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的另一面

依然是熟悉的配方，原来的简洁，复古的摇滚乐，有故事的男人，外表冰冷，内心却一片澎湃，好人多恶人少，情节走向自然，但也真实展现了生活残忍的一面，不动声色的表演却掩饰不了内心的善良，热情，这个地处寒带的国家制度健全，却也十分冷漠。

喜欢这个风格，喜欢电影的结局，希望的另一面不是绝望，它是永远相信未来，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穷人命硬，从不会轻易放弃。

可知道，有的餐厅并不发放菜单，因为厨师只做一道菜——就算有菜单你也没得选。

“作者导演”圈里，阿基·考里斯马基就是一位这样个性厨师，他不像其他有些大导演，想办法从技术或题材上实现突破和对艺术生命的延续——而是恰恰相反，把对自己已有风格的坚持作为“突破”和“延续”本身。

参加2017年柏林影展（并最终荣获最佳导演奖）的新作《希望的另一面》，依然是阿基对底层阶级，社会福利机制，移民等敏感问题谱写的另一部变奏曲。

喜爱这位芬兰导演的观众，首先一定是“阿基美学”的拥趸：以胶片为载体的明暗和色彩，极简布景，不苟言笑的人物，和舞台剧效果的对白，还有动听醉人的摇滚乐。

这些元素在《希望的另一面》里都轻易找得到，并有增无减。

略有新意的是对故事线的处理，在剧情并不以 Wikström （餐馆老板） 和 Khaled （叙利亚难民） 两位男主角中的一人为中心时，导演巧妙地在影片的第一个小时里让毫不相干的两条线索并行——此时，整部影片的调子是十分舒缓的。

而在观众对情节和人物的把握逐步清晰之后，两条线开始汇合，同时，影片的节奏也开始加快，随着两线相合带来的张力最后一气呵成，看起来十分舒服。

这样工整讲故事的方法其实十分古典，而阿基则再一次用实践告诉我们，有些时候形式本身就散发着无穷的魅力。

在布景，色调，幕与幕的切换，叙事的章法，还有配乐做得都足够完美的情况下，其他元素——诸如人物形象和心理的刻画，对白，甚至表演本身——都是可以退而求其次的。

这也是在我眼里，《希望的另一面》超越了阿基本世纪前三部作品（《勒阿弗尔》《薄暮之光》《没有过去的男人》）中最主要的一点。

作为本届影展开始前最受关注的一部影片，至少从纯粹的观感来讲，相信每一位去现场的人都和我一样，不会失望而归。

尤其值得一提是导演在这部电影中对配乐的使用，除去歌曲旋律的动听和应景，其中几处甚至通过音乐本身实现上下幕的切换（例如在音乐演奏了一阵之后，路边的摇滚歌手从画外进入画内），更是令人拍案叫绝。

回到内容上，导演在本片里对社会问题的视角和分析架构，其实并没有太多新意（后面会详述）。

这是既《勒阿弗尔》之后连续第二部着眼于移民这一（相对较新生的一类）社会底层人物的作品，有人也把它和《勒》一起归入“港口三部曲”系列。

上一部是围绕着“Haven”（庇护所，也是 Le Havre 里后一个单词的变体）这一母题展开，这一部则是另一个“H”开头的单词——“Hope”（希望）。

和在《勒阿弗尔》里由“Haven”而带来的追，躲，逃等一系列紧张激烈的交锋不同，这部以“Hope”为题眼的《希望的另一面》则要温和许多。

我们更多看到的是 Khaled 和他兄弟之间的“战壕情谊”，收容他的 Wikström 虽然穿着资本家的外衣，却也以资本主义的“务实精神”为 Khaled 提供帮助——眼前一副“世界大同”，但导演并没有花过多的笔墨去刻画去强调这“大同”背后权力机器的冷漠与社会生态的“非人”。

和《薄暮之光》里的科斯蒂宁以及《没有过去的男人》的 M 相比，本片里的 Khaled 至少看上去要幸福一些，哪怕实际上他来自一个更苦难的国度，而他在赫尔辛基面对的遭遇可能也会更为残酷。

