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

（文/杨时旸）中国的摇滚乐迷看到这部俄罗斯的《盛夏》或许会产生别样的情感，尤其是当看到那个细节的时候——乐手们登台了，他们唱歌，舞动身体，摇滚乐强烈的节奏和感染力传递到舞台下方，观众席上却是正襟危坐的观众，像是在聆听某种报告会。

只有少数几个异类试图将自己的身体离开座位，配合着音乐起舞，但很快，就有面容冷酷的保安走上前来进行警告，要求他们重新坐回座位。

这是本能与规训的对抗，是个人自由与权力意志之间对抗。

直至几年前，一些中国的摇滚乐演出现场仍然不时传出观众与保安发生冲突的新闻，乐迷们自发的欢呼、甩头、pogo，但这一切被保安视作混乱和危险的开端而加以制止，甚至一些演出现场，因为观众们站立起来却被喝止必须坐下，而满场嘘声。

经历过这些的人，会对《盛夏》中的很多细节会心一笑。

《盛夏》讲述的是苏联时期的故事，1980年代的列宁格勒，摇滚乐开始在年轻人间流行起来，年轻乐手维克多去拜访偶像麦克，同时也认识了麦克的妻子娜塔莎，麦克对维克多的乐队鼎力帮助，而同时，娜塔莎与维克多也慢慢变得暧昧，在那个盛夏中，音乐和爱情同时蒸腾起难以名状的雾气。

这是一部黑白影片，像甜美又哀愁的旧日记忆又如不那么真切的梦境，更有趣的是，影片中还穿插了四段超现实的动画，白色的粉笔画、MV式的处理，虚实结合的打破第四堵墙的运用，让一切都变得灵动又充满童趣。

从某个角度去看，这其实是一种将人物内心有效外显的处理手段，故事的时代背景充满压抑，权力无处不在，文化生活必须经过审查，物质生活匮乏，精神世界逼仄，而这些年轻人用音乐随时建构起“脑内小剧场”，这本身是一种反抗，也是一种精神支撑，得以屏蔽外部的高压和无聊，建构自己的内心丰盈。

《盛夏》或许会被归类为一部爱情片，至少这部散文诗一般松散的故事中，最重要的、最紧凑的部分是关于三个人之间的感情，但其实它讲述的是个人生活与权力、集体、宏大叙事之间的关系，个人主义的萌生与勃发，个人情感的私密絮语，对于自我生活困惑的表达，在那个时代中，“自我”本身就是一种禁忌。

所以，这个看起来风轻云淡，充满海洋、落日、篝火与聚会的故事，实际上是从非常私人化的视角叙述了一种乌托邦，一种在权力穹顶之下的美妙梦境。

《盛夏》完全可以写得剑拔弩张，写年轻人的不满和戾气，比如，维克多的乐队想要寻找登台演出的机会，必须经过审查，为了达成目的，他们把自己的歌词进行了莫名其妙的解释，将那些个人主义的、慵懒的、懈怠的、颓废的、愤世嫉俗的情绪巧妙辩解为一种符合宣传需求的语境，那样的社会形态下，只能通过这样屈辱的方式迂回地抵达目的，维克多登台演出，唱出那些戏谑和讽刺的歌词，台下的俱乐部负责人对文化官员解释，“这是一支幽默的乐队。

”麦克上台给维克多助演，她又解释，“这是退伍军人帮助工人阶级。

”民间社会不可遏制地产生自发的能量，权力也在殚精竭虑地进行遏制，二者在一个微妙的区间内心照不宣地拉锯。

其实，这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历史中的那位真实的乐手一直努力为社会议题和权利呐喊，而导演故意切掉了那些直接的表态，转而细腻地叙述起儿女情长，但政治议题并非退场，而是隐匿和退后，作为一种弥散性的背景，这是有效的以退为进的手法，这样处理会让人们明确地感觉到，有时你误以为自己可以掌控自己的私人生活，但实际上，不知道在什么时刻，突然之间，权力的手就伸向你，在车厢里，这些留着长发，穿着机车夹克的年轻人，被走上前来的醉鬼骚扰，“你们唱我们敌人的歌。

”这远比直接去书写权力更有力量，这写出了渗透至深的控制与操纵。

对于摇滚乐迷来说，《盛夏》中的一切都是亲切的，那些俄罗斯的乐手们通过各种渠道弄到了西方的摇滚唱片，他们互相交换，交流，坐在房间里戴着同一个耳机，聆听黑色安息日，披头士、伊基·波普，他们评论这些音乐家，想成为这样的音乐家。

无论生活空间多么逼仄，破旧的房间，严苛的环境，也无法扑灭他们心中对自由向往的火焰。

所以说，它写爱情，更写自由。

20世纪80年代初，列宁格勒的盛夏时节。

地下摇滚正悄然盛行，俱乐部的观众席对于演出现场来说却静得出奇；唯一的躁动来源，全都留给了舞台。

戴着墨镜留着披头士发型的男孩子们，几个从后台偷偷溜进来的朋友。

聚光灯肆意地挥洒在台上，幕布后和座位前，来来回回溜达着俱乐部管理者和审查人员。

台下的年轻人不出声地跟着哼唱，默默在脚底打着节拍。

举牌子的女孩子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够了，别闹了，这是不被允许的。

”管理者的着急和无奈，姑娘们几句嘻嘻哈哈的辩驳后，不了了之。

演出顺利结束——没有欢呼尖叫，掌声听起来也很平静；但每个人脸上的神情，要溢出来的心满意足，是掩盖不住的。

这群苏联青年们，仿佛刚受了洗礼一般，台上的光同样也打在他们的脸上。

仅用五分钟，[盛夏]一上来就默不作声、未夹态度地，展现了一幅勃列日涅夫政权后期图景。

观众们正襟危坐的反应，有如是听了一场政治会但每个人脸上的神情，要溢出来的心满意足，是掩盖不住的。

这群苏联青年们，仿佛刚受了洗礼一般，台上的光同样也打在他们的脸上。

仅用五分钟，[盛夏]一上来就默不作声、未夹态度地，展现了一幅勃列日涅夫政权后期图景。

涂鸦、音乐和夏天但影射的部分，点到就收。

在时代背景如此明显的电影中，导演却选择了最隐晦的方式——观众可以感受到的是，当时的苏联社会氛围只是影片的背景，故事和表达的重心，全放在了主人公们似水的日子里。

盛夏、摇滚、欢笑、青春、树林、海滩，再到街道、汽车、墙壁上的画，他们的色彩冲破了黑白的镜头，这一切都是真实而热血的，这一切，都是快乐的，因为我们谁都值得拥有。

放肆歌唱，跟我释放热爱的模样和其他所有年轻的音乐家一样，维克多爱听当时最火的一批摇滚和朋克——从披头士、齐柏林飞艇和滚石，到地下丝绒、大卫·鲍伊和伊基·波普……与此同时，他也在自己的音乐事业上不断地探寻着。

