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上帝

原文地址： http://www.qh505.com/blog/post/5570.html 圣诞节，“解放之声”协会的聚会结束，亚历山大回到家中，儿子问他：“谁赢了？

”亚历山大说：“去年是巴柏林赢了。

”当亚历山大让儿子去睡觉，儿子转过身，问他的是：“爸爸，你还相信上帝吗？

”没有回答，沉默的世界仿佛变成这圣诞节最后的黑暗，而这个问题也悬置在那里：相信上帝，是希望上帝还爱着他的子民，即使犯了错犯了罪，依然宽恕他们？

还是在遭受打击、遇到困难之后，会对上帝的虔诚信仰产生质疑？

“你还相信上帝吗”，当这个问题变成无声的沉默，回答似乎被隐去了，在没有确切回答的圣诞节，仿佛真的变成了一种讽刺，而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受过洗礼的儿子对父亲的一种疑问，更多是在这个神父性侵案中，谁还会对自己的信仰有着确信？

这是2016年的圣诞节，再过几天就是新年了，当亚历山大回答说“去年是巴柏林赢了”，当儿子提问“你还相信上帝吗”，站在沉默的夜晚，时间仿佛向着两个端点延伸：亚历山大说“去年是巴柏林赢了”，是对于过去这场战斗的总结，胜利似乎偏向于主教巴柏林一方；儿子问“你还相信上帝吗”，是对于未来的疑问，信仰与否正在考验每个人。

沿着这样的延伸方式，向前和向后的对比似乎更能让人体会沉默的无力感：2016年圣诞之后，是字幕上的时间和事件：“普雷纳特神父获无罪推定，诉讼时期违背推上日程；2018年3月，巴柏林主教因包庇而被判处6个月监禁，缓期执行，巴柏林提出上诉，被暂定无罪；2018年8月，大多数受害者的案件诉讼时效从20年变成了30年……”从2016年圣诞节到2018年，时间向后，事件继续发酵，不管是猥亵儿童的普雷纳特神父，还是包庇教区主神父的巴柏林主教，似乎都被推上了审判台，但是“无罪推定”还是缓期执行，最后的结果似乎都在走向不了了之，即使最后的诉讼时效从20年变成了30年，大多数受害者还在为公正审判做最后的努力，但是依然是一种未知，就像亚历山大面对儿子关于是否还相信上帝的问题，选择了沉默，甚至这种沉默也是导演弗朗索瓦·欧容的内心折射，但是沉默的背后是什么？

是妥协还是讽刺？

正在发生的时间没有做出最后的结论，但是如果将这个时间再返回，在2016年圣诞节前，亚历山大所说的“去年是巴柏林赢了”便具有了最大的讽刺：在那次记者会上，成为媒体关注焦点的巴柏林神父面对镜头，面对话筒，一方面说，他对于普雷纳特神父的犯罪事实，自己的确不知道，也没有隐情，所以对于此事的态度是：“正义不会迟到。

”但是另一方面他说到这个案件已经超过了20年的法律追诉期，所以最后他说了一句：“感谢上帝。

”正义不会迟到，但追诉期已过，如何唤回正义？

这显然是一种矛盾，而以上帝的名义说出来，这感谢的背后是不是也是一种暗喜？

所以在2016年这个站在圣诞节迎来新年的“去年”，亚历山大才说是巴柏林赢了，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显然也觉得荒谬，也感到愤怒，但是当最后神父获无罪推定，当主教“暂定无罪”，20年前的受害者如何得到属于他们“迟到的正义”？

或者说，迟到的正义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已经不是正义了——这一种否定，也是对于“你是否还相信上帝”最有力的反面回答。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案件悬置在那里，即使关于信仰的问题变成了沉默，弗朗索瓦·欧容似乎也已经在“感谢上帝”的感叹中表达了自己的愤怒。

但是在整个事件的回顾中，弗朗索瓦·欧容显然在叙事层面上，把重点放在了那些受害者的追诉过程，而忽略了这一事件带来真正对于人的心理、信仰、秩序的影响，或者说，他更在于对案件外在元素的还原，而忽略了“伤害”这个真正核心的东西。

这个发生在20多年前的神父性侵案，似乎被时间埋没了，而事件浮出水面仅仅是一个人的偶然。

亚历山大已经40岁了，他是5个孩子的父亲，他有美满的婚姻，有幸福的家庭，有稳定的工作，可能在他的内心并没有遗忘20多年前自己遭受的侵害，但是至少在表面意义上他没有主动想要揭秘。

只是在一次和孩子的父亲聊天时说起一个月前普雷纳特神父又回到里里昂教区，继续担任孩子们的传教工作。

而亚历山大的孩子也在这个教区里上学，于是曾经的故事被唤醒了，他给总教区的巴柏林写信，提出的问题是：“他受到惩罚和审判了吗？

”在迈尔女士的沟通下，他见到了现年已经70岁的普雷纳特神父，两个人坐在对面的时候，亚历山大问他：“你对我做过什么？

”普雷纳特并不逃避，“这是我一生的阴影，对我而言是一次苦难，这是一种病。

”普雷纳特没有否认自己猥亵了亚历山大，也承认猥亵的孩子不止他一个，但是他拒绝公开承认有罪，因为曾经有孩子的父母对他施以暴力，亚历山大对他说：“你对孩子的伤害比暴力更重。

