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别嘚瑟

戈达尔的第一位太太是安娜·卡里娜，女神级别的，他们合作的《法外之徒》、《随心所欲》太经典了，特别是《随心所欲》完全就是戈达尔对女神的赞歌，众多的安娜·卡里娜的脸部特写，抽烟、跳舞、站街都拍的纯洁、诱惑、以及美。

戈达尔的第二位太太是安妮·维亚泽姆斯基，他们结婚那年，戈达尔37岁，安妮19岁，好吧，这是全世界不安份男人找女人的共同喜好。

影片《敬畏》就是以安妮·维亚泽姆斯基的自传体小说为基础改编的电影，拍的就是戈达尔的第二段婚姻。

《敬畏》拍的很好看，反正是我最近刷片里最喜欢的一部，电影不只是描述他的婚姻，还刻画了戈达尔对自己的一场革命。

37岁的戈达尔已有世界级的声誉，他的名字就代表了一种电影的风格，但他却要走出他的舒适区，去进行对自身的改造，比如他走上街头去参加“5月风暴”，比如他公开表示“自己以前的电影就是一坨屎”。

又比如他敢于无畏的演说自己的任何观点，“今日的犹太人就是昨日的纳粹” 这种唯“政治正确”为处事标准的人有几个敢说？

真的，戈达尔很牛逼，有多少人能功成名后去这样的颠覆自己，搞得众叛亲离也在所不惜。

看《敬畏》真的很明白戈达尔为何能拍出《精疲力尽》、《蔑视》等等杰作，那些随心所欲的镜头、随心所欲的对白，随心所欲的结局，以及对商业化的藐视，如果没有他的个性特征几乎是不可能的。

《敬畏》的精彩还在于电影本身非常有趣，有对戈达尔本人的各种深刻揭露，还有各种对于电影究竟是什么的各种探讨。

比如夫妻俩人在家里全裸着谈论“电影中的裸戏”那场戏，有趣极了。

影片里戈达尔在婚姻里对太太的嫉妒与吃醋虽然有点可爱，但是是真愚蠢和偏执，所以他毁了他们的婚姻。

男人的野心、压力，愤世嫉俗，对爱人的忽视，这些对婚姻来说就是毒药。

和最爱的人争论真的无意义，那些残忍、刻薄、无情的对话更是对婚姻来说就是毒药。

好吧，我对这部片已说的太多，这也许是真爱的表现

《敬畏》：“五月风暴”中的让-吕克·戈达尔1966年，正处在婚姻关系破碎边缘的法国著名导演让-吕克·戈达尔与年仅19岁的安妮·维亚泽姆斯基的关系越走越近。

当时，位于巴黎近郊工薪阶层地区的南特大学刚刚录取了维亚泽姆斯基，这所大学修建的目的别无其他，只是想舒缓索邦大学和巴黎其他高校的人口压力。

毫无疑问，愿意放弃索邦等院校前往这种贫民大学就读的学生和在那里授课的老师都是相对激进的左翼人士，所以每当戈达尔前往南特大学约会时，都会遇到维亚泽姆斯基的那些左翼朋友。

自此开始，戈达尔接触到了当时法国青年中逐渐兴起的左翼思潮，而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会面，实际上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戈达尔，最终凝聚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转折之一。

戈达尔和法国左翼人士，尤其是毛主义人士的关系越发密切起来，一方面是因为他对这些激进分子的意识形态抱有强烈好奇，一方面也是被这些人的精神力量所鼓舞和感召。

在这个深入了解的过程中，戈达尔逐渐脱离南特大学的无政府主义学生群体，遇到了改变他电影观念甚至人生走向的重量级人物——他的亲密“战友”，供职于《世界报》的让-皮埃尔·戈林（Jean-Pierre Gorin，这一人物在片中也有出现，但其在影片中的地位远不如史实中重要，个中原因之后还会提到），并通过戈林结识了全法最核心的毛主义组织——在法国高等师范学院教授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影响下的毛主义者朋友们。

同样是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国正式拉开帷幕。

高师的毛主义者们深深赞叹和钦佩红卫兵在中国掀翻旧秩序的一系列举动，也很希望能像他们一样将自己所拥有的知识权威转化为政治权威。

在他们的影响下，戈达尔以维亚泽姆斯基为女主角创作了反映革命精神的电影《中国姑娘》（La Chinoise, 1967）。

片中，维亚泽姆斯基饰演的维罗妮卡在火车上与大学教授对话，直言想要改变制度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炸毁大学”，而有趣的是，这一现在看来基本属于恐怖主义的做法是戈达尔通过耳机现场提词告诉维亚泽姆斯基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戈达尔当时的思想已经激进到了何种地步。

不过，艺术家的直觉总是惊人的。

戈达尔对法国当时这股意识形态思潮的捕捉、记录和再创造恰好反映了“山雨欲来”社会现实，这也使得《中国姑娘》成为了一部公认的预言之作：不到一年时间，“五月风暴”恰以南特大学学生抗议为导火索展开，及至68年5月中旬，巴黎大学学生占领学校，以萨特为代表的高级知识分子发表宣言，全国工人掀起罢工运动支持学生……法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政治、文化和思想变革，如是爆发。

弄潮，还是嘲弄？

谈及《敬畏》这部电影，就不得不提到主人公“戈达尔”所处的历史背景，因为其在片中的一切行为和故事的主体部分，可以说都是围绕“五月风暴”这一历史事件铺展开来的。

在影片中，戈达尔数次参加学生游行，和学生并肩对抗警察（尽管每每以落荒而逃收场）等等情节，其实都并非导演迈克尔·哈扎纳维希乌斯杜撰，而是曾经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甚至就连影片中一再强调的喜剧性情节——戈达尔的眼镜被打掉，都是确凿无误的历史细节。