他结识了自己的偶像麦克，和其妻子娜塔莎他和新朋友们在沙滩上弹着吉他唱歌，伴着篝火起舞，脱光衣服冲进海浪。

这个振奋人心的音乐小团体，在电车上怒怼那些试图剥夺他们权利、疏远他们的保守公民，用超现实的幻想填充着这部音乐剧赞歌。

他们能在漆黑的小屋里摆弄着零散的乐器，他们也能在隔几天的晚上统治俱乐部的舞台。

MV模式全开维克多毫不意外地和麦克的妻子娜塔莎陷入恋情——但这段三角恋情并不使故事的天平倾斜；作为摇滚传记片，这部电影的内容里异常的干净，没有什么满屏的毒品，只有音符和歌词，“苏联音乐家必须找到人性中所有美好的东西”。

导演用松散的风格手法、美妙的镜头运用和精准的场面调度，安排出了一幕幕无比后现代的青春油画。

雨中歌唱的女人因为爱与失落从符拉迪沃斯托克一路飞来，只为顶着大雨跑进电话亭向路人诉说苦闷；一身红衣在黑白色调中尤其亮眼。

所有生活在压抑沉闷之中的人，就如同这场雨中的这个女人，用旋律释放了出来。

他们谈心，写歌，录音，为乐队取名；麦克仍然懂得照顾他的生活，维克多在音乐的路上也逐渐走上正轨。

而后面这段活泼无比的音乐专辑封面致敬，倒让我想起了[我和厄尔以及将死的女孩]里对经典电影的致敬方式。

上图[盛夏]致敬“谁人乐队”、下图[我和厄尔以及将死的女孩]中“袜条橙”他们爱慕着、仰望着这些乐队，他们拼尽全力想要成为同样的音乐家。

他们也想要听到孩子们在走廊上唱着他们写的歌；勇气和才华，带着他们奔向大海，带着他们穿过街道，带着他们走上舞台——他们准备好了。

在最后时刻，维克多一身黑画着眼线出现在观众面前而影片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一个穿着简单T恤夹克的害羞少年。

这个新的造型伴着他向生命的顶峰走去——成为神？

噢，世上只有一个神。

在苏联解体的前夕，他带领着无数怀揣“改变”梦想的追随者，跃进摇滚的天堂。

命运多舛，愿你抱紧自由的灵魂本片的故事，是根据东欧伟大的摇滚乐队“Kino”(Кино，意为“电影、影象”)乐队主唱、“苏联摇滚教父”维克多·崔成名前的早期生活经历改编而成的。

他的乐队是俄罗斯音乐史上最受欢迎和音乐影响力最大的乐队之一。

崔是韩裔移民的后代，在列宁格勒出生长大，十七岁就开始写歌；

被认为是俄罗斯摇滚的先驱之一，他在整个苏联推广了这一流派乐队最受欢迎的时期，甚至引发了一阵类似披头士粉丝中“Beatlemania”全球性浪潮般的“Kinomania”效应。

1990年，28岁的他在著名的卢日尼基体育场举行了最后一场演唱会后不久，因车祸意外于拉脱维亚不幸身亡。

到现在，崔在许多国家仍然拥有大批忠实的追随者，包括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

粉丝们的自发哀悼摄于崔去世的两天后，墙上写着他的名字画着和平反战符号崔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致力于为政治变革发声，他的歌词和他的影响力，无一不被俄罗斯民众传唱至今。

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摇滚乐是主要局限于列宁格勒的地下运动；在政府的支持下，莫斯科的流行歌星在排行榜上独占鳌头并获得最多的曝光率，而摇滚乐并不受当时的政府欢迎，摇滚乐队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资助，也很少被媒体曝光。

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是为数不多的允许摇滚乐队表演的公共场所之一。

崔和他的好友们，为了演出，辗转于各种公寓和地下音乐会之间，最后来到莫斯科，认识了知名乐手、“水族馆”乐队主唱鲍里斯·格列宾什科夫，凭自己的才华得到了鲍里斯的帮助，并组建了乐队。

崔和第一任妻子玛丽安妮而本片选取的崔的生活片段，是他还未如后来那样紧密接触政治的时期，刻画了相对平和的一段历程。

他的偶像麦克·诺门科，是俄罗斯摇滚运动的奠基乐队之一、苏联杰出的蓝调摇滚乐队“Zoopark”的主唱。

而[盛夏]这部电影的成形基础，也有部分来源于麦克的爱人娜塔莎的回忆录。

麦克和娜塔莎这部备受期待的纪录片在戛纳首映的时候，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正在家中受到软禁，无法参加活动；他和伊朗导演贾法·潘纳希一样被政府禁止前往。

去年八月，谢列布连尼科夫因受指控“挪用公款”而在拍摄的最后几天被迫打断，这则消息立刻上了新闻头条引起轰动，这一事件和谢列布连尼科夫之前的数部暗指政治时局作品不无关系。

而在戛纳的红毯上，来到现场的主创们也公开支持导演，反对软禁行为。

[盛夏]剧组在戛纳电影节“谣言五花八门，真相只有一个。

”制片人伊利亚·斯图尔特说，谢列布连尼科夫的摇滚里，政治因素是次要的，这部电影的重心，是为了讲述摇滚在那时那地作为“边缘”“亚文化”的存在。

摇滚本来就是政治的，甚至可以说是最政治的音乐——但[盛夏]中的摇滚是关于纯粹、关于反叛，关于时代精神的，它是自由、爱、文化和代际更迭，“这部电影本该是俄罗斯的骄傲”。

-文：YorkshireViking文章源自微信公众号：电影解毒转载需授权

办趴的烦蹭票的，《盛夏》开头就是蹭票的，朋克都好团结。

给你看看什么叫做排排坐看摇滚，不许摇摆，不许比心，让你感受体内洪荒之力被憋屈的感受，让你知道厉害不仅仅是摇滚乐，还有台底下纹丝不动用脚趾头在鞋子里面打节拍的观众，看他们流下汗水，看他们屏住呼吸，然后冲出房间外，悄悄回家听维克多·崔。

2019年的夏天，一档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划破天际，降落在爱奇艺的绿色荧幕框里，它是新的，或者从来没有过的，以及带着一股在局限中无法掌控的疏离感，大家看得津津有味，沉默中忽然迸发出的一股凶猛力量，这股力量来自一帮中年人，一帮拥有群众基础和表演经验的乐队，新奇和真挚，节目和流量，矛盾和渲染，作为观众和屏幕里的乐手一起入戏出戏，看飞短流长，听独白呐喊。

