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为家

最早看到的剧照是一个小男孩靠在墙上，怅然若失，另外一个小婴儿穿着不那么整洁的袜子靠在他旁边，好像并不太能理解眼前发生了什么。

今天看完电影，有点失魂落魄，好像明白了剧照上的那个“世界”。

一出影院，繁华的商业街，推婴儿车的精致太太，开limo的成功男士，咖啡店，男男女女，恋爱族群，讨论打game的学生仔...如此强烈的反差，令人产生了不适。

很难想象，一小时前还沉浸在黎巴嫩贫困区的我，此刻却坐在麦记里，听朋友诉说他的日常爱情故事，一边浏览今晚要登场的德国男模队。

所以，电影说穿了，到底是不是一堆无用的热情呢？

除了电影院里无数“好惨啊”式的感叹外，似乎并不能改变什么，这样想着就好沮丧。

但转念一想，电影真正的力量并不应由“有用”“无用”这样的标准去主宰。

当一部电影能在一个人的心里激起浪花，一分钟也好，一小时也好，这都是它的胜利。

电影对准黎巴嫩的一户“庞大”的贫穷人家，男孩赞恩是家里的老大。

说是老大，其实也就10岁上下。

都说人各有命，赞恩也有自己的命，只不过烂透了。

看到校车经过，他会羡慕，但低头一看，手里拿的不是书本，而是沉重的煤气罐。

很明显，命悬一线的人是没资格谈精神探索的。

他的懂事，令人心疼。

关于自己的生活，赞恩很少会去想反抗的事，即使想上学，也只是试探性地cue了下老爸便作罢。

而一旦涉及自己的兄妹，他就像是付诸了全部的勇气一样。

当妹妹萨哈要被父母强制嫁给邻居，赞恩帮妹妹制定了逃跑计划，在强势的父母面前，他用自己弱下的身体替妹妹挡子弹。

的确，在悲伤无处不在的生活里，赞恩很少会去想自己。

妹妹来了例假，赞恩毫不犹豫脱下自己的t恤给她当卫生棉，无数次冒着危险去杂货店偷卫生棉...观影时，总是这样想着，当赞恩的弟弟妹妹一定很幸福吧。

只是，那种“被保护”着的滋味，大概12年来，赞恩都不曾体验过。

他弱小的身体穿梭在车水马龙间，犹如一个不被注意到的存在。

对他来说，明天起床后，又是颠簸的一天。

日复一日，也许直到生命终止的那一天。

妹妹萨哈还是嫁给了邻居，11岁的她后来被迫怀孕，大量出血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

而那个邻居在诉说这个悲剧时，如同在陈述一个平淡无奇的自然规律：“我的亲戚也都是在这个年纪嫁为人妇，他们现在都还活的好好的。

”那样的态度，简直令人心碎。

萨哈的离去（嫁给邻居），促使了赞恩离家的念头。

离家的日子里，他遇见了一个黑人妇女，这个妇女同样命苦，坠入爱河后诞下一名男婴，因为没有身份证，只能以黑户的身份给别人打黑工。

妇女收留了赞恩，也算是一种交换，一个提供住宿，一个提供育儿服务。

毕竟，赞恩最擅长的事情就是照顾人。

惨事一桩接一桩，就像下不完的暴雨。

黑人妇女某日因黑户身份被捕入狱，这样的不辞而别使得赞恩和男婴彻底被流放了。

电影大部分镜头里，赞恩都在想方设法要活下去，但就像他曾经对待自己的兄妹那样，赞恩总是把男婴的需求放在首位：购买婴儿食品，偷奶瓶...穷途陌路的时候，他们被房东赶出来，赞恩就把小婴儿放在铁盆里，费力地拖着他走街串巷，和DNA对抗着。

对那些处境优渥的人来说，他就像顽强的病毒。

父母的不负责任与自私，通通转嫁给小朋友。

赞恩的父母是幸福的，因为自己的儿子会替他们承受沉重的人生。

压抑的镜头里，也会有温暖的成分啊。

在黑人妇女出门工作的时候，赞恩抱着还未掌握语言的婴儿，给卡通片配音时发出搞怪的声音；当见到陌生人时，男婴哭闹着要赞恩抱....动荡不堪的生活，他们拥有的好少，但好像又拥有很多。

想到马雅可夫斯基说过：“人必须选择一种生活，并且有勇气坚持下去。

”可这个世界上，并非所有人都有选择的权利，相反，悲苦的生活选择了他们。

全片最心痛的镜头便是，赞恩在得知妹妹萨哈不幸死去后，拿着刀冲出家门，嘴里念叨着“我来告诉你们什么才是［没有了］。

”电影并没有给出赞恩捅人的镜头，而是直接切换到赞恩被带进警署的画面。

捅伤邻居的时候，大概是赞恩唯一能获得喘息的瞬间，看起来捅的是人，但也像在捅这个操蛋的世界，或者说，这个该死的国家。

这个年纪的孩子，才开始认知世界的B面，而赞恩呢，不但早就理解完毕，而且现实世界已经把他对这个世界的美好幻想颠覆了个够。

复仇好像并阻止不了什么，恶果还是会继续。

母亲又怀了一胎，如同一个生活的诅咒，那个新生儿将重复赞恩的命运。

这太令人绝望了，一个“恨”字怎么讲得完？

而那个曾与赞恩相濡以沫的男婴，五年后，十年后，他大概也会是另一个赞恩，在苦难不断的人世间，奔赴着生死未卜的命运。

混乱不已，四面楚歌，犹如“迦百农”，不按常理出牌的悲伤，不规则，无边界。

映后，各种各样的大人围住了男主，想要跟他合影，谜一般的热情。

而小朋友看起来一脸的忧伤，接受着发生的一切。

对男主来说，这并非电影，而是他所出生国家的现状。

魔幻现实主义，不仅仅只有魔幻。

ps：写在6.17 siff我的电影公众号：filmpublic

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这恶性循环十二岁的孩子懂，而亿万处在贫困线之下的成年人却不懂。

