九品芝麻官李善德是大唐官僚体系中最底层的存在。

他身后除了“民”外，已经没人了。

不压给他压给谁？

2、可当皇帝的任务有了眉目、皇帝的需求可以被满足时，这任务又会成为一道人人都想争一份的“香饽饽”。

基于谄媚升迁、一步登天的欲望野心，这任务就会被“层层上夺”，直到被最接近皇帝、最靠近核心权力圈的大人物夺走——小说和电影中的杨国忠，就是这样一个人。

从“层层下压”和“层层上夺”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就能看出：如果皇帝的任务被使绊、被无视只可能出自一种情况：就是这任务根本“不可能”且只停留在小人物手里时——这也是为什么当李善德研究出荔枝转运+保鲜之法时，还会被中央各部委踢皮球的原因：他虽然提出了方法，但由于那会儿的他依旧是个小人物，他说的方法就“不配”成为方法，所以这任务仍被视作“不可能”。

而当李善德的方法获得了杨国忠的背书，那他的方法就是方法了，这任务也就即刻成为“可能”了，所有人必须听命。

在一个“只为一人”+“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体制中，绝对不会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当皇帝的任务有了可能且被大人物接手后，这任务再被无视跟破坏。

不如想想岭南经略府前倨后恭的态度：何履光先前敢于粗暴对待李善德，是他自认这任务绝无可能且这任务目前只有李善德负责；可当李善德返回长安、转运之法已然成熟且任务已跟杨国忠有关时，他一区区地方高官还怎么敢不乖乖就范、全力配合？

说到这儿你就该明白：电影中描述的当鲜荔枝即将运抵长安，鱼朝恩仅仅出于气愤（被杨国忠当面暗讽）便派杀手在长安城外狙击李善德的一幕是绝不会发生的，这情节太想当然了。

既然影片设定是鱼朝恩的权势不及杨国忠（片中鱼见杨自称“奴才），杨国忠一介入他便认怂并将任务拱手相让，那他后来又怎么敢去破坏这一被杨国忠揽走的任务？

——须知此刻皇帝和贵妃正等着吃荔枝、朝廷上下都知道李善德得了杨国忠的银牌且都参与了荔枝转运，鱼朝恩是吃了熊心豹子胆，敢把这事儿搅黄？

这完全违背了“以天下奉一人”和“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政治逻辑。

杨国忠前脚没走几步，鱼朝恩竟公然对手下说：“我看这荔枝就别到长安了”——电影所展现的高层权斗，太小儿科了。

我明白编导的想法：鱼朝恩不忿功劳被杨国忠抢走，想捣毁任务好让杨国忠在皇帝面前丢脸甚至被问罪。

但这完全是不可能的：就算鱼朝恩杀了李善德、毁了鲜荔枝，杨国忠没嘴么，他不会调查么，他不会跟皇上解释一切么？

——那你鱼朝恩还怎么活。

何况鱼朝恩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离长安近在咫尺的山上痛下杀手，这么拍“戏剧冲突”是有了：可这么大的动作、这么近的距离，一旦走漏消息或有一人漏网，鱼朝恩此举都形同自杀。

虽然“派杀手”的情节原著也有，且出自级别更低的何履光之手，但结合先前论述，我们对比一下这其中的微妙区别：1、何履光派出杀手时，任务还只在李善德一人手里，既无大人物背书，更没惊动朝野各部门，何履光只是恐惧一旦小人物干成了这事，皇上会怪罪他这个地方官办事不利；2、何履光是趁月黑风高夜的晚上悄悄动手，书中写道：（赵辛民）“只消调遣节下一支十人牙兵队，尾随而行。

