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控诉

德雷福斯作为事件的主人公，也同样占海报的二分之一，但实际的出场和在事件中所发挥的作用真是少之又少，直到他被流放在、魔鬼岛那刻，我还天真地以为他是主角，后来才知道“我控诉”中的“我”并不完全是这个事件的受害人，这个“我”是借着德雷福斯事件发声。

原以为控诉的是种族歧视，却没想到控诉的是腐败无能的官僚体系。

这个事件也是这个电影中让我觉得最有趣的点是，控诉奔走的主人公皮卡尔本身是有种族歧视的人，特别喜欢添加的小细节，如皮卡尔作为德雷福斯的军校老师曾经给他打低分，以及二人极少的相处，包括最后那句字幕，二人之后未曾见面，都不断传输二人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

波兰斯基在皮卡尔的人性缺点上费的这些笔墨，反而是让我感觉最真实的地方。

最后皮卡尔仍希望德雷福斯不接受赦免，因为他由始至终想要平反的冤案，也只是为了打造一个他心目中该有的军队、政府的样子，为了铲除那些军队中混日子不作为的废人。

至于冤案的主角是他本身带有歧视的犹太人还是其他人，这根本不是重点。

但的确如他所说，没有德雷福斯，也没有后来的他。

当皮卡尔自认为已经达到他想要的改革，德雷福斯提出有理有据的“控诉”时（皮卡尔不在职的八年算上了军衔，可是德雷福斯被关的五年却没算上），这次是真的受害者本人提出的“我控诉”了，皮卡尔却“无能为力”了。

难道他不知道这是合理的吗？

就如同当初碰上这个案件，他也可以同样选择“无能为力”，但他选择了控诉，所以只是看事情是否触碰到他的底线罢了。

但德雷福斯却没有“控诉”的权力，因为他犹太人的身份，他从出身上就已经跟别人不是平等的地位了。

要是皮卡尔不是带有种族歧视的人，要是他支持平权，一切又不一样了。

要是当初没有左拉那样的一批知识分子的存在，也不会有德雷福斯事件的发生。

那与这一切相关的，是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还是教育问题呢？

这不免让我想起鲁迅所说的国民性，这批知识分子无疑是展示了法国那段时期一部分的国民性，证明这个环境的确能够孕育出那样的国民了。

所以国民性真的很重要，往往进步的改革都是少数人发起的，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心中都有着某种坚定的信念，不易受到外界影响，自己不容易成为乌合之众，反而是要带头令大众觉醒。

但要是一个国家的全部国民都是乌合之众，不再有头脑清醒之人的时候，那他们必将失去自由与人权，还有我认为最重要的，善良。

5星，我个人很喜欢这部电影。

作为一部已历史真实事件拍摄的电影，故事情节高度还原，功过是非已经盖棺定论。

仅拿这部电影来说是非常优秀的，影片里无处不体现着拍摄精致的质感，人物场景精心的考究，透露着艺术气息的匠心。

让人觉得赏心悦目，观感极佳，并带着一股70年代胶片电影的古典风。

至于人物，只能说殊途同归，都是想维护国家的正义，军队的荣耀。

有的人想排除异己，遮羞蒙弊。

主角则想伸张正义，公正对待。

但还是保留了个人看法。

我能同时理解双方的做法与出发点，只是这个世界并不完美，结局也不可能完美。

即使才华横溢如本片导演的人，也无法掩盖污点，这就是人生。

才华，非人私有，乃是人类共有的财富。

这是我们要保卫艺术家的原因。

无论人性的善恶，他都成为了天选之子。

天才，是那些将常人无法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的人物。

许多人都感觉到了，但他们表达不出。

这个任务于是交到了天才手上。

艺术家变成了稀有之人，他以非人的方式存在于作品中。

他是艺术作品的创造者，而不是所有者。

所有者是整个人类。

但这丝毫没有言及另一个问题：艺术家也是活生生的人。

人，有喜怒、有善恶……他也会做出违背道德与逆反人性的事情。

不是因为他是天选之子，便有了豁免恶罪的权利。

分开来看：艺术品的作者，一个符号化的抽象人物，一个普遍意义上的选子。

日常生活中活生生的人，喜怒哀乐。

能因为前者的贡献，弱化后者的道德审量吗？

不能，艺术家同样首先是人，活在群体社会中。

于是，他也得遵循内心的道德法则。

然后才是创作出作品、为全人类共享的艺术家。

艺术作品甫一诞生，便进入全人类共有的虚拟档案馆。

实质上不为艺术家所有。

因为艺术家的身份，从而享有道德豁免权。

这是自古以来的叙事建立起的神话，无法分开。

只是一点，当我们评判一件艺术品时，忘掉它的创作者。

把它当做人类共享的财产来看待。

如此，才是欣赏艺术的正确方式。

舆论就像洪水，汹涌来袭的时候，分不得方向，只能被其裹挟前进。

但是我们不能一直任由洪水泛滥，要竖起一道围墙，不能向舆论低头，要分清楚方向。

我很佩服法国凯撒和美国奥斯卡，好电影就是好电影，不能因为舆论和抗议就去改变对于艺术、对于好的定位，如果连这种程度的大奖都向舆论妥协了，那这个世界有多荒唐！

21世纪最可怕的就是“民粹”。

电影应该是艺术的，让人遐想、向往、触动，电影人也应该有所坚持。

我不了解罗曼.波兰斯基，也不为他说什么。

但是我想说当年那个被他QJ的13岁美国女孩已经50多岁了，但现在为止，她仍然受到舆论的伤害，生活也受到巨大的影响，一片片雪花不仅仅是波兰斯基的艺术创作的肩上，而且也要压垮那个女孩。

其实，这起案件自从在1977年发生后就已经成了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几乎波兰斯基一有作品问世它就会被拿出来重新演绎一遍，即便案件受害者萨曼莎·盖默在多年以后表示早已原谅了波兰斯基，并参与到为波兰斯基的辩护中去。

