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之下

这部电影是上影节抢的最后一部，其实也不能说抢，因为还挺好买到的。

为什么选这部？

我没有看攻略和任何简介，我甚至都没去查导演制片演员剧情。

纯粹是因为这是一部港片，因为我知道港片在内地公映的机会江河日下，常常网盘见，我只想为港片贡献点微博之力，仅此而已。

却没想到这个“仅此而已”的电影却成了这次上影节观片中最让我感慨落泪的电影。

我是真没想到这是一部讲私立残疾院舍题材的影片。

“老了，我们就是累赘”，再过20来年，我也是通常意义上的老人，我会不会也会遭人白眼遭人嫌弃？

想到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们是幸运的，老了有子女照看，安详去世，不用忍受如片中老人遭受的虐待。

我更没想到的是原来片子到结尾并没有反转。

社会新闻记者最后辞去了工作。

她驾驶着车子，经过了外面的暴雨，迎来了雨后日出，阳光明媚在了她的脸上，我以为一切开始好转，这不是电影电视惯用的手法吗？

但最后出来的文字却告诉我们一切都没有改变，等一张公立的床位依旧需要等上十几年。

突然间，无力感。

泪水浸湿口罩。

原来人老了之后，对世间仅有要求是：有瓦遮头好过流露街头。

我曾想过自己的老年生活无非就是捧个手机上上网，打打游戏，闲时种种花，出去旅个游，这种。

现在想来，太过天真了。

二十年后，谁知晓？

每个人无非是尘世间的一粒沙，被裹挟着向前，大趋势面前个人就是个屁。

哦，我等屁民。

我不是行业人，不懂如何从专业角度分析一部电影。

我是个屁民，我只希望这部影片将来不会网盘见，仅此而已。

"人老了，就成了包袱啊“没想到围方今天中午这场结束后，还有主创演员见面和观众提问合照环节。

电影结束后，除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还看到一些观众湿了眼眶电影讲的是香港残疾院舍发生的虐待跟性侵事件，可怕的是，电影所展露的只是现实世界中的冰山一角最终真相大白，可事情并没有变好。

被性侵的女孩因为创伤无法出庭作证，坏人逍遥法外，其他残障人士流离失所可追寻真相并没有错，白日之下无新事，唯有知道真相，直视残酷，问题才有可能得到改善。

残障人士的家人送亲人去院舍也没有错。

他们出去赚钱，就没法照顾家人。

留在家人身边，就没办法维持生计。

安顿这些社会边缘人士，是整个社会的责任。

一次次的新闻报道，一部部电影叙述，也许无法给出答案，但能一次次唤起公众的关注，一次次他们境遇的改善。

这不是绝望与压抑，而是带来希望的电影。

我们看到冰山一角，就要融化这一角。

昨天下班就赶去电影院看了片子，小县城排片都是国语，没有粤语，小时候看TVB的剧都是国语配音的，本以为影响不大，但是看完之后才觉得，可能粤语版本的能真正感受到演员们的情绪和表达，国语配音还是差点儿事。

为了表示支持，也只能这样了。

大家都知道，《白日之下》是根据社会事实改编的，导演拍得还是很克制的，但看的过程中，还是感觉很压抑，可能本身是悲观主义者，一想到这样的现实，肯定还在各处都存在，就有种绝望感一直涌上来，很心痛。

电影其实包含了很多方面，首先是记者以及新闻这类的媒体存在的现状，作为大众获取信息的载体，在娱乐至上，铺天盖地都是娱乐新闻的现如今，追求真相，关注社会现状的记者和媒体也存在，但是相对还是少了很多，就算现在坚持存在的，也像影片中的记者一样，处境并不好过，而且就算通过自身努力，报道了，也并不能改变多少现实，是种悲哀。

不过相信还是有人像凌晓琪一样，就算人们只能关注两天，也是值得的理想主义者在坚持着他们心中的正义。

记者的卧底取材作为贯穿其中的一条线，目的是为了揭露彩桥之家对老年人以及残障人士的虐待和非人的对待。

在彩桥之家，餐餐都是过期的烧麦和米饭；老年人双手被绑在轮椅上，在屋顶上，光着身体被水管上的水没有尊严地冲洗着，护工戴着橡胶手套的手就在老人皮肤上摩擦；存在其中动不动的打骂行为以及院长拿着冰激凌引诱性侵智障女孩。

这些都是发生在彩桥之家魔鬼般的事情，然而在香港，这样的“彩桥之家”有无数个。

彩桥之家里面的恶人当然有恶，但是在看的过程中，一直对于对此采取漠视的社署以及背后的制度愤怒不已，都是因为这些灰色地带的存在，那些无辜的老人以及残障人士才有此遭遇。