《敬畏》：戈达尔与维亚泽姆斯基 除了高度考究的细节之外，《敬畏》的选角也堪称一绝：男主角路易·加莱尔从外形上有多像戈达尔，观众自有分辨，这里不再赘述；他的父亲，至今仍然活跃在法国影坛、备受《电影手册》青睐的导演菲利普·加莱尔（Philippe Garrel）更在“五月风暴”期间与戈达尔并肩“作战”，前往电影中心研究处“索取”（中心总监大呼“敲诈”，戈达尔则说这是一个“建议”）摄像机[1]，而这恰好与影片中戈达尔手持超8摄像机在巴黎街头记录抗议实况形成互文。

虽然哈扎纳维希乌斯在访谈中表明选择路易·加莱尔担任男主角仅仅是出于角色特质[2]，但这种惊人的“巧合”无疑为我们点明了《敬畏》与现实在更深层次上隐秘交汇。

从历史角度看，“五月风暴”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早在这一事件之前，法国当局就已经和电影界爆发了一系列冲突，为“五月风暴”的发生埋下了致命的隐患。

1968年2月，法国当局决定撤换法国电影资料馆创始人、时任馆长亨利·朗格卢瓦（Henri Langlois），这激起了大批自称“电影资料馆的孩子”的导演的不满。

得知这一消息后，戈达尔、特吕弗、夏布洛尔，以至让·雷诺阿等人联名禁止他们拍摄的影片在电影资料馆放映；几日之内，世界各地的重量级导演纷纷加入抗议，包括卓别林、德莱叶、奥逊·威尔斯等在内的导演纷纷要求电影资料馆撤下他们的影片，除非朗格卢瓦复职。

新浪潮与“旧浪潮”、左翼人士与右翼人士、国内导演与国际影人竟在一个事件上展现出相同的立场，这既体现出全世界电影人对朗格卢瓦一生致力于电影保护的认可，也表明六十年代末期全球范围内权力与艺术之间的张力已达到释放甚至爆发的边缘。

在《敬畏》中，哈扎纳维希乌斯并没有直接展现“朗格卢瓦事件”发生的经过，而是凭借其对历史的巧妙编排和对细节的高度敏感将其与“五月风暴”的主体巧妙糅合在一起——维亚泽姆斯基和她的闺蜜正在度假，忽然听到收音机里记者歇斯底里地报道特吕弗和戈达尔占领戛纳影节宫，并要求电影节停止举办——实际上，这一事件正是史实中戈达尔参与学生运动与特吕弗呼吁朗格卢瓦复薪两大要求的结合，而戈达尔又双叒被打掉眼镜也正是在此时真实“上演”。

于哈扎纳维希乌斯而言，这股抗议力量自有强大之处，但其如猛兽般的非理性和不可控性也无疑让人“敬畏”，哪怕是已经在全世界拥有极高声誉的戈达尔，都无非是被裹挟进历史的洪流之中，甚至在抗议后期成为学生抨击的对象。

影片里，戈达尔到各地参加学生集会，但无论他多么想接近学生的观点，多么想“重新做人”，学生都不买他的账；与此同时，戈达尔思想的激进化还导致其与朋友日渐交恶，由此成为了孤家寡人甚至“过街老鼠”（索邦大学的围墙上不少标语都是嘲讽辱骂戈达尔的，比如“艺术不会回来了，就算戈达尔也无力回天”“戈达尔：史上最大的亲中混蛋瑞士佬”）。

从另一个层面上说，戈达尔不仅在生活中遭遇困境，在意识形态上也陷入了两难：他既批判资本主义，又为了拍电影去美国寻找投资；既要在行动上支持学生运动，又不得不远赴重洋寻找精英认同……正如戈达尔的眼镜多次被打掉这一黑色幽默所昭示和隐喻的那样，他的身上存在着太多矛盾甚至虚伪，存在着太多抹除不掉的阶级属性，这注定他在只能被翻涌的波涛卷起又被吞没，腾空而又坠落。

——不过，又有谁不是呢？

理智，还是情感？

应该说，《敬畏》能够给人以历史的无奈和挫败感，绝非是一种巧合或者自然而然形成的结果，因为一部“传记片”的视角可以有千千万，却只有选择其中一种，即维亚泽姆斯基的视角才能传达出如此微妙的效果。

虽然哈扎纳维希乌斯在接受采访时只是称自己觉得维亚泽姆斯基的自传体小说“有趣”，并以此说服后者出让版权[3]——我们可以将这理解为一种直觉——但简单的“有趣”当中，必有哈扎纳维希乌斯从剧本创作时就植下的思考。

这里所谓“微妙”，首先是一种若即若离的距离感。

如果问“五月风暴”当中的戈达尔与谁的关系最为亲密，那维亚泽姆斯基一定数一数二。

这种超近距离“特写”显然为展现戈达尔这段时间的生活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但同时，维亚泽姆斯基与戈达尔之间的关系也因为政治立场的微小分歧而显得稍有距离：现实中，戈达尔本想让维亚泽姆斯基在其68年的反映“五月风暴”的作品《一部平淡无奇的影片》（Un film comme les autres）中饰演激进派学生但遭到回绝，理由是“无法接受这种意识形态”，而这仅是一个显见的例子，《敬畏》里还有很多维亚泽姆斯基与戈达尔在思想和情感方面渐行渐远的具体体现。

