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日

我看过的最好的国产电影，这部电影满足了我对俄罗斯友谊所有的幻想。

我真的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看到这部电影，爱与和平，善良和美好。

十几年过去了，还是最喜欢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也是我看过次数最多的电影，大概看过60多遍。

拍完这部电影之后，冯小宁可以成为中国最好的导演之一了。

电影讲述了在二战末期中国东北战场上，一个中国男人、一个日本女学生和一个苏联女兵在一起经历的传奇的故事。

《紫日》与鲁迅——关于国民劣根性性问题的思考《紫日》这部影片，给我最大的震撼在于其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无论其导演是否确实有意于此。

“国民性”一词(或译为民族性或国民的品格等)最早来自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是英语national character或national characteristic的日译，它是一个中性词，不带有感情色彩。

中国的国民性概念最初由梁启超等晚清知识分子从日本引入，用来发展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使中国必出于天下争衡，将必脱其宗法之故而后可”。

后来鲁迅于《摩罗诗力说》中说“裴伦大愤，极诋国民性之陋劣”，其意义是指国民性思想中的拙劣与鄙陋，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

鲁迅笔下的“国民性”，主要是指国民的劣根性。

这里有愚昧卑怯的群氓，他们包括愚昧的受压迫者、卑怯的精神胜利者和迂腐的知识分子；有麻木冷漠的看客，他们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把革命者的牺牲作为津津有味的谈资和故事。

鲁迅在“暴露国民的弱点”的同时，也为我们塑造了一些他称之为“民族的脊梁”的革命志士，是为绝望之中的一点光亮。

鲁迅描述巾国人的生存状态有两个著名的象征性比喻：一个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里熟睡的人们”，一个是“围在高墙里的一切人众”。

鲁迅是怀疑的，“从来如此就对么？

”然而他又是绝望的，明知铁屋子绝无打破的可能，却又不甘于沉睡，要呐喊，企图以此唤醒沉睡的人们。

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对历史的反思，构成了他思想体系中的重要部分。

其实现在看来，国民劣根性的论调是很有些问题的。

西方人在对非西方世界进行殖民征服和统治的过程中，对所有殖民地的文化和居民都进行了否定性的描述和评价，国民劣根性即是这一历史背景的产物。

但民族自省精神和历史反思意识是必要的的。

一个不知道自省、不知道反思的民族，是不可能创造现代的人的文化而进入现代社会的。

民族自省精神和历史反思意识精神内核，是启蒙主义的人的意识和现代理性精神。

这是启蒙运动先驱者的战斗姿态，也就是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说的“评判的态度”。

《紫日》中，在人物日本女孩秋叶子身上，可以说反映了导演对国民性的思考。

秋叶子是共性与个性的综合体，既有人性的共通之处，也体现了日本民族的特性，更有作为一个生命个体、一个少女所独有的特点。

年少的她，有着这个年龄所应有的青春与梦想，也曾有过一段青涩美好的恋情，因为战争，他与恋人被迫分离。

那个八音盒，娃娃的笑脸，凄美的音乐，贯穿影片始终，也许正是对于这段感情的祭奠。

然而她又是无知的，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浸染，将杨玉福一行人引入雷区，一心要置他们于死地。

她也是麻木的，对于苏联军官的死，她毫无怜惜，也许这只能说是出于人性求生的本能罢了。

但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反映日本整个民族的一些东西。

《菊与刀》一书中，将日本人的形象归结于菊与刀这两个意象，自是有其根源的。

和善、爱美、文雅的同时，日本人身上也具有好斗、尚武、蛮横的特质。

这一切看似矛盾，却在他们身上得到空前统一。

经历患难之后，幼稚的秋叶子仍然坚信日本人不会伤害自己的朋友，将他们引入日本军营，最后也是因为这份对于自己民族的信任，丧命于日本法西斯之手。

与影片中的日本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不同，他们在战争失败后选择自杀殉国，这种近乎殉道的行为，其实正合于武士道所追求的。

一本名叫《叶隐》的关于武士道的书说道，“武士道，视死亡为等闲之道也。

”不怕死，轰轰烈烈的死成了武士的信仰和追求。

然而残忍地以此要求所有人，在我们看来确乎是不人道的。

秋叶子内心是厌恶战争的，她始终渴望着“海的那一边”，渴望结束战争回到家乡。

然而面对屠杀，她不知抵抗，甚至不愿相信这一切竟是她的族人所为。

这几乎是与影片中的所有日本民众共通的。

“日本人的国民性有许多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独特的地方．严重的集团主义倾向，“任生任死”的生死观，崇尚武士道精神，以恬淡、古雅为美的审美观、多愁善感、感怀留恋哀凄之美的心理等等都带有浓厚的日本特色。

” 集团主义，一定程度上，在本片中表现为这种日本民众的集体无意识。

而“任生任死”的生死观，崇尚武士道精神，也使得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以及背后的日本民众，坦然的面对死亡，成全自己对于国家民族的忠诚，也成全这份属于自己的荣光，尽管在我们看来，这种忠诚几近愚忠。

一个人是无法脱离时代、脱离群体而存在的。

人是社会的产物。

国民性的问题，是不拘于某一个国家的，它属于所有人。

国民劣根性论调的产生也许是出于西方殖民者对东方妖魔化的目的，但是与其一味谴责西方殖民者的罪恶，哭诉本民族的苦难以求同情，自我批判，勇于承担责任，知耻而后勇，方才为真英雄！

该片是冯小宁“战争与和平”六部曲的收山之作，影片延续了冯小宁作品如诗如画、写实亦写意的一贯艺术风格。

影片对白极少，而是以大量的电影语言和紧凑的情节来扣人心弦，而深刻的人物内心变化则是影片的重点所在。

片中既有壮丽的景色，又有精心雕琢的细节，大气浑然又舒展流畅。

观众对演员们的表演还是比较认可的，三位年轻新秀演绎角色都松弛自然。

影片对白极少，紧凑情节和人物内心变化成全了该片惊心动魄的观看魅力。

而且，没有了对明星先入为主的印象，观众的情绪似乎更容易入戏。

被人用滥了的抗日题材。

却没有英雄、没有游击队、没有枪林弹雨、没有地下工作者。

一个中国农民、一个日本女孩、一个俄罗斯女军官，当三个生活轨迹文化背景政治态度完全不同人的命运在同一片土地上被紧紧捆绑到一起的时候，在涉及生与死的瞬间，每个民族最纯朴的个性不可避免的被显露无遗。