”承认猥亵，却说这是一种病，承认给孩子造成了影响，却不肯公开认罪，所以亚历山大并不是将此事当成个人的私人恩怨，他的目的是要普雷纳特公开承认有罪，而且要接受惩罚和审判，以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历山大正式提出了诉讼。

他是第一个对此案件提出诉讼的人，也正是这第一次，将偶然变成必然，当案件逐渐浮出水面的时候，更多的人加入进来，更多的受害者指证了神父，于是个人案件演变成了公共事件。

亚历山大正式提出诉讼之后，警察局开展了事件的调查，几年前和普雷特纳神父有过关于此事通信的弗朗索瓦进入了他们的实视线，由此弗朗索瓦·欧容讲述故事的第二个主角也开始登场。

但是弗朗索瓦参与此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偶然，当他的父母告诉他警察开始调查此事时，弗朗索瓦选择的态度是：“都是陈年旧事了，没什么可说的。

”所以他起先不答应去警察局接受调查，但是当在网上详细了解亚历山大诉讼新闻，才知道普雷特纳现在还和孩子们在一起，和亚历山大的出发点一样，他选择了主动揭露，而他对于此前拒绝参与的理由时：“我以为他死了。

”从选择遗忘到积极参与此事，对于弗朗索瓦来说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此后他联系媒体，他创办网站，他筹集资金，他征集线索，使得案件在民间调查和官方调查两个维度都轰轰烈烈搞起来。

也正是由于他的转变，使得更多人知道，而弗朗索瓦·欧容叙事的第三个人物艾玛努尔也参与进来，并且提供了更多伤害性的证据，而同样，艾玛努尔也只是在偶然层面上知晓了这个事件：他是在来到母亲房间时看到报纸上的报道，才想起这个发生在20多年前的事件，而正因为这一事件带给他造成太多阴影的影响，他在被唤醒的那一刻，因为“斑马症”发作而晕倒，也从侧面表现了神父性侵案的真正伤害。

亚历山大揭开了冰山一角，弗朗索瓦选择不再沉默，艾玛努尔用无法走出阴影的现实揭露罪行，弗朗索瓦·欧容叙事中的三个人以一种递进关系让这个埋没的故事浮出水面，甚至最后成为一种整体性的案件。

但是在整个过程中，是偶然触发而选择了不再沉默：如果没有和别人说起普雷纳特，如果普雷纳特没有回到里昂校区，或者如果自己的孩子不在教区里，那么这个案件是不是会永远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

一方面，当初亚历山大选择不沉默是从私利出发的，这种私利其实掩盖了可能的公共性危害：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普雷纳特还猥亵过多少孩子？

还有多少人有着内心的阴影？

如果不是偶然事件，是不是他们都必须选择沉默？

事件被激活是一次偶然，也许对于弗朗索瓦·欧容来说，正是这种偶然性才使得这种事件容易被忽略，才有必要以电影的方式警示。

所以，对整个案件的追诉过程中，他更想揭示沉默背后的真正原因。

案件不断发酵不断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时，是有更多的人站出来指证普雷纳特的罪行，但是也有更多的人选择了沉默，选择沉默，是很多受害者的态度，一方面是因为案件已经过去了20多年，许多受害者当时还是孩子，他们或者胆怯，或者记不清，选择性遗忘的背后是对于事件的真正性质无法判断，就像亚历山大回忆时说，普雷纳特亲他，抱他，对他说“我爱你”，虽然也有身体的抚摸，但是孩子以为这是一种爱的表现，而弗朗索瓦在接受警察调查的时候，警察问的是正常的亲昵还是带有色情意味的抚摸，弗朗索瓦似乎也记不清了。

而主教巴柏林甚至纠正了亚历山大对神父举动的定义，他说普雷特纳是“恋童癖患者”，巴柏林说，恋童癖患者指的就是爱孩子的人，上帝不是也要我们爱孩子吗？

所以最后将这种行为界定为“童性患者”——但是“童性患者”的定义依然带来一个漏洞，因为将其界定为患者，就是一种病，如果是患者，他需要的是治疗而不是获罪，所以亚历山大的父母一直反对他揭露神父的罪行，一方面家族都是天主教教徒，对神父充满了崇敬，另一方面，母亲就告诉亚历山大：“他只是个生病不害人的老人。

”而父亲指责他“具有胡说八道的天赋”。

选择沉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害怕对现实秩序的解构，迪迪埃不出来指证，就是因为害怕失去自己本就不多的东西，弗朗索瓦起初选择放弃，即使后来想让媒体揭露，也不想让自己的名字被公布，而他问他的父母几年前就和神父有过通信说起对他的猥亵，但是信已经覆盖了灰尘，事件不了了之，“你们为什么当初不报案？