在故事本身的力度上，我认为本片是不及上述两部的。

在我眼中，阿基对于社会问题的分析视角基于一种稳定的“三角结构”——施暴者，受难者，调和者。

这部影片里，Khaled 自然是受难者，掌握他留居大权的移民和福利机构则是施暴者，而餐馆老板 Wikström 就是调和者。

三类角色中，调和者无疑最为重要，也是阿基电影母题中最值得细看和反复玩味的地方。

《没有过去的男人》中，主人公 M 一人同时肩挑受难者和调和者的角色，是一位“强势”的“弱势群体”；而《薄暮之光》里，调和者的身份是相对较缺失的，只有那位一直默默关心和爱护科斯蒂宁的女商贩勉强称得上，但爱情终究不是调和者的有力武器；来到《勒阿弗尔》，调和者一下子变成了整条街上的所有群众，他们以马塞尔为核心，用各自的“微薄之力”协同面对掌权者的施暴。

最后，在《希望的另一面》里，资本家 Wikström 也成了调和者这一“大家庭”的新成员。

Wikström 这一角色的设置为我们理想中的“世界大同”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性，它既不完全是 M 样的英雄主义，也不是《勒阿弗尔》中自下而上和“自卫式”的群策群力，而是像在本片里这样，归根结底需要借助底层和中产（甚至掌权者）阶级之间真正的有机融合。

当然，这种设想本身是否更为实际，大家扪心自问是更喜欢本片还是《勒阿弗尔》就会有答案了。

其实，相较于调和者的不同身份，我个人更想看到的是在这“三角结构”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可能。

会不会有“第四种身份”存在？

影片末尾处 Khaled 的妹妹这一角色出现之后，我的确产生了希望。

她一开始并未作为纯粹的受难者角色出现，在短暂的兄妹对话中，我们了解到他们的想法并不统一。

哥哥已经认清了现状和施暴者的面目，而初来乍到的妹妹依旧抱有幻想，或许还由于个人信仰的因素，完全秉持着与哥哥不同的价值观和面对权力机器“施暴”的态度。

当然，遗憾的是影片没有就此展开，我们对这“三角结构”之外的“第四种身份”意义何在也就无从谈起了。

妹妹这一角色至少为我们提供了遐想的可能。

社会本身毕竟是流动的，多元的，异质的，在阿基精彩的艺术处理下，如果人物之间有更立体的碰撞，我们一定会更呼过瘾。

《希望在世界的另一端》是一部难民电影，虽然是悲伤的题材，但是阿基导演却是用一种冷中带暖的镜头方式来诠释这个故事，既有笑点，又引人思考难民的问题。

印象比较深的是那位餐厅老闆，从他一开始出场到他遇到男主角，中间的戏都在传达一个信息，他是一位有点奸诈的商人。

卖服装，去赌场赢了一大笔钱，转而进入餐饮业。

他是一位爱钱的人，但是他也是一位充满人文关怀的人。

当被前任老闆拖欠三个月工资的员工找他预支薪水时，他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并且耐心地听员工讲述他们的理由。

他是一位好老闆。

虽然很严厉地警告员工不可以在餐厅养宠物，但其实他也是一位爱宠物的人，宠物被扔出餐厅将无处可出，所以当员工还是把那隻狗留在餐厅时，他并没有多说什么。

看到男主角无处可去，他还会专门收留他，想门路帮助哈立里伪造假身份证，让哈立里能够继续留在芬兰，而且还会花精力帮助哈立里找他的妹妹。

影片中的芬兰人（除了那几位欺负男主角的街头混混和歧视犹太人的人）都是对哈立里充满同情，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

这让哈立里，一位来自叙利亚的难民喜欢上芬兰，感觉到他留在芬兰生活是有希望的，即使他的身份是伪造的。

与哈立里不同的是他的妹妹选择继续保留难民的身份，她不希望忘记自己的身份，不想忘记自己的名字，她想要真实地活著，所以她拒绝了哈立里提出的伪造身份证的提议，选择去警察局申请庇护。

身份认同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难民问题，离开自己的家乡，你是否愿意放弃自己原来的身份特性，去塑造新的特性去融入收容你的国度。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另一个国度的人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像餐厅老闆那样面恶心善，愿意接受难民。