在紫日面前，也许迷茫，也许向往，生命的路上很长很宽阔，需要坚持。

电影从一个侧面看抗日。

战争，对任何一个民族都是一件极具摧残的事。

记得第一次看这片子时还是上学，学校组织集体观看，一直到现在印象中还留存着那个音乐娃娃的印迹。

只记得刚开始日本女孩不是善意的目光，富大龙扮演的中国农民那夹杂着仇恨痛苦及矛盾的眼神。

昨天在电影频道竟然又重温了这个故事，记忆中大片的黄色山林在汽车的奔驰中迅速跑开，向前却仍是一眼望不到的黄，诗歌一般的优美，或者一会闪现出的战争的虐杀，这之间形成的强烈对比的画面让人深深扼腕并为之叹息，不禁让人痛斥侵略者的无耻残暴，尤其向往美好的和平时代。

打小我就爱看战争片,尤其是抗战的.最开始时是觉得"好玩",因为每次都是游击队胜,不但小鬼子丑态百出,而且游击队几乎是零伤亡.后来再看时觉得整体上发空.-没有艰苦的环境,没有残酷的战斗,就很难把人物的内心世界给观众描绘的一清二楚，紫日并非一部具备史诗规模的影片，在冯小宁执导的“战争与和平”六部曲中，它也算不上扛鼎之作。

但它值得我们去关注与讨论，因为它生当其时。

最震撼我的镜头就是杨和他奶奶被绑到柱子上，日本小队长张狂地指挥一个新兵杀死杨的奶奶那一幕：杨从莫名其妙到知道他们要杀死自己的亲人而歇斯底里地怒吼；日本新兵从害怕到被责打后丧失心智疯狂地把奶奶刺成筛子似的鬼哭狼嚎。

这一幕深深地刺痛了我。

而影片伟大之处就是接下来的处理：杨的奶奶被日本人用这样残酷的方式捅死了，他被抓去做了劳工却眼睁睁看着日本人把他的伙伴用汽油活活烧焦，最后他们还要被集体枪决——可以说他对日本人的恨达到了无以复加的极限，但是他和苏联女兵娜加面对把他们引进雷区的秋叶子仍然没有举起军刺；明知粮食只够俩人吃，却还是和娜加冒着被打死的危险救了陷入沼泽的秋叶子。

——甚至他以一种农民的可爱在情感上莫名地和会说中国话的秋叶子站在一边而固执地同娜加持相反意见。

秋叶子是被他们俘获的，或者说是被他们救下的——毕竟是苏联男兵抢下了她打算吞下的毒丸。

但她仍然把他们引入雷区。

就是在他们仨已经培养起很深的感情后，她依然把他们带回了日本军营，最后还用枪对准了患难与共的朋友。

当然这不是恩将仇报，仅仅是秋叶子简单幼稚地行为，最后她也为自己的单纯和可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满捧的鲜花撒向天空，当可爱的八音盒无助地滚落山野，当秋叶子圆睁双眼中弹倒下时，她也许仍然不愿意相信，她会死在自己同胞的枪口下，竟然会死在已经从她口中亲耳听到国家战败的消息后却依然举枪的同胞手中！

杨和娜加是善良的，他们在没有粮食的情况下还放走了一头枪口前的麋鹿，当然更不会在仇恨的怒火下杀死一个无辜的日本少女。

秋叶子也是善良的，可是她却消失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残忍的军国主义情绪中。

这就是《紫日》的伟大！

仅凭这一点，《紫日》就可以傲视中国一切抗日题材的影视作品，也可以傲视一切揭示人物性格的中国影视作品——这体现在作品对秋叶子的人物刻画： 《紫日》对秋叶子这个日本人的刻画并不象以往的影视作品一样处理：先是冥顽不化，然后被俘，在我军或乡亲的感化之后化敌为友，立刻成为我方的军事力量——因为这不符合实际的人物性格，尤其是不符合长期受到军国主义教育的日本人的性格。

这种可怕的复杂的民族情感在我们这些曾经受过侵略的民族面前的确让我们感到气愤、可怕，但我们镇静下来想想，是否应该想到“耻辱”这个词？

是不是应该想到“敬佩”这个词？

为自己的民族从1931.9.18-1945甚至至今对日本的暧昧态度感到耻辱，为日本民族的这种可怕的精神感到敬佩？

虽然他们遵循的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我们却连基本的民族尊严都没有保留呀！

若鲁迅先生在天有灵，知道他的一些后世子孙看到影片中日军刺杀中国百姓的场面而哄堂大笑时，一定愤恨难平。

虽然电影中的场景是演戏，但在日本侵华的历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中，这样的外侮暴行很多，这样面对外侮而无动于衷甚至从中取乐的中国人始终不少。

当年，鲁迅先生因愤恨少数同胞的不争而弃医从文，寄望以笔开启国人心智。

今天，我们依然不能对此掉以轻心。

　　我们不要轻视冯小宁对“战争与和平”主题的苦心孤诣。

他对国家和民族有一份深沉爱心，有一种责任感，更有一种危机感。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

流遍了，郊原血。

”即使“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的今世，天下也并不太平。

就在中国的家门口，总有那么几个鬼子鼓捣，所谓亡我之心不死，我们怎能继续沉醉于惰性之中、幻想着歌舞升平？

　　与我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

看一看好莱坞的主流电影，《辛德勒的名单》、《拯救大兵瑞恩》、《U-571》、《珍珠港》……几乎每隔一段时间，他们便会捧出一部警世大作。

他们一直念念不忘战争的阴影，而在我国，冯小宁却孤掌难鸣！

　　当今的中国电影缺乏一种主流精神。

这种主流精神应当具有发自内心的爱国情感，也离不开开阔的世界视野和文化胸怀。

对比好莱坞的主流电影，它们哪一部不是在强调所谓的美国精神，正因为如此，好莱坞主流电影才成为美国文化的象征。

像冯小宁这样孜孜不倦于中国近代战乱的忧患历史，用发自内心的情感讲爱国主义、也具备开放视野的中国导演实在不多，而他的影片竟然受到嘲笑，这一定是我们在哪里出了问题！

　　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段历史都有着其主流精神与主流文化，好莱坞电影反复宣扬的“自由、爱国、勇敢、忠诚”主题就代表了美国的主流精神与主流文化。

近代百多年来先贤们前仆后继、孜孜追求的强国梦理应成为我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它是以爱国主义、忧患意识和世界视野为基础的，在这方面，中国电影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来。

不要忘记，“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

　　冯小宁的《红河谷》、《黄河绝恋》、《紫日》既拍给中国人看，也要给世界上的人们看一看，给美国人、日本人看一看。

对过去的历史，我们永远都不可以忘却，而13万万颗中国心如果能连在一起，是现实中任何一种强权都抗衡不了的。

　　电影不能强国，但确实可以开启民智。

历史不会慷慨地给中国许多机会，让我们及早地从少数国人对《紫日》的嘲笑中警醒吧

没有特技渲染的枪林弹雨，没有生命力如小强般的英雄......一个中国农民，一个俄罗斯女军官，一个日本女孩，命运因战争编织在一起。

三个不同国籍，受着不同教育的人从最开始的猜忌，防备，仇恨，曲解到后来的融合，包容，平静，友爱。

导演另辟蹊径，从不同的角度审视着战争与人性。

虽然是一部老电影，却是最让我深深震动与感动！

《紫日》是我最喜欢的战争片，没有之一。

《紫日》是冯小宁导演的“战争与和平系列”的最后一部片子，和李安的家庭三部曲中的《喜宴》一样，延续着主题思想，却达到了境界的最高提升。

影片讲述了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快被日本人杀掉的河北农民杨玉福，被苏联的士兵拯救了，后来却因误闯了日本基地，导致了一场由日本少女秋叶子，苏联女兵佳娜和中国农民杨玉福的森林逃亡。

