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电侠第四季

如果是先影后剧，那真的口碑跟票房表现会比现在好得不止一点...参考当我说去看了荔枝，我同事问我：？

不是电视剧吗？

你又看一遍？

谁懂我内心的崩溃...拜剧版所赐，上映前就有“质感差”“剧情魔改”“严重注水”“新角色抢戏”的关联标签，哪怕影版从节奏到质感再到最后的拔高，全方面尊重原著、认真考究、甚至有些“独辟蹊径”的意思，但因为从为剧版的播出早就消耗了一大部分观众和ip粉的信任，导致口碑真的在前期受到重创，甚至于路人夸它自动自觉被打成“水、jun”（对，没错，我就被打成过，我真的会无语）冷知识，电影三月份就已经定档，无奈还是被剧版抢了一手，糟糕的完成度直接拉低IP好感。

哪怕电影带着诚意杀出来，把剧版丢掉的“故事性”捡了回来，把“运荔枝”的主线拍清楚，把人物每一步的动机、困难、转折都完完整整的呈现，把小人物掀桌的反抗勇气诠释的淋漓尽致，敢骂、敢拍，尖锐地讽刺职场压榨、底层百姓的血泪经历，也抵不过一句“剧版那么烂，电影能好到哪去？

”如今影版被剧版拖累的局面，就很像现实版“长安的荔枝”主创团队像李善德一样兢兢业业地运着鲜荔枝，却被“荔枝煎”提前截胡摘了果子，现实往往比影视作品更加魔幻

光听名字就知道这部电影要说啥，所以怎么讲好故事就很考验剧本了。

大鹏演农业部下属管后勤二级局的李副科长，先奠定基调：业务能力好情商低的人在职场啥也不是。

然后用一堆摸鱼、画饼、房贷、踢皮球的梗活跃一下气氛，这都是大鹏雷打不动的惯用套路。

这部电影后续要演好最重要的还是怎么见微知著，通过小故事小人物串起来调动观众情绪，他现在很喜欢通过巨大的反差来玩：前面轻松写意，后续悲惨绝望。

我听到现场观众反馈最满意的片段就是林邑奴跑马拉松和救主赴死。

李善德的人设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苍生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开绝学,为万盛开太平。

但是一个啥也不是的小公务员，不管在片中还是在现实中谈这些，大家都只能感受到喜感。

表面上好像在说：克己奉公、勤奋努力就能做好工作，其实表达的是干什么都得有贵人相助、处理好人际关系才是第一位。

可惜这部分的情节交代很粗糙：苏谅尚且还能解释为投资利用，而阿僮莫名其妙对他好，就因为他笨拙的做一点农活？

嘴上说最烦谈生意，显得好像是不为名利、就为真情实意，可真相是越是底层人越精于算计，因为底层的生存空间更有限，不这样做很难活下去。

反而是富甲不在意这些，因为他们知道风险和收益的关系，亏了也不影响生活，你看苏谅即便被罚的倾家荡产，后来不还是去波斯做生意做得比他哥还成功。

每个人都只会坐在自己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如果与自己利益冲突，那就要使绊子出阴招，最后啥也办不成。

所以老乡杜少陵说得对：与光同尘、雨露均沾、花花轿子众人抬。

你只有替别人着想，别人才会替你分忧。

送荔枝是敕令，它是苦差还是肥差就看你怎么理解，它可以是一次性的运动，也可能成为长效机制，里头的操作空间极大，赚钱还是砍头都有可能。

赔钱的买卖没人做，砍头的生意多的是人做。

你李善德业务是好，但别人凭什么要帮你？

做好了是你的功劳，搞砸了经手的部门都要追责，所以要把别人的功劳记上。

可即便是这样也是困难重重，直到他拿到了右相令牌，享受到了权力的快感，也感受到了效率，那这时候的李善德有没有想过：我是不是应该善加利用这权力，为苍生立心，为生民立命？

或者反过来想想：这工作幸好是让我来做，换了别人，那能是五万贯打得住的吗？

我是不是有这个使命去继续握住这份权力不落贼人之手尽我所能帮助那些苦难老百姓？

在现实中，砍树时，李善德是听不到哭声的。

他这时候要考虑全盘工作，特别是后勤补给和物流，不可能站在那儿当监工，更别提京城的大爷们。

所以他去责问杨国忠，是非常抽象的行为艺术，充满喜剧效果，杨国忠更是不可能被他两句话气到拿着金刚杵砸他，多跌份哪！

杨国忠从佛的眼里看坊间，暗示他在这里就是代表真理——我一个至高真理、一个制定游戏规则者，你九品监事连见我都不配，配让我揍吗？

李善德这种精打细算一辈子的人，我不信他不知道忤逆权力的后果，也不会不知道权力的作用，你上个月还四处碰壁转头就能号令百官、你老婆孩子前两天还跪在城门口等着砍头呢！

“如果你觉得朝廷不好，就去考编做官”，不是吗？

至于贵妃吃没吃荔枝，根本就不重要。

马伯庸小说的套路都是借古讽今，最后落一句是朝廷腐败就过去了，其实真正要哭的可不是被流放的李善德。

每次看完大鹏导演的新电影，总是惊讶于他的进步之大。

电影《长安的荔枝》是他的新高度，表达商业，符合当代审美。

马伯庸的原著严谨考究、行云流水、余味悠长。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小说也就七万字，篇幅适中，改编成两小时的电影是最合适的体量。

骨架既有，填充肌肉和经络还是颇考功夫。

创作者遵循小说架构去设计剧本，节奏打点精准，喜剧主要集中在前面，以轻快的笔调写沉重的主题，表面喜乐实则悲凉。

开篇即以“荔枝使”来布局，点出这场“荔枝鲜”背后的权力游戏。

随后，快速勾勒出人物形象——上林署九品监事李善德，从意气风发少年郎初入城起笔，继而铺陈长安百态和人到中年的官场浮沉，各阶段像极了职场中的我们——早高峰、喊口号、背锅、加班、被抢功，耗费半生才换来一间陋室，还得面临房贷重压。

马上就引出接下来的核心事件——掉入同僚设下的陷阱，接下了“荔枝使”这个烫手山芋，这任务也像极了职场中被强加的不切实际的绩效指标。

刘署令对李善德的威逼利诱，找替死鬼、许诺升职都是典型的职场PUA和画饼行为。

唯有家庭生活是职场外的温馨港湾，妻女的陪伴使仕途少了一点寒苦，多了一点红袖添香的浪漫温情。

听说岭南荔枝最为美味，圣人为博贵妃一笑，要派人将鲜荔枝从五千里之遥的岭南运到长安。

荔枝“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这个任务天然具备强烈戏剧性。

看似升迁美差，实则生死茫茫。

李善德的个人命运、家庭未来与任务成败直接绑定。

而破解之道，唯有依靠算学和实验不断试错，将原本的不可能一步步变成可能。

故事分阶段呈现了他所遭遇的种种挑战，这种任务驱动型叙事，让角色始终处于高压状态，观众仿佛跟他并肩同行。

小说中的许多细节有了可视化的还原，特别是双层瓮、移栽法、格眼簿子、转运舆图等，又辅以台词的解释将枯燥的数据转化为直观的视觉，保留了逻辑的严谨性。

因为李善德精于算学，数字贯穿全片，倒计时数字营造出争分夺秒的紧迫感和速度感。

李善德的理科生思维，助他一步步破解难题，展现了逻辑思维的力量。

从算房贷的数字到荔枝腐变时间，再到转运路径，还有与杨国忠对峙那场戏，是数学的纯粹理性与权力的激烈对撞。

数字不仅是情节要素，更成为衡量人性代价的标尺。

这些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是无数人的流血牺牲，路程、时间、成本，都在提醒人们关注宏大叙事下的个体苦难。