一俟彼等翻阅五岭之后，便即动手，伪作山棚为之便是。

”（何履光）：“不成。

等快到虔州再动手，便与岭南无关。

圣人过问，便让江南西道去头疼吧。

”——看清没，就算皇帝的任务处在“不可能”阶段时，官员能做的也仅仅是阳奉阴违的甩锅嫁祸，而不敢明目张胆地破坏。

像电影中那样：何履光在众目睽睽下大张旗鼓捉拿李善德，其实都不太可能会发生。

勉强替剧组“圆”一下的话，这一幕还能解释成：反正那会儿李善德还没几个人认识，更没大人物当靠山，何履光就算将他抓了杀了，大不了事后再将当时围观的百姓也全杀掉，此消息就不会透露、“烂”在广东了。

但在李善德已然成为“大人物”、朝廷上下都参与进来且任务即将成功的情况下，居然还有人敢去破坏这任务，绝无可能——莫说鱼朝恩的势力不如杨国忠，就是鱼朝恩的权势超越了杨国忠，都不可能。

在此还是建议大家去读原著，看看真正的高层政治人物是如何争斗的。

首先，他们都不会像片中人那样去说话。

鱼朝恩绝不会说：“你就随便找个老实人坑”；杨国忠也不会当面嘲讽政敌：“这‘鱼’大得有点碍眼”。

这个层次的人，不仅不会把话说直说透，就是真斗起来也不会亲自出面。

小说中展现的权斗过程是这样的：吃岭南荔枝这点子是高力士为讨好皇上和贵妃提出的——任务层层下压到李善德这——在李善德酝酿出详尽的转运方案后，功劳被鱼朝恩“截胡”——高力士不满同为宦官的鱼朝恩借此事坐大势力，授意李善德去找杨国忠——小说中，鱼朝恩虽属杨国忠派系，但以杨的身份和地位，这功劳给李或给鱼都无所谓，但杨倾向于有实干经验、算法出众的李善德更能促成此事。

与此同时，高力士的面子也必须给，于是杨国忠将银牌给了李善德，等于将一部分功劳归于自己——荔枝送达长安后李善德和杨国忠翻脸，本来李善德必死，但高力士借陪皇上贵妃会见群臣百姓之机对李善德遥遥“一指”（意思是这事儿是他高力士找这个人办的）——李善德获得皇上赏赐，捡回一条命。

从始至终，李善德都是被高层随意拨弄且不明就里的棋子。

原著中的权斗过程比较复杂、更贴合历史实际，更多采用心理描写和间接描述，难以用画面交代。

本着让观众看懂的原则，电影将三个高层（鱼朝恩、杨国忠、高力士）减为两个并让他们处于明显的剑拔弩张、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也能理解。

但如此一来，它将讳莫如深、波诡云谲的帝国高层政治处理得形同儿戏。

刘德华的表演，给我一种他还是《江湖》中那个黑帮大佬的感觉，虽然严格说起来，杨国忠这票人也算“黑社会”——可那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黑社会。

杨国忠除了被李善德顶撞后气急败坏的一刻，平日讲话都不会太大声的。

所以当李善德提到苏谅愿意报效、转运不劳朝廷花钱时，刘德华那声“胡闹！

”的台词就没说好。

——他不应当喊出来，而该若有所思、语带敌意+不屑地将“胡闹”轻轻吐出来。

堂堂宰相为一个拎不清自己位置、斗胆想动“朝廷利益”的商人动气，怎么可能？

在杨国忠心中：李善德、苏谅这些“蝼蚁”都是白痴，他们压根就不明白帝国的游戏到底是怎么玩的。

（三）最后还想讲一点：安史之乱后，李善德边吃荔枝边痛哭流涕的情绪太过了，我相信有些观众可能都不太明白大鹏在哭什么。

我来解释一下，剧组的意思是：作为一个从小励志到长安生活、“当差一丝不苟、力争长安户口”的人，家园的毁灭意味着青春和梦想的破灭。

所以在李善德哭泣时，镜头给到了长安城、楼盘模型和杜甫诗集被焚烧的画面。

但这想法其实挺肤浅，原因在于：人的思想认知和精神觉悟是递进式的，人不会在对一个“更大的世界”感到绝望后，又反过头去怀念一个“失落了的小梦想”：李善德的青春和事业早在上林署日复一日的繁重工作中就被消磨殆尽了，在成为荔枝使前，他的“长安梦”就仅仅衰退为能“在长安有个家”，而接下来四个月惊心动魄、九死一生的经历，使他的认知在原先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不只是他自己这辈子没希望“融入”长安了，而是整个大唐、这个帝国都没希望了。