最后在出逃成功后，日本宣布投降，秋叶子却因为日本人的自我残杀死亡了。

作为一个战争主题的影片，从侧面来体现主题本来就不容易，战争场景也不多，但是战争的氛围却一直在，死亡的阴影一直笼罩在森林的天空。

冯小宁导演的镜头都是很富有诗意的，正如佳娜说的那样：“我记得，那是我见过最美的秋天。

”虽然这句话指代战争结束，可配上大片金黄的树林，秋高气爽的蓝天白云，显得格外应景，仿佛可以感受到微微冰凉湿润的空气，这样主旋律的场景被赋予着希望和苍凉的双重感受。

除了大兴安岭美好的画面感，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为数不多的战争场面，一方面是和森林美景的强大对比，另一方面是个人视角：在刻画战争的时候，导演不止一次用到了主人公的个人视角，那种慌乱的茫然的镜头，让观众有了极强的代入感，不再是卖弄大场面的烟火炮灰，更能体现战争的残酷，有更切身的体验。

倒叙插叙并用的《紫日》，还变换了叙事主角，似乎有点复杂，但一点也不影响清楚的表述故事情节。

运用倒叙并不是一个并别致的方法，却也增加了影片的真实感，在倒叙中有插叙这种回忆的重叠，使得电影有了很强烈的层次感。

至于插叙的运用，可谓是全片最重要的表现方式了，正是在三人情感磨合的逃亡途中，各自有不同的回顾，加重了情感的冲突，也是影片战争基调奠定的基础。

影片上半部分是以杨玉福为主角的回忆，下半部分换成了以佳娜为主的叙述。

故事发生到一半，也就是三人的逃亡渐渐进入稳定阶段，换一个讲述人，使得之前的疲乏一扫而空，并且根据剧情发展，佳娜女性的细腻更适合情感的融合。

冯小宁导演不仅仅在镜头上富有诗意，电影中的意象也是充满了诗歌的感觉：因为硝烟变成紫色的落日，象征和平的八音盒，还有那把最后被卸下了子弹的枪，都贯穿全片，指向同一个主题——对战争的消亡以及和平到来的向往。

影片中有很多镜头，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镜头，都让人为之动容：28分钟，杨在回忆被联系杀人的日本军人杀死的母亲的片段，那时候三张变形的脸在嚎叫，那是三个被战争扭曲的心灵；40分钟，日本军残忍的屠杀像是一种可以享受的游戏，没有了理智是不能叫做人的；56分钟，穿和服涂上口红的秋叶子，在雨中送别恋人大西耕的悲伤，可是战争就是这样的粗暴毫不留情；一小时21分钟杨把子弹一颗颗投入水中，他是那样的厌恶这些子弹；一小时34分的秋叶子手持鲜花奔跑着，大喊：“战争结束了！

可以回家了!”将花瓣洒向天空，花瓣和少女都娇艳欲滴的张扬着希望的光芒……战争的残酷是不要强调的，只是那样轻描淡写的带过都有着无法承受的沉重，这是一块巨大的伤疤，盘亘在历史里，勿需碰触都会感受到切肤之痛。

生活在安稳年代的我们，实在无法想象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就算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动荡也都有遥不可及而事不关己，可是和平却不会丧失其分量，永远是追随的方向。

《紫日》除了战争与和平的主题之外，另一个被表现出的思考是更为深刻的，那就是人性。

影片选取的三个主人公，中国的农民杨玉福，日本的少女秋叶子，苏联的女兵佳娜，都非常具有代表性，因为战争的背景使得三人在逃亡的途中一直都有着强烈的人性挣扎。

前半部分三人几乎是没有任何交流的，国家不同语言不通，想法也不一样，秋叶子几次把杨和佳娜引入陷阱，她只是一种忠于国家的单纯想法，虽然这种忠于国家的想法是被误导和洗脑的，也是体现出这个日本少女的单纯之处。

在逃离日军追捕时，秋叶子大声尖叫试图引来日军的时候，让人不仅仅是紧张，更多的是一种对秋叶子的愤怒，她本该死在毒药或者枪口下，可以说是佳娜的坚持救了她，可还一而再再而三的恩将仇报，在家国仇恨之下，杨本该杀了她。

剧情也按照这种思路发展着，却又出现了佳娜和杨都无法下手的事实，杨拿着刀回忆挣扎，最终还是原谅了秋叶子，这个原谅是永远的，不仅仅代表不会杀了她也代表不会放弃她。

在森林里逃亡，日军的追杀变淡了，但是来自自然的危险是更难逃离的。

秋叶子落入沼泽，看着她一点一点的下沉，就连我也认为这是上天给杨和佳娜的一个机会，一个报仇一个不用自己动手的机会。

杨和佳娜的一个短暂的对视却包含了多少复杂的情感，决定依然是拯救，在拯救秋叶子的过程中，又出了一点小小的插曲出现了这样一个镜头：秋叶子陷在沼泽里拿着枪，枪口对着杨和佳娜。

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场景，杨脑中闪过被秋叶子开枪死去的画面实在太逼真了，太符合逻辑了，可他选择了相信秋叶子明亮的眼神是没有恶意的。

之后遇到的大火就是三人关系的巨大转折点，秋叶子救了他们，最让我感动的是火焰熄灭后，他们从地上爬起来，相视而笑的瞬间。

那种笑是对存活下来的感激，也有对之前所发生的一切释怀的表达，也许就在那个时刻他们意识到了自己本该有的身份，在战争面前是敌人，但在更大的敌人——自然面前，一切仇恨和猜忌都会消失。

下半部分的逃亡就变得较为轻松了，挣扎少了交流多了，杨和秋叶子可以用简单的中文交流，佳娜也能从眼神肢体语言了解对方，战争淡出了世界一样，只有树林和天空，以及那轮红得发紫的太阳。

途中佳娜走失过一次，杨和秋叶子等了她两天，他们已经是一个整体了，有了情感和相互的联系，化敌为友的情感建立比别的情感更难也更深刻。

出了森林所发生的一切记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日本的战败给秋叶子的打击让她又开始反复不定，杨和她在河边激烈的一段对话是她完全改观和升华的地方。