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要双方共同努力才可以达到最终目的。

这让我想起了之前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时提出的，美国拒绝接受难民。

我个人觉得没有每一个国家都有义务去接收难民，但主要的世界强国，并且是间接导致难民问题的国家，对难民应该要有一点责任，有义务解决难民问题。

影片中的人物对话很少，人物也没有很多表情，大多数时候都是很严肃的。

这就营造了一种冷调气氛，并且影片大多采用中远景，镜头的切换节奏比较慢，就更是把冷调的氛围营造到了浓烈的程度。

冷调的影片氛围是会疏离剧情与观众的距离的，但是影片中的人物却是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来传递温暖的。

所以整部影片下来，反而觉得芬兰人对难民是充满关心的，难民在芬兰生活是有希望的。

台湾有一位很喜欢在电影中使用中远景来传达故事的导演，那就是侯孝贤。

看《希望在世界的另一端》时，我想起了侯孝贤导演，他喜欢用中远景，所以在我看来他的电影风格是有点冷调、偏慢节奏，要看懂剧情，你要融入到电影的意境当中。

有时候看他的影片，看不懂的话很容易就会睡著。

但这部不同的是，阿基导演还有黑色幽默，这给影片添色不少。

还有影片的讽刺手法，当时政府对难民的冷漠与当地人对难民的关心形成鲜明的对比，讽刺政府的冷漠。

哈立里被遣返回叙利亚的原因是，政府经过考察认为哈立里的家乡是安全的，还没有达到需要芬兰的庇护。

而新闻却报道叙利亚的儿童医院遭到轰炸，联合国曾有声明，战争时期是不可以轰炸儿童医院的。

如果一个国家的儿童医院都可以被炸，那么那个国家是没有任何安全可言的。

看影片的结尾引人深思，为什么哈立里被捅了一刀，他还可以在河边笑得出来。

他是在笑什么，是笑他大难不死，还是笑他在芬兰生活得很开心。

我们不知道，不知道他接下来是否是真的大难不死，是否还是可以凭借假身份继续在芬兰生活，是否还会回到餐厅工作。

结局是未知的，但是我想哈立里笑是因为他被捅了一刀还没有死，他觉得在芬兰他是有希望的。

希望在世界的另一端，为什么希望是在世界的另一端？

是因为他们是难民，他们需要得到别的国度的收留才可以存活下去，他们成为了没有家乡的人吗？

到处漂流的人好像希望从不在他们自己身上，好像希望总是在别人身上。

这样的话，该有多可怜，一个人的希望从不在自己身上。

这种性冷淡的风格的电影却到处都是满满的温情。

失去了家园，回不去的故乡，从叙利亚一路逃难来到芬兰，一年的流离失所，漂泊不定，最终还是遭遇遣送回去哈立德，芬兰应该有很多个哈立德，他们没有了家园，他们只能通过电视新闻回望故乡，和家人离散。

可是啊，这个世界上，还是充满了爱，收容所的女工作人员，会悄悄的放你走，朋友会在危难时教会你如何度过难过的岁月，不如唱歌不如跳舞不如开心，开餐馆的大叔尽管古板却满是爱心，收留流浪狗，收留无家可归的流浪人，甚至给他一个在芬兰生存的希望和勇气爱呀，让我们在平凡又难熬的岁月里，像音乐一样，治愈我们！

我知道，死很容易，可是我想活着。

看了不到1分钟，就知道导演肯定是勒阿弗尔的导演，不论是舞台剧似的对白，还是斜三十度打的灯光，还是几乎全是固定机位拍摄的镜头，甚至高对比度偏重绿色的色调，还有经常出现的乐队现场表演，和老式的汽车收音机等物件，都那么的典型。