另一个重点是官僚体系的运作，李善德返回长安调配资源，却在官场中遭遇了连续的“踢皮球”（门前广场还真有几位官人在踢球），简直就是“官场现形记”的生动写照。

职场老登们各个推诿，活脱脱与打工人推进项目时的遭遇如出一辙，流程繁琐、部门推诿、避重就轻，好一句"和光同尘，好处均沾，花花轿子众人抬"的职场潜规则。

与杜少陵一番牢狱深谈后，李善德终于开悟了，他将转运计划全然献给杨国忠。

后者对于“流程”的论断是这么说的：“流程那种东西，是强者不必遵循的规矩。

”，这里是对小说原文“流程那种东西，是弱者才要遵循的规矩。

”的改写，虽然只是换了角度，但从杨国忠嘴里说出来更有威慑力，实为权力本质的深刻总结，揭示了弱者被规则束缚的现实。

李善德之前被流程卡死，现在又借助特权跳过流程，他拿着这块无人敢挡的牌子，被一路开绿灯，他亦有获利：房贷已清偿，同僚对他马首是瞻，那一幕颇有几分胡建林“裁员广进”的意味。

唯唯诺诺的李善德在几个关键时刻没能挺身而出——人微言轻和默许砍林，这是体制对个体价值观的异化。

当他目睹驿站内人去楼空的破败景象时，那句“即便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再次回荡耳畔，他开始觉醒了，这才有了之后对异化的反抗。

李善德、驿卒、荔枝农和林邑奴，都是体制内谨小慎微的螺丝钉，都是上层实现目标的工具，他们的奉献与牺牲被系统性地忽视，这就是牛马被资本或体制“工具化”的写照。

算学能算转运之法，也算清了杨国忠这潭浑水里的利益链条。

杨国忠所说的荔枝转运费的布资方法竟是通过强征劳役、克扣驿银来抵免税赋，它将国家的财政负担转嫁给了最无力承担的农民阶层。

李善德的斗胆对峙揭开了这盛世画皮下隐藏着的残酷现实，或许地下的腐败早就盘根错节。

那些小官踢皮球还要遮遮掩掩，右相却能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中饱私囊。

李善德为百姓发声，是他人格觉醒后的呐喊。

故事讲到这儿，早已超越了荔枝转运的故事，而指向了一个纷乱无道的社会中，众生的面相和处境。

电影美术给杨国忠所处环境的描绘很有想象力，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佛堂里抄经拜佛，佛堂中布满一圈圈佛像和供物，甚至有个他用佛眼窥伺的镜头，这种设定与他的所作所为形成天然反讽。

在古代，寺庙就是皇家的政府机构，杨国忠的几次出现都是在佛堂之中，这个角色的可怕之处，在于将宗教的力量包装成统治的权力，整个寺庙都在他的独裁之下。

他自己可能也并非真正信仰，而是修阴功来消除业障。

在冷冰冰的任务面前，人物之间的情谊尤显温暖。

杜少陵的理想主义（“何不向前拼死一搏”），与李善德务实的态度（“我今天回去就跟娘子和离”）形成对照，两人的互动反映了理想与现实是相互的。

苏谅与李善德的友情是跟利益捆绑的，却因为一句“人微言轻”，坏了友情跟利益，但在李善德一夜白头的无助时刻，友谊还是超越了利益，毕竟是“同袍”过的兄弟，能够逆水行舟，令人动容。

说句题外话，苏谅买马时之所以能与马共情，是因为那匹马是上届神驹的弟弟，也是一匹被哥哥压制的马。

李善德后来的戏言：“我也有一个压制我的哥哥”，正是他看穿了苏谅的心事，用一句轻巧的调侃道出了彼此间深藏的共鸣。

李善德和林邑奴的关系跨越阶级，体现出了人性的光辉。

让林邑奴不再是任何人的奴隶，找回了作为人的尊严。

林邑奴对“去长安”的执念，代表了一种信念。

他在最后时刻牺牲护主报一酒之恩，仍吐出这三个字，着实悲壮，也提醒着李善德不要倒在失败的地方。

阿僮和李善德只想交朋友，不讲谈生意，两人都把“家”看得最重要。

荔枝林的砍伐，不只是物理意义上的破坏，更是族群精神根脉的斩断。

阿僮对家园的守护如同李善德对家的坚持，家始终是支撑一个人持续前行的力量源泉。

家也是李善德荔枝路上难以割舍的牵挂，他以木棉花象征对家的思念，格眼簿子的终点也插着它。

所以他全力以赴，不仅是为了完成任务，更是为了能够回家。

大鹏导演在制作特辑里说过：“如果说送荔枝是他不得不做的一件大事，那么带木棉花是他真正想做的那件小事，小事比大事在他心目中还重要。

”那夜的一骑红尘，他与妻女短暂相遇，竟无暇驻足，此时布袋撕裂（前面有交代这布袋是在悬崖边被砍了一刀），火红的花瓣拖尾飘散，好似烈焰照亮整条街。

此刻无须言语，就能触达心灵，成为全片最富诗意的浪漫瞬间。

故事没有停留在“成功送达”的虚假欢呼上，而是揭示了“面子工程”背后所付出的巨大且不合理的代价，社会资源被大量动用，而实际成本却由社会底层承担。

小说中李善德与杨国忠的对峙有了最直观的呈现，李善德依旧运用算学戳破杨国忠，质问他“取之于民，用之于上”，唯唯诺诺的李善德在这里完成了自我人格的重塑，这是弱者对强者这种扭曲成功学的彻底否定。

结尾多个处理都留有余韵，没有去拍贵妃诞辰庆典的奢华，圣人与贵妃都是虚化处理的，镜头只聚焦于装盘的几颗荔枝。

在众多果盘中，它并不起眼，甚至有种受到冷落的虚无感。

这样的对比，具有高度概括性。

贵妃也只拍到她的唇，这一笑，或许是馋嘴之笑，又或是受宠幸的笑。

本片最震撼之处，就是说“一骑红尘妃子笑”这个典故，是古人编织成的红颜祸水的谎言。

杨国忠说岭南的荔枝也就那么回事，不知道是谁在圣人面前提了一句，说岭南的荔枝比蜀地的好吃。

并不是贵妃想吃，而是有人给贵妃下了这样的断语。

在古代，“红颜祸水”总是最大的政治正确，这是男权社会最隐秘的暴力之一，电影抨击了这种思想。

那只伸向盘中荔枝却又收回去的手，绝非无心插柳，恰恰让贵妃自证了清白，为历史赋予了温度。

李善德的置之死地而后生，也让人看到了由死向生的希望。

险些被杨国忠一杖打死的他，被圣人赐予的绿李换回性命。

圣人为什么送绿李？

因为李子和圣人（唐玄宗李隆基）同姓，李善德又因为一些水果而活了下来，好像是用水果（荔枝命）换了一些水果（绿李命）。

最后苏源说的人在长安的“大傻子老李”，当然是说李善德。

但作为观众的我，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同姓的圣人，毕竟那位老李最后带着贵妃跑路了。