安史之乱爆发的消息，恰恰印证了李善德“国家无望”的想法是对的。

所以这消息带给李善德的，应是种“果然如此”、万事成空的虚无感，而不是家园尽毁的悲伤感——李善德一年前就看透了这个世界，所以才奋起反抗，哪怕为此失去长安人的身份；可如今，连他奋起反抗的这个世界的始作俑者：圣人都没了。

那他曾经的反抗还有何意义？

连对长安的主动放弃都失了意义，人又怎会为了长安陷落悲伤到难以自抑？

所以大鹏最后的情绪不仅过度，甚至是不对的。

关于这点的详细讨论，请参看上篇文章《长安的荔枝》的书评：李善德的人生曲线：从小镇做题家到虚无主义者

《长安的荔枝》以一骑千里迢迢运抵长安的荔枝为线索，串联起一个九品小吏李善德的命运，也串出了芸芸众生的悲喜。

千年之后，马伯庸让我们“看见”了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公务员，以及他在体制洪流中的挣扎与抗争。

一个九品小吏的挣扎与抗争李善德，官场中最不被重视的统计吏。

在“大唐重文轻理”的时代，他这样擅长算计的“理科男”只配当个末流，无从施展才华。

虽有“铁饭碗”在手，却被同僚推诿、被上司漠视，每日疲于应付琐碎事宜。

若非这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运送鲜荔枝进宫，他的人生恐怕就这样碌碌无为地度过。

可能体制内的运作模式古已有之，让现如今的我们看到也心有戚戚焉：领导拍脑门的一句话，执行的人跑断腿，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领导只要求结果，过程你们自己想办法，毕竟“食君之禄忠君之事”；领导的随口一说，中层点赞拍马屁领命，遭殃的就是最底层。

要说社会终究还是进步了呢，这种命令放在现代，最不济也就是辞职“老子不干了”，但在唐朝，是要掉脑袋的。

不仅仅是自己的性命，很有可能累及家人。

面对部门领导的“拍脑门”决策，李善德被推到风口浪尖：若办不成，连性命都难保；即便侥幸完成，功劳也不会归他。

他身为有家有业的普通人，为了妻女、为了按揭房贷，在杜少陵的劝说下，“死马当活马医”也生出一种豪迈之感，背负起这份看似不可能达成的使命。

艰难路上的众生剪影李善德久在大唐的首都，自是没机会感受幅员辽阔的其他地区底层人民的生活。

跟随李善德一路南下岭南，我们得以窥见大唐底层百姓的日常：驿站驿卒的奔波、乡野农人的辛劳、码头工人的汗水，乃至被当作货物的奴隶。

这些人，对曾经久居长安的李善德来说，可能只是一个符号，或许根本不存在。

而这次他因为运输荔枝的使命，与这些人产生了交集，他们才被看到，他们才成为他生命之中真实的存在。

驿站父女的“被看见”是李善德赠与的一张饼；林邑奴的“被看见”是李善德亲手倒的一碗荔枝酒；峒人阿僮的“被看见”是李善德这个城人会向她请教关于荔枝的一切，与他们喝酒唱歌……

在之后，李善德所有的抉择之中，他的所有为难和不忍，几乎都是因为他曾经和这些“被看见”的人有过交集，他曾经和他们喝过酒、唱过歌、跳过舞、一同哭过笑过，有过这样的经历之后，他面对的不再是数字，而是一段段回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在荔枝运输途中，他见证了瓮中果实被摔落、被践踏的一幕幕，每一颗荔枝背后都凝聚着农人的汗水、马匹的牺牲和无数税赋之下人们的流离失所。

