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谋杀：科林尼案

电影的历史长河中从来不缺正视历史，反思二战的影片。

1961年的《纽伦堡的审判》将主角对准了二战时期执行纳粹指令的法官，以良知与政治的博弈讲述战争对人类心灵造成的扭曲。

1993年的《辛德勒的名单》以史诗级的篇幅，借用德国商人辛德勒的视角，讲述二战对于犹太人惨绝人寰的屠杀罪行。

2003年的《我们的父辈》以德国五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在二战洪流中分奔东西的群体命运，描写个人生命在战争碾压下的渺小无力。

二战结束距今已有七十多年，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伤害，人类对战争的思考，却从未停止。

改编于同名畅销小说，来源历史上的真实事件，原著影响力之大，《科林尼案》让德国总统都为之惊动。

影片连续六周获得票房冠军，并直接推动了德国司法部门对相关法律的修订。

这些光环让电影本身超脱于艺术本体的探讨，揭示出悬疑外衣下真实性与现实性的内核本质，搭建现实与历史的互文效应，批判人类历史上的浩劫之殇，直指战争对人性的异化。

被杀害的老人迈耶，在莱宁眼中是一位慷慨宽厚，重情重义的老人，莱宁的父亲在他2岁那年去世，从此以后，莱宁将迈耶作为人生中的第二个父亲，视为人生的榜样，父辈楷模。

受于迈耶的慷慨庇护，莱宁得以完成学业，成为一名律师。

在迈耶的孙女汉娜眼中，祖父无可挑剔，父母亲、哥哥早世，祖父承担起照顾她的责任。

社会公共视野里，迈耶还是国家荣誉勋章的获得者，是报纸头条会登名报道的知名企业家，荣光与财富集于一身，一个声明赫赫的老人，与邪恶扯不上半点关系。

战争的魔法将普通人变为恶魔，二战期间二名德国士兵在意大利游击队的袭击中被炸身亡，为报复，迈耶命令用二十个意大利平民的生命消抵二个德国士兵的生命。

科林尼的父亲就为其中之一。

比枪杀更为邪恶残暴的是，迈耶武力强制尚是幼子的科林尼，直视父亲被子弹击穿头颅的血腥一幕。

此时的迈耶不仅是无情的杀人狂魔，还是将仇恨与暴力的种子撒见后代心灵的恶魔投毒手。

身在战争中的邪恶与残暴，与现在时空慷慨宽厚、荣誉集身的耄耋老人形象造成强烈的人格反差，这是同一个人中的不同两面，被命运安放在不同的位置，一个存在于和平世界，一个存在于战争乱世。

当科林尼的枪指向迈耶，迈耶下跪，对准枪口。

这个带有明显忏悔意味的姿态侧面说明，战后在迈耶的内心深处带有极强的不安与恐惧，或许他的后半生都曾为这双沾满鲜血的双手感到耻辱，直到科林尼找到他，他主动受死的姿态，像是主动祈求原谅的赎罪与投降，这个结果像是他所等待的，只有科林尼按下这一枪，他才能与自己的罪孽达成最终的清算。

得知莱宁掌握了祖父曾经枪杀科林尼父亲的证据，汉娜跑到莱宁楼下，为祖父的罪行开脱，她理直气壮，祖父何罪之有？

他只是服从命令。

在国家战争面前，一名军人的行动只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所运转下的一枚螺丝钉。

汉娜的驳斥，无可厚非，只是那份理直气壮显露了她利用规则的冰冷与狡猾，个人道德情感上的无情与冷漠。

法理与情理的对薄，最后出现在新人律师莱宁与明星律师马丁克在庭审现场的巅峰对决。

尽管马丁格一再强调，迈耶的行为只是服从国家命令，同理，他参与编著帮助无数战争犯逃脱制裁的“徳雷尔法”也是政府交给他的任务，他只是受雇于某个部门。

莱宁三次询问，就因为如此，这就是正义吗，这可以代表正义吗？

马丁格坐在证人的席位，缓缓艰难，说出了不。

没有等到最终的判决，科林尼在马丁格承认这不是正义之举后，选择自杀，案件终止审理。

法律上，正义的宣判始终缺席，但那句不，科林尼用自己的生命争取到。

科林尼的自杀，导致最终判决的缺席，像是一种意识形态腹语术的表达，片面的反思升华为正视历史的勇气，代表了德意志民族内部对二战持有的沉重而真诚的自省态度，虽没有法律的审判，但内心的不安与愧疚却是更为凌厉的惩罚，幻化成一个民族精神的苍凉底色。

死去的人不想报仇，这是影片中的一句台词，科林尼不是用生命报仇，是用生命告诉实行过暴力犯罪的纳粹分子，你可以用执行政策的假托之词掩饰自身罪恶行径，但在内心深处，你一定不能觉得这是正义之举。

失去对人性的批判，对错误的反思，是一个民族最不可救药的恶，这种恶，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将伤害延续。