”母亲的回答是：“我们不想让你承受来自教会和媒体的压力，给你造成二次伤害。

”所以不仅是受害人自己，而且周围的人选择沉默，是为了让这件事埋在时间的尘土中，是想在遗忘中保护自己。

但是，“沉默并不代表我们赦免他的罪。

”所以沉默也是一种不沉默，但是在没有上升到事件层面来说，不沉默的沉默只是道德谴责，而只有说出来指证揭露，才能使得性侵者接受法律的制裁。

但是，选择沉默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是：权力。

普雷特纳是神父，是整个教区的负责人，即使他自己承认有过猥亵的举动，也希望求得受害者的原谅，但是在这20年间，为什么他性侵的罪责一直没有被揭发？

除了受害者本身选择遗忘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一个更大的保护者。

主教巴柏林在压力山大面前表态会支持他，会讲神父绳之以法，但是一方面他不断地误导是一种病，另一方面故意拖延，只是将普雷特纳调离了教区，甚至在最后的媒体面前说自己并不知情，口口声声说正义，确实想维护教会的利益。

所以在整个事件中，从神父到主教，甚至到教皇，都有一条利益链，甚至和政治权力也有关系，在这个巨大的关系网里，仅仅是几个受害者，仅仅是一个“解放之声”协会，如何能赢得胜利？

“你要当心教会的权力很大。

”弗朗索瓦的母亲就是这样对他说的，而一起在协会里开展工作的库尔特说出了真正的问题所在：“他们只是在保护体制。

”从选择遗忘和沉默到提出诉讼揭露罪行，从沉默现实揭露背后的原因，其实弗朗索瓦·欧容一直试图还原事件，也想揭露真正的社会问题，但是在电影中他的维度几乎都在叙事层面，尤其是亚历山大站出来的那部分，几乎都是直白式的，像极了一种纪录片：他在和神父和主教的通信中，将事件慢慢呈现出来。

正是因为是表象化的叙述，所以亚历山大遭受的性侵影响是苍白的，而弗朗索瓦似乎也并没有让人感到受到多大的影响，他们更像是在社会层面做一项工作，只有艾玛努尔，才是性侵受害者的一个样本：他看到消息时“斑马病”发作，倒地不起；他因为小时候受到猥亵，“以致对自己的生殖器造成了畸形意识”，在医院检查时，医生直接就说是畸形病变；从生理到心理，他虽然已经结婚，和妻子也正常做爱，但是婚姻关系并不好，妻子会时常发火，还质疑他和律师之间的不正当关系，而艾玛努尔也是充满了压抑和暴力倾向，当夫妻俩吵架甚至打架之后，他反而问她：“你是不是也遭受了伤害？

”而且，他和父亲的关系僵化，后来有一次去看望他，也因为艾玛努尔参与了这一事件，而被父亲嘲讽。

艾玛努尔的伤害，其实是巨大的，但是弗朗索瓦·欧容给他的篇幅太小，以致他的压抑故事总是匆匆收场：他和妻子之间的暴力是不是源于曾经的性侵？

他的妻子是不是真的也是受害者？

所以对于受害者压抑几十年的心理畸变，弗朗索瓦·欧容采取了选择性的省略，那个被口交性侵了三年的特里斯坦没有出现在他的镜头里，那个自杀的马修是最大的牺牲品，他同样之出现在别人的对话中，甚至，亚历山大不知道自己一直支持他的妻子玛丽也是性侵受害者，玛丽只是在艾玛努尔面前哭泣时才说出了真相，而弗朗索瓦·欧容一样只是给了她简短的镜头，她的故事如何，似乎不重要了。

沉默和遗忘，都变成了无声的历史，当在20年后重新进入追诉程序，似乎也注定了打赢官司的艰难，权力、制度、秩序和信仰，都可能面临一种颠覆，所以在“你还相信上帝”的疑问中，一样是不可知的沉默，“这不是一个游戏，这是一个灾难。

”只可惜，很多人用压抑来疗伤，用回避来遗忘，受害者和实施者，站在缺省的正义面前，都异口同声说了一句“感谢上帝”：“耶稣基督，我们的神，在这件令人赞赏的圣事中，你赐予我们的大能和大爱，让我们深深崇敬这份爱，崇敬你神圣的身体和血液，因此我们才能够源源不断地蒙受你救世的恩典，愿主的信实直到万代。

阿门！

”

非教徒和教徒看这个感受很不一样。

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看这个感受也相当不一样。。。。

做完礼拜的周日看这个，很庆幸，更坚定自己的信仰。

"爸，你还相信上帝吗" 不如问，上帝应该赋予活在血性里肉身里的神职人员可履行神职的权利吗？

天主教里，人是否只能通过神职人员才能和上帝建立联系？

谁来监管神职人员？

性侵是真的会影响一生，那么上帝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教会组织的童子军营上，那为什么要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儿童经历这些？？？

