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汉山城

电影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

而这部《南汉山城》则让我从另一个视角去观察了一下这个世界。

现在的我看这部电影跟几年之前看这部电影的观感绝对是不一样的，甚至有可能是天壤之别。

有很多的感想肯定是属于朋友圈发不出来的那种。

国家？

忠奸？

善恶？

等级？

强权？

生死？

尊严？

正义？

邪恶？

信任？

背叛？

不得不说韩国电影很多都是很牛逼的。

把这些箩篼筐筐都刻画的淋漓尽致，敢于直面所谓的耻辱。

如今的我看待这部电影就真是看到了无数个早上说的那些孙子编出来的各个大箩筐，以及无数个被装在这些箩筐里的人们。

肯定有人会看得热血沸腾吧？

而我只感觉然并卵……我很好奇，许多人在看这部明朝，清朝，朝鲜同时存在的电影的时候，心理上会不自觉的站在哪一方？

估计更多的人应该是会选择明朝吧，并且自主的划分为我们这一波。

我们？

这又何尝不是另一个箩筐？

那么电影里说着一个字也听不懂的满语的清皇太极呢？

他算那一波？

以及再后来的大清王朝又算是哪一波？

这让我想起前些日子看到的一篇一个小学生写的一篇小作文，标题是：

假如我活了一千年，我的祖国它是谁？

是啊！

祖国？

这又何尝不是……不能写了，收。

这是一部很特殊的片子，其特殊简言之：只有韩国这种自己小国寡民，但是处于多个大国交锋第一线的国家，其大众才会产生对这种题材文艺作品的需求。

危机感使得他们不停的再反思历史上相似的危机点。

其它国家有没有这种历史时刻，有，但是没有市场，没有需求。

这和品位高下没有关系，完全是不同国家不同的现实条件在文艺作品需求上的不同反应。

我其实是很想看白登之围 汴京之围 崖山之跃的，但是估计这辈子都在国内银幕上看不到，倒不是说禁了不让拍，而是现如今拍这种题材在国内完全是费力不讨好，卖不出去还容易被批被骂。

但是这种题材又是极容易出 好戏 的，所以只能看别人娶媳妇干过瘾了。

这个片子最精彩的地方在于，鹰派鸽派的斗争不是权力斗争，而是路线斗争，一个要站着死，一个要跪着活，但这两个截然相反的手段所通向或者说试图通向的目标都是一样的，即维持现政权的合法统治，维持儒家的合法统治。

他们的坚持是没有通常意义上的私利的，不求利 不求权 不求名，甚至为了“江山社稷”的延续可以身死 可以背上千古骂名。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个体为了拯救团体而做出的毫无保留的牺牲，是对儒家文化狂热信仰的一种体现。

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愿意变，一个不愿意。

后者认为敌人是野兽，人，尤其是人的统治者——王，怎么能够向野兽低头呢？

哪怕打不过，也要打。

死也要站直了，死的像个人。

不能靠向野兽乞求而苟活。

而后者则认为打的赢要打，打不赢要跑，跑不了求也是可以接受的。

虽然过程很痛苦，结果更痛苦，但是为了政权的延续为了儒家统治的延续，这些痛苦都是值得忍受的。

当然忍受过后的变革也是必须的。

这也是为何鸽派会在最后说出如果不想再发生这种事，变是肯定的，而且我们这些旧人是肯定要被淘汰的。

这两种道路是很难分出高低对错的。

所以导演也采用了完全中立的观点，并没有在两个角色身上有偏重，负面形象则加在了摇摆不定的骑墙派身上，这些骑墙派对所谓的尊严 权威 阶级高低看的最重，但是他们的行为不仅没有帮助他们稳定阶级，反而一步步加深了他们所在的统治阶级的崩溃。

猪队友名副其实。

说句题外话，两位主角，作为历史人物看是值得钦佩的。

但是作为家人 朋友 是真的有多远要躲多远。

因为他们时刻可以为了信念牺牲自己，更不介意为了信念牺牲别人。

比如片头带路的老人，带路时主角对他很尊重，有分歧时也很尊重的再三恳请他放弃当带路党，但被再三拒绝后就毫不留情的杀了老人。

并且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如果女孩不出现的话），因为在他看来老人已经违背了民族大义，死，不足为惜。

另外一点很有意思的是，全片第一次提出要打破阶级高低分享资源的，是一位宦官。

一位统治阶层里的最底层，被士大夫最为鄙视的几个群体之一。

整部影片这个角色也只有这一句台词，甚至只有这一个正面镜头。

当然随即遭到大臣们的否定。

理由正是 有损体统。

皇帝想了想，同意了。

片中也再三出现为了体统而牺牲底层利益的桥段，但最终造成失败的，也恰恰是不断被牺牲后的底层最终对政权本身失去了信心。

也就是所谓的堡垒从内部破裂了。

这一点翻译官看的最清，因为他是奴隶出身，是危机中第一个被牺牲的人，另一点有意思的是，作为更强一方的统治者的皇太极，在某些方面反而能理解韩方主要是韩王，比如不打扰韩方向大明的献祭朝拜（将军要开炮，因为他是将军，皇太极阻止 因为他此时是王，在某些层面和明朝的皇帝 韩国的王 是一个阶层，此时不打断，因为之后韩王要朝拜献祭的对象就是他。

），称对方的不投降实际上是自己的失德。

乃至最终的战略目的也不是要消灭韩方，而是要逼迫对方承认自己的地位，要对方纳降书归顺表，建立主属关系。

从而在法理上能更名正言顺的接收明朝的遗产，建立自己的政权。

演员上也多说一句，绵社长真的是能文能武，李秉宪虽然一直想转型走正剧路线。

但是总感觉差点意思。

包括最新的南山部长。

提起韩国的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尤其是那些叙事范围超出朝鲜半岛、涉及东亚别国的历史题材作品，总是让人很容易想起那些无视史实贻笑大方的经典——比如2006年的电视剧《渊盖苏文》，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史无前例地穿越到了隋炀帝的屏风上；2008年的《神机箭》，朝鲜人民开发出了堪比火箭炮的夺命武器“神机箭”……这些都是小国寡民心态之下意淫的终极产物，与中国三流的网络小说没有什么区别。