慈眉善目的老人，是手染鲜血的筷子手；为正义呼喊的律师，曾义正言辞袒护邪恶；在血腥屠杀的炼狱里，哭泣的小孩被教育要勇敢；在摧毁强者的丑闻里，孤独的正义者正饱受群体的刁难。

战争对人性的异化是战争的悲哀，人类对人性的放逐是人类的耻辱。

法律可以修补社会秩序，但无法修补千疮百孔的心灵，这部影片不是站在法律的高地，为民族曾经的错误筑起保卫的高墙，而是以直面历史的勇气，正视历史的决心蛰伏于二战伤痛的余温中，对曾经犯下罪行进行严肃深沉的剖析。

这里面，有对“恶”的复杂性思考，有对人性晦暗面的鞭挞表达，有对战争毫不留情的痛斥与反思，有力度，更有温度。

本来想给三星，但是因为最后一场庭审决定给多一颗星。

最后一场庭审，案件探讨了更多关于正义和法律的问题，影片借助了两个律师去讨论正义和法律的问题，给出答案，最后卡帕斯的质问“这就是我们的法治吗？

”感觉也是让马丁格选择，身为一名律师是否伸张正义，但这样设置更多的是回答问题。

我喜欢后半段的原因是后半段从不同的人的角度表现了在这个案子里的感受，我不禁代入自己，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

最后马丁格的证词、宣判之后拉那的动容和反思、作为旁听者的披萨小姐姐、被告科林尼等等都有表现到。

不过可能是整部电影的案件影响比较大，所以卡帕斯的人物弧光是比较弱的，能看出影片想表现他对科林尼的感情变化以及跟自己父亲的感情变化，和“菜鸟律师”的成长。

但是最后整个重点在案件了，对他的刻画就少了，前半部分埋下案件伏笔，并且对“初出茅庐”“当事人不吐露动机”等方面做了很多铺垫（毕竟故事前半段就是靠这两个因素作为卖点的，也是电影的一个矛盾点），但是后面把重点放在案件上了，多少让前面对卡帕斯的铺垫落地不够，前半段的主角是卡帕斯，后半段主角是案子，多少有点割裂。

最后，听说原著对正义和法律的讨论会更为深入一些，这可能是影片有点欠缺的地方，如果不仅仅是回答问题，可能会更具讨论性。

但是在对背景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这部电影个人认为是还不错的。

光从名字来看，没有人会去设想这是一部复仇片，但是随着剧情的深入，复仇这一元素也不单单是它的重点。

影片开头就铺设了伏笔。

德国某酒店发生一起残酷的杀人案件，科林尼枪杀了某企业家梅耶后主动投案自首。

各项证据都指向科林尼，但是作案动机却没人知晓。

他自从入狱后就一言不发，对犯罪行为也是毫无辩解，很明显，杀人者就是科林尼。

可是，犯罪动机是什么？

没有证据表明死者与科林尼相识，可从尸检报告来看，这绝对是一场带有私人恩怨的犯罪。

三枪全部打在死者的头部，鼻梁断裂，面部严重毁容，这表明嫌疑人曾猛烈地击打过死者的面部，而这些举动都彰显了一个事实，他对死者有着很深的仇恨。

影片开始没有给出科林尼枪杀梅耶的镜头，就是在暗喻这起案件并不是表面上所呈现的样子，接着另一位主角的出现引领了接下来的事件。

卡斯帕授命担任科林尼的辩护律师，他的出现，不仅是一个律师的身份，更是能揭开故事谜底的人。

以一把十分罕见的手枪作为整个故事的转折点，由此撕开了尘封多年的秘密。

原来，梅耶曾是一名纳粹军官，他在战争期间无情地杀害了包括科林尼父亲在内的20名平民。

但他却逃脱了法律的制裁，皆因为德国在1968年颁布的《德雷尔法案》，对梅耶的追诉期超过了时效。

所以，科林尼选择了自己动手。

显然，这是一部复仇类型的电影，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从科林尼自首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已经得到了一次正义，只是这个正义只属于他自己，他不在乎自己的生死，只想赶快了解此事。