理智在什么时候显得都尤为的重要。

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去公审别人，那是神和法律的权力。

很多男性的公众人物也有参与到女权运动中去，就像韩国演员刘亚仁说过的“他很支持女权运动，因为女权运动是人权运动一部分”。

我也很尊重女权，不管男权女权都是人权的一部分，男女平等，人权高于一切。

希望大家都不要成为雪花和组成洪水。

我控诉 (2019)7.42019 / 法国 意大利 / 剧情 / 罗曼·波兰斯基 / 让·杜雅尔丹 路易·加瑞尔

罗曼·波兰斯基：被通缉的与被渴望的 (2008)7.52008 / 美国 英国 / 纪录片 犯罪 / 玛琳娜·泽诺维奇 / 米娅·法罗 佩德罗·阿莫多瓦

“我喜欢电影中的阴影，但生命中的阴影则不然。

电影是电影，人生是人生”——罗曼·波兰斯基波兰斯基是缺乏安全感的，他的电影也处处透露着危险的气息。

这句话不适用于《我控诉》。

poster by 铅纸鹤《我控诉》改编自罗伯特·哈里斯2013年的小说《军官与间谍》，小说原型为法国著名冤案“德雷福斯事件”。

哈里斯也是波兰斯基前作《影子写手》的编剧。

在去年威尼斯电影节上，本片得到场刊最高分，拿下评审团大奖，但并未斩获金狮。

否则波兰斯基将成为继亨利-乔治·克鲁佐，安东尼奥尼和罗伯特·奥尔特曼之后第四位囊括欧洲三大最高奖的导演（《荒岛惊魂》金熊《钢琴家》金棕榈）。

这部讲述法国窦娥的电影没有惊心动魄的智商博弈，更没有六月飞雪的奇观展示（本来也不会有）。

要不是导演自己说“我想拍一部间谍电影”，估计也鲜有人会把它当做一部间谍片。

平稳，克制是对本片最普遍的评价。

平稳在叙事，克制在情绪。

我感受不到波兰斯基熟悉的危险性，亦感受不到什么戏剧张力，趣味性被极大地削弱，虽难掩其水准，但让包括导演影迷在内的众多观众感到无所适从。

古典主义，本就是主流中的稀缺品。

尽管我认为影片前半段明度过低，但光影的运用仍很值得称道。

让光渗入黑暗，就是这部影片做的事。

从第一个镜头开始，阴云密布，冷色成了主导。

之后主角皮卡尔上校进入情报处，氛围依旧没变，他所在的大楼矗立在阴云之下，楼内则更加昏暗，体制的压迫感呼之欲出。

这种外化的压迫感持续了半部电影（也劝退了大量观众）。

这种状态下，作为光的通道，窗成了不时出现的一个意象。

窗是德雷福斯唯一的情感出口15分钟和42分钟处，皮卡尔上校两次想要开窗，可是都没有成功

打不开的窗于是这里成为了波兰斯基电影中常见的密闭空间，加重了压迫感。

入狱后才有了靠窗的位置再比如，当主角发现端倪，去对比字迹的时候，其他人从上至下，步入黑暗，而后他上楼梯，从暗处去明处。

相反的方向类似的光影运用不胜枚举。

导演擅长处理密闭空间戏份，但是本片没有一个绝对的密闭空间。

我们把情报处大楼当做一个具有压迫感的大空间，将办公室看做一个小的空间，而门作为各房间的连通，其作用得到了发挥。

影片前半段随处可见以门作为一个镜头的开始或是结束。

如果说空间上的切换交给了门，那么时间上的切换就交给了信。

不难发现，前半段频繁利用二者进行转场。

回忆的段落多从纸上切入切出。

电影过去一个多小时，主角被撤职，离开了体制，画面变得明亮了一些，可体制对他的迫害远未结束。

之后主角被捕，但此时视角已经放开，我们发现他的单打独斗引发燎原之火，其中就有文豪左拉。

我印象最深的一段就是左拉的“我控诉…”，随着激昂文字，镜头像一把枪，依次指向那些被控诉者。

这是全片最有力的一场裁决。

但其实控诉的话语其实早已借德雷福斯之口说了出来

不道德的审判不好意思放错图了

可惜控诉的作用最终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多年后的无罪释放用字幕带过后，二人回到体制，受害者依旧是受害者，只不过在这种讲述下，角色身上的无力感与本片风格相得益彰，平静得像是吹动了历史的浮尘。

至此，两名主要人物进入了相对明亮的大厅，可面对的依旧是本质上差不多的问题。

这结尾或许是本片最具作者性的地方了。

导演近作《穿裘皮的维纳斯》和《真事改编》都可以概括为“创作者”和“入侵者”之间的斗争，又可以指向同一个结论“创作者是脆弱的”，而《我控诉》没有了这样的关系，只有“讲述者”波兰斯基，如果“我控诉”是他的心声，那讽刺的是，当今社会回了他一句“me too”。

法国街头举着“我控诉”牌子的群众和片中的同持着“我控诉”的报童形成了巧妙的互文。

发问者成了被问者。

作为去年最受关注的两部法国电影，几乎站在了对立面的《我控诉》和《燃烧女子的肖像》，二者的基调截然不同。

前者是阴冷的历史讲述，后者是明亮的神话新编，最直观的感受是，前者用的光够拍好几部《我控诉》了。

现实中《我控诉》得到了《燃烧女子的肖像》的控诉。

有趣的是，两部影片中都有弹钢琴段落，《燃烧女子的肖像》中的四季和《我控诉》中的天鹅，可怎么想这两首曲子都该反过来。

更有趣的是，之前《燃烧女子的肖像》那期有五十多人参与，这期才有14人，平均分7.39……本片在观影团内部没有什么争议，大家态度大致相同。

这是一部教科书式的电影，它有着教科书一样的纯熟，也有着教科书一样的无趣。

并且短评区伊斯特伍德老爷子得到了不少夸赞（波兰斯基：？？？

）。

让我们康康大家是怎么看的：@cinedreamer_ 8 就题材而言，的确可以和对标来看，但两部所走的路线却又有所差异——同样是对真实事件的还原，在保持沉稳叙事的前提下，东木更偏重于输出情感、自然更容易打动人，而波兰斯基则延续了他以往的残忍冷峻。

相比之前看过的一部分波兰斯基的作品，这部的风格显然有所淡化，很多细节一时也无法参透。

但于我而言比较难得的一点是，即便从未听说过这段历史，却也能从一开始就被吸入剧情。

前半冷静后半冲突逐渐增多，节奏始终把控的很好，此外阴暗色调、几次闪回的镜头衔接、众人轮流阅读“我控诉”段落、以及刻意省略最关键的一场翻案法庭戏，也都值得一提。

@野凡 8 沉稳、内敛、克制，举重若轻，暗涌浮动。

于卢女权手中拿下评委会大奖。

@NanSLi 8 视角里或多或少都有点无法言喻的压迫感，即使将事件本身归置于淡然冷清的“语境”。

丝毫没有故作矫情的叙事“构建”，却从受限的段落中得到这份凝重却慰藉的“感知”。

在空间情境的极度闭塞下，不由得触摸那些人物间的错乱层次递进的话语态度，无关情绪的共鸣，无关质问的挤兑。

只是在一点点在汲取着在历史与虚假中的细微哀愁，可惜我们被给予的也只有无尽疏离的回顾了，任何试图从光影模拟的暂存记忆，都将成为可笑又可悲的虚妄罢了...@顗礼 8 聚焦点瞄准了为正义而战的翻案者Picquart，整个前半段关于Dreyfus被蒙冤全过程的叙事都巧妙的借由他的脑内剧场完成，观者的共情点被压在了他的身上，中后段的法庭对峙与剑术决斗是一种悲凉情绪的爆发，但这种爆发又是与全片整体气质相符的、是极为克制的；相反，对于蒙冤者本人以及相关犹太人的刻画不仅稀少且并不具有任何刻意附加的正向描写，一切都是那么的沉着古典而无招胜有招 。