即便是一些成功的商业片，甚至是在人物和思想上有一定深度的商业片，如《太极旗飘扬》、《鸣梁海战》、《暗杀》，也常常出现些许历史错误。

更重要的一点是，这类作品常常用力过猛，煽情过度，情感压倒了理智。

观众激昂之余，很难从历史中体会到什么。

这就让2017年上映的韩国电影《南汉山城》显得格外可贵。

《南汉山城》的故事围绕1636-1637年历时47天的朝鲜“丙子胡乱”展开。

1627年后金皇太极已经入侵过一次朝鲜，史称“丁卯胡乱”，朝鲜被迫与后金结盟，但实质上仍作为明朝的附属国，支持明朝，与后金敌对。

随着后金与明朝矛盾加剧，后金迫切需要解决朝鲜问题。

于是皇太极在1636年4月改元为清后，于12月再次出兵朝鲜。

朝军节节败退，国王仁祖不得不从王都汉阳退守南汉山城。

这便成了本片片名的由来。

电影开头将这段历史背景以字幕的形式介绍出来，末了加上了一句似与历史背景无关的话：那年冬天大雪纷飞，寒冷无比。

于是，整段干巴巴的历史，似乎因为这句话，一下子鲜活了起来。

这句话也奠定了全片的基调，因为历史早已剧透了本片的结局：朝鲜战败，断绝与明关系、接受清朝册封、送出质子赴清、按时向清朝贡。

“丙子胡乱”在今天朝鲜与韩国看来，无疑是一段屈辱史。

就算韩国电影不把它拍成《神机箭》那样的意淫片，把它拍成一部宣扬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主旋律片，也是没什么问题的。

事实上，2011年电影《最终兵器：弓》就是这么做的，讲述了“丙子胡乱”中一个普通朝鲜弓箭手与精锐清军弓箭手展开的生死搏杀。

可是《南汉山城》偏偏没有走这些路。

它拒绝夹杂任何情感上的倾向或引导，只有历史和基于历史的演绎。

它的宣传海报，基本概括出了整个电影的风格，就是性冷淡。

电影的镜头色彩则让我想起国产电影《大明劫》，灰蒙蒙的、冷凄凄的，像是蒙上了历史的尘埃。

里面的人物从不会像一些亚洲古装剧里的偶像那样光鲜亮丽，观众所能见到的就是不合身的军装、破损的盾牌、皲裂的皮肤。

这大概就是所谓“历史的质感”。

“历史的质感”不仅体现在道具上，更体现在整部电影的主题上。

《南汉山城》的主题在于对历史的反思，在片中这种反思呈现出非常多元化和多层次的角度，主要可以分成三点：国际局势、朝鲜体制和个人选择。

大国政治下的小国悲剧电影对于17世纪的朝鲜的国际地位有着很清醒的认识：它不过是明清东北亚地区霸权争夺中的一颗棋子。

随着明清矛盾激化，朝鲜在两方间周旋的余地也愈来愈小。

电影将朝鲜在东北亚夹缝中艰难生存的状态刻画得淋漓尽致。

承认自己是棋子，其实也是需要勇气的。

电影也毫不避讳明朝在朝鲜身上留下了浓重的文化烙印。

朝鲜群臣奉明朝为上国、视满清为蛮夷，言谈间都是上国于“壬辰倭乱”中的再造之恩，即使身处重围依然坚持在新年向北京方向献礼。

这样的处理在今天去中华化为主流的韩国，实数清流。

电影亦没有因为清朝是入侵者，就在形象上予以丑化。

它难得地像理解自己一样理解入侵者：在女真族崛起的数十年间，它由一股以劫掠为生的马匪，迅速成长为一支足以问鼎中原的政治力量。

在这个时刻，对已经建了国的清朝来说，战争开始从单纯的抢掠，向其本质——政治的延续——过渡。

清军此番入侵，不是要进行对朝鲜肉体消灭，而是要朝鲜在精神上臣服，这不仅是免除自己对明战争的后顾之忧，更是全面取代明朝在亚洲朝贡体系中地位的第一步。

所以在电影中，清军非常克制，每当朝鲜求和，就停止进攻。

面对朝鲜的连番抵抗，皇太极给朝鲜王仁祖的信中写道：就连你的愚钝，也算我的无德。

这句话基本就是在说，子不教，父之过。

就在朝鲜群臣口口声声蛮子不可信时，这位蛮子头子居然已经以天朝上国自居，居高临下地检讨起自己来了。

时代的变化之快，永远超过人类的认知。

作为中国人，很难想象一部韩国电影会以一种近乎亚洲以外的旁观者的视角，如此冷静地对待当年屈辱的自己，和造成这种屈辱的入侵者。

事实上，《南汉山城》的重点不在屈辱，而在于强调在当时的大国政治下，小国悲剧是无可避免的。

当小国自己看透了自己的命运时，作为大国的我们是不是反而生出了一些同情呢？

1637年正月，按照惯例，朝鲜王在南汉山城中向北京的大明皇帝献上新年之礼，然而此刻大明皇帝并无暇东顾。

于是君臣一行人战战兢兢地在清军炮口之下举行典礼，时不时诚惶诚恐地望向城外的敌人。

而城外的皇太极则大手一挥：随他们吧，他们也只是在做分内之事而已。

电影没有表现的是，此时明崇祯皇帝正调集水师入朝作战，只是援军未到，仁祖已降。

这件事直到1749年才为朝鲜君臣所知。

朝鲜王英祖说：试思崇祯时景象，清兵满辽阳，流贼遍中原，然犹欲涉海出师，远救属国，中夜念此，不觉泪下。

毅宗德意，无异神皇。

此时已是清乾隆年间，“丙子胡乱”已过百年余，昔日“蛮子”已是中原之主，并也即将重蹈前人覆辙。

多少悲欢已成过往云烟，然而朝鲜半岛的小国坎坷却从未终结。

对朝鲜体制的自我批判在非常清楚东北亚局势和自身在其中角色的同时，电影对当时朝鲜自身存在的问题非常不留情面，这一点倒是与当前很多现实主义韩国电影是一样的。

电影毫不犹豫地揭露了许多朝鲜大臣腐败、无能、懦弱、摇摆的丑态：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哪边人多就跟哪边；军队下山作战时，将军居然留在城内美其名曰“指挥”；不维护武器装备，导致军队战力低下；只管自己，不顾士兵和百姓死活。