相关神职人员被谁包庇又会最后受到怎么样惩罚？

受到的影响伴随一生的人们，是否只能通过脱里天主教来形成最后救赎？

“教会蔑视失恋的神父，胜于蔑视猥亵儿童的犯人。

” ――《婚外――另类女人的历史》

欧容总是很讲究构图，波兰斯基的电影也有过这个构图。

昨天看完冯提尔的《此房是我造》，同为2018年电影，《此房是我造》在戛纳电影节首映，而《感谢上帝》在柏林电影节提名，这应该是2018年备受关注的两部艺术电影了，而且两个都是我最最喜欢的导演他们的风格不甚相同，冯提尔更为大胆，无论是《黑暗中的舞者》《女性瘾者》《此房是我造》甚至包括把戏剧搬上电影的《狗镇》，我觉得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present”，呈现。

他的影片不一定遵循戏剧式套路，尤其编剧神作麦基《故事》中尤其强调：不要大量对白，不要大量旁白！

这是最low的！

这就是“故事”。

好莱坞电影多倾向于故事。

但是欧洲电影大师，非常喜欢呈现，经常做些违背电影套路的事，比如大量的对白和旁白，不遵循戏剧结构，跳接..冯提尔的《此房是我造》就开启了“话唠”模式，而欧容从不话唠，他喜欢用镜头讲故事直到刚刚！

看了这部《感谢上帝》！

上面的结论被推翻了！

开篇的大量独白，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看的我非常的激动，可能这种手法不太讨观众喜，但我是喜欢极了。

我喜欢的大多数导演都比较话唠，伯格曼 费里尼 戈达尔 多兰 伍迪艾伦...甚至昆汀在2019《好莱坞往事》也使用了大量的独白至于内容上，欧荣的电影常聚焦性与两性，这部也不例外。

包括冯提尔，波兰斯基，他们的作品都有相同的母题――关系。

而关系，正是人的呈现其本质的空间。

《婚外――另类女人的历史》中讨论形形色色的两性关系，专门用一章讨论的神父的亲密关系我们不是基督教信仰的国家，所以可能没有太大的共鸣。

《婚外――另类女人的历史》“教会蔑视失恋的神父，胜于蔑视猥亵儿童的犯人。

”

这是这一章的最后一页

“一个小男孩在非常尴尬的情形中出生，以至于只有相信他是被神奇的（即处女生子）怀上，才能把他从非婚生的罪名中救出，教会就是在这个真理和神秘的基础上被建立起来的。

”在寡姐被提名的《婚姻故事》中，也有相似的台词：

性侵只是事件，离婚也是事件，“亲密关系”是其中的核心几千年的宗教文化或孔孟文化带给我们的不舒服的性观念，伦理观念，我们就没有可能再对自己教育吗？

今天看到一个回答，犹为感动：

仔细回想一下这部电影，能看到许多“亲密关系”的缩影关系，关系。

几年前我的心思全放在意义，存在与死亡，是存在主义哲学和心理学把我引到了关系上。

再看伯格曼的电影，早年都是有关信仰，存在与死亡，后期也转移到了关系上，拍了写关于亲密关系的电影，比如母女关系的《秋日奏鸣曲》，家庭亲密关系的史诗长长长长长片《芬妮与亚历山大》有评论说伯格曼还俗了，我却觉得他终于发现了人生的真实，世俗的神性――关系。

ps:附上男主这款低调奢华的风衣

前几年的聚焦里几个怀揣使命感的媒体人撕开了百年圣教的遮羞布，虽冰山一角，却影响可怖。

这次视角转向踏上漫漫追诉途的受害者，镜头克制，情绪平稳，亚历山大线的往来书信算是提振了节奏吧，提告引出的弗朗索瓦让我看到了法兰西人民的自由精神，由其引入的媒体发酵让片子热闹了一会儿，出离了欧洲味道，最后因“不再沉默”走出来的伊曼纽尔才真正呈现了一个立体更有张力的“受害者”形象，无论是暧昧情欲的暗房还是丛林隐蔽的营地，黑处冒出的猥琐的神父真是让人身心不适，瞬间跳出趴在厕所门的大头。

上帝的至上赋予了传教者凌驾于教众的绝对权力，有时想想欧美人士的自由民主又有几分是打着上帝之名？

神权和人权在其世俗社会里如何平衡？

从斗争走出教会走向更普世的道德法律，早该审视这个运转百年的庞大机器哪里失灵了，少数教徒的叛教倒逼整改显然是蚍蜉撼树，寄希望于教会内部审视也收效甚微，从受害者联盟到监督性社会组织，不晓得多少个年后这个体系会轰然倒塌呢？