@Polaris.J 8 （这个小姐姐无情地鸽掉了短评） @鹳鸟踟蹰 7.8 古典沉郁的控诉，抽丝剥茧般的沉稳。

报纸，火光，佩剑和法庭，控诉和发声，结尾的光芒却始终没有光明地照耀，混杂着种族，声誉，国家的证词，悲戚又无力。

影片这样沉着，这样隐忍，却使中段失去了魅力。

@mdr skywalker 7.5 其实从事件上看，很容易联想到《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

与东木擅长调度观众的情绪不同，波兰斯基只是冷静克制地还原整个冤案的事实，四平八稳地完成了叙事。

古典风格和镜头语言依然非常的出彩，前半段的平静与后半段法庭戏的小高潮也形成了一定反差，但是过慢的节奏也少了不少观影过程中应有的情绪推动力，很难共情，对体制罪恶的揭露也是仅仅点到为止。

相比来说还是更喜欢东木 @臻圣 7.2 观影之前一定要提前了解历史真实事件——“德雷弗斯案”，这个议题放在当代也值得讨论。

波兰斯基用一种类“原教旨主义”的形式去还原当时巴黎的国内舆论环境，落点的格局很大，叙事工整、沉稳。

@peppersoul 7 后半段渐入佳境，才发现精巧打造出的19世纪法国氛围已包绕且统治了整部影片。

平静克制，故意掐断了观众的情感宣泄口，沉淀下来后多了几分厚重。

@奔兔吉尔 7 可供自行对比的对象应当是同样古典的《苔丝》。

剧作彻底反高潮，戏份处理比好莱坞做的更绝，重心基本不在被告人身上，反而不断去拿捏辩护人的心理转变，对其如何坚守真相挑战权威进行精心刻画。

由此本该为事件中心人物的反而被架空，在审判中似幽魂般身不在场，造就内外一致的「歧视」（即便他最后无罪释放，也被剥夺了存在的价值，因为探索真相的过程根本与之无关）。

这次波兰斯基不断收敛，最典型的是被放冷枪的那场戏，对比《影子写手》中暗杀的突如其来，它这次甚至让杀手早早出现于后景，事先张扬。

@董小 7 叙事扎实，布景精致，但感触不是很大。

为良心和正义对抗不可对抗之体制，需要付出多少？

剧情上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刻意隐去真正翻案的一场审判，留下的是不计后果的以卵击石，可能只有波兰斯基能这么拍这个故事吧，因为他自己可能也在期待那天。

讽刺的是不管之前如何，最后还是要站在体制这边。

@叶底藏花 7 没有意向中的畅快淋漓反倒风格上冷静克制，当然集中展现报纸上的“我控诉”的声音倒是振聋发聩。

看的时候确实会想起年初东木朱维尔的哀歌，不同的是东木以当事人的遭遇表达情感而波兰斯基则更多是以旁观者的视角逐渐拨开云雾为我们反映事件真相和当时的各种声音，也因为这个整部作品显得不那么“有趣”但却力量十足：我要为不公发声，控诉那些违背良心之人。

整体特别稳，波兰斯基的风格并不明显但他的功力是体现在视听语言里。

@素素素素素、 7 （短评失踪）@Supremacyacron 6 这感觉算是波兰斯基比较中庸之作，相比之下跟他年纪相仿的老东木在朱维尔哀歌中所表达出来的效果还是要比这部作品更加掷地有声。

虽然外部言论上面全是波兰斯基借本片之名来抒发自己内心情感的诉苦之情，期待着自己有朝一日沉冤昭雪，但话说回来，他自身的经历恐怕都得让这上校都觉得相形见绌吧。

最后说点题外话。

我最初知道波兰斯基导演是因为那部“世界十大禁片之一”的《罗斯玛丽的婴儿》。

这位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名声大噪的导演在半个多世纪后仍有优秀作品问世，放眼全球，同类者寥寥无几。