所谓“亲不亲，阶级分”，面对这样的统治阶级，士兵和百姓自然毫无忠诚可言，所谓的民族主义在阶级矛盾面前不堪一击。

河边的渔夫，带朝鲜王过河，结果什么都没有得到；于是他决定留下来，跟着清军碰碰运气。

清军中的朝鲜翻译，面对自己身为朝鲜人为什么帮清军的质问，冷漠地回答说：我的父母是奴隶，所以我一出生就是个奴隶。

在朝鲜，奴隶不是人，再也别说我是朝鲜人！

比起其他韩国电影中有些过头的疯狂自黑，本片的自黑可以说是以小见大、点到为止。

时代大潮下的个人抉择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和朝鲜自身的腐败脆弱，决定了这是一场不可能胜利的战斗。

面对这种大变局，朝鲜的士大夫们迫切地需要作出一个决定：和，还是战。

这个决定后面还隐含的一个决定是：生，还是死。

电影的故事主线围绕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两个人物，“主和派”吏曹判书崔鸣吉和“斥和派”礼曹判书金尚宪展开。

他们也是电影一开场就先后出现的两个人。

而他们的登场，颇值得玩味。

最先出现的是一个孤独的青衣背影，面对着一字儿排开无边无际的女真铁骑。

后来出现的是一个孤独的白衣剑客，手起刀落，砍翻了带仁祖过河后不愿随行、还声称要给清军带路的渔翁。

前者是“主和派”的崔鸣吉，后者是“斥和派”的金尚宪。

值得玩味的地方在于，“主和派”通常被人认为是懦弱的，可是崔鸣吉却敢只身闯敌营，展现出莫大的勇气；而“斥和派”或者说“主战派”通常被人认为是刚正的，可是金尚宪却视百姓的性命如草芥。

这种矛盾贯穿了两个人坚持自己政治主张的过程。

电影对此也并未做任何评价，一切交由观众体会。

但是电影通过两个人的差异，至少表达了两个观点：第一个是，行为并非评判一个人的依据，而要看动机和结果。

清军入侵之时，朝鲜朝堂上，贪生怕死的主和者有之，跟风起哄的主战者亦有之。

但很少有崔鸣吉和金尚宪这样的人，将个人生死与他人看法抛开一边，只去为自己的信仰斗争。

第二个是，两个人的主张对立，根本上还是阶级的对立。

崔鸣吉相信的，是百姓不应遭受涂炭。

为了百姓的姓名，王室可以不要尊严。

他劝仁祖说：请不要想和天下百姓一起死。

比起崔鸣吉的“不择手段”，金尚宪可以说是“泥古不化”。

他相信的，是王室尊严。

为了尊严，上至国王，下至百姓，都可以以死明志。

所以他可以一刀解决打算给清军带路的渔翁。

然而就在他给自愿出城送信的人许诺王室赐予的荣耀时，送信的人却冷淡地说：我做这件事情并不是为了殿下。

由此金尚宪才明白，朝鲜的王室与人民，已经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没有双全之法。

迷茫中他知道需要革新，但却痛苦地得不到答案。

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就此走上各种的路，而整个朝鲜也将迎来数百年未有的新命运。

结语《南汉山城》并非完美。

为了客观、全面地展现“丙子之役”中的各方，电影时而琐碎，时而冗长。

但作为一部历史电影，其历史部分的高水准，在我看来可以弥补电影方面的不足。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就如同当年《大明劫》没有在中国收获多少票房一样，《南汉山城》在韩国的票房表现也不过了了。

《南汉山城》中所表现的这种屈辱，与如今亚洲各国高涨的民族主义格格不入。

所以，我更加佩服《南汉山城》这种直面屈辱的勇气；而且他们直面屈辱所用的武器，不是无脑狂热的吼叫，而是冷静客观的思考。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李鸿章《绝命诗》世界上每个民族都喜欢自认“老子天下第一”，那么，如何巧妙而艺术地拍摄一部关于本国战败投降的电影？

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还真需要技巧。

对于本国的黑暗历史，通常影视作品的处理方式，一种是挖掘大败局之中的个别胜利，比如韩国的《鸣梁海战》、我国的《血战台儿庄》；第二种是竭力突出反抗精神，哪怕最后失败了，至少是壮烈殉国，而不是忍辱偷生。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林农导演上世纪六十年代拍摄的《甲午风云》，还有美国导演乔恩·阿维奈2001年拍的《华沙起义》。

众所周知，二战时面对纳粹有组织的屠戮，犹太人基本上驯服如绵羊，很配合地走进了集中营。

正因为此，影片中在华沙那零星而决绝的抵抗就值得大书特书。

如果说上面两种，尚属于基于史实的合理戏剧化呈现，那么现实中我们看到的大多数关于外敌入侵的影视作品则纯粹是一种恶搞风格的空想剧：通过白痴化、弱智化敌人的外表和言行来达到自嗨式的精神胜利。