节目已经播完总决赛，盛夏就要结束，而乐手和观众也将各自回归各自生活。

今天想说的不是《乐队的夏天》，而是2018年的俄国摇滚传记电影《盛夏》Leto。

影片截取80年代早期到90年代初，记录下了前苏联摇滚巨星维克多·崔Ви́ктор Ро́бертович Цой 的发迹史。

维克多·崔被称为俄国摇滚教父，黑长发，韩国移民后裔。

维克多15岁因为玩摇滚被学校开除，17岁写歌开始地下表演，后来在火车上认识了动物公园 Zoopark 摇滚主唱麦克。

麦克在摇滚圈非常有威望，他很赏识维克多并且帮助他宣传和组乐队，维克多凭借对社会的批判和富含内涵的歌曲创造了自己风格，彼时正逢政府转型，国家开放了媒体对摇滚的报道，维克多得到曝光逐渐走红成为摇滚巨星，他是俄国的摇滚英雄。

除了玩音乐，维克多还是一名锅炉房工人，他的生活并没有因为成为摇滚明星而改变，人们因为这个更喜欢他，他所唱的表达的也是自己真实的生活。

这位摇滚巨星在1990年8月15日因为车祸去世，享年28岁。

《盛夏》电影里有三个人，维克多、麦克和麦克的妻子娜塔莎，三人互相欣赏，麦克夫妻俩发现了维克多这个宝藏，帮助他迅速成长，而三人之间的关系已经不仅仅是爱情那么简单，至少在电影里，麦克和娜塔莎都滋养了维克多，相应的，维克多谱写出了那惊世骇俗的音乐，将摇滚力量带向了人民和世界。

《盛夏》有2点，一个是俄国80年代早期的那个社会状态，另一个就是里面的音乐。

你会看到很多似曾相识，或者同样让你啼笑皆非的东西。

电影里面的音乐分两种，一种是时不时穿插的七八十年代英美摇滚乐，80年代的苏联同样充斥着一大批热爱披头士，大卫鲍伊，地下丝绒，TalkingHeads，Joy Divison，T.Rex 的年轻人，这群地下乐队将那些殿堂级摇滚乐队奉为偶像，他们交谈，吟唱，谱写自己的歌谣。

另一种音乐就是原创的俄语摇滚乐，那几首《垃圾场》，《懒惰鬼》，《八年级的女孩》，《一棵树》简直就是神作，歌词写得很好，非常好的MV。

还有那几首翻唱的歌曲，从火车那段TalkingHeads 的Psycho Killer 开始，整个感官全部被调动起来。

后面这样的超现实的表现手法还有维克多和娜塔莎一起坐电车时候唱的那首 Iggy Pop 的 Passenger，麦克在列宁格勒俱乐部唱起了《摇滚明星》，底下观众忠于全嗨了，然后眼镜小哥举起提示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盛夏》特别的地方在于，它会跟屏幕前的观众互动，想让观众像是在现场那样融入进去。

这部电影已经让人失去理智，什么剧情人物都不想去想了，只想做一个听音乐的傻瓜，看维克多和娜塔莎在马路上边走边唱。

电影里有一幕维克多和乐团成员在创作的时候的谈话，我们既不是朋克，也不是摇滚，那我们是什么？

当初中国新裤子乐队，风格从朋克转型为新浪潮，开始大量使用合成器，然后又开始加入低八度高八度的唱法。

而维克多的 Kino 乐团，奥列格被征去当兵，没有鼓手，乐团用合成器提前将鼓点录好，各自抱着把吉他上台。

当海浪来袭，不跟随，索性做一条飞跃浪潮的鱼，把歌曲做了出来，唱了出来。

电影里维克多说，未来将是新浪潮的世界，感觉世界都要统一了，世界终究是属于热爱音乐的那群人。

电影中维克多开始使用合成器之后，杰克很不赞同，觉得这是迪斯科不是摇滚，然后维克多反问，迪斯科真有那么差吗？

大卫鲍伊也写过迪斯科。

维克多是一个锅炉工人，在电影当中他还是一个木工，做木头的物件很厉害，但是他写歌最好，一个早上就可以写出一首《八年级女孩》。

历史喜欢记录这一切，维克多后来成为了摇滚巨星，中国新裤子也成为了一只具有时代意义的摇滚乐队。

盛夏结束了。

（完）

我给你煮碗面吃Wechat ID: Lamotta_yajie

原文地址：http://www.qh505.com/blog/post/5601.html括号开始，1962-1990，括号结束。

生卒年的标记打在画面上，一种生命时间的刻印显得残酷，它仿佛标记的不是生命的长度，而是戛然而止的那个端点：1990年，作为最伟大的摇滚乐队“基诺”的主唱，有着“苏联摇滚之父”之称的维克多·崔，在著名的卢日尼基体育场举行演唱会后不久，因为遭遇车祸不幸身亡。

而当这一串生卒年数字被打在画面上的时候，维克多正在舞台上尽情唱起摇滚歌曲，他是激情迸发的，他是充满豪情的，即使只是在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这个小小的剧院里，维克多依然沉浸在摇滚世界的巨大热情里，底下的人拍手鼓掌，一起唱和。

但是当生命的标记变成一种注释，似乎关于身后的死亡正汹涌而来，而更改了乐队名字为“基诺乐队”、飘逸的长发被剪短的维克多，当他唱起那首歌，似乎这一切变成了一个预言：“我知道我的树，注定生长不会超过一周……”一周是短暂的，当一棵树只有一周的生命，它是渴望迅速地成长，还是接受命运的摧残？

1962-1990，这是维克多的生卒标志，而在他之外，那个站在过道上和妻子娜塔莎一起来听演唱会的麦克，当镜头扫过他，画面中也是打出了一串数字：1955-1991——依然是生卒年的标志，依然是命运的残酷，依然是摇滚的陨灭，也依然是不会超过一周的生命之树。

维克多和麦克，苏联摇滚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当最后都以数字化的方式注解生命的过程，似乎变成了对摇滚本身的质疑——维克多和麦克的死亡都和阴谋论无关，但是“谨以此片献给我爱的人”，似乎就把生命的无常和摇滚世界陨落建立起了某种诡异关系，摇滚发生着，在真实的历史中发生着，但是猝不及防的一切，会随时带走那些记忆，带走那些爱，带走生命之树。

摇滚属于那个盛夏，盛夏，“我在城里买了一份报纸”，盛夏，“今天有一场盛大的音乐会”，盛夏，“暴徒们带着铁齿虎”……《盛夏》是麦克的代表作，总是带着墨镜的麦克其实已经成为苏联摇滚历史上的一座丰碑，而在他的世界里，关于报纸新闻，关于盛大音乐会，关于暴徒，似乎也成为了时代的一个隐喻。

生活在八十年代早期的列宁格勒，麦克看起来在摇滚的世界里对传统进行着解构，在盛夏的耀目光芒中诠释激情，但是在现实里，麦克却并非是非主流的存在，他和娜塔莎结婚，生有一个叫杰尼亚的孩子，摇滚乐队在以“苏联音乐家必须找到人性中所有美好的东西”的摇滚俱乐部里注册，而演出似乎也只是在俱乐部的舞台上——恪守规则，遵守秩序，麦克的生活就是在这样的现实里演绎着。

