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会不能停！

求求鹏子别拍电影了，意淫过了头，特色资本家又想赚我们的卖身契钱，又想通过同情我们再赚一笔，真的逆天。

不会真有人觉得这电影在给打工人发声吧，看得我全程生理不适，尬得我双手双脚螺旋抽筋，最后再来经典一波，最大的领导永远是被蒙在鼓里的，他们代表着最正确最终的正义审判？

工会在哪里，政府在哪里，组织在哪里？

还不是期待一个青天大老爷来看完你的小丑讼状后，给你来一句：这件事我一定会调查清楚！

（正义脸） 不得不说，这总裁演的确实像现实中的大领导的样子，长吁短叹，说话中气十足，脸部永远360度无死角温和自动防抖动。

什么玩意，爱上这个电影的纯纯斯德哥尔摩外加自我感动狂，期待包拯姥爷综合症。

说你阖家欢电影，几个破梗来回用，要深度没深度，要广度没广度，几个已经让观众高度免疫的正能量语句轮番上场，再表现一波工厂工人的群像画面，咱们工人有力量是吧，笑嘻了，纯纯dinner。

什么勾吧，看完纯纯让我半年不想去电影院，喜剧就是逗小孩玩，无限幼稚娱乐化？

🤢🤢，懒得吐槽了，看你还不如花两个小时在贫苦上看丁真抽电子烟吞云吐雾唱I got smoke有意思。

最后再说一遍，求求鹏子别拍电影了，看到你那张脸，我只能回忆起你盯着吉泽明步的大胸的色眯眯表情，感谢你那个时候让高中无比性压抑的我知道这世界上还是好老师多，谢谢，但到此为止吧，到此为止吧，让你别拍电影也是我为中国电影贡献出的一份力量。

喜剧电影除了演员，其实非常考验编剧的水平，过了显得邋遢，不到显得冷了，笑得狠了没深挖，挖得狠了笑不出来，要想把度把握得刚刚好可是不容易。

就说庄正直找公道这个小线，本来在杰克马问话这里已经是在反转中了，喜感也够了，但是编剧还在里面有处理，显得很厚，就让你的心始终在一波三折里，最后年会的这个总高潮也处理得很细致光是明里暗里的线就分了五层。

第一层反派线，总经理回到董事长面前，小喽啰去捉拿老庄，没注意到舞台的变动。

第二层工友线，展示人民群众的力量，老胡曾经帮助过的老技工，工厂的工人，外包的街舞团，主持人等等等等，全部为披露真相行动起来。

第三层落跑老庄，老庄发现事情败露，偷偷潜入现场，想要为儿子上学钱讨个公道，我们也跟着他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这场繁华的年会。

第四层中层干部这边，子乔还在和长脸经理一起准备老胡出的节目，也进一步向我们展示了众合内部的荒唐和滑稽，还有后台导演和演员们的工作情况。

第五层主角的情况，他们气喘吁吁地跑到了会场，白客进之前还不忘立一立严谨认真打工人人设，签了个到，摇了人，唱了RAP，露了真相，救了人。

这么复杂的情况愣是处理得层次分明，高潮叠出，最后的表演也很是拿得出手，唱得大家都很共情，只是现实生活中没有那么好的欧阳奋强来帮你主持公道。

这也是是这部片里最大的悲凉，其实正如欧阳老师的红楼梦一样，从三个人一起在河边喝酒开始就早已奠定了全篇灰色的基调，“哀伤之雾，遍布华林。

”所有的笑都是那样勉强，面对生活的普通人，上有老来下有小，哪能那么容易“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

包袱、笑点都是有的，“杰克马”太经典了。

整体包袱还算密集。

大鹏的表演很到位；导演很用心，年轻大鹏还找了别的演员。

职场的迂腐、乱象找到也比较准确：打工人累死累活、人心惶惶，领导碌碌无为、贪图私利、精通抢功劳，对下颐指气使，对上卑躬屈膝。

影片发展到后半段开始走向魔幻，节奏也乱了起来，黑心老板太温柔了，打人打半天电脑都没踹碎，现实中那三个人说不定都没命了。

最后强行让工人们出场，并且强行“包饺子”——在年会上唱、跳、rap、播鬼畜，并且揭露了事实真相。

这种强行阖家欢乐的结尾让人感觉虎头蛇尾，但也无可奈何。

影片这样的高潮是不负责任的，但也不得不这样做。

时局要求这样的电影题材必须走向光明，因为处在黑暗世界的众多打工人需要慰藉，需要安慰，需要有人做“嘴替”发泄他们心中的不满。

然而这样的美满结局却不指向任何光明的未来，这不是一部“革命”宣传片，而是一针“麻痹药剂”。

多年来对于韩国影视一直有一种论调：韩国财阀什么都敢拍，但是拍电影就是为了不解决问题。

因为他们让人看到世界上已经有人注意到并开始解决这个问题了，这样就足矣了。

从这个角度想，我为中国开始出现这样的电影感到悲哀。

但也许这样的想法过于悲观了，有人敢说话，总胜过一句反对的声音都没有。

只希望大众不要被麻痹，也不要变得麻木，因为现在已经到了“横竖都是一死”的年代，是谁还在对自己的公司抱有幻想呢？

另外提一句，导演董润年好像是黄渤的御用编剧，《心花路放》、《背光抓走的人》、《厨子戏子痞子》都是他编剧的，果然有水平。

但是隐约感觉大鹏应该也参与了剧本编写，毕竟最后的走向和《缝纫机乐队》那个味太像了。

终于有一部触及现实生活的喜剧片了，不再是单纯的为了搞笑而搞笑，怀旧、讽喻、嬉闹、励志有趣嫁接并不违和。

有些段落像一根柔软的刺，轻轻扎你一下，吱吱疼一下又哈哈乐一下，乐完会想起一句古早网络用语“给你讲个笑话，但你别哭”。

一个优秀钳工莫名其妙地调到公司总部任HR专员，升职加薪，一路误打误撞，眼花缭乱；一个塞钱托人走后门的人阴差阳错倒霉透顶，一心讨个说法；一群大公司的996社畜有预谋地被“优化”裁员，人人自危却无可奈何。

其间似是而非哭笑不得，以大鹏饰演的胡建林为导火索被《年会不能停》照单笑纳，一一展示。

公司总部，摩天大厦高耸，玻璃幕墙耀眼，以HR为代表的大大小小各个部门、各个层级的领导，阳奉阴违、拉帮结伙、拉高踩低、狐假虎威、中饱私囊，把手上权力用到极致，显然就是一个小型社会的缩影。

这个公司时兴取英文名并引以为傲，但一点不洋气，每一个英文名不土不洋透露着浓浓的伪精英山寨气息。

与之相对的是，公司创业的起点，成立于80年代末、目前作为老企业的标准件厂，厂区破破旧旧，销量递减，供销不畅，濒临破产。

生活在这里的基层钳工，每个人穿着老式工装，做人做事认真专注，简单淳朴、重感情、讲义气，每个人都有拿得出的手艺，面对质量问题眼里容不得沙子。

欧阳奋强饰演的集团胡董事长性格执着，生产一线出身，善意温和，实事求是，对人对事有一颗包容的心，公司壮大了也没丢掉继续做实业的决心。

以之相对的是，李乃文饰演的徐云峰为首的高管，以资本运作的思维做空企业，以优化之名侵吞资产，组建个人小团队，每一步都为自己谋私、另立山头。

白客饰演的马杰唯唯诺诺，前怕狼后怕虎，敢怒不敢言，一直加班加点，秀存在感，表演忠诚，习惯了为别人擦屁股；庄达菲饰演的潘怡然，则有一种天生的热血叛逆，面对不公敢回怼，敢挺身，最后胜利了，也不贪恋“战果”，毅然决然地去追梦个人梦想。

这两人是典型的社畜代表。

胡建林有如神助，一路打怪升级，住在公司精装样板房里，窗外夜夜闪烁着“人生巅峰”的霓虹灯，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

一开始沉醉在权力与年薪带来的诱惑里，慢慢才觉醒过来，明白自己不过是一介屌丝，除了品性善良、俯身车床当钳工，其他一窍不通。

在总部的日子，他做中层干部培训，就是带大家去机修车间打磨锤子，一语双关，“锤子”在云贵川方言里的意思耐人寻味。

这场戏中，胡建林与董事长交流的影子倒映在玻璃窗上，形成一种看似亲密的关系，所有人不再怀疑他有特殊背景。

《年会不能停》比较写实的是裁员优化过程，既哭笑不得，也让人略感心塞，软弱者自暴自弃，坚强者奋起抗争，管理者不断挖坑，没有人知道明天的结果是什么。

莽撞的胡建林每天在门禁处、食堂、走道、电梯里背人名、数人头的过程，搞得人心惶惶，每个人都成了疑似被优化的人员，这种杯弓蛇影笑着笑着就笑不出来了，颇有办公室政治的缩影。

