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刃

《江湖儿女》，我觉得，代表国产片最高的审美水准。

很多人的审美被新闻联播带偏了，觉得崭新的，巨大的，洋气的，才是美的。

如果怀旧，怀的一定是（仿）古建筑。

而我们实际生活过，和其实仍生活在其中的地方，我们人生的，以及历史的几十年，就被无视了。

今天某人作为一个画画的，跟我严肃地讲了另一个观念：人在那里认真生活过的地方，才是美的。

不要无视那些日渐破败的房子，那些没有设计过的野蛮生长的街道。

对于一个画画的来说，整齐如一的大街，大楼光亮的玻璃幕墙，真的是一无可画，根本比不上小巷里晾着衣服的竹竿，沧桑的却贴着新对联的木门，花开得生机勃勃杂乱无章的小花园。

世界的丰富，本在细节之中。

我们只是觉得它们代表着穷和土，所以就认为它们丑，就像胡锡进那样，说电影是臭豆腐，是灰暗视角，这是不公平的。

胡的话体现的只是他本人的心灵的贫乏。

《江湖儿女》如果只到巧巧在新疆的深夜下车，很孤独，很悲伤，很危险，但是她认为自己看到UFO，她笑起来——如果只到这里就结束，我大概会给满分。

后面的不好在于，我不希望在发挥得那么好、充分展示出她的情商和智商的前提之下，巧巧又变成一个守旧的女子，守住前情郎一个破破烂烂的麻将档的遗产，十几年弹指一挥，就这样虚度了。

巧巧不该是这样的。

遗憾归遗憾，巧巧有好几个细节我都惊为天人。

看到赵涛的脸，你老是觉得在哪里见过她？

她的脸有所有那些我们认为是普通人的特点，但同时又是颇有识别度的。

那是一种端正的不脱离人民群众的好看。

我看完电影之后，把她的演技和脸在心里过了一遍，觉得巧巧这个角色，我唯一想到也能演的，是巩俐。

土帅土帅的。

煤矿区大哥的女人，关键时刻就是这么飒。

赵涛和廖凡在奉节的小旅馆里重逢的一场戏，是可以拿来作为经典，将来在课堂上一代代研讨的。

场面十分尴尬，女方镇定，男人软弱却又不是全无良心。

这里演出的是人的同理心。

爱情失去，尊严和互相帮助的情谊还在。

跳火盆是神来之笔。

赵涛的演技，有一处特别打动我。

那是2018年的重逢，廖凡坐在轮椅上，问：对我还有情谊吗？

赵涛在他后面推着轮椅，摄影机给她的侧脸一个大特写，她的上眼皮非常剧烈地颤动，然后她用貌似平静的口吻说：“没有了，就是江湖情谊”（我记性太差了具体的台词一定精彩很多）。

就是那个眼皮颤动，面无表情，展示出她在克制内心特别激烈的情绪。

从她的那个表情，你可以体会到，她还是爱着的。

太厉害了。

徐峥在火车上的表演也颇能让人会心一笑，坐过绿皮车的人，谁没见识过这种一上车就自来熟、爱吹牛的小人物。

电影最后的镜头，巧巧在监视镜头的低画质里的无助身影，虽然是玩了一个小技巧，却是非常好的。

贾樟柯回应胡锡进，说：真相是最大的正能量，见不得真相和真话的做法，是负能量。

熟视无睹，充耳不闻，所获知的不是真相和真话，最终会成为最大的负能量 。

很棒的回复。

排片很少，南京好像只有两个电影院的小厅放。

想看的朋友要抓紧了。

并不苦闷，很多地方让人笑得前仰后合的！

赵涛饰演的巧巧从车上下来了，她掏出手枪对向天空，“砰”的一声枪响，所有的人都吓住了，包括正把郭斌头一下又一下磕向车头的打手们，也包括围起来的黑帮团伙。

郭斌得救了，巧巧因持有枪械坐牢了。

这一个场景中，赵涛震住我了，她勇猛坚决，生死之际，毫不畏惧，莫名地让我想起孩子遭遇危难之时的母兽，目露凶光，拼死一搏。

我也想起《天注定》里同样是赵涛饰演的那个在按摩院工作的小玉，遭遇猥亵之时，掏出一把刀去捅杀客人，那个掏出刀子的动作也是如此干净利落。

死往往威胁不到赵涛饰演的角色，她们都有一股强韧的生命力，越危险越无惧，反倒是生如此折磨人。

有时候我想郭斌能配得上巧巧的爱吗？

他这样一个黑帮老大，大家既敬且畏，然而一旦失势，昔日的弟兄并没有一个来帮他的。

他剩下的只有巧巧的爱。

可是他躲避了。

巧巧为了他坐了五年的牢，他一次也没来看过。

巧巧从大同奔赴奉节去寻他，他也只是躲避。

看电影时，我一直在想郭斌的心理：他为何躲避？

他觉得自己虎落平阳太过落魄，不配得到巧巧的爱？

还是觉得江湖险恶，儿女情长只会平添烦恼？

还是希望巧巧能另外找到“靠谱”的男人？

……另外他的内心中的那个自我，是不是特别弱小，需要以强悍凶猛的面目来为自己壮胆？

所以他需要枪，然而讽刺的是，不是枪救了他，而是巧巧。

奉节小旅馆的那一幕分外动人。

巧巧内心希望的就是能够跟他的斌哥过上平常人家的生活，这个时候她一点都不勇猛，反倒是卑微的哀切的。

这是在异乡，窗外下着雨，昔日在大同麻将馆，那可是烟雾缭绕众声喧哗，她以女主人的身份自信地走在人群之中，人人都知道她是斌哥的女人。

她坐在斌哥身旁，接过斌哥的烟一口一口抽起来……这一切都远去了，她现在看到的这个人，已经不再是那个宠溺她的斌哥了，他另有女朋友，他还希望着能东山再起，但他的心中没有给巧巧一个位置——支撑着巧巧熬过五年牢狱之灾的精神支柱垮塌了。

斌哥拿出洗脸盘，烧了报纸，说是去去晦气。

他让巧巧从跨过这个火盘——一个虚拟的结婚场景。

巧巧哭了。

巧巧心死了。

巧巧自我放逐。

她坐在火车上，碰到了徐峥饰演的克拉玛依小店铺老板，那是一个可能性，但她把即将跨出去的一只脚又缩了回来。

真正爱过之后，心如死灰。

任何其他的人，都再难激发出她爱的热情了。

火车在广袤的荒芜之地奔驰，UFO划天而过，这样一个象征的场景，巧巧新生了。

她返回大同，回到昔日那个麻将馆，人是那些人，巧巧表面上看还是那个巧巧，此时已经俨然是个大姐大了。

斌哥再次回来后，已经是个因酗酒过度而瘫痪的废人了。

当年他结下的新仇旧恨都还在，而他已经威风不在，有的只是坏脾气。

我不知道巧巧还爱不爱斌哥，她会尽心尽力地照顾他，昔日她想要的日常夫妻生活貌似也有了，可是在她的内心中，她还有力气去爱吗？

我不知道。

电影结尾，斌哥走了，她跑出门去，却并没有去追。

监控视频中，她靠在墙上，久久未动。

我喜欢这个结尾，真是意味深长。

9月16日上午，万达CBD，豆瓣专场。

贾樟柯导演映后聊了40多分钟，干货挺多，忍不住敲出来。

贾樟柯：这一场是咱们国内第一场，第一次跟观众见面，所以非常开心，非常放松。

因为前面这三年，做这部电影的感觉就像游泳，不知道哪一天就被淹死了（笑）。

一直挺着过来，到送进电影院，今天放，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意味着它真的能放了（笑）。

为什么选择这个题材？

贾樟柯：想拍江湖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

前一段我也写了篇文章，讲最初对于江湖的兴趣。

因为我是1970年出生，小时候还是挺乱的，街上大哥挺多的（笑）。

再乖的孩子在那样的街上成长，都会经历这些事。

那时候的大哥真的非常仁义，也长得非常帅，特别是他们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小时候的我影响非常大。

那时大家也没什么经济利益，因为是一条街的，一个县城的，就变成一伙了，完全是简单的情感凝结。

后来逐渐地，什么东西都在变，这种东西也在逐渐消失，就是刁亦男（饰林家栋）说的，“企业化了”。

企业化之后，很多事情就变了。

真正下决心拍，是在《山河故人》路演快完的时候，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曾经是一个大哥，我亲眼看过他街头混战，身手不凡，但是我路演期间收到消息，说他中风了。

路演完我去看他，他可以拄着拐杖走了。

我非常感伤，那时候就开始写这个剧本。

电影再次出现大同、三峡，你是有意识地去延续以前的作品风格吗？

贾樟柯：我过去的《任逍遥》和《三峡好人》都拍摄过这些地方，但这次在写剧本的时候，我觉得应该重新回到那样的地方去写江湖人物。

因为这样一个不变的舞台对我来说很重要。

在同一个地方，有小武这样的小偷，有《站台》里面的文工团，有《山峡好人》里的矿工跟护士，有《天注定》铤而走险的人。

同一个地方，人的命运挺不一样的。

我喜欢同一个舞台上穿梭不同的人。

拍摄上有没技术挑战？

贾樟柯：技术上的挑战有很多。

最主要的一个是，前面的时代是2001年，过去了十七年，看起来很多地方变化不大，但实际上，空间、街道、衣服、发型、交通工具，所有东西都变了。

我自己又很喜欢拍这种公共的地方，比如街道、Disco、茶楼。

这些东西完全得重新搭景，搭景又要是我喜欢的那种写实风格，所以美术会还原那个时代，挑战比较大。

另外一方面，我2001年开始有第一台DV摄影机。

那时候拍了很多画面、素材，一直没有剪，一直拍到现在。

我记得当时美术指导跟我讨论一个问题，2001年女孩子染不染发？

我确实被问住了，觉得染了吧，又不确认（笑）。

然后是这样的，那时候拍了很多纪录片，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素材，看看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的。

这样一发不可收拾，看了很多素材后，我跟摄影指导开始聊了。

我看了那些素材，有DV拍的，就是那种掌中宝，像素非常低的，现在已经没人拍了，因为那时还拍带子的。

也有16mm，35mm，也有最早的“red one”，就是一种那个年代的数码设设备，也有最新的高清技术。

我觉得好多设备已经不用了，但那些影像特别有那个年代的感觉。

摄影指导说，我们可以帮你实现。

所以，我们用了6种器材。

前面段落都是用掌中宝拍的，一直用到胶片，三峡到新疆都是胶片，后面是6K高清影像。

我跟摄影师都不喜欢对比强烈的影像，好像时代变了，影像突然就变了。

就想做一个过渡。

这样我们用了6种设备。

所以经常是大家看到摄制组来了300号人，围着一个家用DV在拍，人家有的还觉得我们是骗子（笑）。

我很感谢Eric，我俩第一次合作，他非常尊敬过去的简陋的影像，让我非常吃惊，因为他是一个技术主义的摄影师，没想到他跟我在美学上挺同意的。

我们也做了很多测试，所以那会儿老有开机传闻，其实我们是在拍测试片，就是把6种设备都测试完，各种光线条件、气候条件，然后剪出来，看一看，觉得技术可行了，才正式投入拍摄。

还有一个，演员方面压力也是挺大的。

毕竟赵涛跟廖凡年纪都不小了，但故事是从二十五六岁演起，怎么来表演，我觉得只能是依赖和信任演员了。

选廖凡，因为我是他影迷，一直没机会合作。

写完剧本我想来想去，就硬着头皮找廖凡。

为什么要硬着头皮呢？

因为一般演员也不是太愿意演这种跨度大的，因为难度大，会露拙。

他很喜欢这个角色，愿意去克服。

他在造型方面自己想了很多办法，包括片尾的胡子，我也没见过他留那么大胡子的样子，他说我留给你看看，胡子留出来，还有白的。

果然很有帮助。

另外，山西话对廖凡是非常大的考验。

因为他是长沙人，我们后来就找了一个山西省话剧院的老师，会说特别标准的山西话。

山西话也有很多地方话，就是“每隔十里不同音”。

最后确定用太原话来表演，因为太原话靠近普通话，好学一点，大同话我山西人都学不了。

他三个月的时间来听录音，基本上他那个时候，在街上点个菜什么的，都不会以为他是外地人。

然后赵涛，她从形体、语言、嗓音，她的控制，我觉得在《山河故人》里面已经有能力了。

但是她有一个比廖凡还要致命的东西，就是皮肤问题（笑）。

男的嘛，比较糙。

你像我，二十八九岁长得跟现在差距也小，比较显老（笑）。

但是女同志不一样。

我自己做导演，有一个东西最不敏感的，就是妆发。

我觉得挺好的了，周围的人说不行不行，赵涛过不了那一关。

后来赵涛跟化妆师、灯光指导、摄影指导，尤其是灯光指导，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黄志明跟我合作了十几年，之前也是《花样年华》、《2046》的指导。