而当维克多找到他，并且跟随他进入摇滚世界，两个人的观念其实发生了某种冲突，而在这种冲突中，一方面维克多的自由为麦克的创作注入了更多的激情，另一方面，在规则面前，他们却不得不妥协，甚至让步。

一开始是两个人之间的矛盾，麦克的理念是：“酒分两种，好喝的，和特别好喝的。

”音乐，或者摇滚，也如酒一般，而他们的目标当然是要做“特别好”的那种，但是在特别好喝的阐释中，两个人其实并不一致，在海滩上，维克多和同伴罗夏找到了偶像麦克，献上了自己的歌曲，麦克说“音乐棒极了”，但是那首《懒惰鬼》里最后加上了“妈妈，妈妈”，后来维克多的《八年级女孩》，麦克建议再升高一个调，或者建议那些歌曲再抒情一些。

而维克多似乎并不苟同于麦克的见解，“我不喜欢被修改”，所以当麦克提出意见时，维克多总是坚持自己，但是麦克作为引领人，维克多也无奈放弃自己的观点。

两个人之间或者只是对于音乐理念的不同而已，但是在维克多逐步建立乐队，并加入摇滚俱乐部的过程中，他面对的是妥协还是坚守的冲突。

要申请加入摇滚俱乐部，所作的歌词必须进行审核，伊万诺娃是俱乐部的创始人，也是歌词的把关人，当她听到维克多的音乐作品《八年级女孩》时，第一个问题是：“这首歌批判了什么？

”麦克抢先回答：“批判了滥交。

”伊万诺娃问，这是一首喜剧作品？

麦克点头，而当伊万诺娃要求维克多自己回答时，麦克故意支开了乐队的三名成员，让他们去倒开水，而当三个人拿着水杯过来，在麦克的努力下，这些歌曲已经通过了审查，它们作为“喜剧作品”表现了“苏联音乐家必须找到人性中所有美好的东西”的俱乐部宗旨。

加入了俱乐部，维克多的摇滚生涯似乎获得了合法化的地位，但是在和麦克之间，矛盾依然存在，取名叫“加林和双曲线”乐队，只是麦克随意性的命名，而当乐队的鼓手奥列格通过了征兵，乐队没有了鼓手，维克多为了推出自己的专辑，希望鼓手的部分用录音代替，而麦克却认为“这不是摇滚，这是迪斯科”。

在录制专辑时，维克多终于无法忍受不像自己当初所设想的音乐，“这声音太糟糕了。

”在走廊上抽烟的时候，乐队成员罗夏对他说：“当孩子们在走廊上唱起你的歌，那才是真正的摇滚，别太在意录音的业余效果。

”无奈之下的妥协，维克多选择再次进入录音棚。

让孩子们喜欢自己的歌唱起自己的歌，真的是摇滚？

这个疑问维克多曾有过一次回答，在专业人员组成的小型推介会上，有人问维克多，你梦中的音乐会是怎样的？

他说到了一个词：大家，大家喜欢，大家狂欢，才是真正的摇滚，才是梦中的音乐会，而这个大家显然不是罗夏所说的“孩子们”，那种“为了孩子”在教化意义下的音乐，无疑是在规则之中的存在，就像伊万诺娃定义他们是“新的喜剧摇滚乐队”一样，都无非是审查之后的产物。

所以，对于维克多，甚至对于麦克来说，当摇滚世界被这些合理化的规则所制约的时候，自由的精神在慢慢消退，那种“盛夏”的狂热感觉也渐渐褪色——它们的狂欢，它们的激情，它们的破坏性，在另一种想象的世界里发生：在从海滩度假回来的火车上，面对乘客指责他们的音乐是“野兽一样的尖叫”，是“美国敌人唱的歌，大家开始了颠覆，他们在乘客间做恶作剧，他们打到诋毁的那些人，在完全解构了秩序的世界里高声歌唱，但是那个眼镜男举起牌子：“这些都没发生过。

”当维克多和娜塔莎酝酿了新的歌曲，坐在公共汽车上，一车的乘客都开始唱起这首歌，甚至连站点播报，售票员讲话，都变成了摇滚，而最后下车时，骑着自行车的眼镜男又对着镜头说：“这并没有发生”；当小型音乐会交流之后，随着音乐响起，大家开始疯狂起舞，维克多和众人一起唱起来，眼镜男在人群中又对着镜头说：“这不是真的。

”……音乐随时响起，每个人都会吟唱，这或者就是维克多所说的梦想中的音乐会，而每个人都是“大家”，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才真正符合摇滚的精神，才是盛夏的写照，但是当这一切都变成如MV的幻境，当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世界又回到了现实。

音乐被隔开了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是情感的爆发，一个世界则是情绪的收敛，一个世界是天马行空，一个世界则是循规蹈矩，一个世界是音乐本身，一个世界则是规则的制约，所以在“这没有发生过”的巨大失落中，那些梦中的一切只不过是虚幻的存在，它无法抵达现实，更无法改变现实，盛夏里没有“盛大的音乐会”，没有“带着铁齿虎”的暴徒，而正是因为自由之树被预言了一周的生长期，所以无论对于维克多还是麦克，都选择了克制。

这种克制在麦克、维克多和娜塔莎之间的关系里，却呈现出一种隐忍。

娜塔莎带着女伴偷偷溜进俱乐部，又举着心型牌子示爱，都是他们爱情的一种证明，但是当维克多出现之后，这种关系受到了威胁，在海滩上，娜塔莎和维克多在一起，这是他们初次见面，似乎其中的暧昧已经传递出来，麦克看着他们说了一句：“最终她会制造绯闻。

”随着维克多越来越频繁地出入麦克的家，他和娜塔莎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微妙，他们一起吃那个心形西红柿，他们一起散步买了无价的杯子和双倍浓度的咖啡，他们一起为孩子杰尼亚洗澡，但是发乎情止乎礼，娜塔莎告诉麦克的是：“我想吻维克多，但是罪恶感会杀死我。

”似乎是一种信任，麦克也没有愤怒，而是说：“去亲吻吧。

”当娜塔莎面对维克多时，也告诉他：“麦克允许我吻你。

”维克多说：“有书面准许吗？

”娜塔莎对麦克不隐瞒，麦克对娜塔莎不愤怒，维克多又要所谓的准许，似乎他们都给了对方一种自由：娜塔莎真的吻了维克多，但也仅仅是吻了，她却把自己要好的玛丽安娜介绍给了维克多；而麦克知道这个绯闻无可阻止，表面上无所谓，却在一个人的时候，承受着痛苦，他一个人站在瓢泼大雨中，站在电话亭里，给娜塔莎的电话没有打，他就这样在大雨中感受到一种透彻，而一个女人进了电话亭，硬币一次次被吞掉，气急败坏地她和麦克走在一起，“你是不是被女朋友赶出来了？

