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我

按照惯例，每年开年都会认认真真地写一篇影评。

《小小的我》很值得。

电影的叙述节奏，演员的表演，尤其是“外婆”细水长流的表演，四字哥的突破，都值得大书特书，不过书得人太多了，我也没有赘述的欲望了。

单就电影里四个意象来分享一下我的感受。

意象一，骷髅骨架。

很特别的一个安排，为什么刘春和从小到大的床边陪伴之物，会是一副森森然的骨架？

结合春和最大的宿命羁绊——他的病症——就能理解了。

伴随他一生的残缺，使春和的四肢和躯干无法伸直和自如运用，他渴望拥有健康人的健康关节和骨骼，做梦都想。

所以在他眼里，那副骨架不但不恐惧，反而是那么漂亮，那么完美的事物。

意象二，外婆的丝巾。

用电影里外婆的解释，她喜欢丝巾是因为丝巾比衣服换起来便利，可以每天带来新鲜感。

这也可以视作外婆追求自由，对一成不变生活本能抗拒的写照。

但是从后面的剧情可以得知，丝巾裹着的，其实是一道触目惊心的伤疤。

伤疤的背后，是她拼命要从歹徒手里夺回的给女儿的嫁妆钱，是她原本想要回归家庭的计划的破灭，是她对不可修复的母女关系的内疚与忏悔。

所以她用看似每天都可以不重样其实款式严重趋同的丝巾，裹住了伤疤，也裹住了真正的自己，然后把所有的爱和理解，补偿式地给了春和（鉴于母亲因为缺爱而造成的冷漠疏离的性格，春和当然也是那段破碎的母女关系的受害者。

）这份爱对春和来说，当然是弥足珍贵的，但春和也很清楚，他要堂堂地活着，就不能一直依赖外婆筑起的这层厚厚的保护壳。

所以在片尾，春和解开了外婆的丝巾，也解开了外婆的心结，也是在告诉外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要走。

意象三，鼓和鼓里的松果。

鼓的意象一直以来是激昂的，催人奋进给人力量的。

但是命运的苦难，光靠共情和怜悯，是消弭不了的。

正如春和的生活中，其实遇到的更多的是善意，赤裸裸的歧视和慢待并不多见，但是那些善意，是谨小慎微的，是基于同情的，是建立在把春和当作异类的前提之上的，是我们认为的关心和爱护，正如妈妈的保护，正如咖啡店老板“赐予”的工作机会，正如雅雅试图去给予春和的所谓爱情……这些“给予”其实就有点像善人的“嗟来之食”，出发点好像是出于对所谓弱者的帮助，但这份帮助的立场是居高临下的，可能比赤裸裸的歧视更加伤人。

就像被一面鼓包起来的松果，它没有了自己沐浴阳光雨露的机会，也没有了在暴风雨中历练的机会，永远没办法从果实长成参天大树。

这些帮助这些爱，是会把人“蒙在鼓里”的。

意象四，一个荷包蛋。

这是一个一闪而过的意象，在春和接到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以后，很奇怪，他给自己煎了一个蛋。

为什么这么表达？

因为蛋在任何文明的寓意里，都是生命的象征，都有卵生的崇拜，东方有清明立蛋，端午挂蛋，西方有复活节彩蛋。

从封闭的犹如混沌的蛋壳里突破而出，那是新生，那是重生，就如春和在不断与命运抗争，又多次碰壁甚至绝望时，那张录取通知书，赋予春和的，犹如重生般的意义。

虽然从蛋里孵化而出，仅仅是一个新的开始，未来可能还有更大的磨难，结局也未必如人所愿，但生命之所以是生命，先要生，义无反顾地去生，命不由人，人生也不需要认命。

所以，春和这个形象，是有革新和颠覆的，所谓的不幸人生，不是用来卖惨的，也不是用来激励正常人的，那只是属于刘春和自己的一份经历，我们为他流泪，不是因为心疼，而是心生共鸣，为美好而伟大的心灵共鸣。

我想起了我常和学生讲起的，那位在小区里练步的脑瘫少年，我想起了为自己脑瘫的孙子学习钻研小儿推拿的老师前辈，我想起了那位在地坛用轮椅丈量生命的巨人。

昨晚去看了《小小的我》。

首先得夸一下四字弟弟，他的演技不再有偶像派的漂浮感，好几个片段都让我忘了这是易烊千玺。

虽然上半身的肌肉痕迹还是有表演的功夫，但是无论面部表情还是体态还是情感流露，看得出是下了功夫，也有思考和被导演调教的痕迹。

希望他继续接好片，演好片，未来可期。

我喜欢《小小的我》的细腻，我打算分别写一写。

一、身残心健or身键心残的选择？

我替刘春和惋惜。

身残心健本身就是个莫大悲剧，出生就是原生家庭的巨大变故，成长的过程中，越是发展心灵，身体的残疾就越是让人痛苦。

这和史铁生的从高处跌落的痛苦还不同，他从未享受过奔跑跳跃打车轮这种基本的运动，所以刘春和的梦里充满了对运动的本能奢求。

身残心健带来的是一种抗争，给公交公司的投诉信，在咖啡馆执拗的报菜名证明自己记忆力好，写诗，学习打鼓，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想要基本尊严的象征。

整个社会需要给他们这种尊严，在这个层面，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反思自己的有色眼镜，反思自己做的够不够，去包容残障人士，用实际行动为他们带来尊严。

更多的普通人，是在漫长的人生中，体会身健心残的痛苦。

那包括原生家庭之殇，亲密关系之殇，自卑与超越之殇，孤独与链接之殇等等，并没有人教过我们如何去修复自己的心灵创伤。

于是我们忽视它，埋葬它，封闭它，却又在一次一次的冲突中爆发，刘春和会绝望又疯狂地一颗一颗的吃自己劳动换来的牛轧糖但窒息，他会躲进行李箱里把自己封闭在黑暗里，这个场景和这种情绪精准的击中了我，那个曾经也会封闭也会爆发也会自伤的我，在荧幕前，因为高度的共鸣差点无法呼吸的痛苦。

其实影片给出了解决办法，学会脱壳。

荧幕里春和借助雅雅的手完成了想象中“身体的蜕壳”，现实中我在人生的一轮又一轮痛苦袭来时，夜深人静给自己的心脱壳，看到痛苦，了解原因，扯开盲区造成的枷锁，让这部分痛苦随着被看到，被改变而失去作用。

这个过程真的演绎的非常精准，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二、痛苦的外婆和妈妈和外孙之间的关系 祖孙情是人生中特别真挚的感情。

隔辈亲带着时间的转移，命定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惆怅。

在这个电影中，外婆才是真正喜欢春和的那个人，不清楚她是在弥补对女儿的亏欠，还是她真心喜欢自己这个敏感聪明的幺儿，默默陪伴，用力发声，鼓励和尊重，都和他妈妈的控制忽视愤怒产生了鲜明的对比。

但我无法讨厌春和的妈妈，这个一辈子也没得到想要的爱的可怜人。

童年被忽视，婚姻也不见得幸福（春和和他爸几乎零沟通），孩子的出生直指她的错误（似乎难产缺氧是脑瘫的相关因素但未必是因果关系），这种打击往往会摧毁一个人的自我信念，她也无法正确看待孩子的残疾，又不能给自己的心脱壳，就只能用错误的方法继续人生，可悲可叹。

祖孙俩就这样被缺位的爸爸，拧巴的妈妈联系到了一起，原生家庭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直面的，但并不意味着无解。

所以其实心理学是最好的脱壳工具，我们通过改变视角，能够找到真正的爱和希望，人生就不会堕入黑洞和深渊。

就像外婆和天台，就像我自己的外婆外公给我塑造的坚定的被爱的印记。

春和长大了，第一件事就是放外婆自由，这是他想要的，也能够给予别人，这就是自爱自尊带来的他爱他尊，特别喜欢这个结尾，祖孙俩已经自由了，希望那个痛哭的妈妈也能和自己和解吧。