突然想到19世纪中期马恩提及的徘徊在欧洲的共产主义幽灵，以科学社会主义之姿扛起了无神论的大旗，之于宗教也是一只拦路虎了。

虽不在同一个信仰体系下，但片中一些受害者遭遇的来自亲人的背叛让人抖然想到几个疯狂时点，尽管他们释放出的最大恶意只是冷漠而已，但沉默也是致命的罪行吧。

当然从头至尾阴冷昏暗色调让人感觉温暖的也是家人的支持和爱呀，虽然之后又牵连出一堆苦涩。

片里有关神教的建筑、仪式镜头都让人倍感压抑，如亚历山大叙述走上右边旋转的楼梯，弗朗索瓦走在旋转的楼梯，伊曼纽尔在教堂高耸彩绘窗的掩映下向上步入黑暗。

可笑的是施暴者态度“诚恳”地全盘接受所有指控，揣着受害者的标签，以不幸的病患之名，不受控地持续施暴多年，最后再借追溯期满做令箭，企图逃脱所有法律的追责，想必他的上帝早早地宽恕了他。

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往往触目惊心。

而当真实事件遇上儿童性侵案件，更是多增几倍绝望感。

令人痛心的，不只是发现之时，更是真相揭露、却依然无能为力的那一刻。

伤害已经造成，如何弥补，谁来弥补，怎么走出伤害，预防伤害，是这些影片共同探讨的话题。

今年年初，就有这样一部儿童性侵案件改编的电影。

成年之后的他们，靠自己的力量对抗邪恶，让真相浮出了水面——感谢上帝

导演、编剧弗朗索瓦·欧容，90年代崛起的法国新锐导演，有人把他比作希区柯克或夏布洛尔的衣钵继承者。

电影主题以以探索欲望和越轨为主，作品多涉及同性恋题材，代表作《登堂入室》。

影片改编自一起发生在法国里昂教区的真实性侵案件。

在柏林首映时，该案的一案裁决结果甚至还没有公布。

这也是欧容时隔十年，再次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获得评审团大奖“银熊奖”。

（上一部是《逐爱天堂》） 欧容一度想把这个案子拍成一部纪录片，最后还是用故事片的叙述方式，尽力还原了这个案件。

影片上的全部细节，都是基于案件在媒体和网络上曝光的事实。

包括涉案的主教和神父，无一例外都使用了他们的真实姓名。

这个案件之所以轰动世人，与加害者的背景有关。

他既不是普通人，也不是达官显贵，更不是豪门财阀。

这个充满罪恶的加害者，是在教会中最为神圣的存在——神父。

受害者所要面临、对抗的，不仅仅是上层势力这么简单，那是在欧洲社会里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宗教势力。

而这些勇敢站出来的受害者，大都已经成年。

案件早已时隔多年，甚至都超过了诉讼时效。

这根本，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既然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他们又为什么突然选择站出来？