李善德在长安的最后时刻已经看到了大唐衰微，发配岭南之后，长安进一步崩坏。

“安史之乱”的消息传来，故事完成终极反讽。

李善德拼命维护的长安盛世轰然倒塌，而他在当初被砍的岭南荔枝林中载下新苗，泥土的芬芳覆盖了长安的血腥，看似流放的他实则获得了内心平静。

狂吞荔枝，是他对长安执念的祛魅。

过去只在画中见过，护送路上珍视如宝的荔枝，如今可以自由地为己所尝。

他终于摆脱了体制的异化，回归了生活本质，找回了人的本真，对权力中心彻底决绝背弃。

这呼应了现代人对“初心”、“内卷”及“生活意义”的思考，这个角色完成了精神上的涅槃。

包括结尾处再度插入了开头那段意气风发少年郎的开场白：“我叫李善德，乃弘农郡人，自幼便立志到长安为民做官……”，同样一段戏，出来的味道已截然不同。

最后再度出现了电影片名，也与开头的片名做出区分：前面的片名“长安”二字金光闪耀，后面的片名“长安”二字是血色蔓延开来，开场白和片名都采用了首尾对仗的做法，配合着结局的落点，心境早已不复当年。

大鹏导演这次在叙事方面有了十足长进，他的电影观念也在大大进步。

片中的光影效果，是基于影片故事情绪及摄影美学来创作的。

空间和地域感也很出众，既有长安宫阙的宏伟肃穆和压抑苍凉，也有岭南荔园的繁茂葱郁和生命张力，各阶层的角色贯穿起这两极。

对唐代官制的考究，上林署、司农寺、经略府等、还有长安各坊、岭南风土的异域风情，共同营造出真实的历史氛围。

《黑悟空》作曲翟锦彦的配乐也很突出，特别是骑手与林邑奴并驰时出现的曲子，有种空灵、飘渺的意境，是气氛主导的氛围乐；陈楚生演唱的片尾曲《庙堂之外》余音绕梁，彭飞的曲和唐恬的词珠联璧合，尤其是这首词，将古风和白话结合得自然，如誓言般，像是对自己的承诺，也像是在宣告一种态度，有种“士大夫精神”。

段落间长短句交错，有朗诵感，又富音乐性，从日常叙事到胸怀天下，节奏由缓入急，再归于平淡，很有戏剧张力。

《长安的荔枝》最大价值在于，它超越了历史故事的范畴，击中了现代人在职场中的种种境遇。

让我们明白，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体制内的个体挣扎始终具有相似性。

而人性的光亮，永不熄灭。

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刻？

平时兢兢业业上班，就因无法脱身之事请了半天假，一个会议没参加，就被塞一个谁都不愿意接的任务。

领导笑眯眯，拍着你的肩说 “这是我对你的偏袒和照顾，我相信你的能力”，其实只是完成了个人风险和责任丝滑转移。

当李善德发现，“荔枝煎”的任务变成“荔枝鲜”，挑战不可能的任务—要把岭南的新鲜荔枝送到五千里外的长安，大概就是这种窒息感。

从突然被塞任务到无人兜底的绝境，对应现代职场中 “临时接锅” “孤军奋战”的荒诞感。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这是如此相似的职业困境。

李善德的职场遭遇，像一面镜子照出每个打工人的日常。

先是背锅式接活。

长漂十五年，终于落户安家，贷款买了房，只求在体制内安安稳稳上个班，妻女陪伴，一生平淡如常。

没想到，锅从天上来，既然左右都是个死，那就作死了干。

后又陷入“资源困局”。

他拿着 “荔枝使” 的空衔，想要撬动岭南到长安的全流程资源，被各科室负责人以及地方官当皮球踢，老油条不留痕迹式的“懒政”行为，不拒绝，也不承接，只是互相推诿，拖延流程。

像极了手里没权、没预算，却要做出业绩的基层打工人，在推动跨部门合作时的寸步难行，是每一个打工人的日常无奈。

一个项目磨下来，产生的结果是KPI考核对人性的异化。

品品一个荔枝的背后，隐藏着的三层权力结构。

权力的顶端，是圣人不经意提起的一个小想法。

唐玄宗一句 “贵妃想吃岭南的新鲜荔枝”，无需制度论证，不必考虑成本，甚至不用顾及 “荔枝三日而色变” 的自然规律，就成为了这个国家必须执行的 “最高指令”。

权力的中层，以杨国忠、鱼内侍为代表的高层官僚，将荔枝转运视为政治工具。

他们不在乎李善德的死活，更不在乎老百姓的疾苦，只在乎能否借 “荔枝到长安” 巩固自己的权力。

权力的底层，李善德作为最大 “工具人”，利用“心算”业务优势，拆解不可能的任务。

丈量五千里路，把 “五千里长路” 拆解成 “多少里换一次马”“多少时辰换一次冰”，这种 “标准化操作手册”，是不是很熟悉，这不是打工人在项目管理时做的甘特图吗？

三层权力结构，层层压迫下来，形成了对基层工作人员个人价值的异化。

就像现代职场中被 KPI 绑架的打工人，个体价值被简化为 “任务完成度”。

当打工人天真的认为，可以用技术对抗荒诞。

这种执着，让其荒诞更富有悲剧性。

总以为‘专业能力’是职场的保命法宝，却忘了职场的规则从来不止‘技术’一条。

李善德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没被 “工具人” 的命运困死。

面对累死的驿马、被盘剥的百姓、高高在上却不近人情的指令，险中求生疲惫不堪的自己突然惊醒 ，为了这几个荔枝，牺牲那么多人的生活和生命，真的值得吗？

这一刻，这个小人物终于从 “任务执行者” 变回了 “人”。

我们为什么会共情李善德？

因为每个时代的小人物，都在经历相似的挣扎，都在为我们心中的那点“不可能”而狂奔。

既要在庞大的系统里求生存，又要努力的在生存里维系人的尊严和底线。

拒绝那份畸形的沉重，守住心里那点不肯弯腰的执拗，便是给自己的灵魂松了绑。

就像李善德最终卸下官帽，看似一无所有，反倒在烟火人间里，把日子过成了自己的模样。

这个结局，给了打工人一个出口。

也许我们偶尔推掉不合理的要求，即使会得罪人，但在深夜里，疲惫的自己，能松一口气，日子才能继续过下去。

原来对抗的尽头，从来不是非赢即输的较量，而是给 “做自己” 留一条温柔的缝隙。

在中国电影如今遭冷遇的市场环境，暑期档的几部大片一度被视作“救市之作”。

然而，即便是当前暑期档票房最高的电影《长安的荔枝》，上映七天也仅收获三亿出头的成绩，足以说明整个行业仍深陷泥沼，观众的热情远未真正回暖。

不过票房成功与否并不能证明质量本身的问题，私认为这部电影比起大多数同类型商业大片，还是足够优秀的。

影片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小说，与当下国产电影在主题上的偏好不谋而合。

如今的国产电影，几乎不会错过植入各类社会议题的机会：从原生家庭、校园暴力等私人化困境，到贪腐失业、体制崩塌等更宏大的社会结构病灶，层层铺陈，过分放大所谓的“社会痛点”，力求覆盖面广、共情点强。

在这样的背景下，《长安的荔枝》选择切入公务员的生存样态，算是少见的题材突破。

导演大鹏自《煎饼侠》《缝纫机乐队》等商业喜剧起步，逐步完成从搞笑艺人到作者导演的转型。

尤其从《吉祥如意》开始，他开始在影像中注入更多人文关怀，《保你平安》可以被看作这一探索的第一个完整成果。

不过，《保你平安》仍显稚嫩。

主人公是一位墓地推销员，为了维护亡者名誉四处奔走，甘冒违法风险。

片中不乏对网络暴力等社会现象的强行植入，叙事节奏屡屡为议题所让，仿佛唯恐观众读不出导演的社会责任感。

结合大鹏和柳岩此前在《屌丝男士》中被反复消费的男女话题，这部影片更像是一次迟来的自我辩解，或者说是一种对年轻的自己的赎罪。

他以旁观者的身份介入一场本与己无关的风波，为恢复女性声誉而作努力，但其个人英雄主义般大义凛然的正义感，却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观众的情感投射。