三、性的萌发的细腻描述 影片的一大亮点，恰恰是雅雅如同工具人一般的出现消失，伴随着春和性欲爱欲的萌发和消亡的真实写照，我在雅雅头三次出来的时候就觉得这女孩子怎么和工具人一样忽上忽下的，直到幻想中她抱着刘春和撕去他脊背的皮肤时，我才明白雅雅就是春和从男孩到男人的桥，承载他爱欲，衬托他的痛苦，最后不得不放手，泯灭于人群铭记在记忆变成诗的过程的工具而已。

他们注定就是没有结果，怎么可能会有结果呢？

越早体会这一点，春和的人格才越完整。

对着金沙遗址的黄金面具吟诵爱欲幻灭的痛苦，和面具沉默戏谑的对望，有着莫名的仪式感。

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关于爱欲的巨大黑洞，被各种各样的幻想填满，这是爱的幻想，也是性的成长，最终把我们带向对自我的否定和肯定中，带给我们成熟。

老阿姨还经常做和奇奇怪怪的人的春梦呢，这是一场只关于自我和解的仪式，与他人毫无关系。

导演真的很细腻，拍出了具象化的爱欲，大逆光的唯美和光明，恰如梦境！

四、电影配乐拨动心弦 可能这一年和音乐接触的多了，属于耳朵的弦越发敏感，这部电影的配乐真的精准，细腻烘托情绪。

钢琴、小提琴、大提琴的组合，或者温情，或压抑，或轻松愉快，或唯美浪漫，恰如其分回荡在心中。

特别的，片尾外婆带着耳机在暗调的家中翩然起舞的时候，整个人和窗户形成了一个大的剪影，军鼓的旋律复刻了《波莱罗舞曲》，那种渐进式的充满希望的鼓点，完美映衬外婆的心情。

喜欢音乐的人走到哪里都不会活的太难，因为音乐本身就有疗愈的作用，也是蜕壳的一个好工具。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附身亲吻大地，挺身迎接太阳。

春和景明对刘春和来说并非遥不可及的梦，开在他自爱自尊的土地上，也默默的治愈更多身健心残的普通人。

“脑瘫不是傻子”，这句在《小小的我》中出现了很多次的台词，脱口秀演员小佳已经向很多人证明过了。

脑瘫患者可能伴随智力受损，但仅仅是“可能”，并不是“一定”。

和一位在酒吧门口跟我畅聊了一夜的脑瘫患者一样，春和、小佳都属于智力没有受损的脑瘫患者。

但这也意味着，他们终身都要面对自己的灵魂与不受控制的身体之间的撕扯。

除了不能正常控制身体，春和几乎与常人无异，甚至比常人更聪明、更努力。

他博览群书，会写诗、会授课，文学造诣颇高。

面对公交司机的歧视，他没有当场起冲突，而是洋洋洒洒写了一封投诉信给公交系统，直捣黄龙。

他打鼓没有老刁好，但可以帮助老人们解决手机问题。

他过马路时需要抢先站到最前面，才能在绿灯变红之前走完人行通道。

他想做老师，高考志愿填了远离家乡的师范大学，但想要去培训机构打工时，“不正常”的身体表现令培训机构即使认可他的能力也很难接受他。

他不得已只能退而求其次去咖啡馆打工，只为谋求一份工作和尊严。

全片最令我动容的不是撕裂身体的解脱梦境，也不是“含糖自杀”的窒息场景，而是他在咖啡馆里报菜名那一场戏：面对咖啡馆老板的婉拒“我只想招一个普通人”，他缓慢说道：“我是个记性很好的普通人”。

没有一个“普通人”需要以这样的方式去证明自己，但他需要。

他太需要让外界看到那扭曲的身体里禁锢着怎样一个自由的灵魂了！

不用去谴责培训机构、咖啡馆老板、公交集团，甚至也不用去谴责曾经想过“如果他走丢了，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就会不一样”的妈妈和逃走的雅雅，对于大部分“普通人”而言，面对脑瘫患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扭曲的面部和身体很难令人感到愉悦。

尽管近年来，针对特殊人群的影视作品越来越多，但我还是很佩服这个剧组成员有勇气拍摄这个题材。

和早期关注社会议题的影片收获的好口碑相比，现在的观众对于这类题材的不宽容度已经和对公益圈无疑：你们不可以做错任何事情，否则就是在吃人血馒头。

在公益领域工作过多年，我明确反对对善行进行“杀人诛心”的行为：针对恶的行为，我们需要去辨认对方的动机，但针对善的行为，我愈发认为鼓励这个行为本身应该比纠结对方的动机更重要。

那些说企业家捐资做慈善不过是为了避税的人，自己可曾掏过一分钱？

捐赠减税本就是为了鼓励大家参与慈善的一种法律制度，何罪之有？

当我看到咖啡馆老板请人来拍摄公关视频、公交集团将感谢春和提建议的活动搞成了一场盛大的表演秀，心里当然也如同春和那样好笑又悲伤，但咖啡馆的的确确给春和提供了一份工作，公交集团也的的确确因此而更加重视残疾人乘车的问题，并且他们都以这样的方式让更多人关注到了特殊人群和他们的需求，这难道不比什么都不做、什么改变都没有发生更好吗？

我不是在为发心不正的慈善家、明星和企业辩解，只是说，做点什么总比什么都不做更好。

只有去做了，才能发现问题，才能慢慢改善。

社会议题本就复杂，不可能有完美的解决方案，能够一点一点进步已是最好的结果。

这部影片以川式幽默消解了很多苦难。

它的完成度非常高，易烊千玺、林晓杰、蒋勤勤在片中的表演都令人印象深刻，看得出来导演也一直都在试图以一种平视的视角去看待脑瘫人群（尽管我现在觉得要完全地平视几乎不可能，因为你的的确确不是对方），呈现他们的生活，为他们正名，为他们呼喊。

从这个角度上讲，这部影片已经做得很好了。

说这么多，是因为随着这类题材的影片越来越多，它们时常会被人评价为“消费苦难”，说一群高高在上的名流要借着弱势群体的光去拿奖、去牟利。

我无意为名利场中人去辩驳，只是想说，难道他们都不去关注这些议题了，对弱势群体而言就是好事吗？

世界就会变得更好吗？

我们可以就事论事，去讨论这件事做得是否妥帖、有哪些不足，但毫无来由就去批判别人的初心，只能让更多人噤若寒蝉，不敢触碰这些敏感话题。

我现在居住的上海新华路社区（对，就是SFC上海影城所在的那个社区），就是一个以关注社会议题、拓展社会包容度而闻名的社区。

这里不仅大部分商户都对宠物友好，还有“大鱼营造”等机构一直在这里践行各种社会包容实践和实验：残障人士、性别平等、老龄化……每一个议题在这里都可以得到平等的关注和激烈的讨论。

刚搬过来没两天，我就被邀请去了新华365里面新开的一家酒吧“无碍理想”，这是一个致力于推广无障碍议题的空间。

那一晚，为我制作鸡尾酒的调酒师是一位只能辨别细微光线差异的盲人女孩，谈及为什么看不见还要做这个，她笑说“因为我真的很喜欢”。

坐在门口和我聊了一晚上的除了带有手部残疾的老板，还有我在开头提到的那位坐在轮椅里全程歪着头的脑瘫患者。

而在酒吧里面，一群带着各式各样身体残疾的人们正开心地为其中一位庆祝生日。

我不是第一次见到残障人士，但还是第一次见到他们如普通人一样开心地活着，听到他们除了“感谢社会”以外对于社会更深刻的思索。

离开时我很感谢这家酒吧，不是因为它为这些平日里无人知晓的人们创造了一个出口，而是因为它也给我们这些所谓的“健全人”打开了一扇看见更丰富世界的窗口。

这一次，《小小的我》也给了我同样的感受。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春和最爱这首袁枚的诗，是因为在这首诗里，不起眼的苔藓是自己的主角而非他人的配角。

