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种你爱我

三个陌生人走到了一起，为了生活下去，成立了一个家庭。

没有复杂的剧情，没有猛烈的情感，仅仅是在这个生生不息的人间下，相互扶持着走下去。

影片从死亡开始，以希望结束。

虽没有到目的地伦敦，在命运的拉扯下，在法国街头开始了新的生活。

以斯里兰卡战乱背景、移民融合话题，与黑帮类型混合，在走向阳光的慢镜头和象鼻神的梦境中具有象征意义。

影片的核心冲突真实，而结局梦幻，给社会以讽刺。

家庭梦的苦涩让他们自饮冷暖。

使得颤抖而孤独的灵魂用力相拥。

众生皆苦，何以为家 《流浪的潘迪》2015年金棕榈最佳影片，当时还想不明白为什么这部影片会力压《刺客聂隐娘》夺魁，现在看完这部影片后，或许能够服气。

这部影片故事通顺流畅，又抓住了法国包括整个欧洲的命门热点——战争难民，加上其他影片较以往戛纳电影都略显平庸，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潘迪》在这一届平庸的戛纳似乎理所当然的胜出了。

这部影片并没有刻意的渲染压抑悲伤的格调，甚至还有一点温情的氛围，但是这却是我看过的最让我感到压抑的电影之一，那种感同身受的压抑让我有点喘不过气来。

男主人公是斯里兰卡内战中失败的一方，女主和小女孩是因为战争流离失所，失去亲人的难民，三个人为了得到政治庇护假装组成了假的家庭，尽管破绽重重，但办理手续的公职人员还是见怪不怪的默许了他们的谎言，仿佛在这个大地上每天都发生着这样的事情。

他们终于辗转颠簸到了法国，这个离家万里的地方，成为了难民寄居在法国。

对在法国贫民区的三人的各方面不惜笔墨的刻画，表现，是这部电影最让人难受的地方，流离失所，远渡他乡的无所适从，无法融入，被当做异类排挤的自卑以及战争留下的难以抹去的心理创伤，都在影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三个人可以说是整个中东难民在欧洲寄人篱下的缩影，也是他们内心的真实写照。

如果没有战乱，哪怕有一点点的希望，谁愿意离开故土，谁愿意来到异国他乡，寄人篱下，受尽白眼和屈辱，人们都看到了难民疯了一般的涌入欧洲，但是谁又能看到难民潮背后的无奈与辛酸。

纵使电影刻意地减少这些负面的表现手法，纵使他们一家人再怎么其乐融融，我还是能窥见他们心中的悲哀与痛苦，那是时间无法冲淡，笑容无法掩盖的悲哀，最让人难受的是这些事情真实存在，甚至比电影中刻画的要悲哀数十倍，这让我想到了《1942》中河南逃荒难民的那种绝望，那种让人无力的悲哀，这是导演再怎么刻意美化，刻意掩饰，都无法抹去的，人类的共情能力尤其是对悲剧的共情，是难以想象的强大。

再回到影片，与《小偷家族》家庭结构类似的组建家庭，本就应该是各取所需，毫无感情可言的，但是与众多母爱泛滥的电影不同，这部电影先动情的竟然是男主，这个杀人不眨眼，对烧毁几座学校觉得不值一提的军队机器。

事实证明，战争创伤最严重的其实是军人，最容易对战争进行反思的也还是军人，他也曾有过美好的家庭，但是他的家庭却在战火中支离破碎，而造成这一切的，在男主看来，是他一手造成的，失去了才愈加珍惜，所以当他死里逃生的时候，当他再一次有机会得到家庭的时候，他想好好守护家庭，他想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去他妈的战争，去他妈的政治信仰，老子只想好好活着，所以当军队再次找到他希望卷土重来的时候，昔日狂热的战争分子的他拒绝了，所以当黑帮的存在威胁到他的家人时，他选择了与黑帮决斗来守护自己的家。

结尾突然的黑帮决斗让整个电影到达了所谓的高潮也在教父式的开头中戛然而止，或许说，整部电影都是性冷谈，在极其理智的视角下让我们感受导演所要表达的东西，最后的戛然而止，或许只是对难民们无尽的苦难的一种理想化的解脱。

战争一旦从潘多拉魔盒中被释放，带来的永远是平民的无尽的苦难，终生皆苦，无数个潘迪都在流浪着，或许也早已倒在了途中，他们是谁的父亲，谁的丈夫，又是谁的儿子？

他们何以为家？

他们只能流浪。

（中东难民问题是欧洲人自食其果，他们挑拨战争，也吃到了战争的恶果，难民把欧洲搞成什么鬼样子大家都有目共睹，所以不要再装圣母说什么要收留难民，难道你想让中国的某个城市变成巴黎？

变成柏林那样？

我是同情难民，但是我坚决反对像欧洲那样无条件的收留他们。

） —— 观《流浪的潘迪》有感 2020 3 26 张浅止

新晋金棕榈得主《流浪的迪潘》最好地印证了今年戛纳电影节的平庸。

这种平庸所刻画的不仅仅是之前饱受争议的选片质量，同样也针对科恩兄弟领衔的评委会最终所作出的无能选择。

从任何角度看，《流浪的迪潘》无疑都具有一个诱人外壳。

这是一部标准的“电影节”式电影：首先，它有一个表面上极富社会关怀的主题：影片讲述了三个素昧平生的斯里兰卡难民为了寻求政治避难而伪装成一家人，并在巴黎举步维艰地融入新的生活。