他们在现场就是仔细地调灯，用摄影和灯光来配合化妆工作。

赵涛在嗓音上找了三个音域，2001年找了一个音域，嗓音比较尖细，逐渐往下压，到最后嗓音压得比较厚一点。

我一开始不太同意这个方案，因为我怕不自然。

但后来发现她找的那个音域挺自然的。

大家都尽到最大努力。

因为我是特别不喜欢换演员，这种片子最简单的片子就是换演员，20来岁找一个演，40多岁找一个演，长得差不多一点。

但是我总是觉得，看那些素材，看自己拍的照片，我觉得这种十几年物是人非，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它是有感染力的，所以还是希望是由一个演员来从头演到尾，最后他们都完成得非常好。

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他俩的表演，我也不太想拍这个电影，写出来自己过过瘾就算了。

取名时有无改动？

贾樟柯：从写剧本就叫《江湖儿女》。

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是我2009年去香港拍《海上传奇》，这个纪录片是讲上海人的离散故事。

当时有一个重要的采访对象，是《小城之春》的女主角韦伟，我们在香港见到了韦伟女士，她那天很健谈。

其实她的话题除了她之外就是费穆导演，她就一直讲到费穆导演晚年的时候，他们在香港准备拍一部电影，名字就叫“江湖儿女”。

我一听就特别喜欢这个名字，就是很有古意。

男的嘛，一听江湖就有点来劲。

儿女，又有很大的情感元素在里面。

我觉得它不仅是浪漫，同时也很有古意，代表过去的人际方法。

那部电影后来在1952年被朱石麟导演拍出来，讲一个马戏团的故事，这一次我就想用这个名字，因为已经时隔多年，我很喜欢这个名字。

今天我回头看创作的过程，江湖吸引我的无非是几个东西。

一般来说，江湖背后都是巨变的社会，像胡金铨电影里的明代，张彻电影里的清代，吴宇森电影里面七八十年代的香港，都是社会转型、变革最剧烈的时候，充满了危机，人在其中，要面临非常多的危机才能生活下来。

另外，江湖也代表那种非常复杂的人际关系。

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要处理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他们处在人际关系中的传统原则，像江湖原则里的情深义重，义薄云天。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儿女就是指有情有义的人。

所以从写剧本开始，中文名就是“江湖儿女”。

但是也有小插曲。

因为我们的很多同事不同意我用这个名字，他说导演你写这个名字，人家以为是个古装片。

古装片现在不卖（笑）。

我说我还得用这个名字吧，把这种古意带到现代社会里，讲这种古意的改变、消失，对我来说是挺新鲜的，挺有意思。

英文名字经过变化，一开始我写剧本时是“money and love”（笑），money放在前面，因为有时候我加班晚了老听电台情感节目。

哭哭啼啼的，跟梦游一样的节目。

听来听去，好像这个时代大家都缺两个东西，就是money and love，所以都在倾诉。

我也喜欢这种比较愣的，比较粗野的名字（笑）。

后来写到火山那一场，赵涛跟廖凡说，经过高温燃烧，火山灰可能是最洁净的，我写到那挺感动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来这个世界走一遭，可能真的就是炮灰，就烟消云散了。

但人再有毛病，也是珍贵的。

就像巧巧这个人物，也坑蒙拐骗，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都很可贵。

就改了这个英文片名。

最后赵涛镜头很有像素感，是怎么想的？

贾樟柯：电影结尾原来不是现在的结尾，剧本的结尾没有拍。

剧本结尾是元旦了，赵涛买了九种酒，准备跟廖凡再喝一次五湖四海，结果廖凡走了，她一个人喝。

在拍这场之前，我们就拍到她追出去看廖凡走了没有。

因为前面拍的是他们在棋牌室安监控，突然就跟摄影师说，我们要不要拍一个监视器的镜头，看到他了，然后我们就拍。

结果拍那个镜头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因为我觉得跟英文片名很贴近，它就是一个垃圾影像，像素很低的数码化的影像，今天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一堆这样的摄像，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影像，最后就会被删除了。

我觉得我很多电影都很怀旧，就别再怀旧了，就被删除好了，所以就用了现在的结尾。

新旧事物在里面相当于博物馆，你是否想借用这个特定空间来书写国家历史？

贾樟柯：这个可能对我一直有误解，觉得我想写国家（笑）。

我确实没这个想法。

我觉得都是从人出发。

但你的感觉是对的。

像我现在，有时候经过一些地方，去看那个广场舞，也会觉得回到了过去的时代，因为那个音乐还停留在80年代或90年代。

就是变化的时候，好多东西是混合在一起的。

新的音乐，新的科技出现了，旧的还没有离开，是混在一起的。

那个茶楼就有唱京剧的，耍魔术的，唱流行音乐的，它们确实是在同一个舞台上，还存在。

这种对时代变迁的认识，像是《站台》时也差不多。

那时一开始做服装，从1979年拍到1989年，服装指导就划了很多段落，比如说1到40场是穿什么年代的衣服，40到60场是穿什么年代的衣服，后来我觉得不对。

比如1到40场穿中山装的话，那么40到60场难道就只有西装了吗？

中山装还在的，所以那时候就打乱了。

当然，那样时代是很清晰的，进步了，但实际上，它跟我们现实的时代变化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像在《江湖儿女》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些处理。

但大的变化，像绿皮火车、高铁这些显见的东西都比较简单，容易捕捉。

但现在就是，拍公众场所越来越难了，我觉得我以后没法拍电影了。

哪儿都不让拍。

站台不让拍，火车不让拍，我这么一个喜欢拍公共场所的人，觉得好难啊以后，都得搭景。

你刚才的回答让我觉得我的理解有一点偏差……贾樟柯：偏差没关系。

一个电影拍出来，大家怎么看都可以，它就是独立的东西，我只是说我的理解。

你的江湖在哪里？

贾樟柯：我的江湖在我脑子里（笑）。

就是写这个剧本中，我在书上贴了一张纸条，写了几个字：一言难尽，五味杂陈。

这就是这部电影的感觉，也是现在我的感觉。

《山河故人》最后杨老师有很明显的对比，巧巧开的棋牌室也跟现在格格不入，这种冲突是否包含了你的价值观？

贾樟柯：它跟大同的环境有关系。

大概是十七年前，我比较多的时间在大同，那时的大同都是棋牌室这样的房屋、空间，有点像后海这边的胡同，都是平房。

中间就有几年不去。

再回去，就建城墙了。

城墙是新建的。

2013年写《天注定》开始，每次写剧本会去那里，看它那个城市，我去了也找不到地方，也得导航定位，就是整个变化非常多，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整体的变动里面，一进入这个城市的核心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人居住在十几年前的空间环境里面。

特别是电影里面，巧巧家外面那个宿舍，那个宿舍《任逍遥》用过。

那个空间特别大。

当时是用一个大全景拍的，很灰的楼房，一排，然后一个河滩，河滩上有个铁桥，过来之后有个小公路，公路上有小汽车。

这次我去看景，又去看，因为我想重复那个景，然而再去的时候，除了公路上的公共汽车，没有任何变化。

楼还是那个样子，河滩还是那个样子，铁桥还在那，就是比过去更破一些。

日新月异的过程中，总有些被遗忘的角落、地方。

就像巧巧说的，无情了还有义。

无情有义这种说法，我最早听说是以前学形意拳的时候，师父说的。

师父给我们讲三国。

“《三国演义》的故事听过吗？

”“听过。

”一说那个关羽对曹操和关羽对刘备有什么区别，我们说不出来。

师父说，关羽对刘备是有情有义，关羽对曹操是有义无情，那时才知道，情义是可以分开的。

情义放在一起是最高境界。

巧巧确实还在坚持和信奉这样的一种人际方法，就跟那些建筑一样，还在那。

巧巧一路上遇到很多男人，每个人都对她做出影响。

徐峥比较暧昧，会对巧巧有什么影响？

贾樟柯：首先，很对不起男性朋友，因为我写完发现，里面男的比较糟糕一点（笑）。

这个没办法。

如果我是女的，有可能我写里面的女性人物会比较糟糕。

正因为我是男的，我觉得写这个剧本确实跟以前不太一样，是突然有点对自我的一点点反思，写完会发现，男性缺点比较明确。

当然女性也有缺点。

我一直说巧巧不是英雄，她也毛病一身，她也开枪，坑蒙拐骗都干。

徐峥这个人物，我觉得对巧巧来说，就是她自身、自我的悲剧吧，这个人给她，就跟徐峥满嘴讲那些不着调的太空理论一样，可能对巧巧是新鲜的，代表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代表可以跟他一起去陌生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但是中途她就俏俏地撤了，就是把这条迈出去的腿又收回来了。

我一直觉得生活对我们每个人的约束都是很厉害的，就是你在一个生活轨迹里面，习惯里面，惯性里面，生活久了，改变是好难好难的事情，包括情感领域一样。

所以我一直在想，后面的巧巧，她还有没有爱情？

她还有没有爱的男人？

还有没有遇到过？

但我写剧本的时候，我写她看到了飞碟，我觉得她应该是个独身主义者，她已经不需要爱情，也可以活下去。

你如何把经历过的琐事，非常融洽地放到电影里？

贾樟柯：斌哥实际上有两个人物原型，一个就是我前段写文章那个汾阳大哥，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讲的在生活里中风的那个，算是有很清晰的原型。

我前面的文章可能也有朋友看过，我小时候的一个大哥，后来他恋爱了，七十年代末吧，他先上了班，有了工作，然后有一个女朋友，也是同一个工厂的。

他们同居了，每天就看到他带着女孩在街上走。

那个年代未婚同居，是沸沸扬扬、满城风雨的事情，有很多指指点点，但我一直难忘自行车后座上的女孩子，眼神是镇定的，怡然自得的，不慌不忙。

如果巧巧有一点原型的话，就是这个女性的神态。

我每次都是写完后，才会跟赵涛说我想拍什么，因为之前也不一定是她，想法变来变去，对演员也不太好。

而写完后给她看剧本，她说很喜欢这个剧本，但是她说不懂江湖，问我看咱们生活里，咱们认识的人里，谁算是江湖女性？

我说好像没有（笑）。

她就开始资料搜集，搜集完有天她跟我讲，你这个巧巧，有点像佘爱珍，我听了吓了一跳。

她说，佘爱珍原来在赌场工作，然后认识了吴四宝，在租界街头枪战，一战成名，后来抗战胜利，成了汉奸，入狱，流亡，而且这个女性大的命运线索挺像的。

我说纯属巧合啊，没有要写佘爱珍的意思。

但是她搜集了非常多这样的人，还看了很多庭审记录，包括庭审这些女性的问答，她们的表现。

后来她跟我说，我差不多了。

她觉得江湖是个出发点，是背景，最后还是讲儿女，最主要还是一个女人的逻辑。

我觉得，个体直接的经验是少的，是有局限性的。

写剧本塑造不同的人物，不一定都是自己的直接经验，但是还是自己的经验，对周围的人、对社会，你会有自己的观察、认识和印象。

写作的时候，唯一的调取这些的途径就是想象，它还是在一个对人物的命运，对人物的行为做事方法的设定的基础上，用想象来调取这些经验跟记忆。

在写这些人物的时候，我觉得是两部分的思维。

一部分是，因为我是个江湖片迷，各种江湖片看了很多，像《教父》，《四海兄弟》、意大利的一些黑帮片，都是非常喜欢。

但我觉得自己要写一部。

写江湖就是写出准确的人物关系，因为江湖就是处理这些人际关系，中国人的我们的逻辑关系。

比如说，写这些大哥，应该写出的那种感觉是，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是大哥。

有一天人家说，你是大哥。

啊？

我是？

就是把它中国化，真的是发生在我们土地上的江湖，而不是从电影到电影，像香港电影的仪式，这种江湖传统没有中断的地方，没有这些仪式，就是土黑帮，土江湖，但，这就是我们。