不仅在黎巴嫩，不仅在难民群体中，这几乎是全球性的问题，中上阶层生育意愿低，因为他们知道责任两个字的重量，而底层拼命生，因为很多时候他们根本不知道何为责任。

没想到《何以为家》会在中国大陆公映，更没有想到影片上映几天后，在没有大IP也没有明星加持的情况下，单日票房一路走高，坐稳了档期内第二把交椅的位置。

《何以为家》作为一部文艺片，在《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这样的超级大片的狂轰滥炸之下，仍然能够在电影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除了影片本身质量过硬外，影片所带来的社会议题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部让每一位观众都感到无比揪心的作品向每一对父母提出了如下两个尖锐的问题：生儿育女的基本条件是什么？

我们应该怎样为人父母？

有人说，生育权是基本的人权之一。

但是，过度的非理性的生育却带来了“人权的灾难”，当今全球的极度贫困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高贵的”生育权被“滥用”所带来的。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不久的将来被我们的邻国超越，原因就在于当我国在控制人口增长的同时，这个邻国却无限地“生生生”！

生育权是基本的人权，好比自由是基本的普世价值。

从人类社会的契约来看，没有绝对的自由，生育权也应该有其“边界”。

自由的“边界”可以通过法律来划定，生育权的“边界”虽然也有通过法律来划定的案例，但这种做法有一定的风险，而且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难以推行——上文提及的那个“生生生”的邻国，也曾有政党提出生育限制政策，但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却让其无法真正推行。

由于历史传统和宗教信仰的影响，对于某些民族来说，“生生生”甚至可以成为女人存在的唯一价值。

你可以说这是对女性权利的冒犯，但反过来说，他们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认为所谓的“女性权利”是对他们民族的极大冒犯。

对于《何以为家》中的赞恩的父母来说，以上关于生育权的讨论对他们来说是完全无效的。

至少，在被儿子告上法庭之前，他们是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的，他们毫无节制毫无理性地“生生生”，几乎是出于本能。

他们可能从来没有想过，作为现代社会的人类，本能之外，还有（经济）能力、责任等社会属性。

他们像动物那样“生生生”，却让他们的孩子过得连动物都不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禽兽不如”。

更可怕的是，“禽兽不如”的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如此的“禽兽不如”，甚至被儿子告上法庭后，他们还是那样的麻木不仁、自以为是。

在法庭上，赞恩的父亲说：“我也是这样出生，这样长大的，我有什么错？

”而赞恩的母亲说：“我这一生都是奴隶，你凭什么批评我？

”是的，赞恩的父母一生都是“奴隶”。

但斯巴达克斯的故事、美国废奴的故事都告诉我们，奴隶也应该有“自我修养”，这样他们才能摆脱奴隶的命运。

赞恩的父母甘为“奴隶”，可是，我们已经生活在二十一世纪，他们是活在远古的奴隶制时代，还是十九世纪？

他们生而为“奴隶”，是他们的悲剧，而他们疯狂地制造更多的“奴隶”，以现代社会的普世价值来看，他们是反人类反社会的——他们是“有罪的”。

如果说赞恩也是“奴隶”，那么，他已经是一个觉醒了的“奴隶”，是一个有了“自我修养”的“奴隶”。

他绝不会像他的父母那样，继续制造“奴隶”。

从他对妹妹萨哈的“爱”和他对约纳斯先生的照顾来看，他已经摆脱了“奴隶”的身份，成长为一个人了。

“制毒”是赞恩的父母的谋生手段之一，他们“制毒”的时候，从不顾忌“小奴隶们”的存在，他们甚至让懵懂世事的孩子帮他们“制毒”。

所谓“虎毒不食子”，他们却让孩子们从小埋下“毒根”，真可谓最毒“父母心”了。

赞恩独自照顾约纳斯先生走投无路之时，他也“制毒”，但小小年纪的他，竟然懂得让约纳斯先生“闪开”，真是让人心疼得泪目。

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这恶性循环十二岁的孩子懂，而亿万处在贫困线之下的成年人却不懂。

不仅在黎巴嫩，不仅在难民群体中，这几乎是全球性的问题，中上阶层生育意愿低，因为他们知道责任两个字的重量，而底层拼命生，因为很多时候他们根本不知道何为责任。

影片中赞恩的父母固然可怜，但并不值得同情，他们的可恨之处远甚于其可怜之状。

《何以为家》去年五月在戛纳电影节获得评审团奖后，成了国际影坛炙手可热的影片，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上映了，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但可以想象得到，绝大部分像赞恩父母那样的父母大概是不会去观看这样一部影片——生活在“地狱”的人们也许并不需要通过银幕去了解“地狱”，正如他们在现实中缺乏自我认知与自我审视。

我相信，观看了这部影片的中国观众，大多是努力成为负责任的父母或者准备成为负责的父母的人们。

而观看了影片之后，他们可能在对待“生儿育女”这件事情上，变得更加审慎，他们的生育意愿甚至可能降低。

世界就是这么荒谬，有“潜力”成为负责任的父母的人们不愿意多生或者不愿意生，而没有意识到“责任”的人们却在“生生生”。

在这样的生育格局之下，世界的颜色和权力结构也将发生巨变，人类身上也可能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可怕现象，而人类文明或许会倒退到中世纪甚至更为黑暗的时代。

赞恩本人与影片中的角色同名，而且，他也是一名小难民，他在影片中的令人惊艳的“演技”其实是本色演出。

赞恩因为出演了这部影片而改变了他和他的家庭的命运（在联合国的帮助下，赞恩和家人共同移居挪威，从此远离了“奴隶的人生”），但绝大多数的难民可没有他们那么幸运。

任何的人道主义援助都是有选择性，所谓“普渡众生”只是一句理想化的漂亮口号。

生而为人，我们确实天生拥有生育权，但如何理智地负责任地去行使我们的生育权，是每一对父母都应该考虑的问题。

我希望每一对中国父母都能够去看这部《何以为家》，不是去看赞恩“卖惨”（他不“卖”，他是真“惨”），而是去给自己一个“警示”——如果没有信心没有能力给孩子一个“家”，不如，别让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其实，我可能想得太多了，作为一个父亲，我大概只能努力独善其身。