故事并不复杂，剧情也非常简单，但是拍出来就是这么有味道。

导演年龄不大，电影却处处有着复古的调调。

Entering into the 21st century, Aki Kaurismäki’s prolific career slows down tolerably, only 5 features in 23 years, but it also marks a harvest season for a filmmaker of such a unique style and sentiment. THE OTHER SIDE OF HOPE nabs him Best Director in Berlin and FALLEN LEAVES is the recipient of Jury Prize in Cannes. Both films take place in Helsinki, the former is a bifurcating story about a young Syrian asylum seeker Khaled Ali (Sherwan Haji) and Waldemar Wikström (Kuosmanen), a middle-aged local career-changing restauranteur, both want to start their lives anew, but life is not fair, Wikström can scoop a sizable fortune overnight in a poker game whereas Ali’s heart-rending plea has zero chance to pass the bureaucratic flintiness. But their paths eventually are crossed, comedic episodes alternate with dramatic occurrences (the restaurant’s inutile attempt to wheel out Japanese cuisine is a total gas!), the big reunion of Ali and his sister Miriam (played by Sherwan’s own sister Niroz) pays off grandly without falling into a drippy trap, Ali trusts Miriam’s decision to apply for asylum seeker even though he knows from experience it is a tall order, and the ambivalent coda (with the racism and identitarian menace remains the bane for an immigrant) is marvelously touched up by a canine tenderness, which also crops up in FALLEN LEAVES. On the strength of Haji’s dignified, roundly relatable performance which uncloaks Ali’s smoldering frustration and trepidation, consolidates his resolute in regarding all the setbacks without blinking an eye, and Kuosmanen’s expertly conveyed compassion, Kaurismäki makes a compelling case appealing to our commiserations apropos of the immigrants crisis in Europe through Ali’s quandary and Wikström’s altruism.

FALLEN LEAVES is a romance, but with a difference, Ansa (Pöysti) and Holappa (Vatanen) are two working-class lonesome souls in their late 30s or early 40s. She is a zero-hour contract employee in a supermarket and he is a sandblaster, neither manages to keep it for too long, but at least in Finland, they are not distressed about seeking a new job. As a matter of fact, distress is something one can hardly detect in Kaurismäki’s corpus. No matter how dire and miserable the situations are, his actors’s poker face remains immutably impenetrable, and unlike “a deadpan look”, Kaurismäki’s trademark expression betrays no self-consciousness. His “subtraction” of emotions through impassivity and stillness of the body language is an acquired taste, but in FALLEN LEAVES, it reaches a form of abstraction, a simplicity, as we watch Ansa and Holappa masterfully code their intentions and thoughts barely pulling a facial muscle, it is droll, but also amazingly candid. Both Pöysti and Vatanen are real finds, especially the former, accessorizing her performative reduction with an evocative aroma of tristesse and resilience.Ansa and Holappa are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who mask the tediousness of their quotidian existence with a strong face of sufferance. However, when a chance to connect with someone arises, both are conferred with a volition to reach out (the lost contact part is very deliberate but how they wordlessly try is unexpectedly touching), even when fate separates them for a second time (after Holappa steels himself to get rid of his undue reliance on alcohol, a salient motif as a relationship deal-breaker in both films), it is merely another test for them to find each other (this time, it is Ansa’s turn to reciprocate her unuttered affection), walking side by side toward a probably rosier future. Kaurismäki’s concerns over class and politics continue its lifeline in both features (the ongoing report of Ukraine war is a running commentary in FALLEN LEAVES), so is his distinct sense of wry humor and his optimism in humanity, however gelid and reticent a person might intransigently appear, their inner benevolence can slowly radiate through and meld with a receptive equivalent. There is a knowing nod to Jim Jarmusch that much to Holappa’s amazement, Ansa really enjoys THE DEAD DON’T DIE (2019), a director whose artistic complexion is mostly akin to Kaurismäki’s, not least their fondness of using diegetic music, here, Kaurismäki’s Scandinavian auditory selection has always been a boon to salve one’s anomie-bedeviled anima. It must be a maxim that those who love Jarmusch’s films cannot be bad persons, and by the same token, so are Kaurismäki’s stalwarts. referential entries: Kaurismäki’s LE HAVRE (2011, 8.3/10); J-P Valeapää’s DOGS DON’T WEAR PANTS (2019, 6.2/10); Jim Jarmusch’s NIGHT ON EARTH (1991, 8.1/10).