这使得前者能够跳出迷局，以旁观者的身份看待戈达尔在这一时期的种种行为举动，由此显露出这些举动甚至是时代浪潮本身的荒谬之处。

《敬畏》：心灰意冷的安妮·维亚泽姆斯基 其次，之所以说维亚泽姆斯基与戈达尔的亲密关系“数一数二”，但并不能确定二人是否最亲密，是因为这段时期，前文提到的戈林与戈达尔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二人经常一起讨论如何制作革命电影，并在“五月风暴”之后一起创立了吉加·维尔托夫小组（Dziga Vertov Group）。

这一时期，二人在思想的契合度上无人可以企及，以至于无论是在片中还是在现实里，维亚泽姆斯基都对二人的“形影不离”显得醋意十足。

通过这样的“三角关系”，哈扎纳维希乌斯实际上是为戈达尔清楚地排定了政治、电影和爱情的座次，同时他又刻意通过维亚泽姆斯基的视角降低了戈林的重要性，把爱情这个深藏在历史之中的因素凸显出来，开掘了作为电影天才的戈达尔和作为爱情白痴的戈达尔这二者之间无法填补的沟壑。

应该说，正因为戈达尔不完美，其作为“人”的向度才得以确立下来，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片中一直耐心等待他的爱人。

影片结尾时，戈达尔夫妇的关系无可挽回地走到了尽头，这意味着他人生中的第二段婚姻又失败了。

于维亚泽姆斯基而言，戈达尔依旧让人崇拜，只是现实过分透支了他的理智，让他变了一个可怜又可恨的迷途青年[4]。

反过来，戈达尔也仍然深爱维亚泽姆斯基，但政治已经使他失去了表达情感的能力，让他退化成了一架宣教意识形态的机器。

遭遇感情危机和事业挫败的“戈达尔”最终只能选择自杀——这是哈扎纳维希乌斯在《敬畏》中对戈达尔生平最重要的虚构成分（现实生活中的他从没自杀过，但确实在1971年经历了一场重大车祸，险些丧命），也无疑是一个合情合理且充满象征意义的举动。

的确，处在这个历史节点上的戈达尔不应被杀死，他只能自杀。

只有这样，他才能脱胎换骨地根除“前维亚泽姆斯基”时期的自己，迎接一个全新的、更加无畏、更加政治的人生。

只可惜，一段原本曼妙美好的爱情也随之化为悲剧。

电影，还是政治？

归根结底，戈达尔只是一个电影导演而非其他。

他只能用艺术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五月风暴”是戈达尔一生中最接近现实、最能触碰大众的一次良机。

正如前文所说，戈达尔在“五月风暴”前夕拍摄的《中国姑娘》标志着其电影生涯的某种转型，尤其是特立独行的表现手法让整部作品充满了鲜明的政治色彩。

比如，戈达尔在片中全程大量运用间离手法（插入字幕卡、演员与导演对话、拍摄人员出现在片中……），目的就是打破观众对影片的沉浸，让观众积极投入思考，意识到资本主义电影的虚幻之处。

[5]戈达尔研究者理查德·布罗迪则关注到了片中另一个有趣的段落：男主人公吉列姆（让-皮埃尔·利奥德饰）在黑板上写下几乎历史上所有重要剧作家的名字（契诃夫、莎士比亚……），然后一个个擦掉，最后剩下了布莱希特。

这一举动被布罗迪称为智识清洗（intellectual purge），吉列姆这么做，显然是因为戈达尔认为只有布莱希特的陌生化能够符合其政治信条的诉求，让人清楚地意识到革命的必要性。

《中国姑娘》：被擦掉的名字 中间是布莱希特 在很多层面上，《敬畏》都和《中国姑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片名“中国姑娘”指的是片中的维罗妮卡，而其饰演者便是《敬畏》的主角维亚泽姆斯基；为了让《敬畏》呈现出“五月风暴”前后的精准年代感，导演也是从《中国姑娘》中提取了影调和主色调，并还原了戈达尔和维亚泽姆斯基拍摄《中国姑娘》时工作和居住的房间。

除此以外，哈扎纳维希乌斯也运用了不少戈达尔独出心裁的标志性手法，甚至还能在其中看到《安妮·霍尔》的影子。

间离也是必不可少的：路易·加莱尔在片中一脸严肃地表示，“我不是戈达尔，我只是扮演戈达尔的演员”，这既表明了导演希望观众重新审视戈达尔的态度，也分明表现出1968年时戈达尔重新在社会/政治中进行自我身份定位的渴望。

总而言之，哈扎纳维希乌斯的《敬畏》真的做到了用戈达尔表现戈达尔，绝对可以称得上妙趣横生。

诚然，“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是迈克尔·哈扎纳维希乌斯的看家本领，若非如此，他也不会凭借默片《艺术家》同时在奥斯卡和戛纳两大评奖体系中左右逢源。

但是，哈扎纳维希乌斯绝不是一个拙劣的模仿者，他更是能将自己对电影本体、电影制作和电影历史的思考灌注进作品的能工巧匠。

《艺术家》对声音的惊人展现和探讨就属一例；《敬畏》更是如此。

在本片最后，维亚泽姆斯基又一次出现在了戈达尔的影片《东风》（Le Vent d'est） 中。

这一次，为真正实现电影的政治化和民主化，戈达尔在拍摄过程中召开了数次全体大会（《敬畏》对此作了精准的展现），但毫无疑问，这样的尝试只能让电影拍摄失去方向和控制。

维亚泽姆斯基生无可恋地坐在一旁等待着大会讨论结果的出炉，“小将”们则个个发表着自己的看法，试图在戈达尔的电影中占据一席之地。

“你是要电影，还是要政治？

”（Politics, or cinema?）有人问道。

戈达尔挠挠稀疏的头发，选择了后者。

艺术创作的流程可以民主化吗？

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又当如何？

哈扎纳维希乌斯在最后一刻抛下的这些博大精深的疑问，值得人们永世追寻，而让-吕克·戈达尔本人，也将用一生寻找问题的答案。

[1] 具体参见 Everything Is Cinema: The Working Life of Jean-Luc Godard, Chapter Sixteen, by Richard Brody[2] 要演戈达尔，这一度让我觉得恐惧——专访戛纳竞赛片“敬畏”主创 真多亏导演“一意孤行”，时光网，2017.6.1[3] “他杀死了那个戈达尔”，南方周末，2017.6.10[4] 现实中的戈达尔甚至比片中还要混蛋，比如戈达尔跟特吕弗绝交之后依旧管他借钱拍电影，而且还毫不客气的撂下几句风凉话。