但是卡斯帕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

他执着于找出背后的真相，正是他这份决心，给科林尼带来了第二次正义（真正的正义）。

结尾，科林尼自杀了，没有审判，也没有正义，只有摆在眼前的真相。

对科林尼来说，看到迟到的正义终于来临，就是让他放下多年遗憾的根源。

对梅耶来说，在面对科林尼时，他便知道搁在心里的大石块终于可以落地，所以跪在科林尼面前的他，没有反抗也没有逃避。

他用自己剩下的大半辈子来弥补自己曾犯下的过错，这也是为什么在卡斯帕眼里，梅耶是一个非常友善的人，就像是他父亲一样。

设定他们三人间的复杂关系也让该片有了更多的冲突，谁袒护谁？

这不仅是卡斯帕要面对的问题，更是那些经历过战争时期的人和政府要面对的问题。

一个人究竟是不是战犯？

法律应该对他做出最好的裁决，不仅是为了给那些经受摧残的家属们一个交代，更是为了维护法律存在的意义。

其实这是一部反思历史题材的电影，铭记和弥补是它的主题，因为没有人做这些的话，死去的人便没有了意义。

电影前部分的铺设和叙述很丰富，但是后面发力不足，有些仓促，导致头重脚轻。

卡斯帕带来的反转与之前的铺垫不够搭配，就是前部分的悬疑色彩过于浓厚与背后的真相没搭上的原因。

不过，它依旧是一个好故事。

本以为是个破案悬疑片，结果是个法律片，但是意外的好看甚至感人。

德国人牛啊，正视自己的历史错误，反思纳粹行为，指责一个依法治国的体系利用法律保护战犯。

记录能保存40多年还能随时提取出来，一部法律的制定每个讨论会的与会人员都有记录，也就德国做的到吧。

当法律这个寻求正义的唯一客观途径也被操纵，绝望的人只能走上犯罪。

有罪的不是collini，是制定法律的人，是权力背后资本的力量。

人在面对社会性的不公平时，或者选择认命，或者选择反抗。

合理合法的反抗途径如果也被堵死，人民就会走上暴力复仇的道路。

教父的起源也是如此。

所以一味的堵住大家的嘴巴是没有用的，有些事说出来并不重要，但是一直捂着就容易变质。

前半段的节奏真的很慢，但是这样安排确实也更符合人性，一个曾经向法律寻求过帮助的绝望的“孩子”，被精心设计的法律抛弃了。

这样的人不会轻易再开口，再给这些他已经不信任的人多一次伤害自己的机会。

科林尼始终咬紧牙关保持沉默。

观众可能也会代入主角，觉得被告油盐不进觉得被告“不识好歹”。

一把枪，三声枪响。

女服务生供词里面的“我觉得他当时有点冷漠，点杯咖啡喝也不奇怪的那种”。

陪审团以及旁听的人都觉得他冷血残忍。

而当画面转回1944年，那时候的迈耶呢，放过了小科林斯，却让他指认了父亲，抱住小科林斯，让他看着自己的父亲如何死去，一枪不够，第二枪，第三枪。

枪响之后确实再无赢家。

这场庭审也没有最后的赢家。

没有等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宣判，科林尼等到了一句迈耶有罪，就毫无遗憾地选择离开这个世界。

“死者不想再复仇”。

“听着”魔鬼说“你会成为史上最伟大的律师，你每个案子都会赢，你也要付出你的灵魂，和你孩子的灵魂，你父母的灵魂还有五个好友的灵魂”这里设计的好漂亮，后面理查德 马丁格的名字列在通过法律的与会名单上，上面有六个人的名字。

你和你五个好友的灵魂。

迈耶孙女“我也是这种人吗”，主角回复“你就是你而已”，喜欢这个回答。

科林尼的演员诠释得非常好。

前期光靠一双眼睛来表演。

暂时先写到这

电影《无罪谋杀》是一部德国电影。

这几年，每年都有几部欧洲电影上映，不过多是意大利、法国或者西班牙的。

以及还有俄罗斯的。

德国电影有几部，但是不多。

这部《无罪谋杀》虽然全程是围绕一件谋杀案，但是并非是犯罪片或者是警匪片或者是推理探案片，而是一部反思历史，带有左翼色彩的批判现实主义电影。

这部电影通过一桩显而易见的谋杀案，通过一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刚入行的律师，将人们的视野重新带回到二战，带回到那个残酷的时代，讲述了一个复仇的杀手故事。

而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杀手，讲述了一段德国战后不光彩的历史——即是通过法律的形式，德国实际上是将很多在二战中犯下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纳粹在战后无罪话了，赦免了他们，让他们能合法地无须受到法律和历史的制裁。

从当下法律的角度，复仇者无疑是谋杀者，是犯罪了——动了私刑。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复仇是一种果，它背后有因，而且不是一个因。

一则是曾经的国恨家仇，一则是法律的不作为。

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的正义观——是程序正义还是要实质正义。

除开这，电影在某些方面也是留有让观众回味的余地的。

例如，最后谋杀者在狱中自杀了，所以这个案子终结了。

我个人倾向于是认为，所谓的自杀是假象。

因为谋杀者没有自杀的理由。

反倒是法官和原告一方以及检察官，需要被告人——站在历史正义一方的被告人——死亡。

这样就能所谓的结案，而且不需要对被谋杀者——当年屠杀平民的人——做出基于历史的判决。

另外，案件发生后，选择这位律师，也是一个有意识的安排。

就是为了能在他们掌控范围内结案。

不过最终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当然了，这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化的表现。