另一方面，影片也延续了欧迪亚电影一如既往的类型片元素：从2009年点缀着黑帮元素的《预言者》荣膺戛纳评委会大奖到2012年回归法国情节剧传统的《锈与骨》。

欧迪亚始终娴熟操作着法国最一流的电影工业资源，并试图在俗套的类型传统中切入自己独特视角，通过源源不断向影片灌注社会性的方式体现他的人文关怀。

正是这种借力于“类型片的人文探索”使得欧迪亚作品与法国大量以自然主义美学为纲，反映和批判社会现实的作者电影构成了鲜明的反差。

相比于包裹在自然光、手持跟拍、无配乐这样朴素视听效果之中，并以此为美学武器而弥漫着浓烈道德气息的后者；同样专注于社会话题的欧迪亚作品反倒有了一层既好看又诗意的外衣，他的影片紧贴现实但却不拘泥于一种非渲染性摄影，传统商业片有的视听语言他也一概比较有节制接受，比如在《流浪的迪潘》中，初到巴黎的迪潘在夜色中带着荧光猫耳朵发箍在街边一个咖啡馆一个咖啡馆兜售小玩具，欧迪亚就使用了一个慢镜头加电子配乐的渲染式场景，让荧光发箍首先在大银幕的黑屏上闪现，再慢慢隐现出迪潘身影，视觉设计上极其新颖让人印象极深。

而欧迪亚扎实编剧团队更是保证了他的影片都有张力十足的剧情或反转，而不是简单让位于一种对现实的“忠实”纪录。

与这种表面上的精良制片相比，《流浪的迪潘》的问题则是隐晦的，也是更深层次的。

或许无法从内心深处感受到震动的观影体验最清楚揭开了影片的内在缺陷，即它在表面上触及了一种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刻画了不幸的第三世界难民；但在本质上影片又显现出一种对现实的漠不关心，与其说这是导演和编剧面对社会写作并把对社会的观察结果编织在一个有人文关怀的故事中。

还不如说这首先是一场背对现实的故事创作，并反过来从现实里寻找相关的社会性元素填塞回剧本本身。

通过这样一道社会性加工程序，影片有了一种假模假样的政治姿态，却无法掩盖其居高临下想象另一个阶层时势必会遭遇贫乏。

而这种贫乏体现在电影里便是对另一种生活缺乏实际经验后陈词滥调式复述。

影片男主人迪潘来自于斯里兰卡泰米尔反政府武装猛虎解放组织。

这个组织在上世纪70年代初成立，致力于在斯里兰卡北部和东部建立泰米尔人的独立国家，并在八、九十年代以游记、刺杀、自杀式爆炸等多重暴力方式暗杀了印度、斯里兰卡多位政要和敌对派人士，使得斯里兰卡陷入内战，并成功攻占下了部分领土。

但本世纪初斯里兰卡政府军的反扑，使得猛虎组织逐渐分崩离析。

到2009年政府军已经收回全部领土，而猛虎组织高层也几乎被扫荡一空。

电影即诞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作为猛虎反政府军抵抗到最后的军人，迪潘不仅在战争中失去了妻子和孩子，也失去了自己可供容身的唯一土地，被迫走上逃亡之旅。

与时下欧洲爆发的叙利亚难民事件相区别，迪潘的军人身份不仅为影片接下来的暴力埋下了伏笔，且由于猛虎解放组织长期被西方诸国定性为恐怖组织，迪潘政治身份也比普通的受战争所殃及而失去家园的难民要来得更为复杂。

不过对于这一复杂前尘往事，导演似乎并不太关心，也着墨不多。

在电影中段，迪潘梦境里以慢镜头形式回放的那只大象，作为一个隐喻似乎就已经代表了一个欧洲中产阶级的作者导演，对南亚世界战乱以及痛苦回忆所能怀有的全部想象。

而影片开场少许几个映衬在椰子树下具有南亚情调的拍摄场景也只是为了交代这三个素不相识“难民”是如何临时拼凑成一家人的：女主人公雅丽妮原本试图逃亡去有其他家庭成员的英国却被迫为了逃出斯里兰卡而从路边随手捡来了孤儿伊莱娅，搭上迪潘三人伪装成护照上已经死去另外一家人而前往法国。

而法国，这个西方大国中对前殖民地最慷慨，也是最饱受移民问题困扰的西方大国才是影片主要故事发生的场所。

相比于本身即有移民背景，且早期作品全部对准北非裔移民在法国生活的另一位法国金棕榈得主柯西胥（《阿黛尔的生活》，2013）。

欧迪亚对这“一家人”移民生活的描写是不痛不痒的，非常局促的。

如果说柯西胥可以深入到移民家庭内部，通过家庭中不同年龄、背景个体在法国社会的角色和姿态去剖析移民族群的传统习俗与心理结构与法国现代社会之间的矛盾，并从经济、犯罪、情感等多个向度去触摸法国社会正在发生种种现象。

《流浪的迪潘》却构造了一个完全与法国社会隔绝的封闭叙事环境。

除却刚搬到巴黎时贩卖小商品和去移民局寻求政治避难的常见段落。

影片重心全部落在迪潘一家人搬到了巴黎郊区——两幢与毒品交易以及黑帮活动有所瓜葛的住宅区里——帮会风云，这是欧迪亚非常熟悉主题，也回归到了导演标志性暴力元素中。

然而，问题就在于，巴黎郊区真的如欧迪亚所描绘那样吗？

是一个充满着毒品、犯罪和帮派械斗的另一个世界？

显然，欧迪亚对现实描绘是刻板而又简陋。

比如《电影手册》就嘲讽认为，这样一种对巴黎郊区刻画只是不动脑子在复述电视和报纸对巴黎郊区想象。

然而，做出这些新闻报道的中产阶级媒体人都并不真正了解和深入过这些地方。

像《流浪的迪潘》这种表面上带有左翼平权关怀的电影，实际上是在助长老百姓对移民刻板想象，甚至是在帮助极右翼的勒庞阵营拉选票。

在《电影手册》看来，电影“要么是私人的艺术表达，要么是文化产业的产物，后者应该大方承认而不是变着花样想让人相信那些标准产品就是艺术作品”。

而《流浪的迪潘》就是一个不真诚的典型，明明是文化产业可以量化标准产品却总是想方设法要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艺术品，甚至堂而皇之去戛纳这样的所谓艺术舞台骗取无上的荣誉。