比如欧洲在战后对第三帝国元首各种恶意满满的丑化，全然不顾当初德军是怎样闪电般横扫欧洲大陆，各国又是如何抵抗不及先后纳降的。

再比如，中韩两国贡献了众多极富魔幻色彩的抗日神剧，以弥补昔日未能在正面战场大获全胜、痛扁倭寇的遗憾，转而便创造性地、以荒诞剧的形式在影视作品中完成假想敌的消灭。

在这种情况下，看到黄东赫导演的新作《南汉山城》，突然就感叹不已。

不回避敌人的强大，不丑化对手的面目，不吹嘘自己有盖世神功，冷静呈现所有做过的努力和坚守，也敢于直面曾经屈膝下跪的耻辱，并且正视国家在“或战或和”的痛苦抉择中遭受的两难处境。

在那座漫天飞雪的南汉山城，朝鲜君臣度过了史上最寒冷的47天，最终开城投降。

曾经拍过《奇怪的她》、《熔炉》这些佳作的黄东赫以严谨工整的风范完成了这部苍凉悲壮的历史正剧。

影片油画一般的光影效果，精致细腻的服化道、主角们出众过人的演技，加上剧中清军全程使用满语对白，种种考究让影片展现出厚重的史诗感，成为2017年韩影中当之无愧的最佳作品。

站着死，还是跪着生？

这是东方式的哈姆雷特命题。

从现实来看，后者肯定占了主流；但彪炳史册的，永远是那些战斗到最后一息、舍生取义的人。

《南汉山城》的背景，是1636年底至1637年初的“丙子胡乱”，满清在入关之前，先行出兵打击了大明最忠诚的属国——朝鲜。

多年受大明恩典、拥儒家文化为正统的朝鲜一直奉大明为宗主国，蔑称满人为“胡虏”、“蛮夷”。

1636年这一年，皇太极称帝，改后金国号为“大清”。

消息传来，朝鲜国内哗然，仁祖拒不见大清使团，也不接受国书，皇太极的登基大典，朝鲜使臣拒不下拜。

凡此种种，激怒了满清，两国积怨爆发，清兵大军压境，只用了不到半个月就从鸭绿江边打到朝鲜京城。

仁祖仓皇出逃，率文武百官退守南汉山城。

影片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清军将山城团团围住，时间一天天过去，凛冬已至，城内弹尽粮绝，战马都杀了填肚子，内外消息不通，援军苦等不至，活路几乎都已断绝，生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就在这个时候，朝鲜君臣等来了御驾亲征的皇太极和一封招降书。

是战，还是和？

何去何从？

在国家命运的十字路口，主张议和的吏曹判书（相当于天朝的吏部尚书）崔鸣吉与主张死战到底的礼判（礼部尚书）洪尚宪开始了针锋相对的争论。

金尚宪慷慨激昂地质问：“将士仍在抵抗，忍受着饥饿努力守城，还有一线生机，为什么要先跪地求饶？

”他的话大义凛然，几乎不容反驳。

可大义是什么？

是殉国、是成仁？

翻开史书，“不当亡国奴”这个看似正确的价值观背后常常是淋漓的鲜血。

金尚宪之前，有唐代名臣张巡。

在“安史之乱”中为了保卫睢阳城，张巡咬碎了满口钢牙，在粮草断绝的情况下先杀了自己的爱妾给将士充饥，接着又食城中几万名老弱妇孺，到最后城破时，全城仅四百余人幸存。

至今在河南商丘古城外，仍有规模雄伟的张巡祠。

金尚宪之后，有明末抗清名将史可法。

他在扬州拒绝了多尔衮的一再劝降，与城共亡，整座城池随后遭到清军十日不封刀的屠掠。

是生，还是死？

在存亡的关头，仁祖迟疑了。

影片中，金尚宪和崔鸣吉当着仁祖的面有一场唇枪舌剑的激烈辩论：金（对仁祖）：您要跪在可汗面前吗？

如果让您跪下倒酒，您也要照做吗？

崔：弱者为了活下来，没有不能做的事情。

金（依然对仁祖）：鸣吉说的，就是您活着要走的路吗？

崔：尚宪说的很正确，但那只是话，他认为话语重于生命。

金：鸣吉所说的活，即是死。

微臣愿意死得轻于鸿毛，支撑比死还要沉重的生命！

崔：死并不轻于鸿毛，尚宪所说的死是无法支撑性命的！

金（霍然站起）：一个国家的君王，在面对蛮夷的时候，应该接受光明正大的死！

怎可在全天下的百姓面前耻辱的乞求活命？！

微臣无法旁观，再侍奉这样的君王，请在此砍了微臣的脑袋！

崔：到底什么是国君？！

就算在蛮夷的脚下，只要能为了自己国家的百姓创造活路，才是微臣和百姓从心底跟从的国君。

请殿下忍受，这份耻辱！

在东亚文化语境中，历来视求和为奇耻大辱。

历史不提供第二种价值标准，人们没有机会听见秦桧为自己辩护，只看到他反剪双手跪在岳武穆面前任人唾骂。

从此白纸黑字，盖棺定论。

所以，呈现这样一段“大逆不道”的争执，是令人钦佩的勇气。

金允石和李秉宪两位影帝强强联手，以精湛的演技再现了朝鲜历史上两位立场相对却都刚烈不阿的忠臣。

纵观全片，两人的一言一行都从容有度，持重端庄，举手投足处处体现了儒家文化长期熏陶之下，一位朝廷重臣所应有气度和风范。

这场辩论戏，尽管语气强烈，两人的情绪却始终收敛克制，面部微表情控制精到，仅凭含泪的双目透露出内心的波澜，几乎靠着眼神演活了人物。

影片结尾，朝鲜君臣出城纳降，仁祖身着臣子的服饰在皇太极帐下三拜九叩，崔鸣吉跪在身后，浑身颤抖，泪如雨下；城内，宁死不降的金尚宪毅然殉节，宝剑刺入身躯，一颗泪珠滑落脸庞。

