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咪

花样美导泽维尔·多蓝的第五部电影。

年轻到吹弹可破——Instagram 的画面，腥红金黄雪青靛蓝，像挑染发色一样随意；慢镜，摇荡，mv的节奏，音乐荼毒情节；话痨，从头咆哮到尾，歇斯底里；导演不知敛藏，一味使用加法，任性多才，矫情狗带，才华横溢到每一场戏都要精尽而亡。

然而不要以为视觉系都只是徒有其表，母子间刻骨的深情在激烈的冲撞与奔突中被表现得鲜血淋漓，而女邻居临时搭伙而成的三口之家也让人倍感世事悲苦……片尾曲Born to die与其翻译成模棱两可的“向死而生”，不如直译成“生为黛安”，那是电影中妈妈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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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讲述一对纠结的母子关系的电影充满情感爆发力，是25岁的泽维尔-多兰迄今为止最成熟的作品。

　　从稚嫩演员到25岁的金棕榈竞争者，魁北克青年泽维尔-多兰在过去五年中经历了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身份飞跃，前四部电影中玩出的各种花样简直就是把“创作”当成“自high”。

这位颇显自恋的少年天才在银幕上尽情地挥洒表现欲，炫技意图明显、极端风格化的作品，在引起关注的同时，得到的是来自评论界的两级评价。

然而，作为多兰的第五部作品，再次讲述母子关系的《妈咪》向前跨了一大步，在形式和内容之间达到了个人迄今为止的最佳平衡，尽管姿态依然高调，但这部影片具备了导演以往所缺乏的——深度。

　　《妈咪》是多兰第四次亮相戛纳。

两年前，他那部视觉华丽、风情万种的《双面劳伦斯》赢得了为同性恋题材作品专设的“酷儿棕榈奖”。

据说他对那次落选主竞赛单元耿耿于怀，因此去年带着心理惊悚片《汤姆的农场旅行》转投威尼斯。

　　即使传言为实，现在看来，多兰和戛纳的“过节”也已经过去了。

如果说《妈咪》能够冲破如今顶尖电影节“敬老”的做派，拿到金棕榈，那多兰将会成为史上最低龄的金棕榈导演——比1989年凭借《性、谎言和录像带》石破天惊的史蒂文-索德伯格还要小一岁。

　　就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并不小。

在主题上，《妈咪》与多兰五年前的处女作《我杀了我妈妈》一脉相承，当年他正是凭借该片登顶导演双周单元而一鸣惊人。

两部影片中的母亲大人均由安妮-杜尔瓦勒出演，只是这一次，观众的同情都偏向了影片中这个长期遭受精神折磨的母亲。

《妈咪》的情节不再带有浓烈的自传性，而这个情感更为真实、宽厚的故事，几乎可以看作是多兰为自己那部任性、刻薄、自我沉迷的处女作的一种愧意表达。

　　《妈咪》的故事发生在加拿大不久的将来，政府颁布了一项新的法律：所有父母必须对有心理问题的孩子负责，或者把他们送进拘留中心。

这一听来好像来自大卫-柯南伯格那些反乌托邦科幻惊悚片的开场白，其实是多兰为了这部家庭心理戏所设的略显笨拙的背景。

　　影片的主人公是中年寡妇迪安，和她患有注意缺陷障碍的儿子史蒂夫。

杜尔瓦勒的表演充满爆发力，而年轻演员安托万-奥利维耶-皮隆也令人眼前一亮，他扮演的史蒂夫充满魅力、控制欲强烈、极不稳定，又无比脆弱。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邪恶嫩娃版的麦考利-库尔金和风骚少年版的让-保罗-贝尔蒙多的结合体。

　　迪安和史蒂夫都有各自的性格缺陷，他们不是单纯的受害者或反面人物。

他们的对话火药味十足，偶尔为升级为肢体接触，同时隐隐让人感觉到一种超越伦常的亲密，但剧本并未就这一点展开。

影片的主人公不再是多兰以往作品中的中产阶级波西米亚嬉皮士，而是生活拮据的劳动阶层，不断挣扎却充满希望，人物身上同时爆发出的生命力和粗俗给予了影片一种自然的流露。

　　《妈咪》中出现的口语单词，可能比多兰前四部好玩文字游戏的作品加起来都要多。

但是可贵的是，他并没有将人物庸俗化，也没有居高临下地看待这些贫困、边缘的人物。

导演在发布会上是这么说的：“我觉得拍一部失败者的电影毫无意义。

”　　当一个害羞、口吃的邻居凯拉进入了母子俩的生活后，《妈咪》从二元平衡变成了一个奇特的三角世界。

这三个人物组成了一个家庭单位，每个人都得以从自己的个人禁锢中有所释放，至少暂时如此。

凯拉有一段神秘的过去，家里有个控制欲极强的丈夫，但这两点多兰都没有详细解释。

虽然有点遗憾，但是不算硬伤。

　　像多兰所有的自己操刀剪辑的作品一样，片长超过两小时的《妈咪》再剪一点会更好。

尽管如此，他还是让这个故事引人入胜、充满意外和情感冲击力。

多兰另一个成熟的标志，是他将悲剧性的情节保留到了影片的最后几场戏：在史蒂夫做的自己在“另一个世界”获得成功人生的令人心碎的白日梦后（多兰聪明地找了另一个演员来扮演这个梦中的史蒂夫），观众紧接着坠入了痛苦、凄凉的现实世界。