终于那个单纯的日本少女，恢复了对生活的巨大渴望，战争结束，她相信可以回家了，可以见到大西耕了，未来是一片光明美好。

这样我们才看到秋叶子最纯粹的美，也为之感动。

可在影片的最后几分钟，那场屠杀结束了秋叶子生命的屠杀，让人措不及防。

影片在主角的设置上是颇费心思的，背景时期里面的中国是个弱小的受害者，可是杨玉福是个有血有义的中国老爷们，是三人的支柱和力量；日本作为一个残暴血腥的侵略者，秋叶子却是个单纯可爱的少女，带着童真和美丽；苏联是一个强大的保护者帮助者的形象，佳娜则是一个柔弱的女性，虽然是少尉，但也无法改变她作为女人的依赖性。

人物身份和国家背景的差异，也是冲破战争仇恨，人性得以体现的基础。

《紫日》，那颗被硝烟染色的太阳，终于落下；而充满人性光辉的“红日”，在冉冉升起。

时常会想念杨靖宇。

　　1940年2月22日，弹尽粮绝、孑身一人的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在辽宁省濛江县（现靖宇县）保安村以西五里的山路上拦住四个进山砍柴的中国人，与其中一个名叫赵廷喜的人谈了话。

此前四万日伪军为搜捕他一个人已折腾了两个月。

杨靖宇主动出现的原因是他脚上的棉鞋脱了帮，脚冻坏了，身上发烧，而且多日没吃东西了。

杨靖宇身上还有九千元伪币，他请对方回到山下给自己买双棉鞋和一些吃的。

这个叫赵廷喜的中国农民答应了，回到屯子里，迎面碰上日本特务李正新，后者也是个中国人，不过是个日夜都想帮助日本人抓到杨靖宇以领取赏金的人。

赵廷喜一见李正新就害了怕，把发现杨靖宇的消息讲出来，李正新马上带他去日本警察所。

第二天早上日军赶到，杨靖宇壮烈殉国。

　　时常想念的不是英雄的死。

英雄死去已六十余年矣！

时常会设身处地想到将军死前的内心。

他肯定是觉得应当相信中国人才主动走出来与赵廷喜见面的，赵廷喜劝他投降，说眼下日本人和过去不一样了，只要你投降，他们就不杀你（其实他不知道，杨靖宇真要是主动投降，日本人不但不会杀他，还会让他做伪满州国的“军政部长”）。

史料记载（日本人的报导，但大体可信）杨靖宇这时心平气和地对他说：老乡啊，我们都是中国人，要是咱都投降了，中国就真的完了。

这以后赵廷喜就拿上他的钱走了。

杨靖宇该怎么办？

　　他可以选择离开。

但是他没有。

他有理由怀疑这个中国人是否可以信赖，但他没办法怀疑每一个中国人。

　　所以他没有。

这一刻，这一个中国人就成了他为之奋斗牺牲的所有的中国人。

可偏偏这么个中国人，没有给他带来棉鞋和食物，却引来了日本人。

　　时不时地会想起周保中。

1937年冬，数万日军对东满和下江（松花江下游）地区的抗联二路军展开大围剿。

周保中指挥四军五军向西突围，自己则率领二路军总指挥部向东走，潜入乌苏里江东岸的密山，过了一些日子，因为西征部队失利回到勃利，他又率着自己的小队伍在一天一夜之间，冒着零下四十度的风雪严寒，从密山走回了勃利。

　　不看地图的读者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时常想起这件事。

看地图你就明白了，从密山到勃利，是从黑龙江省的东部走到中部，直线距离就有二百公里。

　　老实说开头我从一位老抗联口中听到这件事怎么也不相信。

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将军不是走在平坦的柏油马路上，他是在日伪军的重重围攻之中，将鞋子反绑在脚下（用以迷惑敌人）走完这些山路的。

我不敢相信这件事，是因为即使你是个身强力壮的男人，要在一天一夜间走完二百公里山路也是难以想象的，何况他们根本就没有东西吃。

　　我不相信这件事，就到《周保中游击日记》里去查证。

果然，我在一则写于1939年11月的日记里查到了同样的记载。

　　一个朋友读《音乐会》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你的人物一直在书中狂奔，这已经超过了人的体力极限，降低了本书的可信性。

　　周保中将军真是个奇人。

哪怕是在日寇围困得铁桶一般、二路军的前途最黯淡的日子里，也没有中断逐日写日记的习惯。

据说他一直使用毛边纸和毛笔，写完一本就让警卫背上，背不动就找个地方埋起来。

这些日记写得客观、详实，平静，让我们无法准确揣摩他当时的真实心境。

但也就因为这些日子，我们明白了他和他的战友其实每日每时都生活在类似于最后一战的环境，枪声就在他的耳边嘹亮，他要不停地突围、退却、逃匿、转移。

但是他仍然坚持记下当日的战况、军情甚至自己对许多事变的反应。

这样一个人，生死肯定早已置以度外，却在记日记这件事上头，却认真、执拗得令人惊讶。

　　可以想象他根本不是为自己写日记。

置身在每日生死未卜的战争中，他和与他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不需要这些日记。

他要写给的只能是时间和历史。

丢失是难以避免的。

1936年前的日记就在敌人的一次搜山中被焚毁。

但以后的日记却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

经过将军的亲属和有关研究人员的整理，出版时仍然有七十万字。

我的《音乐会》写了三年，只有七十万字。

周保中将军业余写作，三年内也写下了七十万字。

　　最近一些日子，越来越多地想念起吉林省宁安县马家大屯的马老太太和他的三个儿子。

我是在《周保中将军游击日记》里发现马老太太这个名字的，可那上面的记载非常简略，后来是在采访中，从那些已至耄耋之年的老抗联口中，听到了她的故事。

　　马老太太的姓名已经无人知晓，只知道他是抗联四军军长李延禄最早在宁安县拉队伍时他就成了抗属，其后陆续将三个儿子都送进了四军和五军。

后来日本人攻进屯子，将它烧成一片白地，马老太太无家可归，自己也毅然地加入了二路军，和儿子们一起行军作战，这时马老太太已是六十多的老人了。

1937年冬，二路军主力在日寇围逼下破围西出，马老太太随当在五军当团长和营长的大儿子二儿子一同西上，小儿子则留下来守护密营，同时保护随我军一同西上的一个山林队首领的女人。