相比之下，《长安的荔枝》的成熟之处，在于拥有一个更完整、更具隐喻力量的文本结构。

主人公临危受命，被赐封为荔枝使，肩负着将岭南鲜荔枝以最短时间运抵长安的政治任务。

这本是一场注定失败的差事，却也因此让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在倒计时中被强行卷入庙堂之高。

他奔走于实地调查与实验之间，周旋于官场之中，为一纸公文而四处奔告，最终却因同僚暗算而几近丧命。

昔日的好友在皇命当前不得不转身为敌，权力的逻辑迫使一切私人情感让位于利益计算。

观众得以一路见证他的成长，也因此，在片尾与右相那一场近乎于动作戏的对峙中，听到了久违的百姓之声。

影片虽借用了部分爽文逻辑，却没有沦为嘴炮胜利的道德神话。

它不像《毒舌大状》那样在最后一刻将对手一一感化，堕入一种伪宗教式的集体忏悔。

《长安的荔枝》的主人公依旧处于困境之中，他有才能却无背景，注定无法改变庙堂之高的运转逻辑，最终被流放岭南，身体被边缘化。

然而也正是在岭南这块朝廷控制力减弱的飞地中，他的精神获得了一方自由，恰如命运阴差阳错地安排，又似一种被动的智慧，背后隐含着某种关于命理的议题。

这种哲学意味，是与其对标的《年会不能停！

》所无法企及的。

片中对宗教也做出了罕见的讽刺与剖解。

和尚因房贷致富，编造合同，借机攫取不应得的利益；而当主人公的官职晋升，又立刻转身以“免贷”示好。

庙宇成为攀附权力的工具，神圣光环不过是一种政治姿态。

这让我联想到美国奴隶制时期，一名逃亡成功的奴隶所写作的《道格拉斯自述》中被刻画的奴隶主们。

他们虔信宗教，却对奴隶毫无怜悯，信仰与暴力并存，慈悲的口号成了统治的工具。

影片在这里点出了宗教与体制合谋下对个体精神最后一块自由之地的剥夺，刺得够深，收得也隐。

我很喜欢主人公观察地图时，对每一条路径的理性掌控。

路线的选择、距离的计算，每一个决策都与空间的重组相关。

在驿站逃役的情况下迅速切换线路，空间轨迹成为故事，身体的奔走成为情节的推动力。

这种空间感的调度，让观众在潜意识中与国家版图建立了情感连接，送荔枝的线性任务，在穿越种种自然险境的过程里，化作对祖国空间之大与河山之多的感慨。

影片中的权力关系，也借助摄影语言得到具体表达。

大量的倾斜构图与人物站位的高低之差，勾勒出了官场内的等级秩序。

强者不必守规矩，弱者却需在层层流程与人情之间挣扎求存。

这种不对等的制度氛围，让无数身处职场的观众感同身受。

能力与成功并非等号，取而代之的是捉摸不定的人际规则，永远不知道自己此刻站在何处，更看不清明天的方向，或者某天会因触犯了某人的利益而死得不明不白，只得在这场残酷的生存中，比起应要执行的任务本身，更要永不停息地思考如何不凸显自身的存在。

即便一切都完成了，荔枝如约送达，体力人力物力倾巢而出，只是为了满足权力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执念。

这种“草菅人命”的荒诞，才是《长安的荔枝》在当下所能喊出的最清醒的声音。

当然，我们不应期望一部电影能改变生活。

电影始终是无力的。

走出影院，观众还是得面对现实，继续琢磨下次要送领导什么礼，继续在复杂的制度中周旋。

偶尔唤起一点思考，让观众为这点思考而付费进电影院，已经是电影能够达到的最大的意义了。

整体完成度尚可。

与剧版相比，聚焦主线，节奏紧凑，但毛病不少。

一是，除了大鹏自己演的李善德，几乎所有角色都浮皮潦草。

何启光、赵辛民一线，除了给块牌子，没有对故事产生任何影响，林雪恶狠狠地射了个靶心，结果啥事也没发生，就蹭一下不进来。

连蹭都没蹭上的就是宋小宝、付航、刘旸和那帮莫名其妙的香蕉园的人物。

喜剧圈的一帮流量全来混个脸，大鹏的面子都给足了，但消耗了大量节奏，代价就是与关键人物苏谅、阿僮、林邑奴的三条线都是流水线，没有抓人的关键性发展。

尤其是苏谅这条线，他与李善德之间的权钱交易何以转化成可贵的友谊，缺可信的铺呈。

阿僮一线，李善德就干了半天农活，她就把所有荔枝保鲜之法全盘托出，李善德对转运之法的唯一贡献就是悟出来“运树干”，给人感觉运荔枝好像不是很难。

二是，正因为前期转运之法来得过于轻松，为了体现此事之难，必须增加很多戏剧冲突，就属于“没苦硬吃”。

典型的就是三场戏：一，林雪请吃饭，李善德刀架脖子上都不愿意去，这是啥情况？

就为了拍一场马戏一样的动作戏。

不然何启光和赵辛民真没啥戏份了。

二，八个驿站逃了人，戏肉放在苏谅带船救场。

不是，你李善德火急火燎地在山路上跑，你苏谅走水路都能救驾，那干嘛不直接走水路？

为了圆这个漏洞，苏谅貌似解释了一大通，但我很认真听了也没听明白。

林邑奴跑断腿传信，为何带回来的是苏谅？

只有一个解释，剧情安排。

三，鱼朝恩安排的最后伏击战，更是为了动作而动作，而且动作编排极其技拙。

其实是可以改的。

剧情得让鱼朝恩做个恶，这个我同意，但不要安排拙劣的伏击，可以安排那八个空空的驿站。

先前有场戏是右相榨取民脂民膏，驿站百姓苦不堪言，但没说要逃。

然后是鱼朝恩与右相矛盾爆发，改写这一场，鱼朝恩对下属说“荔枝不能运来了，再添把火”，再剪驿站百姓再被鱼朝恩势力压榨一道，由此权力之争转化为压垮百姓生计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驿站空了，成了转运之途中最大险情。

然后林邑奴跑死了，马儿也都跑死了，不妨碍李善德最后的“一骑红尘”。

三是，喜剧成色不佳。

确实大鹏身上的标签摘不掉，喜剧类型终究要混合进去，但勾兑得很生硬，也很低级。

本片的主旨是前后割裂的，前半场是“职场牛马”，后半场是“江山社稷”，喜剧元素质量不高，导致只能加在前半场，而且加得很浅薄——领导画大饼就拍个啃大饼，衙门踢皮球就拍个踢蹴鞠，这是小学一年级的“看图猜成语”，卓别林时代的喜剧技巧都要高明很多。

加上各种莫名奇妙的网络流行语的乱入，不断消解了前期李善德接下“死差”的绝望感。

一边是大号字幕写着“离庆典还有多少天”，一边是大鹏与白客挂满算命符行走街巷，这种油腻的安排相互冲突，让观众找不到合适的心情去期待后续的剧情。

四是，一些电影手法实在让人受不了。

大全景的航拍，中间非要来个加速，毕志飞点了赞；大鹏与白客挂满算命符并排行走街巷（没错我就要吐槽两次），陈思诚点了赞；然后是木棉花的特效，好家伙，都能铺满长安城了，这CG感，艾莎女王点了赞，我都想唱《SHOW YOURSELF》。