这些在阴暗角落里默默生长的苔，或许有着不输于牡丹的生命力。

看见他们的存在，将是我们彼此共同的收获。

文｜梅雪风首发于《正面连接》一很多人拿《小小的我》和李沧东的《绿洲》做对比，我认为这种比较其实没什么必要。

虽然它们都是有关脑瘫病人的故事，但这里面的差距太过一目了然。

而这种差距，我相信也不是说主创意识不到，它更多地来源于两种电影类型的内在差别。

简而言之，《小小的我》实际上是一部披着艺术电影外衣的主流商业片。

而《绿洲》则是一部真正试图揭示人的处境的严肃创作。

这两者的差别之大，就如同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与波兰斯基的《钢琴师》。

就如同同样是杨荔纳导演的《妈妈》和伯格曼的同样讲母女关系的《秋天奏鸣曲》。

必须在这里先定义一下我这时所说的商业和艺术电影（纯属个人趣味）。

在我的心目中，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就在于商业电影始终还是在制造神话，而艺术电影实际是上在说神话的不存在。

商业电影的核心是在说这个世界的意义是存在的，它必须赋予人类一种有别于其他的意义，艺术电影大体上都在讲这些意义背后的苍白、蛮横和虚假。

商业电影是建构某种概念，而艺术电影则是尽力地抛弃所有概念的毒害，而呈现出一个更复杂也更空阔更混沌的人世间。

商业电影总有一种给这个世界提供答案的冲动或者是本能，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大众也无法从中得到一种如释重负豁然通彻的快感。

而艺术电影往往更尊重或者更执着于呈现一种它所认为的真实，而真实从来都是一团难以下咽的混沌，一种令人费解的谜题。

所以，商业电影即使呈现苦难，但最终它总是用一种乐观去覆盖它。

从某种程度来说，苦难在商业电影当中只是一副饵料，是用来让观众坠入一种貌似真实的幻境的手段，这种真实感让观众放松警惕，这样他就能够接受电影中实际上幼稚可笑的人生答案，这是观众和创作者心照不宣的共谋。

作家王小波曾经有一句话，叫做真实就是无法醒来（大意）。

商业电影就是要制造这个醒来的幻觉，无论是最终主人公获得了现实境况上的改变，还是他人格上的升华，或者什么东西都没有改变，但是他看到了真实的某个瞬间，这种近乎顿悟的时刻，也让主角有了一种醒过来的幻觉。

这种醒来让在真实中无法加速时间、删减时间的我们有了一种通透感。

而艺术电影则对廉价的人物改变保持警惕，它对各种被建构起来的意义迷宫保持了一种怀疑，它对于戳破幻觉的兴趣远大于去强化它们。

从这个意义来说，《辛德勒名单》就是一部在本质上和《指环王》无二的电影，就是一一个所谓的善良战胜邪恶的简化人生的电影。

而《钢琴师》是一部讲述生存的电影，一部更接近人性原貌的电影，这里面没有英雄，没有可以用道德来断言的某个人物，只有那些说不清善恶的人在自己的处境下所做出的各种选择，只有灰暗的被死亡威胁的那种氛围里那些人性的战栗和松动。

同理，杨荔纳的《妈妈》虽然说在讲述亲情怎样被政治毒害，人性怎样被恐惧扭曲，但爱还是这部电影的主题词，爱是它认为人性里面最本质的东西。

而当伯格曼谈论这种母女亲情关系的时候，就显然对爱这个词本身不像杨荔纳那么坚决。

在他的晦暗世界里，人性的自私是一种更为本质和更为强大的存在，亲情更像一种后天的道德上的架构。

亲情的痛苦实际上是这种自私的本能和这种道德建构之间的撕裂，以及因这种撕裂所造成的挣扎。

也就是说，商业电影不管它多么认真的试图挖掘现实，但它最终仍然必须是化妆术。

而一部好的艺术片，无论它多么接近幻想，它必然是某种程度的卸妆术。

这种巨大的区别，让这两种赛道的优秀电影的在广度、深度、复杂度方面就有着天壤之别。

而《小小的我》和《绿洲》的巨大区别就来源于此。

二从两部影片的第一个镜头，就显示出这两部电影的本质区别。

在《小小的我》当中，开头就是一个特写，是主角刘春和的腿，这是因脑瘫而显得步履艰难的腿。

而在《绿洲》当中，开头是一幅画，画面平平无奇，画外是杂乱而又似乎有点规律的某种声响。

简而言之，《小小的我》从第一个镜头开始就是奇观式、猎奇式的进入角度。

苦难两个字在主角的脸还未映入观众的眼帘时，已经深深嵌入每一帧画面，成为一个隐性的精神水印。

它已经提前在给观众提供泪腺的动能，让你感动，是导演的最大阳谋。

而《绿洲》的开头，就是一个你摸不清头脑的日常画面。

只有到了影片最后，你才能明白这个画面的真意，才能明白这一日常的、在审美上显得丑陋寡淡的画面背后，是一个灵魂近乎狰狞而又无声的呼救，是一种溺水等死的绝望，而这种痛苦被封闭在这日常的画面中，它无法被放大，且这种日常根本无人注视。

而墙上那幅画的内容，是主人公对于生活的想像和希望。

既使在这如同动物般苟延残喘的泥潭中，希望的野草却从来没有枯萎，它以丑陋的方式暗自生长。

影片从开头就并不准备给你太多东西，也不想调动你太多的情绪，它希望让你一种平静的方式去进入两个异类的生活，它希望你能够平静地看到一切，它显然认为，煞有介事的情感表演，其实是对于主角困境的不尊重。

《小小的我》，其实是一个另类英雄的故事。

除了他身体的残疾，他其实毫无缺点，他礼貌上进，比同龄人有着更多的知识，身体的残疾，除了让主角有点愤世嫉俗，并没有带来任何精神疾病。

甚至是脑瘫所带来的身体残疾，影片也描写得相当客气，他的肢体和面部显得再病态，但他的眼神却依然正常，那是一个不屈的眼神，是一个让人能够怜悯甚至是生出某种敬佩的眼神。

而在《绿洲》里面，无论是脑瘫女主角，还是稍带点弱智的男主角，他们身上都找不到让正常人喜欢的东西。

他们无论生理还是心理都是某种程度的病人。

男主，总是有点智商短路的感觉，他看起来懦弱而又蛮横，小偷小摸是他日常的生活，他显然缺乏对这种行为的耻感。

他显然也缺乏正常人应该具备的控制力，他以往的强奸未遂的罪行以及他开头就对女主角所做的猥亵，说明他其实经常做出这种堪称禽兽的行为。

而女主角，她扭曲的面部，以及癫狂和难以聚焦的眼神，让观众彻底丧失了和她进行情感沟通的渠道，她就像一个难以理解的怪物一样，观众的同情心找不到任何安放的地方。

这两种人物的塑造，决定了影片在价值观上的底线。

对于《小小的我》而言，它讲述的是一个有关委屈的故事。

它的潜台词是，我这么优秀，为什么这个世界不承认我。

而对于《绿洲》而言，它是一个挑战观众的廉价同情心的故事，它从始至终内在都有一种反省：无论这个另类的世界在正常人看来有多么不堪，但它内在有着我们不屑了解也无法了解的隐秘，而在那个无人知晓的世界里，看起来野蛮的互动，看似不堪的激情，其实和正常人的感情毫无二致，甚至是更为纯粹，也就更为惊心动魄。

前一部电影的情感底线，其实是你要有值得爱的东西，我们才能爱。

而后者的底线是，即使是我像蛆虫一样，你也无法论断我。

在这两种底线的对比中，你就能发现前者爱中的隐秘功利性。

这种功利性的爱，并非这部《小小的我》所独有，它是所有主流商业片的基本情感法则。

因为等价交换式的爱，才是我们平庸生活的常态，而等价交换又天然地带着一丝市侩的气息。

所以拔高自己情感和粉饰自我成了我们的顽强潜意识需求，而这也是商业电影的最核心的精神密码——我们总是要比我们想像的更为高贵。

它千方百计地对这种等价交换的情感进行变形，以掩盖里面的功利主义气息，而像《小小的我》里面主角的残疾，就是一种好的遮羞布。

所有主流商业电影里主角的缺陷，都是这种装饰艺术的一部分。

这种功利性的爱，必然而然会让整部电影显得洁净，因为它的最高原则是不能冒犯观众。

所以它对这个世界的批判必然是浅尝辄止的。

坦率地说，《小小的我》在这种功利性的框架之下，为还原真实已经做了相当大的努力。

旁观者那种对于脑瘫患者的客气拒绝，隐晦的利用，把他们作为自我道德标榜的恶劣，在这部电影中都有着精微的描述，甚至对于亲情本身内在的虚弱也有所涉及，但它显然不敢再深入一步，它不敢表现出一种真正的普遍冷漠，因为表现出这一点，将会让观众感到自己无处躲藏，成为被审判中的一份子，所以它设定了一个近乎乌托邦的老年群体，这群在现实世界中丧失了纵横捭阖能力的人，有着一种过剩的对于异类的宽容，这种善意，有效地中和了影片整体的残酷。