那些属于法律的，就交给法官，交给警方。

我通篇未涉及相关方面，也是希望让电影回归电影，希望舆论刀下留人。

电影奖项捍卫的是电影艺术，斑驳的影像会成为历史最好的注解。

我控诉感谢你看到这里，下期敬请期待。

故事的战争背景比较弱化。

只是，法国人也那么“恨”犹太人吗？

故事中的“背锅侠”，只是因为是犹太人，就无辜被认定“卖国”。

看来，“卖国”这玩意儿，也就是一种政治手段罢了。

一个犹太人，在“举目无亲”的国度，被冤枉了也就被冤枉了。

故事里头也交待了，犹太人这个团体也竞相奔走，但是完全没用，该流放照样流放。

能拯救他的，落到了这位“一面之缘”的老师身上。

很多时候，变革都是源于阶级内部的觉醒。

身为老师，自然有着学院派的浪漫。

由于“机缘巧合”，这位老师接触到了当时的“机密”。

不过，这只是开始。

当接触到真相时，这位老师面临着艰难抉择。

首先，当时参与审判的就有自己，如果翻案，就得自己打脸。

自己打脸这事儿，老师可以不放在心上，然而，这可是打了“当局”的脸，这个问题可就上升到一定高度了。

更何况，这位老师，私下里也有点自己的“小秘密”。

在这方面，老外是相当“愚蠢”的，拿自己的大好前途去为了一个“犹太人”和“当局”死磕。

结局可想而知。

翻案没翻成，还把自己搭进去了。

不过，如果故事变成这样，也就没有了意义。

最终，“正义必然战胜邪恶”，光明总会到来，即便是迟到。

故事的本身，其实没有太多的悬念，类似故事的结局在开始就可以预见，倒是可以说说故事中一些有趣的事情。

首先说说民众，当时的“叛国事件”，“当局”搞了个盛大的仪式，想把犹太人钉在耻辱柱上。

当局的这套做法可以理解，为了统治，无所不用其极。

只是可笑的民众，群情激愤，到了今时今日，蜕变成键盘侠，俗称“喷子”。

再说说这位老师的“情妇”，很有意思。

难不成是法国人天性的浪漫？

以为是真爱，但是得嫁给身份，所以婚外情滚得理所当然。

可是当事情暴露，这真爱神奇般消失了。

最后说说这位犹太人。

沉冤得雪应该很满足了，竟然还要提要求，老师的面子实在是下不来啊。

清洁但冰冷的街道、红黑相间但在阴天下更显灰暗的制服、乳白色大厅中名画注视下口气高高在上的将军们，从一开始便奠定了一种压抑的基调。

他们扯下他的扣子、折断他的佩剑，践踏着他军人的荣誉，只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

将军们面露微笑，饶有兴趣的观察着冤屈者的一言一行，把他比作猫与狗来评判，士兵们穿着统一的制服，漠不关心的执行着上级的命令，而那些围墙之外的人民，扒着早已设定好的围栏，无不在判决发出后高喊着“叛徒！

”、“法兰西万岁！

”，却也许刚刚听说一个单纯的犹太人因为不明所以的“叛国”被迫离开他所热爱的祖国与家人，走向地狱。

一个心有正义感的军人，一个履行了军人应尽职责的军人，为了不让“正义”的名字受辱，甘愿对抗上级，舍身将其从地狱的深渊拉回人间，可他也被诬陷、遭人唾弃。

当安坐于高台的法官们读出非正义的判决时，那些将军们笑了，竟恬不知耻的再次高喊Vive La France，而媒体与人民则一次又一次为“正义”欢呼，这是多么的耻辱，多么的可笑。

我并不了解波兰斯基的人品，不了解他在童年与青年受尽的磨难，我也无法评判四十年前那次疑点重重的强奸案，我只知道，一个优秀的导演和一群优秀的电影制作人，独具匠心的拍摄了一部优秀的电影。

那些围栏外的暴民，怎么不像不了解、不思考的键盘侠？

那些高高在上、以“正义”为名的法官，怎么不像决心下狠手的美国法官？

而那些漠不关心的士兵，怎么不像付之一笑的我们？

波兰斯基也许罪孽深重，波兰斯基的“控诉”也许虚伪可笑，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有罪的人应该受惩罚，可那些看了几篇微博公众号就来刷分的网络保民们也许永远也不知道，一部电影，不是导演一个人成就，在恶意贬低这部电影的同时，是在抹杀其他工作人员的努力，他们确实应该控诉

亲朋因之反目；夫妇因之离婚；路人为此斗殴，即便是家人亲友团聚，只要谈及此案，也会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扭打起来，闹得不可开交……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又因何人而结束。

11894年9月的一天，当法国军官德雷福斯奉命去接受训话时，他并不知道，自己马上就会被逮捕，并成为一场撕裂整个法国的大争吵的焦点。

时间倒回几天之前，法国安插在德国驻巴黎大使馆的一位间谍女佣在废纸篓中发现了一张纸条。

这张纸条吓出了法国人一身冷汗，因为它上面写满了法军一系列核心军事机密，包括部队调配、秘密武器的研发、最新训练操点、甚至无烟火药的配方等等……种种迹象标明，法国陆军参谋部里出了内鬼，居然向与法国有血海深仇的德意志帝国泄露了如此核心的机密，这是一个足以招致全法愤恨的惊天丑闻。

可是，这个内鬼到底是谁呢？

陆军情报处副处长亨利很快就怀疑上了当时任职于总参谋部的年轻上尉德雷福斯。

理由也很简单，这个德雷福斯出身犹太富商家庭，其父是阿尔萨斯当地的纺织业巨头。

阿尔萨斯，中学学过法国作家都德爱国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的朋友，应该对这个地名有印象。

其实阿尔萨斯非常特殊，它位于法德边境的两国争议区，境内主要民众说的是德语（都德的《最后一课》没有告诉你的一面）。

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后，这里被割让给了德国。

而犹太人这个群体也非常特殊，他们不属于法德两国的主体民族。

对这两个民族国家都谈不上什么深厚的民族感情。

所以作为被割让的阿尔萨斯地区的犹太富户，德雷福斯家族的地位其实特别尴尬，理论上说，他们似乎应立刻更换德国的身份，继续在当地做生意就是了——毕竟犹太人没有祖国么，龙胜帮龙，虎胜帮虎，是当时大多数欧洲人对他们的普遍观感。

而年轻的德雷福斯却从了法军，且在军校中一直成绩优异、屡获嘉奖，毕业后很快被提拔进了总参谋部任职。

可是有情报工作职业病的亨利副处长觉得这小伙子的身份很可疑——你一个家乡已经被割让给德国的犹太人，放着万贯家财不继承，跑来干什么？

法国用得着你来爱吗？

查！

这里面一定有鬼！

于是他很快下令逮捕的了德雷福斯，当时情报部门可不讲什么文明审讯，德雷福斯一开始还嘴硬，一通好打之后，很快就屈打成招了。

为了把德雷福斯的棺材板钉死，亨利还在审判中以其军官的荣誉发誓说“有一位名誉无可指摘的人物说德雷福斯就是叛徒！

”但他又拒绝透露这个大人物的姓名。

这招其实让人挺眼熟。

于是这起法国的“潜伏”、“无间道”，很快就成了铁案了。

在公众一片“处死这个法奸、犹太人！

”的声浪中。

法国军事法庭宣布德雷福斯因泄漏军事机密给敌国而犯有叛国罪。

该说不说，毕竟是诞生了孟德斯鸠的国度，法国当时的司法独立还是有一些的，没有顺从民间过度激愤的情绪将德雷福斯处死，而是开除其军籍并判处终身流放魔鬼岛。

为了平息民愤，巴黎的荣誉军人院还举行了非常“盛大”的对德雷福斯的军衔褫夺仪式，在众目睽睽之下，德雷福斯上尉的肩章被撕下，他的佩剑被折断，执行官痛骂他是国家的败类，辱没了身为法国军人的荣誉。