案件的真相，又是怎样被揭露、公布于天下的呢？

故事要从三个主角的生活开始讲起。

第一位，亚历山大，他是整个故事的起源。

一个典型的法国中产家庭的男主人，事业有成，妻子温柔美丽，还有五个可爱的孩子。

他虽然少年时受过侵犯，但看起来已然从阴影中走出。

亚历山大依然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一家人都信仰同一个宗教。

直到有一天，他偶然发现——当年侵犯过他的普雷纳特神父，又回到了里昂地区，并且还在管教孩子。

为了避免自己的孩子，或者更多其他的孩子遭受神父的侵害，亚历山大决定主动向教会写信，坦白自己被侵害的往事，希望教会能革除神父的神职并道歉。

他一直坚信这是“宗教圈子”的问题，应该在圈子内部解决，而不应该闹大，甚至牵涉到司法程序。

他太天真了。

收到举报后，教会只是让神父和亚历山大见了一面。

神父当面向他承认，自己患有恋童的疾病，但拒绝公开承认自己以往犯下的罪行，也拒绝公开道歉。

面对亚历山大持续不断的追问，教会也只是一而再地敷衍。

对神父的罪行轻描淡写，希望他能“不要再纠结于过去，忘掉伤疤”。

最后，教会干脆直接表示，不会对神父采取任何惩罚。

而这个罪恶之源，还会一直担任神父一职。

一次又一次地失望后，亚历山大终于决定放弃在宗教内部解决，转向司法求助。

亚历山大，是点火的人。

他的勇敢站出，努力奔走，起诉控告，为事件后面的一系列发展创造了条件。

故事也进入了第二部分，第二位主角，弗朗索瓦。

他因为童年的性侵而放弃了信仰，投入世俗生活。

但一次警察的闯入，让他不得不开始再度正视过去。

但与试图内部解决的亚历山大不同，弗朗索瓦是更加愤怒的，恨不得即刻就要伸张正义。

他自己站出来，同时还联系到身边的受害者。

善用媒体的力量，群众的力量，成立协会和一个网站，供所有的受害者发声，给案件制造舆论压力。

弗朗索瓦，是聚火的人。

他把受害者聚集到了一起，给他们提供支持和勇气，也把整个故事推向了高潮。

这个协会让影片的第三位主角站了出来，艾玛努尔，他是这团火焰中的一簇火苗。

一个深受童年阴影影响的，成年后仍然和母亲住在一起，情绪稍一激动就会全身抽搐、事业无成的潦倒青年。

他是无助的，弱小的，自暴自弃的。

但因为亚历山大和弗朗索瓦的努力，他在黑暗中看到了光，开始尝试正常的，积极的生活。

三位主角，三个视角，从个人到群体，串起了事件的全貌。

影片最大程度地还原了事实，保留了欧容最擅长的多线叙事风格。

但这也是欧容第一次如此克制地，把一个历时范围如此长、波及范围如此广的故事娓娓道来。

那些影迷们所熟悉的，肆无忌惮表露出的性、奇情、扭曲的亲密关系，这样的电影描写镜头，全都在这部片中舍去了。

你很难想象在这样一部两个多小时的影片中，几乎一半以上的内容都是以“信件内容的画外音+三位主人公日常生活”的镜头铺开。

影片中没有一个关于“性侵”的直接镜头，所有关于过去的描述都是通过口述、信件交流，以及几个点到即止的回忆镜头。

比如，在夏令营的帐篷里。

在教堂的楼梯上。

在郊外的草地。

就连亚历山大的妻子袒露秘密时，也只不过是坐在沙发上就交代了。

这个隐藏多年的，曾经遭受过侵犯的秘密，只是三言两语，面对着一个交往不深的朋友，就这样淡淡地说了出来。

这份克制的情感，比直接的画面，更让人感到压抑和难受。

恰好正是这种隐约存在压抑，为我们再现了性侵受害者们，多年挥之不去的痛苦感。

平静、纪录片式的叙事风格，让影片多了一份真实厚重的质感，有了触及人内心深处的可能。

《感谢上帝》让我们看到了，在遭遇性侵以后，不管男女，不管老少，都会处于何等弱势的地位。

“反正是男孩子，受到侵害也没什么。

” 存在这种想法的人，太多了。

当亚历山大为了揭露真相四处奔走时，母亲却只会对他说： “快23年了，打扰他（神父）还有什么用？

” 一个母亲，在儿子为了内心的正义和良心奋斗时，用的词是“打扰”。

而亚历山大的父亲，更是评价自己受侵害的儿子—— “有胡说八道的天赋”。

最亲近的人尚且如此，可见世上很难有感同身受这回事。

亚历山大之所以能走出来，除了有同病相怜的妻子的支持，还因为他有事业、家庭，有足够坚强的后盾。

即便是这样，他也花了整整30年的时间，才有勇气说出真相。

更多的人，则是一生都陷在这样难以言说、旁人也无法理解的阴影里，痛苦一生。

弗朗索瓦是相对幸运的，他的父母小时候就及时保护了他，后来的日子也一直给予他支持和包容。

但弗朗索瓦还有一个哥哥，他的童年却也无形中被摧毁了。

因为弗朗索瓦的经历，夺走了父母全部的关注，让这个家庭一直围着他转，未曾想，自己却成了被忽略的那一个。

发生性侵案件之后的问题和影响，我们总是甚少考虑到。

欧容以三位主角的故事，通过三种不同的视角，逐渐描绘出了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

这些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并不仅仅是难以面对过去，而是每个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

比肉体和精神上的伤害更甚的是，加害者是神父，而他们是教徒。

信仰让他们受伤，也让他们怀疑自己的信仰。

影片最后，对神父的审判已经提上了日程，三位主角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亚历山大的妻子突然问——“如果神父死了，会发生什么？

”

会发生什么？

什么都不会发生。

天主教依然存在，大家仍是教徒，巴尔巴兰仍然是主教，里昂地区的政界一如既往的支持巴尔巴兰。

就像一场热闹的正义之举结束，大家一瞬间回到了现实。

发现现实一如既往。

也许在这一刻，才会更加明白，片名为什么叫《感谢上帝》。

*本文作者：cqq

根据2016年法国爆出的里昂神父性侵儿童案件改编，讲述了多位受害者从约谈开始一步一步维权的过程。

亚历山大的阐述是故事的开始，他拥有美满的家庭优秀的工作还有五个孩子，并且一家均是虔诚的教徒。

听闻曾经猥亵他的神父目前仍在处理关于儿童布道的工作时，亚历山大决定向家庭讲述自己的经历并且向教会寻求帮助。

秘书敷衍了事，主教想息事宁人，拒绝承认罪行并持续性的包庇和推脱，这些推着亚历山大最终走向了诉讼的路。

警方联系到了第二位受害者弗朗索瓦和他的家人，他决定站出来联系了更多的受害者，组建了协会，建立了网站，不断收集来自更多受害者的口供和信息来推动对神父和教会的审判。

除了这些有影响力靠自己走出阴霾的人之外，也有因童年经历终身受害的伊曼纽尔，他也克服了恐惧走向警局走到大众面前，坐实了神父的罪行。

两年多的努力得来了一个审判的机会，也给了大众一次审视宗教和信仰的可能。

这不是一个有大量戏剧冲突的电影，甚至有一丝平顺，而观众的揪心不来自于剧情本身所带来的碰撞，而是被细腻的感情和伤痛治愈过程中的困难所带领着痛心。

神父就大摇大摆地承认了自己所做的一切，却还是依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大家心知肚明他做的一切，却还要在语言上注意不能讲神职人员是“恋童癖”；包庇罪犯的一切，在记者会上说出“感谢上帝追诉期已过”这样的话。