影片对于男主的爱情也必然是浅尝辄止的。

虽然它是以冰冷的结局告终，但它的童话性质仍然确定无疑，它只是一个俊男靓女爱情的变异版，充满着一种不真实而又美好的气息。

它不敢去真正地描摹那个女性角色，因为一旦开始描写，它就无法避免这种关系所带来的巨大疑问，这个女孩为什么会对这个脑瘫患者这么感兴趣，所以只能把这个角色虚化。

而《绿洲》则是在讲被这种功利性叙事之外的真实世界。

这个世界的残酷从来不是以一种重锤撞击的方式到来的，它是空气一般的存在，它不具备任何传奇性，而男女主人公对于这种漠视的反应，亦非初来乍到式的深受刺激，而是一种波澜不惊的麻木，甚至是一种讨好式的退让和屈服。

而这位主角的爱情，则带着某种不洁的气息。

它是一种动物般粗野的饥渴性欲，是一种对于触摸绝对性匮乏之后的应激反应，是两个被漠视的人相互取暖，是两个虫子之间扭曲却炙烈的灵魂对话。

它显得丑陋笨拙，又无比真实。

它是让人不忍看的爱情，是让你忍不住颤栗的爱情，也是让人觉得不敢轻易用爱情这种的小布尔乔亚词汇形容的爱情。

它里面尖利污浊，却又充满着极致痛苦极致幸福，让所有的矫情都在这种关系面前悚然肃立。

《小小的我》，以赋予观众希望为已任，它将每一个心理的颤动都当成史诗，所以影片中到处都充满音乐 ，这音乐是一味充满善意的味精，是代替观众发出的哭泣声和喝彩。

《绿洲》，则以平静地展现这个世界的本相作为原则，所以它根本没有音乐，生活本身的暗流涌动在它看来已然足够。

煽情是一种少见多怪的自我感动，是对那些异类生活简单化提纯，是隐晦的情感剥削的一部分。

在《小小的我》中，梦想是遥远的彼岸，是需要意志力也可以由意志力达成的顶峰，所以当片中的那些梦到来时，总是辉煌耀目而庄重。

而在《绿洲》当中，梦想是生理上生发对自由呼吸的渴望，所以它的到来是平静而日常，它只是主角可望而不可及的正常人琐碎生活的平庸复制品，但这平庸对于他们来说已是天堂，所以那些场景总是带着一种平板的酸楚。

这两部电影最终给人的感觉，就是《小小的我》，是一付按需定制的安慰剂，它是用某些真实细节包装的人定胜天的美好幻想，是对一个异类强者的褒扬，它的强烈戏剧性，都是在避开那些更让人无法直视的真实生活图景。

而《绿洲》则是一个天地不仁的写真，它是对生命力一视同仁的直视，是那些粗陋不堪的生命生理性的仰望阳光，它是打所有人脸的作品，是觉得所有的外部救赎都廉价无效、但他们的内在生命力却让他们并不会真正枯萎的作品。

三观察《小小的我》和《绿洲》的不同，你能发现，底层价值观不同所带来的在起点上就具有的巨大差距。

而这种差距，不是电影技法所能够弥补的。

而对这两部电影质量差距的讨论，从某种程度说明了观众求全的严苛。

对于一部电影来说，你遵循某个范式，已经决定了一部电影的上限。

简而言之，你不能要求一剂麻药能给你一种深刻的痛感，你也不能要求在满足爽感的同时，还有着一种真正触及人类生存复杂面的深刻。

而对于所谓乐观的不知魇足的追求，则必然会带来某种讳疾忌医的遮蔽。

真实所带来的寒意，必然需要更具包容性的灵魂才能消化。

也就是说，一部真正诚实的坦率的电影，往往是会吓坏很多人的。

它必然带来是观影人数的指数级萎缩。

而这也是很多有雄心的创作者的终级难题。

整个电影生态商业化的单一性，其实将所有不同赛道的电影，都放在了一个单一同质的电影市场中。

所以拍出震撼灵魂作品的野心，必然要与希望能被大多数观众喜爱的热望同场竞技。

在商业的高压和高诱惑力的逼迫之下，这种拍出好作品的野心则必须进行某种程度的压缩和腾挪。

并不是所有的创作者都有“背对观众”的勇气，当然这也不能成为一种对于创作者的道德要求。

但这种矛盾心态的结果，就是最终很多作品都成了调和路线的产物。

观察杨荔纳本人的作品，显然也遵循了向观众趣味靠拢的这个主流趋势。

从《春潮》的潮湿冷冽，到《小小的我》的单纯澎湃，这种变化里显然有着她自我调整的阵痛、犹疑和取舍。

但如果要拍出一部如《绿洲》这样品质的电影，则在这种取舍中要有坚定的不骑墙的决心。

除了才气的支撑， 它还需要一种强烈的道德诉求，一种对于虚伪和夸张极度反感的道德洁癖，也必然需要对于自我和这个世界的高纯度诚实，需要对选择这种创作路线所带来后果有着清晰的认知。

这是内在强大精神和强大的谦逊共存之下才能有的产物，是高度精英式的洞察力和泥土里生长出的平民式道德缺一不可的产物，是从日常中逼出这个世界的残酷底色后仍然不放弃这个世界的不忍，是对生命里最冷竣那面的解剖后仍能包容它的强悍和温柔。