电影中凌晓琪采访的张议员说的一句话也挺值得人思考的,他说的大概内容就是因为这些类似彩桥之家私营院舍的存在，大部分的人才会能坐在有冷气的茶餐厅沙发上喝咖啡。

这句话无非是说出了一点现在社会现实中的发展与福利设施健全的冲突，但虽然现实如此，也并不能是他们对此漠视以及默许的借口。

关于老年人，影片中不止一次出现了“老了就是包袱”这句话，如何照顾好老年人是个大问题，除了子女本身个人的善与恶，更多的是社会整体制度的支持和改善。

在对待一个为了家庭和生活努力了一辈子的老人，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应该有义务去保留他们的尊严，保证他们相应的权利。

里面明仔和小玲的遭遇以及他们的两个妈妈，也让我印象很深刻，一个在儿子死后，又难过又感觉自己终于解脱的母亲；一个在女儿受到侵害后，才下定决心自己爱护和照顾自己的母亲。

当时看到那里，爆哭，就都太心疼了，都太惨了，每个人都太惨了，到底是为什么？

明仔自杀之前，想象在阳光下摇荡秋千的他是多么美好啊，可惜，他没有真正感受过阳光，一直生活在被虐待的阴影中。

关于演员，确实都很厉害，从通伯和水哥在车里看外面世界开始就忍不住哭了，老演员的感染力真的是很厉害。

林保怡演得也确实很好，把院长的复杂性演出来了，除了他是个恶人以外，他本身也是个残障人士，确实很出彩。

虽然影片拍摄的是残疾院舍的黑暗，但它不仅仅是单纯个人作恶，背后的成因是更复杂社会各个方面造成的，所以也从侧面看出它很难从根本上去解决，但就像导演说的“电影未必可以解决问题，但至少可以向世界提出问题”。

现在起码有人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现实，因此我们也会或多或少地关注他们，总能有些许的改变。

（让一个天生悲观主义者说出这些话还是多少有点艰难），当然还要记住一句话：永远不要为做对了一件事，心怀内疚！

在香港看这部片 感触更深刻不要为做正确的事情而内疚。

有事件发生，香港记者确实跑的比谁都快。

专题报道

专题报道

电影还原现实

电影基本还原了事件的全貌，在01新闻有完整的报道，包含专访，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

说来也巧，最近我在香港的一个研究课题就是养老。

去实地拜访了很多户老人家，包括：（1）退休的黑社会大哥，虽然穷困潦倒，但坚信他有30个小弟可以帮他（有个问题是问是否有人可以借钱给你，他说这30个人一定都会借给他，只是他不需要）。

他住在公屋，一种香港政府提供给底层住的房子，租金每月只有一两千。

但从未有小弟来看望过他。

一辈子奉献给黑社会事业，到头来，两手空空。

没有妻子，也没有儿女。

（2）一个婆婆与女儿在香港相依为命，三个儿子在内地却让她操碎了心，一个内地坐牢，一个务农至今大龄未娶，还有一个家境贫寒。

只有女儿在香港有出息，负责养老。

（3）很多采访的香港老人都没有子女，非大数据，仅我们的采访的少量数据而言，大约30%香港老人无儿无女，独自养老。

一位没有子女的婆婆在旺角市中心朗豪坊附近有一套很房，黄金位置，房子却破到离奇，房龄至少50年以上，屋顶漏水，用床单接着水，面积大约只有十几平方（香港房子面积是尺，不到两百尺），还要和已逝的老公的兄弟挤在一起住，只因政府的公屋/居屋申请 需要排队几年甚至十几年，这和电影里要排队进养老院是一样的。

在香港什么都要排队，除非你有钱。

多位朋友亲身经历，公立医院急诊大约需要排五个小时以上，去的时候疼的要死，看到医生已经基本快好了。

香港是富人的天堂，无论你是来度假还是上学，或者养老。

香港更是穷人的地狱，底层老人在这里，就和电影里一样，没有尊严，静静等着那一天。

（全场电影哭了两次，一次是小熊饼干，一次是最后下雨的时候，爷爷给她戴帽子，勾起了对家中老人的回忆）

#第25届SIFF# 3.5星线下见到了尔冬升和导演，导演有点腼腆不善言辞，尔导不愧是大导演，有思想也很健谈港版《熔炉》，真人真事改编，这类事件在东亚世界真的屡见不鲜。