太久没有评价电影，主要原因还是影评这活儿越来越学院派，草根们不敢大声喧哗，只敢小声嘀咕。

看完《江湖儿女》，就去翻影评，翻来覆去找不到我想要的一个细节，而这个细节恰恰又是我自以为贾科长想要被看到的，于是决定写出来。

细节就是赵涛手里举起的那件薄纱。

我记得确实是有这段话的。

贾科长或者是接受采访或者是写的文字说过，他在拍《任逍遥》的时候，有次片场休息时间，天空下起来了小雨，女演员手里举起随手带的薄衫遮挡，这番场景打动了贾科长，他就没有停机，继续拍下去，他被一个年轻的女人对自己美丽的那种小心翼翼呵护的态度所感动。

我去翻看所能找到的所有书籍和电影，却寻不到这段的由来，稍稍有些遗憾，好在电影里我找到了印证。

贾科长有着所有文艺工作者都有的通病，一旦有了自己的心结，就永远随时准备拿出来把玩和感慨。

于是，在《任逍遥》里，赵涛举起薄衫遮挡太阳：

在《世界》里，赵涛在仿制建筑下举起了透明的雨衣：

在《江湖儿女》里，赵涛又一次站在尘土飞扬的公路旁边，举起手里的薄衫：

而这个美丽的举动，在《江湖儿女》故事里又有着不一样的意味。

巧巧对黑社会的斌哥树立起一种近乎崇拜的爱恋，那时候她有安全感，年轻，爱美，有精力保护自己免受风吹日晒和雨打。

巧巧“肝胆相照”，承担私藏枪支的罪行，五年后从监狱出来，却经历了背叛、偷窃、欺骗、险被强奸等让人唏嘘的事情，故事的最后，她只化作了安保镜头画面里一个黑色的身影。

这样备受摧残的故事，和那样细心的遮蔽阳光的场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是贾樟柯的黑色幽默。

贾科长的标签多年未变，喜欢描写社会变迁、喜欢思考人和社会群体的关系，《江湖儿女》丝毫没有偏离路线。

我在网上看到贾樟柯早期甚至想把这部电影的英文译名叫做《Money And Love》，幸亏没有，不然就太实在了，有种讲大实话的落俗感。

就这些吧。

因为他想表达的，不用多说，其实大家都明白。

只是看者大多数都是接受的九年义务教育，觉着“无所谓”；有的在各种条幅飘扬的中国特色环境中，已然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

感谢贾科长再次提醒我们“不要因为走的太快，就忘记那些被撞到的人”。

尤其是女性，她们在社会活动中还暂时处于弱势。

如果这个女性恰好是个“肝胆相照”的江湖女儿，就更让人担心了。

前些时间重读张爱玲，张爱玲说她特别喜欢一句瑞士人的祝酒词，用在这片影评的结尾吧：“祝我健康，祝在座的各位健康，祝这个世界上所有17岁的少女们都健康。

”——来自一个我没有豆瓣的朋友 让我代为发表

他高考落榜，23岁才上大学，27岁时处女长片一鸣惊人，被称为“亚洲电影希望之光”。

45岁，他已获戛纳电影节终身成就奖，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人导演。

他是贾樟柯，人称“贾科长”，他的镜头始终对准最卑微的个体，他拍出的现实让无数人震撼、落泪，“不能因为整个国家在跑步前进，就忽略了那些被撞倒的人。

”今年，他的新片《江湖儿女》上映，是一部具有史诗气质的江湖片，被称为中国版“美国往事”。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江湖，我们这一代人的江湖，有最横流的欲望，和最稀薄的情义。

《江湖儿女》中，巧巧和斌哥是恋人，斌哥是黑帮老大。

一次街头斗殴中，斌哥差点被打死，幸亏巧巧鸣枪相救。

为了掩护斌哥，巧巧谎称枪是自己的，因此坐了五年牢。

出狱之后，江湖已经物是人非。

巧巧为了找斌哥，去了千里之外的三峡，一心想要发财的斌哥却不愿意与她旧梦重圆。

巧巧独自回了山西，十二年后，穷困潦倒的斌哥也回来了。

巧巧已经成了当地黑帮的大姐大，她出于道义，再次成了斌哥的庇护者。

自述 贾樟柯 编辑 石鸣想拍江湖的故事是很早以前了，大学的时候就想拍。

可能男性都有那种江湖情结。

我在山西汾阳出生，70年代末，县城里还有很多街头生活。

江湖是我浪漫的想象世界，更是我真实体验过的世界。

我心中，江湖的定义可以用四个词组概括：危机四伏的环境，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四海为家的生活，保持不灭的情义。

《江湖儿女》，拍的正是江湖上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17年来，他们穿越了复杂的人际关系，保持了如今已经少见的深情厚义。

我从事电影工作二十多年，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从古典小说《水浒传》到八十年代的香港黑帮片，为什么我们一代一代的人，都在讲述这个江湖的故事？

我觉得是因为江湖，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角度，可以透过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激烈变革的社会，主流社会发生了什么问题？

这种角度是我过去电影里从来没有过的，对我来说也蛮新鲜的。

所以就决定拍一部江湖片。

廖凡饰演男主人公斌哥。

他的原型，其实就是我六七岁时，在家乡小镇看到过的一位江湖大哥。

他人帅、仗义，身强力壮，用拳头解决问题，那个时候是我崇拜的对象。

后来我上大学回家，路过一个中年人蹲在门口呼噜呼噜吃面条，身材发福，头发稀疏。

我认出来正是当年的这位大哥，非常感慨时间的力量。

所以《江湖儿女》的时间跨度是17年。

17年里，江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电影里面，刁亦男有句台词，说“现在我们都企业化了”。

就连江湖这样一个最重情义的地方，也变得商业化了，要遵循经济的价值观。

“人情”是我一直感兴趣的话题，拍上一部影片《山河故人》的时候，我就写了一句台词：“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需要我们珍惜。

”我希望为中国电影留住人情。

《江湖儿女》，江湖只是一个背景，主要讲的也是人情。

2001年到2018年，17年来，人心到底是怎么改变的，江湖情义、江湖原则又是怎么变化的？

说一个故事，得从过去讲起，原本是什么样的。

影片里一个一个段落，我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去写的。

贾氏电影宇宙电影开始于2001年。

这一年，山西煤价跌到了史上最低点，据说大同矿务局的工人全部都要搬迁，搬到新疆去挖石油。

当时是非常震撼的一个消息。

全城都在讨论，要不要去新疆。

后来证明只是一个传说。

电影男女主人公斌哥和巧巧，其实在2002年的《任逍遥》里已经出现了。

但是《任逍遥》里面，斌哥不是黑帮，他们俩也不是情侣。

他们是两个支线人物，故事并没有展开讲述。

只是感觉有点像江湖人士，除此之外是大量留白。

写完《江湖儿女》的初稿之后，我开始看以前拍的那些老素材。

看看2001年左右，人是什么样子，街道是什么样子。

看着看着，我突然觉得，斌哥和巧巧可以变成《江湖儿女》的男女主角。

我就有意让他们的服装、发型、造型，都和《任逍遥》里的一样。

故事发生的地点，则和《任逍遥》、《三峡好人》重合。

我每拍一部电影，都会画一个地图。

这个地图，一直没有离开我喜欢的几个区域：山西、三峡，都是江湖气息非常浓厚的地方。

我觉得我的故事就应该发生在这些地方。

就好像我一直用山西话写台词一样。

我不太会用普通话写对白，我写的普通话对白都比较没意思，但我的思维一变成山西话，就特别生动。

所以我让我故事的主人公一直是山西人。

《小武》工作照人物、时间、空间和之前的相同，但是《江湖儿女》的剧情是一个全新的建构。

你可以理解为是发生在之前影片的平行时空里的另外一个故事。

在我的想象中，小武，《站台》里的文工团团员，还有江湖上的大哥和小妹，都在同一个城市里生活。

但是生活在不同的维度上， 运动轨迹时有交叉，彼此互不知晓。

对我来说，重新去拍山西大同、三峡奉节，就是想讲同一片土地上，不同的人群，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

我其实有在刻意建立我个人电影之间细微的联系。

如果有一天重放我的电影，我觉得次序是《站台》、《小武》、《任逍遥》、《世界》、《三峡好人》、《天注定》，我可以把它们重新剪成一部电影，片长九个小时，片名就叫《悲惨世界》。

日常即历史新片里有两段挪用了当年的原始素材。

第一段是开场时，公共汽车上的众生相。

那是我2001年有了第一台DV以后，在大同拍的。

这一次，我们把赵涛又放在同样一辆车里，补拍了她的反应镜头，因为十七年前拍纪录片的时候，还没有遇见赵涛。

我有意把这段纪实的DV放在开头，因为我拍的并不是港片式的传奇。

虽然片子借用了江湖片的类型架构，但我还是希望拍出来的江湖和日常生活并不割裂，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另外一段就是三峡，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舞台上的表演是2006年拍的，舞台下的部分是去年拍的。

我们想办法把两个完全不同年代的空间融合到了一起。

我自己不太喜欢完全的摄影棚搭景拍摄，特别是我喜欢拍很多公共场所，马路，广场。

这些公共空间你搭景拍，总觉得没有那种质感。

一座城市，不单单是一条街道，它应该能想象到街道外面，一个宽阔的城市结构。

这也是我们这次制作上一个最大的困难。

很多曾经的空间都改变了，甚至是没有了。

17年前，我去大同拍《任逍遥》的时候，大同还没有城墙。

后来大同市长突然要盖城墙，现在去了大同就是崭新的城墙。

不要说大同了，你像我老家汾阳，我有段时间没回去，约了一个人，我说我们就在牌楼底下见。

结果到了之后我完全迷路了，后来一问那个牌楼被拆了，旁边的参照系都改变了。

但是我确实非常需要过去的空间。

最后我们决定实景改景拍，把不符合年代的东西去除，把历史重新填充进来，这个工作量非常巨大。

最困难的其实是人。

我们需要大量的群演，一场戏三百个人，就要确认三百张脸。

17年前，年轻人的脸挺沧桑的，都风吹日晒的，也不怎么保养，骨骼好像也比较粗犷。

现在真的变了。

生活条件很优越，年轻人都长得白白胖胖的，皮肤的质感也特别娇嫩。

为了让这些脸和17年前的感觉相像，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

我开玩笑说，坚决不能让汉堡包脸混进来。

生活需要一个超现实瞬间《山河故人》里面，失意的梁子走在路上，突然看见路边一个笼子里关着一只老虎。

《江湖儿女》里面，赵涛到了三峡，上了岸，走江湖的艺人在露天舞台上唱歌，旁边也是一个笼子，里面关着一只狮子和一只老虎。

狮子老虎都是真的。

我们从河北拉过去的。

我可能有猛兽情结，喜欢拍猛兽。

赵涛独自跑那么远去找一个人，一路上经历了那么多曲折。

其实流浪的、不安定的、四海为家的不止她一个，也有这些狮子老虎。

我不觉得这种情节有什么隐喻，它就是一个江湖氛围吧。

这些场景其实也是我常年在外奔波的时候，经常能够看到、让我心头一跳的景象。

你会发现如此庸常世俗的生活里面，也有这种奇异的景观，带来刹那间的一种情绪上的转变。

对我来说，它就是现实里面不平凡的、超出现实的那个部分。

影片中，廖凡拒绝了赵涛复合的请求之后，赵涛差点跟着徐峥走了。

她不远万里，跑去了新疆。

对于女主人公来说，这可能是她有过的唯一一次开始新生活的可能性。

但是她最后还是却步了。

理由不一定是因为对男主人公的爱，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综合因素。

就像我自己身上，也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

有时候我不想拍电影了，想用好几年时间，去写一个长篇小说。

但是每个人成年之后，都有自己的轨道，脱离这个轨道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贾樟柯、贾科长、贾赖赖过去我百分之八九十的生活都是围绕电影。