现实其实没有这样的光鲜的。

当下，对于德国战后对于二战中罪行的反思和批判，有很多人认为做得不错，是榜样。

但是，仅就这部影片看，所谓的模范生或许只是一种“理想”的误解，或者说是一种带有目的性的假象而已。

也许，相对于日本来说，德国对于当时战争中的罪行有更深刻的反省和切割，但是在实际中，却也是在法律层面做到了除罪化，使得正义不能得到彰显。

总体来说，这部影片虽然剧情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波澜，不过从上述的电影的批判现实主义来看，我个人评分8-8.5分。

《无罪谋杀》让我想起几年前的一部电影《朗读者》。

尽管前者披着犯罪片的外衣，后者让人记住的是它惊世骇俗的绝世爱恋，但两部电影的视角是相通的——在现代世界如何对待二战战犯，尤其当那个人与你有亲密的社会关系时，你将站在社会公义的角度还是个人情感的角度，天平将倾向哪一端？

相信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正义。

但实际选择没有那么简单。

两部电影之所以勾连起人们复杂的情感，让故事走向幽暗深处，恰恰因为战犯也是一个普通的人——在现代社会，他们和我们一样，有工作有家庭，过着平凡的生活。

当他们把过去隐没，你对他们的这段过去一无所知，当你某一天忽然发现密切交往的爱人或亲人曾在历史上扮演极恶的角色时，你将如何面对？

《无罪谋杀》和《朗读者》一样，抛出了极为残酷的问题。

《无罪谋杀》

《朗读者》有意思的是，这两部电影的男主角都从法学院学生走向社会成为一名真正的律师，相对于亲情爱情，两人都偏向更为严肃的社会情感，站在人类的正义这端。

《朗读者》中的男主角对与汉娜（凯特·温斯莱特）的一段生死爱恋极为羞耻，而《无罪谋杀》中为杀人犯科林尼辩护的律师莱宁也显得十分冷酷无情，他不顾前女友的情面，更不顾待他如父的死者汉斯·迈耶的情面，坚定地走向了被告辩护方。

许多观众都能从这两部片中看到德国现代社会仍在对二战反思的态度因此大加赞赏，但我从情感深处却认为两部电影表现的反思是微妙的，也并没有走向同一条路。

在《朗读者》中，战犯汉娜被审判时，她无辜地道出“我只是完成我的工作”，令人惊诧但又合乎情理。

从观众的角度而言，我们极易对她产生深深的怜悯，因为她确实是杀人链条上微不足道的一环，不过做着本分之事。

而在《无罪谋杀》中，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是完全相反的。

明明莱宁的教授马丁格抛出了一个令人深省的问题：在当时那个时空里，在战争状态中，汉斯·迈耶也是在做着一份党卫军军官的工作，完成他分内职责（追杀意大利游击队并且因此牵连到无辜平民）——但为什么，他至今已被残忍杀害还要被追问历史的责任？

谁又能保证，你在当时的环境里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同样性质的故事，发出同样的问题，答案却走向两端。

《朗读者》中我们会站在战犯这个角度，考虑到她也是人，是战争工业中的一环；而在《无罪谋杀》中，我们却不会姑息汉斯·迈耶的罪过，哪怕他余生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仍然死有余辜。

——我不禁好奇，造成这种情感偏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是细节。

在《无罪谋杀》中，战争的恶通过非常具体的方式表现出来，它极为残酷，极为血腥，因为汉斯·迈耶利用一个孩子的单纯，让他眼睁睁看着无辜的父亲因自己而死。

科林尼背负了一生的罪责，不仅包括对汉斯·迈耶的仇恨，还包括对父亲的愧欠。

他杀死汉斯·迈耶的行为极为残暴，却包含了两种深刻的情感——复仇与赎罪。

当战争像天空中的云一样散去，人们在意大利那阳光明媚的广场上可以继续平凡的生活时，孩子科林尼却背负着仇恨与懊悔长大，他度过了悲惨的一生。

《无罪谋杀》剥洋葱般将一个无情的杀人犯的过去剥开，用律师莱宁的心和眼，我们一点点追寻这起案件的真相，穿越层层迷雾，最终到达1944年那个阳光明媚的小镇广场。

——那里正发生一件泯灭人性的事，只需一瞬间，就足以影响人的一生。

正因对个人生活的聚焦，我们看到了战争如何对受害者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

当莱宁的教授问出“汉斯·迈耶不过是做他分内之事”时，我们从内心深处都不会原谅这个恶魔，因为他的恶恶得光天化日惨无人道。

我们无法忘记孩子绝望的眼神。

从这个角度来说，《无罪谋杀》绝对站在了受害者一方，它把《朗读者》中抛出的问题引向必须通往谴责与反思的路，不容我们对战犯产生怜悯共情。

哪怕他们作为常人被残害至死的生命最后一刻如此恐怖，我们观众却不会惋惜。

因为汉斯·迈耶毁掉了无数科林尼的一生。

所以试想一下，如果《朗读者》中汉娜不是在口述，而是电影不断闪回蒙太奇那些被她送进集中营的人们的死亡或劫后余生时，我们会为谁流下眼泪……还是说，同情和悲伤根本不够消解战争的残酷，在这里面，人类共同扮演了恶人，也共同成为了受害者？