在郊区，迪潘找到了一份为街道看门、清洁和收信的工作；也为法语不通的“妻子”雅丽妮找到了一份为帮派小头目的残疾叔叔烧饭、打扫的保姆工作；而他们的“女儿”则要在新的学校，学习新的语言，结交新的朋友。

这段剧情分别从三个人的视角平行出发，展现了这个不受血缘所束缚的家庭在融入新社会时各自困境，以及因这种困境所导致的成员之间的疏离、误解和冲突。

相比于已经无路可退，只能选择忘记过去，远离战场，在法国开始新生活的迪潘。

年轻的雅丽妮却心有不甘，她本可以去英国与其他亲人团聚，开始新的生活，却要在法国学习新的语言，凭白照顾一个女儿，还多了一个硬按在自己头上的中年丈夫。

与迪潘拒绝猛虎组织在海外重新结集的坚决态度相比，雅丽妮不顾政治避难的申请结果企图逃往英国则背负着巨大道德包袱。

毕竟她这一走就会连累另外两个“亲人”的命运。

相比于对这种充满张力家庭关系细腻有余，但却多少有些老套的描摹，雅丽妮与帮派小头目之间因语言和身份巨大区别而碰撞出生活琐事却十分点睛和动人。

显然，她从这个危险的男人身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并也因此产生了一种一厢情愿的暧昧情愫，在整部影片里，这段简单、真挚而又微不足道细微情感是脱去所有人社会身份之后最自由的，也是最本能的。

但也正是这段莫名不可细说的情感在影片结尾有些做作把所有人拖回到“战争”暴力状态中。

事实上，暴力问题不仅是影片始末相互照应之处，也很可能是这个巧妙剧本的出发原点。

无论是斯里兰卡动荡政治局势所引发的连年战乱，还是法国街区毒贩们之间的帮派械斗，正如影片中的台词，或许大小有别，但本质却没有丝毫差异。

《流浪的迪潘》这个电影表面上噱头也源自于把两种看似毫无关联的暴力事件通过这三个难民的人生际遇牵连了起来。

使得观众从电影悖谬的叙事发展里看到暴力是如何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运作。

而那个因为经历了战争才明白和平生活是如此不易的迪潘，尽管百般努力在两幢住宅之间划定“停火线”，争取和平生存空间，却最终仍旧为了自己“妻子”突陷于帮派之间暴力争端而重返战场，开启了一场血腥杀戮。

诚然，这段机智、果敢，孤胆一人横扫敌巢的最后一战颇为好看，也极具《稻草狗》结尾暴力反转的气势，但细想却缺乏《稻草狗》中达斯汀·霍夫曼一再被冒犯后因而积累起来的暴力动机。

毕竟，迪潘是帮派之争的局外人和旁观者，而“妻子”危险遭遇导致其大开杀戒则太过于夸张。

如果抽去片尾那个不切实际的好莱坞式的大团圆结局（男女主人公假戏真做，缔结良缘，拥有了新的孩子开始了新的生活），细想迪潘这番大屠杀所可能招致的现实命运（牢狱之灾抑或是军人身份曝光被遣返回斯里兰卡送死），影片创作者强作戏剧性而假借社会题材来装点门面的企图心就昭然若揭。

因为反过头去看，是不是斯里兰卡难民？

究竟遭遇了怎样的移民苦楚？

这些似乎都是无关紧要的。

因为故事早就写好，现在只需要套上一个能体现创作者社会责任心的好看外套就大功告成了，至于现实如何？

欧迪亚和他的团队并不关心。

而据说他已经开始寻找下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为他下一部电影节类型片寻找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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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的迪潘 获奖后一直被各种评论为无趣之作，以至于没有报太大期望现在才看。

看完却觉得毫无睡意，故事讲的明明很精彩啊！

男主从自己国家的战斗换到法国郊区黑帮的斗争，从默默隐忍到最后以暴制暴。

尔女主从原本对新环境的抵触到渐渐接受和融入，并在情感上也慢慢接受了自己的假丈夫。

我们可以看到两位主角情感的细腻转变。

最然结尾导演保守的拍摄手法和突然的情景转换看起来让人觉得不舒服，最后一笔幻想中的美好生活虽然说是一种期许或者说是一种嘲弄，告诉观者这样的生活只是幻想中的美好，而现实则是无尽的黑暗。

但这也许是导演并不想过多的去描述暴力，说白了这也不是他之所长。

但总体觉得还是比前作锈与骨要好。

虽然得奖争议较大，但不失为一部值得看的作品。

斯里兰卡。

为了逃离内战，迪潘，一名与政府对抗的军人，和一个年轻的斯里兰卡女人以及一名九岁的女童，组成了临时家庭，登上逃亡法国的轮船。

他们在移民聚集的郊区“安顿”下来，从事最底层的劳动，并艰难地融入全然陌生的法国社会。

与此同时，郊区泛滥的军火和毒品交易用枪声和鲜血把如惊弓之鸟的迪潘他们带回战争的恶梦。

晚了五个月，弥补了戛纳的遗憾（虽然在文化中心差点热吐）。

移民问题，就像天朝的腐败，是法国社会无解的毒瘤。

然而，或许出于一种仰视的文化心理，在新闻学院读书的两年，我对探究这个话题总是持一种不情不愿的态度，无知而有畏：地铁里拿着小本让你签字找你要钱的穆斯林女人、蒙马特高地拴一身钥匙扣的北非青年、以及美丽城那些不言自明张口就是“咋的啦”的东北妓女，都使我感到不安、不适。

现在看来，除了因为彼时我处在这辈子最没有安全感的时刻，还因为，在内心深处，“外国人”这个身份像一个自我隔离的小标签，无论你多么努力，其实都难以完全抹去那种不知所措的慌张尴尬，当然还有那一种站着说话的抽离感。