《何以为家》由黎巴嫩女导演娜丁·拉巴基导演。

在《何以为家》之前，娜丁·拉巴基自导自演了《焦糖》（2007）、《吾等何处去》（2011）等在国际影坛上有一定影响的作品。

《何以为家》和娜丁·拉巴基之前的作品不同，它的主要演员大部分是非职业演员，而且所演的角色与其自身身份有较大的相似性。

对于娜丁·拉巴基来说，《何以为家》是她创作生涯的一次“朴素转身”。

中国大陆公映的版本与原版相差9分钟。

《何以为家》中并不包含所谓的“敏感内容”，中国大陆公映版之所以少了9分钟，据说是片方为了控制片长以争取更多排片所作出的决定。

删掉的9分钟的内容主要是删掉了一个与主线剧情关系不大的配角的戏份——那个“蜘蛛侠”老人的戏份。

《何以为家》真的是部好电影，整个过程如鲠在喉，但是眼泪怎么都落不下来，作为艺术电影干净利落没有炫技的手法和矫情的剧情。

有个细节，男主赞恩裤子的logo是美国队长的盾牌，可是虚拟的超级英雄并不能拯救身为难民，处于国家战争中的赞恩。

甚至不能解救十一岁就被卖给别人当老婆，又死于生产的萨哈。

监狱那一幕，一道门就把这个世界隔开，监狱里面全部都是中东和非洲的面容，监狱外的慰问团却全部都是白种人，监狱里的中东面孔的msl依旧要礼拜，信仰基督的白种人却坚信能给这群不同信仰的罪犯带来快乐。

但是，一些明明看起来很心酸的场景，赞恩怕约纳斯跑掉用绳子把他栓在桌角，而这个场景在他不负责任只生不养的原生家庭出现过，赞恩还是逃不过原生家庭的影响。

旁边的三个男的居然在旁边大笑？

整个电影院都是他们三个的笑声，这三个傻逼的共情能力有多差？

男人带来的战争，男人带来的生育，男人卖掉的孩子，男人娶了十一岁的女孩儿，还有旁边的三个傻逼。

(只针对电影中的男性和这三个傻逼)但是值得骄傲的一点，这部电影是一个长的很漂亮的黎巴嫩女导演拍的。

新年伊始在 Film Forum 看了《迦百农》，继去年《羞辱》之后又一部口碑极佳的黎巴嫩电影。

和去年此时一样，这部作品入选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五强，也是奖项的有力竞逐者。

两部电影的取景地都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但和《羞辱》多为室内戏不同，《迦百农》大量外景和实景镜头的运用，拉近了我们与这个国度的距离，也让我们能够更加亲近地去抚摩她真实的棱角。

导演娜丁·拉巴基在《迦百农》中对影像质地的把控让人印象深刻。

《羞辱》里更多是“戏剧性”的“一气呵成”，而《迦百农》则侧重通过画面本身去表达“情感的细节”——这一点和《罗马》的思路倒也有几分相像。

大量的手持跟拍和半纪录片手法的实景拍摄，以及俯拍镜头最大程度还原小男孩 Zain 的视角，其实和卡隆不厌其烦地摇动长镜用意一样，更多是导演艺术态度表达的影像呈现。

《迦百农》的每一帧画面里，想必我们都能读到拉巴基对这片土地上创伤的动情关怀。

电影在一连串航拍空镜头中开始，看似“隔靴搔痒”，但在此后的一百多分钟时间里，拉巴基彻底放下了这般暧昧身段，直接而单刀直入地去贴近人物和他身上的细枝末节。

局促的楼道，零乱的房间，尘土飞扬的街道，和男主角 Zain 桀骜的眼神。

非职业演员的使用给影片增加了极强的代入感。

我们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看的不是“一出戏”或者“一个带着某种寓意的故事”，而就是现状和生活本身。

《迦百农》的剧情架构体现了拉巴基的表达欲望和创作野心。

第一部分 Zain 的家庭内部生活和后来的出走完全是独立的章节，而从情节的角度上，前一部分也完全可以更简略。

但是回头来看，尤其是体会到拉巴基意图用“拼贴式”的方法呈现一幅当代黎巴嫩全景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与其注重情节和戏剧本身结构上的平衡，对这个“追踪”和“观察”底层群体的过程给予足够的时长和关注，才是更重要的一件事。

小男孩 Zain 刚出场的时候并不是个十分讨喜的形象，在他身上有着一副与其年龄不相称的“成熟”与反叛。

这里的成熟是打着引号的。

作为家里实际意义上的长兄，他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无人知晓》里的柳乐优弥饰演的长子明，但二人气质却截然不同。

Zain 身上对妹妹的关心通过火爆的脾气和反叛的处事方式体现，在影片进入到第二段黑人婴儿 Yonas 出现之前，我们甚至很难感受到这个人物身上的温度。

但随着这一部分的展开，在 Zain 走出自己家与更广阔也更复杂的现实世界发生碰撞之后，我们才一点一点触摸到了他身上的人性光辉。

也是在这第二部分，《迦百农》进入到了它最精彩的地方，电影对话题的延展和对角色的深挖都在这一部分实现。

和第一部分里稍显混乱家庭素描相比，这一章有着更加稳定的人物结构。

不谙世事的婴儿，和入世很深，知道如何在泥潭里挣扎的母亲。

而架在他们中间的男主，承担了反叛者和关怀者的双重身份。

他们三人两两之间的互动无疑让影片更加生动也更加富有层次。

对于 Zain 来说，他既要在新环境中面对他再熟悉不过的种种世道艰辛与不公，并去体会“离开了家其实也并没有什么不同”的“双重真相”，又要在与此同时肩负起新的责任，和一份与血缘关系毫无关联的情感付出。