后来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个人的生活太少了。

拍完《山河故人》，我搬回了山西老家。

很多应酬减少了，就好一点了。

现在基本上每天上午九点开始工作，处理公司业务和拍摄上的事情。

中午吃完饭睡一会儿，下午是写作时间，从两点半写到六点半、七点，天黑以后就是跟朋友们见面、吃饭、聊天、玩儿。

睡觉前是读书时间。

我是杂七杂八，什么书都看。

最近因为要筹备新片《在清朝》，历史方面的书看得比较多，正在看《晋中志》。

现在网络发达，老家生活和北京也差不多了。

过去买书好难，县城里都没什么书卖，现在都网购了。

开会的话，就用视频解决，或者电话会议。

我平时上网无非是看看邮件，然后微博微信，浏览一下新闻，别的我都不太会用。

玩虎扑和知乎，是新的尝试。

住在老家，最主要的就是朋友多。

喝上三五杯酒，他们就会唤我的小名（贾赖赖），问我什么时候要孩子，担心我的养老问题。

只有在他们面前，我才显露出我也是一个弱者。

他们不关心电影，他们只关心我的生活。

现实中我离电影比较远，离家乡比较近。

住在老家，就是可以享受这种人情。

过几天，我就又琢磨着拍个电影了。

摄/Walter Salles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我过去拍了20年电影，只有2000年的《站台》跨度比较大，拍的是1979到1989这十年。

之后所有的影片，都是在一个时间点上，反映一个切面的人的生活情况。

到《山河故人》的时候，我不自觉地就写了一个时间跨度很大的故事。

从过去一直跨越到未来，长达20多年。

《山河故人》剧照完成《山河故人》之后，我突然就想拍《江湖儿女》了。

2015年开始筹备，很快写完初稿，带着初稿我就上路看景，一边看景一边改剧本。

最后行程7700公里，拍了六个月，除了男女主演之外还有12位演员，上千位群演，完成了这部影片。

所以《江湖儿女》有三个大的跨度。

第一个是时间的跨度，从2001到2018年，有17年。

第二个是空间的跨度，从山西到三峡，又从三峡到新疆。

另外就是人的跨度。

我过去电影里人物也很多，但是从来没有像《江湖儿女》这样，有这么多人物出场，形形色色，林林总总。

所谓闯江湖，就是遭遇不同的人嘛。

所以有这么多人，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记得在拍完三峡、张一白的部分的时候，张一白开玩笑说，我明白了，廖凡和赵涛演儿女，我们所有其他的人帮你演江湖。

我说你总结得非常好，确实是这样的。

我27岁开始拍第一个电影。

那时候我太年轻了，根本没有时间的意识和时间的经验，还不太了解世事。

所以眼前发生了什么，来不及细想，先快速地第一反应，拍出了《小武》、《任逍遥》，还有后来的《三峡好人》。

但是到了四十多岁，确实经历了一种东西叫做命运。

看多了一点人的起起伏伏，人的浮沉。

确实就会多一点时间的观点，也可以说是历史的观点。

我也逐渐明白了，为什么很多作家写来写去，最后都会写一部长篇小说。

这次拍《江湖儿女》，我第一次有一种写长篇小说的感觉。

我不自觉地把自己对时间和历史的思考，放到了电影中。

如果忠实于自己的话，这是我目前最强烈的一种现实感受。

从这个角度说，《小武》这样的影片，属于从前的贾樟柯，《江湖儿女》，属于今天的我。

摄/Walter Salles金钱与爱情，真实与虚幻电影一开始，廖凡说，他是一个江湖里的人，赵涛说她不是。

到结尾的时候， 廖凡说我不是江湖里的人，赵涛自认为是江湖里的人。

这就是这个电影的基本叙事。

就是在讲两个人对自己的自我认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逆转。

这对男女经历了街头暴力、入狱，也经历了相爱、背叛，他们分离又重逢，但始终没有走入家庭。

我写《江湖儿女》，是带着一种记忆来的。

故事发生在2001到2018年，这也是对我最重要的17年。

反省一下自己的过去，有的时候觉得男人挺可怜的。

你看今天男性各种各样的追求，最后概括起来，无非求财求感情。

忙忙碌碌几十年，好像生活就只剩下这些内容，其实人在这里面迷失得很厉害。

廖凡就是在里面迷失的一个人。

赵涛不是。

女性有她们自己做人做事的一些原则和立场。

她们的注意力也不在世俗成功上，有自己坚持和关注的东西，比如对情感的看重，对家庭的看重。

廖凡演的男主人公最后出走了。

廖凡问我，他离开她干嘛去了？

你也没写。

我说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总之他恢复行动能力之后，一定要马上离开她。

片子的英文名原本叫“Money And Love”——金钱与爱情，我特别喜欢这种比较直白、比较楞的名字，其实就概括了男女主人公的主题。

女性形象在片中越来越强，男性的形象越拍越软弱。

但是廖凡最后的出走，还是充满了男性的自尊心。

最后影片结束在监视器里面赵涛的一个数字影像上。

这个是原来剧本没有的。

事实证明效果非常好，比我们之前设计的那个怀旧的结尾要好得多。

一般监控摄像头的机位都比较高，视角都是俯拍的。

我们从监视器里，拍到赵涛一个人站在那儿沉思的时候，影像是非常数码化的。

也就是说，模模糊糊，面目不清。

你看不出她的情绪，也不知道她的感受，而且说不好哪一天这个影像就被删除了。

我非常伤感。

整个电影两个多小时，就是要记录这些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的生活。

可是人具体的生活，跟记录下来的那些东西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反差。

我们的微博、微信、所有互联网的东西，有一天可能都打不开了，这些记忆就都没有了。

人这一生也没有什么痕迹就过去了。

我很感慨，说我们就用这个来做结尾吧，一张随时可以被删除的脸。

凡人是最洁白的灰尘从《天注定》开始，每个影片的剧本，我都是离开北京，到大同去写的。

大同有个著名的火山群，从我住的地方开车过去大概一个多小时。

我写剧本写得累了或者闷了，就会去火山，一般都是黄昏的时候，一个人在那儿走一走。

剧本里男女主人公谈情说爱的戏，我安排在了火山，因为那是我常去的地方，我的秘密基地。

片子的英文名叫“Ash Is Purest White”，直译过来意思是“灰尘是最纯的白”，完全就是从火山这来的。

我看人总觉得，每个人，底子里都是洁白的。

《江湖儿女》里每个人物都有缺点。

赵涛连坑蒙拐骗这种事都干。

但总体上说，我觉得每个人都还是值得珍贵的。

当时，我突然写出了一句对白，赵涛问廖凡，火山灰是不是最干净的。

因为我们平常抽烟，有时候会开玩笑，说烟灰是最干净的。

小时候淘气手划破了，也会拿烟灰抹在手上，止血消毒。

赵涛说，“经过高温、燃烧，烟灰不就是最干净的。

”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自己也有点感动。

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大部分人，可能在这个世界上走一趟，最后什么痕迹都留不下，就像烟灰一样被吹散了。

但我们的电影就是拍这些活生生的我们经历过的事情，拍每一个具体的人会面对的问题。

即使成为炮灰，可能这个灰，也仍然是洁净的。

一百感交集的人世此刻，在昆明，想再写一写贾樟柯。

昆明的诗人于坚有一首诗叫《尚义街六号》：「恩恩怨怨 吵吵嚷嚷/大家终于走散/剩下一片空地板/像一张空唱片/再也不响。

」《江湖儿女》结尾监视器的定格镜头，就是诗里的这种情绪，尘世如潮，江湖不再。

看完电影，走出影院，外面下开了淅淅沥沥的雨，如裂缝爬上破碎的碗，在街道上织成一片网。

电影中巧巧在奉节见到郭斌时的雨也是这样，细细密密，不辨牛马。

江湖上的世界，总该来点雨，才宜走入霏霏，才宜刀剑入鞘。

电影《江湖儿女》我在《汾阳杂种》中写过贾樟柯，那个在汾阳城里成长时困顿又渴望逃离的他，和千千万万的苦闷青年一样「自我矛盾，惶惑彷徨，想摆脱自身与周遭的局限，却又随时想放弃与庸碌的对抗，安逸于平凡的泥淖，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

」毫无疑问，贾樟柯依然把《江湖儿女》的故事背景放在故乡山西，赵涛饰演的巧巧与廖凡饰演的郭斌，与《任逍遥》中两个主角同名。

但在《江湖儿女》里，贾樟柯把他们放到了更恢弘的时间和空间视野下，而不仅仅只局限于当年的山西大同。

电影《江湖儿女》贾樟柯的乡愁带着距离感。

他不避讳故乡被现代化的进程瓦解和破坏的现实。

影片开头，有一个全景镜头，大同古城早已七零八落，经济上摧枯拉朽式地发展，带来了古城传统与现代的截然并峙，也带来了人际关系和道德伦理的逐渐崩坏。

可是贾樟柯在这衰败中找寻着诗意。

这种诗意是残酷的。

在他镜头语言的叙述里，故乡开始重新被辨识，被感知。

如同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县，莫言的高密，贾樟柯用电影语言重构了自己的故乡，带着惶惑与谅解。