这些画面，深深触动了他，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普通小吏用心感受世界、同情众生的柔软与勇气。

高层的冷眼与权力的傲慢当最终寄托着无数人心血、汗水、甚至生命的几颗荔枝，被盛于一个小小的托盘之上，似是万众瞩目被献到贵妃面前，可惜，没有想象之中成为主角被品尝、被赞叹，相反，仅仅是被纤纤玉手触碰一下，随着镜头拉开便淹没在满桌的果品之中，显得那么平平无奇。

如此落差，让人产生巨大的空虚感——之前所有的撕心裂肺和惊心动魄，在这一刻化为乌有。

这样的“巨额投入”于旁观者看来毫无性价比，却又无法拒绝，更无处说理。

上层政治斗争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所带来的蝴蝶效应可以让多少人流离失所、让多少人丢掉性命？

为官者高踞九重，在他们眼中，黎民百姓不过是冰冷的符号，既不可见，亦不被承认——无关己者，犹如浮云散去。

李善德能跪在杨国忠面前几乎泣血诉说投入产出比，陈述人民被压迫的惨状，已属大不敬，换来的是实打实的当头棒喝。

他可能以为杨国忠不知道这代价，所以要陈述，要质问。

但杨国忠真的不知道这代价吗？

是不知道，还是不介意？

是不介意，还是不关心？

是不关心，还是不屑？

昔日唐太宗李世民深谙“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理，因而开创贞观盛世。

然而数代光阴流逝，至李隆基时，此古训已抛却脑后。

此次征调荔枝的劳民伤财之举，实为帝国动荡的前夜序曲；安史之乱的风声，早已在车马嘶鸣中隐隐酝酿。

权贵们所跪拜的“佛眼”高高在上，却不曾真正看见芸芸众生。

他们只对自己欲求和政绩负责，底层百姓仿佛不存在一般。

如此高低落差，正是权力结构对小人物命运的一次赤裸裸的剥夺和碾压。

你我同样渴望“被看见”透过《长安的荔枝》，我看到李善德拼命保全家人的勇气，也看到各行各业小人物的生存图景。

若当时他们被看见，命运或许截然不同；而我们今日何尝不是在为“被看见”而奔走？

孩子想用听话和优异被家长表扬；学生渴望以成绩赢得老师与名校的肯定；职场人希望以才华与创意获得上司的赏识；创业者要让品牌为世人熟知，以此确认自己的价值；夫妻之间更希望对方看到自己独特，渴望被包容，确认自己被爱。

我们渴望被看到，是因为我们渴望被尊重，被认可，被记住。

从而证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长安的荔枝》用一场荔枝的远征，揭示了芸芸众生的悲欢与抗争，也让我们反思：在体制洪流中，谁在决定我们的价值？

而我们，又如何成为自己人生主角，让世界真正“看见”自己？

千年之后，这些疑问依旧鲜活，正等待着每一个渴望被看见的人，书写答案。

在中国电影如今遭冷遇的市场环境，暑期档的几部大片一度被视作“救市之作”。

然而，即便是当前暑期档票房最高的电影《长安的荔枝》，上映七天也仅收获三亿出头的成绩，足以说明整个行业仍深陷泥沼，观众的热情远未真正回暖。

不过票房成功与否并不能证明质量本身的问题，私认为这部电影比起大多数同类型商业大片，还是足够优秀的。

影片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小说，与当下国产电影在主题上的偏好不谋而合。

如今的国产电影，几乎不会错过植入各类社会议题的机会：从原生家庭、校园暴力等私人化困境，到贪腐失业、体制崩塌等更宏大的社会结构病灶，层层铺陈，过分放大所谓的“社会痛点”，力求覆盖面广、共情点强。