残障和老年人等弱势群体宛若包袱，起码的生活保障都很艰难，更别说作为人的被尊重。

被护工虐待、吃过最佳食用期的食品、被变态院长性侵等等，他们也想要更好的生活，可是无奈得有瓦遮头，有铺可睡即可。

谁不想好一点，最后只能去接受变通也是妥协，说得再好听，还是屈服于这个世界作为一个新传系学子，真的有点感触记者这块。

记者的使命感是挖掘真相并报道给大众，可是连这个极具社会意义的职业，也变成博取流量or讨好老板。

当发现问题and传播真相的职业也变成这样，这个世界还会变好吗？

电影也好新闻报道也好，公众只能探索真相发现问题，靠个体的确无法改变社会现状，这个时候需要ZF相关部门去解决问题。

说到底是制度的问题，最后却责怪那个捅破表面宁静的那个人「不要为做了一件对的事而感到愧疚。

」雨过会天晴的，最难的时候过去了，就总会变好的整部电影很平淡如白开水，最后也没有爽片那种高潮时刻，最后的结局其实很现实。

恶人并没有怎样的恶报。

相比《熔炉》差了许多，为数不多的亮点可能就是讲述记者的职业素养和新闻报道的社会意义。

最后的结局70多位残疾院舍院友家属对女主的指责，反倒异常中国式现实。

我们不去指责不解决问题的机构，不想着解决问题，却去苛责那个提出问题打破表面宁静的人，很血淋淋的现实电影不能改变世界，个体无法逆转社会，不过是将原本回避的问题暴露出来，正视它并推动社会立法和改革这个世界会变好吧，就算慢一点

这不是一个单纯讲老年和残障群体的故事，这是一部给新闻从业者、法律从业者、电影从业者……给所有理想主义者的电影。

这部电影一直站在女记者的视角，对老年和残障群体的呈现，都是通过女记者的眼睛。

这就决定了，对这个社会现象的探讨是不成熟的，不全面的，而且看起来是无解的。

我们看到的人是复杂的，我们自身是迷茫的。

最后，电影就弱势群体困境的解决，无法给出答案，但对我们给了答案——「不要为自己做了正确的事而内疚」。

没有晚辈照顾的老人，就是无辜的吗？

水哥参加孙女婚礼被赶出来，通过孙女妈妈的只言片语，可以猜测事情不那么简单。

偷拿院舍奶粉去卖的阿琛，是坏人吗？

作为为数不多有认知和行动能力的人，他为院舍打扫卫生，做饭。

为了防止记者告发自己，收了钱告诉记者一些真相的他，也借衣服给水哥去参加婚礼。

最后也因为失去了住所而大骂记者。

失去了智力障碍儿子的母亲，感受到了解脱，我们应该指责她吗？

孩子被性侵的父母家人，选择不上诉和躲避，想要得到一些宁静，是错的吗？

那么多年，八十多个人，肯定有很多像通伯一样装傻的人。

他们对别人遭受的苦难视若不见，但也从不害人，只想有一个可以住的地方，不够吗？

八十多个院友，只有两三个护工，有限的时间，复杂的情况，如果我在护工位子上，我是否真的有那么多的爱和耐心去对待每一个人？

老年人是包袱？

残疾孩子是包袱？

人的价值在丧失劳动力后就失去？

生育的目的就是供养老人？

年轻人如何选择自己的生活？

没有了院舍，谁管这些人？

谁该为这些人负责？

……

当我们仔细思考这些问题，我们发现没有答案，好像怎么做都不对，我们什么都无法改变。

那就什么都不去做吗？

但我们又知道不去做才真正什么都改变不了，没有什么是白得的。

那我们要做什么？

不管做什么，都会伤害到一部分人。

「不要为自己做了正确的事而内疚。

」这句话给了我们一些安慰，也给了我们一个方向。

我们已经太善良，太为别人着想，站在太多人的角度上看问题了。

我们不需要这样，我们只需要做自己该做的事，自己认为对的事。

记者就去报道真相，不要管真相揭露之后哪部分人利益会受损。

律师那就维护法律尊严，不要管道德层面是不是一样的结论。

电影人就去呈现，去表达，不要管会不会有用……不是说过程中不要有反思和改进，而是在当下，就在现有条件做自己能做的最大努力就好了。

后果不是你该承担的，你也不需要负责解决所有问题。

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在自己的位置，做自己的事就好。

有人说《白日之下》是港版《熔炉》，我觉得也是也不是。

《熔炉》的故事，发生在不为人知的黑暗角落，里面的犯罪者，是让我们一想起来就毛骨悚然的程度。

《白日之下》呢，即使是发生在白天，即使案件已经被暴露出来，即使是现在的我们，都无法简单地得出什么结论。

每一个真实的人都是如此复杂。

离开旁观者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代入，我很难说自己会怎么做。

有的人要的仅仅只有生存。

值得欣慰的是，《熔炉》促进了韩国“熔炉法”的出台。

《白日之下》的案件原型，残疾院舍「康桥之家」前院长张健华被指十年前，在院舍性侵女院友。

十年后，今年3月25日，院友索偿案获判胜诉，可获赔偿119.4万元，其中七成（约83.5万）会由张健华承担。

当时间跨度拉长，我们真的看到了世界是发生了改变的。

“有些事情不是看到了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看到希望。

”