胡建林是一个“搅局者”，不带私心和个人恩怨，迷失后幡然醒悟，揭开了公司富丽堂皇下面的污点。

王迅饰演的庄正直也是一个“搅局者”，一心只为自己，得理不饶人无理搅三分，标准的小市民形象，花出去的钱打了水漂，来总公司讨说法，殊不知他为了筹钱以次充好假冒公司产品的行为，害惨了身后的标准件厂。

自己一直倒霉，处处受挫，却没想过倒霉的原因。

这是一个喜剧，笑点是核心，但裁员和反裁员的博弈，无疑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这个掀桌子的人就是胡建林，本来他可以装聋作哑，和HR一伙人沆瀣一气，掩盖自己身份倒错、什么都不懂的事实，过上事情少、拿高年薪的日子，骑在马杰这些人头上作威作福，但他还是决定奋起抗争，为尊严，为信任自己的人和自己信任的人，放手一搏证明自己血仍未冷。

每年的年会应该是欢声笑语，觥筹交错，大家承前启后、共话未来之时。

这次年会，因为有搅局者胡建林的出现，变成了一次声讨、揭露大会，彩旗招展，载歌载舞，RAP不停，张雨生的代表作《我的未来不是梦》，S.H.E的《Super star》在这里有了不一样的意义，醒来的社畜通过努力争取到了权利，获得了一点活下去的勇气，尽管单薄但不乏暖意！

《年会不能停》拍得好，一大部分原因是它脱胎于古典喜剧模式中的一种经常使用的手法，即把小人物放到不属于自己的位置上，由此产生的错位感使得整个故事进入了一个荒诞的情境中，让普通人在主人公身上代入自己，在讽刺之外还有些许的美梦成真的感觉。

这样的手法我们都见过，果戈里的《钦差大臣》，中学课本的《连升三级》，还有《百万英镑》，莫不如是。

这电影也确实是一场美梦。

小人物胡建林在集团下属配件厂做高级钳工做了二十年，从青春小伙做到离异单身，人到中年，唱《我的未来不是梦》的张雨生早已故去，流行音乐也完了，他的梦也差不多结束了。

突然阴差阳错，一纸调令把他调入总公司做HR，年薪四十万起，住着江景样板房，这种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荒诞故事通过某种连续的低概率事件在电影中发生了，这本身就是一种梦境。

不仅如此，他还能像张好古一样，歪打正着，连升三级，成为集团的楷模，董事长的红人，又由于正好赶上了裁员计划而成为了集团打工人眼中的银角大王：”我叫你名字你敢答应吗?“这里也是影片笑点最密集的一段，从”从今以后，您就是我的下属“开始，”裁员“广进计划，送苹果，做锤子，能把观众在影院笑得从座位上跌下来。

如果继续《连升三级》的模式，他应该继续在公司的金字塔升上去，成为高管，然后以更反讽的情节结束。

但为了政治正确，导演还是给了一个正面的结局，使得整个故事的反讽意味没有那么强了。

但其实现代企业里这种金字塔的职位级别模式，是最适合这一类喜剧的。

从外包到高管，人类社会几千年来组织管理的模式还是从来没有变过。

古代有九品官，现代有科长处长司长，企业有k3到k11，每高一个级别不光是薪酬的提升，更是你在这个小小社会里的权力等级的提升，仿佛你有个低级别员工不能用的洗脚桶，就能高人一等似的。

但其实即使高人一等了，我们每个人不都还是社会运转链条上的小小一环，是年会中挥舞着荧光棒的点点星光，是把劳动工具从锄头和锤子换成了笔记本电脑和ppt的现代农民吗？

说到底，胡建林的故事不会发生，这泼天的富贵不会降临到我们身上。

大部分人还是和Magic马和Penny潘一样，多年媳妇熬成副组长，外包三年又三年，做着小小螺丝钉，说着”对齐颗粒度“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黑话，默默揣摩领导意图，加班为年会排练节目，为五险一金和401k折腰吧。

大鹏让我刮目相看，他已经从一个网络剧男主成为一个真正能演喜剧的演员了（可能很早之前就是了但我一直对网剧演员有偏见）；而白客的表演更是真实无比，那年会表演时低头看手机唱歌的表情，握手时毕恭毕敬的神态，逼急了说”我也有一家老小要养“的beta感，甚至手上的素圈，恐怕每个人都会觉得身边有一个同样气质的同事存在吧。

请海澜之家优衣库速请白客代言，估计女性会争相给自己的体制内老公购买。

当年看李乃文时还是《动什么别动感情》里的小帅哥，现在已经变成公司高层了；而宝哥哥欧阳奋强完成了从工厂厂长到企业董事长的转变还不违和，也是难能可贵的。

1. 时代的车轮碾过，被湮没的声音《年会不能停》的成功要素绝对离不开“代入感”，而这种“代入感”的建立，除了那个让都市年轻打工人熟悉且乐道的“大厂”空间的建立功不可没之外，更是离不开角色的塑造。

主角三人组的人物小传，明显都是以代际标签为核心撰写的：胡建林（大鹏饰）是70后，在90年代参加工作，高歌“我的未来不是梦”，相信“有付出就有回报”。

同时在家庭结构里，他也扮演盲信组织、“不思进取”的典型男性角色，注定在阶级跃升的浪潮里因为头脑和手脚不够灵活而被妻子嫌弃，类似《漫长的季节》里的彪子、《股疯》或《万箭穿心》里的丈夫；马杰（白客饰）是90年前后生人，被优绩主义浸润，习惯由职位逆推个人品质。

比上一代人面对着更狭窄的上升道路，化作一种拧巴的职场形态，仿佛麻花——卷得很油，油得很卷；潘妮（庄达菲饰）昵称“叛逆”，明显是社交网络上标签为“整顿职场”的00后。

如果说上升通道对马杰这样的80后、90后来说是狭窄了，那对于00后几乎就是闭锁了，所以潘妮甚至没获得过进入这个体系——哪怕是最底层——的机会：在影片中多次出现的金字塔状的关系图里，她的外包身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顶着叛逆的名头，潘妮的叛逆实际又只是一种隐形、消极的态度。

和很多Z世代年轻人一样，她太轻易地发现自己不活在“杜拉拉升职记里”，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草台班子”。

但她对体系价值的不认同，却从未发展成导向改变的反抗。

这种矛盾感如此明显。

很多观众都察觉到一个细节并与之共鸣：在出场片段里，潘妮嘴上说呆不下去了，身体却很诚实地干起杂活。

如今社交网路上的“发疯文学”“创飞全世界的精神状态”“一怒之下就怒了一下”，与之同根同源：表达上大开大合，行动上忍气吞声。

虽然同为螺丝钉，三个主角所成长的不同时代，锚定了他们迥异的处境、动机和价值观。

前后差异的三十年，几乎是一种最大公倍数，覆盖了城镇院线观众自身生活和其所观察、记忆的时代。

因此，主角们的一举一动，要么是观众所见所闻，要么是亲历所感。

而当这三个拥有迥异代际标签的角色阴差阳错地坐进一间办公室、形成一个团队、面对类似境遇时，《年会》实际上要展示的，其实是一种在代际之上的强大力量：它造成差异，再抹平差异。

正如《年会》中本质上最反叛和伤痛的那句笑谈所点破：“时代的车轮碾过，总有些人要在轨道里垫背。

”影片中明确提到的年份有两个：1998年，影片开头拍摄的第一场年会，喧闹的大厅里胡建林高歌《我的未来不是梦》，眼酣酒热的背后是那一年汹涌的下岗潮；2019年，影片末尾的最后一场年会，“广进”计划高歌猛进，这次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裁员的镰刀挥向了二十一年前年会里的人们。

这两个时间点选得特别巧妙，巧妙的点就在于它们一起框定了一个特别的时代。

从1998到2019，恰好是那只大手隐身、权威让渡给市场的十几年。

这是一个看似由资本充分主导、野蛮生长的时代，开头紧凑的蒙太奇标识着它曾经一度的高歌猛进，直至疲软、大厦崩塌。

《年会》中捕捉的1998到2019，也正是刻意使最高权力真空的二十一年。

1998年是厂长以一己之志挽大厦于将倾，2019年员工从“被遣散且没有N+1”到恢复工作也只在董事长的一念之间。

更有意思的是，我们都知道，2019年末，真正的黑天鹅事件尚未发生。

往后三年，没有年会。

如果说，时间的跃进凸显了一种凌驾代际之上的统一力量，那么影片中关于空间的设置，则提供了额外的趣味，尽管这种趣味可能在创作者本意之外。

工厂和大厂，我们反复见证两个场域里的劳资关系产生同时空和跨时空的并置，而后者明显比前者更让如今年轻的观众感到熟悉。

在虚构的工厂里工人没有下岗，真实的大厂里裁员正在发生。

影片中让主流院线观众（无论他们来自国企或者互联网公司）深深共鸣的，是当代职工的生活状态、大厂伪善的福利制度、丰富的黑话体系、领导力空洞的组成部分，但绝不是工厂，即使它和它的工人们在2019年仍然沉默存在。