影片至此从家庭视野里的“以小见大”升华到更广阔的社会维度——这和《羞辱》中始终围绕在法庭场景和“个人历史”周围是截然不同的。

因此，与同样聚焦在孩童和弱势群体的其他作品（比如近期的《佛罗里达乐园》）相比，《迦百农》的描画更加厚重立体，情感也自然更加深刻。

Zain 用滑板车和饭锅拖着 Yonas 走在贝鲁特的街巷中，我们在镜头这一边看着这两个孩子的弱小的身躯背影，无疑是《迦百农》里最憾人心魄的几个瞬间之一。

巧合的是，这也是这部记录苍白现实的作品里为数不多地幽默段落。

四两拨千斤般定格在这个画面里的含笑的悲伤，是我们走出影院很久之后都不会忘怀的。

《迦百农》的叙事在本质上也暗暗遵循着某种回环结构，影片的结尾和开头通过法庭场景联结在一起，而整部电影则以倒叙的方式去为开头摆出的悬念做出注解。

从结构的角度上讲是相当工整的。

更加让人感到完整的则是这结构背后的节奏和情绪铺垫：第一部分的不温不火，男主出走和女主出场之后的渐入佳境，再到母亲失踪之后进入高潮，最后收于两个家庭各自的重逢和起诉这一“动作”，每一部分都有其明确的作用，并一点一点拓展着主题的边界。

而说到起诉这个“动作”本身，我个人觉得它更像一个标签，而不是整部电影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Zain 在电话里慷慨激昂的陈词，和《羞辱》里最后的判决一样，只是从情节的角度不得不去圆的一个环节，而并不是这部电影最终的“落脚点”。

法官的判决如何，Zain 说的具体又是什么其实并不重要，娜丁·拉巴基在前面已经用足足两个小时为我们展现了她眼中的黎巴嫩，并以实际的篇幅和拍摄的视角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需要我们去关注的。

我想这就是纪录影像的魅力。

《何以为家》的逆袭，让我想起了前年这个时候上映的《摔跤吧！

爸爸》。

同样是小成本电影，同样是豆瓣评分9分左右，同样是关于家庭、儿童、父母的电影。

相同的主题，内容却是截然相反。

《摔跤吧！

爸爸》是一个极度重男轻女的社会，有一个爸爸为了不让女儿和这个国家绝大多数女性一样长大后嫁给一个从来没见过面的人、然后庸庸碌碌过完此生，于是决定帮助女儿成为世界冠军。

《何以为家》则是一对父母明明连自己都养不活，还不断地生一个又一个的孩子。

越穷越生，越生越穷。

这些孩子中，其中就有12岁赞恩和11岁的妹妹萨哈。

父母不管他们，赞恩只好承担起原本属于父母的责任。

在超市打工、卖自制的果汁、用羸弱的身体给人们送煤气罐，甚至还要帮母亲制毒。

不是父母在养他，而是他在养父母，以及一群弟弟妹妹。

回忆起自己的童年，他只记得暴力、侮辱和殴打，链子，管子和皮带。

他听过最温柔的一句话是“滚，婊子的儿子”“滚，你这垃圾”。

妹妹萨哈的遭遇更惨，父母把她生下来不是为了把她当成公主、当成他们爱情的结晶，恰恰相反，他们可以为了一点点房租就把自己年仅11岁的亲生女儿卖了。

贩卖自己的女儿，还美其名曰是为了让她过上更好的生活。

父亲塞利姆说：“这是为了让她摆脱痛苦，和我在一起她没有希望，她连睡觉的床都没有，吃的喝的都不够，也不能洗澡，电视也看不上。

嫁出去，起码能有大床睡，真正的床，有毯子的床，还有东西吃。

”“我也是这样出生，这样长大的，我做错了什么？

”

母亲说：“我这一生都是奴隶，你还敢批评我？

你有什么权利批评我，你有我这种处境吗？

我经历的你经历过吗？

”“为了让孩子活，我愿意犯下千罪。

他们是我的孩子，我的亲生骨肉。

没有人有权批评我，我是我自己的法官。

”

塞利姆夫妇口口声声说赞恩是他们的亲生骨肉，却不顾赞恩的身体让他干苦力。

他早就到了上学的年龄，父亲却不让他去上学。

母亲同意让他去上学，原因不是他需要接受教育，而是学校会发床垫、衣服、饭菜。

“你看看邻居的儿子从学校里带来各种各样的东西回来。

好好利用呗，干嘛这么固执？

”她从来不在乎赞恩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甚至同龄人已经小学毕业了，她唯一惦记的是学校会发什么东西。

他们嘴上说着为了孩子什么都愿意做，却为了一己私利卖掉年仅11岁的亲生女儿，间接导致远远没到性行为年龄的女儿因大出血而死亡，最后他们还要说一句“我是为她好”。

一直都知道“我是为你好”是世界上最可笑的谎言，却没想到这句谎言除了可笑之外，还可以这么坏。

哪有什么“为了让她摆脱痛苦”？

真正让她摆脱痛苦，最好的办法就是当初不要把她生下来。

哪有什么“和我在一起她没有希望”？

既然养不起为什么还要生这么多孩子？

他们过得那么惨，你好意思说他们是你的亲生骨肉？

他们从来不知道自己错了，恰恰相反，他们又怀上了孩子。

如果不是赞恩将他们告上法庭，还会有一个、两个、三个……无数个孩子跟随他们来到这个世界，男孩像赞恩一样做苦力，女孩像萨哈一样沦为生孩子和发泄欲望的工具。

赞恩和弟弟妹妹没有单独的房间，也没有单独的床，只能挤在小小的空间。

而他们的父母就在旁边，不顾孩子的感受就开始造人。

只为身体的愉悦，将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全然抛之脑后，让孩子们听着他们的喘息声入睡。

塞利姆夫妇和赞恩的身份产生了对调，仿佛赞恩成为了一家之主、家里的顶梁柱，肩负起养活全家人的重任；而塞利姆夫妇丝毫不能给予孩子们任何物质和精神生活，只能给这个家拖后腿。