不知为什么要这样拍这样剪，观众的审美已经越来越高了，别期望我们在这种镜头前鼓掌。

目前看，专业影评圈对大鹏一片赞誉。

看来大鹏人缘不错。

————————2025.7.20补充回应——————1.有友邻好心给我解释苏谅最后救场的剧情安排是怎么回事，统一谢谢。

也有人讽刺说我电影都没看明白还搞批评，我就笑了。

这一段的问题之关键，不在剧情内苏谅救场的合理性是否表达清楚，而是在剧情外苏谅救场这个设计是否合理。

到了最后运输这一段，对李善德来说，心理基调是凌冽严峻的，因为李善德此时生理上到达体能极限，心理上背负的是“众叛亲离”的债，时间紧迫，生死攸关，弦是紧绷的。

他是内心良善的小吏，此时负了苏谅，负了阿僮，这是戏的力量所在，所有剧情安排理应往加重他心理负能量的方向使劲。

在这个阶段，小说也好，剧版也好，苏谅都已经离开主线，因为提供负能量的功能已经完成。

但电影版的这时，苏谅犹如救世主一般出现，之前积累的那一点负面情绪消融了。

友谊万岁！

我原谅你了！

我要走自己的道！

你最终还是得靠我！

他越是慷慨激昂，越是在把情绪节奏往相反方向拉。

苏谅长篇累牍地解释一段，就是在找补。

电影节奏快，台词这东西，写的时候应该尽量避免长长的一段，如果非要写得很长很绕，也必须是推动主要矛盾的关键信息（况且哪怕是这样都是很差劲的台本）。

但是苏谅这段又长又臭的台词，就是在为自己的出现找补，无关剧情，只是在补逻辑，为的就是这一段廉价的、错误的慷慨激昂。

2.我一般没兴致也没时间写长篇。

推动我写的动力，一般就是一种逆反——当市场营销往一个方向点火（不管是吹捧某作还是贬低某作），而我个人观影感受却与之相背离时，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睁眼说瞎话，就会写一篇长评论吐吐槽。

近年来，我吐槽国外电影的多，批评国内的少，呵护国内为主。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观众不配看到更好的国产电影。

我最愿意看到国产电影崛起，但应该是真正的崛起，而不是捧杀。

电影版《长安的荔枝》整体完成度是不错的，尤其我特别认可最后荔枝送上桌的这一段（这段确实拍得好）。

但上映之前，很多营销号都吹得太过了，调门起得太高，接不住。

这对电影圈不是好事。

大鹏身为导演，才华横溢，我说的电影里毛病，他不可能不知道，但还是这么拍，就是为了迎合制作方所理解的市场需求所做的妥协。

我希望这些批评不管有没有道理，能帮助国内电影人多一些创作上的坚持。

影市低迷，但不能捧杀，这个市场呼唤更好的电影，也值得更好的电影。

如果能多一点坚持，本片肯定能更上一层楼。

电影拍出来了，就会永远留在历史中，供后人评说。

编剧导演写着大鹏名字呢。

大鹏这次进步了，但是不是有一个优秀文本的支持呢？

以往作品的主题都是聚焦小人物圆梦的故事，说不好听是屌丝逆袭，说好听是小人物奋斗史。

但多少都带了一些理想主义的影子，给人一种光有口号，只打鸡血的悬浮感。

悲情有但很有限，现实有但真不多。

所以情绪铺的很满，但都是不切实际不合逻辑的强行剧作。

这次荔枝却是彻头彻尾的悲喜剧，甚至悲情更甚，现实更深，情绪更透彻。

这一次小人物没有主角光环的加持，没有理想主义的高歌。

只有在强者政治下的挣扎和不堪。

换句话说，以往他的作品，很多人帮屌丝，靠人事，这一次李善德只能自己帮自己，靠天命。

大鹏的电影我一直不太喜欢的原因就是它太土，所谓的土是塑料感的类型片，土味低级硬煽，更直白的表达，更大众化的浅显。

叙事的连贯被打乱，加入太多的情感输出，导致情绪的转折生硬，太多鸡血。

是很燃，很感动，但太假太空太做作。

这都是他作品的缺点。

但这一次大鹏确实弥补了这些缺点，悲喜的转折巧妙自然，叙事的逻辑通畅无比，情绪有了惯性。

整体观感很舒服，全程都在为李善德这个小人物的处境而担忧，但又拒绝过分卖惨，将更多笔触聚焦在官场现形记和强权大人物的剥削。

但可惜是电影根本没有野心去批判整个朝廷体制的腐败，只是把过错归咎在奸相一人身上。

总之，大鹏擅长的小人物的书写，是建立在一个优秀文本的基础之上。

在情绪和叙事之间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有笑有泪，悲喜交加，在商业类型片的探索中更成熟了。

电影《长安的荔枝》看过了，中国式公路片，值得一张电影票，但还可以更好。

电影的主题是讽刺朝廷腐败昏庸，男主最后冒着杀头的风险帮老百姓说话，所有情绪都到了，但是总觉得还差点意思。

其实可以把老百姓拍得再惨一些，这样才能首尾呼应，如果送荔枝的路上饥荒遍地，横尸遍野，山林间处处是劫匪强盗，男主看到了这一切一直隐忍，这样最后来到金碧辉煌的长安城，见到一个个贪图享乐的官员，电影这样收尾才有对比。

电影中百姓悲惨的情节都是几个镜头一笔带过，着重描写了研究荔枝如何保鲜的过程，偏僻岭南竟然呈现出来的效果还有点繁华，在我大脑想象中，一个即将安史之乱的唐朝，可不是这样的。

另外摄影和剪辑都有很多问题，用了好多Ai画面显得有些掉价。

电影前半部分以喜剧为主，中间开始渐入佳境。

总的来说可以买票去看，大鹏对于电影的创作思考还是挺好的，不会突然强行上价值，这是国内很多电影都不具备的。

看完影版《长安的荔枝》，作为原著党是满意的。

飞快的节奏、浓缩的叙事结构，避免了注水问题，还原了小说中“一事贯穿”的紧张感。

且相较于做实验的智力博弈，更浓墨重彩放大的是原著后半段，职场里踢皮球、走流程等现实问题，时代大背景下权势对底层的碾压，这些都下了十足的力道。

批判上没有任何规避，全程直面本质，非常辛辣，非常得劲儿。

差不多演到半小时，当大鹏、白客、庄达菲三人组凑合到一起时，我就回过味了：这不就是《年会不能停！

》三人组的配置吗？

原来大鹏改编《长安的荔枝》的契机和适配度，在这里搁着。

这电影简直可以又名《荔枝不能坏！

》，那些打工人的生存痛点、日常的吐槽控诉，在这两部电影里形成了跨时代的呼应。

实际上，马伯庸笔下的这个故事，在这三年间到了近乎“家喻户晓”的程度，以至于写评论，都不用太费心介绍剧情。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短短一句诗，背后是5000里“冷链”的荔枝远征。

唐天宝年间，人到中年的李善德，被上司安排接下“荔枝使”的肥差。

结果“荔枝煎”变“荔枝鲜”，一字之差，性质天壤之别，肥差转眼变成催命符。

而接下去的事，走出了最不可思议的发展路线——起初，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接着是官场众生相，以及全国接力接荔、酣畅淋漓的极限挑战。