斯里兰卡的前史交代过后，迪潘从夜色中走来。

欧迪亚诗意梦幻的慢镜头里，一个米妮老鼠的荧光蓝斑点蝴蝶结由远及近地闪烁，迪潘的棕色皮肤、深色眉毛与眼眸，全都与黑夜混为一团，面容模糊不清。

而闪着蓝光的蝴蝶结透出一种稚拙与廉价感，与如梦似幻的镜头和音乐形成令人感伤的对比。

待迪潘面容清晰映在橘黄的路灯下以后，他那一句带着口音的“您好，两欧一个”把所有在法国生活过的人都带回了一个极为熟悉又从似乎从未留意的场景。

在巴黎特罗卡德罗广场，你眼前的埃菲尔铁塔会被一群推销钥匙坠和荧光小玩意儿的移民挡住——他们将游客包围，同样是只会迪潘那两句话，与其说推销，更像是乞讨，且常以一种死缠烂打的形式。

我对他们避之不及，但我从未认真想过（或者压根懒得想），那每一个周身挂满廉价小商品，或嬉皮笑脸或面露凶相的人，都可能带着一个生计毁灭、尊严残破的故事，都是一个故土难归的流浪者。

戛纳影展期间，影评界对欧迪亚争议颇大，有些人甚至“出离愤怒”，说他“傲慢自大、愚蠢、居高临下、陈词滥调、完全是讽刺漫画的视角、带着自以为是的优越感”。

某种程度上说，这些评价都是有道理的。

可情况就是，讲故事的人是谁注定要影响到讲述的口吻和视角。

我们对他者的“理解”，往往最终难逃“我以为的你”。

如果发声的都是“我”，那么你真的就只能做“我以为的你”。

可是我比较想说的是，试图做一种“理解”，关注现实的社会话题，已经是作品本身一种莫大的意义。

电影不是说教，但是电影如果完全与现实脱节，不关照，不思考，不反映，绝对是一桩集体无意识、思想阉割的悲哀事件。

有一年我们做电子杂志，主题是“文化多样性”——一个所有移民社会最热衷又最虚伪的话题。

拍封面照的时候，版面限制不能全班都上，只能选10来个，我这张唯一的黄面孔忽然物以稀为贵，被拥到最前排。

跟我关系不错的突尼斯裔女孩也首当其冲。

更可笑的是，一个白人女孩的男友因为是西非移民的黑人小伙，拍照那天也特意被传唤到学校充当“多样性”。

我感到既无聊又不爽，对同学嚷嚷，你们这是弄虚作假，我觉得非常可笑。

突尼斯女孩对我笑笑，你说的没错，但就是这样！

你以为那些所谓的主流媒体做的有什么不一样么？

有关移民的话题，就是一个取之不竭的段子库，不管是歧视的、冒犯的、暴力的、恶搞的。

或者在陈词滥调的重复之中，会有些微进步，会修正偏差，又或者屁用没有，只是人们既要跟这颗毒瘤共存又心生怨愤的碎碎念。

那一次电子杂志，所有同学的报道都要围绕“多样性”，我和拍档选择了巴黎书展里的“移民文学”，采访了做研究的大学老师和移民区走出来的青年作家。

一个北非裔的年轻女孩，刚刚出了自己的第二本小说，讲述臭名昭著的巴黎郊区移民生活，间或回忆自己的父母如何以难民身份来到法国。

此间种种，在第一人称叙述下滋味更加复杂。

但是我相信，如果讲述者变成她父母辈的一代移民，况味或又将不同。

可是话语权的流动，恐怕比阶级还要慢。

住不进先贤祠的加缪，永远还是最有名的“异乡人”。

电影过半的时候，我后面的朋友凑过来小声说：下次去巴黎，我要跟他们买一个铁塔钥匙扣。

这是很可爱亦真诚的反应，不是出于接济的居高临下， 而是靠近和理解。

这靠近很可能属于一厢情愿，这理解也没准是误解。

但是，你引起了我的注意，是一切可能的开始。

如果现实永远是一个装睡的人，这至少是一根细细的茅草，撩拨鼻孔，直到那个人忍不住，打出一个喷嚏来。

文艺作品如果都不能是那根茅草，而只愿意成为谄媚取悦的工具，兼与资本同流合污的狗腿子，难道不是因为社会本身病入膏肓么。

最后，给文化中心放映的这一版中文字幕点个赞，非常符合中文的语法习惯，没有翻译腔，好几处很精妙，比如迪潘在街上兜售时和伙伴们被警察追逐时那句“城管来了” ，呵呵。

（其实我絮絮叨叨一堆浅薄的碎碎念主要是因为昨天看片前先看了一个让我出离愤怒的国产大烂片……）2015年10月17日于北京重雾霾夜

讲的是严峻、冷酷的现实，但它还同时展现了诗意、流动的灵性。

影片中，一个角色向印度教中的智慧、财运之神“象头神”祈祷，而另一个角色则梦见了一片丛林，在那里，一头大象用包含深意的目光看着它，那眼神似是怜悯，审视，又或许是安慰。

欧迪亚的第七部作品给巴黎郊区带来了新的元素，它讲述的是一个临时组成的移民家庭，他们逃离了斯里兰卡的战火，却发现来到西方世界，还是避免不了被卷入暴力的冲突。

这部新作没有《预言者》那样复杂的情节，也没有《锈与骨》那种猛烈的情感，它更为低调，没有什么知名演员。

然而这却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它让观众发现自己就好像影片中法语有限的主人公一样，处于一种懵懂、混沌的状态。