可很快，法国军方又发现，这个案子好像办错了。

参谋部的那个内鬼，似乎不是德雷福斯，而是另有其人。

最初，是因为德雷福斯的笔迹与那张泄密信上的对不上。

法军反间谍处处长皮卡尔，认为自己同事亨利的调查过于武断。

于是决定自力持续追踪调查。

调查后他发现，泄密信上的笔记真的不是德雷福斯的。

而与当时任职总参谋部的另一位军官埃斯特拉齐少校一模一样。

再经查访后，皮卡尔终于确定了埃斯特拉齐其实才是那个潜藏在总参谋部的内鬼。

可是当皮卡尔将他的调查结果附上证据向上峰反映时，他得到的却是“此案已结，不可继续追查”的答复，且很快，皮卡尔就被踢出总参谋部前往突尼斯前线去“作战”（送死）。

很明显，法军总参谋部在德雷福斯案中已经势成骑虎，不敢将这个已经被证明是冤案的案件再反过来了。

但，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让这个案子变得“铁案难翻”呢？

过去，很多浮光掠影的分析，往往将之归咎于法军高层的腐败颟顸。

但分析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当时法军乃至法兰西共和国的高层并没有那么愚蠢，他们对德雷福斯事件的沉默与息事宁人，站在他们的角度上说，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这确实是个致命的火药桶。

2在《“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大革命，为什么会一再重演》一文当中，我曾经向您讲述过18世纪法国大革命前社会的现状，用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话说，当时的法国社会“阶层与阶层之间是互不理解、彼此仇视的，唯有王权是生机勃勃的。

”

到了19世纪末，一百年过去了，情况并没有好很多。

如托克维尔所指出，革命其实并不能根本性的改变什么——虽然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法国大革命，公民们无数次立起街垒，宣誓要改天换地。

但百年后法国的整体社会现状，其实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

各阶层之间依然互不了解，并互相仇视。

毋宁说，这一百年中频繁发生的革命、起义、人们筑起街垒、嘶声竭力的嘶吼，反而扩大了法国各人群之间的意见分歧。

不仅阶层之间彼此观念悬殊，甚至同阶层里也会有派别分野——宗教保守主义者、民主派、共和派、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君主立宪派、保皇党人……无数种社会思潮都彼此不容。

甚至就连保皇党中，也要分一个波旁派和奥尔良派。

托克维尔说的那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其实愈演愈烈了。

当然，也不是没有人试图协调过这种矛盾。

比如拿破仑的那位非著名侄子，被革命导师马克思好生调侃过得路易·波拿巴，他建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就试图和一下稀泥。

这位拿破仑三世说：各位先生不要争论了好不好？

咱对内发展科学、工业、过好日子，对外扩张，出去抢殖民地。

这吃香喝辣的帝国主义大国的好日子，他不香吗？

实话实说，这位“拿破仑三世”这一手，一度是搞成了的。

在路易·波拿巴的手腕下，法国各阶层、各派别之间止息了争论，社会呈现出一片高速发展，欣欣向荣的景象。

可问题就在于，这位拿破仑的大侄子搞经济却有一套，打仗却离他二大爷差的太远了。

1870年，在普法战争中，不可一世的法军在色当大败亏输，普鲁士人长驱直入占领巴黎，并在凡尔赛镜厅举办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开国大典。

被宿敌德国狠狠羞辱了的法国人，这一下子算是彻底郁闷了，那个心情跟看了一场国足比赛的中国球迷是一样一样的——原来拿破仑帝国的荣光没有恢复啊！

原来法国已经不是欧罗巴村里说一不二的首强了啊！

你看被德国欺负的那个熊样！

对得起我们吗？

xxx，退钱！

我们说，本来法国各个阶层、群体之间的共识就非常脆弱，普法战争这一战败，路易·波拿巴向全体法国人许诺的那种虚幻的大国荣光，也烟消云散了。

于是全体法国人就陷入了一种有火儿无处撒的全体性萎靡、狂乱、戾气横行之中。

不理解法国人当时那个郁闷、憋屈、懊丧感觉的人，可以看看莫泊桑的小说《羊脂球》感受一下。

这个问题可就大了。

按照美国学者本尼迪克·安德森的定义：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也就是说，国民们必须基于一种共识才能够维系住国家的凝聚力，没有的话，这个摊子可能就要散了。

可是在当时的法国——按照大文豪雨果的说法——在沙龙里，人们可以因为任何一个话题发生任何意想不到的激烈争论。

所有人在聊所有天的时候都聊不到一块去，从绘画到音乐、从文学到哲学，从外交到内政，十个人都能给你说出十八种不同观点来……那请问，当时的法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该怎样维系呢？

其实，雨果说错了。

当时的大多数法国人，至少在两个公众话题上，观点是可以达成空前一致的。

第一，就是对德复仇问题。

这个就不用说了，冤有头债有主，就是你小子当年羞辱了，逮着机会我们法国人弄不死你！

第二，就是仇视犹太人。

你可能会感觉奇怪，犹太人招谁惹谁了？

普法战争又不是法国跟犹太人打的，法国人为什么会在战后有那么浓重的仇犹情绪呢？

但你细想一下，就会发现当时的法国，产生这种情绪是很正常的。

因为犹太人对当时法国任何一个社会群体来说都是异类：宗教徒们当然不喜欢犹太人，因为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都认为犹太人是异教徒。

民族主义者也不喜欢犹太人，因在构建法国的单一民族叙事过程中，犹太人总是在高声宣布“我们不一样，犹太人没有祖国！

”。

法国政府和大资本家们不喜欢犹太人，因为包括马克思在内大量欧洲顶级活动家，都是犹太人，上层精英时刻担心犹太人是不是在搞什么颠覆阴谋。

而工人阶级和法国底层大众也讨厌犹太人，巨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阴谋论在那个时候已经在法国家喻户晓。

即便你不喜欢听这种街头巷议，看看社会上那些放高利贷、发了财的犹太富豪，你能不生气么？

此外，法国历史上还有非常浓厚的排犹传统，历代法国国王为了赖犹太商人的账，动不动就向普罗大众宣传说：犹太人是魔鬼，死了活该。

所以，比同期德国更甚，反犹这个事儿，在当时的法国是没有动员成本的——来一个外省老农，大字不识一个，你跟他说什么自由民主博爱，他不懂，但你说“犹太人该死”他肯定跟你一起义愤填膺——教堂里的牧师、家里的老辈，都这么说么！

更不用说，到了十九世纪末，一种真实存在的“犹太威胁”确实在欧洲蔓延，那就是犹太复国主义。

1897年，正当德雷福斯案在法国吵得最凶的年月里，第一届犹太复国大会在瑞士召开了。

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在这个会上提出口号：“犹太人没有祖国，犹太人要为自己建立一个祖国”。