English Title:The Other Side of Hope Original Title: Toivon tuolla puolenYear: 2017Country: Finland, GermanyLanguage: Finnish, English, Arabic, Swedish, JapaneseGenre: Comedy, DramaDirector/Screenwriter: Aki Kaurismäki Cinematography: Timo SalminenEditor:Samu HeikkiläCast:Sherwan HajiSakari KuosmanenIlkka KoivulaJanne HyytiäinenNuppu KoivuSimon Al-BazoonKaija PakarinenMaria JärvenhelmiNiroz HajiMilka AhlrothKati OutinenTommi KorpelaSulevi PeltolaPuntti ValtonenHannu-Pekka BjörkmanElias WesterbergTaneli MäkeläRating: 7.9/10

English Title: Fallen LeavesOriginal Title: Kuolleet lehdetYear: 2023Country: Finland, GermanyLanguage: Finnish ArabicGenre: Comedy, DramaDirector/Screenwriter: Aki Kaurismäki Cinematography: Timo SalminenEditor:Samu HeikkiläCast:Alma PöystiJussi VatanenJanne HyytiäinenNuppu KoivuMartti SuosaloMaria HeiskanenSakari KuosmanenAlina TomnikovMaustetytötSimon Al-BazoonRating: 7.7/10

个人记录，短评写不下。

1’Halid从船上下来的时候看了一眼船员，但是不知道什么感情。

后来在审判会的时候说，“一个好心的船员发现了我，没有告诉船长”。

后置。

先给一个果，再给因，不显得煽情，反而因为当时的误解，会有迟到的感动。

属于叙事的技巧，讲故事不动声色，高级。

2‘ 现实感来自于不做美化的直接呈现。

香烟烫进戒指，全是烟头的盘子，Halid 洗澡时的黑水，接待中心里人黑着眼眶无望的等待。

是的。

人生一些日子就是这样的。

一般对戏剧性似乎是为了挽救现实的平淡。

那是人们还不会看。

3’ 开场惊人。

丈夫走时复杂的愤怒与仇恨，妻子把戒指扔进烟灰缸，且直接把烟头扔进去。

结尾开了一家杂货铺，为转变提供点可信度。

4’ 歌曲一直提到 妈妈 我要死了 给我买件白衬衫吧 这么顺利、积极 只是为了对抗死亡 ‘我装作开心。

你应该如此，有用‘ 5’ Halid 在梳妆台梳头。

体面，尊严。

最后妹妹没有黑下去，她没丧失希望。

最感人可能是halid 坚持和妹妹在一起，确信只要两人在一起，所有生活都可以自己创造，而不依靠黑在芬兰，有个好老板。

但这个角色呈现有些复杂，说爱上芬兰又想离开，以及告诉妹妹黑身份可以给她一个全新的生活（说明他认可这种生活）但结局又随时准备好走，没想清楚。

6‘ 尊严还体现在老板，一点一点展现他的行为。

买衣服、卖衣服、先卖几件，然后卖掉整个库存，和食品店老板极为自信地要价格，经历行情不好。

带妹妹回来，被检查。

人不屈不挠。

不加修饰地展现人的行为，来体现人的尊严，继承自海明威，近了拉美Alonso 的 《自由》也是同理。

不写了。

小津安二郎、罗伊•安德森和阿基•考里斯马基影片中的角色人物的表演都可以用“僵硬”来形容，但他们之间又有区别。

小津安二郎的是“僵而不硬”，演员大多数的情况下面带浅浅的笑，没有大的感情起伏，面部表情变化很小，其背后蕴藏着些许无奈，但保有温情，小津的风格完美体现解构主义的开放性和无终止性，人物之间的对话，无指向性，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锚定，但细品觉涵义隽永，他的影像中最平淡的生活原生像却使观者有其各自的解读和感悟，孰对孰错本无定论，生活的真谛在被濒临把握时又被重新解构了，导演没有有意识地传递给观众以某种意义，因为传递的信息不是导演艺术的单一表达，而是日本家庭文化的各种冲突的体现； 阿基•考里斯马基的是“硬而不僵”，剧中人物面部表情严肃，不苟言笑，双唇紧闭，言语交流生硬而缺少感情，语言交流剔掉所有无用寒暄的修饰枝节，减除圆滑、世故的用语和行为，这样增加了交流的有效性，去除了表达的多义和含混性，阿基的影像特质是结构主义最好诠释，人物关系看似松散、孤立，实际上它们构成一个严实、紧密的整体，孤独的个体也是社会整体的镜像和浓缩，个体是与他人的同一合作中形成并不断地完善自我；而罗伊•安德森的是“既僵又硬”，人物面部涂上油彩，已难看出喜怒哀乐，他们行动迟缓如僵尸，去情感化的生活呈现出一股死气沉沉的气氛，安德森的影片风格是存在主义的被抛，沉沦和向死而生。