这个悲伤的结尾与整个故事的衔接并不十分流畅，但也并未给影片之前出色的表现减分。

　　多兰一向为人所称道的视觉呈现能力，在《妈咪》中也没有令人失望：从优雅的慢镜头、出彩的服装，到由鲜红色和暖金色包裹的室内布景。

不过这一次，多兰和摄影师安德烈-杜尔班大胆地选择了1:1的正方形画面，刚开始这种狭隘的格局会让观众觉得完全没有必要，然而之后镜头呈现的特写和几何图案。

会慢慢让观众发现这种独特的视觉语言的迷人之处。

毫无征兆地，画面在影片中两场关于希望和乐观的戏上变宽，绝妙地隐喻了拓展有限视野的人物，这让现场掌声一片，而在戛纳，影片还未结束前得到掌声，这实属罕见。

　　多兰另一个标志性的特点是对歌曲的选择，《妈咪》延续了这一“金曲拼贴”的做法，影片中出现的所有歌曲均来自史蒂夫已故父亲的一张精选CD，Lana Del Rey、Dido和Beck这些当红音乐人的作品都被收入其中。

而天后席琳-迪翁（Celine Dion）的“戏份”最重，影片中迪安大喊道：“她是我们的国民歌后！

”　　多兰也许读过加拿大音乐评论人卡尔-威尔逊的那本《让我们谈谈爱：品味终结之旅》，在这本书中，作者对迪翁遭到的“不够平民”的指责进行了辩护。

如果他没读过这本书，那他应该拿来读读。

因为《妈咪》和这本书有一个相同点：它们都是来自魁北克法语区劳动阶级的原始情感和文化内涵的一次欢呼。

毫无疑问，这是多兰迄今为止最温暖、最贴近人性、自恋成分最少的一部作品。

来源/《好莱坞报道者》

xavier,记得等我。

若让我选出我最喜欢的年轻人，现在我只会选Xavier dolan，想一想，我离成年不到几个月了，而Xavier已经25岁了，在19岁时，dolan已创造出天才之作《J'ai tué ma mère》。

的确，若让我列出几点我最欣赏Xavier的地方，那便是1.成就了安妮杜尔瓦勒的母亲形象.2成就了苏珊娜·克莱蒙如母亲般的形象，（尤其是在妈咪中，超市里看到史蒂夫割腕躺在地上，因为失语症发作，话语卡在了喉咙中，头上青筋暴起，最终只能用惊叫求助。

也正因为这一幕，整部电影似乎被带领到了一个新高度）3.自编自导自演自剪的让我可望不可即的能力4.还有很多...在接近午夜两点多，看完电影，加上下午浓咖啡曼德琳的后劲，脑子的兴奋无法克制，只能通过幻想电影场景来催眠，但似乎越想越激动，后来睡不着 ，上网又看了看67届戛纳颁奖评审团大奖时，Xavier获奖时的表情以及众人起立鼓掌的场景让我更难以入眠，后来折腾来折腾去，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有人评论Xavier的《妈咪是他迄今为止最成熟的一部作品。

但是在前半段，夸张的剪辑，炫技的慢镜头，莫名其妙的配乐，让我作为观众而言，觉得Xavier的确暴露了自己“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肆意妄为，甚至有想放弃观看的冲动。

到了第二天硬着头皮看着电脑，随着剧情的发展，从卡拉ok的矛盾争执开始，史蒂夫与戴安情感不断推向某个方向 ，忘了在哪个瞬间，似乎有种化学反应使那夸张的一切升华到了一种令人震惊的高度，那时的我，似乎发现Xavier真的质变了，他创造出了一种风格，一种毁坏和谐之美感然后到达一种更有感染力的，更有力量的美学发明，不知道可否用”置之死地而后生“来形容（当然观众要有足够的耐心以及对Xavier足够的了解），那是一种超越个人情绪表达的风格。

对着电脑屏幕，我眼睛热泪盈眶，一种发自内心的震撼。

Xavier质变了。

Xavier已展现出自己独特美感的大师水平。

——在配乐方面Ludovico Einaudi的配乐在三人乘汽车开往美国的片段，开始时我想笑，原来Xavier也没那么讨厌古典的那一套（当然并非说ludovico的是纯古典风格），一开始我觉得配乐显得有些突兀（或许与我本身愚蠢的嫉妒心理有关），到后来愈发感觉相得益彰，而在影片最后的lana del ray的born to die,我心里情不自禁的想”真会玩“。

当然在了解到Xavier在许多电影节斩获无数时，我又有些失望，就像电影场景那样，戴安对于史蒂夫那理想化未来的恐惧，而我对Xavier也有相似的情感。

在电视采访中，Xavier与安妮 杜尔瓦勒作为嘉宾，主持人问Xavier以后还会以母亲作为灵感吗？

Xavier回答说：”母亲是无尽灵感的源头“，然后又望了一下安妮，我想，这也是一番感动。

关于其他技术性的评论因为自身知识贫乏得很，也使得我写的东西只能成为个人的一些观影感受，当然，以后谁知到呢。

（明年北京电影学院）就先写到这吧。

anyway，Xavier dolan,记得等我。

大风吹要把所有稻草折弯长得好的都是随风撒欢那些生动有趣的稗子说是不伦不类被风削了筋骨被草抢了净土为什么越是可爱有趣的灵魂越是留不住自己的年轮入坑多兰第三部，是目前看到剧情最精彩，情感爆发最多的一部。

“问题”少年与母亲，多兰永恒的话题，而看不够的是那种深深的无助感。

以爱坚持，却又因爱而破碎。

当母亲从光鲜的想象回到现实的路口，观众被这廉价的把戏骗到泪崩，这就是多兰的功力。

大多数对本片的负面评论除了表达对MV式影像风格的不适/不屑，主要集中在认为它太情绪化且流于表面，没有“艺术性的”留白，换言之，是媚俗的煽情。

可对我来说，相比布达佩斯大酒店形而上的致敬，倒是这部Mommy更容易让我联想起茨威格的文风来：每一处落笔都释放出满满的情感，通篇叙述皆由情绪的自然流转来带动，没有精巧设计好的文本结构，也没有深沉晦涩哲义的对话。