凯特·温斯莱特扮演的战犯汉娜《无罪谋杀》中还有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是战犯子孙如何面对家人的过去和他们自己的身份。

如果说莱宁作为一个法学专业学生，一个应将公平正义视作职业理想的人做出的选择无可厚非，那么他不管怎样对汉斯·迈耶一家冷酷无情，他都有他走向正义的理由。

但是对汉斯·迈耶的孙女来说却不是如此。

她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是战犯的后代，她一生至亲杀害了这么多无辜的人，她自己要如何面对历史，面对社会，面对未来，这是一个更加残酷的问题。

让我印象深刻就是电影中的一个细节——当历史真相最终被解开后，法庭外，汉斯·迈耶的孙女坐在椅子上久久不能平静。

她问莱宁：“我也是那样的人吗？

”这个问题问得人心碎。

对莱宁来说，追寻正义责无旁贷；可是对汉斯·迈耶的孙女来说，追寻正义意味着对至亲的“背叛”。

我将选择相信什么继续生活下去，包括脑中存储的关于亲人的回忆，如何面对这份回忆——是远离十恶不赦的他，还是原谅十恶不赦的他，似乎没有可以容我走下去的道路。

而我的自我之中是否包含着上一代恶的基因，人们又将如何看待我？

这对德国人来说是一个难题，如果放在中国社会，将更是一个难题。

从这个角度而言，包装为好莱坞式犯罪片的《无罪谋杀》，背负了更加沉重的社会意义。

它不仅延续了德国社会对战争反思的传统，还将观察的视角深入到个人生活中——我们清晰看到，战争如何在战争结束以后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他们至今被道德的重重枷锁困扰，无论是战犯的后代，还是受害者的后代，每个人都在具体的生活中真切面对诘难与悲痛。

这也是战争的残酷，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科里尼案件》作者，费迪南德·冯·席拉赫在我看完电影以后，出于好奇去查找了电影相关资料。

我惊讶地发现，原来电影原著《科里尼案件》的作者费迪南德·冯·席拉赫，他的身份中确实包含了这两个极为具体的问题——既是一名坚守正义的律师，也是纳粹战犯的子孙。

他的祖父正是在纽伦堡审判中被指控为纳粹主犯之一的巴尔杜尔·冯·席拉赫！

巴尔杜尔·冯·席拉赫18岁加入纳粹党，1931年成为希特勒“帝国青年团”领袖，1946年在纽伦堡审判中因“危害人类罪”被判处20年监禁。

直到去世之前几年，年幼的费迪南德才对这位祖父留下一点直观感性印象。

在我看到的访谈中，费迪南德对祖父的态度既像是坦然面对的，又像是讳莫如深的。

有时他愿意直截了当地来谈一谈祖父，有时他又避之不及。

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费迪南德说到祖父墓碑上的一句：“我是你们中的一员。

”这不仅对他来说，对我们看似局外人的旁观者而言，都是一句警世恒言。

“我是你们中的一员。

”——在我看来，就是《无罪谋杀》这部电影的核心观点。

作为战犯的恶人，有善的一面；作为杀人犯的恶人，亦有善的一面；作为亲人的人，还有恶的一面……绝对的善和恶并不存在，我们更多时候都在模糊的灰色地带，因为不同时空产生的问题做出自己人性某一面的选择。

当汉斯·迈耶的孙女低头沉思问出“我和他一样吗”，这是一个极为残酷的问题，就像作为律师的费迪南德问他自己，我和祖父一样吗？

故事中的莱宁正是费迪南德分身出的另一个自己，他对电影中的她说：“你是你自己。

”这句话让人解脱，释然。

可以想象费迪南德带着问题写到最后，他对历史和自我都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战犯下一代不应背负战犯的恶名，而应成为独立的人继续生活下去，但他们又应比普通人对战争更有道义的责任，他们更应该为这沉痛的历史延续自己追寻正义的职责。

律师莱宁和汉斯·迈耶的孙女，正如费迪南德的分身自我最后也是我个人好奇所致，我发现《朗读者》的原著作者本哈德·施林克与《科里尼案件》的作者费迪南德竟同是法律专业出身的作家，施林克还是费迪南德学生时代的法律教授，这是多么神奇的巧合！

他们以不同类型的故事抛出相似问题，虽然审视战争的角度不同，但两部著作改编的电影都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战争延续的罪恶和人性中极为复杂幽暗的一面。