读本科的时候，同届别的班级学生里有一个男生，好像是因为小儿麻痹症两只腿发育不太好。

就是可以走路，但是腿部肉眼可见畸形的，动作不便，走路时上身需要非常大的摆动幅度才能保持身体平衡。

我们在东北读书，平常的日子还可以，一旦下雪路滑的时候，他即便拄拐也非常不便。

所以他的身边一定会有一个他同寝的男生在，协助他。

我们上大课的时候全系学生一起上课，他也会被老师叫到前面去做题。

全系活动的时候，都会遇到。

但是，我们尽量把视线放在他的脸上，而不会紧盯着他的身体。

他也看上去很乐观，在人前从来都是大大方方的，学习成绩非常好。

打雪仗的时候，四年里总有几次他也会被同寝男生背着参加。

如果他参加，那一定会有别的同学组队，一个背着另一个共同参与。

或许是男生背着女朋友，或许是两个男生或者两个女生。

总之大家尽量不会只让他成为与众不同的视觉中心。

那个时候的我们，还不怎么懂人情世故，也没有老师特意教我们。

但是，我们都知道真的尊重他，就不要去强调他们的痛点，不要聚焦于他的不便之处，不要当着他的面做出“可怜”他的样子。

而是尽量去关注我们相同的那些地方，去看他的优点。

为什么会想起那个记忆里完全没说过话、陌生的同学呢。

因为，在《小小的我》这个电影里，导演的镜头过于关注男主角的“缺陷”了。

肢体缺陷、动作缺陷、表情走形、异常的心性，都有些过于详细的展示了。

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观察”和“窥探”感。

让观者深感不适。

或许导演想展示演员的努力和尽力，导演给出了太多的特写。

两个多小时的电影，大量的时间花费在对角色肢体、动作、表情等等细节的展示。

以至于显得演员有点用力过度。

其实特写没必要占比太多，体现一个角色的性格可以有很多角度。

比如，我个人觉得很好的一个场景，就是男主角横穿人行道，路口上停着很多庞大的车辆，同行的人已经早早走过去，只有男主角以他特有的姿态慢慢的但是执着地走在路上。

没有慌乱，也没有惧怕。

这个场景跟电影题目《小小的我》就很贴合。

但是，反复展示一个人的外表缺陷和肢体缺陷，并不能对塑造角色内心有什么太多帮助。

影视剧作品是展示“美”的舞台。

一个角色要先“可爱”，才会让观众“由爱生怜”。

拼命的像观众展示角色缺陷，并不会让观众理所当然的产生“怜惜”的心态，反而会让观者产生被“道德绑架”的心情。

就像以前路边有一些身体残疾的乞丐，拼命对着马路磕头乞讨一样。

在《小小的我》里，导演几次在男主角的梦里，让男主幻想自己肢体健全。

这个桥段过于重复，格局也太小家子气了。

因为男主角每次幻想自己肢体健全，都是为了男女欢爱。

一次又一次。

哪怕他在被培训学校拒绝之后，幻想自己肢体健全带着孩子们玩儿老鹰捉小鸡，也算的上一种丰富角色性格的设置啊。

为什么让男主角一直纠结在男欢女爱上？

他的人生里已经经历过的，以及正在面对的困难里，比男女那点儿事更困难的还有很多。

他基不能把心思用在别的地方嘛？

蒋勤勤最近不知道为啥一直在给流量当妈。

不过，她在这个电影里的表演跟她在《草木人间》里的表演一样可圈可点。

她给出了一个历尽困难的母亲的艰难。

把一个脑瘫儿养大，平平安安，能高中毕业，能读大学，但凡有点人生经历的人，都能知道这个妈妈会有多难。

而这个被她养大的男孩，却一直记得儿时听到的一句“希望他消失”的话，无视母亲这么多年的努力，忽略母亲在他眼前的遭遇的苦难。

一直心心念念的就是去外地读书，远离母亲。

妈妈让他锻炼手指力量，把字写的好看点，因为他不想复考，所以他拒绝。

而一个陌生女孩的出现，却让他能在荷尔蒙爆发下，展开锻炼行动。

母亲怀孕了，一个高龄产妇在他眼前一点点变胖，身体走形，身体不好，先兆流产，吃饭要控糖。

这个20岁的儿子，竟然一点儿没发现。

六七十岁的外婆围着他转，到哪里都带着他。

他把这一切也当做理所当然。

这说明，他被母亲保护太好了。

他认真地觉得他的家人都亏欠他。

虽然，导演给角色安排了一次对诗歌《苔》的讲解，但是，对于“苔花”的理解，不能只靠语言来表达，如果把男主角在这个电影里的表演与蒋勤勤在《草木人间》里的表演进行比较，观众就能知道蒋勤勤才真正的理解了什么叫做“苔花”精神。

蒋勤勤在《草木人间》里，角色的名字就叫做苔花。

导演还安排了男主角在公交公司对米面油的嘲讽。

恕我直言，这一段的台词未免过于冠冕堂皇，没有走心，完全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绑架着别人。

作为观众。

只能说男主角的发言是“政治正确”的，但无法产生情绪上的波动。

综上，个人觉得这个电影的导演功力欠缺，同时缺乏对男主角所代表的群体的真正的关怀。

导演或许选择了一个“正确”的主题，但导演的镜头所展示的却是居高临下的可怜。

作为观众没有看到更细腻的对于角色内心的展示，没有看到男主角在性格、心灵的角度上，值得“爱”的地方在哪里。

电影开头第一镜，特写给到一双畸形的、不自然外翻的脚，它们一步一步艰难而缓慢地拾级而上。

镜头上移，一只内勾的手伸出来，像起重机的机械爪钳住重物那样，刷地从上方垂直降下，一把抓住了过廊的边沿。

紧接着，是主人公一手扶着边儿，一手揣着东西，蹒跚地穿过过廊。

他要去哪里，他要去干什么？

随着能给予答案的时间在空镜中被延宕，这两个接踵而至的疑团，吊起了每一位观众的胃口。

在这段长达35秒钟的跟拍镜头中，一个鲜少出现在常人面前、远离常人日常经验的残疾人——脑瘫患者，以及他身上的悬念，单刀直入地扣住了观众的心弦。

主人公刘春和的登场，虽不比那些激动人心、华丽曼妙的“影史时刻”更富于艺术感染力，却因使一个脑瘫患者和他特殊的体态，在摄影机的聚焦下变得具体可见，而叫人记忆深刻。

身体上的障碍，限制了残疾人的行动能力和活动范围，降低了他们社会参与的范围和频率。

病情较重的残疾人，甚至只能困守在促狭的家屋之中，或容身于腾挪不开的病榻上，日复一日地开展着只对自己有意义的、孤独而艰难的生活。

残疾人成了社会中很少被看见和了解的一群人，公众投向他们的关切目光，往往被家中厚实的四壁和公共设施中有形或无形的障碍，硬生生地给隔断了。

游离于公共能见度之外的人生轨迹，似乎使这群人的生命形式，成了另一种“薛定谔的猫”：残疾人一天天的日子到底是怎么过来的，人们难以想象；为了使自己成为一颗能嵌入社会秩序、积极发挥作用的“螺丝钉”，残疾人究竟要克服多少艰难险阻，人们不了解；在一具具被疾病套上了沉重枷锁的丑陋躯体里，藏着一个个多么不屈而有趣的灵魂，人们更是无从得知……所以，当残疾人刘春和成了电影的主人公，当脑瘫患者的人生境遇和心灵图景，成了大荧幕叙事中当仁不让的重心，其意义，自然是非同凡响的。

镜头一转，原来，刘春和的目的地是家中楼顶的天台，原来，他预备从天台上跳下去，自杀。

于是，又一个悬念生成了：究竟是什么样彻骨的绝望，什么样令人窒息的生活环境，才让他萌生了结束生命、放弃人生的可怕念头？

就是在这个悬念的牵引下，刘春和个人生活的幕布，被徐徐地拉开了……刘春和是个成绩优异的高中毕业生。

在高考结束后的这个暑假，他瞒着要求他复读重考的母亲，一边享受可以放肆游荡的时光，在一项一项事情里穿梭忙碌，一边怀着忐忑的心情，在等待悬而未决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我们都曾年轻过，或是正年轻。

在城市和乡镇的大街小巷、在公园、草地，在像石头森林一般高高垒起的楼房、公寓的一个个窗格里，到处跃动着这样昂扬的、洋溢着满满期待的青春心跳：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渴望自立、尊严和爱，为了得到肯定和掌声，一次次努力地挑战和证明自己。

我在刘春和身上隐约看见了自己的身影。

这不仅是因为同为脑瘫患者的我与他，分享着同样坎坷的生命体验和人生历程，更因为他那个在命运摧残下，依然执著地渴求着爱与认可的倔强灵魂。

人是社会性动物，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无可避免地是活在了各种身份和关系的网络之中。

除了要满足吃喝拉撒的生理本能，也还有情感和心灵上的需求，还有寻求自我实现和社会认可的需求。

这些需求，有时是借由自我与亲近之人之间，千丝万缕的羁绊和联结来实现的；有时则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通过主动参与社会生活，与公共制度、与在社会中遇见的一般他人，发生真实碰撞和互动的结果。

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说，不论他/她是在家庭中作为子女和孙辈，还是在更广泛的亲密关系中作为朋友和伴侣，抑或是在社会中，作为被集体接纳和认可的一员，只要他/她拥有表达爱的空间，也能如愿收到外界给予的爱的回应，大概就是享有了最幸运的人生了吧？