我是被我父亲赶出来的，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坐飞机过来，因为我太骄傲了。

”两个人似乎同病相怜，而麦克在被大雨淋透之后，又像没事一样去了鲍里斯那里，“我要写一首无意义的歌。

”歌曲写完，似乎那种情绪也终结了，回到家，又像没事一样躺在娜塔莎身边。

两个人躺着，安静地可怕，而其实每个人都在斗争着，在相同方向的躺姿之后，麦克又转过身来，背对着娜塔莎，之后天亮了，之后起身，在一个人的时候，他骂自己是傻瓜；而娜塔莎知道麦克的痛苦，面对维克多时说：“麦克已经在忍耐的边缘了。

”然后离开时扬起了手，“我的戒指拿不下来了。

”一种示意：必须回到婚姻世界里。

维克多是不是真的爱上了娜塔莎？

娜塔莎是不是找到了和麦克不一样的爱情？

麦克是不是真的会爆发？

在这个隐忍而回退的结局中，爱情似乎都藏在了心里，婚姻似乎还维持着现状，而这一切也是规则，也是秩序，就像眼镜男举着牌子面对镜头时所说，这一出爱情故事不是真的，“它没有发生过。

”“加林和双曲线”乐队更名了，维克多的发型变了，爱情终止在不被摘下来的戒指上，当维克多在舞台上演绎激情，台下的麦克提前走出了走廊，而娜塔莎满含着泪光，注视着维克多，然后也留下了一个背影，“我知道我的树，注定生长不会超过一周……”于是激情的盛夏落幕，盛大的音乐会落幕，于是生命变成了写在括号里的一串数字，就像那个讲究规则和秩序的时代，只有它曾经真实发生。

看电影《盛夏》（Лето，2018）时觉得奇怪，怎么找了一张东方脸孔来演这位苏联摇滚歌星维克多？

原来 Viktor 姓崔（Viktor Tsoi，1962-1990），父亲是个朝鲜人。

我们这边也同样有个玩摇滚玩出名堂的朝鲜族人，叫崔健。

我对摇滚乐说不上喜欢，但不讨厌，崔健等人有些歌还蛮耐听的。

《盛夏》里面的歌都不是我喜欢的，但这位苏联崔和他的贵人、摇滚前辈麦克（Mike Naumenko，1955-1991）夫妻，三个人之间的感情，反常态地没有搞出个“嬲”字出来，让这部电影很有看头。

只可惜，这两位摇滚明星都如流星般，英年早逝了。

2018.12.18 http://william-ho.lofter.com/post/6c3aa_12c0b87fc

（原载8月24日《北京青年报》） “当孩子们在走廊上唱起你的歌，那才是真正的摇滚。

别太在意录音的业余效果。

”电影《盛夏》中，列宁格勒摇滚圈大哥Mike安慰着小伙伴维克多.崔，初出茅庐的这位未来摇滚巨星，打一开始就有着很高的自我要求。

是啊，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最棒录音棚，显然是为人民功勋艺术家们准备的，没有腐朽堕落的西方资本主义，也就不会有为反叛躁动青年们准备的商业流通机制。

在赴俄罗斯世界杯之旅前，为避免手机音乐跨国版权受限，我提前从在线音乐平台上下载了维克多.崔和KINO乐队最初的两张专辑，《45》和《46》。

效果糟透了，干瘪的吉他和弦拖不起维克多诗意的表达，再说我也不懂俄语，于是在俄国一城城游荡着，渴望应景凝听的我，不得不按下了停止键。

不过相继亮相戛纳电影节和First影展的《盛夏》，却有着极其出色的声响和画面，清爽又悠远如每个人记忆中最美的17岁歌声，黑白却透亮似我们用梦境美化雕饰的最浪漫夏日。

故事开始于1980年代初的列宁格勒，从外到内的第一场戏，将时代背景交待清楚。

两个年轻姑娘爬梯翻窗，在演出策划人的帮助下，偷摸进列宁格勒第二摇滚俱乐部。

那是社会主义苏维埃常见的礼堂，有着屁股离席会弹起来发出噪音的塑料板凳，台上长发披肩的动物公园(Zoopark)乐队，在嘶吼着极富煽动性的朋克歌曲《你是垃圾》，台下的观众却在巡场管理员的严密监督下，只能用脚尖轻打着拍子，不敢晃动身子更别说忘情起舞，一曲告终，拍手致谢，如同台上卖力演奏的，是马林斯基剧院里的古典乐团。

摇滚乐迷们都记得有着Metallica、Pantera、AC/DC等金属名团出场的《1991莫斯科红场摇滚音乐节》，录像里面，黑压压的观众在振臂嘶吼，维持秩序的警察在用铁棍暴揍歌迷。

当然，这或许是剪辑故意制造的对立感，更有传言说，这场音乐节观众超百万，踩死32人，打死几十人。

苏联以1991年年底的彻底解体，更为这次音乐节及其传言增添了某种因果关系。

也以此反推回10年前，民谣旗帜维索斯基在莫斯科冬奥会前逝世，悲伤的群众接着听到其精神衣钵的继承人维克多.崔，对现状的愤怒却依然不能在摇滚现场得到充分发泄。

《盛夏》的故事时间段很短，几乎就是维克多.崔融入列宁格勒摇滚圈的第一个夏天，剧情也很简单，维克多与赏识自己的伯乐Mike英雄惜英雄，却也加上Mike的漂亮妻子Natacha，而发展出一段坦诚又纠结的三角恋。

双男主角中的维克多.崔（Viktor Tsoi），是苏俄爱好者熟知的摇滚英雄，对于中国乐迷来说，因为维克多与我们的摇滚教父崔健同姓又同是朝鲜族，就产生出一种巧合的神迹，而其实维克多.崔从出道时间上看来，远称不上苏联摇滚教父。

至少第二位男主角Mike，就更是列宁格勒摇滚圈的大佬级人物，虽然Mike的乐队“动物公园“也同样贯穿了《盛夏》始终，其后世影响力却远不如维克多.崔和他的KINO乐队。

如今俄罗斯很多城市的中心公园里，可能都会有着一座手持吉他的民谣英雄维索斯基雕塑，而维克多.崔却是出现在穷街陋巷最多的涂鸦形象，同样如电影中Mike所愿，大小城镇的孩子们至今仍抱着吉他在走廊上哼唱他的名曲《血型》，如同走入一个云南偏远乡村可能看到少年在弹唱Beyond的《海阔天空》一样。

世界杯决赛那天，我穿过叶卡捷琳堡列宁广场的地下通道，墙壁上画着维克多.崔，少年乐团恰在弹奏着电影《盛夏》的片尾曲——《夏末》。

墨镜与香烟、长发与鸡冠头、短袖与长裙，如若不是片中角色说着俄语，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些好看的青年，是曼彻斯特的朋克或旧金山的嬉皮。

列宁格勒的摇青们，试图做出与西方也与苏联不一样的声音，可他们追逐着地下丝绒和David Bowie的唱片，跟上了从T-Rex华丽摇滚到Joy Division后朋的潮流。