所谓山林队，是好听的说法，说白了就是土匪。

为了保存抗日力量，不让这支土匪队伍投敌，周保中和他的首领约好，让他带队伍和我军一同突围，我军另派人留在原地保护他的押寨夫人。

若有半点差池，我军自会按破坏统一战线罪论处，也就是枪毙。

大军西行之后，日军在千里长途中极尽围追堵截这能事，我军恶战连绵，其中马老太太的二儿子在一次战斗中，为了掩护哥哥的队伍和同在队伍中的母亲，毅然与敌搏斗，壮烈牺牲。

在这次战斗中，我军大队也和随军西上的山林队断了联络，而这时留在山里的马老太太的三儿子也陷入了敌之重围，与外界隔断了联系。

日本人天天搜山，扔下传单说周保中的二路军已全军覆没。

三儿子和受他保护的匪首的押寨夫人独处一个山洞里，自忖不能脱身，彼此说了实话，原来此一押寨夫人竟是匪首抢来的，一直想逃，都没有逃得出去。

三儿子在长久的等待之后不见大军回还，以为我军真地不会再回来了，就想带着押寨夫人逃回故乡去。

逃跑并不顺利，但二人却产生了感情，做了夫妻。

他们没想到的是大军却在这时回到了营地里，更没想到的是匪首并没有死，也回到了原地，寻他的押寨夫人。

后者已有身孕，纸自然包不住火，匪首大怒，拉开架势要二路军执行自己的纪律，不然他就要翻脸，跑日本人那边去。

出了维护抗日统一战线的原因，马老太太的大儿子马团长不待报告，就对三弟执行纪律。

等到周保中赶到，枪决已经执行。

而马老太太的大儿子马团长，也在随后的一次向南突围的战斗中牺牲，随后，这位马老太太自己，也在儿子牺牲的同一场战斗中奋勇扑向敌人的狙击线，壮烈殉国。

　　我一直忘不了马老太太的原因是：当她的二儿子在西征中死去之后，大儿子以破坏纪律罪处决自己的三儿子之时，这位老人家是个什么心情？

这时她为自己其实并无过错的三儿子求过情吗？

他们母子最后一定见过，这时一个母亲、一个儿子，又说了些什么？

自己辛勤养大的三个儿子，于短短的数月间，就在自己的眼前一个个死去，她那颗苍老的心脏，又是怎么承受得住的？

还有，她最后一次扑向日寇的狙击线时，真的不是想和儿子们一同离去吗？

忘不了马老太太还有另一个原因：她的大儿子马团长处决了自己的三弟之后，那支山林队的首领真地没有投敌，他被抗联队伍说话算数的气魄震动了，直到一个人战死，最终也没有投降日寇。

但是被夺回去的那位押寨夫人呢？

那位已有身孕的押寨夫人后来生下了孩子吗？

那个孩子是否活了下来了？

如果今天还活着，他现在哪里？

他知道自己父亲母亲的故事吗？

　　冷云。

　　在中国，知道冷云的人不会很多，可是听说过八女投江的人一定很多。

冷云就是八女投江中的八位女烈士之一，而且是她们的领导者，是她带着七名抗联姐妹毅然投身于江水。

　　冷云最早只是佳木斯中学的一个女学生，在学校里接受抗日思想，加入了抗联的地下组织。

传说她生在一个较富裕的商人家庭，不参加抗联，完全可以过得很好，可是她选择了加入。

1936年地下组织被破坏，冷云因为不是党组织的核心成员，还没有机会参加核心会议，所以侥幸没有落入敌手。

这时她的身份也许暴露了，也许没有暴露，但地下党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还是安排她孤身一人离开佳木斯，进了山林中的抗联队伍。

到了这里冷云的生命还没有显示出特别的光彩。

这样的安排，无论对她自己还是抗联部队，都有点不得已而为之的意思，在她，是因为中学还没有读完，她是个喜欢念书的女子，不能继续念书对她来说是个巨大的遗憾；对于部队来说，这样由地方党安排进来的的女孩子越多，负担就越重，他们其实不想太多地接收女同志，尤其是像冷云这样几乎连枪也没摸过的女中学生。

但是既然送来了，他们也只得接受。

　　于是冷云被五军领导安排进了军部的被服厂，给全军做军服。

说是个被服厂，那个年月，部队的军服差不多全靠缴获，被服厂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

说是个工作，不如说是在深山里给冷云和如她一样的一些姐妹们找一个藏身之所。

　　1938年5月，七万名日寇对抗联二路军实施“重点讨伐”，抗联四、五两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危局，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决定两军由吉东地区向西方五常一带作长途突围。

四五军的女同志也被合编成一个妇女团，随主力西下。

冷云以她渐渐表现出来的干练和坚定，当了这个团的指导员。

这个时候，恐怕不仅别人没有想到，就连她自己也不会想到，这是她一生的第一次远征，也将是她的最后一次远征。

　　但命运就是这么安排的。

虽然突围成功，但整个西征行动却失败了，三个月后，一同西征的抗联四军和五军被敌人打散，几个月后四军全军覆没，五军则在迭遭失败后分为两股，其中的一股由五军一师师长关书范率领，穿越老爷岭上千里林海，向东返回设在今天黑龙江省依兰县东部山区里的密营。

走进林海时一师还有一百多人，走出来时，却只剩下了三十多人，其中就有冷云率领的妇女团剩下的最后八名女同志。

　　时常会想到这样一个晚上。

冷云他们终于突破敌人的重围，到达了自己的根据地边缘。

虽然牺牲惨重，可他们这些人却还是活下来了，在那个年代，只要他们这些人没死，对抗联二路军来说就是胜利，对日寇来说也就是失败。

走出林海到达乌斯浑河畔就地宿营时，冷云和她的姐妹们的心情一定是兴奋的，毕竟他们就要回到自己的根据地了。

　　可就在第二天拂晓，日本人包围了他们的宿营地。

一个名叫葛海禄的汉奸向日寇告了密（又是汉奸！

和杨靖宇一样，冷云她们可以说也是死在汉奸之手）。

但是日本人首先发现的并不是冷云等八姐妹，而是和他们隔开一段距离宿营的以师长关书范为首的男同志。

这时冷云她们只要自己不暴露，或许就有机会脱险。

但是冷云没这么做。

冷云带八姐妹做出的是另外一个对他们来说据有改变命运的决定：她决定带众姐妹们将日本人引开。

原因是很简单的：关书范是师长，他所在的地方就是师的指挥所，面对敌人时，她们有责任保护师长和他的指挥所。

　　于是她们首先向日本人开了枪，日本人被引过来，将八姐妹逼到了江边，关书范被枪声惊醒，带着男同志突围出去，冷云八姐妹却被日本人逼到了江边，子弹打完之后，在投降、被活捉和投江之间，冷云带着她的姐妹们选择了后者。

故事到了这里，仍然是众人皆知的。

众人不知道、因而时常让我想起冷云的是：正是这西征归来途中的最后一场战斗，击垮了师长关书范的心，回到二师密营不久，他就下山和日本人谈判，接受收编，同时也自告奋勇地回到队伍里来，要说服五军军长柴世荣和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也和他一起接受日本人的收编，也就是投降！