阿基的影片以七十分钟左右居多，但这部影片却超过了一百分钟，算是阿基影片中的一个异类。

阿基电影的一大特色是色彩的运用，他的色调是暗色系的，忧郁的，古典而怀旧的，大范围的偏暗色块运用衬托着人物角色与现代时代的隔离与滞后感。

影片色调非常贴合西班牙画家里贝拉画作的暗色调，阴郁而庄重，但影片的内在形式却是印象派的，导演主观经验来迅速捕捉生活瞬间，影片呈现的生活是采样化和粗线条的，导演的目的意不在将生活刻画得精致或苛求逻辑上的严密性，人物偶然的而不是深思熟虑的行为，例如影片中开餐馆的芬兰人对于叙利亚难民的出手相助，更显弥足珍贵。

人物的交谈简洁和直接，即使是得到对方的帮助，也很少说“谢谢”，客气的寒暄在影片中是很难见到的，如此的交流更显真挚。

在这个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已经高度发达和全球化的社会的今天，表面上生硬的言语，实际上是摒弃了人们惯常的搪塞、推诿、恭维等假情假意，而还原了语言创立之初的本质。

阿基影片中的芬兰人多为表情严肃，不苟言笑，现实世界中的芬兰人是否也是这般模样？

本人和一些芬兰人有过一些接触，的确他们多是比较严肃，不喜欢开玩笑，通常嘴唇都紧闭着，而且在酒店大堂等处相遇他们通常不会和陌生人打招呼，对于你的问题，会做简短回答，不喜欢聊天和闲谈。

既然说到了芬兰人的性格特征，下面就再闲聊一下其它几个国家的，首先说明，我只是接触了他们中一部分人，具体都是基于自己的观察，并以第三者的角度来看他们，评论也力求客观（100%的客观是不存在的，因为任何评论都不可避免地受评论者的受教育程度、社会阅历、知识结构和价值观所影响），他们作为个体所表现出来的言行虽不能完全代表他们的整体，但是每个个体都是整体的一个缩影，每个个体所有的特质都会在其代表的整体中找到多个类似的样本，因为个体的特性都来自与他的群体的遗传性和社会性，而不会凭空出现，因为其行为多是由其在群体之间交流中产生的，不被理解的行为是没有存在意义的，所以见一斑，可大致窥全豹。

首先说一说美国人吧，毕竟他们给人的感觉是无处不在，考虑到美国短暂的国家历史，加上其复杂的国民组成，可以说美国人是没有统一的民族性的，作为一个全世界各民族，各种族的混合体，他们对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和习俗都有一定的接纳性，但整体上，美国人是看不起黄种人的，但表现是非常隐蔽的，多体现在一些小细节上，例如旅游场所或餐馆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对于白人是面带微笑的，对于黄种人表现不卑不亢，即使有笑容，也有种皮笑肉不笑之嫌。

当然大家可能会误会说：“是不是你自己玻璃心，一边向往美国，一边又总觉得自卑和自尊心受损，酸葡萄的心理作祟？

” 那估计您会错意了，因为本人一贯信奉人人生而平等，一样有龌蹉的思想，一样的吃喝拉撒，皆是自私自大的一团团活动的肉而已，而且我也不向往其它任何国家和地区，因为看过了解过之后，发现各有各的光鲜和污秽。

下面说一下日本人，基本上我遇到的日本人都非常的有礼貌，做事情讲究遵循原则，即使是某个事情做了无数遍，他们都不会走捷径，当然他们对于国人喜欢抄近路办事方法比较不喜欢，他们也非常的爱干净，还有他们白天努力工作，晚上去喝酒都非常的实在，与国人都想让对方多喝不同，他们喝起酒来毫不谦让，每次都以喝多喝吐告终。