我非常喜欢《无罪谋杀》中马丁格教授说的一句话。

当莱宁让他以法律史专家的身份接受庭审时，他从原告辩护席走向证人席，开着玩笑说：“换个角度看看这里也不错。

”在法庭的中央再看一看原来是战犯的被害者，和原来是受害者的杀人犯，还有世间高高在上的审判者，历史没有因此改变，情感和反思却变得不同。

是的，“换个角度看看”，这正是《朗读者》和《无罪谋杀》共同抛出的问题。

让我们换个角度，再看一看人性与战争。

拍得中规中矩，剧本、演员、摄影、音乐没有什么明显的短板，主题深刻来自原著。

全程不觉得无聊，因为本来也不是真正的悬疑片，而是平淡而近真实的德国式电影。

前半部分闲笔描绘出男主生活浮世绘，后半部分结案，看似前后无关实际有深意，因为对二战中事件的立法和执法与社会息息相关。

请了当红男星作主角律师，还套了一个悬疑片的外壳，吸引了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所以当时在德国有六周票房冠军的成绩。

关于庭审太平淡，德国确实没有像英美法系那种让双方律师在庭上唇枪舌剑直接辩论的制度。

这个电影中让对方律师做证人，还诘问立法正确与否，已经为了戏剧性而超出一般法庭辩论的范围。

有人问是否建立在真实事件基础上，小说作者在访谈中说不存在一模一样的真实事件。

曾经在北意山里看到过有关二战屠杀平民的小小纪念碑，报章上了解到的类似本案的事件是德军在意大利圣安娜的战争犯罪。

印象中类似战争犯罪很多是在意大利法庭缺席判决了，但罪犯却未被绳之以法。

这也和德雷尔法案有一定关联。

关于德国有关立法和执法的沿革需要时间去了解，还有原著没看过。

以后有时间再更新。

这是一部话题比较沉重、角度比较特别的审判电影，凶手柯里尼杀人即成事实，但却拒绝配合调查，以致于动机、线索、证据等都需要一一剖析。

柯里尼犯案后没有逃走，而是一副如释负重的状态，随后保持缄默等待审判。

若是常规设计，警察和律师各种手段齐出，相互辩证，以制造凶手另有其人的悬疑感。

但这部电影也很纯粹，简单粗暴地指出凶手无可疑，就看怎么阐述真相了。

首先，柯里尼杀死的是一位富有影响力的富商麦尔，头部被击中三枪，头骨鼻骨断裂双耳损伤，死后遭受暴力对待。

由此可见，柯里尼与麦尔之间是深仇大恨，人赃并获之下，一级谋杀罪名也根本洗不掉。

一个新手律师莱恩作为辩护律师，同时还是麦尔孙女约翰娜的老情人，一上来就是友情和职业道德的艰难选择，对手还是业界大佬马汀格，这新手村开局很不友好。

影片屡有提及国家和政治，说明它会有一个关键历史背景。

而且马汀格还套路莱恩让柯里尼认罪，并说要懂得见风使舵，给他介绍丰厚的工作，瞬间大佬就不像好人了。

莱恩一心为求真相，终于查出麦尔曾在二战时驻扎在意大利，当时头衔是纳粹军官。

他下令在柯里尼老家枪击了20名平民，造成了一桩当地惨案，死者包括柯里尼的父亲。

柯里尼成年后告到军事法庭无果，完全是因为一群人的谋划才得以让麦尔这类人逍遥法外，这或许是当时的历史环境决定的，却成为了打感情牌的最佳砝码。

当人们意识到，柯里尼杀麦尔不过是报当年战争的仇，至少从情感上能够让大众接受。

而马汀格亲口承认当年的法律有失公允，让柯里尼得到了迟来的尊重与公平，然后再无留恋地在狱中自杀。

对于战犯来说，受害者一直在等待一个公平的审判，这是难以磨灭的心愿。

柯里尼不需要同情、不需要理解、不需要自辩，当真相大白之后，甚至不需要减刑，敢于直面死亡承担起自己的错误。

这种报复方式自然不应被提倡，但通过此类电影引发人们对于战争、对于历史、对于法律的关注和重视，还是很有必要的。

所以电影能取得一个不错的评分，很大程度在于它的讨论价值和社会意义，已经超过了单纯电影本身。

先后看了两遍《无罪谋杀：科林尼案》，每次看到结尾小男孩与父亲手牵手远去的背影都会忍不住泪奔。

这部德国电影又名《罪人的控诉》，是一部悬疑感很强的剧情片。

影片的开场即是一宗谋杀案，85岁的成功商人迈耶被人残忍杀害，头部连中三枪，并在死后被踢碎了颅骨——要知道，人体头颅非常硬，最多能够承受200500公斤的重量。

在死后仍被如此对待，足以说明杀人者的残暴以及对死者刻骨的仇恨。

令人疑惑的是，这位手法残暴的凶手在行凶后却并没有逃走，而是主动伏案，并始终缄默、不为自己的罪行做任何解释与辩护，一心求死。

承接此案的新手律师莱恩面对重重疑点，拨丝抽茧，最终披露了这个案件的真实背景，引发众人一片唏嘘。

影片中的矛盾冲突非常复杂——谋杀、恩情、二战、复仇、法律的合理性与维护公平的意义……重重悬念下虽然可以令人产生较强的代入感，却也未免觉得戏剧冲突有些过多了——这世上哪有这么多巧合的事？