只生不养，比谋杀更加可怕。

我们常常说“熊孩子”“熊孩子”，其实像赞恩这样的孩子一点都不“熊”，正是有他的存在，这个家才不至于变得更惨。

他不是“熊孩子”，塞利姆夫妇却是“熊家长”。

在他们眼中，女孩是一种商品，可以换钱；男孩是一种工具，负责养家糊口、照顾更小的小孩。

他们只管生，不管养，将孩子当做摇钱树和免费劳动力。

他们不但不能给孩子带来快乐，只会给他们带来苦难和折磨。

现在做什么都要考证，做父母却不需要考证。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配当父母，也并不是生了孩子就自动成为妈妈。

他们只图一时的快活，让孩子跟着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一起受苦，他们根本不配做父母。

如果不能给予孩子幸福，当初就不应该把他们生下来。

他们是你的孩子，但他们更是他们自己，他们有自己的人格和思想，不应该被虐待，更不应该被贩卖。

父母有管教孩子的义务，孩子也有权利将父母告上法庭。

当法官问道赞恩：你希望父母怎样？

赞恩不要道歉，不要赔偿，他什么都不要，他只是希望父母别再生了。

他和弟弟妹妹已经来到这个世界，没有办法改变了，但至少他还可以保证不会再有新的弟弟妹妹来到这个世界受苦了。

法官同意了，塞利姆夫妇再也不会有孩子了。

因为一个人在还没有学会如何做一名合格的父母之前，Ta不配拥有孩子，更不配当爸爸（妈妈）。

电影的最后，赞恩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这是整部电影中他第一次笑，因为绝大多数时候迎接他的都是痛苦和磨难。

《迦百农》其实是三部电影组合一起的产物，这三部电影代表着三类叙事模式。

选择任何一种叙事模式都能作为整部电影的驱动器，但结果恐怕很难出色。

因为明眼人一眼就看出叙事的套路，落入俗套终归无法脱颖而出。

第一类电影是法庭戏，通过闪回向观众交代事件的前因后果。

这是整部电影在叙事上的真正驱动器，在Zain喊出那句“我要转告父母”，主题得到升华。

可以看另一部黎巴嫩电影《羞辱》，便使用了这一模式。

其二是家庭戏，包括对电影中贫苦家庭的刻画，其生存境况与母子矛盾。

然后借由妹妹的出嫁引出Zain的离家出走，从而带出了另一类叙述模式。

最后这类叙事便是近年来极为火热的难民题材。

Zain在出走后遇到一位从非洲流亡来的难民，从而组成没有血缘关系的临时家庭。

最后这部分为整部电影浓郁的悲剧底色涂抹上一丝亮丽的喜剧色调，无论是Zain将巨型雕塑的乳房露出来（博得清洁女工一笑，从而为共同生活埋下铺垫），那位自称蟑螂侠的老人，还是两位耄耋老人机智又可笑的扮演。

这种违背常理，将血缘家庭与非血缘家庭在甜蜜与悲伤色调上颠倒的创作思路，无疑让我们想到是枝裕和的创作。

《迦百农》看起来像是一部黎巴嫩版的《无人知晓》：孩子在无父母关照的条件下被迫成长，里面还掺进一丝《小偷家族》的元素（兄妹两人一起合作在杂货店偷东西）。

血缘关系的家庭给孩子带来的不是爱与喜乐，却是无可逃避的痛苦，而临时组成的非血缘家庭却有着不寻常的欢乐。

前者正是《无人知晓》里父母缺席后自立生活下去的孩子们，而后者则是《小偷家族》里洋溢着浓郁生活气息的临时家庭。

这同样是《迦百农》里前后两段叙事碰撞出的不凡之处。

如果说要找寻娜丁·拉巴基的创作姿态与是枝裕和的不同之处，也不是不可寻得。

娜丁·拉巴基想呈现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着的生活境况，用的更多是纪录片式的手法，比如找了底层生活的人来演；但对是枝裕和而言，现实可以通过情节剧的方式搬演，可以借助戏剧点的设计来表现深刻的东西。

是枝裕和为影像赋予的人文主义关怀是娜丁·拉巴基的《迦百农》没有的，我们可以拿配乐来做分析。

《迦百农》的配乐具有真正的悲剧色彩，这种“悲”引发的更多是悲悯，是从上而下目光灵视时流露出的情感，不能说没有宗教的作用。

而是枝裕和的目光是平易的，温情脉脉，源于生活归于生活，甚至在表现现实之悲时他也做了柔化处理，不让其过于触目惊心。

唯有在中国人的世界观里，悲剧悲悯的色调会被转换为一种彻底的悲惨。

“惨”是中国式悲剧唯一的底色。

可以想象一下娜丁·拉巴基的《迦百农》或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倘使放置在了中文的语境中，情况会怎样？

甚至不必动用我们灵动的想象，情况也只能如此：无与伦比的惨，观众硬生生憋出泪水。

2018年5月，黎巴嫩电影《何以为家》（《迦百农》）入围第71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评选，成功摘得评审团奖。

在去年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导演娜丁·拉巴基曾携《何以为家》男主角赞恩·阿尔·拉菲亚来到上海与影迷见面《何以为家》就来到了上海国际电影节，一同到场与影迷交流的还有戛纳电影节的选片会主席弗雷茂。

这部戛纳获奖影片曾在沪上引发极高的热度，一票难求。

近日，她第二次受上影节邀请来到上海，与观众分享了该片创作的幕后故事。

同时，《何以为家》将于近期在中国国内上映，敬请持续关注。

导筒专访《何以为家》导演娜丁·拉巴基

何以为家Capernaum导演:娜丁·拉巴基类型:剧情制片国家/地区:黎巴嫩/法国/美国《何以为家》原名《迦百农》，影片讲述了一个12岁男孩Zain的艰难历程，他状告父母让他来到这个世界，却没有能够好好的抚养他。