从这些细节上看，哈扎纳维希乌斯对戈达尔的叙写算是“手下留情”了。

[5] 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理查德·沃林

1.安妮安妮的祖父父亲都是作家，她的出道作是布列松《驴子巴特萨》的女主。

本片改编自安妮写的一本关于戈达尔的回忆录，所以片子始自女主介绍戈达尔的旁白，结束于戈达尔在她心中的死亡。

2.片名片名《敬畏》，就像是戈达尔《轻蔑》的反义词。

戈达尔曾经说过，他让演员干什么，演员就要遵命，所以难免产生蔑视。

戈达尔自己天天说革命，可安妮却生活在他男权对女权，导演对演员的双重压迫之中。

3.新浪潮新浪潮当年之所以能够成功，“双低”也是原因，即低成本，低年龄。

新浪潮的导演们之所以能拍得成片，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低成本（这里特指处女作）。

之所以低成本还能言之有物，做出高水准，是因为由新理论导致的新拍摄方法。

当年的制片人只需拿出普通电影十分之一的成本，就可以刮到一张不错的彩票。

新浪潮之所以能卖座，也与战后一代的大量年轻观众有关。

《筋疲力尽》和《法国康康舞》的观众平均年龄差个十几甚至二十岁，都是有可能的。

4.对戈达尔的致敬本片有大量对戈达尔旧作的致敬，比如《轻蔑》和《已婚女人》片头对女主的特写，比如《随心所欲》一片中女主在电影院中看德莱叶版的贞德，比如在《美国制造》中大量写在墙上的标语。

导演通过刻意模仿戈达尔1968年之前的几部作品，打造出了一种廉价的戈达尔风格。

这也成了电影可以从头笑到尾最大的因素。

5.革命狂热戈达尔对于资本主义的不满早在《随心所欲》，《轻蔑》中就已经展现的淋漓尽致了。

《随心所欲》里面一个女孩由怀揣演员梦的售货员到妓女的转变，《轻蔑》里导演面对制片人，已经与娼妓别无二致。

《我略知她一二》，在剧情上与上述两部电影一脉相承，并明确了政治指向。

在戈达尔眼里，他眼中的旧电影已经变成了现有秩序的一种麻醉剂，维稳工具。

正如片中司机所讲“电影就是为了娱乐”。

现实充满了如此多的丑陋灾难罪恶，观众不但不正视现实，改变现实，反而跑到一个避风港，消费美梦，自我欺骗，真是岂有此理！

6.自我革命面对激进学生的指责，戈达尔自然不愿意像其他导演一样，生产虚假的美梦，做欺骗观众的帮凶。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说自己以前拍的电影已经死了。

本片中的戈达尔正在经历这辈子最大的转型期。

7.推轨镜头所以当戈达尔于片尾成立了电影小组，开始追求一种比新浪潮更低成本，更具有革命性而不再是消费品的时候，组员们对于推轨镜头的抗议也就可以理解了——一方面出于更加激进的理念，一方面也出于成本的局限。

8.革命在他国文革对于法国的影响之大是超出很多中国人想象的，在2016年，法国还有一个很大规模的文革50周年研讨会。

戈达尔知道革命要杀人，却在警察面前唯唯诺诺。

他知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未必知道引蛇出洞，一网打尽。

这部电影可说的太多了，传记片有趣的点都有了，还原历史情境、人物正反勾勒、临摹戈达尔的电影风格和影像变异形式……而调侃戛纳电影节的部分对于70周年来说太应景，根本就是一部献礼片。

看完好希望能看到一部在世中国导演的传记片。

总是打趣一句话，人家的艺术家真是令人羡慕，无论想做什么都是自由的，而现在的我们连想做什么都不知道。

两位beauty路易·加瑞尔和斯塔西·马汀都全裸了，马汀完全照着经典女神的路子去了，无可限量。

（原载《虹膜》）作为一个戈达尔影迷，当这位法国新浪潮电影大师与第二任妻子安妮·维亚泽姆斯基的情事，被法国导演米歇尔·哈扎纳维希乌斯搬上银幕时，我不仅内心毫无波澜，甚至有点想笑。

我对这部去年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的《敬畏》之所以毫无期待，有两个原因。

首先，所有对戈达尔的生平有所了解的影迷，都知道他的第一任妻子安娜·卡丽娜，才是他的一生挚爱和灵感来源。

两人的合作，催生了戈达尔最具影响力的几部杰作：《随心所欲》、《法外之徒》、《狂人皮埃罗》、《阿尔法城》；而两人之间疾风骤雨般的情感关系，也如同八点档肥皂剧一般既狗血，又精彩。