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留白。

母子情之外，留白处暗藏的主题是“自由”。

而且不同于“且放手”的那种自由，这部片子所赞美的自由并不宏大，而是一种向着实用主义的另类致意：Diane面对割腕的儿子冷静异常，她在救护车里就下了送走他的决心；Kyla搬走，是因为能让她释放情绪的Steve不在了，再与Diane继续相处只能让她想起“放弃家庭”的羞愧感；而Steve，他对母亲说如果有一天你不爱我了，我还会守护着你，但他奔向窗户的最后几步，脸上的表情却是全然的放松、甚至是喜悦和兴奋。

你看，三个人各自的决定，都是选了对自己最有利的一个，不盲目为爱牺牲，而当他们选择这种自由的时候，恰恰又都是带着对双赢的希冀：Diane认为自己已经无力帮助Steve，她希望新环境能够治好儿子；Kyla说我不希望你以为我们过去几个月所做的都是无意义的；Steve以为与母亲的羁绊已不在，所以他没有如约守候，而是选择了最终极的自由。

这种选择利己方案的自由，即是被电影角色所赞颂的。

两次开屏，也正是角色感觉最自由的时刻。

多兰（讨巧地）让角色们带着希望去做出这些选择。

究竟这是一种自我欺骗，还是确实的最优策略，完全留由观众自己去选择理解。

反正在这部电影里，Diane对儿子说，我只会越来越爱你，而你对我的爱只会越来越少，这是自然，要接受。

Diane对Kyla说，我只是面对现实，选择了最合理的解决办法，这是因为我还怀着希望，所以我赢了。

电影观感，喜欢不喜欢，本来就是非常主观的东西。

比如我觉得MV大法好（我甚至觉得多兰为男主角选的那些通俗歌曲也恰如其分，很到位），而有些人就不喜欢这种视觉风格，觉得反胃，继而打低分。

没关系，这都不是事儿。

但如果只因为觉得本片影像语言廉价、品味差就无视了情绪背后所表达的意义主张，那只能送这种人三个字直男癌了。

我不太喜欢多兰的上一部长片Tom at the Farm，像是导演竭力想营造出大师的格局，结果却过犹不及。

而这部Mommy，多兰倒是做回了自己，事实上影片口碑也好得多，对于他这么“要”、这么发自内心渴求肯定的一个人来说，简直是最好的结果了。

况且从实用的角度上看，这个现实的结果不是恰恰好也对影片这个“自由”的主题点了个赞吗？

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问题少年，首先它没有过多纠缠于为什么他会成为问题少年，不同于其他片子会把这归因于父母的不管教或错误管教，其次它还展现了这个问题少年善良的一面，对母亲的爱，甚至是超越其他孩子的。

第二个类似妈妈角色的出现事实上改变了很多，正如那个孩子没有获得足够的认可一样，她事实上也没有，从她家中的几个镜头来看都是她偷偷地在透过窗帘看。

她在他身上获得了认可，他也在她身上获得了成就（他认为口吃的变好归功于他）。

片中的结尾给了很真实，也可能是唯一的处理办法，尽管这很残酷，尤其是和他美好的梦境做对比。

画幅的变化很有趣，全片只有两段用到了长的画幅，其他都是更类似正方形的，而这两段都是心情愉悦的表现，第一段止于那份要求赔偿的信，画面慢慢变窄很有想法，第二段则是最后梦境的美好和结尾被送去的残酷形成非常非常鲜明的对比，可能先扬后抑，会更加压抑。

2022-11-11看

我最喜欢的看电影状态，是对电影一无所知。

总觉得这样看完感受才是纯粹的，原创的，真实的。

今晚看MOMMY之前，这样的盼望早已被打破。

首先，她去年在戛纳集天下宠爱于一身，各路评论天天都在刷我的屏。

其次她有个极大的噱头，就是导演是个天才美少年，拍到这第五部作品了也不过年仅25岁。

最后，就在上周，一起打工的姑娘提起这片子就浑身哆嗦，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我用各种眼神威胁她，要她闭嘴。