这就让欧洲各列强都如芒在背——你看看世界版图都让哥几个瓜分完毕了，哪还有空地给你啊？

你想建国我还想建国呢！

当时法国社会上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就是法国境内的犹太人已经跟德国结了盟，打算在下一场战争中用背后捅刀的方式陷害法国，然后换取自己建国的机会。

而法国的政府和军方也乐于看到这样的流言传播，因为面对实力急速增长的德国，官方确实需要民间存在这种至少是同情自己的声音——民众爱国，这总是个好事么。

于是反犹、仇犹情绪，在当时的法国，就成为了一个大众“寻求共识”、寻找彼此共同点的情绪箭靶。

基本两个人碰面，你摸不准对方的政见，不知道跟对方聊什么，只要确定对方不是犹太人，你就跟他聊反犹对了。

一聊八成就能聊一个准，双方会在这种对犹太人共同仇恨当中缔结看似非常坚固的友谊。

在《“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大革命，为什么会一再重演》一文中我曾经说，法国大革命建立的是一个寻求“公倍数”式共识的国家。

这个公倍数可以是对一种共同理念的爱（比如三色旗代表的“自由、平等、博爱”），但也可以是一种共同的恨。

而德雷福斯所属的犹太人，很不幸，就成为了法国当时各个阶层、各个派别间这种仇恨的“公倍数”之一。

3了解了这些，你也就明白了德雷福斯案为什么能在当时的法国掀起如此轩然大波了——这个故事真的太符合法国那种狂热民间情绪的想象了：一个来自德战区的犹太人，处心积虑打入了我们法国军队核心机要部门，长期为德国窃取我们的机密情报。

我们好不容易拉上了沙俄准备干一下子（1892年，法俄协约形成），你居然在这种时候为德国佬卖命？！

德雷福斯，你这个十恶不赦的法奸！

毫无疑问，当时的大多数法国公众，就是怎么想问题的。

所以这个故事“模因”在法国舆论界传播起来是无阻力、零成本的，很快就完成了病毒式的扩散。

于是德雷福斯案很快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将最受欢迎的谈资，用今天的话说，这就是当年法兰西微博热搜的霸榜话题。

而特别巧的是，德雷福斯案发生的19世纪末，还正赶上了当时法国在进行报业革命——原本报纸这种东西，在法国也是上层阶级才买得起高端读物。

但到了19世纪末，随着化学革命的进行，印刷、纸张技术的进步。

“小报”（Le Petit Journal）的概念就出现了。

当时的巴黎街头，最受欢迎的是一种“一个苏的报纸”，“苏”是法郎的一种辅币。

所以，“一个苏的报纸”其实也就是“一分钱报纸”，专门供那些买不起传统大报的社会中下层阅读。

而这些报纸上刊载的新闻，大多数也都是一些什么名流丑闻啊、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啊、软情色故事啊、外国（尤其是德国）的惊天密谋啊之类的。

劳苦大众们也不求小报们说的真，就图看个爽。

舒缓一下工作压力。

巴尔扎克就曾经非常无奈于这些低俗的“故事会”文章抢了自己的读者。

愤愤不平的讽刺说：“请问，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中，你能否找得到一篇文章在才华上足以和这条小报消息媲美：‘昨天下午四时，一少妇从艺术桥高处投身塞纳河自杀。

’面对这种巴黎式的简洁文体，所有的悲剧、小说都要黯然失色啦！

”平素就以信口开河、迎合大众想象为务的“小报”们，碰上德雷福斯案这样对胃口的大新闻，那当然扑上去大做一番文章。

当时法国发行量最大的一张小报，它的名字就叫《小日报》（Le Petit Journal），在对德雷福斯案的报道中，凭借痛斥德雷福斯的间谍行径、绘声绘色的“补完”了德雷福斯家族怎样跟德国勾结，一下子成了流量爆款……

凭借着这些或捕风捉影、或干脆造谣生事的报道，和站在民族大义上的嘶吼。

《小日报》销量一度飙到了惊人的300万份每天，全巴黎的人民天天都在追着看犹太人怎样跟德国一起合谋祸害自己的祖国，并为之义愤填膺。

此时，“德雷福斯案”这个“模因”，经过历次基因突变，已经成为了一场席卷整个法国流行病。

它成了法国人的一个箭靶，上面插满了那个时代所有阶层人们无从发泄的情绪之箭。

而这个“模因”也已经与真相离得越来越远，甚至完全脱钩了但就在这个时候，皮卡尔的那份澄清真相的调查报告，却被送到了法军高层的案头。

这就给做决策的人出了个大难题——就算真相确实如此，那这个案子还能翻么？

但凡务实一点的人，都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此时的德雷福斯案已经不是一起单纯的“无间道”式的间谍案了。

它的“公众想象”已经达成了，相关叙事有了自己的生命力，舆论势能变得势不可挡。

这个时候你突然告诉公众这个案子判错了？

那个犹太人是无辜的？

要把这个烂疮从公众的共识肌体上挖去？

那请问，法国会发生什么？

舆论一定是会疼的大叫。

社会的共识会顷刻间撕裂。

甚至要做这个翻案文章的政府，都有可能遭遇公众愤怒情绪的反噬，遭遇极大的信任危机。

极端主义者会质问：你们是不是也是这场“阴谋”的合谋者，法国政府是不是也被渗透了？

成了犹太人和德国人的帮凶？

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已经被点燃的时刻，德雷福斯案就是个炸雷，谁敢翻，谁就得死。

于是，势成骑虎的法国军部和担心支持率的法国政府，都聪明的选择了“顺势疗法”。

低调处理了真正的间谍，而对德雷福斯的冤屈不闻不问。

但这个时候，一个不怕死的“愣头青”出现了——这个人就是左拉。

4爱弥尔·左拉，是法国自然主义小说家和理论家，作为巴尔扎克的崇拜者和继承者，他的主业是写小说，但他一生事迹中最为人铭记的，却是他在得雷福斯案中的发声。

1897年法国的《费加罗报》率先刊载了德雷福斯的哥哥和律师一起写了封给陆军部部长的申诉信，这封信引用皮卡尔查到的证据，以详实的举证推翻了之前对德雷福斯的一切错误指控。