所以如果一定要把戈达尔人生中的某段情感关系搬上银幕，那么最合适的选择，显然是他的第一段婚姻，而不是他与维亚泽姆斯基之间较为平淡的关系。

我对《敬畏》难以产生期待的第二个原因，源自它的导演人选。

戈达尔这个同时引发着敬畏和蔑视情绪的文化人物，显然值得被人们讨论，但我不相信哈扎纳维希乌斯能为这种讨论提出什么有见地的观点，因为在我看来，他一直是个平庸的导演。

哈扎纳维希乌斯最擅长的电影次类型，大概是戏仿类电影。

他的成名作《OSS-117之开罗谍影》，是对007系列电影的恶搞，而让他问鼎奥斯卡的作品《艺术家》，则是对无声电影的戏仿与“致敬”。

然而他对经典文本的戏仿，只是停留在过家家层面上的低龄游戏；他通过对影像的把玩与复刻消费了原文本，却对原文本的内在逻辑毫无反思。

他的戏仿电影既不具有梅尔·布鲁克斯对文本进行解构的破坏力（《灼热的马鞍》、《新科学怪人》），也不具有戈达尔与斯科塞斯对文本进行重构时的独到见地（《筋疲力尽》、《纽约，纽约》），甚至不具备伍迪·艾伦忠于原文本精神内核的真诚态度（致敬《婚姻生活》的《丈夫、太太与情人》；致敬《野草莓》的《结构爱情狂》）。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他抛弃戏仿路线，拍摄气质严肃的“原创”电影《搜寻》时，他所面对的处境，竟然是无人问津。

而《敬畏》的温吞表现，再次证明了他才能的平庸，和原创力的匮乏。

当《敬畏》的剧情进行到第五分钟时，我已经能理解哈扎纳维希乌斯为什么要把1967到1970年之间的戈达尔，作为自己影片的男主人公了。

因为当时自视为政治激进分子的戈达尔，正在狂热地信仰毛泽东主义等左派思想，而哈扎纳维希乌斯想要通过《敬畏》，尽情地嘲笑他。

哈扎纳维希乌斯可以嘲笑戈达尔吗？

当然可以。

处于激进时期的戈达尔，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很荒唐。

这位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导演，想让自己的电影接近“工农阶级”，但他想要接近的观众根本读不懂他精英化的电影语言，他们最喜欢的恰恰是他厌倦与蔑视的美式电影。

于是他通过电影来闹革命的理想，就此成为了空中楼阁。

但《敬畏》的问题在于，它对戈达尔电影所处的语境，以及把他推向激进主义的时代精神与社会环境，完全缺乏关注。

戴高乐执政时代无处不在、令人窒息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以及法国政府在处理阿尔及利亚问题时的殖民主义态度，都是让左派知识分子对现存体制充满失望，最终走向激进的原因。

不过在《敬畏》中，所有这些时代背景，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表现。

哈扎纳维希乌斯眼中的戈达尔，仅仅是一个因为深陷中年危机，变得荷尔蒙分泌失调的中二病患者。

这个角色为了寻回往昔的青春活力，娶了个比自己小了接近二十岁的年轻妻子，成天混在大学生的政治辩论会中，却因为完全抓不住辩论重点，被年轻人嫌弃。

至于原本也是位左派青年的维亚泽姆斯基，则在《敬畏》的镜头中变成了对戈达尔惟命是从，毫无个人意志的花瓶角色。

然而在现实中，恰恰是这位少女的激进与勇敢，让戈达尔把自己对革命与青春的憧憬，倾注在她的身上。

这是两人之间情感关系的真正基础，但它同样没有被《敬畏》所表现，因为哈扎纳维希乌斯太陶醉于自己对戈达尔的恶作剧式嘲弄了，以至于他完全没有看到男女主人公关系中的微妙之处。

而影片的选角，也称得上是败笔。

两位主演路易·加莱尔和斯塔西·马汀，与戈达尔和维亚泽姆斯基都谈不上形似。

在精神还原方面，他们就差得更远了：加莱尔表现出了戈达尔的坏脾气和粗鲁无礼，却没能表现出戈达尔的旺盛精力和他略带顽皮的机灵劲儿。

而马汀在整部电影中只是安心地待在男主角身边，尽到了一个花瓶的职责。

在我看来，戈达尔在六十年代末的挣扎，显然不是缘自中年危机与内分泌失调，而是一个电影语言革新者所必然会面临的困境。

当你在个人创作生涯的前几年里，一直在把电影媒介的可能性推向极限，如今却发现现实世界与政治生活所发生的变化，要远远胜过你所谓的艺术创新时，你该作何选择？

是接受自己手中媒介的局限，安心地做一个守成者，还是彻底打破电影的边界，将它与抗议运动、教学行动、政治思潮和时代精神，通通融为一体呢？

戈达尔选择了后者，他迎接了挑战。

虽然他在“革命时期”拍摄的电影过度理论化、艰涩无比，且带有说教气息，但它们对于电影语言的创造性运用，依然充满了想象力。

而我们这个时代的犬儒主义代言者——哈扎纳维希乌斯先生，则用一个老祖父般包容的目光，嘲笑着戈达尔的反资本主义/反好莱坞理想；至于他自己的电影是不是空无一物，他倒是完全不在意。

其实戈达尔根本不是圣人与完人，哈扎纳维希乌斯哪怕对他的档案素材多下点功夫，也不至于会像现在这样，摸不准戈达尔的死穴。

安妮·维亚泽姆斯基生前接受采访时，便讲述过如下的一段往事：1968年6月，让-吕克在我面前和特吕弗吵了架。

让-吕克想去中止亚维农戏剧节的举办；特吕弗则与帕索里尼站在同一立场上，因为后者曾说：‘我没法支持和工人阶级出身的卫兵们作对的中产阶级学生。

’当时我们在特吕弗制片公司的办公室里。

让-吕克生气地说：‘我本来以为你是我的兄弟，可你却是个叛徒。

’于是，他们分道扬镳了。

单单是这段一百多字的往事，就胜过浪费了观众一百分钟的一整部《敬畏》。

继电影《艺术家》中以默片形式致敬无声电影时代，并成功夺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后，导演米歇尔·阿扎纳维希于斯又一次玩起了“非典型”传记片，这一次，他选择了法国电影新浪潮的领军人之一——让-吕克·戈达尔的故事。