他们不知道自己国家的末日将至，也没有找到八十年代新一辈的集体价值，但与西方同行一样，追求着“和平与爱”，信奉着“艺术家不能被婚姻束缚”，偏偏放手让爱人去吻（暂时）更爱之人的，正是不该被束缚的艺术家Mike。

与我们推广西方摇滚乐的乐评前辈一样，Mike在陋室里翻画着专辑封面，查着俄英字典翻译着Lou Reed的歌词。

他借口工作，让Natacha与维克多共度一夜，坦诚而大度的表面之下，却是涅瓦河畔任雨夜折磨的伤痛身心；他邂逅一个从海参崴飞了大半个俄罗斯过来寻爱的疯妇，产生了与《猜火车》中雷登一样的幻象和一样的音乐——Lou Reed那首《Perfect Day》——“去公园里喝杯桑格利亚，到动物园逛逛，看场电影，然后回家，多么完美的一天。

”电影中所有伴着简笔动画效果的幻想画面，全被一个墨镜解说男一一否认，“这不是真实的”。

列车上朋克与克格勃干仗不是真实的，演出现场观众和监督员一起跳水碰撞不是真实的，雨夜里的Perfect Day也不是真实的。

墨镜解说男是片中角色视野所不及的隐形缪斯，他听着Mike那些关于情情爱爱的布鲁斯，批判着“相较鲍勃.迪伦，俄罗斯所谓的摇滚一点也不关照现实后，世界上哪可能有抒情的英雄”。

电影中除了苏维埃礼堂和城市大家庭客厅外，最多出现的室内空间算是厨房。

这儿才是前苏联最重要的思想空间。

在白俄罗斯诺奖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采访回忆录《二手时间》中，苏联人民得“感谢赫鲁晓夫，正是在他的领导下，人们才走出公共宿舍，转入私人厨房，在那里臭骂政府……亲朋好友们一道，产生各种思想，天马行空的规划，胡扯的政治笑话……我们一起偷听维索斯基的民谣和敌台BBC……只不过大多数人不过是‘厨房里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口袋里竖起中指。

”当摇滚小伙伴们只是在口袋里竖起中指时，音乐愈发成熟的维克多.崔却通过《我们想要改变》和《血型》等名曲，大胆制作和发行具有政治议题和无限传播度的作品，也让他从列宁格勒小伙伴群体中脱颖而出，成为真正反叛的时代英雄。

当然，电影并不想讲述一位英雄的整个摇滚人生。

我们都知道，维克多.崔在1990年8月15日凌晨，在拉脱维亚因疲劳驾驶，而车祸遇难，年仅28岁；我们鲜少知道，电影中维克多那位伯乐、好友兼情敌的Mike，也在一年后的8月27日，因公寓里一个事故导致的颅内出血而去世。

而他们歌唱又抗争的巨大祖国，在四个月后轰然倒塌。

与去年另一部摇滚传记电影《Nico》相似，《盛夏》也只是截取摇滚英雄生命中的一段时光，去精心打磨。

不过与颓丧的Nico不同，《盛夏》的1980年代初，是维克多.崔最纯净最美好的时光，即便他整天听着颓丧Nico的地下丝绒。

影片结尾，一个夏天过去了，满腹的心头话儿也该讲完了，在一段关于诗意日常的城市民谣中，维克多吻别了Natacha，镜头转入次日清晨Mike夫妇关于浪漫和梦想的无聊对话，再转入超8录像中波罗的海海边的盛夏，那是维克多初识友人和爱人的美好盛夏，是全片中唯一彩色却失真的部分。

6.7维克多·崔，1990年8月15日因疲劳驾驶在苏联拉脱维亚图库姆斯发生车祸丧生，得年28岁。

视觉的设计很流畅，但角色关系很单薄，或者该说这个角色关系到底也没展现什么意义，所以令人失望。

好的地方在于混乱且随机与正统且守序的两种感觉碰撞，有着更轻盈更浪漫的气质，不那么理智、不那么具体、不那么刚猛，只是原始；最好的一场戏就是第一场，第一场开始演出之前的部分最好，麦克与维克多相识的那场次之，此后一切就都没什么变化。

朋友和我聊起来说嘻哈歌手们的名字，只要在键盘上随便打字；“加林和双曲线”也是，谁是加林不知道，好听就行。

这是对的，苏联的审查员要求音乐里存在人性善的部分，为了抵抗被规定的正统于是赞颂懒惰，这就是反抗精神，这就是积极的社会角色。

它没有什么不同方式的反抗，不同层次的反抗，只是很笼统的东西。

那些串烧MV的狂欢场景其实都没有发生，真正发生的只有循规蹈矩的生活，被审查的歌词、摘不下来的结婚戒指，一个活生生的人就变成一串数字，1962-1990，1955-1991，令人伤感、令人懊恼，不仅因为大家喜欢肆无忌惮，真正的历史纵深感也由此出现。

但这些MV响得突然，实际上不仅令人完全出戏，还干扰了正常或更深入的讨论，取而代之的只是种夸大后的常见情绪，举例即火车上的争吵。

本文首发于【MOVIE木卫】（微信公号：movie345）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即使作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的前苏联，黑市交易活跃、西方商品暗度陈仓成为这个庞然大物的繁荣表象下沟壑纵横的蚁穴。

而伴随着西方商品一同走私舶来的，还有风靡于欧美“资本主义世界”的摇滚乐。

在这个后斯大林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虽然还在集体化的生活操练千篇一律的着装和个性，却早已远离了十月革命的翻天覆地、也未曾经历过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腥风血雨，他们面对着前领袖个人崇拜的土崩瓦解，曾经神圣的真理和史实俱被推翻，耳濡目染着铁幕之外的光鲜欲望、迷茫而混沌中的年轻人，偷偷读着索尔仁尼琴和纳博科夫，暗地览阅背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欧美电影，而摇滚乐更以其激进而前卫的姿态，前所未有地回应着他们的虚空和反叛、热情和憧憬，以星火燎原之势在这块土地上迅猛发展。

官方重重打压、主流意识形态的抨击和严格的审查制度也未能阻挡这股摇滚洪流冲向铁幕之后的前苏联。

随着摇滚乐音乐人的不断出现、影响力扩大，越来越多的摇滚俱乐部也随之诞生。

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The Leningrad Rock Club）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80年代前苏联最大的摇滚阵地，那些传奇的前苏联摇滚乐队都Aquarium、Kino、Zoopark、Piknik、Alisa、DDT、Televizor、都从在这个摇滚俱乐部中走出来。

谢列布连尼科夫记录80年代前苏联摇滚乐章的电影《盛夏》，正是开场于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彼时Zoopark的主唱——及肩长发戴着蛤蟆镜、一身西方嬉皮士打扮的麦克正在舞台上激情嘶吼“你是垃圾”，而台下正襟危坐的年轻人却还时不时要被巡逻的工作人员按捺下尖叫和横幅，只能在膝盖上敲击出响应躁动鼓点的节奏。