最终她憋了半天还是说，好吧，我只说一件事，那就是这部电影有一个镜头一定会让你吃惊的。

即使作为一个剧透洁癖者，我也没有生气。

她多动症似的预告丝毫没有局限我的观感，这一切的印象也丝毫没有影响我对这部电影的爱。

我当然爱上了她。

我找到了她，像是空气清新的雨后海滩捡到一块未经雕琢的玉石，在冲破云层的单薄阳光里发着微弱的光，细看颜色各有不同。

有着无法忽视的凹凸棱角；湿淋淋的，却染得一手温润；你不会想去打凿开拓。

她只是这一天你得到的宝物，你会心满意足地把她和雨水的气味，海浪的翻涌咆哮存在一起，最终放回原地。

据IMDB资料显示，本片里多兰改变画幅的壮举前无古人。

然而让我吃惊的不是这一壮举本身，而是导演这一选择背后，所展现的存在感和原生态。

多兰拍这片子时二十四五，他的这种展现方式，关键情节使用的音乐，摄影的色调变化…一切都在高高兴兴地宣布自己的阅历和眼界，没有保留和掩盖。

既不故作高深，也没巧言令色。

所有修饰手法本身都是坦白。

在恰到好处的节奏和迷人的剪辑下，就连力道不足和柔软有余都不惹人遗憾和厌烦。

有了希望，人们撕扯开眼前的世界。

世间的一切都可以进来，包括幻觉。

当状况直转急下，镜头里的他们重回四方围地，擎着心中那一小束烈焰，继续挣搏。

影片的最后，男孩视线里的世界戛然而止，画幅始终没再拉开，但希望延续了下去，和男孩嘴角挂着的笑容一起。

我太喜欢这个结局，浑然天成，毫不造作。

和我最爱的一部电影[大象]一样， 不断在我眼前晃动着的是片子里的一抹鲜黄和一次亲吻。

亲吻自不必说，和大象里的那个一样，被直接放进了海报；而鲜黄是我每次回想起男孩第一次从超市带回食物的那段镜头时，脑中出现的唯一颜色。

我所有的眼泪几乎都撒在戴安和卡拉两家之间这条小路上，斯蒂夫滑着滑板，斯蒂夫滑着推车。

戴安袋子破裂，戴安站在原地。

卡拉踌躇止步，卡拉眨眼微笑。

三个人骑车撒野，三个人最后旅行。

豆大的雨点落下，勇敢、爱意和挣扎溅上了我们的眼角，再流淌下来。

还有音乐！

啊，音乐也同样恰如其分。

89年生的多兰肯定会把Dido放进2014年的电影里。

肯定会再次抓住唱着法语的Celine Dion。

肯定会找到一首完美的ludovico einaudi，用来展现他最温柔的畅想。

总之，我一开始就失去了最纯粹原始的看片状态，却依然得到了比想象中更多更多。

这部电影像在撒一场野，完满地记录了多兰的当下。

她属于1989年生的他，属于安妮·杜尔瓦勒，属于他的爱将安托万。

这个男孩呀，这一场人形暴风雨。

他的每一次嘴角上扬都能点亮整个世界。

记得当时刚看完Mommy还是比较平静，合上电脑就去洗澡了，抹洗发膏的时候一些剧情细节开始往脑海里回钻，想到Steve对着电话留言说：“我难过自己给你带去了那么多的伤害，你值得一个更好的孩子而不是我这样的白痴。

” 镜头下他金色的睫毛不停在颤抖。

然后就莫名其妙想哭，蹲在浴室地上满脸泡沫混着洗澡水和眼泪，电影最后一幕当他挣开束缚冲向死亡，我宁愿去相信这是选择了自由，就像那段惊艳了众人的展屏，Steven怒吼着：“I am free!” 电影的最开始，出租车里Steven躺在Diane腿上，被妈妈揉着头发补个小觉，或者像那个撩起头盔的金发少年一样和小伙伴在草地上玩曲棍球，这才像一个十五岁少年该有的生活状态。

可眼前这是个说话大声到炸耳，问妈妈要烟抽，朝老奶奶做下流手势，不用粗鄙字眼好像就不能够组织语言的问题男孩，他还患有ADHD，容易情绪失控，甚至是暴力伤害。

当他凶神恶煞地朝你吐口水，或者将拳头往Diane身上揍的时候，作为观众只能捂眼心想真是造孽，能摊上这么个恶魔也不知道是上辈子得罪了哪路神仙。

就在Steven的调戏被Kyla愤怒反击之后，他居然吓到尿了裤子，缩在一边像个可怜不知所措的小狗般瑟瑟发抖，那一刻作为局外人的观众突然意识到原来这也就只是个孩子而已，剥去顽劣成性这层外衣，或者是保护壳吧，他也许比普通孩子还要脆弱，更为敏感。

Steven跟妈妈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是到处嚷嚷要找到爸爸的相片，在镜子前套起爸爸的皮夹克，翻到那张爸爸自己制作的满是快乐回忆的CD，Diane被炒了鱿鱼后，他用爸爸的话安慰她； “Grab the future by the balls, fuck the past, in the ass.” Steven帮妈妈擦掉眼泪，告诉她，他们两就像个Team，他会控制自己的毛病然后好好照顾她，保护她。

绿洲的《迷墙》没人不耳熟能详，振奋人心的背景音乐下Diane开始了家政工作，Kyla帮Steven复习功课也很顺利，歌词大声唱着:”Because maybe , you’re gonna be the one that saves me…”屏幕从1:1扯开成了4:3，我们的视野宽阔了，Steven大声吼着他自由了，Diane和Kyla笑的灿烂，似乎大家都真的得到了拯救。

从Diane拿到诉讼传票开始，画幅缩回1:1，刚刚出现曙光的生活再次陷入一堆麻烦里。

片里的服装造型是多兰亲手打理的，Diane的喇叭裤、超短裙和高度夸张的高跟鞋,伴着脸上的浓妆，这品味实在不算高级，她举止也轻佻，总之没有一处符合世俗眼中的三好妈妈，但多兰向我们展示了她是位多么勇敢的女人，不惜代价保护儿子的母亲。

酒吧里的失控，还有那个越雷池的吻，超市里Kyla安慰Steven说Diane不会抛弃他的，他一脸无所谓表示完全不在乎转头却割了自己的手腕，他那么害怕不再被爱。

手腕鲜血直流他却只是问妈妈，我们依然爱着彼此，对不对？

Diane回答他，那是我们最擅长的事情了。

但她绝望了，认为送他离开也许才是拯救他的唯一办法。

片中的那段蒙太奇感人至深，那是一个母亲最美好的梦，上学然后工作，结婚生子拥有一个美好的家庭，永远幸福的生活着。

这么简单的梦却像这蒙太奇的画面一样朦胧缥缈。

Diane对Steven说一个母亲不会某一天醒过来然后不再爱自己的儿子了，母亲的爱只会日复一日有增无减，孩子才会随着成长而爱意慢慢减退，Because life works that way。