工厂只是现代化大集团的一片处境边缘的飞地，这个判断不只是影片中的反派高层做出的，也是由都市观众的生活体验默认的。

到了新时代，工厂里的工人和二十一年前同样无力、唯有等待命运的判罚。

唯一的变化是，他们的声音更加渺小而边缘。

斯皮瓦克问：Can the sublatern speak? （庶民可以说话吗？

） 《年会》给出的答案是喜忧参半的。

作为工人的代表，胡健林高声呐喊，但在戏里，他的发言权来自他被错置的、处于工厂之上的高管身份；而在戏外，所有观众都明白，这只是剧情效果，如有雷同，无须当真。

胡健林的年会陈情是剧情需要，更天然又发人深省的，是另一处台词：胡健林带人进工厂培训做锤子，其中一个高管不甚砸到手指，胡健林瞄一眼，轻描淡写地说：“你这在我们厂里连工伤都不算。

”在这部目标观众为城市职工的电影中，时代大浪潮的公平洗刷之下，众多subaltern之中最subaltern的存在，仅在此处发出了真正的声音。

《玩乐时间》剧照2. 官场现形记：大公司比小人物更可笑在主角团三人之中，胡健林毫无疑问承担了喜剧作品中经典的闯入者角色。

因为调动失误，他脱离了工作数十年的工厂，进入大公司，做一份没有经验的工作，拿一份不匹配的工资。

作为闯入者，充分的信息不对称，不仅允许观众借用他的视野观察一个扭曲僵化但习以为常的工作场域，更允许他对新环境发出直接挑战。

胡健林在新环境里的格格不入来自于剧情上的错位，这种错位也成就了喜剧效果和批判力度。

乍看之下，胡健林是这个景观化空间中的唯一活人。

他代表着唯一的真实视角，揭露大企业隐藏在美好背后的真相：福利是假的（游泳池是空的），加班是真的（办公室是满的）；扁平化是假的，官大一级压死人是真的；领导力是假的，词义污染是真的；鼓励员工“努力就有回报”是假的，权钱交易是真的……几乎所有角色的出场都伴随着工牌以及他们的职级在金字塔状图上的位置，坦然宣告人的身份远大于真实的人。

当胡健林以英文名取代真名，他也在融入职场的过程中逐渐迷失自我，这正映照着现实中大厂花名文化所起的作用。

更有象征意义的是胡健林地住所，公司的样板房，其存在的观赏性远大于实用性：水杯被粘死，要喝水只能把嘴唇凑上去。

《年会》的前半段惹人发笑的原因，几乎都可以在亨利·柏格森的《笑：论滑稽的意义》中找到解释：关于笑的许多错误或不充分的理论之所以产生，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有许多有资格成为滑稽的东西，由于连续的习惯，滑稽的性质被麻痹了，事实上就不再滑稽了。

要使这个滑稽的性质重新苏醒，必须破除这个连续的习惯，跟时尚决裂。

人们可能认为是这个连续习惯的破除产生了滑稽，事实上它不过是使我们注意到原来就存在的滑稽而已。

伯格森认为，生命的本质是流动、变化和适应性，而我们之所以发笑，是因为我们识别出了某种形式的机械性或自动化行为。

当人类的行为变得像机器一样预测和重复时，这种缺乏灵活性和自发性的行为，与生命的流动性形成了鲜明对比。

幽默因此产生。

从这个角度来说，《年会》里真正好笑的不是胡健林，而是大公司，胡健林只是帮助观众发现了大公司原生的滑稽感。

这也让我想到《MONDAYS：如果不让上司注意到这个时间循环就无法结束》，这是去年上海电影节现场观影气氛最好的电影之一。

面对影片中由僵化的工作化身而成的时间循环，观众们（我们可以推测其身份与《年会》观众身份一定程度上的重叠度）因为共感，过于积极地献上自己的笑声。

如果问《年会》前半段让人印象最深的桥段是什么，大概胡健林的点名是呼声最高的选项。

既不了解自己的职能和调动真相，也不了解裁员计划，在充分的信息不对称中，胡健林熟背其他员工的信息，并开始不分场合地点名。

这种行为产生了意料之外的威慑力。

在员工的想象中，胡健林甚至化身金角大王，只要应和他的呼唤，就会被吸入裁员计划的葫芦之中。

胡健林当然既不拥有，也无法理解这种权力。

它是由员工的想象与恐惧所赋予的，而后者孳生于员工对所在系统的充分理解。

阿尔都塞提出询唤（interpellation）的概念。

他认为，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建构是通过对个体的询唤来实现的。

当个体被询唤时，个体往往不自觉地接受和内化了社会规范和期望中的角色和身份，甚至将它们视为自然而不可避免的。

例如，通过家庭、教育、宗教、法律、媒体等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SAs），人们被教导如何自然地去思考、行动和认同特定的社会角色，如学生、工人、公民等。

这个过程不仅传递了社会的规范和价值观，而且还巩固了现存的权力关系。

在员工眼中，来自HR部门的胡健林的点名，就是一种来自权力的询唤，这解释了为何他们如此恐惧。

他们逃避、僵直在原地，甚至反向谄媚。

有趣的是，比起想方设法地逃脱，他们更渴望留下——证明自己是符合这种询唤的螺丝钉。

另外一处剧情安排，也和这种孳生于结构的想象相关：当胡健林和董事长寒暄时，一束车灯让他们的影子映在墙上。

三维的情景被扭曲压缩成二维的图像，于是职员们“见证”了胡健林和董事长的“父子情谊”。

更重要的是，这印证了此前他们对于胡健林特殊身份的揣测。

这多么像一出柏拉图的“洞穴寓言”，职员们即是洞穴的囚徒。

他们看到的影子代表他们对现实有限而片面的理解，由于他们从未见过真正的物体，他们无法认识到影子仅仅是更复杂现实的一个模糊映射。

阻止他们理解真实的，就是他们所在的洞穴，或者说，洞穴无处不在：一个现代化的巨型企业，一个父慈子孝的人情网络，一个赢家通吃的丛林社会。

3. “嘴替”的价值与“娜拉”的以后在看《年会》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年会不能停！

”到底是什么意思？

一个感叹号，让它看起来像是一个主张。

但认真想，却不知道它实际上指向什么方向。

片尾揭示了，“年会不能停”是时任厂长的董事长说的，大概意思是过年了还是得热闹一下。

无论处境多么艰难，都得保障员工的福利。

但是到了如今，有几个打工人会认为年会是福利？

公司花大价钱撑场面，每个部门强制几个名额上台“彩衣娱亲”。

实际上，这种表演是以尊严换取一种服从的证明。

年会中可能唯一会让打工人向往的是抽奖环节，所以马杰也说：要不然这事儿年会后再说，这样我们还可以参加抽奖。

从这个角度来说，年会更符合“情感劳动”的定义：如美国社会学家Arlie Russle Hochschild指出，情感劳动不仅要求工作者进行身体或认知劳动，还要求他们按照特定的情感规范来展现或抑制某些情感。