日本人由于民族组成的纯粹性，所以他们的民族的特性也非常的明显，固执而执着，并且他们对于亚洲其它国家的人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轻蔑，但他们对于不符合他们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的言行是看不起的，其交谈的话语的语调和面部微妙的表情已表明了他们的内心。

再聊一聊韩国人，他们也是比较的讲礼貌，见面非常谦逊地打招呼，他们做事对于规矩的遵守介于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做事遵循原则也有时不排除走捷径，而且他们好多人都可以讲一些中文，而且他们也比较喜欢用一些简单的中文表达，不是为了简单地秀一下他们会了几句中文而已。

下面看看印度人，他们有时会非常明显地表示出来看不起中国人，估计自己一直为自己自诩的白人身份不被认同而愤愤不平有关，而且他们大多数人喜欢夸夸其谈，大谈心灵鸡汤，说的多做的少，是镶金边的尿壶-嘴好，眼高手低，作CEO是他们最好的选择而且现实也的确如此。

接着让我们看一看法国人，他们做事情没有美国人的严肃性，行事有时偏随意，即使是工作上的事也不例外，有时他们显的比较自大，估计还是吃着以前拿破仑的老本的缘故。

说到英国人，他们多表现温文尔雅，讲话句式比较复杂，用词比较美国人考究，交谈时比较尊重对方，会聆听对方再作回应，不似美国人多喜欢夸夸其谈。

英国人与国人交往，非常礼貌，但他们的骨子里面是傲慢的，他们总是抱着一种令人不易察觉的高高在上的姿态。

最后说一下德国人，他们做事严谨，但表面不像芬兰人看上去那样冷漠，对于寻求帮助的人比较热情，为人谦逊和对人礼貌，他们的自豪和优越感是不外露的，这是最高层次尊贵感，不靠轻看和贬损对方而彰显自己。

而低层次恰恰相反，人们最看不起的是和自己相像的同类人，因为他们为在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而恼火，基于库利的“镜中我”和拉康的“镜像理论”，我觉得人们逐步地形成自我的过程也是渐渐厌恶自己的一个历程，所以他们才选择轻贱“像自己”的他者来排斥“自己”。

所有的故事都是一样的。

人们挣扎着存活于降生的世界上。

——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芬兰影片《希望的另一面》用极简、古怪的复古风讲述了一个来自叙利亚阿勒颇的难民哈立德-阿里躲在一个运煤船上逃难到芬兰求生存的故事。

乍一看这部今年才上映的电影，还以为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电影。

《希望的另一面》是一部用35mm胶片拍摄的电影，保住了导演考里斯马基电影一贯高纯灰度、低明度的美术特点，朴素而诗意，也让他的那些呆呆的空镜看上去更亲切。

最棒的是他的极简主义叙事镜头。

老式的房屋、餐厅，老式的汽车，昏黄的色彩加上一群面无表情，甚至木讷的人群，构成了人物的总基调。

整个影片文艺范十足，空镜头不少，时间进程缓慢，保持了一贯的欧洲文艺片的范儿。

这是一部用喜剧外壳装一个难民悲情故事的影片。

本来几个主人公的人生是没有交集的，但由于有了一家叫“金色品脱”地下餐厅的存在，让他们产生交集，并彼此碰撞，有了故事。

“金色品脱”地下餐厅老板维克斯特伦原来是一个服装推销员，由于遭受与老伴的感情危机，不苟言笑的一言不发地把家门钥匙扔给女人，又脱下婚戒丢在桌上，离家出走。

在卖掉3000件衬衣后，维克斯特伦用这钱参加了一场私密的地下赌博，赌计高超的他大获全胜。

于是他用赢来的钱买下了这家售卖沙丁鱼，只有光秃秃的墙壁、几张桌椅，和一张摇滚音乐史中最伟大的电吉他演奏吉米-亨德里克斯肖像画的餐厅。

这是一个芬兰普通老年人的生活。

这一边维克斯特伦正在重新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另一边叙利亚难民哈立德-阿里正在逃离战乱的家乡阿勒颇来到了芬兰。