现在我生活在一个离家遥远的城市，我也问自己为什么总想去更大更远的地方见更多的人，生活的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常常在茫茫人海中感到迷茫，不知所措。

但至少有一点是清晰的，我知道不论今后三更半夜会在哪个陌生的城市醒来，不论有多么孤独，会碰上多少麻烦，也不必感到绝望，因为有个人会始终爱我，即便这世界再操蛋我也永远有路可退，有个家可以回去。

所以想告诉Diane其实不是这样的，随着年纪的增长孩子会逐步减少对妈妈的依赖，减弱的是需要感而不是爱，孩子对母亲的爱从来不会减少，永远不会。

如果有一天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知道TA会一天天长大，注定一点点离我远去, Because life works that way，但我想我不会太难过，因为明白TA也一样不会停止爱我，唯一改变的是我们相爱的方式。

我希望自己能竭尽能力做一个好妈妈，像Diane和我的妈妈一样勇敢，我希望我的存在能像一盏属于TA的烛灯，TA永远不必感到孤独和绝望，因为妈妈哪里都不会去，妈妈会永远在这里，永远爱你。

文／赛珞璐【摘要】截止目前，这位1989年出生的加拿大魁北克导演哈维尔·多兰已完成了他五部长片（《我杀了我妈妈》、《幻想之爱》、《双面劳伦斯》、《汤姆的农场旅行》、《妈咪》）的拍摄，就目前能看到的前三部作品来说，多兰在每部作品中都有意想不到地突破和成长，对于题材和拍摄手法的不断创新和探索使他正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美学风格。

本文试图从他的前三部作品入手，深入分析他在题材选择与风格探索方面的突破与努力，以期对中国当下年轻新锐导演的创作提供一点可供参考的经验与灵感。

【关键词】哈维尔·多兰 同性 新锐自编自导自演的处女作《我杀了我妈妈》，让这个89年出生的魁北克男孩在戛纳大放异彩，摘得三项大奖，刷新多项有史以来“最年轻导演”记录，备受瞩目的同志题材与身份，不加掩饰的锋芒毕露与自恋，帮助他声名鹊起，迅速进入欧洲几大电影节与评论界被关注与期待的视野。

一个好的开始并不代表幸运的他就可以事半功倍地登上成功的高峰，相反，随着他后两部作品《幻想之爱》、《双面劳伦斯》过快地浮出水面，争议递增，对他寄予厚望又急需新鲜感的人们开始怀疑，这个自恋的帅小子到底会不会讲故事。

作为一个外形精致俊朗，气质酷似詹姆斯·迪恩的漂亮男演员，他可以不会，但作为一个野心勃勃的新锐年轻导演，他更应该尽快建构属于自己的，能够称其为电影作者的独特美学与风格。

纵观多兰的这三部作品，与其说他的风格是多变且不固定的，不如说他还在做各种尝试和探索，他不甘心很快稳定下来，但在这三部作品中，多兰作为一个年轻的、在慢慢成形的电影作者，他的特质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他作品的难以界定性及美学上的独特性。

之所以说难以界定,是因为我们很难说清这个成长在加拿大魁北克法语区的男孩究竟受什么文化影响最大，二十世纪末加拿大为了反抗“美国化”而提出的“文化多元主义”策略在这里起到了直接影响，仅从试听语言上看，他似乎延续了法国新生代导演的创作风格，但他声称自己从小崇拜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并对20世纪的美国流行音乐和王家卫的电影感兴趣，多元文化的交融和杂糅使他的电影风格无法被单一界定，这也是全球化以来80后一代青年导演无法回避的创作环境。

而美学上的独特性天才般地体现在多兰电影的影像语言当中，直观且让人印象深刻，他对于慢镜头的放肆使用，对于色彩和构图的敏锐搭配和控制，对于细节的强迫症般地精心设计使影片呈现出让人过目不忘的清新气质及上乘品位。

多兰作为当代新锐导演中最年轻的一位，用他私人化很强的独特质感吸引我们，发出当下年轻一代创作者的不同声音。

1989年3月出生的他几乎可以被称为90后，比起如今活跃在影坛的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导演，他年轻到我们无法将他放入某一已有的坐标当中，幸运的他过早地拥有了自己高质量的制作班底，因而我们很难找到一些跟他年龄相仿的同代导演进行具有可比性的横向类比（多伦多电影节2013年加拿大电影十佳中电影《莎拉宁愿跑步》的加拿大魁北克女导演科洛·罗比乔德（Chloé Robichaud）跟他属于同代人，但显然她在受关注度和涉及题材方面与多兰均无可比性）。

把他放入加拿大魁北克法语区导演的脉络当中，他似乎既没打算摆脱欧洲的影响，也没打算反抗美国的强势，他自然而然地将两者杂糅在一起，成功做出了一些“第三种选择”，完成了自己的独特表达。

纵向比较涉及过类似题材的导演，如法国导演弗朗索瓦·欧容和美国导演格斯·范·桑特，较之这两位长辈级的导演，多兰的视角具有某种先天性，他不再是对敏感性别话题的颠覆者抑或挑衅者，而是水到渠成的继承者。

就影像风格而言，多兰的色彩更加明丽，摄影手法更加自由和偏执。

在题材选择上，从《我杀了我妈妈》中孩子与母亲两代人之间无法融合的爱，到《幻想之爱》中异性与同性、同性与同性之间无法对等的爱，到《双面劳伦斯》中性别被消解后更加无法实现的爱，哈维尔·多兰自恋的触角伸得越来越长，视野也逐渐打开，从狭小的个人空间逐渐转移到周围不同年龄段人物的公共空间。