只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论文中，服务行业是研究核心。

如今，情感劳动的范畴进一步扩大，成为了打工人逃不开的课题。

在大厂里，它有另一个名字，叫“向上管理”。

“年会不能停！

”这个主张的另一个指向，可能是打破旧习、说真话。

影片以主角三人组的年会表演为高潮和尾声。

这场原应阶级分明的年会，被转换成一个巴赫金式的嘉年华：社会的等级被暂时搁置或颠倒，闯入者尽情挑战权威。

他们尽吐自己的心声，攻击陈规旧习。

如果说观众对影片前半部分的共情是由细节塑造换来的，那么后半程的情绪价值则由“说理”的形式贡献。

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经典的“嘴替”段落。

近来，我强烈地意识到“嘴替”在当下的价值。

上一部让我感受到这种功能的电影是《芭比》。

其中，最出圈的一段台词来自格洛丽亚。

在这段独白中，她历数女性在现实社会中的种种掣肘：“你身材要苗条，但不能太瘦，而且绝对不能说自己想瘦，你要说一切都是为了健康。

你必须得有钱，但你又不能开口要，因为这很粗鲁……”最后她说：“事与愿违，我们总是一错再错。

”很多人认为，影视作品不能只满足于做观众的“嘴替”。

影视创作者应该比观众看得更远，指出原先可能并不明确的方向。

我本人也觉得，从技巧上来说，《芭比》和《年会》中的这些剖白，因为失去了一件含蓄的外衣，而影响了节奏的平衡感。

但经过了过去这较为艰难的三四年，我更加理解为什么人们——尤其是结构上的失权者——如此迫切地需要嘴替：现实太难。

失声是失权的前奏，而失权往往进一步导向失声。

那么发声就是夺回权力。

哪怕只是一点点，哪怕只是开始在影院里听到自己心声的回声。

毫不意外的是，《年会》有一个老板来主持大局，承接这种声音。

就像豆瓣热度最高的短评所指出的：“恶只到宰相，皇帝是被蒙蔽且善的。

”很多观众对《年会》的失望来自于此：一种不彻底的反叛，更像“小骂大帮忙”。

但我并没有特别遗憾。

一方面，影片在此地唯有如此结局，因为这是唯一可能的结局。

它镇痛、安抚、激励、最大限度地保持平衡，它比这场表演本身还更贴合此地的真实情态。

本片最终以“年会不能停！

”这一主张为标题，大概也是因为它的指向足够暧昧模糊，因而为大环境所能见容。

而另一方面，我并不认为，观众的反馈是决定表演成败的关键部分。

如果表演本身已经完整，并不需要观众来圆满，无论后者是显著的恶，还是虚伪的善。

前文说到，《年会》对于严肃命题给出的答案，总是喜忧参半的。

实际上，这种喜忧参半的态度，反映了电影创作者对作为喜剧核心的悲剧性的体认。

《年会》的结尾，也正是在一种喜气洋洋的氛围里，拍出了一种由坚硬的现实所带来的距离感。

关于主角团三人的关系，影片中后段有一场讨论，胡健林认为算得上朋友，马杰认为是兄弟（非常男性中心的定义），潘妮不响。

实际上，对他们关系的最准确的定位，还真的就是“同事”——不是旧时的“同志”。

他们共同面对的现代职场，在劳资关系中共处的下位，是这段关系的起源，也是这段关系可能产生的唯一原因。

创作者特别聪明的一点，就是没有安排任何办公室恋情。

同事就是同事，一旦这个前提不复存在，就是各奔前程。

最终，你在你的工厂，我在我的江湖，他在他的办公室。

桌上的相框里，不再有昔日同侪身影。

在三人的结局里，潘妮的结局最耐人寻味。

胡建林和马杰都算是得偿所愿，唯有潘妮拒绝了组织安排。

文章开头说，潘妮的叛逆是一种消极叛逆，不产生任何导向改变的行为。

那么年会演出，是她第一次为自己的反叛发声，而离开公司，则进一步体现了她的不妥协。

并且这种不妥协，不再停留在一种消极配合的状态。

潘妮离开公司以后会怎样？

这个问题其实有点像鲁迅曾经的发问：娜拉出走后怎样？

不过这发问不只是在性别层面。

影片拍摄了潘妮参加选秀表演弹唱的镜头。

最后一句台词是选秀的slogan：发出你的声音。

一切都看起来很理想，但不意味着没有思索的空间。

逃离了那个由金字塔状图所主宰的大集团，面对演艺圈的潘妮是否真的被允许发出自己的声音？

那些优绩主义、形式至上、拉帮结派的风气，又是否只存在于大集团的一隅之内？

基于对当时社会的清醒认知，鲁迅的结论很明确：娜拉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我却看不穿潘妮的结局，或者说，我希望祝福她的结局。

那是Z世代的的未来，也是我们可能拥有的另一种未来。

以下内容为董润年于《当代电影》杂志上的剧作创作分享，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年会不能停！

》是我导演的第二部电影长片，由我和应萝佳联合编剧。

影片于2023年12月29日上映，收获了良好的票房和口碑。

影片还在上映过程中，我和其他主创还没有完整地对影片创作、上映的整个过程进行复盘。

在本文中，我先尝试从剧作创作切入，连带拍摄前对影片美学风格的讨论，对影片创作前期所做的一些选择进行简单的复盘分析。

一、剧本创作过程（一）创作缘起一部电影剧本的创作，往往是漫长的，过程中伴随着迷茫。

从2017年5月写下《年会不能停！

》的第一个故事梗概，到2022年11月定稿，这部电影（以下简称《年会》）的剧本写作的时间前后一共接近五年。

写一个职场故事的最初源头是我在高中同学聚会上，第一次听到了所谓的互联网黑话。

流行的语言是集体无意识的创作，是对现实最快速的映射。

这些新兴的术语和它们所映射的当代职场人的状态，都让我非常好奇和感兴趣。

职场是当代中国人最重要的生活场景之一，同事、上下级关系也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之一，甚至可以说塑造了我们整个社会的样貌，既有被表现的必要，也有被挖掘的空间。

而近十几年，却少有真正表现人们日常工作场景的电影，是很可惜的。

这些认知，让我萌生了创作一部职场题材电影的想法。

在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最先想到的就是企业年会这个切入点。

之所以想通过“年会”来讲企业故事，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技术原因：在等级复杂且森严的现代大企业中，不同层级的人物很难碰面。

而年会是大企业里上到领导层、下到普通员工都会出现的地方，是一个很符合戏剧“三一律”原则的场景，很容易做戏；第二个原因是我平时的一个观察：我记忆里20世纪90年代单位里的新年联欢会，也可以认为是现代企业年会的前身。

那时候新年联欢会的特点是一个单位的人聚在一起吃喝聊天（通常就是在单位内），也有人去表演节目，比较随意简单。

而2015年之后，大企业的年会已经进化为数千人乃至上万人在巨大的体育场里举办的大型演唱会。

这种变化，也恰恰与中国社会和企业在21世纪头二十年的变化和发展同频。

在这样的思考之下，一开始我们就将“年会”定为了这个故事的核心，要通过一场年会来讲述职场的故事。

但最初的电影故事和最后电影呈现的故事截然不同。

（二）第一版剧本第一版剧本是从2017年5月开始创作的。

最初的想法非常简单，就是写一个发生在年会上的故事。

当时的剧情设计也是围绕着“上年会表演节目”这一戏剧动作来设计的。

创作思路很直接：在企业里，什么样的人最不适合上年会表演？

那主人公就应该是什么样的人。

在这样的思路下，最初版本的故事里，主人公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企业员工，工作虽然勤恳，但是因为越级报告了问题，得罪了部门领导。

集团裁员，他顺理成章地上了裁员名单。

他意外提前得知了这个消息，惊慌失措。

他发现能保住自己工作的唯一机会，是在集团年会上表演节目获得一等奖，从而拿到免死金牌。

没有艺术天分的他也只能拼命抓住这个机会。

但是集团年会要求一个节目至少有四个人表演。

主人公只能再去找其他人合作。

可是他所在的部门没有人愿意得罪领导配合他，他只能去其他部门，说服了一些同样不受待见的古怪员工加入了他的节目：有遭遇了领导性骚扰反而被污名化的女员工，有即将退休、取向暧昧被怀疑是变态的主任，也有刚进入职场没有情商的新进职员。

这些在职场里被排挤被歧视的边缘人，组成了一支队伍，在年会节目的层层选拔过程中不断突围，四个人也从互相之间矛盾重重，变成了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最终在年会上表演了节目。

虽然男主角没有获得一等奖，最后还是失去了工作，但他获得了重新开始的勇气。

2017年5月，我写了最初的梗概，但随后因为我着力创作电影《被光抓走的人》，《年会》的创作暂时中断。

2019年4月开始，在进行《被光抓走的人》的后期制作时，我又重新开始《年会》剧本的写作。

这一版本的剧本一直写到2020年8月，写出了几稿完整剧本，但我和制片人——也是我的联合编剧应萝佳，一直不满意。

虽然这个版本的剧本从结构上来说很完整，人物也比较有个性特点，但整个故事看下来，总是觉得太单薄了。

单薄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这样的组团闯关打怪的结构在以往的影片中屡见不鲜，国外的例如《光猪六壮士》，国内的例如《缝纫机乐队》。

这些影片非常成功，但再做一个类似的结构并没有新意，所表达的主题也更偏向个人成长，似乎换一个场景，这个故事也一样成立；另一方面，在剧本创作过程中，我们也对职场进行了很多调研和采访，得到了很多有趣的素材和案例。

但在这样一个故事结构中，那些现实中发现的素材很难被体现出来，即便用进去，也变成了背景故事，很难体现出这个题材的深度和广度。

在这样的感受下，剧本创作陷入了停滞状态。

（三）第二版剧本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对整个社会生产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让《年会》的剧本发生了意外的转机。

2020年年中，我在微博上刷到了一则社会新闻：在北京某一大公司的总部大厦里，进行月度卫生检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流浪汉偷偷住在大楼里，已经一个月了。

流浪汉白天把自己锁在一个没人去的储物间，晚上大多数人下班了，他才出来，在大楼里可以找到吃喝。

而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内，楼里晚上加班的人，竟然没有人发现他不属于这里。

按理说，现代企业拥有最完善的管理制度，企业总部大厦就像一座被严密保护的城堡。

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照样有人可以找到缝隙，藏身其中。

这则社会新闻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让我一下子感觉到了《年会》这部电影我最想表达的主题，就是想反思和反讽看似严密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中蕴藏着的官僚主义作风。