这一切的可笑无不向观众展示着迂腐的制度和披着信仰外壳的坏人们究竟在做些什么。

同样的故事的最后也提出一个问题，当制度里出现了被制度保护的蛀虫，我们该切割彻底站在反面，还是应该身处其中清除其中的糟粕？

影片动人之处是受害者的家人们，无论是孩子伴侣还是父母，都竭尽所能的去支持了坦白和面对，并且参与到集会和讨论中，来自家人的支持极其重要，也成为了整个集会可以发展起来并且最后拥有声量的重要原因。

故事最后的结果才有很多遗憾，庭审没能如期召开，恶人因追诉期被免责，包庇的人也没能收到任何惩罚，似乎一切照旧，但我想努力不会白费的，追诉期的延长和事件对宗教的震动都是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的。

任何事情都不该成为罪恶的保护伞和遮羞布，沉默也并不能息事宁人只会让犯罪猖獗。

希望勇敢不只是口号，家人的爱与理解也不该放在面子的后面。

妻子：“如果他请求你的原谅，你会原谅他吗？

”亚历山大：“我不知道。

”妻子：“如果你原谅他，你会永远成为他的囚徒，你会永远是受害者。

” 对这段对白，我有强烈的认同感。

对待施暴者，从来都不能因为对方一个无关痛痒的道歉而原谅，他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一开始，亚历山大只是在对抗施暴者，然而通过来来回回的交涉，最后发现，原来教会所有人都知情，他们都选择沉默。

最后，从对抗单一施暴者变成了对抗教会的不作为以及沉默的大多数。

“不再沉默”这个公益组织让我看到了希望，虽然最终教会那些人并没有收到什么惩罚，但至少追诉期延长了，通过长时间的抗争，也给其他人更多勇气。

社会就需要这样的先锋者存在，人的基本权益才能真的落实到每个人身上。

影片最后，孩子问亚历山大：“你还信仰上帝吗”，男主的沉默耐人寻味。

这个问题应该有很多人困扰吧。

向以奇情故事取胜的法国导演欧容，这次令人大跌眼镜地转向批判现实主义，描述三名年少时遭遇神父性侵犯的男性受害者，成年后先后主动揭开难以启齿的悲惨经历，批判矛头直指天主教会里的恋童癖神父。

这种严肃正统的社会及宗教题材不太像是欧容导演擅长的范畴，所以他以往那种活色生香或者骇人听闻的意象全无用武之地。

他这次将功力发挥在剧本设计上，一位恋童癖神父的性侵事件先后引出三位男性受害者主角的故事，貌似传统的编剧手法，实则用沉重的现实锋利地剖开受害者的内心世界，由点到面去刻画性侵对受害者的成年生活带来种种不可预计的影响。

受害者总是相似的，然而他们却有不同的隐衷。

第一位是事业有成的中产精英，成熟内敛稳重，担心孩子受影响；第二位是情绪化的普通中年IT男，擅长用媒体炒作；最后一位是来自社会底层人士，瘾君子兼有性心理障碍，这位则最有看点也演绎得最出色。

三人的阶层属性差异不仅体现在他们与教会及神父的抗争手段，更重要地还体现出他们身边家人的迥异态度。

有的家人得知真相后表示理解全力支持，有的家人则选择继续充耳不闻，或者逃避现实。

这里面最主要是出于宗教的巨大影响力，绝大多数当地民众都是天主教徒，一方面不肯接受信仰的崩溃，另一方面则乐意充当无声的帮凶，令人感到不寒而栗。

这个剧本的野心相当大，批判的内容由表面上的恋童癖神父，到宗教制度，再到媒体影响力，最终落到人心之不可测之上。

面对如此不堪的性侵丑闻，即便亲如自己的父母妻儿，还是有难以调和统一的对策和应对方式。

然而，三段故事内容有不少重复的嫌疑，尤其是关于父母关系的交待，以及他们婚姻生活的情节，令整个篇幅变得冗长，节奏也愈加丧失掉

《感谢上帝》在很多人看来是冗长的沉闷的，但这种冗长沉闷本身却承载着及其重要非常核心的作者观点：正义不会从天而降，上帝也不会主持公道，正义只可能是复杂艰难的抗争的结果，这个结果可能花费了巨大代价但仍触及不到根源，但也绝对不会徒劳无益，这种冗杂实际是叙事体内外的一种统一一致。