在这样的背景下，《长安的荔枝》选择切入公务员的生存样态，算是少见的题材突破。

导演大鹏自《煎饼侠》《缝纫机乐队》等商业喜剧起步，逐步完成从搞笑艺人到作者导演的转型。

尤其从《吉祥如意》开始，他开始在影像中注入更多人文关怀，《保你平安》可以被看作这一探索的第一个完整成果。

不过，《保你平安》仍显稚嫩。

主人公是一位墓地推销员，为了维护亡者名誉四处奔走，甘冒违法风险。

片中不乏对网络暴力等社会现象的强行植入，叙事节奏屡屡为议题所让，仿佛唯恐观众读不出导演的社会责任感。

结合大鹏和柳岩此前在《屌丝男士》中被反复消费的男女话题，这部影片更像是一次迟来的自我辩解，或者说是一种对年轻的自己的赎罪。

他以旁观者的身份介入一场本与己无关的风波，为恢复女性声誉而作努力，但其个人英雄主义般大义凛然的正义感，却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观众的情感投射。

相比之下，《长安的荔枝》的成熟之处，在于拥有一个更完整、更具隐喻力量的文本结构。

主人公临危受命，被赐封为荔枝使，肩负着将岭南鲜荔枝以最短时间运抵长安的政治任务。

这本是一场注定失败的差事，却也因此让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在倒计时中被强行卷入庙堂之高。

他奔走于实地调查与实验之间，周旋于官场之中，为一纸公文而四处奔告，最终却因同僚暗算而几近丧命。

昔日的好友在皇命当前不得不转身为敌，权力的逻辑迫使一切私人情感让位于利益计算。

观众得以一路见证他的成长，也因此，在片尾与右相那一场近乎于动作戏的对峙中，听到了久违的百姓之声。

影片虽借用了部分爽文逻辑，却没有沦为嘴炮胜利的道德神话。

它不像《毒舌大状》那样在最后一刻将对手一一感化，堕入一种伪宗教式的集体忏悔。

《长安的荔枝》的主人公依旧处于困境之中，他有才能却无背景，注定无法改变庙堂之高的运转逻辑，最终被流放岭南，身体被边缘化。

然而也正是在岭南这块朝廷控制力减弱的飞地中，他的精神获得了一方自由，恰如命运阴差阳错地安排，又似一种被动的智慧，背后隐含着某种关于命理的议题。

这种哲学意味，是与其对标的《年会不能停！

》所无法企及的。

片中对宗教也做出了罕见的讽刺与剖解。

和尚因房贷致富，编造合同，借机攫取不应得的利益；而当主人公的官职晋升，又立刻转身以“免贷”示好。

庙宇成为攀附权力的工具，神圣光环不过是一种政治姿态。

这让我联想到美国奴隶制时期，一名逃亡成功的奴隶所写作的《道格拉斯自述》中被刻画的奴隶主们。

他们虔信宗教，却对奴隶毫无怜悯，信仰与暴力并存，慈悲的口号成了统治的工具。

影片在这里点出了宗教与体制合谋下对个体精神最后一块自由之地的剥夺，刺得够深，收得也隐。

我很喜欢主人公观察地图时，对每一条路径的理性掌控。

路线的选择、距离的计算，每一个决策都与空间的重组相关。

在驿站逃役的情况下迅速切换线路，空间轨迹成为故事，身体的奔走成为情节的推动力。

这种空间感的调度，让观众在潜意识中与国家版图建立了情感连接，送荔枝的线性任务，在穿越种种自然险境的过程里，化作对祖国空间之大与河山之多的感慨。

影片中的权力关系，也借助摄影语言得到具体表达。

大量的倾斜构图与人物站位的高低之差，勾勒出了官场内的等级秩序。

强者不必守规矩，弱者却需在层层流程与人情之间挣扎求存。

这种不对等的制度氛围，让无数身处职场的观众感同身受。

能力与成功并非等号，取而代之的是捉摸不定的人际规则，永远不知道自己此刻站在何处，更看不清明天的方向，或者某天会因触犯了某人的利益而死得不明不白，只得在这场残酷的生存中，比起应要执行的任务本身，更要永不停息地思考如何不凸显自身的存在。