哈立德除了一个妹妹，其他亲人都在战乱中被打死了。

于是，作为汽车工程师的他向汽修厂老板（也是他的岳父）借了6000美元，带着妹妹逃离叙利亚。

可是，在穿过众多国家边境时，他和妹妹走失了。

他一直在各国边境难民营辗转寻找自己的唯一的亲人妹妹，可是他遭受了所在国极右分子的殴打，情急之下逃到一艘运煤的货轮，而这首货轮开往芬兰。

哈立德是一个眼神坚毅的孤独男人。

他来到警察局要求政治避难。

当然等待他的就是辗转各处收容站和面临很多次面对面的资格审查，之后等待审查结果。

不久就等来最终不得申诉的结果：遣返。

审查官宣布了外交部等部门意见就是叙利亚阿勒颇地区虽然在打仗，可是不能成为居民逃难的理由！

当即，哈立德被拷回收容所，不得离开，等待第二天早上遣返。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晚电视新闻就在播叙利亚阿勒颇居民被屠杀的画面。

其实，哈立德知道，他要被遣返回国，就是送死。

第二天哈立德在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女护士的帮助下，通过一扇小门，砸破一扇门窗，逃在了大街上。

后来他和一条流浪狗躲在一家餐厅的厕所里。

这家餐厅就是维克斯特伦的“金色品脱”地下餐厅。

外表冷漠，内心善良的维克斯特伦收留了他，让他在餐厅打工。

维克斯特伦还找关系帮哈立德办了一张假身份证。

事情好像有点完美了。

这不太可能的。

哈立德一直牵挂着自己的妹妹，一有机会他就会离开寻找唯一的亲人。

在躲过无数次警察及其他执法人员盘查后，哈立德终于得来了妹妹还活着的消息。

这时，哈立德马上要给维克斯特伦辞行。

可是，维克斯特伦认为哈立德还要重新穿越几个国家边境找妹妹太危险，于是找到一个长期跑这条线的司机，让哈立德写封信给妹妹，妹妹确认后就让货车司机把妹妹带到芬兰。

不久的一天晚上，货车司机真把妹妹带到了芬兰。

兄妹相见，没有泪水，只有拥抱。

哈立德告诉妹妹，第二天她就去警察局自首，申请庇护，而他目前的身份不能送她到警察局。

他把妹妹交给同在餐厅打工的芬兰当地的实习生，让她把妹妹送到警察局。

兄妹重逢，这应该是圆满结束了。

可是，还没有！

但哈立德回到维克斯特伦以前的衬衣仓库，现在是他临时住所的大门时，又遇到长期欺负殴打他的极右排外的光头党成员，这一次他被光头党捅了一刀。

第二天，维克斯特伦来到仓库叫哈立德时，发现地上有血迹，哈立德不见了。

哈立德到哪去了呢？

第二天在警察局门前，哈立德见到了准备自首的妹妹。

他简单嘱咐了几句离开了。

镜头一转，哈立德躺在一颗大树下，包扎伤口纱布已经被血染红，那一只曾经和他在一起流浪狗也在他身边。

他面带微笑，抽着一支即将燃尽的烟。

这就是一个难民希望的另一面。

面对前路，唯有那只流浪狗陪着他在不断躲避中，寻找另一面的希望。

就像妹妹见到哥哥时说的那句话：死多容易，但我想活着。

刘著民，媒体人。

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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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立德是叙利亚难民，号称人道主义的芬兰在明知叙利亚战乱的情况下仍然选择遣回他，一个芬兰的餐厅老板以及另外一个难民朋友帮助他找到妹妹，餐厅老板与妻子结尾也达成了和解。

全剧没有过分激烈的情绪渲染、暴力冲突，仍然让观众觉得故事是真是可信的。

哈立德第一次与餐厅老板在垃圾箱旁边相识，二人的对话滑稽中透露着诙谐。

并不会觉得辛酸亦或是煽情，很平铺直叙的在讲述整个故事，带有些许的形式化与仪式感。

餐厅老板冷漠资本家外表下隐藏的的善意在影片中显露无疑，不管是妥协女员工在餐厅中的小狗，还是收留了第一次见面就揍了他一拳的哈立德，又或者是在结尾处希望前妻来他的餐厅中做领班。

处处都体现着与他这个大块头甚至是有点无表情的面部表现不相称的善意与美好。

只有怀抱着希望，所有事情自然而然都会逐渐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