欧迪亚再次向我们呈现了处于逆境之中的顽强人物，而影片从死亡开始，以希望结束，其间的过程感人至深。

影片以一场火化仪式开场，身为泰米尔反政府武装人员的迪潘在尸体上摆放棕榈叶。

然后，镜头切换到了年轻女人雅丽妮身上，她正在一个拥挤不堪的难民定居点寻找一个孤儿。

雅丽妮找到了小女孩伊莱娅，带她找到了迪潘，后者正从别人手中接过三本死人的护照，这将是这个临时组建的家庭的新身份。

下一个镜头中，迪潘已经在巴黎夜晚的街头卖起了小玩意儿。

在一位翻译的帮助下，迪潘和雅丽妮通过了社会服务机构的面试，得到了位于市郊一处简陋房产的看门人的工作。

当地的联络人尤瑟夫带两人熟悉工作环境，但对方讲的法语，他们几乎只字未懂。

对于迪潘住所对面的一个贩毒团伙，尤瑟夫并没有透露太多，只是告知每天早晨须在团伙离开后进行清扫。

伊莱娅被送进了一所专收移民的特殊学校，起初她并不快乐，在操场上被其他孩子排挤时，她毫不掩饰自己的敌意。

但是，跟大人相比，她对新环境适应地要更快。

年轻的雅丽妮还没有做好当妻子和母亲的准备，她郁郁寡欢，精神恍惚，扬言要抛弃这个家，去伦敦找自己的表亲。

但是在迪潘的劝说下，她留了下来。

她还给一个老人打扫、做饭，老人的侄子布拉辛是当地黑帮的成员，雅丽妮对他保持警惕，但与此同时，两人试探性的沟通，让她感受到了异乡的一丝暖意。

影片的三位主人公相互之间毫无了解，却要同住一屋檐下，而陌生的环境，让他们之间产生了新的隔阂，欧迪亚和长期合作的编剧托马斯-彼得甘的叙述充满人性化的悲悯。

人物之间的情感通过细枝末节展现出来，没有一点煽情：“父亲”与“女儿”的温情一刻，“丈夫”向“妻子”悄悄投去渴望的目光，她为他无法理解法式幽默而忍俊不禁。

一个忧伤、沉默的男人，忽然间承担起一家之主的角色，观众能够感受到这个角色的克制，同时又通过几个美妙的私密瞬间，体会到他对失去的故土的怀念。

影片始终都流露着一股隐隐的危机感，直到结尾才最终爆发。

起初，对于迪潘和雅丽妮，生活是平静地，他们总是站在窗前，饶有兴致地观察着对面居住的“危险团伙”。

然而后来，他们成为了卷入帮派之争的无辜受害者，而迪潘在院子中用白色粉笔划出的“禁区”，当然没能维持下来。

《预言者》中的暴力是直白、钝重的，而在《流浪的迪潘》中，暴力被赋予了一层朦胧、迷幻的色彩。

作为一个参与过流血冲突的战士，迪潘也有残忍地伤害他人的能力。

但让欧迪亚更感兴趣的，是主人公还没有适应自己的新角色的内心活动。

影片中的暴力是碎片化的，而让高潮如此抓人的，是情感和表演。

选择以慢节奏来呈现一部剧情密度不高的影片，对创作者来说是一种挑战，但欧迪亚用他的自信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摄影师艾波宁-莫曼苏和为影片作曲的音乐人尼古拉斯-贾尔都是首次与导演合作，他们用出色的声画带观众进入了一个扣人心弦的世界。

在过去十年内，雅克·欧迪亚成功跃升为当代最广为人知也最出色的法国导演之一。

2001年他凭借《唇语惊魂》获得国际关注，2005年又拍摄了可圈可点的《我心遗忘的节奏》。

但还是2009年的监狱史诗《预言者》令他真正享誉全球，该片不仅被奥斯卡提名，还荣获2009年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风头一时无两。

2012年的《锈与骨》依然好评如潮、拿奖拿到手软，并且由于当红巨星玛丽昂·歌迪亚加盟，他获得了更广泛的受众群。

然而导演这次的新作却有些追本溯源的意味：一部小成本电影，一帮十八线演员，和一个全新的主题。

如此说来它的成功可能也并非偶然，这是一部当之无愧的杰作，也是欧迪亚迄今为止最有力的作品之一，保持了他一贯的高水准却少了以往的缺陷。

也许片尾最后几分钟要另当别论，但我们还是从头说起吧。

本片由雅克·欧迪亚、Noé Debré以及托马斯·柏戈恩联合编剧，后者还曾与导演合作过《预言家》和《锈与骨》。

故事始于斯里兰卡，一个叫雅丽妮的女人(Kalieaswari Srinivasan饰)要为年轻孤女伊莱娅(Claudine Vinasithamby饰)寻找容身之处。

她们找到一个几乎素昧平生的男人拿到了新护照，三人一同乘船前往法国。

他们都是泰米尔人，是居住在斯里兰卡的少数派民族，过去一直为独立而抗争，然而他们的抗争在2009年惨遭战败。

而这个现在叫做迪潘(Antonythasan Jesuthasa饰)的男人，则是一名非常优秀的退役军人，从前受任于泰米尔猛虎组织。

这个临时拼凑的家庭在法国被批准进入避难所。

深受战争和妻儿之死折磨的迪潘，住进一个受毒贩控制的破旧住宅区，并做起了看门人。

雅丽妮也在这里找到了工作，她负责照顾当地的帮派大佬卜拉欣(樊尚·罗蒂埃饰)的残疾叔叔并为他做饭，而伊莱娅则必须要适应在异国新学校的学习生活。

他们都努力想往前看，开始一段新的生活；但当纷争再起时，迪潘决定不再忍让。

欧迪亚从不吝于在影片中刻画多元文化，但《流浪的迪潘》是他第一次直面殖民体验，而这也为影片赋予了新的元素。

斯里兰卡在电影中出现得很少，但推动全片发展的却正是主角们对它的思念与对新生活的希冀，而在描绘这一场背井离乡的旅途时，影片也表达得极为详尽又情真意切。

片名其实有些不准确，因为电影关注的是主角三人，而非只有迪潘（遗憾的是，尽管饰演伊莱娅的新人演员表现非常好，她在后半部分戏份比较少），但由于背负着最沉痛的过去，迪潘是最渴望能融入法国文化的。