电影《江湖儿女》《江湖儿女》中的众生相，孤苦多于悲愤，如同奔命于风雪的山道上的林冲。

有的没能逃出去，在所谓义气里画地为牢，有的成功逃了出去，在澳门开了赌场，开着耀武扬威的宾利，有的逃出去又回来了，如巧巧和郭斌。

可是，就算逃出了江湖，又哪能逃得出这百感交集的人世。

王国维有词：「偶开天眼觊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

」我不知道结尾郭斌离去时，是否会想起那夜奉节的雨，灯光在雨夜中漾开，地面澄明透亮。

当该有这样一场滂滂沱沱的雨，像洗盐一样洗去世间的悔恨和贪婪，人内心的盐变得晶莹纯白后，才能咂摸出这大地孤独的咸味。

电影《江湖儿女》二贾樟柯的江湖《江湖儿女》中的郭斌是山西本土黑帮的头目。

不同于传统的黑帮电影，贾樟柯无意把郭斌塑造成英雄，虽然他起于草莽，有胆识又重义气。

电影中有一幕观看港片的场面，黑帮众人分次坐定，穿黑西装，全场肃穆，仿若某种仪式，但更像是对某种悄然流失的传统的悼念，因为二哥的死，给这个黑帮团体带来了不小波澜。

所谓的江湖的辈分，被小年轻视如敝屣，后生想出头，就敢冒大不韪。

电影《江湖儿女》我很喜欢电影中的一段：郭斌和巧巧走到荒野，远处是火山。

郭斌慨叹：「这鬼地方，成为炮灰也没人知道。

」巧巧说：「你有枪还怕别人把你灭了。

」郭斌说：「有枪的才死的快。

」巧巧奉劝他把枪扔了：「坏人不来找你，警察先来找你了。

」郭斌不屑：「咱们这种人，迟早会被干掉。

」巧巧问：「咱们是哪种人？

」郭斌回道：「江湖上的人。

」巧巧道：「我不是江湖上的人。

」郭斌旋即把枪递给巧巧，巧巧接过，握在手上。

郭斌对她说：「现在你就是江湖上的人了。

」巧巧满不在乎：「我看你是录像看对了，哪有什么江湖，又不是解放前，旧社会。

」郭斌思忖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

电影《江湖儿女》贾樟柯的江湖不是传奇式的，它是日常的，生活化的，是人情世道，仿佛就是人们在一来二往的聊天、打牌，有争端和矛盾了，就在关二爷面前解决掉。

二哥在临终前找过郭斌说：「你看《动物世界》里的狮子，老虎，蚂蚁，吃喝斗都跟人一样。

」但人远比动物复杂，矛盾，虚伪，贪婪，欺骗，幻想，疑惑，简单，善变，都是人。

人性的复杂让社会错综复杂，危机四伏，而江湖就是在处理这个社会的关系。

江湖是灰色的，在法律之外，但有秩序，有规矩，有约束。

郭斌和巧巧的入狱，是两个时空的分水岭。

前一个时空的情深意重，在后一个时空落得一文不值。

在资本和利益的掣肘下，整个社会呈现出分裂的图景，江湖也逐渐式微。

郭斌出狱后，没有一个兄弟来接他，他曾经的马仔开上了豪车，早已替代了他的风光。

电影《江湖儿女》他的出走，与其说是争一口气，毋宁说是在逃避。

后来，在奉节，他对巧巧说：「我不是江湖上的人。

」巧巧说：「我现在是跑江湖的人，一路跑过来看你。

」他的那个江湖，大厦已倾，分崩离析。

而她，情义犹在。

巧巧回了大同，开了麻将馆。

而郭斌，喝酒导致脑出血，下身瘫痪，坐上了轮椅。

他俩在云中站相遇。

可是归来并不见得便是完满。

郭斌因为年轻人上菜不懂得先上主食的规矩而发脾气，年轻人不甘示弱地回敬道：「就这球势。

」

电影《江湖儿女》郭斌开始变得软弱，身体渐至衰老，佝偻劳嗽，涕泪涎沫，再怎么看也不会是一个英雄，权力和金钱也如梦幻泡影般随之而去。

要是说早年的郭斌还有江湖豪气，那么回到大同的他已然沦为命运的囚徒。

他残存的尊严，虚妄又侥幸。

而巧巧却是从软弱蜕变出坚韧。

她也不是英雄，她在灰色地带快意恩仇，固守着江湖的断壁残垣。

电影《江湖儿女》在影片末尾，她推着郭斌出门。

郭斌问她：「你恨不恨我？

」她说：「对你无情了，也就不恨了。

」郭斌问：「无情了，那你干甚收留我？

」她哽咽道：「江湖上不就是讲个义字，你已经不是江湖上的人了，你不懂。

」贾樟柯的江湖，注定不是一个英雄的江湖。

他们在命运里颠簸流离，从江湖出走，或相忘，或泯恩仇。

他们在黑暗的掩护下，落荒而逃，如《天注定》中的大海和三儿。

他们孤独坚毅，奋力抵抗命运，可是在外人看来，他们的身影茕茕孑立，落魄如丧家之犬。

《江湖儿女》是一个逝去的时代的挽歌。

三汾阳来的人

贾樟柯贾樟柯反英雄的话语体系由来已久，从《小武》开始，贾樟柯对于塑造某种英雄似乎并无多大兴趣。

他的镜头永远对准处在社会边缘的青年，《站台》《任逍遥》中的青年茫然，焦虑，失落，他们在时代的罅隙里百无聊赖，无所事事。

贾樟柯了解他们，因为他就从他们中来。

他出生在山西汾阳，父亲原来在县城工作，因为出身问题被下放到老家，当了语文老师。

母亲是售货员。

电影《小武》他在学校时读书很差，结识过一帮小混混。

他一直在这种农业社会的背景里长大，但这并不是他急于摆脱的包袱，相反的，他从底层的普通人身上接触到一种深藏在中国民间的文化渊源，《江湖儿女》就是这种文化中有关道义的那部分。

贾樟柯第一次高考落榜，之后跑到太原谋生计，他和几个画画的朋友住在太原南郊的许西村，给别人家画影壁，给饭店画招牌，没有太大理想，也不想出人头地。

因为没有城市户口，他们会三更半夜被人叫起来接收盘查。

贫贱生活里尊严的缺席，使他意识到不得不努力改变命运。

陈凯歌的《黄土地》，让他迷恋上了电影。

而侯孝贤的《风柜里来的人》，让贾樟柯这个汾阳来的人，告别了宏大叙事和英雄主义的话语，他认识到可以用镜头去凝视人性，不必回避丑陋，脏乱和孤独。

电影《三峡好人》贾樟柯确实这样做了。

民间生活里充斥着的流行乐，卡拉OK，一直被他以一种文献式的方式记录着。

《江湖儿女》中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三峡好人》中的《酒干倘卖无》，被光着臂膀的年轻人用一种近乎「喊麦」的方式传递出来，大汗淋漓，以无用的愤怒，宣泄着被压抑的荷尔蒙。

这种场面或许光怪陆离，但却是整个社会情绪的反映，它是消费主义冲击下底层的现实。

电影《小武》贾樟柯的影像风格一直是粗粝且直白，到了《江湖儿女》已经越来越精致化。

但是我们依然能从精致中寻觅到他早年的影子。

他以长江流域的迁徙重新嫁接了个人电影创作里的过去和现在。

当电影的镜头转向巧巧在轮渡上眺望着远山的时候，仿佛看到贾樟柯对自我作品的描摹，影像语言像极了《三峡好人》。

轮渡上的广播在提醒乘客三峡水库即将蓄水一百五十六米，最终到达一百七十五米，第四批移民即将进行迁徙，有一部分美景将成为水下遗迹。

电影《江湖儿女》三峡工程，让这个民族停留在某种好大喜功的虚幻里，只有真的深入到长江流域，才会发现社会是固化的。

贾樟柯说：「社会其实没有那么大的流动，大家就是从一个艰难的生活流动到另一个艰难的生活。

」他冷静又审慎，保持着对社会若即若离的观察。

我们生活在英雄尚未拯救的那部分世界，唯有反求诸己，唯有不规避不浪漫的现实，唯有直面这日头底下无聊躁动着的生活，方能完成日常生活里的自我救赎，以一寸一寸的影像，或一个一个字，来救出自己。

这是贾樟柯电影带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经验。

四纯净的灰烬

电影《江湖儿女》《江湖儿女》是一个关于漂泊的故事，从山西大同，到湖北奉节，再到新疆克拉玛依，比《山河故人》的野心更大。

主角在自我放逐中重新审视人生。

他们像是神话里的尤利西斯，漂泊不定，不甘于被命运束缚。

人大多数时候的痛苦在于意识不到自己的局限，以为在别处，就可以轻易地把此时此地的痛楚抹掉。

殊不知，每一个人身上都拖带着一个世界，他仍然不停地回到身上所拖带的那个世界里去。

《站台》里的年轻人渴望出外漂泊，对于在县城里的他们而言，铁路意味着远方。

贾樟柯在《世界》里展现了一种远方的生活，并不是《站台》里面的人们所向往的那样。

电影《江湖儿女》巧巧对郭斌说：「跟我回吧。

」郭斌说：「要回去，也不是这样回去。

」巧巧道：「有人有钱你才会回。

」郭斌说：「我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是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用不了三十年。

」巧巧道：「那我自己回。

」她在从奉节至武汉的汽车上，遇到徐峥饰演的侃爷。

她最终没能同他去新疆的克拉玛依，她在深夜中途下了车。

那一晚，在戈壁，她看到了飞碟。

飞碟微弱的光芒下，这个在戈壁滩上孑然一身的人，仿佛不再那么孤独了。

重新回到大同的巧巧，也许参悟了生活本相：漂泊并不能改变什么，重新面对不敢正视的现实，才需要最大的勇气。

巧巧和郭斌在大同火车站相遇，那一刻，他们是归来的尤利西斯。

巧巧的坚定，最终超越了郭斌。

电影《江湖儿女》《江湖儿女》的英文名叫「Ash is Purest White」。

影片中有一句台词：「火山灰是最干净的吧，经过高温，燃烧。

」灰烬是人生的某种隐喻，在没有尘埃落定的那一刻，漂泊始终是宿命。

灰烬也终将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以一种更广袤的视野来观人世，生老病死的悲恸太过渺小。

可是，在消失之前，我们甘愿在高温燃烧里变得纯净，被尘世蒸馏出的痛苦和欢乐，是我们生活过的痕迹和见证。

凉薄世间，我们终将是时间的灰烬。

欢迎阅读我的另一篇写贾樟柯的文章： 《汾阳杂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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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章程，野生建筑师，青年写作者，简洁有趣，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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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号：夜第七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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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同样是小地方的“黑帮片”，侯孝贤的《南国再见，南国》和贾樟柯的《江湖儿女》拍出了完全不同的味道。

侯孝贤更在乎“空间”，贾樟柯更在意“时间”。

所以《南国再见，南国》拍的是从一个绿色墨镜中看到的浮躁又凝滞的世界。

而《江湖儿女》则用大量的时代符号，来标记贾樟柯心中的那个远去的江湖。

这还只是表面影像的不同。

更深层的差异是，侯孝贤的电影是没有“敌人”的。

若有的话，也只能归结为“天道不仁”。

他把人的失败，拍成了一种内在的属性，不是外力所为，而是人与生俱来的命运就是被无常玩弄。

贾樟柯的电影，一直都有明确的敌人，就是“时代”。

《小武》中的小武败给了金钱时代，他偷钱，显然是犯了时代的大忌，毁灭是必然的。

《站台》中最清晰的符号是列车，它象征着一个滚滚而来的新时代，可是列车每每经过小镇却从未停下，这里的人们是被时代抛弃的人。

《山河故人》看似不同，讲了新时代中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

可他们真的幸福吗？

不，他们赢了钱，输了山河与故人。

所以贾樟柯的电影，从来都是把“时代”作为靶子，猛烈开火的。

《江湖儿女》也不例外。

影片分为清晰的三部分：旧江湖、跑江湖和逝去的江湖。

最终导致江湖逝去的，是商业时代对于江湖道义的彻底摧毁。

影片开始，斌哥在麻将桌上平了一件事。

什么事？

钱的事。

老贾借了钱，想要赖账，斌哥没多说话，把关二爷的像请出来，分分钟解决了问题。

说明那时候江湖规矩是凌驾于金钱之上的。

你想认钱不认人，不行。

可时代变迁的速度，总是超乎想象。

先是二勇哥在一帮混不吝的小流氓刀下惨死。

不久，斌哥也遭遇不测，两个小年轻冲上来打瘸了他的腿，只因为认错了人。

是真的认错了吗？

不得而知。

但无论真假，都是件尴尬事。

若是假的，说明有人根本不把斌哥放在眼里；若是真的，说明斌哥早已不在世人的眼里。

斌哥从监狱出来，大家都忙着挣钱，没人来接他。

他的小弟们开着宾利耀武耀威，这个曾经的老大，有一种深深的失落。

当“金钱”替代“情义”成为维系社会关系的新纽带，斌哥的江湖就已经远去了。

因此他抛下巧巧，离开伤心地，从一个所谓“江湖人”变成了一个“买卖人”。

其实这一切早有预言。

影片的第一段落中最深情的画面，就是这群黑帮分子聚在录像厅里，抽着烟，一起看枪战片。

屏幕上枪声四起，屏幕两侧悬着两盏圣洁的灯光。

看的人一律西装革履，仿佛是参与教堂里的某种仪式。

那分明是一场悼念。

悼念一个濒临逝去的江湖。

2很多人调侃这部电影应该叫“江湖女儿”。

是句玩笑，但大体不错。

影片的重头戏都在巧巧身上。

问个问题：斌哥和巧巧，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江湖人？

答案很有意思：斌哥以为自己是，但其实不是；而巧巧以为自己不是，但她才真的是。

影片中有个很重要的道具，枪——斌哥的枪。

这把枪先后开过三次。

第一次是在那片象征“江湖”的荒原上，斌哥握着巧巧的手放了第一枪。

而这个男人始终躲在女人身后。

这几乎预言了后面的故事走向，在那场打斗中，正是巧巧对天两次鸣枪，救了斌哥，并认下了所有罪行，帮斌哥挡了“枪”。

而随后呢，斌哥消失了。

在巧巧入狱的五年中，他不曾探望，独自远走。

他原本以为自己是条硬汉，可在冷峻的现实面前，却不堪一击。

其实斌哥眼中的江湖，从始至终都带着一股“中二”气质。

他对巧巧说：“我们这种人，迟早是要被干掉的。

”巧巧冷笑一声：“我看啊，你就是录像看多了。

”真正的“江湖人”是什么呢？

和枪无关，和暴力无关。

它本质上是一种处世原则，只要履行这一原则，就是江湖人。

那原则只有一个字，就是：义。

义字扩展开是八个字：以诚待友，以直报怨。

前者说的是“情义”，后者说的是“正义”。

在跑江湖的段落里，巧巧用行为诠释了她“以直报怨”的正义观。

她从行为不轨的男人那里骗钱，她从想和她“耍一下”的司机手里骗走了摩托车。

最典型一场戏，是她打跑了正在揍小偷的人，然后自己冲上去打小偷，讨要钱包。

因为她觉得，打女人的人，该打；偷钱包的人，也该打。

一码归一码，这就是她行走江湖的“正义”。

而对于斌哥，她经历了从“有情有义”到“无情有义”的心理转变。

斌哥抛下她远走他乡，巧巧去奉节寻人。

故事仿佛瞬间掉进了《三峡好人》的时空。

而结局也是类似的。

女人只是要男人一句郑重的道别，男人却避而不见，两个人甚至没有在废墟前跳最后一段舞蹈，也只有火盆中的灰烬在静静燎干最后一丝感情。

至此，巧巧对斌哥的情，已然断绝。

多年后，斌哥拖着偏瘫的身体，潦倒地回到大同。

巧巧把他接回家，照顾如初。

斌哥不解，“为什么你已对我无情，还要这样？

”巧巧笑了，“你不是江湖人了，你不懂。

”