最初听到互联网黑话而对职场题材感兴趣时，也是因为通过那些新词，感受到了一部分职场管理者为了让管理显得更加现代化和高级，将一些原本不复杂的语汇复杂化、术语化，加高了运营的门槛，除了形成壁垒，似乎也没有真的提高管理效率。

这何尝不是官僚主义在民间社会体系中的一种体现？

在采访和资料搜集过程中我们还看到了很多现代大企业病的案例，这些其实都是同一主题的外在体现。

找到这个方向之后，就要思考从人物和故事层面如何呈现对大企业官僚主义的讽刺。

我们梳理、总结材料时认为，大企业病产生的重要原因，首先是这个企业得“大”。

当一个组织大到一定程度，管理层级复杂到一定程度，很多错误，即便个体已经体察到了其荒谬性，也无力改变，或者为了自己所在职位的安全，只负有限的责任。

这些问题，有的是因为人为错误导致的，有的确实是因为体系庞大造成的必然的熵增。

所以，为了表现大企业官僚主义，电影中企业的规模就应该更大。

我们在第一版基础上，进一步把主人公所在的企业放大成为了一个在全国都拥有分公司的超大型企业集团，而将主人公的位置放到了远方小城市的分公司里。

这样，他距离企业权力中心的距离更加遥远，中间面对的中层管理者更多，而中层管理者恰恰是企业中最容易滋生官僚主义的人群。

同时，要讽刺大企业的这个熵增体系，主人公作为传统戏剧理论中的“英雄”，他所面对的挑战应该也只能是来自于这个体系和体系中的人。

经过讨论，我们认为失业仍然应该是主人公面临的最大挑战，因为在现实中失业也确实是绝大多数职场人所面临的最大危机，观众最容易理解和共情。

那么这样分析下来，主人公的失业，就应该是因为企业熵增，系统故障所导致的命运变化。

经过了一系列的理性思考，我对故事进行了一次方向性的调整，形成了第二版剧本。

在第二版剧本中，主人公依然是一个年近四十的企业员工，他所在的分公司因为总公司领导层的内斗被栽赃牺牲（这可以看成是一种系统故障），分公司的员工尽数失业。

主人公被推举出来，到总公司去找董事长申诉，为分公司平反。

但他到了总公司，第一站就找错了人，找到的副总正是让他下岗的幕后黑手。

他被副总找打手教训一顿扔了出去，手机、身份证、钱包都丢了。

既无法回去面对江东父老，又没钱在城里生存的他咬牙潜回了集团大厦，假装在这里上班，伺机见到董事长向他申诉。

令他吃惊的是，竟然没有人发现他并不是这里真正的员工，他假装参加会议，假装完成工作任务，竟然还屡获好评。

但集团里等级过于森严，他多次努力都无法见到董事长的面。

他发现上年会表演是见到董事长的最后机会。

于是他开始寻找同伴，一起组团上年会。

最终他成功登上年会舞台，向董事长和所有员工说出了实情，帮助被冤枉的分公司同事找回了工作。

这版剧本从2020年10月开始，写了几稿，一直到 2021年年中。

这一版的优点在于大企业官僚主义这一点得到了比较好的体现，塑造了一些很有特点的中层管理者的形象。

主题表达比较清晰。

但问题也不少，比如结构冗长。

因为剧本后半段还是要组团上年会，这一版相当于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前面又加了两幕。

还有一个问题是潜伏在集团里的部分，开始的时候悬念感和冲突感很强，有很多错位，制造了不少很好的笑料。

但持续时间一长，主人公所面对的困难就显得模式化了，而新鲜感过后，这种潜伏本身的逻辑困境反而成为了束缚主人公行动的障碍，难以展开行动。

这版剧本最大的问题是逻辑问题，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主人公为什么不把自己的遭遇在网上公开？

或者在他第一次被扔出集团的时候去报警，把事情闹大，那样见到董事长的机率更高。

在一年的写作过程中，我一直在试图为这些问题找到解决方案，却一直未能如愿。

这版剧本有一些很好玩的桥段，也有有趣的人物和表达，却无法拧成一个完整的整体。

这让我非常沮丧，对项目失去了信心。

（四）第三版剧本2021年的8月底，我试图放弃这个项目，转向其他电影剧本的写作。

此时我的制片人也是联合编剧应萝佳全力劝说我不要放弃，任何电影都是在山穷水复疑无路的时候坚持下去的结果。

我们两个商定，再闭关一周，讨论剧本走向。

如果这个闭关周期还是不能把剧本盘活，那我就放弃这个项目。

头两天探讨剧情，没有什么进展。

我们决定回溯整个项目的历史，回归初心，讨论电影的主题，最打动自己的到底是什么？

在讨论与职场官僚主义这个主题有关的作品时，我偶然提起了梁左老师创作的，牛群、冯巩老师表演的著名相声《小偷公司》。

《小偷公司》通过小偷组建公司这一荒唐错位的情境，辛辣地讽刺了官僚主义。

想到这段相声，突然我有了很大的启发：强化错位情境是讽刺的关键。

上一版剧本里，一个分公司的员工，无论如何还是了解公司运营的，他到总公司潜伏，在情境上其实还是顺撇了。

而像小偷这种跟公司运营距离最远的角色开公司，才能把戏剧性和讽刺感拉满。

由这个思路，我又联想到了另外一段传统相声，刘宝瑞先生的《连升三级》。

这段相声讲述了明代，大字不识几个的地主傻儿子张浩古，因为算命的几句骗人的恭维话进京赶考，阴错阳差被当作大奸臣魏忠贤的亲戚，满朝大臣为了讨好魏忠贤，让这个不学无术的人一路升官，连升三级的讽刺故事。

张浩古的愚蠢无知，和官场里那些聪明人的聪明反被聪明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这种人物设定，其实是一种很经典的戏剧设定，在《钦差大臣》以及卓别林的经典电影中都屡屡成功。

想通这一点之后，我们突然就找到了剧本前进的方向，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很快就构建出了第三版剧本的大纲。

为了进一步制造错位，主人公必须离职场更远，不了解现代企业的机制和工作内容，但又能合理地进入集团。

所以，我们将主人公的身份设定成为了集团发轫地的老工厂的工人，他因为一个人为错误被调进了公司。

在集团大裁员、人人自危的背景下，他被误会成了董事长的亲戚，所犯的每一次错误都被同事解读为别有深意，是裁员行动的一部分。

主人公也被腐化，逐渐黑化失去了自我。

而他所在的厂子，也因为集团上层斗争被主人公意外亲手解散。

当他得知真相之后，经过了思想斗争，终于在年会上当众澄清了真相，帮助失去工作的工友们找回了工作。

我希望最后的戏剧高潮仍然在年会的表演上，但又不希望出现第二版剧本篇幅过长的问题。

所以，我舍弃了前两稿中其他几位比较有特点的配角设计——当然，他们的人设也与现在电影所要表达的内容不符——转而将上场表演的其他角色一上来就直接安排在主人公身边，这样可以大量节省组团的篇幅，使整个结构更加符合类型片规律。

这就意味着，主人公在很早的时候就要形成一个小团队，这个团队除了在最后完成上台表演的功能之外，还要在前面所有的事件中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

又是一段传统相声启发了我。

在群口相声《扒马褂》中，三个角色分别是无脑惹事的人A，对A不满总想揭露他的找麻烦者B，为了保护自己利益不得不替A圆话的C。

这三个角色的作用形成一个完美的逻辑闭环。

我也依据这样的关系，给主人公胡建林身边设计了潘潘和马杰这两个角色。

三个人形成了一个“永动机”式的关系，可以一直推动剧情前进。

在这次闭关剧本会后，2021年9月，我很快就完成了第三版的剧本。

这一版剧本已经有了最后成片百分之六七十的雏形。

但是剧作并没有结束，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我们还是一直在修改剧本，调试每个人物的个性和代表性，尝试各种桥段搭配。

一直到2022年11月开机前，剧本才基本定稿，拍摄中只进行了微调。

（五）关于采访和调研表现职场这样的现实主义题材，需要掌握丰富的现实素材，可以夸张，不能悬浮。

为了创作这个项目，我们大致进行了三轮采访和调研。

采访的对象从身边的亲友逐渐扩散到朋友的朋友。

采访调研对于创作的重要性无需多言，《年会》剧本中很多的情节和亮点都来自于采访。

比如片中喜剧效果最佳的胡建林点名的段落，就来自于我们对做人力资源管理的朋友的采访中获得的实际案例。

对我来说，比具体情节更重要的，是通过大量的采访和搜集资料，对群体心态的了解。

在2017年到2019年的第一轮采访中，采访对象也会经常提到离职、裁员这个话题，但是当时很多人都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甚至对于跳槽很有兴趣，跳槽是提高职位和待遇的重要途径。