直到二刷后，我才恍然大悟，之所以主人公莱恩刚刚开始律师生涯、接的第一个庭审案件就遇到了这么多“巧合”，是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是被人挑选好的棋子。

他曾经的法学教授、明星律师马丁格早已在暗中选中了他，这个从各个角度来看都不可能打赢这场官司的律师：既是菜鸟律师，又视自己为恩师、偶像，死者对其恩重如山，和死者一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起初莱恩因私情决定放弃这次辩护，却被马丁格鼓励其坚持下去的原因——这是自己千挑万选后选中的棋子，是必定会输给自己的对手，再没有比他更保险、更可能对自己言听计从的人选了。

正如马丁格向莱恩讲述的那个关于律师和魔鬼的传说，他早已把自己的灵魂与魔鬼做了交换。

但，令马丁哥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位新手律师竟然油盐不进，真的执拗到愿意为探究真相、维护正义推翻一切。

随后，我因为好奇去查找了这部电影原版小说的创作始末及作者的经历背景后，再次意识到为什么这部电影的信息量会如此巨大——这简直就是一部近乎自传体的表达，讲述得几乎就是作者自己的人生经历。

和电影中初出茅庐即敢于揭露司法黑幕的新手律师莱恩相同，电影原著小说的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同样身为律师，同样凭借自己的处女作轰动了德国司法界，并且，他自己的祖父也出身显赫、也曾是一位纳粹高官。

电影原著小说的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无罪谋杀：科林尼案》的原著小说《科里尼案件》取材于真实事件，是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45岁时发表的处女作，该作品在德国一经出版即登上畅销榜、反响巨大，至今已有60多个译本。

随后，该作品获得了德国文坛的重要奖项克莱斯特文学奖，并当选了《慕尼黑晚报》“年度文学之星”，该书的中文译制版《谁无罪》在豆瓣上评分高达8.2，非常具有可读性。

这本借由谋杀案指向德国司法丑闻的小说不但具有很高的文学意义，更具有极高的社会关注度，甚至直接促使德国司法部重新成立了一个历史调查委员会。

具体事件需要追溯至1968年10月1日的德国，一条《行政犯罪法的实施法》在悄无声息的情况下被联邦议会通过，进而在一夕之间将历史改变。

依据德国战后司法裁判，只有纳粹的最高领导才被定性为“凶手”，其他人都属于“帮凶”，而这条新法则进一步规定：帮凶只按普通杀人罪而非谋杀罪处置——也就意味着，除了纳粹最高领导人，其他人的罪行突然之间就过了追诉期限，可以逍遥法外、逃避法律的惩戒。

这即是科林尼和姐姐第一次控告迈耶失败的原因。

用费迪南在小说中的话来说，“在帝国安全总局工作过的那些官员们，他们当年组织了在波兰和苏联的大屠杀，他们对上百万犹太人、牧师、共产党人和吉普赛人的死担负责任”，他们手中沾满鲜血却突然就全被赦免了，甚至继续在联邦德国担任要职，这令曾经的战争受害者们极难接受。

德国有这样两个公共名词：如果说纳粹时期的直接伤害是“第一罪恶”，那么，《无罪谋杀：科林尼案》所披露的这桩丑闻则是“第二罪恶”——即，在宽待处理纳粹罪犯时对受害者所导致的二次伤害。

这部小说的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出生于1964年的慕尼黑，除了作家之外，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一名律师。

与此同时，他也是希特勒青年团领袖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的孙子。

“席拉赫”家族曾是德国的名门望族，而在二战后，由于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的纳粹身份，这个姓氏已被视为丑闻与耻辱。

作者的爷爷巴尔杜·冯·席拉赫（1903-1970）1925年加入纳粹党，是全德青年领导人，同时也是驻维也纳总督。

他曾把全德青年组织统一到希特勒青年团内灌输纳粹思想，一手策划了纳粹青年运动，促使青年团成为希特勒的忠实拥护者。

纽伦堡审判中的 （从左向右） 戈林、赫斯、里宾特洛甫、凯特尔，后排：邓尼茨、雷德尔、席拉赫、绍克尔纳粹德国战败后，巴尔杜尔·冯·席拉赫被捕，是纽伦堡审判中的 22 位被指控纳粹主犯之一 。

1946年10月1日在纽伦堡法庭上被判危害人类罪20年徒刑——作为大区领导人，他要为18.5万被驱逐到集中营的犹太人负责。

本书的作者、席拉赫的孙子——费迪南德·冯·席拉赫，由于律师和作家的双重身份，在德国知名度颇高，他和影片主人公莱恩一样，坚守公平正义，并借由文学创作让纳粹暴行及法律黑幕曝光于阳光下。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表现二战伤痛题材的影片《朗读者》的原著作者施林克正是费迪南德学生时代的法律教授；在费迪南德看来，施林克不仅是自己的老师，也扮演着自己父辈的角色，他说自己的《科里尼案件》代表了更年轻一代对德国历史的反思。