故事也就此展开，在历经生活磨砺后，Zain开始对他存在的“合法性”产生质疑：除了困苦艰辛之外，Zain生来就没有任何身份。

这部影片通过讲述Zain的奋争故事，希望为所有没有获得基本权利保障、缺乏教育、健康和爱的人们而呐喊。

娜丁·拉巴基Nadine Labaki

1974年生于黎巴嫩，导演兼演员。

1992年，她在贝鲁特通过了学士学位课程的考试。

她在位于贝鲁特的圣约瑟夫大学（IESAV）获得了试听研究专业的学位，并于1997年导演了其毕业电影作品《11RuePasteur》（巴斯特大街11号），1998年，该影片在巴黎阿拉伯文化中心举办的两年一届的阿拉伯电影节上荣获了“最佳短片”奖。

2007年，她执导的第一部故事片《Caramel》（焦糖）的故事情节围绕阿拉伯世界妇女所面对的禁忌展开。

2011年，在她执导的第二部故事片《WhereDoWeGoNow?》（吾等何处去）中，她所重点关注的主题与阿拉伯世界的冲突有关。

她所执导的电影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同时也在全球各地的众多电影节中屡获大奖，如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加拿大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埃及开罗国际电影节、阿联酋阿布扎比国际电影节、卡塔尔多哈翠贝卡国际电影节、比利时那慕尔法语电影国际电影节，等。

2008年，法国文化交流部授予纳迪•拉巴基“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

采访正文导筒：您即将出任出任今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评审团主席，您对今年的作品有什么样的期待？

娜丁·拉巴基：我期待看到多元的、惊喜的影片，但不喜欢“jury”，”judge”这些词，不太希望看到一些评论体现出对作品标准化的评判，要尊重不一样的创作视角和风格。

娜丁·拉巴基导筒：许多如戛纳、威尼斯、柏林等成熟的电影节正在通过签署5050×2020承诺来实现性别平等，去年也有许多女性导演的作品在戛纳亮相，对此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做出怎样对应的举措？

娜丁·拉巴基：我没有觉得自己作为女性导演和男性导演存在什么差异，当然了，这本身就是艰难的职业，我觉得自己始终拥有强大的自信心。

在黎巴嫩电影行业里，女性电影工作者比例甚至远高于男性。

2018年戛纳电影节，82名女性以5050x2020集体组织亮相，这个数字是戛纳官方比赛中曾入选的女性总数，而男性数字为1688。

女演员凯特·布兰切特和女导演阿涅斯·瓦尔代用英文与法文宣读这份促进一书中的性别平等宣言。

导筒：您觉得作为演员「出演」电影还是「导演」电影，哪一样对于你来说能带给你更多满足感或者说更多的能量？

娜丁·拉巴基：我想是作为导演的责任感，要认可电影拥有改变一个人、改变世界的力量，它会影响一个人自我与个性的树立和改变，要愿意去相信自己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娜丁·拉巴基（中）出演《吾等何处去》中导筒：《何以为家》是围绕一个12岁男孩Zain的艰难生活历程展开的，这样充满写实感的故事一定有很强的现实基础，你如何评价现实与电影的关系？

娜丁·拉巴基：我们必须研究现实，我们无权编造故事。

我觉得有责任帮助别人更多了解现实。

娜丁·拉巴基《何以为家》（2018）剧照导筒：你如何评价你的祖国黎巴嫩目前的电影行业现状？

你个人创作还会继续关注祖国吗？

娜丁·拉巴基：「Lebanon,Lebanon,Lebanon」我目前的几部作品都是拍黎巴嫩，现在和将来也还是会拍黎巴嫩。

我在国际上略有影响力之后，也依然base在贝鲁特，两个孩子也在贝鲁特成长。

黎巴嫩目前在国际上知名的导演除了娜丁·拉巴基，另一位也是提名奥斯卡、《羞辱》的导演齐德·多尔里，1963年出生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曾就读于贝鲁特的法国学校。

在18岁黎巴嫩内战期间移居美国，就读于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毕业后拍摄过音乐录影带、电视和专题片。

曾以助理摄影师身份参与过《低俗小说》、《落水狗》和《杀出个黎明》等影片的制作。

在美国911事件之后，回到黎巴嫩贝鲁特从事电影制作。

导筒：您从作品推出的频率上来说不是一位高产的导演，下一部的作品有没有在筹划中？

是关于什么方向的？

娜丁·拉巴基：我目前还没有任何关于新片的计划和想法，但是一直在做一个纪录片，去年就开始了。

我带着小男主角在来上影节的时候，就全程拿着自己的手机拍他，包括走红毯，参加展映...我想看到电影为他带来的变化和成长，已经拍了很久，到现在还在处理，因为素材非常多，剪辑有很大的难度。

导演娜丁·拉巴基和小演员赞恩导筒：你如何看待工业化的电影拍摄流程和个人创作的关系？

娜丁·拉巴基：当你要拍一个电影，不一定要去遵循已有的工业流程和所谓的正统拍摄流程，完全可以依照自己的故事和所处的环境，自己决定用什么样的拍摄方式与拍摄流程，要自由！

导演娜丁·拉巴基在《何以为家》片场导筒：你有喜欢的中国电影或导演吗？

娜丁·拉巴基：我很喜欢《花样年华》，我的作品其实非常受到这部片子的影响。

王家卫《花样年华》 (2000) 剧照

娜丁·拉巴基《何以为家》（2018）剧照导筒：你的作品即将在中国公映，有什么相对观众说的吗？

娜丁·拉巴基：中国是第一个我为了影片跑来宣传的亚洲国家，去年上影节一带一路电影周展映第一次，这次学堂是第二次。

前段时间韩国发行我没有去，很开心因为上影节的邀请再次来中国，我的作品近期就要在中国上映，也请大家期待。

内容来源：庄溦寰、郭如冰

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学堂”娜丁·拉巴基大师班纪实嘉宾对谈娜丁·拉巴基：黎巴嫩影片《何以为家》导演舒浩仑：导演、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硕士生导师舒浩仑：这部电影的想法怎么出来的？