　　一直难以释怀的正是这件事：冷云和八姐妹牺牲自己的生命，救出的竟然是一个变节份子。

这是她们事先绝对不会想得到了。

如果冷云八姐妹死后有知，她们会后悔吗？

她们是不会问这个问题了，问这个问题是我们。

我们这些后人原来也没不知道这个，可是自从读了些史料，知道了真相，这颗心就不可能不为这个问题一直疼着了。

于是我就再也忘不了冷云和八姐妹的牺牲。

　　关书范。

　　因为冷云，也会时常想起关书范。

　　关书范，吉林宁安人，1912年出生，17岁参加共青团，成为宁安青年学生中最活跃的革命份子。

“九一八”后全力投身救亡运动，出任共青团吉东省委委员，22岁被捕，受尽酷刑仍没有叛变，周保中创立抗联五军后，他骁勇善战，25岁就被委任于五军一师师长，成为周保中手下数一数二的爱将，后者对他寄托了巨大的期望。

可就是这个人，经历了1938年的西征之后，居然撑不住了。

最不可思议的是他下山和日本人谈判之前，居然抱有下面一种奇怪的想法：抗战到了最后关头，不投降五师乃至于二路军残部一定会被日本人全部“剿灭”，投降了或许就能躲过这一厄。

即使从山上穿了一身日本军装回来见自己的军长柴世荣，他也不认为自己的行动是动摇和投降，而是“假投降”。

他劝柴世荣“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把队伍设法保存下来，就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柴世荣大惊，急报周保中。

周保中大怒，令五军军部马上移到二路军总部的密营来，他告诉柴世荣，什么“假投降”，这是真投降，是在斗争进入最艰苦时刻首开的投敌之风！

这个口子一开，吉东的抗日大局就将崩溃！

这样的行为，决不能宽恕！

他让柴世荣引关书范上山，立即将其逮捕，公布其罪状，执行枪决！

　　关书范的事情到了这里并没有完。

被逮捕之后，面对盛怒中的周保中，他又“悔悟”了。

他不但涕泪交流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还以人死言善的语气，向周交代了他和日本人的所有交易，尤其重要的是他向周保中讲了日本人已经从他口中知道了我军的哪些密营。

在枪决他之后，呆在这些密营的我军一定要迅速转移。

枪决关书范之时，周保中流下了痛恨交加的泪水。

在当天的日记里，周保中极其罕见地用长达一千多字的篇幅，记下了关书范的生平，虽然义正辞严，可那种隐隐的痛惜之意仍然能让我们感觉到。

为一个叛徒的死写下这么多文字，在七十万字的《周保中将军游击日记》里，是仅有的一次。

　　1939年1月枪决关书范之后，二路军的两大主力四军已在西征途中全军覆没，五军一师由于关书范的叛变已基本崩溃，二师余部辗转于南满各地与敌作战，最后回到吉东时只剩下了三个人，一个人数不多的总部警卫旅也不在身边，且音信几稀，这时的周保中，几乎成了孤家寡人。

这时候他怎么办呢？

他没有退缩，不过他的心态已变。

虽然他口头不承认二路军已经失败，可心里不能不明白。

对他来说，能做的事已经不多了。

但他身边还有十几个人。

就是这十几个人也牺牲了，还有他自己。

在他的内心里，只要他自己还没死，二路军就还没有最后失败。

　　他一定用了许多时间想下一步的斗争方式。

而这种方式也被他很快想好了，确定了下来。

这种方式就是利用自己当年在上海和周恩来一起从事特科活动时学到的本事，辅导身边最后的十几个人学会爆炸和暗杀技术，然后将这些“地下尖兵”派出去，对日寇在东北经营的重大经济、军事项目实施攻击。

　　这种战法，有点类似今天的所谓“不对称攻击”，有点类似巴基斯坦人对付以色列人使用的所谓“肉弹”。

　　这仍然是抗战，但更像是拼命。

　　被周保中最先锁定的目标是日军在佳木斯的飞机场，日本人在镜泊湖造的水电站。

炸毁镜泊湖水电站的任务交给了五军老战士刘德胜和翟学忠。

出发之前，周保中亲手对他们进行专业培训，还教给了他们一些特工常用的技巧。

　　为了保证成功，刘德胜和翟学忠出发时，什么也没带。

一没带钱，二没带枪，三没带炸药。

周保中嘱咐他们，下去要自食自力，想办法活下去，还要完成任务！

　　两位老战士下山后的经历极为曲折：到了宁安，他们没有找到地下党，却被正到处抓劳工送往中苏边境修工事的日本人以没有“劳动票”而投入了大牢。

他们以为这回完了，没想到却在牢里遇上了一个当了伪军的熟人。

此人的老婆刚刚被日本人奸污，不知道二路军的实情，仍一心想投奔周保中，二人将计就计，让他帮忙弄到两套伪军军装，逃了出来。

这回他们到底联系上了宁安地下党，让后者帮忙弄到“劳动票”和炸药。

后者弄到了这两样东西，他们自己却又被日本人当作“浮浪”装进火车，拉到边境上修所谓“国防工事”。

二人明白，一旦到了那里，就再没有活命的机会，半夜里在火车上使用上了周保中教的特工手段，自己给自己松了绑，杀了车上的鬼子，带着一车厢人跳车逃走。

再回到宁安，和地下党接上头，弄到了去镜泊湖的“劳动票”和炸药，这才混了进去。

一天夜里，他们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先放火烧了日本人的汽油库，等日本人跑去救火，他们才潜入水电站工地，将地形看了个一清二楚，此后将炸药放进饭盒里，一天带进去一点，积少成多，最后竟然带进去了六公斤炸药。

一天，渐渐取得日本人信任的翟学忠终于有了机会，将六公斤炸药全放进了就要建成的水电站的核心部位，还安放了延时装置。

两小时后，早已离开的他们听到了一声巨大的爆炸声，水电站在他们的身后被炸上了天！

为了表彰二人的功勋，周保中代表二路军总指挥部，授予他们“孤胆英雄”的称号。

　　其后，周保中又一批批将人派出去，成功地炸毁了日本人建造的湖南营水电站和日军珲春甘井子机场油库。

　　如果不是当年9月，周保中突然接到了从苏联方面转来的三路军代表冯仲云邀请他过江赴苏，会商二、三路军合并并与苏军合作的信函，周保中一定会以这样的姿态和方式与日本人战斗下去，直到身边的人全被他派出去，作为二路军总指挥的他本人亲自下山，作为最后一名“地下尖兵”，向日寇发起二路军历史上最后一次攻击。