而到了疫情期间的2021年底和2022年初，职场人的心态发生了重大变化，裁员变成了一个几乎令所有人恐惧的话题，大部分被采访者都表示即便薪资下降也愿意留在现在的工作岗位上。

疫情导致的经济形势紧张，更是让裁员成为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企业的必然选择。

调研中发现的这种变化，也直接影响了我们最后一轮的剧本修改。

在2022年4月之前的剧本里，我们的态度还是反对裁员本身的。

但是我们的调研和预判也发现，裁员潮的到来是一种客观必然，也是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企业结构重新调整的一部分，不能简单地一概否定。

所以在2022年5月之后的剧本中，我们反对的重心，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为在裁员过程中出现的舞弊和不公正。

这一调整既符合事实，也进一步强化了影片主题的表达。

可以说一部影片是否能与观众形成共振，确实是与调研采访深度挂钩的。

（六）三幕剧还是四幕剧几乎所有现在流行的剧作教科书，都将三幕剧这一形式奉为圭臬。

一般认为，三幕剧结构起源于古希腊，最早见诸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

好莱坞电影大量遵循三幕剧结构。

这一概念也随着近年来被大量翻译引进的美国电影剧作书籍被国内剧作者所接受。

但我在这些年的剧作实践中，对三幕剧对中国观众的普适性有一些怀疑。

在传统的三幕剧结构中，往往将人物的“至暗时刻”安排在第二幕下半和第三幕之间，主人公迅速从低谷中崛起，在第三幕完成救赎。

但我感觉，这样快速的情绪转变，在中国电影中往往难以实现。

究其根本，是与东西方人类情感表达的方式有关。

中国观众的情感更内敛，表达需要更长时间的铺垫。

我觉得反而是中国传统的“起承转合”结构更适合中国电影。

“起承转合”最初见于金圣叹的《西厢记读法》，也代表着中国传统诗歌的一种结构。

我们从小学习作文的时候，也经常会听到这四个字，我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

也许恰恰是这种从传统文化中流传下来的格式，更符合中国人的欣赏习惯。

起承转合四幕剧的形态，与三幕剧最大的不同，是将主人公的低潮前置，放在第三幕的开头，然后用整个第三幕让主人公从低谷中起身。

这样的结构，会让主人公的转变被呈现得更充分，也让观众能够更理解他的行为。

所以我在这次剧作过程中，一开始就设定了四幕剧的结构。

在剧情进行到中段的时候，就让胡建林发现了自己被调错的真相。

在第三幕里，让他在黑化与否中挣扎，并且做出选择，再在第四幕完成揭露真相的举动。

经过第三幕的充分转化和铺垫，主人公在第四幕的奋起能够激起观众更强烈的情感共鸣。

我个人的感觉，中国电影讲好中国故事，除了题材上要在传统文化中进行挖掘之外，在结构形态上也可以多多进行参考，更加贴近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

二、影片美学风格的确立（一）视听风格在剧本写作的过程中，我就在思考这部影片应该以怎样的视听风格被呈现出来。

这个故事里出场人物众多，是以三位主角为核心的一出群戏。

故事线索也比较复杂，有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个层面，是要讲述标准件厂供销科长庄正直倒卖零件，以次充好，贿赂集团人力资源总监托马斯，希望把自己调进总公司。

结果因为人力资源经理皮特酒后误事，误将钳工胡建林调进了总公司。

胡建林什么都不懂，做出了一系列蠢事。

负责带他的人力资源副组长马杰发现了他是被错调的，害怕自己背锅，只能不断给他善后。

而被马杰找来帮忙的外包员工潘怡然也觉得胡建林不对劲，想要拆穿他。

三个人在打打闹闹中逐渐形成一个团队，最终在集团年会上揭穿了大反派的阴谋。

第二个层面，是集团裁员的背景故事。

这涉及到多组不同人物之间的关系，企业副总这样的高层之间的斗争，经理级别的中层管理者之间的矛盾，组长级别的基层管理者面对裁员的对策，普通员工的恐慌。

以及胡建林进入集团后，阴错阳差地对裁员计划的推动，所有人对他看法的转变。

第三个层面，是胡建林发现标准件厂被栽赃牺牲之后，对标准件厂的调查。

同时，被胡建林“顶替”的庄科长潜入集团寻找真正的幕后黑手徐云峰。

徐云峰发现胡建林调错后采取软硬兼施的方式试图压下错误，最后胡建林在年会上揭穿了徐云峰、托马斯等人的阴谋。

这三个层面的故事，交织缠绕在一起，齐头并进，最后汇集于年会这场高潮戏上。

这种多线索、多人物的电影，我称之为“复调式电影”。

复调一词原本是音乐术语，它与和弦和十二音律不同，没有主旋律和伴声之分，所有的乐音按自己的声部行进，相互层叠，构成复调体音乐。

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借此概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特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世界的完整统一，不可归结为一个人感情意志的统一。

”“复调结构中恰恰是几个人的意志结合起来，从原则上便超出了一个人意志的范围。

复调结构的艺术意志，在于把众多意志结合起来，在于形成事件。

”人物分别拥有各自平等的意志，他们各自的世界在一个统一的事件中产生交锋。

影视作品恰恰是最合适切换叙事主体和视角的。

近年来POV结构的剧日渐增多，最著名的如美剧《权力的游戏》。

但是因为电影篇幅有限，角色过于众多时，频繁切换叙事视角很容易使影片节奏失衡，产生各自为政的感觉，让观众很难入戏。

《年会》里有重要推动性戏剧任务的角色就有十几个，事件情节也很多，要交代给观众的关于企业职级、裁员的信息还有不少，整个故事的容量其实超出了一般两个小时电影的容量。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剧本写作过程中我们就进行了处理。

我们增加戏的场数，单场戏尽量简短，戏剧和信息的完整性由很多场戏组成的“戏群”而不是单场戏来完成。

同时，为了节省叙事空间，提高叙事效率，我们设计了很多蒙太奇段落。

在这些蒙太奇段落里，将这三个叙事层面的情节交织在一起，用共同的主题来串联，每一个完整叙事段落都由多角色的视角共同完成。

即便如此，整套剧本完成后，场数和字数仍然非常多。

如何把这么大的戏量和信息量压缩到一部电影里，既是巨大的挑战，也是塑造影片独特风格的一个机遇。

2022年，在第三稿剧本修改的过程中，我就和摄影指导、美术指导一起讨论影片的美学基调。

我们参考了很多影片，最后觉得美国电影《大空头》最接近我们想要的调性。

《大空头》也是多线索多视角叙事的复调电影，情节信息量大，还要在推进故事情节的过程中大量介绍现代金融知识。

这些功能性的段落，《大空头》采取了很有趣的介绍方式，经常打破第四堵墙，将知识点直接解释给观众，使用了很多多媒体材料。

在视听语言上，它大量使用不稳定的手持摄影，既增加了金融危机来临之前山雨欲来的紧张感，又方便了剪辑卡点。

在研究了同类影片之后，我们决定了自己的影片视听风格：写实、运动、互联网多媒体元素的应用和快节奏。

1.写实《年会》这部电影写实的风格，是指从场景美术设计到人物造型、表演、镜头光感等几个层面，全面向现实生活靠拢。

这与影片表现的内容有很大关系。

影片在展现和讽刺现实职场中种种大家常见的内容，如果观众所见的人物形象、环境脱离了现实，则其讽刺的能量将大为减少。

为此，我们在勘景的过程中尽量选择实景。

工厂、胡建林的家、若干副总办公室、餐厅、年会举办的体育馆均在实景中拍摄。

对于最主要的人力资源部办公室场景，我们出于拍摄方便考虑，在一栋办公楼中租下了一层空置的毛坯层，按照真实的办公室状态搭建装修了一整层，填充办公家具和办公用品，在功能性上完全能够满足真实办公的需要。

2.运动运动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镜头的运动，二是角色的运动。

在蒙太奇段落里，尽量角色全程运动，镜头也随之全程运动。

在叙事性的单场戏中，开场尽量让镜头和角色对向运动，在视觉上形成对冲感，台词开始后，再让角色和镜头双双稳定下来。

对《年会》这部影片，这样运动的好处，一是让影片在视觉上一直有一种动感，整体节奏会显得更快；二是使得普通叙事段落和蒙太奇段落之间更容易衔接。

但在镜头运动的时候，我们避免了过度的手持感。

在商业类型片中，太过强烈的手持感容易强调观看者的主体存在，同时制造不安情绪，一般不适合在喜剧电影中使用。

3.互联网多媒体元素的运用在介绍裁员的背景故事、企业职级，表现员工们面对裁员压力的心态时，我们大量使用了微信、钉钉等企业OA系统、网络直播、脉脉等职场网络社区、企业邮箱这些互联网多媒体的元素。