即便一切都完成了，荔枝如约送达，体力人力物力倾巢而出，只是为了满足权力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执念。

这种“草菅人命”的荒诞，才是《长安的荔枝》在当下所能喊出的最清醒的声音。

当然，我们不应期望一部电影能改变生活。

电影始终是无力的。

走出影院，观众还是得面对现实，继续琢磨下次要送领导什么礼，继续在复杂的制度中周旋。

偶尔唤起一点思考，让观众为这点思考而付费进电影院，已经是电影能够达到的最大的意义了。

看完《长安的荔枝》，对大鹏的认知变得更加明确了。

一直以来，他都被许多人视作“接地气的创作者”、“真诚的表达者”，但在我看来，现阶段的大鹏其实更像一位市场经理或产品经理，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导演。

他和陈思诚——这两位常被拿来对比的“票房赢家”——不过是市场经理或产品经理的两种面向。

之所以大鹏在形式上更讨喜，是因为他不像陈思诚那样频繁在作品中注入强烈的个人趣味与审美偏执，观众不会在银幕前被突如其来的男性凝视、古怪价值观或意识形态骚动刺激得出戏。

相反，大鹏在创作中极力控制自我表达的分寸，他的作品很“懂事”——在视觉节奏上迎合当下主流的快感需求，也乐于调配催泪、燃情、逆袭等情绪爆点，确保观众在单位时间内情绪被最大程度调动。

但也正因如此，他的电影在情绪的操控上有时显得过于工整而缺乏留白——像一个“精算师”，将爽感与感动的剂量配比得恰到好处，却少了一点真正出人意料的灵魂触动。

大鹏近年来的几部作品，《热烈》、《年会不能停》、包括这次的《长安的荔枝》都可算在这个套路之下，可以看出他在不断打磨一套非常保险的创作模式：选题不出错，情绪要对路，角色必须讨喜，冲突最终都会被感动所中和。

和陈思诚不同的是，大鹏更善于把握社会的主流情绪。

他的电影就像时代滤镜下的热搜剪辑，把观众容易共情的部分挑选出来，拼贴成一个爽点密集的通俗叙事。

然而问题也正在这里。

作品真的有主流舆论说得那么让人拍案叫绝吗？

还是只是在精准共情后产生了某种惯性的好评？

以《长安的荔枝》为例，作为改编自马伯庸小说的电影，它原本有机会在古装轻喜剧的语境下探讨权力结构与阶层通达，但大鹏的处理方式显然更在意观众是否“看爽了”。

相比原著中更具层次的角色塑造，电影中人物变得更为扁平、脸谱化，他们的所有行动最终都服务于观众的情绪释放而非内在逻辑的递进。

剧情安排上也显得过于顺滑，每一个关键节点都像提前设计好的KPI，目的明确，情绪无误。

结果是，观众的情绪确实“到了”，但电影本身是否真的抵达了一定层次和深度？

大鹏本人的表演在最后是否真的承接住了影片情绪的高潮？

当人物到达情感的极值，银幕上的大鹏究竟是匹配了这个强度，还是仅仅完成了功能性的剧情完结？

这是我对大鹏创作的担忧。

他太重视观众，而人的精力有限，也因此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作品的完整与多义。

他在努力做出“好看的电影”，甚至可以说是“通俗电影教科书式的示范”，但我们必须提醒自己——不是所有“好看”的东西都能成为值得反复咀嚼的作品。

说到底，大鹏没问题，他只是太懂观众了。

而电影这件事，有时候恰恰需要一点不懂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