而雅丽妮则不那么情愿了，毕竟她只有26岁，却突然摊上了年长的假丈夫和孩子，还要磕磕碰碰地学一门新外语。

两位主演都非常优秀，而且相对来说都算是荧幕新人：饰演迪潘的Jesuthasan是位小有名气的作家，而饰演雅丽妮的Srinivasan则是首次进军大荧幕的话剧演员。

他们略显青涩的演出却仿佛一个轻描淡写又浓墨重彩的姿态，让电影仿佛也拥有了鲜活的心跳声。

假戏成真这个桥段容易让人想到《美国谍梦》，但片中描绘的爱情甚至远比《锈与骨》更加真实可信。

电影既保持着欧迪亚式原始的生命力，又是他所有作品中最为悲悯和有人情味儿的一部。

首映后的轩然大波表明影片最后一段尚存争议，也就是迪潘为保护家人奋起反抗的一部分，导演选择了一种自己更为习惯和更加保守的拍法。

我对此倒没有太大异议，毕竟这个转折出现得也不算太突兀。

随着电影渐趋尾声，那种覆水难收的紧张氛围越来越浓，而迪潘奋起保护这个临时家庭（即使她们可能并不需要帮助）的决定也并非毫无道理，因为他曾痛失妻儿却无能无力。

也许是欧迪亚拍摄的手法有些太极端了，所以才会引起这些争议，但这对于电影和角色本身依然是妥帖的：迪潘逃出一个战场，转身却又踏入了另一个；而增强这一幕的视觉冲击，也使得观众对此举能更加感同身受。

当然，尽管如此，我也承认结尾部分是全片最大败笔，它太过整齐，看起来一点都不走心。

此外，本片在视觉和声效上无不俱佳。

新锐摄影师Eponine Momenceau贡献了几个本届戛纳最有纪念意义的电影画面，电子音乐人Nicolas Jaar的配乐也同样可圈可点。

这就是欧迪亚的鼎盛之作，他摒弃了《锈与骨》中为求深挖人物内心而用力过猛的矫揉造作，而选择了一种极为人性化、甚至显得温情脉脉的世界观，于是，我们就迎来了这部今年在戛纳大放异彩的作品。

家乡不是安居之所，被迫离乡背井，忍受语言和文化的隔阂在异乡寄人篱下，勉强度日，这种感受太可怕了，哪哪都不是家，哪哪又能何时能为家。

电影取材现实冷酷，虽然我对那种肤色的人种有天然的排斥，（我知道自己偏见），但是这种地狱模式的人生还是很让人动容。

这对欧洲来说真的是意义大于电影本身了，可惜了同期的卡罗尔和聂隐娘了。

一年一度的各大电影节和奖项把电影业的轮回周期死死定在日历年上，时间像胶片放映机一样转动不歇。

元旦一过，2016这卷胶片盘的第一帧就在圣丹斯的光影中粉墨登场了。

然而2015的结局还没有放完，世界电影之都洛杉矶的红毯秀场才刚刚铺开，并在二月底给上一年影坛的恩恩怨怨划上句号。

过去一年里最大的冤家，恐怕就是在戛纳摘得金棕榈的《迪潘》。

从五月的戛纳到九月的巴黎，评论界一片嘘声，毫不给法国电影一哥欧迪亚任何面子。

按理说本国片问鼎戛纳，如果公映时间符合要求，应该是送选奥斯卡外语片的当然选择。

可是法国人不但把名额给了一部土耳其语片，而且这片子还是导演的处女座，只在戛纳的偏门单元小展映了一下而已。

也许只有把这件影坛公案作一梳理，电影历的2015才会真正翻过去。

【电影的场面与现实】雅克·欧迪亚可以说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电影人，其父米歇尔·欧迪亚是上世纪法国家喻户晓的编剧。

年轻的雅克学业还未完成就跟着父亲写剧本，以至于四十岁筹拍自己第一部长片的时候已经在电影界人脉深厚，处女作就请到了老戏骨让－路易·特兰蒂尼昂（《爱》，2012）和当红小生马修·卡索维茨（《天使爱美丽》，2001）。

从这第一部片子开始，欧迪亚就不是典型的法国纯文艺片导演，而是像特吕弗那样的综合艺术家，或许离今天的好莱坞艺术导演更近些。

对他们而言，电影的第一要务还是讲故事，技术和艺术手法上的探索只是为叙事服务。

《迪潘》也是这样一部艺术性很强的大众电影，兼具一定的社会性。

影片讲述斯里兰卡内战结束后，泰米尔猛虎组织战士迪潘精疲力竭，准备装作平民申请到欧洲避难。

因为有孩子的家庭在难民审核上有优先权，单身女子雅丽尼就在难民营随手拉了个小女孩，与迪潘佯装一家子。

但到了欧洲后，雅丽尼没能到英国投奔亲戚，而是与迪潘和孩子一起被困在治安堪忧的巴黎北郊。

把难民题材拍成批判现实主义的很多，但是像欧迪亚这样硬是弄出大场面的就未必了。

评论界对《迪潘》的一大诟病恰是其对巴黎郊区的描写不具有代表性：即便是北郊平民区，也不至于除黑帮、毒贩外只剩迪潘一家。

然而，同样是这些评论家，对欧迪亚之前的一些作品大加赞赏。

可《先知》（2009）中的戏剧肯定不能代表典型的法国监狱，房产流氓又有几个像《我心遗忘的节奏》（2005）的主角一样有志古典音乐？

其实欧氏作品从来不看重描述现实，而是喜欢探究每个小环境中抽象化的、浓缩的侧面，并在其中偏执地寻找少数者和异类，以考察主流与边缘之间的社会张力。

《唇语》（2001）中的聋女和刑满释放犯，《男人最痛》（1994）中怪异的一老一少，欧迪亚的注意力一直都放在“例外”上，而不在乎能否代表或者重现某一社会现实，七部电影概莫能外。