费迪南德的祖父，巴尔杜尔·冯·席拉赫服刑 20 年后，巴尔杜尔于1966年出狱，而当时的费尔南迪仅 2 岁。

费迪南德对祖父的唯一直观印象停留在4、5岁时：半盲、爱收集拐杖、送过他一把银色小刀、在玩游戏时总喜欢用同样的伎俩赢过他。

直到费迪南德12岁时，他才第一次意识到祖父曾经的历史对家族意味着什么。

在读书期间，费迪南德阅读了有关纽伦堡审判的一切，包括祖父的档案，尝试着理解那段历史。

但，正如费迪南德在采访中所说——“如果有关自己的祖父，那么历史学家的解释毫无用处。

”费迪南德说自己无法回答关于祖父的一切，因为“我不认识他，我不能问他什么，我也不理解他。

”这让我想到在电影中，律师莱恩在了解案件的真实始末后，长久地驻足于迈耶的墓前，眼神迷茫、心情复杂。

此时的他，回忆着迈耶曾经对他的种种帮助，却充满迷惑，仿佛从未认识过这个自己曾经无比熟悉、崇敬的老人。

在战争中，迈耶曾是冷血残暴的纳粹狂魔，残忍杀死了科林尼的父亲和数多无辜百姓；而在莱恩的记忆中，迈耶又是那么慈祥慷慨的一位老人，甚至为了激励他认真向学奖励了他一辆名贵的汽车，帮助贫苦的他改变命运，最终成为了一名律师……善恶两个极端同处于一个人身上，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迈耶呢？

自此，引发出了这部电影的另一个议题：人性的复杂。

作者费迪南德·冯·席拉赫在一次采访中如此评说：“现实生活当中，在我作为刑事辩护律师的生涯中，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纯粹的恶人，或者纯粹的善人。

人都是混合体，只是恶的程度的差别。

如果经常和这些犯罪分子打交道的话，就会发现这些罪犯有一个相似之处，他在其所处的环境中，看不到别的出路，像是走在长长的隧道里。

”在此，不禁想到《乌合之众》中的一段话：“ 一切精神结构都包含着各种性格的可能性，环境的突变就会使这种可能性表现出来。

这解释了法国国民公会中最野蛮的成员为何原来都是些谦和的公民。

在正常环境下，他们会是一些平和的公证人或善良的官员。

风暴过后，他们又恢复了平常的性格，成为安静而守法的公民。

”这段话，用于战争、政治对人性的影响尤为贴切。

战争不但会令人自相残杀，更会让人裹挟在群体中，逐渐失去理性与悲悯之心，激发出人性中最野蛮、最邪恶的一面。

战争结束后，曾经的纳粹军官迈耶可以通过司法黑幕逃脱制裁、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而在战争中因他之手失去父亲的小男孩科林尼却因此坠入一生的痛苦深渊。

家破人亡、身无子嗣，一生只盼望正义的到来……在对法律绝望后，在让自己发誓不再追究过去的姐姐去世3个月后，科林尼选择亲自为父报仇。

在杀死年迈的迈耶时，科林尼也已是一位鬓发苍白的老人，他决定通过这种惨烈的方式终结对方的罪恶与自己的痛苦，并在事发后缄默不语，因为他对法律所应秉持的“公平与正义”早已绝望。

因为他坚定的沉默，曾令他的辩护律师莱恩愤怒，当莱宁质问科林尼：“你知道吗？

你的一言不发，会带给亲属多大的痛苦？！

”科林尼听闻后有所触动，依然缄默却表情复杂——他何尝不知道这种痛苦？

他早已被这种痛苦纠缠折磨了整整一生。

和姐姐不同，虽然同样承受着失去父亲的痛苦，科林尼还背负着间接害死父亲的愧疚——如果不是年幼的他指认了父亲，或许父亲就不会死。

亲眼目睹父亲在自己面前被枪杀至死，令科林尼在此后的人生中背上了沉重的心灵枷锁。

没有人可以承受这样沉重的自我谴责，他的一生，都在为了复仇而活，致使他一生再未品尝过幸福的滋味。

在他67岁的这一年，他通过一种无比惨烈的方式完成了复仇，了结了一切罪恶与怨恨，当真相大白后，他终于可以心无所愧地终结自己痛苦的一生、坦然去面对自己的父亲。

影片的结尾，从街角中走出的小男孩抱着皮球与父亲嬉笑着牵手远去，仿佛时光倒流，一切苦难都好似从未发生，这美好的一幕让人感慨万千、令我一次次潸然泪下…“多去探望你的父亲，他不会永远都在。

”

最后，推荐这篇关于作者费迪南德·冯·席拉赫的采访实录，文中记录了他对祖父的回忆以及小说的创作背景，或许会让大家对这部电影的理解更为深刻。

《揭露了纳粹“第二罪恶”的费迪南德·冯·席拉赫，拒绝把写作动机归因于他的姓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