历史车轮无声而残酷地前行，每个人都走了自己选择的路，但每一步都浸透着悲凉。

如果说金尚宪是民族英雄，那么处在他对立面的崔鸣吉自然就是声名狼藉的逆贼，然而，《南汉山城》却花大量篇幅刻画了他作为忠臣的形象。

弱国无外交，但在山城被围的47天中，崔鸣吉为了求和却四次出使清营，每一次都充满了凶险：不光要面对清兵射来的箭雨、被清将龙骨大用弩机抵在脑门上受死亡威胁，更要领受各种言辞上的羞辱。

然而他均临危不乱，不辱使命。

只可惜每次归来，迎接他的都是身边同僚的非难和斥责，称他丧权辱国，有失体统。

最后降书的起草，也责无旁贷的落在了他身上。

天色微明，油灯燃尽，一夜未眠的崔鸣吉放下手中的笔，清楚地知道，由自己起草的这封降书一旦送出去，自己就成了千古罪人。

然而，是否能够就此换来黎民苍生活下去的曙光？

清军总攻的最后时刻即将来临，朝堂阶下，群臣全身缟素，齐刷刷跪地高喊：“崔鸣吉的国书是把整个宗祠献给敌人的逆贼之书！

殿下，请马上把它烧掉，砍下逆贼崔鸣吉的脑袋！

”朝堂之上，匍匐于王座前的崔鸣吉依然苦苦进谏：“微臣写的不是信，而是路，是殿下需要踩着走的路。

殿下，请不要和天下百姓一起死！

就算明天砍了微臣的头，也请今天把降书送出去。

”此时他心中的苦痛，恐怕只有260年后的李鸿章才能体会。

1900年，曾经所向披靡的满清也走到了风雨飘摇的路口，八国联军抵达京城郊外，太后和皇帝匆忙外逃。

临走，不忘给两广总督李鸿章发了一纸任命：封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作为全权大臣负责与各国交涉。

此时的李鸿章已78岁高龄，部下和亲属力劝年迈的中堂大人以《马关条约》为戒，不要再上京当替罪羊。

可放眼天下，再也找不出第二人能与外敌周旋，北京的烂摊子总要有人收拾，李鸿章心力交瘁，一边咳血，一边与洋人周旋了近一年，在病榻之上指挥下属把损失降到最低：赔款数从10亿两白银降到4亿5千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

这个数字是对4.5亿中国人而定的，“人均一两，以示侮辱”。

这就是《辛丑条约》。

李鸿章接受了这份侮辱，收获了国人的一片声讨：“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听到这样的骂声——条约签署之后没多久，这位晚清名臣就溘然长逝，留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的临终诗句。

《南汉山城》的另一贡献，是除了刻画“和”、“战”两派的对立之外，还还原了夹在两者之间、首鼠两端的群臣。

他们是历史上面目模糊的一群人，是史书中的失语者，却是真正的大多数，比如影片中领议政兼都体察使金鎏。

金鎏当然也有立场，就是永远站在“对”的一方，说正确的话、做正确的事，不留下一丝话柄。

鉴于任何关于议和的言辞都会给自己的品德增加污点，所以他自然是站在主战的一方，直至后来在他的指挥下，朝鲜军打出“自损三百，伤敌两人”的败仗，最后的责任却被他降到出征将领的身上。

从起初强拆农民的草房给士兵御寒，到后来拿走士兵的草垫去喂马，再到最后杀了战马给士兵充饥，金鎏做出的每一个决策都在打自己的脸，却无一不被他冠以堂皇的理由。

然而金鎏并非不爱国，在被迫随崔鸣吉出使清营的时候，他也试图维护国家的体面和尊严，可是来自文明之国的莫名优越感，让这位饱读诗书的文臣不屑于俯身和“蛮夷”平起平坐，哪怕对方已经兵临城下。

而这样的姿态是我们所熟悉的，200年后，满清的大臣们也用同样的眼光看待远道而来的西方列强，无视对手的强大，拒绝放下自己的身段。

国家风雨飘摇之际，仁祖在大殿上茫然四顾，发现满朝文武俱是嘴上仁义道德，行动却畏畏缩缩之辈，只知跟风随大流，而不堪担当重任，禁不住内心惶恐。

其实这种局面恰是一个王朝的常态，现实中没有那么多的忠臣、奸臣，是无数平庸之人构成了历史的底色。

关于道义、荣辱、名分、尊严，《南汉山城》还提供了另一个维度上的视角，那就是城中的百姓。

渡口的今天为皇帝带路，明天为清兵带路，只要有人肯给他一碗小米；冒死出城送信的铁匠其实最关心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这样开春就可以播种。

对升斗小民来说，士大夫们争得头破血流的复杂难题并不存在，人民关心的只是自己的肚子。

《南汉山城》139分钟的篇幅，人物塑造上，从战派、和派到骑墙派，从皇帝、士卒到百姓，包括出场不多的清军一方，从皇太极、龙骨大再到翻译官，几乎每个人的形象都立得起来，站得住脚。

激烈残酷的战争场景和明争暗斗的宫廷斗争，其中还掺杂了金尚宪和渡口老人的孙女之间的忘年情谊，各种层面上的立场交锋和观念碰撞，构成了内涵丰富的影像读本，再现了历史的多元和复杂。

电影改编自2007年出版的畅销同名小说，由小说家金薰创作完成。

导演是黄东赫，曾执导过《我的父亲》、《熔炉》、《奇怪的她》等电影，质量也都非常不错。

电影没有泛滥的韩式煽情和主旋律呐喊 只是冷静克制地刻画出那段李氏朝鲜的“屈辱”史 却拍出了悲怆的史诗感 坂本龙一的配乐功不可没 ，再加上极佳摄影和六位演技非常不错的男演员再疯狂飚戏，可以说非常的有看点。