　　如果是那样，在1955年中央人民政府授衔的将军的名册里，就不会有一个名叫周保中的中将了。

　　真正忘不了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周保中将军这一年的心境。

细察《周保中将军游击日记》，你会发觉他的心态极为平静。

　　他也可能真地非常平静：他的部下都死了，剩下的人也正在一个一个地在最后极为悲壮的攻击行动中一个个死去，他不过是他们身后的最后一个攻击者和死者罢了。

还有一种可能：他的平静来自他在自己内心中与日本人的对峙与对视。

这是一种极为有几的对峙与对视。

因为双方都明白，二路军已经失败，但是只要你还没有杀死我周保中，二路军就还在战斗，我没有承认失败，你日本人就仍然没有胜利。

我还就想要看看你的能耐了，什么时候你杀死了周保中，才能说你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此时的周保中，说他是二路军的最后一名战士都不足以描述他的心情，应当说他或许把自己看成了最后的一个中国人。

　　时常想念的最后一个人是赵尚志。

　　1938年1月1日凌晨，在我北满抗联西征嫩江遭受重大损失、五万名日伪军加紧布置对北满联军的最后一次“讨伐”的前夜，北满抗联总司令（时称东北抗联总司令）、威震敌胆的抗日英雄赵尚志越过说封的黑龙江，前往苏联方面“求援”，随即被扣押，从此失去自由。

一年六个月之后，他终于被释放，率领一支小部队返回东北，整个东北的斗争环境和我军内部的环境已发生的巨大变化。

北满抗联在他走后对一去不返的他的批判已经结束，形成了以三种军总司令李兆麟为领袖的新的领导集体，不再接纳他的归来。

在接下来的二路军三路军伯力联席会议上，三路军的创始人赵尚志因“犯有严重错误”而被开队党籍，被安排到周保中的二路军总指挥部任副总指挥，不久后又被从国内战场召回到伯力（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失去了周保中的庇护。

三路军又回不去，二路军则视其为路人，当初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大英雄竟然成了新成立的伯力东北抗联教导旅院内一个无人理睬的闲人。

　　赵尚志怎么办呢？

赵尚志可以有许多选择。

他可以选择申诉，向当时代表中共中央领导东北抗联的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申诉，甚至通过这个代表团向已经在延安扎下根来的中共中央直接申诉；他也可以破罐子破摔，既然你们东北抗联不要我，我干脆就这样呆下去好了。

凭他的威望和功勋，没有人会不让他继续呆下去，一直到抗战胜利的一天。

当然还有最后一种选择，那就是：不管我赵尚志身在何方，也不管你们如何看法，我赵尚志都仍然是一个矢志抗日到底的战士，你们可以不要我，但是我却不能不抗日，哪怕是我自己一个人，我也要回到东北，回到打鬼子的战场上去！

　　赵尚志没有选择申诉，也没有自暴自弃，性如烈火的他选择了后者。

1941年10月，他再次犯了一个错误，没有经过当时东北抗联教导旅的最高指挥员周保中的批准，带着仍然愿意跟随他的最后五名战士，越过黑龙江，回到了自己的国土上。

　　三个月后，他在攻击鹤立县日伪梧桐河警察署时误入日伪特务的包围圈，壮烈牺牲。

　　赵尚志直到最后，也没有实现随着他的归来，东北人民会一呼百应，再次掀起一波新的抗日大浪潮的愿望，却实现了自己的另一个心愿。

这个心愿是：就是死，我也要死在抗日战场上！

赵尚志被弄到日伪鹤立梧桐河警察署后，日本人欣喜若狂。

就是为了防备这么个已经被抗联队伍自己不要的人，日本人曾经在长达数年的时间内，一直在黑龙江边维持着三道封锁线。

现在这么轻易地就杀死了赵尚志，他们不敢相信。

于是，他们从刁翎城中，叫来了曾经已经投降日寇的原东北抗联第九军军长李华堂辨认尸体。

　　李华堂“九一八”时是东北军的一个营长，东北沦陷后拉起一支队伍抗日，后来又响应中共建立抗日联军的号召，加入了赵尚志为领袖的北满抗联总司令部。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他都是赵尚志抗日路线的追随者和赵尚志本人的崇拜者。

一九三八年冬，当赵尚志赴苏未归，李华堂的九军主力又随三路军总指挥部西上嫩江之后，一向躲在深山里不向日寇投降的李华堂成了孤家寡人。

等到他的另一个结盟者二路军也在日寇打击下几乎全军覆灭时，李华堂终于承认了失败，下山投降了日寇。

日寇果然没有杀他，反而将他安置在刁翎城中，过所谓自由的“良民”的生活。

现在，为了验明赵尚志的正身，日本人又将他带到了梧桐河伪警察署。

　　在一间冰冷的房子里，李华堂第一眼就认出了面前的死者就是他矢志追随多年的抗日大英雄赵尚志。

尽管有不少日本人跟着，他还是哭了，大声道：司令，你也这么着了吗？

你也这么着了吗？

他大哭嚎啕，被日本人强拉出去。

　　时常想起这一次的会见。

这是曾经作为抗日结盟者的李华堂与赵尚志的最后一次会见，赵尚志已经死去，李华堂也已经投敌，可当他见了死去的赵尚志之后，为什么仍要突然放声大哭，重复说出刚才那样一句话呢？

李华堂当时要对赵尚志表示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他有没有想到过，虽然他努力在内心里为自己的投降辩解，可面对着眼前的死者，心里仍然明白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大英雄，虽死犹生，而他虽然活着，其实已经死了吗？

东北光复后，李华堂重新出山组织军队，被国民党任命为第十五集团军上将总司令，与挺进东北的我军为敌，结果被我东北民主联军合江军区剿匪小分队围击于依兰东部地区，负伤后被捕，死在押解的路上。