最终则是盛世之下的溃烂，是深入骨髓的悲凉与刺骨的现实，是人生大起大落后幸免于难的五味杂陈。

现实中，我们大多数人是李善德、阿僮甚至林邑奴，表面上有阶层差异，实际上都是没得选择。

也有人是职场老油条，上至杨国忠、鱼朝恩，下至赵辛民、刘署令。

但无论是谁，最后都拗不过时代与命运的力量。

下面逐一和大家聊聊，电影里那些值得细品的细节与台词。

· “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

”打工人最害怕的事，无外乎是有个脑子里天马行空的大老板。

为什么怕？

因为上面一句话，下面跑断腿，甚至一不小心就会丢命。

大家都习惯了用“行活”去维护体系运转，去保持自己向上汇报的体面，根本应付不了这种布满天坑和想象力的活儿。

就像正职把难做的活推给外包，创意成了就是自己的，不成那就找个老实人坑，甩锅给他，无论如何都对上面有了交代。

李善德俸禄低微，却进了这么庞大的送死局。

原因就在于，他虽身处体制内，但地位实际上是个被排挤的编外人员。

但后续发展却出乎意料。

人的意志能胜天，在李善德身上给具象化了。

在长安蹉跎小半生，他一直都没用上自己的才华，和其他人一样做“行活”。

直到前路是死，放手一搏，他才走出“试试”的一步，勘察路线、精算里程、测试保鲜，算出哪段路骑行、哪段路水运，人员调配换马的速率策略，荔枝从干到枝再到果的分装策略。

把创造力拉满后，他发现只要执行力也拉到最满，沿路驿站都做好接力，就能跨过这道天降的绝境。

没有他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斗志，没有他对妻子与女儿的爱，没有他走出“行活”的一举，岭南的鲜荔枝送不到长安。

大鹏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演这样的人，从《缝纫机》《保你平安》《年会》到这部，认真努力、内心理想主义、偶尔圆滑、绝不放弃。

他真的演出了我心目中的李善德，特别是后段被拽入艰险困境时，整个人的状态，与书中别无二致。

· “和光同尘、雨露均沾，花花轿子众人抬。

”“流程是强者不必遵循的规矩。

”小时候总被父母PUA，成绩好没用，14亿人不缺你一个，你要把脑子放在别的事上。

“别的事”，就是所谓的“花花轿子”。

李善德算出方案、回了长安，却从管预算的户部，踢到负责发诏书的中书门下，再踢到太府寺、礼部、工部……踢完直接下了狱。

为什么职场上一心想着踏实做事的人，往往最先被干掉？

这很能说明原因了。

只是一两次没注意，李善德就陷入万劫不复。

你出头了，别人怎么办？

别人的脸往哪搁？

职场不是单靠能力与本事就能立足。

踢皮球甚至都算客气的，更害怕的是遭人暗算，反手举报，前途尽毁。

直至右相出场，他背后有了“靠山”，众人开始站队，一切才有了结果。

各部门站队前，他疲于奔波，是因为流程于打工人而言，是必须严格遵守的准则。

可那些他去求的人呢？

他们完全凌驾于流程之上，想怎么拖就怎么拖，想怎么批就怎么批，流程对他们来说，不过是束缚下面人的枷锁。

直到更上面的人，用魔法打败魔法，他们才反向进入李善德的流程里。

不平等与潜规则，向来如此。

流程和规矩，不过是弱者用来约束自己、强者用来操控局势的工具罢了。

要在复杂的环境中隐藏锋芒，要在利益分配时感谢所有人，懂得平衡。

只有让周围的人都获益，才能让事情顺利推进。

这些职场的厚黑学，李善德内心曾经不屑，但现实教会他不得不“从善如流”。

大家也迅速换了副嘴脸，让他尝到了此前从未有过的，受人尊重的滋味。

电影最好的一点就是，拍出了李善德的坚持，也拍出了他转变后心中的那点窃喜，太真实了。

· “为求安全就会层层加码。

”“荔枝与国家，不知右相心中到底如何权衡？

”在大银幕上看到砍荔枝园这段戏，依然会被气到上头。

太可笑了，一个不合理的KPI是如何制定出来的？

无非是上面要求三十丛，可到下面执行时，为保证任务能超额完成、万无一失，便毫无节制地 “加码”，直接将整座荔枝园砍掉。

大家平时工作时，肯定经常听到一个词：“取上得中”。

为了一个漂亮的结果，必须设置不合理的目标。

这何其荒谬，何其残忍。

看似是在积极办事、为上头着想，实则是只想着自身仕途，丝毫不顾及底层人的生计。

一棵棵果农的心血被毁于一旦，沿路驿站的百姓们赖以生存的根基也被无情摧毁。

他们的绝望与无助，全都被那些要求层层加码的人所忽视。

李善德的“掀桌”，是整部电影最酣畅淋漓又令人心碎的高光部分。

他本可就此揽下送荔枝的活，每年辛苦一个月，就此平步青云。

但他却选择直面杨国忠，撕破“不劳一文”的弥天大谎——“天下钱粮皆有定数，不支于国库，不取于内帑，从何而来？

只能从黄草驿馆、荔园榨取，从沿途附户身上征派。

”他比谁都清楚“掀桌”的代价，但他更无法忘记岭南朋友们的损失，还有这些天的沿途所见。

从百姓们身上刮取的两万贯荔枝钱，加上每驿垫付半年的三万六千多贯开支，结余的两万五千多贯尽入私囊。

而就算是不进右相的私囊呢？

这五万多贯，相当于190套首都的房子，相当于今天上亿甚至几个亿的钱财。

多少家破人亡，才换来一盘荔枝，值得吗？

· 它只是众多水果里的一种，甚至没被吃“无人知是荔枝来”，但知与不知，有何分别呢？

荔枝上桌后，贵妃本想吃一颗，却被安禄山的献舞打断，手缩了回去。

镜头渐渐拉远，原来荔枝也只占宴桌上的一小角，其他的水果、珍馐佳肴琳琅满目，其中不乏热带水果。

一个镜头，瞬间让我的脑子一激灵。

还有多少人，在做“芒果使”、“香蕉使”？

还有多少家庭，毁在这宴席之下？

还有多少像林邑奴这样的底层失声者累毙，尸骨无存，才换来这几秒钟欢愉？

我们用一整部电影的时间，站在李善德的角度看问题，代入他，看到他的不易，看到底层的血泪。

但却忘了，历史是统治者的角度去书写的，只有上位者才是看到最终结果的人。

而结果是，这趟奇迹般的荔枝转运，上位者也只是听个响。

无人问津的巨大反差，瞬间带来一种震撼的虚无感。

所有的汗水、鲜血，殒命的驿卒、被毁的果园，也轻飘飘地消散了。

· “我嫁的是他，又不是长安。

”“我叫李善德，自幼便立志到长安为民做官。

”我特别喜欢电影的一个处理，就是结尾李善德知道安史之乱的烽烟吞噬了长安后，狂吃荔枝、嚎啕大哭。

这一刻，他没有先庆幸自己躲过一劫，而是哭到不能自已。

结合上面两句台词，立意瞬间拔高了一层。

为什么他的情绪那么大？

因为自己晃悠了半辈子，读书、为官，起初就像初入职场时的我们，意气风发，以为自己兢兢业业，就能让这个世界变好一点。

到头来期望落空，一输再输，却依然带着不甘，触怒权贵，撕破对方的虚伪，因荔枝而“离职”也“离枝”。

结果只是短短一年，多少百姓陷入战争，朋友杜少陵又会过上多么痛苦的日子。

自己坚信了半生“落户长安、为民做官”的人生观，曾经的所有打拼，顷刻间化为乌有，白费了。

但真的全白费了吗？

此刻在岭南，有无条件爱他的妻子、女儿，还有内心归于安定的自己。

荔枝树下，李善德终于找到人生的意义，不是一事功成，而是平凡人守护“小我”的坚韧与良知。

人生大起大落之后，选择放下与释怀，唯有脚踏实地的生活、劳作与情义，才是真实的依托。

荔枝易朽，人心难灭。

谈标题所言的问题前，还是先夸夸电影的优点吧。

（一）相较原小说，电影《长安的荔枝》在部分情节修改和细节加工方面，做得还不错。

譬如，小说中李善德最后一次带着队伍从岭南出发后，由于一直打前站，叙事以其主观视角展开，所以我们不太清楚从岭南启程的浩浩荡荡的队伍最终抵达长安时怎么就剩下了“一骑”，马伯庸只是一笔带过：“九成九的荔枝由于各种原因中途损毁了”；而电影交代得非常清楚：八个驿站逃驿，导致大部队停滞解散（小说中逃驿的只有黄草驿一驿），鱼朝恩最后关头又派杀手追击，使得转运队除李善德外全军覆没。