【类型的继承与颠覆】《迪潘》的开头的确像是一部社会问题片，但迅速就被其他类型因素撕扯得面目全非。

或许这便是让很多人不舒服的地方，我们太习惯于那些规规整整的、可以被舒舒服服地分类的作品，一旦在我们接受的框架中找不到它的位置，就将其斥为四不像、不知所云。

可是，伟大的作品从来都挑战一切陈规，包括既有类型。

拼凑假冒的迪潘一家来到法国，在获得官方安置前，他不得不靠在晚上出售玩具糊口。

全片最著名的几个静像之一便是迪潘头戴饰物、手里攥着玩具，在巴黎街头的寒风中兜售，眼神像极了迷途的孩子。

“卖玩具”这个剧本细节不是随便选的，它是角色身份变化的隐喻——身经百战的猛虎战士不但自拔虎牙融入市井平民，而且对异国的生活一无所知、语言不通，就像个孩子一样。

而整部片子就是这个“孩子”在新的环境里不断学习的过程。

这便是莫根施特恩所说的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又译“教育小说”），叙事艺术有史以来便长演不衰的一个类型。

用细腻的成长叙事来讲述难民融入新社会的经历，可以说是欧迪亚的新意所在。

此前的难民故事也常强调新的“生活”，而《迪潘》则更敏锐地捕捉到生活剧变背后深藏着重生的隐喻，他们面对的不独是新的生活，更是新的生命。

人一辈子能活几次？

要为这样的新生付出怎样的代价？

这是欧氏作品中不断追问的。

《唇语》和《我心遗忘的节奏》已经说过，《锈与骨》（2012）中的男女也都挣扎着从贫穷和残疾的困境中寻求生机。

这种新生最极端的表达是《自制英雄》（1996）中的阿尔贝·德伍斯，靠着记忆力和聪明，战后抛家弃妻，从一个通敌者的儿子摇身一变成为抵抗组织的英雄。

“成长”的道路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但是崎岖坎坷成迪潘这样的却也不多。

巴黎北郊特别是东北部的一些地区，长年治安混乱，警察不愿踏足，成为氓流横行的秩序真空地带。

当主人公在小区中央划下一道“停火线”，试图以一己之力抗衡恶徒团伙，《迪潘》就进入了自卫电影（vigilante film）的传统中。

自卫电影是一种盛行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剧情类型，往往是在公权力失效的情况下，片中人物决定自己承担起扬善惩恶的责任，或者只是自我保护。

《迪潘》之所以问鼎戛纳，除了评委所说的故事取胜外，对类型的历史突破也是三大电影节一直在寻找的东西。

同届亚军《索尔之子》的镜头运用和故事角度选择是对已经拍烂的大屠杀题材的一种创新，季军《聂隐娘》则把东亚武侠片这个类型从被“香港拍烂、大陆拍滥”的尴尬境地瞬间托升到纯艺术电影的高度。

比起它们来，冠军《迪潘》可以说是玩了把大的，把社会问题片、黑帮片、成长叙事、伤痕叙事和自卫电影融会一炉，以前所未有的手法讲述难民故事，把类型片提升到社会政治和人生哲学的高度。

精疲力竭的杀人机器放下屠刀想重新开始，从贫穷滞后饱经战乱的斯里兰卡来到自诩文明富强的法兰西，为了新生不惜将自己置于孩童的地位。

却在离卢浮宫、埃菲尔不过十几公里的地方，为了生存再开杀戒。

没有什么比欧迪亚手中成长叙事和自卫电影的交替能更好地总结战争移民的困境，“不得已的恐怖分子”形象屡屡浮现，对难民潮中的欧洲是一个提醒。

【镜头的狂妄与虔诚】典型的自卫电影，其高潮往往在一场最终的“自卫复仇”戏上。

《迪潘》中的这一幕发生在接近片尾的地方，雅丽尼从影片中段起受雇于贩毒团伙头目家作钟点工，由于迪潘与之矛盾不断升级，雅丽尼也终于受到威胁。

此时不法者之间发生火拼，场面一片混乱，雅丽尼打电话向迪潘求救。

登得大雅的电影自然不会在这个时候让主人公扮演从恶龙手中救出公主的骑士，但多少也会在猛虎战士的身手上做一番文章。

还有其他很多种描述“自卫复仇”暴力的方法，影史上不甚枚举。

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迪潘沿着消防楼梯一路向上，击毙一个个毒贩流氓，手举人落、弹无虚发，都市犯罪分子在二十年战乱磨练出来的猛虎战士面前不堪一击。

但是这一切观众都看不到——镜头在这里平行下移，跟拍主角，所有图像只显示迪潘的下半身。

没有主角面部特写，没有反转镜头渲染剑拔弩张的气氛，没有广角镜头交代战局，没有平行蒙太奇切回雅丽尼或是切到任何一个对手的主观视角。

整个长镜头跟拍过程中，叙事全由音效完成，细节仅靠观众脑补。

摄影机就那样谦恭地低着头，注视着迪潘向上攀登的双脚。

留白本不是欧迪亚的强项，他的镜头表现性很强，摄影机一般很活跃，主动有余、内敛不足。

目光一直是他的一个大问题，不是人物之间相互窥探（《唇语》）的目光，便是把不堪、痛苦、残缺、暴力、黑暗（《先知》、《锈与骨》）硬生生挖出来满足观众猎奇的目光。

而这也是之前的评论喜欢他的原因，他们所熟悉的欧迪亚，就是这么善于表达。

看似什么画面都能做的艺术家，给同行和评论者制造出艺术无所不能的假象。

这一次不同。

迪潘的神情应该是怎样的？

被唤醒兽性的猛虎该是怎样的眼神？

杀戮意味着新生的失败，这其中的失望又该如何表达？

剧本把导演推向了一个死胡同，迪潘极端的丰富性、矛盾性和复杂性在全片最高潮完全爆发，使人物超越了将他制造出来的艺术。

换了谁在欧迪亚的位置上，也不能给这一刻的迪潘添上一个恰当的神情。

于是，象征电影艺术无尽创造力的摄影机，欧迪亚的摄影机，第一次低下了它高贵的头，放弃了表现一切的狂妄，承认了艺术在面对人类极端体验时的手足无措。

简单谦恭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物塑造，这恐怕是艺术作品面对苦难的最好选择。

《迪潘》的筹备从2009年完成《先知》后就已经启动，最初在跟媒体聊起剧本的时候，导演宣称想要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的效果，以两个好奇外来者的眼光批判法国社会，暂定片名则是《迪潘：不再恋战的男人》。