影片自始至终，只有巧巧代表着所谓的江湖，她懂得“义”字的分量。

而斌哥只是一个自以为义却终究负义的人。

正如在那片荒原上，最开始是斌哥教巧巧拿枪，而最后却是巧巧教斌哥走路。

这个表意再明确不过了。

在江湖上行走，从来不靠枪，而要靠“行得正”的义气。

最终，老炮儿离开，侠女再次陷入孤独。

不过，只要有她在，那个江湖便有一息尚存。

3在《江湖儿女》中，贾樟柯有个明显的变化，他变逗了。

虽然他探讨的主题仍然是巨变的时代将个体边缘化的悲剧，可这次，他除了温情和尖锐，又多了一些戏谑。

这在观感上，似乎是件好事，可它带来的问题也很严重。

什么是戏谑？

戏谑是对于悲情的消解。

做到极致，就是周星驰，用戏谑将悲情彻底解构。

看星爷的电影，你会在大笑过后的反刍中，发现那些隐藏却又刻骨的酸楚。

另一个克制的例子，是《南国再见，南国》。

全片只有一处稍显戏谑的地方。

影片主人公是个帮派的小头目，他看见小弟又把家里弄得一团糟，骂了一句：“Cao，阿扁，你也帮老大维护一下家庭环境嘛。

”这句话很逗。

首先它很真实，是人物在那个处境中的自然反应。

同时它也很悲哀，小头目在外面平不了任何事，回到家甚至连小弟也搞不定。

这是这个人物深层的悲哀。

因此这处戏谑就很到位，毫无设计感，有趣，又反衬出人物命运。

由此看《江湖儿女》，贾樟柯不可能有星爷的极致，也没有侯孝贤的精致。

他对于几个喜剧段落的处理，都严重消解了悲情，同时还带有浓浓的设计感。

无论是巧巧爸念大字报的段落，从文字到口音的喜剧化处理；还是张译扮演的负心汉，从一出场就范伟上身，一副“买拐”非我莫属的样子。

最可惜的，就是徐峥的段落。

相信很多观众都不明白，影片安排徐峥这么一个逗逼角色用意何在？

还有巧巧为什么会看上他？

其实那本可以是个很深情的段落。

还记得影片开始，巧巧和斌哥说着要去新疆开个小买卖，过安稳的日子，却最终没有实现。

两人分手后，巧巧在火车上遇见了要回新疆的小店老板徐峥。

其实徐峥就代表着“生活的另一种可能”。

如果当初斌哥去了新疆，现在很可能就是徐峥的样子。

所以巧巧一度想和徐峥一起，就是想寻回本可能拥有却已永远失去的生活。

本来是很深情的，可徐峥一上来满嘴UFO，所有情绪都跟着飞跑了。

这是贾樟柯有意的吗？

我觉得是的。

甚至你也不能把它理解为一种类型化的尝试。

显然在一个诉诸于悲情的影片中，做喜剧类型化的尝试，是个太不明智的选择。

那么为什么呢？

我觉得它暴露了贾樟柯一种深层的焦虑，就是对于他最关心的命题的无解焦虑。

在《三峡好人》里，这种焦虑表现为不断飞过的“飞碟”，用一句话总结就是：他对于现实感到无力，只得寻求超现实的答案。

到了《江湖儿女》中，这种焦虑不仅再一次体现在“飞碟”上，更体现在“戏谑”上。

当你遇到一个很想求解的问题又求之不得的时候，人往往会用一个玩笑来劝慰自己，“其实没那么重要。

”这是一种自嘲，也是一种自愈。

贾樟柯自从开始研究天体物理后，厌世情绪极端严重。

在采访中他表示：无论什么问题，只要提不出新的观点，就没有办法在更大的层面上求得理解，形成共识。

正如他看着这个向前飞奔的社会，不断牺牲个体甚至一代人的命运。

这是历史的必然，没有任何出路。

他无法给出答案，也只得在影片中保留自己的无力，并用幽默聊以自慰。

4在《江湖儿女》中，无处不浸透着贾樟柯的无力。

这种无力，体现在他对“时间流动感”的把握上，虽然影片跨越了18年，但感觉又是凝滞的。

或许只是因为，每个时代的悲剧都差不多。

这种无力感，更体现在他对于影片结尾的处理。

这个处理可以有很多的走向，但都没有跳出他曾经给过的答案。

比如，你可以让巧巧在舞厅里再跳一回《YMCA》，这就是《山河故人》。

你可以让斌哥和巧巧回到大同后，过上了最最无聊的日子，这就是《站台》。

你还可以让斌哥打人入狱，拖着半残的身体唱《浅醉一生》，这就是《任逍遥》。

而影片真正的结尾，是什么呢？

巧巧的身体在摄像头的注视下，不断模糊，最后定格，成为凝视。

这难道不是《小武》结尾的加强版吗？

只不过是将“具象的人群”换成了“抽象的时代”而已。

贾樟柯在他最关心的命题上，已无法再提供新的答案。

这是他个人的困境。

或许也是这个时代的困境。

二刷了《江湖儿女》才敢来写点什么。

不知是谁最早提出“贾樟柯的电影宇宙”这个概念，然后铺天盖地，所有的自媒体以及影评都在附和。

这么多年以来的贾樟柯，在观众面前一直都没有“优越感”，所拍摄的内容一直都是他所深爱的故乡、近现代的发展变革以及小人物的儿女情长，还是那么“土”。

《江湖儿女》绝不是集科长历年影片的“电影宇宙整合”，而更像是他怕自己所热爱的东西通过之前的影片表达不完整，所以再来一部，其中所有《任逍遥》《三峡好人》等等元素的出现，只是科长的情怀，贾樟柯是个念旧的人。

这篇影评，完全抛开贾樟柯之前电影的联系，只针对《江湖儿女》中的人物以及剧情细节做一些解读和补充，因为《江湖儿女》是独立且完整的。

金钱Money影片中，钱是个十分关键的元素。

当斌哥还是那个“关公断案”，谈笑间就能平事儿的江湖大哥时，斌哥对金钱是没有贪恋的。

二哥去世，给二嫂送去的一包“心意”被推回，斌哥默默放到了二嫂身后。

大学生出狱，为感谢斌哥照顾，送来的一箱钱也被斌哥退回。

直到斌哥巧巧出事，出狱后斌哥心中的江湖塌了。

大学生说“企业化了”，人们开始以利益金钱为驱动了，斌哥要有人和钱才能回去。

甚至在影片的最后，斌哥离开巧巧时还不忘留下一沓钱，作为那段时间巧巧照顾他的“报酬”。

奉节宾馆

奉节宾馆的那场戏是我最喜欢的两个片段之一。

巧巧有多爱斌哥这件事我不用再阐述，为了救斌哥而公然开枪，更甚至为斌哥抗罪受五年牢狱之苦。

奉节宾馆那晚，无论是斌哥坐在巧巧对面侧着头，还是当对话开始前斌哥从巧巧对面坐到了巧巧身边，斌哥自始至终不敢直视巧巧。

当巧巧问斌哥“我现在是不是你的女朋友”“什么最重要”，斌哥没有正面回答。

巧巧曾问斌哥“你是家属”“谁说的”“你不愿意做我的家属吗”“去个球的新疆”，斌哥也没有正面回答。

对于斌哥来说，最重要的是江湖里的威严和面子，最重要的是后来的人和钱，从来都不是巧巧。

而对于巧巧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斌哥。

后来在棋牌室斌哥受辱，在巧巧看来，自己最重要的男人最重要的尊严受辱，她可以不顾一切。

奉节宾馆，斌哥有句话意味深长，他说“我要告诉你，我、、、、、、”，斌哥没说完，我们不知道他要说什么，但巧巧理解成了“咱俩再也没有任何关系”。

至于斌哥拉错手的行为，极为可能是斌哥有意而为之。

拉错手的那一刹那，对当时格外敏感的巧巧是致命的，巧巧崩溃了，绝望了。

新疆与UFO整个新疆这段是我最喜欢的两个片段之二。

影片中最早出现新疆，是传言煤矿局要搬迁到新疆，那时候还没有踏进江湖的巧巧对于新疆是有幻想的，她想跟斌哥一起去新疆开始普通的新生活。

那时候，新疆就在巧巧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

绝望离开奉节的巧巧在火车上遇到了徐峥所饰演的骗子，其实巧巧早就知道了他骗子的身份，但她还是愿意跟他去新疆，对于巧巧，那是希望，是新生活的可能。

有个细节，巧巧说她见过一次飞碟，看过《三峡好人》的当然可以理解成为这是那部电影里的情节，但是我在开篇说过，《江湖儿女》是独立且完整的，巧巧见过的那次飞碟，是在骗子坐下时扔到桌子上的那本杂志封面上见到的，巧巧也在骗徐峥。