他坦言要追随《泰坦尼克号》，他在找寻自己“冰山”的同时，拍出了“新意识的爱的三部曲”——《我杀了我妈妈》、《幻想之爱》、《双面劳伦斯》，但在这三部曲中，多兰试图表达的这种“新意识的爱”，不管是亲情、爱情，还是异性或同性之间，在他主人公的生活中却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或许我们称其为“新意识的不可实现之爱”更为恰当。

下面，就以哈维尔·多兰的这三部曲为例，具体分析多兰正在探索和逐步成形的“多兰美学”和其无法被界定的、逐渐向作者化靠拢的独特风格。

一 .题材与风格：延滞与放大，过度与缺乏过于单薄的年龄造成了哈维尔·多兰不可能厚重饱满的叙事，因而他的前两部作品《我杀了我妈妈》、《幻想之爱》都是再简单不过的青春期一句话故事：叛逆但不受自身性别身份困惑的高中男孩和妈妈之间的碰撞与妥协；一对异性好友同时爱上一位很有吸引力但又对他俩仅抱有游戏心态的美少年。

然而，单薄的剧情无法阻挡他对自身影像风格确立的探索，尤其在处女作《我杀了我妈妈》中，多兰以一种近乎透明的“白色”风格，很自然地以自身性别身份视角来进行个体表达，这种视角打破性别的二元论，既不投靠男性也不依附于女性，而是平等且平行于他们的第三类性别视角，展现发生在自己和朋友身上的故事。

因此，由他自己来充当主角当然最合适不过，他的经历和视野允许他这样做：他的父亲是演员，他从12岁开始触电，并接拍一些广告。

他从自己和周围人身上切入，正如所有作家的第一部小说都带有浓重的个人传记意味一样。

真诚，是这部影片最引人注目的气质。

这种情况从多兰的第三部剧情长片《双面劳伦斯》开始有所改变，这部作品也是他三部作品当中最富有野心且具有史诗风格的。

自恋的他在稳固自身风格的同时，开始了新的题材和类型的尝试，他在采访中提到，自己以后还会尝试政治悬疑片等类型。

他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勇于表现自己，并且高调展现自己在今天看来已不足为奇的同性性取向及双性气质。

《双面劳伦斯》中多兰从介入更多地转为旁观，不管从叙事视角还是表演上，他开始隐藏自己，进行了一些大胆的尝试，或者说“玩”一些出其不意的表现主义风格的意象，如片中从客厅屋顶猛然垂直泻落在女主角身上的水柱，从男主角嘴里飞出的蝴蝶，黑岛的半空中漫天飞舞的彩色衣物等等（图1）。

图1 黑岛半空中飞舞的衣物多兰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在拍完第二部作品《幻想之爱》后才开始接触新浪潮，他只看过两部新浪潮作品并且不喜欢，特吕弗除外，但在《双面劳伦斯》中却隐约能看到点戈达尔的影子。

当然还有王家卫，多兰坦言受王家卫影响很大，影片有他的痕迹。

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的轻狂和放肆不仅在多兰的眉眼话语间，更在他的影像语言里。

贯穿在三部作品中的是强烈的情绪化和个体化的表达方式，如略显造作的慢镜头，神经质般的手持摄影，毫无章法的“胡乱”剪辑，过火的三原色单色滤镜效果镜头等，这些手法并不新鲜，也略显张扬和任性，但却与多兰所处的心理年龄和精神状态很好地弥合在一起，产生某种更容易被捕捉的反应和效力：愤怒，困惑，虚荣，迷茫，选择，空虚，飘忽不定，无所适从被混合搅拌在一起，种种无处安放的情绪以无法分类的形态外溢出来，捕获不安定的心。

三部片中多次出现的慢镜头，形成一种矫揉造作似的延滞，但对于情绪的渲染和放大，这种方式是直接且有效的。

在《我杀了我妈妈》开头，妈妈吃东西时享受的嘴部特写和于贝尔鄙夷的眼部特写，巧妙地展现了青春期叛逆青少年在这个“麻烦”的阶段与家长对抗时的状态与情形。

延滞将特定的情绪清晰化地放大呈现出来（图2，图3）。

图2 妈妈的嘴部特写

图3 于贝尔的眼部特写而在《幻想之爱》中，三组男女主人公走在街上的慢镜头段落构成形式上的类比与呼应，形式感十足。

这三个段落再次用延滞的方式拉长并放大了男女主人公在面对此次感情际遇时的心态变化，以及两人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

可以说，多兰用延滞的方式外化了男女主人公的心理时间，他们在去见心仪对象之前的精心打扮，前往约会地点时的自信与期待，以及最后两人并肩走在街上，从破裂到刚和好如初的尴尬使时间再次短暂停滞。

两人的心理与情绪变化通过镜头节奏的外化显得既饱满又疏离（图4）。

图4 和好如初的一对朋友并肩走在街上在《双面劳伦斯》中，慢镜头不再有形式先行的嫌疑，而是更灵活自然地镶嵌在晃动的镜头中。

男女人主人漫步在黑岛的慢镜头段落，则形成了超现实主义错觉式的停滞，心理时间和情绪再次被拉长和放大，完成了形式和叙事上的短暂抒情。

在情绪的个人表达上，多兰的书写方式是热烈、随性、张扬的，躁动不安的荷尔蒙气息中掺杂着对经典的敬仰和怀念，但也不盲目复古。

而新奇的意象和形式上的多样需要更完整和稳固的内核来支撑。

多兰在三部作品中尽其所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人类最复杂的感情之一——爱情，而年轻在此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天才也需要时间的磨练与沉淀。