这是韩国难得不黑清国的影视作品，对强大的敌方刻画也相当客观，不再脸谱化，满语表演相当具有气势。

对百姓的刻画打破了战争片、朝堂片的局限，增添温情和残酷元素。

从朝鲜每每求和清军就停下来不打，以求彻底降服朝鲜这一点来看，清国能有中原绝非仅凭兵马。

投降的悲情主义，跪下来求活也是需要勇气的。

非常不错的一部电影，看得很爽。

一大敌当前，困守孤城，是战是降。

是个很现实也很纠结的问题。

韩国电影《南汉山城》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是从东亚文化中认知中比较负面的角度。

也就是，这个电影其实倾向于投降。

这个问题还可以用另一种角度表达，便是保住性命和保住名节哪个更重要。

电影中主降和主战的两个大臣在国王面前激辩崔鸣吉：尚憲是超然的 臣是卑陋的尚憲是忠誠的 臣是不體面的就算您下令明天殺了微臣也請在今天將微臣的文書送給可汗尚憲說的很正確但那只是話尚憲是認為話語重於生命鳴吉所說的活 即是死微臣願意死的輕於鴻毛支撐比死還要沉重的生命死並不輕於鴻毛金尚宪：鳴吉無法分辨生和死是將生死混為一談將生變成了恥辱無法忍受死亡但可以忍受恥辱崔鸣吉：請在此地砍了微臣的腦袋到底什麼是國君就算在蠻夷的腳下只要能為了自己國家的百姓創造活路才是微臣和百姓的從心底跟從的國君,請殿下忍受這份恥辱（直接从字幕上拉下来，也懒得再分谁说的。

但这段对谈的台词实在精彩。

）主战的大臣名叫金尚宪，主和的那个叫崔名吉。

这段事情发生在明末，满洲人势大。

逼着朝鲜不再认明朝做老大，而改认满洲也就是日后的清朝做老大的背景下，电影讲述的则是1636年丙子之役时朝鲜国王仁祖及众臣被清军围困在南汉山城四十七天的故事。

真实的历史，朝鲜内部经过激烈的辩论，最终向清军投降。

至于激辩的这二位大臣，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几年后居然又因缘巧合的被清军拘禁在沈阳。

两人最终达成了谅解。

做了很多诗文唱和。

电影中，为了显示冲突的张力，让金尚宪自杀了。

我想说的是，这样的事情，其实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可能发生。

但结果大致都有定论。

今人甚至都不被允许重新检讨其中的价值取向问题。

有个很著名的例子，便是唐朝的张巡守睢阳。

坚持不降。

最后弹尽粮绝倒吃人度日的地步，一直吃光全城几万人。

直至最后一刻。

但被誉为忠贞之士。

我记得即便是古人也对这种行为有过质疑 。

比如王士禛在《池北偶谈》讲 被张巡吃掉的小妾转世报应的故事。

所以看《南汉山城》。

很感唏嘘。

二好电影不见得颠覆三观。

但一定对你的固有思维有所冲击。

虽然我们这些年一直娱乐到死。

但作为一个容易从内心自我发现的观众，还是应该努力保留着一些比较隐秘的习惯。

比如做独立思考。

《南汉山城》里就有这么一段。

爱国的大臣在敌营叱责为敌人服务的本国人，说你也是韩国人。

翻译官说，我的父母是奴隶，我生下来就是奴隶。

所以我不是韩国人。

庚子年，龚自珍的儿子据说也做洋人的翻译官。

被爱国人士大骂，你怎么能做汉奸呢。

龚半伦也说了大致的话。

我倒不是想肯定这样的言论，而是感触，或许只有在我们这种文化中，才能产生如此逆反的言论。

说到底，爱国是不用教的。

因为老百姓都是用事实在爱国。

真正到国破山河碎。

且不去批判当权者究竟是怎么搞乱这个国家的。

即便最后有哪一个大人物因为爱国而遭罪的时候，肯定已经有无数的小人物用尸体为他铺设了最后一里路。

所以，我倒是觉得这样的台词其实有着非常叫人警醒的作用。

中国人老早就总结出来了。

有多早呢，早在战国的时候。

《孟子·离娄下》:“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谁说人类一定一直在进步。

最近看纪录片《越南战争》。

即便是美国，肯尼迪说的一句话“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激发了无数的美国人参与了日后被他们总结为一场错误的战争。