例如第一个主角亚历山大，他的段落充斥着大量的旁白，以这种方式表现他与教会之间信件往来的内容，这一点遭到很多人诟病，但我认为这是十分必要也是最为华彩的一个设置。

欧容为什么不直接拍他与教会人员的正面交涉呢？

因为这种间接的交流给观众带来的阻塞感、不畅感非常有效地表现出了亚历山大申诉的低效和难以接近真正权力的无力。

旁白或对白使用的同时欧容又使用声画对位（声音闪前），即声音先于它出现的场景，或和人物的动作进行叠加，以突显亚历山大的坚毅和迫切的决心。

而这一整个部分，是最令我感动的，即使后来我们知道亚历山大几乎所有的努力都是成效甚微的，但欧容的一种执着似乎亚历山大的执着印证着那种“统一一致”，形式内容形成共鸣，以及用大量移动摄影执着地去拍亚历山大的行走，包括几次长焦镜头中，亚历山大垂直地走向摄影机（直面的勇敢）、跳跃的逻辑性剪辑（行动的连续，不因受挫而阻断），这些都体现着一个普通受害者的主动性，在他不具备《聚焦》里的记者那样的专业技能，又没有违背程序正义伸张真正正义的超人力量，以至于这种朴素的主动性很难不令人动容。

我现在可能已经记不清那些繁琐的申诉流程和顺序，但他穿过每一条街道、进出每一个场所的身影，我永远不会忘记。

亚历山大的天主教家庭背景，让他对教会抱有天然的信任和对宗教的绝对虔诚，所以他的诉求始终仅仅针对神父本身是否受到裁决，这种方向性错误和他的势单力薄导致了他的发声是不中要害的。

到这里电影出现了结构性的推进，这种推进回答了“在无法改变的情况下我们还要不要做什么？

”的问题，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事实是，行动未必能撼动强权，但信念和希望一定能传递下去。

这里形式上视点的转换又对位了叙事上信念的接力。

第二个主人公佛朗索瓦无神论的宗教观，以及他受到神父的伤害没有亚历山大严重，使他的意识更加清醒，更加具备勇气，并且不会被情绪所牵引，他很清晰地认识到教会体制内部的腐坏和相互包庇。

而在统筹方式的设置上，他也相对亚历山大有了明显的升级，我们可以看到弗朗索瓦不断地打电话，通讯的方式由信件变成了声音的直接触碰，前者起初的孤军奋战也变成了众人拾柴，进一步变为面对面的高效交流。

情节上的客观结合结构上的主观在现实意义之上赋予了更深一层的意义。

在铺满了整个叙事空间的主动行动元之中，欧容细密地在三段式、三个轴心人物的周围铺排、插入了诸多客观的现实困境，几乎涵盖了所有儿童性侵的社会、伦理议题，比如受害者之间的阶层差异、侵犯造成的情感障碍（亲子、兄弟、伴侣）和生理后遗症、足够有代表性的父母群体的不同反应和态度。

这些问题直到影片结束，几乎一个都没有得到解决，导演也没有试图去做人为的和解，他依然和角色保持一致，全然没有顾忌，依然专一地注视着主角在现实阻碍和重压之下逆风而行、追逐正义的过程。

《感谢上帝》让人感到“不好看”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对性侵者的描绘同《聚焦》一样“寡淡”，对立的回避也就消解了冲突的激烈，除了几处象征角色敢于直面羞耻过往的闪回，只有两次正面出现，即使如此，我们看到的也只是一个普通老人。

欧容矛头所指的并非“恋童”，“恋童”在他看来只是一种病，没有必要刻意丑化恋童者，他们“就是那样”。

尽可能回避这种带有奇观和消费属性的概念，虽然削弱了可看性，但这种叙事减法使他们面对的那种更加抽象的难以撼动的无形的力量、狡诈丑恶的人性和坚硬腐败的教会体制赤裸裸的暴露无遗，也使得结尾巴尔巴林主教谦和的表面下那句“感谢上帝”更加讽刺、更有力度、更加令人震颤。

这种纯粹统一的受害者封闭视角实际上汇聚成了一股更加沉静、更加凝重的宣泄势能。

而黑暗和邪恶力量的正面表现被欧容巧妙融入了视听语言，从亚历山大第一次接触女调解员开始压力就无处不在，亚历山大和她坐在画面的正下方，上方则被空旷、森严的教堂空间所笼罩，形成一个人物极为弱势的构图；亚历山大在教堂和巴尔巴林主教在教堂面对面交谈时，画面逆光，人物被蒙上阴影；亚历山大和神父对峙，使用低角度取景，且二人始终未曾同框；包括结尾通过上摇镜头拍到的教堂外部；主教居室内也以大红色块作为主要视觉基调。

之所以认为这部作品要优于大多数此类题材的电影，是因为作者既绝望又积极的姿态，有观察、有立场、有方法论，简单来说就是它囊括了所有关于神职人员性侵可能涉及的话题。

不试图煽动情绪、赚人眼泪，打破了神话叙事，不会本末倒置、扭曲事实；其次文学式的叙述足够客观真实，符合现实逻辑，不去掩饰现状的消极和正义的无力；最后在这两点基础上欧容又完成了对个体、对体制、对信仰递进式的拷问和控诉，同时在特别积极地寻找解决的方法：在阴云之下、黑暗之中，我们能做点什么？

我们要做点什么？

我们应该相信什么？

童年被性侵的男孩，是如何长大的，阴云之下我们能做点什么，挺真实的想起了童年往事，一点点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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