没有之一。

刘春和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

暖心又乐天的外婆有如一泓清冽的泉水，滋养着他干涸的、荆棘丛生的生命。

外婆将他这个“幺儿”捧在手心里养大，她尊重他的每一个决定，对刘春和来说意义重大的每一个时刻，都有外婆如影随形的陪伴和支持。

影片叙事的主线，就是在讲外婆如何与刘春和一个鼻孔出气，祖孙俩默契配合，对他母亲阳奉阴违，暗自结伴东奔西走，充实、快乐地享受夏日时光的故事。

作为一名有着切身经验的脑瘫患者，我认为电影对于残疾人与祖辈亲人之间，感人至深的情感纽带的描摹，是值得称道的。

当看到电影中的外婆一张一张翻阅火车票，追忆自己带着刘春和四处奔波求医（未果）的往昔时，我也想起了自己的过往。

尽管时隔二十多年，在那些已然斑驳、零落的童年记忆里，我却还依稀记得起，六七岁了还被抱在怀里的自己，与当年初老的外公外婆，一次又一次颤巍巍地挤上公交车，听凭车子将病弱、无助的我们仨，带往一个个遥远又陌生的地方，去谛听命运那无情的判决……我不光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在辍学之后，已经成年的我，也还与他们老两口共同生活了很多年。

我的衣食起居，全由日渐衰老的他俩一手包办，他们竭力发挥生命的余温，将我的生活照料得周全、妥帖。

当年刚到外婆家住下时，有一天，外公突然一本正经地站到我面前，从口袋里掏出厚厚一沓毛爷爷。

他告诉我他有很多很多钞票，而供我吃饭只需花掉其中很少很少的一部分，叫我要吃啥、要买啥尽管开口。

还有一回，我去找学生家长讨要拖欠的补课费，家长的脸色不太好看，话里话外抱怨我把课时拖得太长，小孩又累花钱又多。

可那是复习备考阶段，为了让孩子及时完成学习任务，我别无选择。

我由此想到，之前一直是外公替我收的钱，他想必也曾为了我这一点微薄的收入，向人低声下气过吧？

然而，这种事情，即便真的发生过，外公也绝不会让我知道。

尽管我的父母不曾像电影中刘春和的父母那般不负责任，他们不曾狠心地厌恶和疏离自己有病的孩子，也不曾完全缺席我的成长，但，就像电影里“祖孙相伴”的现实所反映出来的那样，父母作为肩负着一家老小的中年人，一个家庭里最忙碌、最千头万绪的顶梁柱，他们的确有为了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转，而必须恪守的生活主线。

这条主线，是不能因为某个家庭成员的特殊需要而轻易更动的。

想当初，父母做出让我待在外公外婆身边的决策，表面上只是为了让我能在中午吃上一口热饭，实际上呢，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祖孙三人，已无须追赶按部就班的社会时钟。

在生活节奏上，不再有社会义务的我们，自然就与那个由父母和妹妹组成的高速运转的小家庭脱开了距离。

因为赶不上趟了，我们成了旁逸斜出的弱者，是家庭中难以化解的“熵”，只好自顾自地抱团取暖、相濡以沫，用自己身上微弱的光和热，勉力烛照对方的人生。

所以说，缺席的父母角色，由爱孙心切的（外）祖父母代为充当，这在残疾人的生命经验里，是相当普遍的。

当我们的父母出于种种考量，决定将抚育残疾子女的责任，转嫁到他们年迈的父母身上，其出发点倒也未必就是可恶的。

刘春和的父母正准备要二胎，他于是被安排与外婆同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合乎情理的。

不过，我这么说，并不是要为电影中那种不负责任、冷漠又伪善的父母开脱。

刘春和的父母，是极不称职的。

子女天然应得的舐犊之爱，对于刘春和来说，却是遥远的奢望。

电影中有个令人痛心的“行李箱叙事”。

刘春和喜欢将自己凹扭的身体，折叠进小小的行李箱中，这是因为小时候的他，也曾像躲猫猫一样，故意消失在父母的视线中，让他们找不到他。

他安静地躲进了行李箱，合上盖子，没想到，正是在那个昏暗、狭小的空间里，他听到了父母残忍的心声：他们希望他永远消失，好让他们的生活好过一点。

多少年来，刘春和与母亲各怀心事，相互疏远；父亲则干脆是个没什么存在感的“影子”。

于是，当他主动向母亲揭开了自己暗度陈仓的秘密，一场图穷匕见的争执便被引爆了。

随着冲突的焦点，越来越接近彼此心中藏得最深的心结，母子间那些陈年的龃龉与怨怼，终于浮出了水面，汇成一股激流，直向着对方的软肋冲击过去…… 顺带一提，新生儿会得脑瘫纯属意外，并非母亲在生产过程中“使对力”，就可避免不幸的发生。

刘春和将自身的残疾归罪于母亲当年分娩时犯下的错，而母亲亦因无法面对这井绳般的心结，始终拒绝给刘春和过生日，这有点偏离实际。

尽管如此，母亲的确如刘春和所说，将他像动物园里的大猩猩一般豢养起来，不让他抛头露面，也不允许他独立生活。

这种不能将儿子作为一个“人”来予以尊重和接纳的做法，这种以爱之名的剥夺与控制，又是当代家庭中，多少亲子关系的缩影呢？

这样自私又自卑的母爱，何尝不是一种伪善呢？

当母亲发狠说出“这是你的命，也是我的命”时，无法更改的血缘，印证了这对相看两厌的母子，纠缠一生的宿命。

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

母亲之所以如此“冷血”，是因为她也曾是在缺失母爱的环境中，孤独地成长起来的。

当这个从未受过母亲照顾、陪伴和教导的女孩长大成人，成了母亲，她便不知道怎样才能做一个好母亲。

原生家庭的创伤，在潜移默化中，被从上一代传递给了下一代，正如荣格那句名言的通俗化版本说的那样： “未被意识化的过去，终将成为命运。

”与母亲争执过后，痛苦万分的刘春和又提到、甚至尝试了自杀。

他迟迟没能等来母亲的示爱与和解，却等来了母亲的第二个孩子，也等来了生怕妹妹会被他碰伤的母亲，将他用力推开的一瞬……是在这一瞬，刘春和意识到，妹妹的降生彻底剥夺了母亲对他的爱——哪怕是很稀薄的、带着怨恨的母爱，他都不再能拥有了！

此前，母亲还刻意向他隐瞒了怀孕的事实，这使这对关系疏离的母子之间，又添了一层芥蒂。

不过，要说这真就是母亲心虚和自私的明证，倒也不尽然。

当年妈妈怀妹妹时，我己经五岁了，平时住在康复机构，只有周末才回家。

看见妈妈孕吐，我只当她是吃坏了东西。

有一周回到家，忽然发现家里多了个襁褓中的婴儿。

我在惊诧之余，开始吵着要跟刚出生的妹妹一起睡觉。

好像只有这样，我才能确认，妹妹真的“来了”。

回到机构，康复老师逗我说，“妈妈生的是弟弟还是妹妹呀？

要是弟弟就还好，是妹妹，你妈妈就不要你啦！

”我于是一口咬定妈妈生了“弟弟”。

结果，电话一接通，马上穿帮，我的瞎话一时在老师们之间传为笑谈。

残疾的“独生子女”对晚来的弟妹的抗拒，无非是怕本该属于自己的父爱、母爱，会被另一个孩子分走，甚至夺走。

既然这个孩子比自己健康，那么他/她一定会是更讨父母喜欢、更符合他们期待的那一个。

非但老大会这么想，而且父母也知道老大会这么想。

就因为这一层“知道”，使父母在即将拥有另一个孩子的时候，生出了许多顾虑。

这顾虑里，往往就含着他们对残疾老大的“在乎”。

外婆对刘春和说，母亲不告诉他怀孕的事，是因为她“不晓得怎么跟你开口”——这句话，我妈妈也对我说过。

隐瞒的背后，是令刘春和母亲辗转反侧的踟躇与挣扎，是她自觉地站在了儿子的角度上，在替他想问题，在揣度他的感受。

倘若不是有这份无私的爱和真心在，她也就用不着这样投鼠忌器。

正是母亲对刘春和的“不忍”，使她的形象变得更加立体了。

禅宗有言：“灰烬深处藏火种，人间至冷见真心”，这句话所说的，虽是“佛性不灭、绝处逢生”的觉悟与修行，但假若把它的宗教语境加以延伸，泛化为一种对普遍人性的洞察，也是毫不违和的。