当然，有人说，这句话其实已经被我们断章取义了。

但语境在变，语义确实会发生质的变化。

你可以理解为民主国家对于公民自觉的号召。

当然，更可以用于独裁国家，极权对于民众的强制！

三谈及民族意识，韩国人。

有人说，日本是拼命忘记历史，而韩国是拼命捍卫历史。

题外话是，川普来亚洲，韩国让慰安妇受害者参与接待。

让日本人非常不快。

几乎引起两国纷扰。

影视这块来说，抗日神剧，韩国人不比中国人少拍。

但《南韩山城》这样电影，也能拍出来。

我忽然觉得这个国家，还真不是只靠打鸡血让自己兴奋了。

从地缘政治来谈，韩国确实存在着以小事大的历史与现实。

《南汉山城》甚至没有讲如何保持国家独立的故事。

而是面对改换门庭，换个老大时候，在道义与生死中，如何艰难抉择。

这样的心境，今天似乎在作为大国国民的我们来说，可能相当不屑。

但真从历史上去看的时候。

那时候的韩国人觉得满洲人是蛮夷，让他们背叛大明简直是对文明的背离——一直到近代，他们依旧保持着明朝的衣冠以示对于文化的坚持。

可是，中国这边呢？

长袖马褂金钱辫！

周边国家，何止朝鲜失敬，日本看中国也如是，清初的时候，有华人到日本，日本觉得其清朝的衣冠非常滑稽。

而华人解释是最新的式样。

但日本人知其底细，相当不屑。

甲午日清交战，日本人的檄书，居然号召十八省义士一起恢复中华。

——所以不屑和歧视是没意思的意淫。

有些事情，其实是没有准确答案的。

而历史，其实偶然性大过必然性。

所以，我其实无意去认同电影最终的价值取向。

而是，看到了对于对立立场的尊重与再思考。

这个意义。

大于所谓的政治正确。

有很长一段时间，韩国电影不好看了，除了卖弄颜值和冗长的烂俗剧情。

不知所谓。

但一个鼓励电影产业的国家，到底还是有其不可忽略的优势。

因为忽然有一天，韩国电影又爆发了活力。

与我记忆上上一波好看的时候，比较起来的话。

上一波可能更注重与个体的困惑与情绪（如金基德那波导演）。

而这波，忽然对于社会与公众有了和深刻的思考。

当然，这不排除与当下韩国社会与政治动荡的影射与反应。

即便如那僵尸片《尸速列车》，说的，其实还批判的是群体中人的劣性。

至于反应光州事件的两部大热电影《辩护律师》和《的士司机》。

两部质量不可同日而语。

后者在我看来干脆是对前者很不成功的的翻版而已。

你以为韩国电影的深度不过如此的时候。

有幸看到这部《南汉山城》。

时至今日，已经无法不对韩国电影表示尊重。

其中的舞美服装场面，对于历史细节的考据，乃至一票实力派演员的精湛表演。

是的，电影这门工业其实是值得尊重的。

至于有钱人闲情逸致玩票可以。

但真拿出来漫天盖地的刷屏，就是慢待与亵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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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选择投日的汪精卫临别时对蒋介石说：兄为其易,弟任其难。

《南汉山城》正是演绎了这难处何在。

在中华文化圈中，杀身成仁以取义，还是忍辱偷生待将来，经常是摆在乱世士子面前的重要选择。

但这种选择并不存在优劣好坏的绝对标准。

因此，我们既称赞韩信忍受胯下之辱的坚忍，勾践卧薪藏胆的等待，同样更传颂史可法的宁死不屈，关天培的杀身成仁。

以至于影片中，当主张投降的崔鸣吉向朝鲜国王进谏要善待主张决一死战的金尚宪，因为他是国王身边唯一的忠臣。

而此时国王却对他说，你也是朕的忠臣。

的确，面对千夫所指，背负千古骂名，还能一如既往地坚持主和，这绝不是为了自己活命的私心杂念。

相反他承受的痛苦，有时甚至比一死了之还要巨大，还要难以忍受。

从这点来说，真正的主和派与真正的主战派，在历史上都是少数，这都需要强大的内心去贯彻自己的主张，比之大多数的墙头草，他们同样值得尊重。

影片的亮点，就在于恰到好处地展现了主战派与主和派各自的苦心孤诣。

导演没有将双方描述成黑与白、天与地的绝对对立，没有叙述成脸谱化的正反两派。

相反，殊途同归的两个人其实与众多为了一己官位的既得利益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面对敌军箭矢，毫无退缩之意的主和派崔鸣吉一出场便震慑住所有观众，身上的浩然之亲让我以为他才是视死如归的勇士。

而占尽道德制高点的金尚宪第一桥段就是杀了一名手无寸铁，助他过河的老船夫，善与恶顿时错位。

而影片对生与死的诠释更是叫绝。

崔鸣吉的生不是为了自己的生，金尚宪的死也不是为了自己的死，生肩负着复兴的希望，死贯彻着成仁的道义，二人各自走在自己的路上，完成着各自的使命。

这种对生死善恶的深刻诠释是我国类似题材的影视中，难以出现的桥段。

可贵之处正在于此。

当外敌入侵时，士大夫与普通民众之间是否存在一个命运共同体，这是《南汉山城》的另一关注点。

当我看到金尚宪与老船夫的对话时，我不禁笑了。

金尚宪问：你既然带主上渡河，为何不跟他一起走。

老船夫说：清军生性野蛮，还不至于与我这糟老头一般见识。

而且我熟悉这冰路，清军来了我还能带路。

可以换取粮食。

金尚宪不解，他问你是朝鲜的百姓，为何昨日帮主上，明天又要帮清军。

老者很实在，他说我昨日帮主上渡河，连碗小米都没得到。

言下之意，自己人还不如清军。

金尚宪无语。

而当我看到金尚贤与南汉山城的铁匠对话时，我再次笑了。

金尚宪对铁匠说：这次你如果能把主上的檄文带到勤王军手上，主上定会大大赏赐你。

铁匠淡淡地说：我做这是不是为了主上，殿下和士大夫献上城池还是献上生命都与我无关，我这样的人，春播秋收，冬天不挨饿，这就够了。

金尚宪再次无语。

这两个桥段，我认为该电影的另一亮点。

因为他道出了历史的真实。

我们常常在一些影视剧或者历史叙事中，看到百姓，壶浆箪食，以迎王师。

其中或许有真实，但臆想的空间还是很大。

张养浩那句“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道出了百姓的实际境遇。

以吃饭为第一目标的百姓，让“忠贞不二”道德来裹挟他们，其实很难办到。

正如美国学者杰克斯奈德在其书中所言：“在一个大群体比如民族中，集体行动就面临严重障碍。

人们未必理解他们的共同命运，他们倒会感觉到这个群体内的一些成员比群体外的更让人害怕，或者这些成员可能无意为集体的善做出贡献。

人们会担心合作，谨慎地选择节约他们自己的资源，避免与可能会利用他们的人共享资源。

即使面对外部威胁，为了土地耕作以及保护乡村而把儿子留在家中，也比派孩子去保卫国家更要明智一些。

”我们常说真相有时很残酷。

但感受残酷也好过体会虚假的美好。

因此，千万不要以臆想代替真实，以自己的价值观裹挟别人，更不要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拿别人的生命换取。