从解释“一骑”的角度出发，电影的改编思路是对的。

马伯庸的交代不仅过于省略，仔细想想还有漏洞：任务到最后有了杨国忠银牌的加持，先前互相推诿的各部门已然通力合作，在人力、物力、资源配置皆到位的情况下，“以朝廷近乎无限的动员能力”+李善德的大数据精算，按道理讲：这最后一次转运是不会耗损“九成九”的人马的——电影给出了详尽原因，而原著中一驿的损失明显不够。

荔枝抵达皇宫后的桥段小说中也没有，电影添加的还不错：镜头跟随被精心摆盘的荔枝一路端到皇帝和贵妃面前，但这耗费了无数心血和生命的荔枝，贵妃一口都没吃，它跟其它被精挑细选的皇家贡品摆在一起，显得毫不起眼——真是“上面一句话，底下跑断腿”，可到头来，原来上面并不在乎曾说过的话。

这无情一幕所展现的批判力度还是很到位的。

此外，电影加强了对百姓困厄、人间疾苦的描绘。

原著中，李善德怒斥杨国忠时转述的“民生艰难”在电影中变得直观可见：除了对黄草驿村民生活的预先铺垫，李善德第一次从长安出发时，镜头就给到了饥肠辘辘的逃荒群众和走投无路的山林盗匪。

看来大鹏还是能弄明白这部小说最大的批判对象的：这个剥削民众、只为一人的皇权体制。

正因如此，电影增强了对原著中饱受欺辱、生而为奴的林邑奴的刻画，加了很多他和李善德之间的善意互动；相应的，胡商苏谅和峒女阿僮的戏份则有所删减——代价就是相较林邑奴，这两个角色的塑造都过于扁平。

再看画面细节方面：剧组显然在刘德华饰演的杨国忠身上花了不少心思。

我印象较深的是杨国忠殴打李善德使用的“武器”居然是禅杖（小说中为月杖，打马球用的），讽刺意味昭然若揭。

还有一幕，杨国忠听到鱼朝恩宣读圣旨时从偌大佛像的眼睛中现身：他就是“佛眼”，整个招福寺的出家人跪拜的其实是他——也就是权力。

纵观全片，还是该为大鹏的勇气点个赞：李善德怒斥杨国忠的那些话包括安史之乱爆发后的情节，依惯常经验，我本以为电影会给予一定的“软处理”，但影片最终呈现出的内容，与原作相比几无改动。

以上是对电影《长安的荔枝》优点方面的总结，但可惜的是，这些优点只存在于个别段落和镜头设计中。

总体而言，这部电影的节奏（节奏过快并非节奏合理）、人物（李善德高压焦灼的精神状态和绝地反击的心路历程）和任务（一波三折的艰难险阻和不断调整的计划迭代）都没处理好——这和原作的体量有一定关系。

马伯庸的小说，扩充成几十集的电视剧必然会“水”；而要改编成两小时的电影，其人物和情节线又未免太多了——虽然剧组已经删掉了一些角色（韩洄和高力士），但又添加了不必要的角色：如宋小宝饰演的只为提供廉价笑料的算命师和魏翔饰演的苏源（都是原著中本来没有的角色），暗恋阿僮、频繁唱歌示爱的香蕉园果农和杨幂的“大逼兜”贤妻人设在我看来都是毫无必要的。

若能删掉这些无关紧要的角色，将花在上面的时间分摊给另两位主角（苏谅和阿僮）并着重刻画荔枝转运方案及保鲜思路的酝酿至成熟过程，成片效果会好很多，观众也会更加共情于李善德的百折不挠和聪明才智。

其实原著中详细介绍的转运方法和保鲜方式（分枝植瓮并盐洗隔水）电影也拍了，但呈现的实在太仓促，没看过小说的人甚至会反应不过来。

如果说小说对任务从出现到最终完成的过程描绘有点“头重脚轻”（李善德的内心危机和颅内演算很详细，只有“一骑”抵达长安的结尾很仓促），那电影的改编则恰好反过来：有点“头轻脚重”——为照顾三幕剧结构（交代-危机-高潮），电影将小说中部出现的“暗杀桥段”置于结尾并拔高规模：一场惊心动魄的动作戏符合“最后一分钟营救”么。

先前讲过：从只剩“一骑”的角度和片尾需要场高潮戏的戏剧逻辑出发，这场动作戏的添加是对的；但要从原小说所展现的大唐官场逻辑看，这场戏的出现又完全不对。

（二）为什么不对？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必须先搞明白：《长安的荔枝》小说中展现的官场逻辑是什么？

是那句著名的“和光同尘，雨露均沾，花花轿子众人抬”么？

是。

但这只是最表层、最浅显的逻辑。

我在上篇文章中谈到了小说中未言明的大唐官场的真正逻辑：在一个“取之于民、用之于上”，以天下奉一人的皇权社会中，整个官僚系统都是围绕着皇帝一个人的需求打转的。

这时就会出现两种情况——1、当皇帝的任务不靠谱、皇帝的需求不可能被满足时，这任务就会成为一道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催命符”。

基于保命避祸的人性起码本能，这任务就会被“层层下压”，直到压在最“下”的那个人身上——九品芝麻官李善德是大唐官僚体系中最底层的存在。

他身后除了“民”外，已经没人了。

不压给他压给谁？

2、可当皇帝的任务有了眉目、皇帝的需求可以被满足时，这任务又会成为一道人人都想争一份的“香饽饽”。

基于谄媚升迁、一步登天的欲望野心，这任务就会被“层层上夺”，直到被最接近皇帝、最靠近核心权力圈的大人物夺走——小说和电影中的杨国忠，就是这样一个人。

从“层层下压”和“层层上夺”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就能看出：如果皇帝的任务被使绊、被无视只可能出自一种情况：就是这任务根本“不可能”且只停留在小人物手里时——这也是为什么当李善德研究出荔枝转运+保鲜之法时，还会被中央各部委踢皮球的原因：他虽然提出了方法，但由于那会儿的他依旧是个小人物，他说的方法就“不配”成为方法，所以这任务仍被视作“不可能”。

而当李善德的方法获得了杨国忠的背书，那他的方法就是方法了，这任务也就即刻成为“可能”了，所有人必须听命。

在一个“只为一人”+“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体制中，绝对不会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当皇帝的任务有了可能且被大人物接手后，这任务再被无视跟破坏。