正如我们从“灰烬”与“火种”、“至冷”与“真心”的辩证中感受到的那样，即便无边的冷漠确如灰烬一般覆盖大地，但人心深处的神性微光，依旧会在某些时刻坚韧地保持燃烧，将某个被幽暗侵蚀的角落，轻轻照亮。

如果刘春和的母亲一直是冷漠寡恩的，也就不会有这部叫我泪流满面的电影。

父母子女一场，赤裸裸的不爱或永夜般的疏离，都算不得稀奇。

真正的“难得”，是我的确不够爱你，可当我真的决心放弃你，前去奔赴我更好的人生时，却还是忍不住要回过头来，顾念那个深陷在无爱的漩涡中、奄奄一息的你——只因为你是我的儿，而我曾用自己的骨血构筑了你！

大家最受触动的是刘春和吞糖那段，母爱、爱情与“社会价值”的全面溃败，拧成一股粗大的麻绳，死死扼住了他命运的咽喉。

有线索表明，刘春和早已死于吞糖的那刻，后面种种岁月静好的救赎全是痴人说梦……而最让我心潮起伏、看一次哭一次的，却是刘春和被抢救过来后，母亲在他病床边的嚎啕与泣诉。

当母亲掏着心窝子，向儿子道出自己当年“不会使力”的心结——“不会使力”不也正是她在母亲这个角色中，时时感到的茫然与无力吗？

——当她痛心疾首地向儿子道歉和忏悔，整部电影的情绪势能终于达到了巅峰。

我痴迷于电影中那些灵魂震颤的瞬间——当角色在自我叩问的微光里徘徊，当真心剖白的涟漪穿透银幕；那不仅是故事的褶皱，更是人性星火在尘埃中彼此辉映的时刻。

你我皆是身披尘垢的凡人，正因如此，每一次挣脱泥沼般“平庸之恶”的挣扎，每一声试图超越人性深渊引力的呐喊，都像暗夜里的萤火，在混沌中刻下了超越宿命的灼灼光痕。

《小小的我》应该会是，今年进电影院看的最后一部电影🎬幸好，最后一部看的是易烊千玺 的这部他从来不曾辜负这些珍视、这些期待开场不久，我后排的俩中年大姨便交头接耳起来：你发现没有？

他演得是真像这种“像”，让我觉得：真疼啊😭演员是以一个健全的躯体，去演出脑瘫患者的外在特征，于是我时而会边看边晃神：拍戏期间，他会不会形成肌肉记忆？

即使下了戏，手指、肌肉、面部神经会不会依然紧绷着松弛不下来？

于是，主角落在易烊千玺 身上，又多了一重合理性：他一直是锦衣夜行的人，从不招摇、很少主动出现，没有上不完的热搜、也没有发不完的这路透那通稿……所以他才能隐入刘春和 的身体里＆生活中，感受他＆成为他，直到演完，拿结果出来呈现给你看《小小的我》好就好在，没有用或猎奇、或煽情的角度去拍刘春和。

老年合唱团排练都带着他，他敢站上讲台讲“苔花如米小”，敢坐公交，敢去咖啡店应聘、报菜名、说绕口令、做咖啡☕️做牛轧糖，敢在众人面前演讲……而没有动不动就哭在观众前头你以为这是一副残破不堪的羸弱之躯，可，那手臂是有肌肉线条的，那双手也是写得出灵巧生动的诗行的电影甚至拍了一段“爱の初体验”，让刘春和 大大方方说出了：我是一个 20 岁的正常男性透过天府大道、乐山大道这些地名，通过吃肥肠粉加 1 个“冒节子”的吃法，通过川渝口音，很容易看出来电影是在成都拍的这，同样很妙成都的烟火气息、生活气息，不是所谓北上广深那种，要么精英要么蝼蚁的世界；而是每个人都有个自己的位置，过自己的生活。

扬名立万功成名就不是目的，生活本身才是目的所以，成都容得下返乡的北漂胡歌(《走走停停》)，也容得下磕磕绊绊而志存高远的、小小的刘春和。

这“小”不是伏低做小，不是把自己看扁了的瑟缩，而是一颗小星星⭐️也可以反射出太阳的光芒，一闪一闪亮晶晶，即使身在炼狱、人在社会边缘生存，也可以有远大理想，披荆斩棘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光荣之路于是，这个角色，放在这个故事里，由易烊千玺 演出来，就没有刻意为之的做戏感，而是水到渠成，让一切好的坏的都发生，让刘春和 的命运来到刘春和 的面前

影片《小小的我》以细腻的情感、真实的画面，将一个看似平凡却又充满力量的故事呈现在观众眼前。

它不仅是一部关于个体成长的影片，更是一曲对凡人、小草、苔花以及脑瘫病人坚韧意志的颂歌。

影片中的主角，或许在世人眼中只是微不足道的存在，但正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我”，用其不屈不挠的精神，诠释了生命的顽强与尊严。

他/她像一株小草，在风雨中摇曳，却从未倒下；像一朵苔花，虽生长在角落，却依然努力绽放。

这种对生命的热爱和坚持，让人动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对脑瘫病人的刻画，既真实又充满温情。

没有刻意的煽情，没有过度的渲染，只是通过日常生活的点滴，展现了他们（现实中不止一个刘和春）与命运抗争的勇气和毅力。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证明着生命的价值并不取决于身体的健全与否，而在于心灵的坚韧和不屈。

影片的叙事手法平实而流畅，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字字珠玑，句句戳心。

它让我们看到，在生活的苦难面前，有人选择沉沦，有人却选择站起。

而正是这些选择站起的人，用他们的故事，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给予我们什么，都有力量去面对、去克服。

《小小的我》是一部能够触动人心深处的影片。

它让我们明白，每一个生命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都值得被尊重和珍爱。

同时，它也提醒我们，在面对生活的挑战时，要保持一颗坚韧不屈的心，勇往直前。

这是一部值得每个人去观看、去思考的影片，因为它不仅讲述了一个故事，更传递了一种精神，一种关于生命、关于坚韧、关于不屈的精神。

将主角对准了社会的边缘人物——脑瘫患者。

片中反复强调的一句话“他只是脑瘫，不是傻子”。

从荧幕形象来看，他确实不傻，他有正常人的思维、逻辑、智商、情商，本质上他和正常健康的人无异。

但在外在表现上，他的肢体僵硬、扭曲、笨拙，语言表达困难曲折；在许多人眼里，他是异类、怪人、病态、神经病患者等等。

本篇最大的难度和篇幅都在于主角的表演上，易烊千玺完成得还算可以吧，外形和内心都有一定程度的展现，人物理解比较到位，易烊千玺在表演上下了狠功夫，也着实进步了很多。

更重要的是，他坚决地走影视演员这条路，比同龄人拉开了一定的距离。

刘春和（易烊千玺饰） 但电影本身就必须考量更多的东西，个人觉得，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当下的国产中低成本电影的一个通病则是没有多少精心雕刻的片段和戏剧性。

结果看完了之后，只感觉到，看到了一个别人的人生故事，并没有给观众留下什么印象深刻的内容记住太多。

反馈到真实生活里，只有遇到了类似的群体，作为人类，对边缘人群会给予更多的尊重和理解。

但整体的观影体验、性价比和愉悦性是比较低的，视听语言没特色，表演没有爆发力，音乐、画面都没有可圈可点之处。

现在国内的导演编剧们真的该好好思考一下做真正好看又有内容的电影了。

另外，女主角走进刘春和（易烊千玺饰）的生活是多么的刻意和缺乏逻辑。

安排移位女主角进入刘春和的生活里是可以的，但具体出现的方式和什么样的身份都是必须慎重考究的。

从本片来看，雅雅（周雨彤饰）这么一位那么漂亮、身材又好的正常女生，在真实的生活里会对一位脑瘫患者主动求爱，投怀送抱？

还表达出那么露骨的爱与欲，导演、编剧真的该好好认真思考一下电影的人物逻辑。

雅雅扮演者 周雨彤单纯表达主人公对于爱和性的需求，完全可以有其他的表达方式，而不是不合时宜地引入一位不可能的女主角——更应该考虑患有某种疾病的女性或者与他的生活有某种密切关联的女生，这样才不会显得那么愚蠢和欠考虑。