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创作经历？

拉巴基：黎巴嫩现在有一二百万的难民，其中有很多流浪儿童，我希望能够从电影角度为此做点什么。

我曾看到过一张照片，在土耳其海边有一个死去的小孩，那张照片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转非常广，所以我想，如果这个小孩能够讲话，他会说什么？

这就是这部电影开始创作的起点。

娜丁·拉巴基《何以为家》（2018）剧照舒浩仑：听说拍摄前，你们花了非常长的时间去实地调研？

拉巴基：我们是三个人一起去实地调研，去监狱和很多地方。

我不能在创作中用想象来描绘他们的生活，所以就去实地调研。

调研差不多做了三年，2013年到2016年的时间。

舒浩仑：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非常真实，看到里面有非裔成人把小孩放在超市的拖车里面，我觉得像我妈去超市的拖车。

除了小孩以外，其他演员也都是非专业的普通人吗？

拉巴基：所有人包括孩子的父母都是普通人，影片中看到的那些房子，就是他们住的地方。

选取演员的方式也不是通过面试，而是直接去找到他们，他们觉得合适就来拍，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娜丁·拉巴基《何以为家》（2018）剧照舒浩仑：在座有很多学习电影拍摄的学生，非常想知道你们是怎么工作的？

拉巴基：整个拍摄用了六个月的时间。

从故事剧本开始，就没有像一般的专业拍摄那样按部就班。

我们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就像真正的生活一样。

我们是没有剧本，而且很多人也不认字，就是文盲，所以看剧本也没有太多用。

演员到了现场以后，大致给他们讲一些剧情，他们开始演，在拍摄的过程中不断给他们指示。

这些非职业演员每一次讲的也不一样，所以后期的剪辑过程是非常大的挑战。

舒浩仑：这样的拍摄其实是纪录片的方式，但是布置和结构是非常完整的，这很有特色。

拉巴基：我就是希望得到这样的结果。

如果说以纪录片的方式要得到目前的成果，最起码要五六年，因为生活五六年才会有相对质的发展。

所以这部影片里，包括现场、光、演员，甚至是墙上小孩的涂鸦，都是真实的，监狱也是真实的监狱。

包括我们很多的拍摄，演员们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拍电影。

观众提问观众：你们在调研以及在跟演员的接触过程中，肯定会有一些拍摄上的调整。

所以就故事内容层面，你们做的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拉巴基：如果你对这个剧本非常了解，你肯定知道哪些是合适的，哪些是不合适的，因此，你不用太多担心。

当然的确也是有很大的挑战，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写，第二是拍，第三是剪辑。

第一次粗剪出来的影片是12个小时，就是6倍的时间，后来剪到了2小时。

里面有一个场景是小孩打电话，最早的时候，剧本只是几句对白，但拍摄的时候，这个小孩完全用他自己的习惯在表演，后来我们就把他的话剪辑为了台词。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有一个场景在一个鱼市场，我们跟小孩说，你现在很饿要去市场，也没有说怎么做，他们就去了，摄像就跟着他们走。

有意思的是，卖鱼的人好像知道我们在拍这个小孩饿了想吃东西，于是他们主动就把刀鱼给了他。

其实导演也没有跟卖鱼的人说要给他，我想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直觉。

娜丁·拉巴基《何以为家》（2018）剧照观众：非常敬佩导演，您是怎么指导婴儿和小孩的？

拉巴基：指导小孩是我最满意的一个经验，因为这些小孩没有受到过任何社会规则的教育，或者是外界的影响，他们很多反应其实是人类本能的反应。

所以，你要有足够的耐心给他创造一个环境，让他去反应，这是我们要做的工作，但是需要很大的耐心。

有的时候要等几个小时才会等到想要的，你要一直跟那个小孩走。

我的女儿年龄跟电影的主角一样大，所以基本上我也能知道这些小孩的直觉反馈。

观众：在电影里面你扮演了律师，我好奇这是一个想让自己演一把的巧合，还是生活当中也想像电影里的律师一样保护这些小孩？

拉巴基：其实最初调研的时候，就有一个律师的角色，在整个影片里面，所有人都是真实生活里的角色，唯一我不是，感觉就有点不真实，就有点假，所以我把律师的角色尽量演得更像平常人一些，不要给人很严谨的感觉，那样反而不真实。

娜丁·拉巴基《吾等何处去》(2011)对我来说，除了影片的信息和内容外，还包括为什么拍这部电影——为了更真实地展示社会问题，尤其是孩子们丧失了他们的基本权益这一问题。

这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话题。

另外，通过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学堂”，我也想分享自己的经历，来证明拍电影不一定要循规蹈矩，我们能采用不一样的方式，更自由地做电影。