《敬畏》改编自戈达尔前妻安妮·维亚泽姆斯基的自传《一年之后》，讲述五月风暴期间，戈达尔与安妮之间随着革命逐渐消亡的爱情。

电影在外在的叙述格局上，就呈现出不同寻常的风格。

以九幕剧的形式，一幕一幕的递进，既是戈达尔一步步走入“革命”极端的心理变化，也是他与安娜的爱情走向终端的过程。

而九幕剧的形式，本身就值得玩味，电影中的段落分层，事实上，让人联想到的，更像是中国一幕一幕的样板戏。

联系现实，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毛主义者，戈达尔还曾赞美过样板戏是最伟大的电影，而对照电影中，戈达尔对革命电影的无比推崇，如此看来，这种推测似乎也不无道理。

要解读《敬畏》，关键突破口在于《中国姑娘》。

这部由戈达尔执导的“红色”电影，在电影中起着至关重要的线索作用。

一方面，它代表着戈达尔个人的政治倾向，即崇尚革命的毛主义者。

另一方面，这也是戈达尔生命中的一个分水岭，因为拍摄这部戏与安妮喜结连理（而《敬畏》这部电影中的叙事也由拍摄《中国姑娘》一片开始），也恰恰是这部戏之后，他开始对革命思潮越来越狂热，最后直接导致了他与安妮爱情的终止。

电影一开始，便是《中国姑娘》的拍摄现场，十九岁的安妮背着保守派作家爷爷，偷偷在这部电影中扮演一个信仰毛主义者的学生。

她年轻，所以显得无畏，她敢于与32岁的戈达尔相恋并结婚，敢于与爱人一起走上街头游行的队伍，并大声呐喊政治宣言，为了表现这种年轻的无畏，电影中甚至常常让她以裸体形式出现，或是穿着泳衣晒太阳，大胆奔放的同时，与戈达尔的肉欲，亦是一个青春发泄的出口。

在电影语言方面，《敬畏》则刻意模仿戈达尔，九幕剧的字幕卡、跳接、摄影式连环大特写、负片、人物内心潜台词......各种技巧在戈达尔的电影中都有迹可循，整部戏也由此增添了一份迷影色彩。

有一处有趣的场景在于，被学生小将们批驳后转头就走的戈达尔，看见外墙上书写着“戈达尔：超大号瑞士亲毛蠢蛋”字样。

之后，电影一下子变成了负片，也正象征着戈达尔失落的内心。

正如我一开始所述，导演米歇尔·阿扎纳维希于斯并无意于拍摄一部常规的传记片，除了这些电影语言上的小花招，米歇尔还在戏中对各种人事物进行调侃，比如让扮演戈达尔的路易·加雷尔借着剧情大喊“我又不是戈达尔，我只是个扮演戈达尔的演员！

”，又比如在还原历史的同时，对1968年的戛纳电影节和戈达尔本人进行极力的嘲讽和揶揄。

除了电影手法上的剑走偏锋，电影的叙事同样是反高潮的。

不似正常的电影一般将叙事高峰放在结尾，在我看来，《敬畏》的叙事高峰恰恰在电影中第七幕：救救你自己（和你的婚姻）的结尾。

在800公里旅程的车上，因为戈达尔搞革命而去不成戛纳的新晋导演，与戈达尔政治观点不同的友人夫妇，在后座的和事佬......车上六个人，争执的交点在于戈达尔，唯独安妮一人安静地沉默不语，每个人的心理在此刻一览无余。

事实上，戈达尔身上一直具有极强的矛盾性，一方面，他吐槽中国大使馆不喜欢自己的作品，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因为热衷毛主义而不断进行自我安慰。

正如他一方面批判资本主义的腐朽，却又不得不向美国借钱拍电影一样。

电影中的戈达尔，被放大了作为一个“革命者”的狂热，同时也缩小了作为一个“人”的勇敢，在面对众人的演讲面前，他胆怯得不敢回答学生的辩论，拉着妻子离开。

在游行运动中，他呐喊的口号又被人群的声音盖过，只能顺着大众一起呐喊。

在电影研讨会上，他又被群众群起攻击愤怒离开。

甚至在电影的结尾，拍摄电影时提出要使用推轨镜头的他，又一次被群众以“少数服从多数”给说服。

而在安妮面前，他则是个完全的独裁者，安妮必须顺从地陪同他到世界各地进行电影宣传或是出席研讨会，也必须因为他不同意拍摄裸戏过多的戏而差点辞去片约，更是因为他对自己身边的男人耿耿于怀而饱受指责与怀疑。

不难看出，戈达尔身上的大男子主义与近乎偏执狂的政治狂热，才是逐步疏离他与安妮之间的感情的真正因素。

但在整体的叙事之中，对于安妮的心理描写并没有做到很好的外在化，于是我们无法切实感受到在一幕幕故事进行中戈达尔与安妮爱情的变质，是为一大不足。

沉迷到革命之中不可自拔的结果是，戈达尔开始以一己之力对抗众人，他像个偏执的孩子，死死地盯自己的观点不放，反对贝托鲁奇等同行友人，甚至开始全盘否定自己以前的作品（《筋疲力尽》、《轻蔑》等），由此而来的是价值观的冲突，是友情的崩坏，更是爱情的变质。