在接连经历了诸如社会混混（《少年的你》）、脑瘤晚期患者（《送你一朵小红花》）和社会底层创业青年（《奇迹笨小孩》）等一系列的角色之后，易烊千玺几乎是以一种自我摧毁的方式出演了一个脑瘫患者，但最终作品的差强人意。

那就让我们聊一聊这部极度失真的——《小小的我》。

刘春和（易烊千玺饰）是一个20岁的脑瘫少年，虽然努力优秀，刚参加完高考还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又因为自己的特殊情况，在生活中处处碰壁，但最终凭借自己的努力取得了成功。

可作为一部现实题材的电影，电影在叙事层面的严重失真，已经到了让人感到迷惑程度——这究竟是一部为特殊人群发声的电影，还是一个通过消费特殊群体的挣钱工具？

首先，影片中的时间线，局限于刘春和高考结束后到收到录取通知书的这短短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有多长，相信任何一个人都清楚，无非是6月到9月。

而且，影片中的时间可能更短，从影片的故事信息中可以得出，更为准确的时间是在高考成绩公布，且填写完志愿，这会儿起码是6月底了，而收到录取通知书，最迟也就8月多，满打满算都不过2个月时间，所以这是整个故事的大背景。

然后，在这短短的时间内，这场对脑瘫人士的大型凝视就这么开始了。

妈妈二胎的医学奇迹为了表现这类人群背后家庭的有苦难言和各种选择，影片选择从妈妈要生个二胎的角度切入——这没问题。

但是影片开始，妈妈还是正常身材，到影片中间，妈妈已经隆起了大肚，再到最后生产，这时间之快，效率之高，可谓是医学奇迹。

（要知道，距离刘春和拿到通知书，中间还间隔了刘春和学会做牛轧糖，企图噎死自己，然后经过了切开气管抢救再到完全康复，医学奇迹再+1）

爬楼梯很难，学车却很容易影片开场就是刘春和艰难地爬楼梯上天台写遗书，表层意思是为了展示脑瘫人士在日常的诸多行动不便，但换个角度，如果明知有这样的不便，为什么不选个低层，或者坐电梯。

或许有人会说，是刘春和家里条件不好，所以只能在这种老房子里一直住着。

但这又牵扯出第二个不合理，影片拍了刘春和考了驾照买了车，试问什么家庭会给一个刚上大学的孩子买车呢？

再说这个驾照，暑假学车的人很多，但半个暑假就考出驾照的，别说特殊群里，正常人估计也够呛吧。

而且，学过驾照的人也都知道，不是你学会了就能拿到驾照了，几个科目要排考试时间不说，单就是学车本身，还要累计学习时长吧？

难不成还有绿色通道不成？

公交车要让座，咖啡馆里报菜名影片想说，哪怕是残障人士，但刘春和其实也是热心肠，但好人没好报，正常人都有偏见。

所以，公交车上，刘春和给一个带小孩的妈妈让座，但孩子模仿刘春和的动作，被妈妈制止，这没问题。

但是，为啥啊？

就非得是刘春和让座啊？

一车人合着都是冷血动物？

外婆就搁旁边坐着，难得会眼睁睁看着刘春和站着？

好巧不巧，非这个时候公交车来个急刹车，刘春和摔一个跟头。

公交车司机还要亲自，特地从驾驶室里出来，指着刘春和嘴一下，都已经要刻意到这种程度了吗？

再说刘春和去咖啡店应聘，店长很友善，但也有顾虑，所以想说让刘春和走走路看看有没有问题。

撇开非得在店里这么走一圈不说，刘春和为了表现自己口吃也清楚，在店里来了一段报菜名。

试问，哪怕今天你在一个咖啡馆，不管是什么人，突然在店里来了这么一段，你不会觉得诧异和被骚扰吗？

刘春和对妈妈有一句话说得就很合适放在这里，“你们就是把我当做一个关在动物园里的猩猩”此时此刻，导演正是一个脑瘫人士，放在所有人面前展示、表演。

工具化的女性这真的是一个女性导演想得到的桥段吗？

单说雅雅（周雨彤饰）莫名其妙就和刘春和成为了好朋友不说，认识不久就到刘春和房间里，然后冷不丁问出一嘴“你会不会勃起”？

哪怕这是想表达脑瘫人士在某些方面其实也和正常人一样，但真的拜托，首先大部分观众都并不真想探究这方面的能力问题，其次，单就这两个人物的关系，有必要交流这些？

而且更夸张的是，眼睁睁地看着雅雅把刘春和的手放在自己胸上，还差点要吻上。

为什么一个女导演会有这么爹的想法？

请问这场戏真的尊重女性、尊重观众、尊重客观吗？

显然，角色本身，沦为工具属性，只为了烘托观点。

高考录取还分个三六九等影片中，有一段刘春和和妈妈的激烈争吵，讲的就是妈妈坚持让他复读，争取考个离家近的学校，但刘春和执意要去稍微的师范大学，他的梦想是当老师。

同时，也由这场争论，摊开妈妈自我的挣扎，和刘春和的埋怨，进一步描写特殊人群家庭中其他成员的困境。

妈妈不想刘春和远走，这好理解，可妈妈怎么说，她说“学校不会要你的，学校正常人都招不过来，学校为什么要你这样一个人。

”我：？？？？？？？

请问现在高考招生也要面试了？

合着我考满分学校看我是残疾人还让我退学了？

教育局的有没有人过来管管。

隐形的父亲影片中刘春和的父亲几乎没有什么台词，几乎都是匆匆露一面就消失，没有情绪，没有形象。

如果不是有了二胎，你可能都要怀疑刘春和是不是出生在一个单亲家庭。

刘春和企图自杀后，母亲要守在床头痛哭流涕，自责无比，认真道歉，父亲连个影子都没有。

合着造人的时候拼命出力，孩子的照顾抚养就搞隐身？

这样对吗？

还是在导演的眼中，男人就是无责的吗？

没有任何的不尊重，我也相信有很多残障人士，有一些方面一定会比正常人要优秀得很多，私以为故事完全可以换个讲法，譬如去讲述刘春和虽然动笔很难，但写诗的造诣特别高，最终取得成就，其实就蛮好。

甚至于，以脱口秀演员小佳为蓝本写个故事，我相信也可以鼓舞大家。

但影片的逻辑不是这样的，他认为的战胜自我，就应该是残疾人非得和正常也一样，找正常的工作，正常去考驾照，正常去打鼓，正常去离家远的地方上大学，甚至不惜为了铺垫这些观点，无所不用其极地去捏造缝合出一系列不符合逻辑的事件。

如果打从根本，影片就没有真正理解和尊重这样的群体，试问这样的电影，又何尝不是一种冒犯呢。

——我只是想不通，为什么不让他们，稍微顺遂一点？

就非得是烈火淬炼出成功人生吗？

可他们出生的时候就经历过一场大火，此时此刻，还要他们被点燃吗？

讨论小小的我的同时，自然绕不开对易烊千玺的评价。

对易烊千玺的角度而言，无论影片质量与否，单是出演本身，总归是有积极意义的。

从社会的角度来说，作为人气演员，以及这样的形象扮演，引发的关注度是巨大的，也势必会让更多人关注到脑瘫这一类社会群体。

对自身而言，在众多新生代还在撕掉偶像标签的时候，易烊千玺早已一跃成为百亿影帝，同时也有多部代表作加身的演员，刘春和这样的特殊角色，无异是他迈向实力派演员身份的一个难得的机会，一如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之余马修麦康纳，又或是荒野猎人之于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

但可惜的是，影片无非是利用易烊千玺的显著标签，制造出这个充满符号意义的脑瘫形象，展现大量对这类特殊群体的普通人凝视，吸引关注罢了，实在是太不值得。

叙述苦难可以，但请不要表演苦难、消费苦难。

希望广大观众不要被廉价的煽情骗走眼泪和票房，这样的电影不值得。

4分/10分（全部给演员们的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