我可以用6个月来拍摄，2年来剪辑，3年来考察，我们用一种非常自由的方式来拍摄这部电影。

这是一部小制作的电影，我们几乎是在家里完成拍摄的。

娜丁·拉巴基《何以为家》（2018）剧照所以我想和学生分享的就是不一定要用同一种方式，不一定要按照传统的电影拍摄方式，我们可以更自由更有冒险精神。

在这部电影中，我们用了各种方法来让它呈现得非常真实——和非专业演员合作，不给他们台词，用自然光和真实场景，从不打断真实正在发生的等等。

这是不同的拍摄方式，我不是第一个，之前也有很多人这样做，之后也会有。

所以我想和学生和电影人分享的就是，不一定要用一样的方式。

导演娜丁·拉巴基在《何以为家》片场对我和拍摄团队来说，最大的收获莫过于看见这部电影如何改变人的生活。

现在赞恩在挪威，和他的家人在那里学习和生活。

我们拍电影时，他还从未上过学，不知道怎么写自己的名字。

现在他在某种意义上重新开始了他的童年。

电影中所有的儿童都是这样的，他们都是流落街头的孩子，现在每个人都进入学校了。

虽然这不是我个人改变的，但是情况确实在改变。

所以对我来说这真的是最大的收获，我一直希望电影能带来一些改变，而改变正在发生。

导演娜丁·拉巴基在《何以为家》片场我常常觉得拍电影很困难，但不是因为作为一个女导演而感到困难，我从来没有这种恐惧，也不因为作为一个女人而感到脆弱。

因为人们并未感受到这种恐惧，我也从来不会表露这种自信的缺乏。

人们通常觉得阿拉伯世界的女人不敢表达自己，但相反的是，在黎巴嫩的电影业中女性更多，至少男女一样多，也许是因为我们共同热爱这个行业。

太奥斯卡了。

觉得自己又陷入看辛德勒名单时的情形。

逃离父母时那段handheld cam和片中的closeup我很喜欢，可能是本片为数不多的用镜头而非剧情推进情感的地方。

电影与戏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独特语言。

如何用镜头讲话是每位导演的必修课，在接触此类具有现实意义的题材前导演应明确自己的身份并坦诚面对电影不能复刻现实，只能构建现实感这一前提和事实，并尝试引起知觉而非视觉共鸣，换句话说，观影时我所能感到的是导演如何用催泪弹试图强行将“现实”塞进观众脑子，而不是有关现实的概念。

（下面仅适合将男孩最终的笑容看作发自内心的笑容的观影者）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不理解导演究竟在尝试将自我介入降到最低以力求客观/realistic，还是在表述自己对这类社会问题的理解与呼吁，可无论如何，全片一直致力于营造的对抗，即男孩与父母和社会的三方关系，对于人无法存在于纸张文件以外的讽刺，对于宗教在人的意识上的影响，在最后几分钟里竟然迅速和解，一笔勾销了。

男孩得到了他的出生证明并与母亲的决裂，黑人女性找到了她的儿子，男孩父母依然心安理得地怀着下个孩子，这些费尽心机构建出的质疑，不公，委屈，愤怒，没有被延至更高层面，而是局限于电影中的几个角色，全片的一切悬而未决都消失殆尽，个体的苦难似乎已得以化解。

这个理想化的结局出卖了导演，让它仅停留在冲奥电影的高度，“苦难在这样的结局里，成了一件精致的道具”。

如果我们不能与苦难抗衡，至少也要保留质疑与对抗的意识，现实中无法得以解决的问题，在电影中不该轻易被操控和玩弄。

这样的结局让观众在走出影院时有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想法，让他们在短暂的反思后继续感觉良好。

但他们不该有这样的想法。

在我们为当代社会问题奋斗到最后一刻前，谁都不该有这样的想法。

我原以为看了短评, 剧透, 预告片后到了电影院会以泪洗面.然而我连哭都哭不出来. 我只感到窒息. 活着的人不去反思悲剧为何循环而一厢情愿地觉得一切都会变好, 沉浸在未来还没来你怎么知道这样的荒唐假定.在一切都会变好，We shall overcome这样的屁话中，悲剧在一代代人间传递。

何止是悲惨的儿童?何止是无尽的贫困?何止是愚蠢的战争?何止是美丽的谎言?何止是冷酷的屠杀?何止是贪婪的掠夺?如果所谓的乐观有用, 那么今天早已是理想主义者的大同世界.如果人类有多少进步, 那么早就有了灿烂而祥和的文明.然而, 尽管科技不断进步, 社会持续变迁.人如草芥这一点, 几千年来从未改变.有光明吗? 有的.你看得到光明，是因为这世界的另一半人在黑暗中挣扎。

故事很感人，但是：丧。

中东问题长了说3000年，短了说半世纪，至今无解，并不断辐射到周边一大片倒霉的热土，搅得大家都没法从贫穷落后加仇恨的泥沼里爬出来，还得手拉手儿一块往下沉。

黎巴嫩原本曾经富庶开放、首都小巴黎，结果15年内战抹掉15万人口，而今又面临严峻的难民问题。

网络资料显示，黎巴嫩600万人口，45万巴基斯坦难民，至少100万叙利亚难民，6千伊拉克难民，和其他零星难民（譬如本片中的年青黑妈来自埃塞俄比亚）。

新晋女导演拉巴基的关怀聚焦在难民儿童身上，真实呈现他们生活困苦不堪、为生存权呐喊还只是其表层诉求，更深层上，影片向世界发问：谁来决定出生权？

贫困、无知、麻木的恶性世代循环，如何终止？

一个男孩告诉我：“我不明白，如果我的一生中，没有人会爱我、没人对我说一句好话、没有人会在我睡觉之前给我一个吻道晚安，为什么我要出生呢。

”《迦百农》的故事主体大致分两段，前半段是小男主在家，后半段是小男主离家。

前半段，12岁的小男主矮小羸弱，却在各式各样的繁重体力劳动中奔波生计，他螳臂当车企图拯救妹妹逃脱童婚的命运，完败；后半段，离家出走的小男主暂时得到年青黑妈的怜悯庇护，但很快生活又遭遇巨变，这个年仅12岁、自己都饥饱不定、营养不良的小男孩，竟然不得不肩负起养育小黑婴儿的责任。

海报中的这个影像正是影片最让人揪心裂肠的痛点：小男主用偷来的滑板与大锅制作成小推车，载着他的小黑弟弟，像小动物一般四处觅食，苦苦维生。

他面色沉郁、目光愤恨，他半偷半抢半骗半贩毒，没有任何道德教条的约束，因为他从来没有机会接受教育。

然而，他感恩黑妈，带着小黑婴儿不放弃；他心灵手巧、机变多智；他咬紧牙关、从不叫苦。

——而这样的善良、聪明和努力无疑将慢慢被惨烈地侵蚀、被永久地埋葬在社会底层的黑暗之中。

【有点惊叹导演对小婴儿的调度能力。

1岁多的小黑弟戏份不轻，每次与母亲、与小男主互动都能给出恰当的可爱反应，想必导演花了不少心血和功夫。

】虽然电影给了个光明的、希望的尾巴，但现实中的你我都明白，中东的未来并不那么乐观。

小时候听姜昆讲梁左的相声《特大新闻》，“要比人家中东那边儿，咱这儿就算没多大动静”。

是不是咱们还得庆幸没投胎在那里。

PS：今年的奥斯卡外语片短名单9部，我看了6部: 《奥斯卡印象九分之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