在随后的一次湖畔聚会中，麦克身边围坐着伴舞歌唱的男男女女以及他同样热爱摇滚乐的女友娜塔莎——如果不是语言差异，似乎根本分辨不出他们与“资本主义国家“嬉皮士的区别。

娜塔莎注意到了韩裔青年维克多·崔，他们的一首《懒惰鬼》引起了众人的随声附唱以及麦克的提携关注，因为这次结识使麦克成为了这个未来被称为前苏联摇滚教父的早期引路人。

经历了60年代的对欧美摇滚乐的亦步亦趋紧紧跟随，复制时代的苏联青年成长到70、80年代形成了具有民族性的觉醒和自我个性的发展。

原本就作为自由独立精神象征的摇滚，放在政治高压、文化贫乏的前苏联，更是有了反叛和对抗主流的意义，从而成为精神生活贫瘠之外的一块纯粹的乌托邦。

因而歌词内容的批判、讽刺和戏谑绕过文化机构斟词酌句的审查，曲折指向令人失望的政治前景和日益分裂的社会现实。

Kino主唱维克多·崔唱作的歌曲，一方面保留了俄罗斯诗学语言传统的格言与隐喻，另一方面从从避世主义的消极反抗，转变为尖锐而直接的的挑衅相搏。

导演谢列布连尼科夫的音乐传记并没有过多的停留在叙事的层面，紧紧跟随维克多的成长与成名展开一个造神运动，也没有从纵深宏大的角度精确刻录这段历史发生的时间维度，它更多流连沉溺于那些没有连贯性的片段场景：忙碌而拥挤的演出后台、篝火晚会上的光裸肉体、喋喋不休的酒精大麻派对以及麦克墙纸剥落破败狭小的集体公寓。

于是电影镜头的视角，更像是一个参与其中的同龄人，是游离于明星和拥趸之间的旁观者，是麦克的女友娜塔莎、是梳着大卫·鲍伊发型的伴奏青年、更是引导着一系列未曾发生场景以MV形式呈现的神秘黑衣人。

在这样的视角中，被后世赋予太多编撰注脚的摇滚史诗的戏剧性、悲剧性和英雄光环被一一抹去，没有撕裂关系的争吵和分歧，也并没有过多关注于摇滚启蒙所带来的巨大成功和影响力，取而代之的是亲切的叛逆、浪漫的宣泄和与官方意识形态的无奈抗击。

同样，麦克、娜塔莎和维克多三人之间微妙关系，也像是从熟知一切的老友口中娓娓道来，轻快的口吻讲述了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友谊和蜻蜓点水般的爱情，绕过了沉重的道德审判和情爱负担。

电影将叙事性让位于音乐性，这体现在电影中多段以异想形式穿插的MV，综合了前苏联对于欧美流行乐的折衷口味，包括Talking Heads的“Psycho Killer”、Loud Reeds的”Perfect Day”、 Iggy Pop的“The Passenger”，被路人众口传唱的画面辅以早期MTV的复古动画涂鸦风格而呈现；更多被主角们提及的偶像则是摇滚殿堂上如雷贯耳的名字披头士、地下丝绒、大卫·鲍伊、T-Rex、Blondie等等。

《盛夏》仿若一封致予1980年代列宁格勒地下摇滚的书信，记录着那个大片黑暗笼罩中零星灯光下的混杂时代，既流露出身为同时代人的温柔恻隐、也夹杂着音乐的狂乱和迷醉。

相比导演谢列布连尼科夫的上一步戛纳入围作品《门徒》所里展现出的少年戾气和执狂，《盛夏》中的年轻人们显然要乐观善良许多，然而两部电影同样都在关注俄罗斯青年们的精神信仰。

一种是后铁幕时代中对于东正教的皈依追随和狂热极端，一种是后斯大林时代中迷茫青少年将精神寄托于摇滚乐而寻求解脱，同样是对前信仰的碎裂瓦解的焦虑，同样是对民族现状的思考和批判。

电影即将结束之时，场景再次切换回摇滚俱乐部，梳着妖娆发型、开始用自己的风格开创新一个时代的维克多在舞台上低吟浅唱“我知道我的树，很快会离开我”，而台下与他遥遥相望的是麦克和娜塔莎，带着蛤蟆镜的麦克依然让人看不穿他的情绪是否有被取代的怅然若失。

而此时距离柏林墙的轰然倒塌、前苏联的大厦将倾仅有短短几年时间，将世界阻隔成两极的铁幕正在被凿开越来越大的裂缝，从中透出的光线点燃着越来越多自由烟火。

1990年，Kino的灵魂人物维克多·崔在开车返回列宁格勒的途中发生事故身亡。

1991年，Zoopark的核心麦克因为脑出血在家中逝世。

1991年，被视为具有文化和政治双重意义的大型摇滚音乐节——莫斯科没有红场摇滚音乐节在图什诺机场拉开帷幕。

2017年，向来与当局立场争锋相对的导演谢列布连尼科夫因为涉嫌挪用公款而被捕，至今仍在狱中。

电影驻足于前苏联摇滚时代的落幕前夕，在娜塔莎感动欣慰的鼓掌声中戛然而止，让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让一个时代的青年信仰，成为永远驻存于那个年代的精神符号。

无论是音乐迷还是电影徒，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的《盛夏》都是今年必看的电影之一！

谈及电影之前，必须提及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涉及300多万美元的法律纠纷。

2012年，担任果戈理中心艺术总监后，谢列布连尼科夫很快因为演出的尖端和挑衅性，多次遭到保守评论家的严厉批判。

其作品涉及电影、戏剧多个领域，因大胆嘲讽俄罗斯社会的保守主义倾向而闻名。

2017年，他“意外”被逮捕，涉嫌将一个戏剧项目的300万美元资金挪作他用，如果罪名成立，他将面临最高10年的牢狱之灾。

对此，俄方面宣布，“案件与政治没有关联”。

被限制行动自由后，谢列布连尼科夫缺席了今年戛纳电影节的出席仪式。

戛纳之后，有媒体称，该片“只有摇滚，没有政治”，参加戛纳电影节的制作组们也希望淡化政治，以更加国际化的方式宣传该片。

《盛夏》里真的没有政治吗？

被囚禁后的导演谢列布连尼科夫亲自在家剪片，他会为此妥协影片一开始的初衷，一改他大胆的影片风格吗？

胖哥目不转睛，耳朵怀孕的看完全片后觉得，你可以说《盛夏》里没有政治，但你无法忽视画面中，骨子里的那股“反叛”。

不是叛逆，而是被压抑已久的后，对权力的不削，以及无法被消解的反抗。

谢列布连尼科夫用灵光乍现的MV叙事；故意插入的“间离式”人物；

带着柔光的黑白色调；

时刻保持着生命力的音乐，以非常电影化的方式，为政治诉说抹上了可口的甜与蜜，但一番解构后，我们发现影片其实只是换了一种展现方式，他巧妙的只在影片中提供了变的“开始”，用非常“震撼”的前奏表现了时代大潮的不可逆转。