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有无数的时间在他面前，他可以耐心等待。

另一方面，被肯定和赞誉后的过度自我膨胀以及形式上的过于花俏和不成熟都可能成为制约“多兰美学”进一步完善的潜在因素。

二. 新意识的不可实现之爱：爱的无能，性的无力哈维尔·多兰在“新意识的爱的三部曲”中更多的是探讨了“不可能实现的爱”这一主题，被压抑的欲望和爱在多兰的影像世界中都无法真正实现。

在这三部曲中，这种“新意识的爱”不管来自亲情的爱，同性间的爱，异性间的爱，还是生理性别间的爱，抑或心理性别间的爱，都是无法真正企及对方及自己的不可能实现的爱，这种“新意识的爱”在现实中一再触礁，而我们只能试着在爱的过程中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自我完善。

在这个问题上，多兰表现出和年龄不太相符的悲观与老成，没有游戏心态和自我放纵，更多的是不抱希望的顺其自然。

多兰在谈论爱情时，他在谈论的似乎更多是关于自己，关于自身的觉醒和开发以及自我认识。

正如阿兰·巴迪欧所言，爱是通向真理的一步。

在处女作《我杀了我妈妈》中，“弑母”只是一种极端的假想。

父母离异的主人公于贝尔在与母亲的矛盾中，由于他的性取向为同性，因而还多了一层潜在的同性间的排斥力。

于贝尔无法从母亲身上得到的理解和支持因想要帮助他的女老师的出现而改变，女老师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母亲般的心理引导作用，以此作为对于贝尔情感缺失的补偿。

母子间的代沟使得两人大多时候是在以爱的名义进行着相互伤害。

青春期的恋情则是激烈、冲动、疼痛和不计后果的，亟待发泄的欲望一时作祟，终究无法获得心灵上的安慰。

对性的处理则更像一段在吵闹的电子乐伴奏下快进的游戏，是不真实和戏谑的。

《幻想之爱》中，在很符合酷儿电影男性形象，拥有“游移的身份、流动的欲望”的古典美男子面前，男女闺蜜均坠入爱河，三位主人公构成一种全新的情感关系，而短暂的三人行和谐假象很快被打破，两人对爱情的付出，不管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的均未得到期许中的回报。

该片中对性的处理多了些篇幅，在三段相对完整、点到为止的性爱段落中，画面分别被红、绿、蓝三原色单色笼罩，气氛暧昧浑浊，滤镜滤去性的色泽与质感，显得单调乏力（图5）。

男女闺蜜分别和各自的性伙伴发生无爱的性行为，借此来排解无法得到真正爱情的苦闷。

在这里，多兰将爱与性撕裂开，仿佛想说明，当爱和性无法统一时，纯粹的爱和性都无法从单方面获得。

在叙事段落中插入的三个讨论片段中，年轻人们对着镜头分享自己的感情经历与困惑，有关于爱情的无奈与喜悦，也有关于性取向量表中的七个等级等等。

多兰在电影中塑造的爱情观是纯粹且有几分理想化的。

图5 三段点到为止的性爱场面在富有野心和具有史诗风格的《双面劳伦斯》中，多兰回到了1989年至千禧年这一确定年代，而这正是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艾滋病危机后，酷儿电影向新酷儿电影过渡并获得广泛关注的阶段，这也是他从出生到建立自我意识的重要阶段。

他大胆触碰了“变性”这一已不再忌讳，但依旧敏感的话题，设置了“变性”教授劳伦斯（梅尔维尔·珀波饰）这一称自己“不是喜欢男人，而是自己不应该是个男人”的双重性别角色，爱情这一主题在该片中也更加复杂、多义且具有向其他感情衍变的延展性及难以界定性。

片中，多兰引入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保尔·艾吕雅的诗歌《自由》中的片段，并将标题“自由”放大书写覆盖在男女主人公卧室床头悬挂的《蒙娜丽莎的微笑》的仿造画作上，多兰对人生与爱情的态度可见一斑，因此，在追寻自我和渴望自由面前，两人的爱情注定是难以真正交融和长久的，尽管前后纠缠十年有余，但终究各奔东西。

在性的处理上，篇幅很少，男女主人公的性爱部分完全省略，直接描写只有一处，就是劳伦斯在打算开始变装后的手淫段落，其余均是间接表现，如借与心理医生的对话暗示出男女主人公在劳伦斯变装后性生活的空缺等等。

性爱在爱情、自我、生理性别及心理性别前被多兰置于次要地位，就连劳伦斯在得知女主角有了新欢，质问他们已经有过多少次性生活时，性也被符号化与具体化，仅仅等同于空洞、冷冰冰的数字，因此它并不是重点所在。

正如劳伦斯十年后重回蒙特利尔时所说，在他变装前，他们就已经完了。

在爱情面前，除了时间，性别已然不再能构成威胁。

三．“多兰美学”的探索——杂糅、消解后的重构、流变在这“新意识的爱的三部曲”中，“多兰美学”在逐渐形成，多兰在逐渐成为作者的个人化电影书写中，在形式与内容上的杂糅已成为他进行自我表达的一条有效途径，或者也可以说是一条捷径。

在多兰面前的不仅有数不尽的时间，还有学不完的大师。

在赞扬他是同志天才导演的同时，势必有人会强调他只是在抄袭和模仿。

玛格丽特·杜拉斯说过不存在完全虚构的小说。

因此，也不会存在完全独创的美学风格。

在逐渐形成的“多兰美学”中，我们可以看到太多大师和美学流派的影子，新浪潮，后新浪潮，阿莫多瓦，后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新旧好莱坞、王家卫等等被批判地继承，根植于自身的土壤，等待开出极具个人色彩的美学之花。