据说，现实中的戈达尔，比起电影中更为偏执，更为“混蛋”，在纪录片《脸庞，村庄》中，阿涅斯就因登门拜访戈达尔被拒之门外而破口大骂他“臭老鼠”，也有记载，戈达尔在和新浪潮双杰的另一位导演特吕弗闹翻后，还问后者借钱拍戏，且仍旧出言不逊。

《敬畏》选择让饱受打击的戈达尔以自白的方式收尾，结构上又与开头的自白相呼应。

电影中的戈达尔失去爱情，再一次钻入电影的世界，若有所思，“有些东西不复返了，或许这就是革命吧。

”而戏外的戈达尔，则似乎更加偏执，终究，理想输给了现实，不免令人唏嘘。

改一改电影里的这句话，拿来似乎也没什么问题：有些东西不复返了，或许，这就是生活吧。

敬畏这个名字太正式，更喜欢台版翻译：情陷高达。

路易加瑞尔，梦戏巴黎里面的男二，难怪高达拿掉眼镜的时候，看着非常的眼熟。

对比他的正常有头发的照片，看来这次是先预演了年老脱发谢顶的模样，这么想想有点辣眼睛。

但是，演员的本职来说，真的完成的很棒。

高达古怪又幽默，话多又爱吃醋，觉得真的又可爱又嫌弃。

～～～～～～分了两次写的分割线～～～～～～《情陷高达》的电影，整个配色都是我喜欢的风格，真的想把每一格剧照都收下来，慢慢观看。

在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高达的演员，摘下眼镜之后，有点面熟。

但是，因为高达的古怪又幽默，对他喜欢又嫌弃的情感，让我眼前只有高达而想不到有别的什么角色。

电影放映结束之后，去豆瓣上搜索，啊，原来是梦戏巴黎里面的那个法国性感的弟弟。

两个电影的剧照判若两人，放在一起才发觉，哦，原来是同一个人。

高达到像是演员谢顶胡渣中年版的样子，可见发型多么重要。

看了电影才知道，原来那时候，毛泽东的思想对法国影响这么大，尤其是让工人们走上街头，进行革命，到处都是举着红色带着黄色星星的旗帜，还有共产党镰刀➕锤子的徽记。

我记得电影里描述当时的学运思想是，老板如果被被工人否定了，那他就没有意义，老师也是同样。

而高达所在的那两个人组成的派别里面，则是认为，拍摄电影需要由演员和导演一起讨论来决定拍摄，并非由导演一个人说了算，他是服从政治的。

然而这样又会带来电影拍摄毫无效率，又不得不服从电影的。

而那时候，高达已经拍摄了轻蔑和断了气，还有狂人皮埃洛，中国姑娘也是刚刚拍摄完毕，那时候是1967年，但是这部电影并没有达到跟高达想要的那种跟上革命步伐的效果。

电影里面，最多的一个意象就是高达的眼镜，自从他结束中国姑娘的拍摄，参与到革命，就不断参与到学运公开发表言论，但是学生却不理解和看不起他，屡次被全场嘘声，于是他的眼镜就不断地因为各种原因被踩碎。

这里，导演用了喜剧的方式来处理，第一次是高达最开始参与游行逃跑滑倒被踩碎，第二次是走在路上，被逃跑的游行者撞倒再次牺牲了眼镜，后来是通过广播播放，高达在记者会上反对电影节的继续举办，在人群的推挤中又被踩碎。

最后，经过很多次的失败和挫折，电影说，高达因为高额的眼镜更换费用，而不再参与革命了，这里既是幽默也是讽刺，高达后来总是把理由浓缩成一句话：我感兴趣的是学运，而不是参与学运的学生。

文 ／賴勇衡《高達：革命性改變》（Le Redoutable） 的導演米修．哈薩拿維斯（Michel Hazanavicius）在一次座談會上說，他並不對尚盧．高達 （Jean-Luc Godard）着迷，其實並非想拍一齣有關高達的電影。

[1]Godard is not GOD-ard，高達並非高達雲端的電影之神。

[2]不論他多有才華和抱負，都只是個普通人。

這把一個享負盛名的大導演、無數影迷的偶像拉下神壇的想法，成了一齣喜劇的好題材。

《革命性改變》改編自高達第二任妻子安妮．維雅嬋絲基（Anne Wiazemsky）的自傳《一年之後》（Un an après），講述1967-68年間高達在藝術及政治上轉型的困境，以及他和維雅嬋絲基的愛情故事。

我們或許可以這樣理解這部電影：（一）這電影不是為高達而拍，維雅嬋絲基才是電影的中心，她主導了叙事觀點；或（二）影片裡的高達沉溺於自己的政治和藝術事業難題，對妻子和朋友變得冷酷無情，哈薩拿維斯正是要對這個「以高達為中心的高達」保持批判的距離，並從中產生笑話。

《革命性改變》跟哈薩拿維斯叫好叫座的前作《星光夢裡人》（The Artist）同是有關電影的電影，男主角一樣要面對時代轉變及電影藝術轉型期的困頓。

電影風格表面看來大相逕庭，《革》彩色有聲的，反覆利用間離效果；《星》黑白無聲，大部份篇幅都是默片，最後迎接有聲歌舞片的興起。

事實上，兩者的手法相似，是導演賣弄小聰明的方程式：故事談及哪個時期及哪個類型的電影，便利用那個時期及那個類型的電影語言來戲仿。

哈薩拿維斯拍這些「關於電影的電影」，目標觀眾顯然是藝術電影或電影節圈子的小眾市場。

沒有看過高達作品的觀眾看《革命性改變》，大概只會看到一個不懂愛人、被慣壞了的大孩子，不會看出導演借用或戲仿高達當時期的電影風格，趣味會大打折扣。

對於高達的忠實影迷來說，面對導演把年近九十仍銳意實驗創新的電影藝術家「當佢死咗咁嚟拍」，感到不是味兒──尤其當他們看到高達試圖（為情？

）自殺的虛構情節 [繼續閱讀......]