当骗子得知巧巧所谓“囚徒”的含义时，骗子慌了，他没想到这个貌美的女人让他如此的不可预估。

他压低的帽檐，拉高了衣领，环抱着双臂，依靠在车窗上装睡，选择了最为疏远巧巧的姿势。

巧巧是多么聪明的女人，她感受到了小卖部老板的变化，她选择了离开，回头的那一刻，她或许知道小卖部老板在装睡。

就像她在荒野中看到的UFO，新的生活在恍惚、游荡之后，转瞬划过消失。

斌哥对巧巧的感情？

有朋友说斌哥是渣男，这个我不能做评价，但斌哥对巧巧到底是什么样的感情值得讨论。

前面提到了，对于巧巧两次关于两人关系的询问，斌哥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

但他绝对是爱巧巧的，那句“掉头，去呼和浩特”既是斌哥的爱和浪漫，也是贾樟柯的爱和浪漫。

但或许是那句“我们这样的人，迟早是要被干掉的”，受录影带江湖的影响，斌哥不能给巧巧承诺。

斌哥在奉节宾馆中那句没说完的话，抽泣的眼泪，故意拉错的手，我们都可以猜想斌哥对巧巧的感情。

只不过巧巧一直都在第二位。

后来斌哥回到大同，两次问及巧巧的家庭，一次是问马仔李宣“巧姐的男人呢”，一次是问巧巧“咋没成个家啊”。

斌哥跟林家燕真的在一起过吗？

林家燕是个有优越感的女人，粤语、英语，受过教育且拥有财富的她不会选择出狱落魄的斌哥。

后来斌哥也说他老婆“还在丈母娘娘胎里呢”，也主动想要跟巧巧解释过“你就不想问林家燕吗”，可惜还是没说出口。

或许林家燕的演出，只是斌哥不敢面对巧巧，想要巧巧对他死心找个更好的男人。

“你恨不恨我”“对你无情了，也就不恨了”最终斌哥的试探，在车上拉住巧巧的手，巧巧的挣脱让斌哥认识到，巧巧对自己的情已尽，选择离开。

可悲的是斌哥留下的钱。

其他细节1、影片以女性角度去探索江湖，斌哥由强到弱，巧巧由弱到强。

郊外火山的场景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斌哥教巧巧开枪，一声枪响带巧巧走进江湖。

第二次是巧巧帮斌哥站起来。

有意思的是两次都出现了拐杖。

2、影片出现了多种交通方式，客车、公交、摩托、汽车、轮船、火车、动车，以此反应时代变革。

3、影片中出现了多款手机以及APP。

斌哥在多年未回大同，路上竟不知道是哪，还需要看导航地图。

自拍、语音也是当今时代的生活方式。

4、大学生出狱称坐牢为“进修”（当地人的叫法），侧面也是在说巧巧。

饭店骗钱、骗摩的司机都是监狱五年的“进修”结果。

5、最后的监视器。

看电影不就是通过屏幕看别人的生活吗？

同时又能将观众从影片中拉出，实数点睛之笔。

9分，前5分钟有点用力过猛。

最后留个疑问去往新疆的列车上，巧巧挂断的那个，打断巧巧与小卖店老板亲吻的电话，是谁打来的？

（造型、台词、场景等与贾樟柯其他电影的关联，关于影片剧情外的拓展延伸，其他影评里都很全面了，所以不再谈论。

以上都为个人解读，电影的魅力在于不同的人看有不同的思想，提倡批评指正和探讨。

也希望各位能回复，点赞，转发，收藏）

科长在多部电影中惯用的山西方言和川渝环境每一次都勾起我的乡愁，每每看到这样的设定，总是想起爷爷老是在家讲山西话，而小学前在江边爬坡上坎的模糊童年记忆，也总是在科长的电影中再一次被印证——小到电影中奉节婚宴的酒杯款式细节，山西男人每次谈事情那句吩咐女人离场的“我和你谈点事”，大到山城的风貌和山西城市的街景，《江湖儿女》调动了我的记忆，让我回到那些曾经经历过的场景里，反复提醒着我它们的真实性，总之科长此次较好地把握住了（我印象中）山西人和山城的民风。

几日前给《三峡好人》打4.5星，必须承认我是带着对那个朦胧年代和故乡（无论是山西还是川渝）的私心的。

有许多观众批评科长在这一部中的反复指涉，这一次我倒更倾向于松一口气，认为科长终于找到了一个适合的题材（即巧巧的女性成长），也把以前他没说清楚或者不连贯的故事一股脑理清了（比如UFO）。

电影的层次是清晰的四段。

第一段是巧巧入狱前和斌哥恩爱遭遇变故，第二段是入狱期间，第三段千里寻夫不成后失意“逃”到新疆偶遇UFO，第四段是斌哥失意残废回大同找巧巧又最后离开。

故事的开端是麻将厅。

年轻的巧巧（发型和蹦迪都让我想起《低俗小说》里的乌玛.瑟曼）春风得意笑着穿过人群，被男人们尊称“嫂子”，表演杂技的人提醒着大家记住这一天（强调时间点），她像一只斌哥怀里的猫，可以娇纵地夺下斌哥嘴里的烟，玩斌哥从小弟手里抽出的枪，在四处都游刃有余，几乎僭越了女儿的身份，以“儿子”的身份在照顾父亲（给父亲打牌钱），仗着“嫂子”的身份被男人尊重和照顾，是一个凭借自己男人地位在男权社会中得到“自己地位”的女人。

在看第一段的时候，我给莫总发讯息说，我的的确确被斌哥教巧巧打枪那一细节撩到。

斌哥身上有某种吸引女性的“强大”男性特质，一种潜在被认为能为女性提供庇护和疼爱的特质。

故事进行到转折点，在一次群架中巧巧为了保护斌哥当众开枪并因此入狱，此时两个人的角色发生了微妙的改变，斌哥从“保护者”转为了"被保护者",而巧巧则从“被保护者”转为了“保护者”。

影片聚焦于巧巧，我们无从得知斌哥的遭遇，只知道斌哥自始至终没有来探望过巧巧，这无论是从爱情上还是恩情上来讲都是说不通的，对此我能想出的解释是：斌哥在巧巧面前丢了面子，他被巧巧出于爱意保护，但这样的爱意无形中是对他大男子尊严的践踏，一个需要自己女人保护的男人，不仅在自己的小弟哥们面前抬不起头，也更是在他的女人面前抬不起头。

（这也与斌哥在之前的人物形象是连贯的，做大哥的时候，他享受权力，享受尊重，享受被小弟们簇拥）巧巧开枪，改变的并不只是自己的命运和爱情，也改变了斌哥的命运，她的爱意无疑使得斌哥从男性绝对权力的位置上掉落。

在第三段中，巧巧熬到了出狱，科长再次借三峡大坝这一熟悉的历史背景把寻夫故事设定在奉节。

赵涛在这一段中以和在《三峡好人》中一摸一样的扮相出现（除开衣服和包，连玉佩和手表的细节都一样，不知道科长是不是有意下一盘大棋），而且又一次寻找她在《三峡好人》中寻找的相好“斌斌”。

（两个故事略有不同，不过我更倾向于把《江湖儿女》看作是《三峡好人》故事的完整版）她首先遭遇到了以前小弟（“大学生”）的冷落（斌哥情变的伏笔），又遭到了盗窃陷入绝境：手机和钱全部遗失（和后面蹭婚宴，骗钱和解决性骚扰问题时的强悍形成前后对比），跟随一系列伏笔（如第一段中斌哥首次见到广东美女林家燕的调情和特别注意）终于迎来了斌哥情变的事实，而在这个时刻斌哥仍然在逃避正面她，并非完全出于情变的羞愧，更多的是出于她曾经保护他——而这保护使他难堪，使他无法面对她。

她的出现提醒着他现状的窘迫和过去的阴影。

巧巧在这一段中曾两次黯然地在街头晃荡，中间有有好几个小故事穿插的非常耐人寻味——（1）接过街头卖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艺人手里的玫瑰花，她仿佛还沉浸在自己失落爱情的余晖里，转而镜头投向笼中困兽，似乎暗示女性巧巧本质的觉醒，于是她灵机一动把玫瑰递给办婚宴的人大喊：“祝福！

”，并趁乱吃喝了一顿。

失落爱情的象征为她换来了一顿免费的美餐，仿佛暗示着观众爱情不应是一个女人生活唯一的支柱，而在生活面前女人也必须自我解救。

（2）夺回身份证那一段是很有意思的川渝风味小说！

巧巧先是见到街头有男人打女人然后挺身而出（女性觉醒），然后又对于偷自己东西的小偷毫不留情暴打一顿，此时她已经一定程度上不把自己当作“被保护者”了，也没有最开始发现东西遗失的那份惊慌。

（3）后面假装小三姐姐骗钱和支开性骚扰她的摩的司机并机智地联系上斌哥（注意此处，巧巧是在以弱女子的形象向斌哥“求救”，正好满足了他的“自尊心”，不然斌哥也是不会出来的。

）都再一次印证着巧巧独立成长的改变。

巧巧和斌哥在小酒店的对话是我全片最喜欢的一段。

场景设定非常巴山夜雨。

——“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两个人再次相见却无话可说的场景实在比久别重逢更触动人。

巧巧问斌哥“什么是你认为重要的？

”并且指责他甚至没有在自己出狱时来迎接自己，显然巧巧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保护行为已经无形中践踏了斌哥的尊严，而斌哥也完全站在大男人角度给出了自己的理由，尽管他因为这份离开太久的爱情而微微颤抖了一下，但进而反问她：“你知道一个男人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是什么滋味？

你知道我出狱时没一个小弟来接心里是什么滋味？

”在他看来，失去权力和尊重，失去金钱和地位，反倒被以前的马仔踩在脚下才是更痛苦的事情。

故事到这个地方斌哥的形象已经非常丰满了——这就是一个有情有义的而又非常具有男子气概的真男人形象（笑），毫无疑问对他来说儿女情长在后，自己的事业、尊严、威望……才是排在第一位的，所以他不能理解巧巧对他没有去接她的指责，并且他也在谈话中反复强调自己的追求（想东山再起），毫不照顾失落的巧巧。

最后，斌哥出于某种感激，淡然地帮巧巧跨火盆洗了洗晦气转身离开。

第三段在此时还没有结束，还有一个巧巧去到新疆见UFO的小插曲。

在科长之前的《三峡好人》中，赵涛饰演的角色的确在奉节见过飞碟，所以当徐峥饰演的角色夸夸其谈的时候，巧巧淡然说：“我相信，因为我见过飞碟。

”飞碟仿佛成了一种暗号，巧巧误以为飞碟是两人同时受到的某种天意的感召，进而对新的爱情燃起希望。

但当她对他的赤贫说出“没关系”并向他坦诚自己刚刚刑满释放的时候，他却哑然地逃开了。

失意的巧巧明白他并不是“那个人",中途悄悄下车，再一次见到飞碟——暗示着某种她原以为的既定的生活轨道之外更广阔的现实，巧巧又一次从限制自己的女性的狭小的天地出走。

第四段中，故事又回到麻将厅里，巧巧接回了残废的斌哥。

英雄迟暮，虎落平阳被犬欺，他的身体和年龄都不再能支撑他的野心，而斌哥似乎仍然无法接受这一事实（就像故事开头二舅哥教育斌哥“你这样不行的，什么新东西都要学一点。

”那时一样，斌哥活在自己那个年代的“江湖”里，和时代脱了节），逞强的他把失落的怨气发泄在厨子，打工年轻人，以前的小弟身上，妄图在弱小的人身上找寻自己曾经有过的权力的印记。

巧巧一边默默地照顾他，忍让他萎缩肉体下要强但脆弱的大男子主义，一边工作打点一切。

故事的再一个小高潮和开头的冲突是呼应的，只不过这一次，调停的不是斌哥，反抗的是巧巧，在一堆所谓的“哥们”面前，巧巧作为唯一的女人，把茶壶向羞辱斌哥的人头上砸去。

这样的行为和当年巧巧为保护斌哥开的那两枪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她以为她保护了他，实际上却当着所有人又一次羞辱了他。

所以，残废的斌哥（出于自尊）仍然要选择出走，仍然以一种非常大男子主义的（给女人留一沓钱）不辞而别。

剩下巧巧一个人留在空空的摄像头内，我们甚至看不清她的脸。

最可悲的是，斌哥永远不能理解巧巧举起枪和砸下水壶的瞬间，是出于多大的勇气，是出于怎样的爱逼得自己由弱女子，“被保护者”的角色，转为强者，“保护者”的角色，他始终不能接受比他强的女性的角色，他只在乎他那可怜的尊严——“你知道我为什么回来找你吗？

因为只有你不会看不起我。

”而同样可悲的是，巧巧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强大，已经为那个衰弱的男人带来了压迫。

所以斌哥必须离开他。

她是否真的如她回答斌哥“你恨我吗？

”那个问题时一样“我对你已没有情，也就不再有恨。

”？

我们看不到最后巧巧的表情——是如释重负的解脱？

是戏谑的自嘲？

是失去情人的痛楚？

还是无动于衷的麻木？

在这种开放式结局中，我只记得在麻将厅里两次抽烟的巧巧的那张脸，多年过去，抽烟的神态已大不相同。

而结束观影的我，独自走出影院，在黑暗中摸出打火机，点燃烟，也狠狠地抽上了几口。

贾樟柯在戛纳首映《江湖儿女》之后，在专访中聊到了与赵涛十多年来的合作，本片采用多种器材拍摄的原因，对音乐的选择，以及，对江湖的定义...1、《江湖儿女》的故事设定是从2001年开始的，一直讲到今天也就是18年的时间。

从2000年的《站台》开始您就一直与赵涛合作，从认识到开始一起拍电影，到形成今天这种很稳固的关系，她在您的创作过程中有起到怎样的影响，尤其是创作过程中她占的比重有什么变化？