大量使用这些元素，是因为这些内容已经是当代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

既然是表现当代职场生活，这些元素就必不可少。

更重要的，是互联网多媒体元素的使用方式。

我们的使用方式不是在剧中人物使用的手机或电脑界面上展现，而是直接全屏展现，不去表现这个全屏界面的来源。

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类似于《网络迷踪》这样的“桌面电影”的形式。

使用这种方式运用多媒体元素，其实就是打破第四堵墙，直接与观众交流，提高叙事效率。

同时，也增加了视觉上的冲击力。

4.快节奏其实以上提到的三点，都是为了影片的快节奏服务的。

现实主义的场景和人物造型，使得我们在表演上，也必须按照现实主义的风格来表演，演员用现实中人们说话交流的语速讲台词。

表演上有一句术语叫“紧接慢唱”，意思是好的表演，对方说了台词之后，要快速接上台词，不要刻意去演反应，听了对方台词之后酝酿半天情绪才开口，因为现实中我们往往不是这样进行对话的，一旦这样，观众就会觉得假。

《年会》的演员表演也是如此，甚至我们在一些场景中还要刻意提速，“紧接快唱”，用台词和表演给剧情提速。

大量的镜头运动和人物调度对冲，也是为了增加速度感。

另外，在拍摄中，我们大量使用三机、四机多机位同时拍摄，积累了大量不同机位角度的素材，可以让剪辑节奏加快。

8K高清摄影机的应用，更保证了我们在后制过程中可以大胆对画面进行剪裁，锁定更好的构图和表演。

多媒体素材的使用也是在后期加快节奏的重要手段。

说了半天，《年会》这部电影为什么一定要快节奏？

首先，当下的电影观众和观众的欣赏习惯已经迭代。

互联网信息爆炸，短视频极度流行，观众已经习惯了浸淫在信息流之中，习惯了被各种信息轰炸。

在五秒钟就可能刷走一条视频的时代，如何抓住观众的注意力还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年会》这种表现职场的电影，大量的场景都是在办公室这样逼仄的室内环境，大量的戏也都是对话戏。

观众很容易觉得无聊，注意力就分散了。

虽然在影院里他们不能刷走影片，但很容易刷走观影的满足感。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放在影院里，似乎也成立。

当然，前提是要快得有道理，快得有节奏，最重要的是这个快要符合影片本身的表达。

最终上映版本中，本片有接近两千三百个镜头。

在两小时以内片长的影片中，镜头数量算是比较多的。

但一部电影真正的“快”，最重要的并不是镜头数量，而是信息量。

我们尽量做到了在每个镜头中都有足够多的信息量，不管是台词、表演、场景画面还是声音设计，通过不断地出现新的信息，让观众能够长时间将注意力锁定在银幕上。

（二）喜剧风格喜剧部分其实是最难以言说的。

2003年，我第一次做编剧，创作的就是一部情景喜剧。

之后二十年，作为编剧，又陆续创作了两部情景喜剧、两部喜剧电影。

但是随着创作经验的增加，反而越来越觉得喜剧难做。

尤其是在互联网极度发达的当下，更是如此。

一方面，现在的观众几乎可以看到有电影以来的所有电影，包括中外的各种喜剧电影、电视剧；另一方面，短视频领域，每天就要产生成千上万的搞笑短视频，在几十秒之内将观众逗笑。

观众对笑的阈值已经被调到了极高的高度，又逐渐失去耐心。

而笑是人的生理反应，无法通过其他任何途径去触达，这就让喜剧创作越来越困难。

不夸张地说，我认为喜剧是当下所有类型里最难创作的。

每次创作喜剧的时候，就会陷入到极度的焦虑和沮丧之中，无论如何都写不出让人发笑的台词和桥段。

这次剧本创作耗时五年，也有很大的原因，就是一直对剧本的喜剧部分不满意。

转机在第三版剧本的方向确定，明确了我们的主题是对职场官僚主义和其他乱象的讽刺之后，我们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不要掉入喜剧的陷阱。

喜剧最重要的其实并不是台词和动作，而是情境（situation）。

当一部戏的戏剧情境跟人物的戏剧身份、戏剧任务发生了错位的时候，即便人物的戏剧动作本身没有任何喜剧性，他/她的行为都很容易成为喜剧。

因为这个原理，我们在第三版剧本阶段，重心转移到戏剧情境和人物身份、戏剧目的之间的错位。

比如将一个钳工放置在他最不熟系的IT企业里，又将他在工厂里作为工人所熟悉的记名字（厂里的产品数据）、做锤子等技巧放置在企业大裁员的环境里，用这些错位去放大现实生活中本就存在的荒唐谬误。

当这些错位情境被建立起来之后，主人公的种种正常言行，就都自然带上了喜剧色彩，一个喜剧的基本结构就形成了。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逐渐在台词中增加谐音、误会等内容，在表演中增加形体动作和调度上的喜剧感。

演员表演、镜头设计、剪辑方法、声音和音乐的设计，在最终的喜剧呈现上也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每一项都值得单独拿出来讨论，在此囿于篇幅，就暂不多加论述了。

结语《年会不能停！

》是我对类型电影的一次尝试。

在这次尝试中，由剧作带动电影整体创作的感受尤为明显，于我来说，再次证明了剧本作为“一剧之本”的重要性，也坚定了我的决心，在以后的创作中继续加强对文本的雕琢和磨砺。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文写作的过程中，著名的人工智能公司OpenAI发布了最新的视频生成AI Sora。

只需要输入描述性的文字，Sora就可以快速生成一段60秒的连续视频，视频中的环境、人物的真实性和流畅性都令人震惊。

视频生产领域即将面临剧变。

这也一定会影响到电影行业。

当技术工具持续下沉，所有人都可以生产出高质量的视听画面的时候，剧本的想象力、独创性和思想深度，就成了内容创作者唯一的武器。

终于去看电影啦最近天冷越来越不愿意出门，想念在广州的日子最近上了很多不错的电影，和朋友们选了一个喜剧

主演是大鹏＋白客，今年他们的作品都很成熟好看突然想起草稿箱里还有一个白客的《不止不休》的影评还没发布呢改天整理下发布再一看这演员阵容，都是老熟人，这不就稳了嘛都是喜剧人，准备好了大笑一场

所以，我们选择了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董润年导演董润年应萝佳联合编剧大鹏白客 庄达菲 王迅 孙艺洲等领衔主演豆瓣尚未开分，推荐指数3.5星贺岁档，但是已经开始点映，可以冲

有多少朋友看过大鹏的《屌丝男士》短篇喜剧

又有多少朋友看过《万万没想到》的王大锤

喜欢看喜剧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他们吧，都是老牌喜剧演员了

现在很多演员都转战做短视频，连王晶都下场进军短视频了而白客和大鹏确实从短视频转型到现在的他们的专业能力也是被逐步认可

短视频固然好看，但是我们更爱大电影接下来内容涉及剧透，请谨慎阅读大鹏饰演的男主胡健林，是集团旗下一工厂的高级钳工兢兢业业二十年奋斗在前线，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他用心工作，生活普普通通，妻子却嫌弃他没出息离他而去

总部一张调令改变了他一眼到头的生活把他调到总部公司当hr有人欢喜就有人忧

王迅饰演的庄正直，他倒卖工厂建材花费三十万买了这个调到总部的机会却阴差阳错给大鹏做了嫁衣自此电影分了两条线一条是大鹏进入总部发生的一些系列笑料

另一条则是王迅为找回自己的职位

在经济大环境下，总部也遇到了资金问题是裁员减薪呢，还是共同渡过难关呢？

上边领导决定裁员百分之四十，裁员六千余人并给这个计划取名“广进计划”，“裁员广进”真的是讽刺啊

在这大裁员的时候，竟然入职了新员工还是年龄40＋的人，明明看起来什么都不会却入职了掌管生杀大权的人力资源部

白客饰演的马杰，是三组的副组长带新人的任务就落到他的头上了一开始他也以为是什么关系户，后面才发现他只不过是被调错的

他不想背锅，但事情暴露背锅的只能是他他不想因此失去工作，只能将错就错把工作都揽在自己身上，对大鹏更是照顾有加真的是命比咖啡苦！

只能再招一个助手来帮自己庄达菲饰演的潘怡然，是公司的临时工临时工是什么，有事他们做，有功别人拿，有锅临时工背在《报告老板》系列里白客就讽刺过“临时工这些人”

三个人暂时组成了一个小团队

大鹏还是什么都不懂，他不懂“优化”真正的含义竟然天真的以为是要给优秀员工升职加薪殊不知这是要对35岁程序员劝退的另一种说方法

明明人口已经开始老龄化，退休年龄也是一延再延可那些企业一看你35岁了就要裁掉你找工作看你：快三十了呀，挺大年纪了哦

当然电影讽刺的不仅仅是“优化”还有996加班文化，什么叫自愿加班还有，过度猜度上司的心思更讽刺的还是，那些草包领导，没什么能力却还要展示自己的能力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也就是这个电影拍的早，不然高低也要讽刺一下董明珠的付费打工