在《我杀了我妈妈》中，他运用DV自拍，在自述与叙述中摇摆不定；在《幻想之爱》中，他将叙事与伪纪录片式的讨论糅合在一起探讨爱的主题；在《双面劳伦斯》中现实、超现实，现代、后现代被他并置于一体，所呈现的美学风格与价值观也是多元复杂且难以定义的。

如果说酷儿理论或者新酷儿理论的现实精神意味着接受差异美学，那发展至今，它已经有意或无意识地进入并停留在了一个新的阶段——差异消解后的重构。

酷儿从出柜到现在，已经形成了一套属于非异性恋者的自我表达方式，并完成了自身的过渡与完善。

几大电影节（多伦多电影节、阿姆斯特丹电影节、圣丹斯电影节等）和酷儿理论的学者在这方面功不可没。

而这现成的、日渐成熟的表达方式就顺理成章地被多兰拿来重构。

在前两部作品《我杀了我妈妈》与《幻想之爱》中，多兰完全从自身性别身份视角出发，而此视角，独立又平等于两性中任一视角，却又不仅仅介于两者之间。

“同志视角”意味着同志身份与男性或女性身份之间已不存在优劣与差异，抑或某种另类前卫的自曝，而仅仅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

从2012年获柏林电影节泰迪熊奖的另一部同志题材电影《点亮灯光》（Keep the Lights On）中就可以发现，同志视角下的这种表达方式已日趋成熟和完整。

而年轻又敢于创新的多兰，很自然地选择并使用了这一适合自己的视角，重构了他眼中的性别世界。

在《幻想之爱》中，多兰饰演的弗朗西斯和好朋友玛丽（莫妮亚·乔柯里饰）公平竞争，一同追求新结识的美男子。

在爱情面前，弗朗西斯的同志身份并未成为优势，在打破异性恋霸权的同时，多兰也没有营造出某种不符合酷儿理论实质的男同性恋者的优越感，而那种可笑的优越感完全是酷儿幌子下的一种更直接、更暴露的腓勒斯主义，这一点或许得益于他的年轻，他所出生及成长的时代已不需要他再次经历性别身份确定的隐藏与真实欲望的压抑阶段，他拥有自己的领地，而不再是被边缘化的尴尬的灰色地带。

这也正是这个年轻人最难能可贵的一点，这意味着从一开始，他自觉且准确地找到了适于自己身份表达的方向，而这一方向，做到了近乎客观与不偏不倚。

多兰没有因为自己的同性性取向身份而偏心或迎合任何一方，而是一视同仁，既享受爱情带来的欢愉，也饱受无法拥有的痛苦，同性恋与异性恋机会相等。

在爱情这一永恒主题面前，性别是肤浅的。

仅以性别来讨论和定义爱情显然是简单粗暴的。

这种观点在《双面劳伦斯》中，更是发展到另一值得思考的高度。

片中，文学教授劳伦斯因为坚持自我寻找——认为自己本应生为一个女人，从而开始变装以致被学校开除，他从在大学课堂大谈普鲁斯特的优雅知识分子被迫成为被小报批为有精神疾病的“变装”教授（图6）。

劳伦斯变装后，他和他的女友弗雷德(苏珊娜·克莱蒙饰)完成了短暂的心理性别身份交换，挣扎与矛盾的费雷德声称要做劳伦斯的“男人”，而这种错位注定会以失败告终，一方完全牺牲自我只为另一方寻找自我的爱情终究无法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劳伦斯在变装后性取向依旧为女性，自始至终他都未对男性产生过性趣，作为心理性别为女性的他，在这层性别里属于同性性取向，而他只是厌恶自己携带了35年的男性躯壳而已。

在这里，被重构的性别身份已不再成为爱情的威胁，相反，它帮助爱情回归到了更本质的对于爱与自我的思考的层面。

具有双重性别身份的劳伦斯面对的不再是对于自身身份的困惑或者在爱情中所需扮演的性别角色问题，而是对于自我的认识和实现问题，性别在其中只是一度被刻意放大的一个因素罢了。

这正是多兰在消解后重构的有几分浪漫理想主义的性别与爱情世界。

图6 变装教授劳伦斯在课堂而正是以上的杂糅与重构，使多兰的电影书写在酷儿或新酷儿理论和性别学说上发生了流变，形成了以当下社会年轻一代全新的价值观为依托的年轻人独特的影像世界，直接地、不卑不亢地张扬自我。

四．结语在这“新意识的爱的三部曲”中，哈维尔·多兰探讨的是爱，而与性别无关。

他已逐渐走出被自身性别身份和年龄所限的狭小空间，走进了界限日益模糊的多元空间当中。

摆在这个具有良好审美品位，灵感与才华出众的年轻人面前的是大把的时间与机会，而手法上的不成熟、用力过度等问题是他现阶段必须面对与克服的，但愿他可以踏实稳固地建构属于自己作为新一代作者的“多兰美学”。

哈维尔·多兰在谈到年轻导演的命运时说，“我们只能犯错误，我们没有选择余地……”，在谈到演员和导演的关系时说，“拍电影让我觉得自己更像是演员而不是导演，因为我仿佛一个动物，也许什么都做得过头，像一个表演过火的演员。

注：对于导演Xavier Dolan名称中Xavier的翻译目前有两种，分别是“泽维尔”和“哈维尔”，本文中笔者将统一使用“哈维尔”。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2012级在读研究生本文发表于《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