一切都像是个精心雕琢的文艺小作品。

而在创作过程中，主创人员逐渐剥离这些繁复的修饰，最终浮出水面的，是一部干净透彻的杰作。

在伦理意义上，这样的简单收敛是向人类苦难的致敬。

而在创作上，这样的视觉和叙事策略则是以退为进的留白，艺术在承认自己局限的同时走向了永恒。

【影坛的政治与江湖】那么《迪潘》的负面评价又从何而来呢？

这场媒体毁欧迪亚的潮流由西方最重要的影评期刊之一《电影手册》（Cahiers du cinéma）带头，从六月号（戛纳后）讽刺该片是金棕榈的献媚作，到九月号（公映后）精心策划的组稿批判法国电影政治纬度缺失。

可笑的是，《迪潘》从来都没有想要成为政治片，如果在政治议题上对人们有所启发，也只是无意而为。

当你想要黑一部作品又找不到理由的时候，最好的做法就是像《电影手册》一样，告诉大家《迪潘》、《市场法律》（同一组稿中批判的另一个大头）这样的片子代表了法国电影业政治空虚的一种潮流，然后把一些莫须有的社会、行业趋势强加给一部部具体的作品。

《电影手册》传统上偏右翼，欧迪亚的父亲当年在政治光谱上就离该期刊很近，他自已也常受一些右翼意识形态影响。

所以手册怎么会砸自家人？

与《电影手册》针锋相对的是左翼的《正片》（Positif），也是质量最高的影评期刊之一。

二者均在五十年代初创刊，整个五六十年代几乎是水火不容，凡是一边称颂的，另一边必然贬低。

这个趋势虽然在今天大有缓解，但并没有完全消失。

对于《迪潘》和《市场法律》，《正片》都是不吝溢美之辞，比如对于业余演员的使用在这里受到褒奖，到了手册那里就成了调侃的对象。

更要命的是，戛纳掌门人蒂耶里·弗雷莫手下的卢米埃尔学院，恰是《正片》的主办方。

自从2007年弗雷莫掌握戛纳大权，《电影手册》骂戛纳获奖片已经成为一种仪式。

从哈内克的神作《爱》到2014年大热《利维坦》，除了马利克的《生命之树》（2011），连评论界全体高分的《阿黛尔的生活》（2013）和《廷巴克图》（2014）也要狠拍。

对于这些作者，《电影手册》还时有好评，而一直在手册里不受待见的欧迪亚拿金棕榈，真是正中下怀，当然要使出浑身解数往死里黑。

今天的《电影手册》正在走入一个评论幻觉的死胡同，他们不再是评论电影，而是把自己对于电影的想法往每一部片子头上硬套。

很多评论并不首先试图理解、解读影片，而是旨在推广自己的理念（vision），想把百花齐放的电影产业用评论的利刃修齐。

俨然成了一份暴政手册。

《正片》则要好很多，虽然有时候会显得有些温吞水，但至少能够做到尊重每一部作品的个性。

欧迪亚所属的“十三人俱乐部”（Club des 13）恰好是主流电影中最偏离手册艺术理念的一群人。

这个松散的影人组织由导演帕斯卡尔·费朗（Pascale Ferran）发起，集合了法国影坛的所谓“中间派”，致力于“中间电影”（les films du milieu），也就是既非娱乐商业也非小众艺术的大众文艺电影。

这些电影人一直试图在娱乐大众和电影艺术之间寻找平衡。

这种作品在法国的生存最为艰难：商业片有完善的娱乐工业机器，纯艺术电影有大量政府和公共机构资助，恰是“中间电影”寻找资金举步维艰。

而这样的艺术尝试显然不合手册的胃口，被其扣上各种想象的大帽子，钉上耻辱柱。

如果你还不能决定是不是要在奥斯卡前补看这部去年的金棕榈，《正片》九月号也为它做了一个专题。

没有《电影手册》长篇累牍的批评，只是一篇两页纸的解读，加上一个篇幅很长的深度采访。

听听作者自己是怎么说的，因为每一个作品都是独特的，评价的纬度是作品本身的表现，而非我们的理念。

就好像影片颇受指责的结尾，迪潘一家在英国找到救赎和新生。

没有人注意到这一段的镜头、布景和光线全都在营造一种梦境的效果，真正的故事在迪潘于楼梯间大开杀戒之后就结束了。

这个童话结局只是一个谦和的愿景，因为每一场苦难都是独特的，于是艺术低下它高贵的头，对生命充满敬意。

（本文删节版刊于《北青艺评》2016年02月26日星期五）【作者为影评网刊「一帧一影」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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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并不认识的三个人，组成了一个假的家庭，假的丈夫，假的妻子，假的女儿，一切都为了逃难。

在法国人眼里，这些斯里兰卡人基本都长的一样，反正，都是外来的。

一开始的不适应，到渐渐平静下来 ，抛开过往战争的伤痛，在当地安定，他们努力了，战争结束了，对于他们来说，虽然是异国他乡，虽然身边的人本来并无关系，但现在，他们就是一家人。

但每个国家都不是完美的，平静并不长久，卷入帮派冲突的他们，又陷入了混乱...电影最后的十分钟，迪潘用自己熟练的杀人技巧，拯救了家庭，雅丽妮用自己的温柔，将迪潘拉了回来，从那个杀手，变回了保护家庭的丈夫。

最后，迪潘开着英国的出租车，和已经成真的妻子、女儿，还有新生的婴儿，过上了新的生活。

整部片子貌似有点平淡了，但也能让人看下去，一切拍得合乎情理。

一个假的家庭，一份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