都说喜剧的内核是悲剧，这部电影最大看点就是整顿职场临时工庄达菲是多少人的缩影又有多少人变成了白客那样，任由上司抢走自己的功劳可是鲜有胡健林

集团口口声声说没钱要裁员上面的人依旧纸醉金迷，办个年会都要花费六千万

最后看似是个美好的结局踢走了公司的蛀虫，保住了工厂白客也保住了工作，成功升职大鹏还是回到了自己最熟悉的领域，并做了副厂长

欧阳奋强饰演的董事长真的是明君吗？

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当初裁员可是他也同意的呀就像小孙的所作所为真的不是俞敏洪授意的？

结尾的“内容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无疑是最大的讽刺更讽刺的还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董宇辉事件相似度高达百分之百董宇辉事件也罢，年会事件也罢，都要感谢现在的媒体时代事件闹大了，就只能走“正确”的道路了

这大概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吧小乔推荐大家去看这电影，可以和同事一起看故事结构可能有些老套，但是完整的演员更是都是老面孔，都是喜剧人，指定能让你边笑边心酸今年没有《脱口秀大会》，但你依然能看见肉食动物，童漠男，rock等。

白客真的越来越帅了，身上完全没有王大锤的影子了李乃文一出场就觉得这事情不简单鉴定结果：冲吧，它在替我们打工人发声！！！

看图片猜电影无奖竞猜游戏开始了下面图片出自哪部电影或者电视剧

这部电影在爆笑之余，也是真真切切地为打工人们出了一口“恶气”。

无论是打工人与高管之间的搞笑互动，还是年会上的各种疯狂表演，都不仅仅局限于好笑，在电影院满场的笑声中，也夹杂着对职场生态荒诞之处的讽刺与批判。

2023年，可以说是打工人崛起的元年，先是有00后整顿职场，而后又有孟羽童离开格力做网红，董宇辉和新东方闹出利益纠葛，又有裁员潮让无数打工人和准打工人忧心忡忡。

可以说，这是打工人被大家“看见”的一年，在这样的背景下，《年会不能停》就显得更加应景。

面对计划大规模人员优化的公司总部，毫无HR经验的中年人胡建林，被卷入一系列的乌龙事件。

电影中，几乎每一个细节，都用无数的误会，和巧妙的错位构成了笑点。

“壮”被误掉入总部，毫无HR经验，用一个普通车间工人的质朴和努力，去记住每个员工的名字，却被员工们误会是在给公司的优化裁员计划做准备，把被他叫中名字，视作死神在点名。

故事看似荒诞，但是相信你在看过电影之后，也能从故事中找到不少自己供职的公司或者是单位的影子。

电影里有几个桥段在反复callback，就是人力资源部的几个中层领导，永远不干实事，永远在平衡各方面的利益，考量自己有没有站错队；中层领导故意把任务布置的模模糊糊，让基层员工去揣摩他的心思；更会鼓动基层员工内斗，以免他们团结起来一起对付自己；中层员工可以把自己的工作全部甩给下属，自己专心准备很露脸，但并没有什么意义的公司年会；至于工作出现失误，那自然是要让下属来背锅的。

一个个真实又有些扎心的议题，在电影里却举重若轻，用故事本身的荒诞感，消解了现实的沉重，而且绝不矫情，也不刻意煽情，在紧凑的故事中，每当开启一个你以为他会煽情的桥段，总会抛出一个新的笑点，每个笑点之间的连接还非常丝滑，剧情搞笑且不狗血，真的有做到恰到好处，在笑够了之余，也会在电影的角色中，找到公司同事和上级的影子。

电影里，一直勤勤恳恳做好自己工作的胡建林，误打误撞地走上升职加薪之路，同时，也必须接手处理公司冷酷无情的裁员计划。

试问，哪个打工人不会期望自己的努力被看见，哪怕是以莫名其妙的方式？

又有哪个打工人不希望升职加薪，手握权力，让曾经对自己颐指气使的上司成为自己的手下呢？

电影里恰如其分地满足了打工人的这种想象，更难能可贵的是，并没有让打工人的美梦完全脱离真实。

假调职会被发现；公司中高层之间的权斗，也不是简单的请客吃饭；即使好好工作，业务能力满分，也可能在到了35岁的时候被公司清退；而短时间经历人生巨变的胡建林会飘，会沉醉于受员工逢迎的状态，误以为是自己人缘好，受到大家的欢迎，也会在忙于筹备年会的时候，没有看清文件内容，就签字。

电影很真实的揭露了，现在不少公司一面因效益不好为由裁员，另一方面又在年会这类可以省钱的项目上铺张浪费的现状，另一方面，也在为无数的打工人加油打气，告诉大家，做个业务能力过关的好员工，凡事较真一点，也一定会有好的回报。

另外，电影里的脱口秀演员、喜剧演员熟面孔真的多。

电影里的“包袱”才会抖一个就响一个，抖包袱的节奏也堪称是专业和精准。

更难能可贵的是，电影没有变成一个喜剧演员的全明星“走秀”，几乎全员的角色都是贴脸且贴人设，在这个基础上，每个人的表演也都相当不错，不会有喜剧演员走上大荧幕以后，常见的尴尬和出戏的情况。

白客长着一张公认的“天选打工人”的脸，出演升职受阻，总是缺乏存在感的人力小领导就很适合；“肉食动物”出演的反派公司中层也是十分贴脸；还有更多的喜剧演员在电影里的戏份并不多，可是都有高光时刻和记忆点。

让人不由得在想，是不是因为这些喜剧演员，大多也经历过成名前的艰辛岁月，也都上过班的缘故，演起打工人来，那叫一个到位。

甚至，剧情的丝滑程度，让我怀疑这个片的导演和编剧，也都是实实在在上过班的前打工人，毕竟，电影里有太多太多，让人会心一笑的桥段，或者让人男默女泪的职场真实写照。

整部电影看下来，我有种打工人出了口恶气的感觉，心中郁结的不少和上班有关的负面情绪也都一扫而空，我想，这也许就是这部电影最大的价值，和他最神奇的功效。

在年会即将开始的时候，去看这样一部为打工人量身打造的爆笑喜剧，笑一笑，抖掉身上背负起的工作重压，不失为一种很好的仪式感。

观看的啤酒场电影，虽然忘记兑换啤酒，但是观影氛围十分舒适开心，自认为是一部值得在跨年档观看的电影。

故事本身并不复杂，大鹏饰演的标准件生产厂高级钳工胡建林，因为孙艺洲饰演的Peter的疏忽，被调往总公司担任HR的职务。

在经过一系列的乌龙之后，胡建林不仅没有被优化，职位反而越来越高。

在他习惯了纸醉金迷的生活时，一次随手的签字让原本的标准件生产厂全员被优化。

胡建林发现错误，查出问题，并在公司年会上揭露公司罪恶，最终皆大欢喜。

其实，电影开始没多久，王迅的角色打电话问为什么不是他去总公司的时候，故事的基本走向就能猜出差不多。

对我而言，真正关心的是讲述故事时铺垫的笑料如何，以及故事将会以一个怎样的方式收尾。

很多人去看这部电影的初衷无非是两个：跨年档，大鹏和白客两位早起网络喜剧大户。

放在点映场次，可能还会有啤酒和19.9。

喜剧方面毋庸置疑，众多的喜剧演员塑造出的鲜活角色，让我在似曾相识中又能发现些许的不同。

虽然有些演员的外貌条件总给我一种定型角色的感觉，但是随着故事的推进，我的心里也想不出可以替换这个演员的演员。

尤其是孙艺洲的塑造的Peter，他的松弛感是我觉得很多演员缺失的，“不像是演的”或许是我最真实的评价，那就是他！

当然，电影也有让我不太喜欢的地方，那就是谐音梗有点儿多！

对于不喜欢的电影，努力找优点的时候可能会说，有谐音梗，好歹还有喜剧效果；对于喜欢的电影，我会觉得过多的谐音梗是白布上的一个黑点，虽然无伤大雅，但总是显得醒目。

尤其是，看到《脱口秀大会》的演员说谐音梗，还是觉得挺可惜的。

（难道是因为没有罚款的了？

） 放在跨年档，《年会不能停》的结尾欢乐、正义。

理想主义者们成功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大家一片祥和，在激情四射的欢庆年会中，主角们得到了自己的回报，即使有的主角并没有选择接受。

我也喜欢这样的结尾。

要是是在跨年的那一刻，故事峰回路转，喜悦感突然从屏幕中溢出来那该多好？

就像是前一秒标准件厂的工人还在钱塘江边围殴胡建林，零点一到，胡建林说：“大家再给我一次机会。

”然后众人选择相信他。

在BGM中，胡建林们去完成自己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