《盛夏》为什么会引发强烈的关注，首先是故事发生的年代，80年代的列宁格勒，冷战疑云虽密布，但铁幕已经松动，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冲突抵达到了最高峰。

求变的思想，在苏联的各个层面开始发作。

其次是人物以俄罗斯摇滚教父维克多•崔作为视角中心，大量具有时代性的音乐和乐手，在背后丰富着影片的内涵，暗自进行着历史书写。

影片的第一幕就将“变与不变”的矛盾柔和又猛烈地摆上了舞台。

前奏配合着一个入侵式的持续镜头段落，

带领观众由后台直接降临一场八十年代列宁格勒的演出现场，在这个地下摇滚恣意喧嚣的年代，摇滚乐团Zoopark的主唱迈克已然在俄罗斯的乐届名声大噪，而尚未成名的朝鲜裔苏联传奇乐手维克多•崔（Viktor Tsoi）淹没在人群中，他带着崇拜的心情，压抑着内心的狂热，正襟危坐地在下面朝圣。

那个年代，歌词需要正面积极，台下的观众不能出格，就连晃动身体，站立起来都是不允许的。

于是，台上的新，与台下的旧，就在歌声弥漫的室内暗自交锋，彼此试探。

接下来的一幕戏清晰地展示了年轻人内心的躁动。

在海边，维克多第一次见到了偶像麦克，一首歌下来，麦克马上看出了他的才华，

他们从黄昏唱到傍晚，他们一次次跳过篝火，一次次赤身下海，

那不仅仅是荷尔蒙的释放，还是精神的彻底宣泄。

吉他是他们的武器，他们的话筒，他们的骨，甚至他们的命。

一切都没有发生，一切都在发生，那是一个国家迎来摇滚启蒙的时刻，年轻人没有扛起枪而是背起了吉他，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关心这个世界，放声呐喊、改变黑暗。

而后的故事，围绕麦克对维克托的“提拔”，教会他更多的写歌方式，为他提供演出的机会，说服文化管理部门，“他们的歌词是正面积极的”。

另一面，麦克的妻子娜塔莎渐渐对维克托有了爱慕之情，

她直接请求麦克，希望和维克托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一边是摇滚乐的传承和进步，一边是围绕麦克、维克托、以及娜塔莎三人的情感纠葛。

表面的故事就这样娓娓道来。

很多人认为，《盛夏》的故事太弱了，不过就是俗套三角恋，最多有点特吕弗《祖与占》的影子，不算新颖，更不史诗。

其实《盛夏》的奇处，自然不在这个表层文本的叙事中。

片中有多处即兴的MV式高潮，麦克的乐队成员带着维克托坐火车回去，影片的第一个高潮出现在海滩出游之后，麦克的乐队成员带着维克托一起坐火车回去，却和列车上的人发生争执，

列车上有路人质问，为什么终于聆听“敌人”的音乐，那些属于西方意识形态的产物，双方大打出手，乘警出面维持秩序。

而这场争执最终居然以歌舞表演的形式化解消散。

纽约摇滚乐队Talking Heads的成名曲《Psycho Killer》响起，每个人都跟着合唱，涂鸦、慢镜、动作场景、标语，花样繁复，让人大呼过瘾。

其中的政治意图相当明确，反对的人被刻画成带有“骷颅”涂鸦的角色，而那位反抗的年轻人却被刻画成一位勇士，其中隐喻不言而喻。

画面内的人们，不论是乐手还是素人一起直面观众表演起来，配合着消解戏谑的涂鸦，似乎将反叛的态度的呈现到极致。

这样“随性”插入的MV拍法用一次还不过瘾，谢列布连尼科夫接着在叙事中穿插了Iggy Pop《Passenger》、Lou Reed《Just A Perfect Day》、Mott The Hoople的《All The Young Dudes》的MV，民谣唱腔、黑白画面中的红裙摇曳、火箭人漫画、演唱会彩色录像、手写歌词板混搭宝丽来相片等特效轮流上阵，

整部影片骨子里的轻快、反叛与葳蕤的蓬勃生命力随着歌曲和画面喷涌而出。

另外，还有一位不断出现在这些MV场景之后的男性角色，他口头说“这一切当然没有发生”，而其实，这些来自精神上的高潮已经淹没了乏味压抑的现实，变成了一种文学化之后的电影语言，拟态真实。

间离式的处理并未将观众推远三尺，而是制造了一种能够让其全情投入的引力，给予了影迷呼吸的空间，思维在这个足量的空间中发散，划出不同角度的精神弧线。

想想看，那个年代的先锋乐手们，如大卫•鲍伊、地下丝绒、米克•贾格尔、性手枪、鲍勃•迪伦、T.Rex、Lou Reed等等，当他们的黑胶被整齐得张贴在墙上，俨然搭建了出音乐人朝圣的殿堂。

无论是三角恋的故事，还是刺激不断的配乐，一场场热情似火的演出，都让影片走向了“右”的思维中。

影片中，这群乐手最迷茫的地方在于，他们应该学习谁，成为谁，是模仿还是创新，是接过前人的衣钵，还是自成一体。

这群年轻人通过音乐，找寻着大变革时代中，自我的身份认同，以及存在价值。

作为以摇滚为核心的影片，《盛夏》的内容异常干净，没有满屏的毒品，只有流动的音符和歌词，“苏联音乐家必须找到人性中所有美好的东西”。

导演用松散的风格手法、美妙的镜头运用和精准的场面调度，安排出了一幕幕无比后现代的青春油画。

抛开一切，《盛夏》也可谓是异常高级的“青春类型片”，而这样的片子，因为特殊原因，把内核展示的极为隐蔽，让人回味再三。

苏联解体前勃列日涅夫的共产时光，受监管的地下音乐里诞生了后来被誉为苏联摇滚教父的维克托·崔，影片以帮助了维克托的Mike夫妇为切入，解构音乐并相对的进行时代还原，看似很大程度地在规避政治，但这里是列宁格勒与摇滚，是蒙住双眼蒙住天也要看见幸福的红布区，你看见堕落就是堕落，看见真诚就是真诚，《危楼愚夫》的结尾，放的就是维克托的《宁静的夜晚》。

重要台词1我代表摇滚俱乐部部门，对你们表达感谢2喂，摘掉你的眼镜，我从没看到过你的眼睛3苏联摇滚音乐家必须发现人性好的部分，并且扮演积极的社会角色4祖国为你提供教育，祖国教会了你，为了什么？

为了你可以建造房子，成家立业，然后种一些树，但是你们就像野兽一样尖叫”“性爱手枪才在尖叫，我在怒吼5遗憾的是这并没有发生，如果发生就好了6你为什么想要拿起吉他？

7我认为写一首无意义歌曲是一种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