尊重个体的权利和感受，在每个时代都值得珍视。

这部电影是漢人民族价值观的试金石。

首先要清楚当时丙子胡乱，是后金为了解决后顾之忧而入侵朝鲜，同时迫使朝鲜放弃大明，将宗主国改为后金的事件。

从当时儒家思想价值观的角度来说，这是很屈辱的事情，中华藩国向蛮夷低头。

朝鲜儒臣洪翼汉上疏坚决反对称「臣自堕地之初，只闻有大明天子」，城破后遂被皇太极点名压缚沈阳处决。

洪翼汉与同时殉难的另两位大臣尹集、吴达济并称为「三学士」，在韩国历史上具有文天祥般的地位。

丙子胡乱以后，崇祯十年元旦，受困在南汉山城的朝鲜君臣在这一天也不忘向西朝着北京的方向行「望阙礼」。

此后数百年，朝鲜一直都有纪念崇祯的仪式，并且将当时去清国统治下的北京称为燕行，而不是京行。

从阶级观念的角度来说，后金完全是蛮夷国家，入侵朝鲜没有给朝鲜带来任何先进的因素，反而掠夺了50万朝鲜人作为奴隶。

而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说，丙子胡乱堪称是朝鲜版的靖康之耻，对朝鲜社会的影响和打击远远超过当年的日本入侵。

因为日本再怎么样也是朝鲜所承认的文明国家，朝鲜国王宣祖说:"中国父母也,我国与日本同是外国也,如子也。

以言其父母之于子,则我国孝子也,日本贼子也。

"(《宣祖实录》卷37)。

换句话来说，朝鲜人大体上是承认日本人是中国的儿子，和自己地位平等，但是是乱臣贼子。

但是后金完全就是蛮夷，早期的时候，那些东北女真部落还是被朝鲜吊打的，结果没过多久就反过来被他们吊打，这对于整个朝鲜社会心理上的打击是巨大的，具体可以参考当年的甲午战争。

被英法列强这些大国所击败，还能说得过去，被日本所击败，直接让整个满清知识分子崩溃了。

如果是真正意义上对中国历史有所了解的汉族民族主义者，在观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根本不会产生什么诸如「且看东北人皇太极是如何对韩国人杀人诛心的，跪服！

」、「看清军如何吊打朝鲜」、「跪在皇太极面前要求停止，这战争爽爆」等等想法，而是一种惺惺相惜，兔死狐悲的伤感之情。

我想当年孔子之所以支持其向往的尊王攘夷，恐怕也是因为这种朴素的情感吧！

如果他们在了解了背后的历史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支持满清，那只能说明他们只是庸俗的国家主义者罢了，大明还在的时候拥护大明，满清来了就拥护满清，民国来了就拥护民国，就是随着政治局势而不断改变的墙头草。

面对蛮族入侵，文明世界毫无招架之功。

这只能说明这个文明的制度太腐朽，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不一致。

内部各种矛盾导致国破家亡。

据外国历史学家评选，中国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三五个人中，一个是成吉思汗另一个是努尔哈赤！

蛮族领袖！

他们能够凝聚人心懂得赏罚机制和利益共同体的真实含义，故能所向无敌。

大明和朝鲜都是内部太腐朽了，根本扛不住满人的金戈铁骑。

面对国难，每个人看法不一。

怎能说谁对谁错？

这世界上可曾有过真正的正义公道？

全是利益！

个人利益，家庭利益，集体利益，民族国家利益，谁都不为别人考虑，最后就是博弈大战。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吗？

匹夫只是承担纳税劳役义务的人，根本没有半点儿权利。

根本不匹配。

所以对于谁当皇上自己都跟家炒土豆丝儿的老百姓来讲为国捐躯牺牲自己或家庭是愚蠢的选择。

看看那些屋顶被扒的百姓，那些草席被夺的士兵，他们多么无辜啊。

统治者精英贵族们应该承担这个义务，因为特权都是他们的，他们应该为自己的特权和国家而战。

满嘴仁义道德规矩体统，骨子里却是最懦弱的败类。

棒子面儿，天朝的好一点儿没学到，中国的坏全被他继承了。

当年选择投日的汪精卫临别时对蒋介石说：兄为其易,弟任其难。

《南汉山城》正是演绎了这难处何在。

在中华文化圈中，杀身成仁以取义，还是忍辱偷生待将来，经常是摆在乱世士子面前的重要选择。

但这种选择并不存在优劣好坏的绝对标准。

因此，我们既称赞韩信忍受胯下之辱的坚忍，勾践卧薪藏胆的等待，同样更传颂史可法的宁死不屈，关天培的杀身成仁。

以至于影片中，当主张投降的崔鸣吉向朝鲜国王进谏要善待主张决一死战的金尚宪，因为他是国王身边唯一的忠臣。

而此时国王却对他说，你也是朕的忠臣。

的确，面对千夫所指，背负千古骂名，还能一如既往地坚持主和，这绝不是为了自己活命的私心杂念。

相反他承受的痛苦，有时甚至比一死了之还要巨大，还要难以忍受。

从这点来说，真正的主和派与真正的主战派，在历史上都是少数，这都需要强大的内心去贯彻自己的主张，比之大多数的墙头草，他们同样值得尊重。

影片的亮点，就在于恰到好处地展现了主战派与主和派各自的苦心孤诣。

导演没有将双方描述成黑与白、天与地的绝对对立，没有叙述成脸谱化的正反两派。

相反，殊途同归的两个人其实与众多为了一己官位的既得利益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面对敌军箭矢，毫无退缩之意的主和派崔鸣吉一出场便震慑住所有观众，身上的浩然之亲让我以为他才是视死如归的勇士。

而占尽道德制高点的金尚宪第一桥段就是杀了一名手无寸铁，助他过河的老船夫，善与恶顿时错位。

而影片对生与死的诠释更是叫绝。

崔鸣吉的生不是为了自己的生，金尚宪的死也不是为了自己的死，生肩负着复兴的希望，死贯彻着成仁的道义，二人各自走在自己的路上，完成着各自的使命。

这种对生死善恶的深刻诠释是我国类似题材的影视中，难以出现的桥段。

可贵之处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