不如想想岭南经略府前倨后恭的态度：何履光先前敢于粗暴对待李善德，是他自认这任务绝无可能且这任务目前只有李善德负责；可当李善德返回长安、转运之法已然成熟且任务已跟杨国忠有关时，他一区区地方高官还怎么敢不乖乖就范、全力配合？

说到这儿你就该明白：电影中描述的当鲜荔枝即将运抵长安，鱼朝恩仅仅出于气愤（被杨国忠当面暗讽）便派杀手在长安城外狙击李善德的一幕是绝不会发生的，这情节太想当然了。

既然影片设定是鱼朝恩的权势不及杨国忠（片中鱼见杨自称“奴才），杨国忠一介入他便认怂并将任务拱手相让，那他后来又怎么敢去破坏这一被杨国忠揽走的任务？

——须知此刻皇帝和贵妃正等着吃荔枝、朝廷上下都知道李善德得了杨国忠的银牌且都参与了荔枝转运，鱼朝恩是吃了熊心豹子胆，敢把这事儿搅黄？

这完全违背了“以天下奉一人”和“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政治逻辑。

杨国忠前脚没走几步，鱼朝恩竟公然对手下说：“我看这荔枝就别到长安了”——电影所展现的高层权斗，太小儿科了。

我明白编导的想法：鱼朝恩不忿功劳被杨国忠抢走，想捣毁任务好让杨国忠在皇帝面前丢脸甚至被问罪。

但这完全是不可能的：就算鱼朝恩杀了李善德、毁了鲜荔枝，杨国忠没嘴么，他不会调查么，他不会跟皇上解释一切么？

——那你鱼朝恩还怎么活。

何况鱼朝恩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离长安近在咫尺的山上痛下杀手，这么拍“戏剧冲突”是有了：可这么大的动作、这么近的距离，一旦走漏消息或有一人漏网，鱼朝恩此举都形同自杀。

虽然“派杀手”的情节原著也有，且出自级别更低的何履光之手，但结合先前论述，我们对比一下这其中的微妙区别：1、何履光派出杀手时，任务还只在李善德一人手里，既无大人物背书，更没惊动朝野各部门，何履光只是恐惧一旦小人物干成了这事，皇上会怪罪他这个地方官办事不利；2、何履光是趁月黑风高夜的晚上悄悄动手，书中写道：（赵辛民）“只消调遣节下一支十人牙兵队，尾随而行。

一俟彼等翻阅五岭之后，便即动手，伪作山棚为之便是。

”（何履光）：“不成。

等快到虔州再动手，便与岭南无关。

圣人过问，便让江南西道去头疼吧。

”——看清没，就算皇帝的任务处在“不可能”阶段时，官员能做的也仅仅是阳奉阴违的甩锅嫁祸，而不敢明目张胆地破坏。

像电影中那样：何履光在众目睽睽下大张旗鼓捉拿李善德，其实都不太可能会发生。

勉强替剧组“圆”一下的话，这一幕还能解释成：反正那会儿李善德还没几个人认识，更没大人物当靠山，何履光就算将他抓了杀了，大不了事后再将当时围观的百姓也全杀掉，此消息就不会透露、“烂”在广东了。

但在李善德已然成为“大人物”、朝廷上下都参与进来且任务即将成功的情况下，居然还有人敢去破坏这任务，绝无可能——莫说鱼朝恩的势力不如杨国忠，就是鱼朝恩的权势超越了杨国忠，都不可能。

在此还是建议大家去读原著，看看真正的高层政治人物是如何争斗的。

首先，他们都不会像片中人那样去说话。

鱼朝恩绝不会说：“你就随便找个老实人坑”；杨国忠也不会当面嘲讽政敌：“这‘鱼’大得有点碍眼”。

这个层次的人，不仅不会把话说直说透，就是真斗起来也不会亲自出面。

小说中展现的权斗过程是这样的：吃岭南荔枝这点子是高力士为讨好皇上和贵妃提出的——任务层层下压到李善德这——在李善德酝酿出详尽的转运方案后，功劳被鱼朝恩“截胡”——高力士不满同为宦官的鱼朝恩借此事坐大势力，授意李善德去找杨国忠——小说中，鱼朝恩虽属杨国忠派系，但以杨的身份和地位，这功劳给李或给鱼都无所谓，但杨倾向于有实干经验、算法出众的李善德更能促成此事。

与此同时，高力士的面子也必须给，于是杨国忠将银牌给了李善德，等于将一部分功劳归于自己——荔枝送达长安后李善德和杨国忠翻脸，本来李善德必死，但高力士借陪皇上贵妃会见群臣百姓之机对李善德遥遥“一指”（意思是这事儿是他高力士找这个人办的）——李善德获得皇上赏赐，捡回一条命。

从始至终，李善德都是被高层随意拨弄且不明就里的棋子。

原著中的权斗过程比较复杂、更贴合历史实际，更多采用心理描写和间接描述，难以用画面交代。

本着让观众看懂的原则，电影将三个高层（鱼朝恩、杨国忠、高力士）减为两个并让他们处于明显的剑拔弩张、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也能理解。

但如此一来，它将讳莫如深、波诡云谲的帝国高层政治处理得形同儿戏。

刘德华的表演，给我一种他还是《江湖》中那个黑帮大佬的感觉，虽然严格说起来，杨国忠这票人也算“黑社会”——可那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黑社会。

杨国忠除了被李善德顶撞后气急败坏的一刻，平日讲话都不会太大声的。

所以当李善德提到苏谅愿意报效、转运不劳朝廷花钱时，刘德华那声“胡闹！

”的台词就没说好。

——他不应当喊出来，而该若有所思、语带敌意+不屑地将“胡闹”轻轻吐出来。

堂堂宰相为一个拎不清自己位置、斗胆想动“朝廷利益”的商人动气，怎么可能？

在杨国忠心中：李善德、苏谅这些“蝼蚁”都是白痴，他们压根就不明白帝国的游戏到底是怎么玩的。

（三）最后还想讲一点：安史之乱后，李善德边吃荔枝边痛哭流涕的情绪太过了，我相信有些观众可能都不太明白大鹏在哭什么。

我来解释一下，剧组的意思是：作为一个从小励志到长安生活、“当差一丝不苟、力争长安户口”的人，家园的毁灭意味着青春和梦想的破灭。

所以在李善德哭泣时，镜头给到了长安城、楼盘模型和杜甫诗集被焚烧的画面。

但这想法其实挺肤浅，原因在于：人的思想认知和精神觉悟是递进式的，人不会在对一个“更大的世界”感到绝望后，又反过头去怀念一个“失落了的小梦想”：李善德的青春和事业早在上林署日复一日的繁重工作中就被消磨殆尽了，在成为荔枝使前，他的“长安梦”就仅仅衰退为能“在长安有个家”，而接下来四个月惊心动魄、九死一生的经历，使他的认知在原先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不只是他自己这辈子没希望“融入”长安了，而是整个大唐、这个帝国都没希望了。

安史之乱爆发的消息，恰恰印证了李善德“国家无望”的想法是对的。

所以这消息带给李善德的，应是种“果然如此”、万事成空的虚无感，而不是家园尽毁的悲伤感——李善德一年前就看透了这个世界，所以才奋起反抗，哪怕为此失去长安人的身份；可如今，连他奋起反抗的这个世界的始作俑者：圣人都没了。

那他曾经的反抗还有何意义？

连对长安的主动放弃都失了意义，人又怎会为了长安陷落悲伤到难以自抑？

所以大鹏最后的情绪不仅过度，甚至是不对的。

关于这点的详细讨论，请参看上篇文章《长安的荔枝》的书评：李善德的人生曲线：从小镇做题家到虚无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