整个法国顿时舆论哗然。

而一大批律师、记者和作家迅速的集结起来，开始质疑之前的判决是否出现了严重的错误。

呼吁彻查并澄清真相。

而这其中的尖兵就是左拉。

1898年1月13日，左拉发表长文《我控诉：致共和国总统的信》，全文刊载在《震旦报》（或翻译为《曙光报》）上。

文中，左拉严厉谴责了军方高层和军事法庭基于反犹偏见、以“爱国”、“荣誉”为名去掩盖自身的丑闻并捏造事实诬陷德雷福斯、放生真凶埃斯特哈齐。

在这篇长篇控诉当中，左拉以不怕得罪任何群体的觉悟，几乎骂尽了在德雷福斯案中一切怀有私心，导致无辜者承受不白之冤的人。

并深刻的揭露了法国当时社会所存在的心理弊病。

左拉说：“误导、操弄公众意见并使之走上狂热是一项罪行；毒害谦逊的平民的心灵、鼓吹反动与狭隘的狂热，自己却躲在反犹主义的堡垒背后，也是一种罪行。

以爱国为借口，扭曲事实，增加仇恨是一项罪行；当科学为真理及正义而努力时，将刀剑作为神祇来崇拜，更是一项罪行。

”左拉大声疾呼：“醒来吧，法兰西，想想你的荣誉！

”但左拉这种旗帜鲜明的呼吁，这种一针见血的批判，很快就遭遇了山呼海啸的辱骂和指责。

大量的法国人觉得：你左拉居然敢给德雷福斯翻案？

这案子有的翻么？

全巴黎的小报都在说他有罪啊！

大多数法国人，此时使用了一种“吸血鬼逻辑”：犹太人德雷福斯跟德国人勾结，出卖国家情报，所以他是德国人的走狗！

你左拉居然敢为德雷福斯翻案，所以你是犹太人的狗、也就是德国人的狗！

于是《小日报》等媒体的风口又来了，《小日报》以《左拉事件》为题，对左拉进行连篇累牍的人身攻击和泼污，号召法国人一起“驱逐反爱国主义丑闻的主角——爱弥儿·左拉”。

有人号召，自然也就有人真干，自从《我控诉》一文发表后，左拉家的院墙上就总有人往上扔屎。

极端者还频繁给他发信，进行人身威胁。

而在左拉发文后的第二个月，他被法国军部以“诽谤罪”进行了指控。

随后左拉被判一年徒刑，罚款3000法郎。

当然，这纸主要是为了平息仇犹者议论的判令其实并未真正完全执行，因为判决公布后没多久，左拉就在朋友的屡次建议下离开了“人人都在恨我”的巴黎，前往伦敦避祸，直到一年后才回国。

当然，左拉这个祸，可能最终也没避的了，在仅仅几年后，他就死于了一场可疑的煤气中毒。

但左拉点燃的火炬，却熊熊燃烧了起来，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法国知识分子们站了出来，或发表文章，或大声疾呼，反对这种非理性的、无线扩大的仇恨的蔓延。

1897年，在左拉被攻击和起诉的同一年，案件真凶埃斯特拉齐少校主动宣布认罪，承认自己才是那名间谍。

但已经把话说死了的反犹派坚持不认账，认定这就是“犹太和德国同情者”的一场阴谋。

于是，在法国的城市、乡村，所有人之间都开始分为泾渭分明的两派，人们恨不得见面就问“您是否支持对德雷福斯案进行重审？

”亲朋之间因争论反目；有的夫妇因此而离婚；即便是家人亲友团聚，只要谈及此案，也会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扭打起来，闹得不可开交；整个法国陷入一场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

真实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为该案争执而发生的群体性械斗事件。

在旁边看戏的德国，此时估计在偷着乐——这间谍搞的可真是一本万利嘿！

咱还啥都没做，法国人自己就先乱了！

直到1899年，瓦尔德克—卢梭出任法国总理。

面对几乎快要打起内战来的两派。

这位总理被迫和稀泥，提了一项折中办法：在维持原判的前提下，让总统宣布赦免德雷福斯。

同年9月，德雷福斯获得了自由。

但德雷福斯案余波并没有就此平息。

以对该案的争论为发端，法国的公众开始分为泾渭分明的两派：反德雷福斯的报纸、党派、公众逐渐抱团，组建了他们的“法兰西爱国联盟”，他们提出“一切为了法兰西祖国”的口号，主张在类似德雷福斯这样的事件中，宁可错抓，不能放过，此外，该联盟还带有非常浓厚的反犹、排外、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色彩，要求法国在外交上以强硬对抗德国的“欺压”，主动寻求与德国的开战机会。

而相反，当初主张为德雷福斯平反伸冤的法国知识阶层、报纸、社团，则相应的组成了“人权联盟”。

他们强调说，个人权益的保障与社会公平的实现，既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前提，也是其最终的目的。

如果为了一个空洞的“国家”名词，就轻易践踏个体的权益，那么这种强大即便达成，也将变得毫无意义。

这两个派别，后来成为法国一战以前政治擂台上针锋相对的对手。

法国人此时才发现，原本熟悉的人与人，原来有那么大的差别——大家虽然都说的是法语，都是法国人，但我们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人。

5那么，这场撕裂法国的大争论最终谁得胜了呢？

说一个细节，你就明白了。

当年力挺左拉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我控诉》一文的那位《震旦报》副主编，名叫乔治·克里蒙梭。

是的，中学历史如果你还没有忘光的话，你会记得正是这位克里蒙梭在法国一战中最艰难的时刻力主坚持打下去，并出山组阁，并且最终带领法国人赢的了战争的胜利。

而颇为讽刺的是，这位一战中抗德最坚决的主战派、在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极力主张“肢解德国”的“老虎”克里蒙梭，在当年的“德雷福斯案”大辩论中，却是天天被“爱国联盟”追着骂，说他是成“德国人的走狗”“犹太人的代言人”，跟左拉一样，是个“法奸”。

但幸运的是，由德雷福斯案引起的法国第三共和国时代最大意见分裂，最终以左拉的继承者们、“人权联盟”的获胜而告终。

而这个结果，不得不说是与法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社会环境、尤其是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有关系的。

在论战中，包括左拉在内的法国当时的“社会良心”们，一再提醒法国公众：我们的共和国，是尊重民权，尊重理性的。

我们是诞生了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共和思想的民族。

我们不能被某种宏大的仇恨叙事屏蔽了自己的双眼，枉顾事实的真相，无限的扩大仇恨。

我们更不能将自己的社会共识、国家共识，建立在这种对他国或他民族的彻骨仇恨之上。

法兰西共和国的共识要建立在对爱的信仰上，而不是恨，这样的基石才是牢固的。

在这些社会良心的提醒和引导下，法兰西谨慎的绕开了那个狂乱的巨坑，而几十年后，类似境遇的德国，则一头栽了下去。

是的，对比一战前的法国和二战前的德国，你会发现这两个国家的困境与思潮，有太多相似之处——同样是在前一场战争中被敌国重重的伤害、羞辱。

同样是在剧变中社会共识碎了一地，各个阶层之间除了互不了解和彼此仇恨，似乎不剩下什么。

同样是人们开始试图用更大的一种仇恨去弥合彼此之间的分歧。

甚至希特勒早年间一再宣扬的“犹太卖国贼背后捅刀”的理论，就直接 借鉴了“德雷福斯案”中“爱国联盟”的相关说法（犹太人两面都被说“背后捅刀”，这锅背的一层又一层）……但很可惜，德国不是法国，德国没有左拉，德国没有《我控诉》、没有《致德意志》，德国没有人振臂一呼，提醒公众“醒来吧，德意志，想想你的名誉”……于是德意志沉沦了，被那些过度的仇恨迷住了双眼，并最终走铸就二战的悲剧。