贾樟柯：我和赵涛是2000年的《站台》开始合作的。

《站台》讲的是县城文工团的故事，因为我决定采用方言来表演，在挑选女演员的时候就有几个基本要求，一是必须会跳舞，因为电影里有舞蹈的场面，然后是需要会讲山西方言。

我们到处找都找不到，就扩大到会讲山西、陕西和内蒙方言，因为这几个方言语调有点像。

但还是没找到。

最后就扩大到北方的方言，还是找不到，我都有点儿绝望了。

然后是一次很偶然的机会，赵涛那个时候刚从北京舞蹈学院毕业，在山西师范大学当舞蹈老师，我去她班上挑学生的时候（认识的）。

那个时候她也刚毕业很年轻，觉得非常合适，就合作了（《站台）。

我觉得我跟她的合作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她刚刚开始电影表演时，是凭直觉在表演，电影里的角色也跟她比较贴近，我们是这样拍摄了《站台》和《任逍遥》的，一直到《世界》。

《世界》的剧本就跟她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是她给我讲的那短暂的一年在深圳世界之窗实习的经历，让我萌发了写这个剧本的念头。

当然写完剧本我觉得她来演也是最合适的。

我们去拍的时候，找了很多演员也是她以前的同事，她们还在那里跳舞，那种感受特别有意思。

《三峡好人》对她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到这部电影时，里面的人物跟她本人反差就比较大。

首先这个人物的年龄是要高于她本人的，是一个已经结婚、需要处理婚姻问题的女性，她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年龄差距也大，我们在造型上就要帮她做老妆，把一个小姑娘化妆成中年女性。

那个时候还挺痛苦，因为做完妆容之后大家都不满意，她就笑，说“你们应该拔我的眉毛”，因为在山西那个年代流行把眉毛拔掉之后画一道，有点发红的，我也不知道那叫什么妆，她说眉毛拔掉之后画成那样，感觉年龄一下子就上去了。

她在造型上提供了很多想法，也牺牲了很多。

做完这个造型果然感觉老了至少五岁。

妆容还算是容易做到的，真正去演这个角色时，进入到这样一个已婚并且即将离婚的这样一个女性的状态里，对她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挑战。

那个片子她完成得很好，但是也有遗憾。

在《三峡好人》结束后，我们基本就没怎么合作了，因为我去拍了纪录片《无用》，还有《海上传奇》，那里面她基本上也没有表演了，是一个串联的人物。

我那一段时间拍片速度也比较慢，直到2013年才拍了《天注定》，所以这段时间她就去拍了别的导演的作品，拍了英国导演（艾萨克朱利安）的《万层浪》，去了威尼斯，然后又拍了意大利导演的《我是丽》，我觉得她的进步在《我是丽》之后特别大。

我也不知道拍摄（《我是丽》）期间发生了什么。

因为她是跳舞出身嘛，所以念台词没有经过训练，以前台词是有点弱。

《我是丽》拍完后第二年她就获得了意大利金像奖的最佳女演员，那个奖在电影节中都是非常重要的，意大利大卫奖，也是意大利奥斯卡，我非常惊讶，还有点小不舒服，怎么没在我的电影里面得奖（笑）。

当时我也不明白她为什么就拿了影后，直到《天注定》的时候我才明白了。

那时候她已经拥有了自己非常完整的表演体系和表演方法，对我也有很多启发。

比如从那部电影开始，她跟我讨论剧本的时候都会跟我探讨每一场戏发生的时间点。

我们写剧本的时候通常就是写“日景”，“夜景”，她就问，这个“日景”是早上，中午还是傍晚？

是饭前还是饭后？

我问这个重要吗？

反正就是白天嘛。

她说很重要。

如果是午饭后，那时候人的身体是一个状态，午饭前早上八九点又是一个状态，和十一点半的状态又不同。

她分得很细。

就这样一直到了这部《江湖儿女》，她这次案头工作做得比较多。

作为男性，我对这种“江湖”还是有所了解和耳闻，有些朋友的身份也是介于（江湖和普通社会）之间。

但她本人是完全没有“江湖”经验，完全没有接触过。

但这也很难去接触，尤其是“江湖”里面的女性。

所以她做了很多阅读，读了很多报道、采访、案例，来总结。

她说，通过这些阅读要理解一种“江湖逻辑”，即江湖上的人是怎么想的。

但读完之后她又会把资料放在一边，因为除了江湖逻辑，她觉得更重要的是女性的逻辑。

她说通过阅读，江湖的逻辑我感受到了也知道了，现在应该再回到女性的逻辑里。

2、整部电影里哪一场戏是最难处理的?贾樟柯：最难处理的是小旅馆那场戏，它也是最重要的一场。

重逢是很难拍的，在很多年没见的情况下，两个人见面会说什么？

怎么表达？

对表演的要求非常高。

表演讲究的是“承上启下”，但两个人五年没见面，这里的承上其实承的是一段空白，对我和演员的挑战都很大，但我觉得他们俩演得非常好。

另外一个就是这场戏的空间很难处理。

我们在排练的时候就知道这一场台词的密度比较大，掐表计时发现这一场已经快到十分钟了。

这么长的时间，在一个扁平的旅馆房间里，如何调度演员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因为省事儿的拍法也有，放个固定机位，两个人坐着说，就结束了。

我以前的电影也用过这样的方法，自然也有它的魅力。

但是这场戏十分地暗流涌动，我就想如何用摄影机的运动配合演员的走动把这种暗流拍出来，这对调度的考验非常大。

两个演员也有一些动作包括跳火盆，如果采用分剪的方法我又不太喜欢，所以全部需要在一个长镜头里完成。

那一场戏两个演员的表现非常精彩，当然也有摄影师、灯光师等所有部门的配合。

从监狱到新疆徐峥戏份结束段落全部都是用胶片拍的，我们在彩排这场戏的时候也减掉了一些台词，最后完成是七分钟。

一本完整的胶片是十分钟，等于拍一条就得用一本胶片。

这时摄影师突然发现胶片带得不多。

这场戏是在奉节拍的，驻地在巫山，两地之间高速要开一个多小时，于是马上派摄影助理开车去取胶片。

但是车还没回来，我们就已经拍完了，因为一共只拍了两条。

第一条没法用，因为赵涛和廖凡两人情绪互相感染，演得热泪盈眶，现场感觉是特别好，但我觉得这个还是不能用，不能哭，需要克制自己的感情。

于是又拍了第二条，效果非常好于是就结束了拍摄。

彩排差不多是一下午，就一直摄影机跟着调度那种，但真正拍是两条就过了。

3、巧巧进入江湖是一种宿命，还是被外界影响的？

贾樟柯：不是宿命吧。

普通的社会里有很多人，有些人成为了江湖的一分子，有的人没有。

电影的中心人物巧巧和斌哥就像阴阳的两面，互相成就也互相毁灭，特别是情感上两人都经历过毁灭。

如果了解中国这十几年的发展就会更明白，故事一开始是经济最不景气的时候，很多人下岗、失业，是这样背景下的一个故事。

所以也能够理解，他们为何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

过去的江湖也存在于战乱、社会动荡不安的的情况下。

4、对音乐使用的想法，这些歌曲（比如《潇洒走一回》和《Y.M.C.A.》）都是自己选择的吗？

贾樟柯：《潇洒走一回》不是我选的，是拍到的。

因为我们拍摄地每天有演出，有一天他们突然那样唱歌，我就马上拍了下来，是拍下来之后赶紧去买的版权，顺序刚好反过来。

这首歌的氛围跟这个年代、这群人都特别契合，“红尘滚滚、潇洒走一回”嘛。

而《Y.M.C.A.》是因为首先有了电影发生的空间，在写剧本的时候，写到那个年代年轻人的活动，其实就是在卡拉OK、迪士科舞厅里，没有别的去的地方。

很多人谈事情也都在卡拉OK和迪士科里面。

当时迪士科大家最喜欢的只有两首歌，《Go West》和《Y.M.C.A.》，既然《山河故人》用了《Go West》，那这部就用《Y.M.C.A.》吧（笑）。

所以说不是我挑了这首歌，是因为这个空间的存在，这个空间里需要有音乐，才用了这首歌。

当然那个年代我也拍了很多纪录片，那段剧情一下子转换到街头的舞蹈，特别打动我，因为那个时代有股说不出来的劲儿，大家很有生命力，街上跳舞的女人很感染我，于是我把它延伸出来到了一个纪录段落。

自己主动选择的只有一首歌，就是叶倩文的《浅醉一生》。

江湖里的人争强好胜，都特别有魅力，我记得小时候见过的江湖里的人物，都特别帅，是特别浪漫的人，很会处理人际关系，很有人格魅力，这样大家才追随他，才逐渐变成“大哥”。

那个年代正好是录像厅时代，很多江湖规矩、礼仪、忠和义的道理，都是看吴宇森电影学来的。

录像厅是我特别想拍的一个场景，斌哥看录像，不过拍摄时选择的是《英雄好汉》，黄泰来导演的，我剪辑了一下，用了叶倩文的歌。

因为我觉得叶倩文的歌就代表着录像厅时代，代表着我的记忆，歌一响起来我就想起那个年代，和那时人的状态，浓情蜜意。

歌和电影的主题很贴合，叶倩文的歌声本身就有种情义。

后来电影里还用了《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因为我有时候会突然看到这种我很喜欢的场景（一场街头演出），我会把它安排在剧情里，那场演出是我2006年拍到的。

2006年拍《三峡好人》的时候我看见这场演出，马上就把赵涛放进去，在那个人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的时候就一起拍了下来。

所以也是因为拍到了，才用了这首歌。

5、您以前一直跟摄影指导余力为合作，这次换成了法国的摄影指导Eric，请问合作情况如何以及对自己风格的影响？

贾樟柯：Eric是我和余力为一起挑选的。

余力为自己也当电影导演，他和我一起拍片这么多年，导致自己拍片量特别小。

我准备拍《江湖儿女》的时候，他也正在筹备自己的《悖论13》，工作比较紧张，而《江湖儿女》的制作周期又很长，半年之内拍摄了四个月，跨越了几个季节，走了七百公里，耗时长。

我就想那这次只能换个摄影师了，我俩就一起商量找谁来拍。

Eric 跟王家卫一起拍过广告，也跟阿萨亚斯一起合作过，跟华语导演拍故事片这次是第一次。

我跟他认识是有一年阿萨亚斯带着《清洁》来北京，那时就通过阿萨亚斯认识了。

他还跟塞勒斯合作了《摩托日记》等电影，我和余力为都特别喜欢，就决定邀请他来做摄影指导。

他对我的支持，我觉得和余力为对我的支持是一样的。

这次我特别想用多种摄影器材来拍摄，因为我拍电影这十几年用过各种不同的设备，就和他商量说，这次能不能就像十几年的拍摄经历一样，采用不同的器材，他也非常支持这个想法。

我们用了最简单的、像素很低的DV，最开头有一些以前的DV素材，和新拍的连在一起。

然后还用了digital betacam，用了胶片，从监狱到徐峥的戏份都是胶片拍的。

然后还用了高清和标清等各种不同的设备。

我们用了三天时间，安排好了器材的总谱，包括像素的变化，DV的低像素到2k、4k、6k，全都做好了编排。

一开始我还找了个翻译，因为以为现场沟通可能会比较多，但后来都不怎么需要了，因为用最简单的英文我们就能交流，视觉和电影语言大家都互相理解、高度一致，所以很好沟通。

6、江湖这个词在字幕中没有翻译，保持了拼音。

所以“江湖”到底如何定义呢？

贾樟柯：江湖确实翻译不出来，太复杂了，它有双重含义。

一部分是传统的含义，以前因为战乱、饥荒和恶劣的生存环境，底层人民组织在一起，自己有自己的信仰和规矩，用各种方法，包括暴力，来维持心目中的正义，解决问题。

中国文化中江湖是很重要的，也为人津津乐道，人们会用江湖的角度来观察社会，比如水浒传和各种武侠小说都是这样。

后来江湖还有更广泛的含义，指那些存在于秩序和主流之外的人，比如江湖郎中，是走街串巷给人看病的。

这些人是不安定的，游走的，比如货郎也被称为江湖人物。

那些没有家的、漂泊的人，都适用这个更广泛的江湖定义。

*感谢@MovieMonster共同采访首发于：http://emilyliangfilms.com/blog/WX: 米粒电影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