我对本片的理解是，导演想从戈达尔身边最亲近的人的角度，用略黑色喜剧的手法来表现一个天才在革命浪潮中寻求突破自我的挣扎以及对艺术的探索的传记故事。

而种种看似滑稽的自相矛盾无所适从则是在这种探索中必然要经历的，毕竟他是在开拓而不是走别人走过的路。

最后的孤立和性格的转变是在探索中迷失的悲剧性副产物。

然而一个伟大艺术家的伟大之处其实不只在于他实现过什么完成过什么，更在于他敢于突破、敢于探索、敢于在众人的嘲讽中仍然坚持坚信自己的观点、敢于否定自己杀死自己，即使最后可能没有成功。

电影里最后"杀死"戈达尔的并不是导演或者这部电影，而是戈达尔自己，这其实是最令人敬畏的地方。

从这些角度来看，我觉得这部电影是一部严肃但非典型的致敬片，而不是一部哗众取宠只知吐槽挖苦的讽刺喜剧。

今年戛纳电影节上，有两部电影都不约而同地涉及到新浪潮活化石导演戈达尔，一部是阿涅斯瓦尔达的纪录片《脸庞，村庄》，另一部则是这部《敬畏》。

新浪潮祖母瓦尔达在那部纪录片里亲身前往戈达尔家里，却无奈遭遇闭门羹，她老泪纵横的样子不免让人心酸，同时也让人猜测戈达尔私底下的性格与为人处事。

而这部改编自戈达尔前妻安妮·维亚泽姆斯基自传《一年之后》的新片里则充满了不少关于戈达尔本人一针见血的刻画。

总觉得要拍摄一部人物传记片，导演对尺度的把握相当重要，尤其对象是一位尚在世的重要人物。

不知戈达尔有没去看过这部揭自己老底的影片，也不敢猜想他看过后的复杂心情。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尽管片中刻画的戈达尔是一副刚愎自用、桀骜不驯的形象，以及最终众叛亲离的下场，然而他在电影革新及推动电影发展方面做出的努力仍是首屈一指的，而在影片中导演也充分交待出戈达尔在经历《中国姑娘》失败之后逐渐向政治实验电影转变的艰难过程。

与其说是人物传记片，我觉得更像是一部具有恶搞讽刺意味的浪漫爱情喜剧。

这位奥斯卡导演依然采用戏仿的方式来重现电影史上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一段历史，准确地说，应该是带有鲜明戈达尔标签的新浪潮作品。

这里的革命性应该有两种含义，其一这种电影流派彻底颠覆了在它之前的叙事手法与美学风格，其二则较为逼真地还原了法国60年代所经历的革命时期。

片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要数1968年五月风暴时学生上街游行，以及戛纳电影节被迫中止的两段。

尽管导演运用的是比较戏谑的手法，比如先后多次让男主角的眼镜摔破营造出喜剧不断的效果，但是服装与美术设计做得相当到位，时代感强烈。

另一个令我深思的部分，则是男女主角共同经历的那段感情，从甜蜜融洽如胶似漆，到裂痕出现难以沟通，再到最后无法挽回，让人觉得不胜唏嘘。

原来大导演心目中爱情的地位远不如狂热的电影梦想来得珍贵，这很可能也是由戈达尔本身的性格造成。

他过于自信与盲目自大的做派，导致事业失败后性格突变，破口大骂周遭的朋友，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唯独太太一直身边默默支持力挺。

然而他倔强和不留情面的性格也令她陷入两难处境，最后她得以脱身去意大利拍电影后，更成为两人分道扬镳的契机。

感觉导致两人最终分手的原因并非表面上所描述的男强女弱，女演员配不上天才横溢的导演，而是两人所追求的理想出现了分歧。

到后段很多场景里，观众都可以看到太太对丈夫的主张和观点茫然所措，形同陌路的感觉开始冒出头。

没有共同理想往往是关系中难以维持下去的致命因素。

谈到演员选角，不得不对两位男女主角的演技赞赏有加。

路易·加瑞尔的造型跟戈达尔年轻时相当神似，加上他故意模仿的口音，令这个角色的真实度倍增，而出演过《女性瘾者》的斯塔西·马汀更让我刮目相看，那种复古味十足的发型和面容，让人恍如时光倒流至六七十年代的影片里。

她的侧脸特别耐看，有数个两人在家中打情骂俏的场面拍摄得相当有新浪潮韵味。

相信戈达尔的忠实影迷会在这部迷影之作里感受到接连不断的趣味与惊喜。

形式上来看，导演不断抄袭并重新演绎戈达尔的拍摄手法：配标题的段落、跳跃剪辑、让演员对观众说话、负片效果、诗朗诵对白、奇怪的字幕等等。

而当中最为瞩目要数模仿戈达尔名作《周末》和《一切安好》里的超长平移长镜头，摄影机对准男主角和他几位朋友聊天漫步走过大街，身后的墙上写着一句戏谑的法语，可惜在香港电影节上看的版本没有翻译出来。

而从情节来看，这部恶搞细节纷呈的喜剧也正好在致敬新浪潮电影之余，用高级的手法讽刺了戈达尔一把，正好为《脸庞，村庄》里老泪纵横的瓦尔达奶奶报了一箭之仇，有点大快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