1897年，在发表《我控诉》的那一天，左拉和与他志同道合的那些法兰西良心们，冒着得罪整个社会的风险，献祭了他们自己的前途、名誉乃至生命，为自己的祖国和全人类的良知与公义，换了一个未来。

1908年，在逝世仅六年后，爱弥儿·左拉的骨灰被移入了象征法兰西骄傲与荣誉的“先贤祠”当中。

客观的说，左拉的小说，没有同列先贤祠的雨果、大仲马、巴尔扎克精彩，他的思想，更比不上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深邃。

但左拉的伟大在于他的勇气，当整个社会的众人都被一种情绪所催眠，陷入狂热的迷乱时，他敢大声疾呼：醒来吧，法兰西，想想你的名誉。

正是从左拉开始，“公共知识分子”这个名字，开始被世界所熟悉。

什么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

他们其实就是自己社会的“诤友”，那个戳破皇帝新装虚幻的孩子，能够在公众情绪陷入狂乱时，勇敢的提醒一句：“醒来吧，法兰西，想想你的荣誉。

”“沉默，对他而言，不只是痛苦，更是耻辱。

如果不说出真相，他就再也不敢坐在亲人的身旁，同老朋友握手时，也会羞得脸红。

”左拉的女儿德尼斯，曾这样评价她的父亲。

每当看到这句话时，我总想起一句相反的名言——那是德国哲学家康德留下的。

在环境的重压下，康德曾经说：“哲学家也没有义务说出所有的真相。

”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度苛责康德，以及继承他的性格，整体都偏向在公众领域沉默的德国知识分子群体。

毕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德国知识分子越到后来越喜欢走向沉默，与其民族、国家之后的整体命运走向，是无法分开的。

只是，我总想起康德一辈子待的那个故乡——柯尼斯堡。

那里普鲁士的龙兴之地，有深厚德国历史的地方。

但现在，那个地方，叫“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的飞地。

我总觉得，左拉与康德，他们所代表的不同的法德知识分子气质，冥冥之中，决定了这两个民族的命运。

柯尼斯堡赢得过无数凯旋，却最终消逝。

巴黎总被占领，却屹立至今。

这一切命运的转折点，在百年前，那场撕裂法国的争吵，和那位叫醒自己祖国的左拉。

法兰西，真的需要感谢左拉，感谢那一代又一代肯在舆论陷于狂乱与盲目时，不从流俗、敢犯众怒，愿意叫醒自己祖国的”臭公知“们。

他们，是永远的逆行者，也是撑起法兰西的孤勇者。

全文完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1NzE1ODc1MA%3D%3D&mid=2247532370&idx=1&sn=bc6e3b1ff7c9ccbe32e02b6e67b8547f&scene=45#wechat_redirect

将军：“如果政府与民众不信任保卫这个国家的军队和他们的领袖，那么谁来保卫这个国家？

交给别人来保卫好了！

”律师大吼：“这是一场政变吗！！！

”只有理解这一幕场景，才能真正理解这部电影和德雷福斯案。

因为就在德雷福斯案发生的五年前，前陆军部长布朗热将军在保王党和军方的支持下进入国民议会，意图颠覆共和政府的阴谋失败。

以保王党、军方、天主教会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阴云仍然笼罩在巴黎上空。

德雷福斯案件中率先发难的军方和教会在舆论上的大肆活动引起了左翼共和派的不安随之支持德雷福斯来进行对抗。

到最后，德雷福斯案件成为了法国左翼与右翼的大混战，从左拉到都德，从饶勒斯、克列蒙梭到莫里斯莫拉斯，这场大论战引起了第三共和国深刻的社会分裂危机。

那德雷福斯呢？

当时法国社会评论家说道：“已经没人在乎德雷福斯是不是有罪了。

”电影中，德雷福斯被告无罪后，已经晋升陆军部长的皮卡尔准将拒绝了他的要求。

大家只关心政治立场，关心的是共和国，关心的是军队的荣誉，不关心一个犹太人有罪与否。

“xx心里装的是九州万方”。

“大家只关心性别立场，关心的是metoo，关心的是女性的权利，不关心一个犹太人。

”这才是波兰斯基想说的话，这才是电影后半部分让人难以琢磨的剧情跳跃，结局仓促，似乎言之不尽的原因吧。

几年以前，他们卷入了狂风暴雨似的横扫全国的德莱弗斯案件；他们为了这个案子，就像成千上万法国人一样，七年来热情奔放，如醉如狂，几乎神魂颠倒了。

他们牺牲了休息时间、经济地位、社会关系，甚至不惜和最亲密的朋友决裂，差不多连身体都搞垮了。

有几个月，他们吃不下，睡不着，抓住翻来覆去讨论过的题目，争个没完没了，就像发了神经病似的；虽然他们胆小，怕闹笑话，还是一样参加游行，在大会上发言；回到家里，他们精神恍惚，心惊肉跳；到了夜晚，两个人都一起哭了。

他们全心全意投入战斗，消耗了这么大的劲头，这么多的热情，等到取得了胜利之后，他们已经打不起劲头来欢欣鼓舞；他们觉得筋疲力尽，空空如也，几乎连生活的力气都没有了。

大家原来的希望那么高，牺牲的热情那么纯，取得的胜利比起当初的梦想来简直显得微不足道。

他们心地如此单纯，似乎只容得下一条真理，政治上的交易，主角们的妥协，使他们觉得痛苦失望。

他们本来以为他们的战友都是为了正义而慷慨激昂地进行战斗的——哪里知道敌人一打倒，他们立刻争夺名位，践踏正义，现在轮到他们了！

……只有少数人忠于他们的信仰，他们穷苦、孤立，为党派所抛弃，也抛弃了党派。

他们默默无闻，与世隔绝，闷闷不乐，萎靡不振，灰心失望，厌恶人类，厌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