李华堂死之前，有没有想到过当年他和赵尚志在鹤立县梧桐河伪警察团的最后的一次见面呢？

　　不久前看到新编的电视剧《林海雪原》，想到书中写到的作为匪首的谢文东和李华堂，不由得想道：当年他们也曾经是赫赫有名的抗联八军和九军的军长呢。

只是他们不像赵尚志那样死在了抗日战场上。

他们也曾经在艰苦的年代里坚持过，却没有坚持到死。

　　开始写这篇文章时《音乐会》刚刚出版一个月，写完它却是两年以后的事了。

我发觉，这两年里，虽然我写下了这个题目，却还是会时常想象这些我想要告别的人。

一天走在长安街上，忽然想到了一件事：在我们走过的每一寸土地下面，是不是都躺着一个我们时常想念却又时常想要告别的烈士。

如果他们的鲜血没有渗入地下并且也不会凝固，我们这块土地上是不是早就血流成河，我们的也包括我自己迈出的每一步是不是都会在这条血河里激起汹涌的浪花。

【CCTV6】先说一下服化道，看见有其他评论提到苏联女兵穿短裙不合理，我没去查证，不过有其他几点可以写一下。

①原始森林走了很多天，娜佳和秋叶子的的膝盖和大腿皮肤完全没伤，不合理。

②秋叶子被污泥浸湿的白衬衫不可能用清水洗得如此干净，甚至裙子和白衬衫还有型。

③娜佳的长发从来不扎。

我想，这个电影情色部分肯定不重要，但不得不承认，它绝对有意识提供香艳的场景。

所以才会有穿着短裙、披着头发的两个女人。

不过，我认为娜佳脱掉军装跳进江里游泳不是为了情色服务，而是为了展现战争结束的自由和如释重负的欣喜。

然后写角色。

角色们的身份属性很明显，每个人都有两层。

第一层分别是有军事素养的苏联军人，有血海深仇的中国平民，被俘虏的日本学生；第二层是冷淡的女青年，强壮的男人，纤细的少女。

电影中因为第一层身份产生冲突，因为第二层身份和解。

基于身份讨论，我不喜欢的桥段是杨玉福总是包容秋叶子，却对娜佳横眉竖眼。

我知道他感到娜佳和苏联红军不尊重他。

娜佳的态度就是苏联红军的态度。

是的，一开始苏联红军击败那个地方的日军救了即将被射杀的杨玉福，看他光脚给他鞋子但是很轻蔑地扔给他，坦克上娜佳给伤兵换药冷漠地让他拿着瓶子，在林中追逐时有人掩护大家逃跑，沙科夫想抛弃杨玉福娜佳却坚持带着。

这些很容易看出他们的态度是愿意帮助杨玉福，但是没有温柔和尊重，更别提照顾。

这些都是他反抗的理由。

所以，在秋叶子逃跑后，他没有跟着娜佳，反而跟着秋叶子跑了，甚至还对娜佳大发脾气，大喊他是一个汉子。

我想，此处他有勇气反抗娜佳，并不是平民对军人的反抗，而是一个男人对女人的反抗。

我为什么这么说？

很简单，因为娜佳和秋叶子是相似相反的角色，杨玉福对秋叶子的包容和放过不是因为他知道秋叶子是个没有武器的俘虏，而是因为他觉得秋叶子是个没长大的孩子，是个无辜的少女。

（东方主义和大男子主义真相似，白人觉得他们是救世主，要拯救黄女。

而男人觉得他们是强大的，所以要照顾柔弱的少女。

）如果不这么解释的话，人物就无法逻辑自洽了。

如果他敢于反抗有武器的士兵，那为什么在鬼子进村时没有因为反抗而死，反而身上没伤地被捆在柱子上眼睁睁看着鬼子刺死母亲？

如果他敢于反抗被俘虏，那为什么他沉默着听从指挥搬运同胞的尸体，沉默地看着鬼子烧死同胞？

如果他一直是个暴脾气的人，为什么面对苏联军官时不爆发，面对沙科夫也不爆发？

我甚至想过，沙科夫之死是不是导演故意的。

除了电影开头，后续展现战争残酷的死亡是坦克开进敌营那一段，一车的士兵英勇战斗，却因为寡不敌众被陆续杀害。

而沙科夫的死有两个作用。

一是为了展现秋叶子是个被复仇蒙蔽的少女，为了她的祖国和死去的姐姐，她把他们带进地雷区。

二是为了后续剧情铺路，一个有武器有战斗经验的苏联男兵，如果他活着，后续剧情的冲突就不成立。

如果他活着，人员结构是两位苏联士兵，一位中国农民，一位日本女学生。

娜佳和他是一个阵营，他们可以商量行动，算是共同的队伍头领。

那么，①娜佳决定要杀死秋叶子并指使杨玉福动手不成立，第一，苏联男兵没死，娜佳不会仇恨上头要杀秋叶子；第二，就算决定要杀秋叶子，苏联男兵会果断动手，不会给杨玉福展现情绪的机会。

②秋叶子看到飞机试图逃跑（可能以为那是情人），杨玉福抛弃娜佳去追秋叶子不成立。

第一，两个训练有素的士兵不会控制不了一个小孩，除非杨玉福不帮苏联红军去帮带他们进雷区的日本人。

第二，就算真让秋叶子跑了，杨玉福也跟着跑了，两个苏联士兵也不会跟着跑，更不会存在娜佳害怕一个人在原始森林所以跟上去的情节。

我想坦克上的其他士兵同样死于给逃亡小队人员结构让路，沙科夫多活了一段剧情是为了塑造秋叶子的人物形象，要不然他也会在树林追逐战中死掉。

真可惜，本来可以塑造得更完美更有血性，但是编剧为了达成中苏日三人在森林独处的情节，写了那么多情节铺路，却让他在面对娜佳时第一次爆发，唉。

不过，后续他对秋叶子的爆发引出反战思考，和娜佳一起进攻鬼子爆发最顶点的愤怒，这两个很棒。

不喜欢的第二个桥段是杨玉福放过秋叶子的处理。

如果要算不杀秋叶子的仁慈，应当算在娜佳头上。

有个前提是，娜佳是沙科夫死后队伍中掌握暴力的一方。

第一次娜佳从战友手中救下秋叶子，第二次秋叶子害死娜佳战友，娜佳没有一枪了结她，第三次秋叶子因为杨玉福掉进沼泽，娜佳也主动帮忙，以及娜佳每次煮食物都把大饭盒那份给秋叶子，自己捧着比盘子还浅的饭盒盖。

娜佳和日本人之间的血海深仇不比杨玉福少，她离开家乡来到遥远的远东打仗，她的战友一次次死在眼前，最后好不容易逃过林中追逐战幸存的唯一战友被日本人引进日本的雷区牺牲了。

新仇旧恨算一起，娜佳有足够的理由杀死日本人，但她没有，她放过秋叶子正说明她反战的一面。

可是电影的处理让很多观众觉得放过秋叶子一次的杨玉福是秋叶子活下来的关键。

我知道，两人的身份带来的复杂度是个好的讨论话题，如果一开始就主动刻画不愿伤害秋叶子的人是杨玉福会不会好一点？

或者把娜佳的士兵属性加强，让娜佳没有主动放过秋叶子，而是在杨玉福的行为下放过秋叶子，这样会显得杨玉福救下秋叶子的功劳比电影中更合理。

不过，这样写显然牺牲了娜佳的立体。

秋叶子，军国主义教育下长大的少女，有着青梅竹马的爱人，也有野兽的杀欲。

幸好她还太年轻，幸好这已经是战争的末尾，否则我毫不怀疑她会杀人。

她把队伍带进雷区害死沙科夫，她多次想拿枪杀了苏联少尉和中国平民，哪怕最后一次她说她是想逼她们投降也难以令我相信她无害。

杨玉福和她的对话是借日本少女之口向中国平民道歉，他们的和解可能象征年轻人可以走出战争的森林。

可是，最后秋叶子是被她的同胞杀死。

日本军国主义跑到中国的土地上杀人，还要欺骗自己同胞，杀死小孩、妇女。

我并不单指电影中的桥段，历史中南洋小姐只是他们残害同胞的冰山一角。

除了以上提到的不合理，其他都是优点，夸奖的评论很多了，我就不说重复的话了。

这部电影确实非常精彩，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