现实中“康桥之家院长涉嫌性侵院友”这一案件因为受害人家属坚持上诉，2024年3月25日通过民事诉讼获得了法庭裁定胜诉，等到了正义的裁决。

传媒题材的电影，又是年轻记者作主角，通常是英雄主义拍法，不外乎良心媒体人矢志不渝坚守信念，劳心劳力对抗险阻，痛击罪恶和权贵，令正义得以伸张。

但本片却反其道而行之，大书反英雄的悲情无奈。

想看爽片，请绕道而行。

余香凝所饰的记者，坚定勤奋干练，由衷关怀身障人士，一腔热血卧底查案，对上司的犬儒观点嗤之以鼻，个性棱角分明，正义感旺盛，完全符合传统商业片中理想主义记者的模板。

她卧底残疾院舍，发现虐待病人痕迹，调查取证掘出触目惊心的真相。

一直到这里，都还有往商业道路靠的机会，接下来不外乎对抗阻力，甚至遭遇危险，取得定罪证据将人渣送入牢房。

但本片却不遵循此走向，她的一切努力不断撞墙，堕入黑暗。

她苦心积虑不断受挫，终将恶人送上法庭，控方却撤诉了事。

是恶势力只手遮天？

律师向她解释原因，出庭作证只会加剧女孩精神病症，以及秉持一罪不二审，以图将来再有机会控告。

这两条有理有据，跟她心中口中的“保护女孩，惩治罪犯”的诉求全无冲突，高度一致。

因此对撤诉的合理性，她理性上心知肚明，半个字也无法反驳，感性上依旧怨愤难平，只好继续输出情绪。

那场戏令人心酸，乍看是一个外行对内行的无理取闹，其实是她不得不接受世道艰难理想难申后的发泄。

律师也看出这一点，语气平静，眼里对她只有同情。

与此同时，调查中她更不得不面对，林保怡所饰的院长尽管多次性侵残障，道德沦丧，却也相对有能力和意愿照顾这群人。

而剥夺院友尊严的洗浴和虐待等行为背后，更有复杂难解的源头成因。

双方对质时院长作义正词严状疾呼：你这种健全人，根本不懂我们的感受！

她也无言以对。

她与母亲的争执，关于晚年阿爷缺乏照顾而孤寂自尽，也提醒她理想主义的脆弱与想当然——平日前往院舍探望和关怀，冬至去超市买食物陪他们过节，固然体现她的慈善关爱之心，可假如要专职照护大群生活无法自理的人，日夜负责他们的吃喝撒拉，她能做到不将他们当包袱，始终这样细致耐心吗？

恐怕也骗不了自己。

于是她也能理解母亲的苦衷。

甚至唯一一点起色，在媒体压力下院舍关门大吉，也并未提供心理安慰，反而让她在雨中被亲属谩骂，陷入更深的自责。

这些身障者暴雨之日被扫地出门，无处可归，势必遭受亲属更敷衍或恶劣的对待，那么她的一番努力，究竟是为他们讨得了一些公道，争取到了一些改善，还是起了反效果，把他们推向更绝望的处境呢？

要不是有姜大卫所饰的老人几句宽慰，恐怕她真的要理想动摇，信念崩塌了。

回头看，那个把“新闻改变不了什么”挂在嘴上的上司，反而是看透世情的代言人。

在热血商业片里，这样的角色多半使人嗤之以鼻，而且一定会遭打脸，可这里他的言论至少反映了大部分事实。

看这样的电影，自然难以得到反派伏诛、正义昭彰的情绪满足。

但电影也是媒介载体，表现阴暗角落，不生造什么奇迹之光去照亮，同样是一种传媒的责任体现。

既然世界并不是只有一种面貌，媒体故事当然也可以不只有一种拍法。

真正长期关注香港电影的影迷当然不会认同“港片已死”这一看似“正确”实则荒唐无比的谬论。

如果说“港片已死”，那恐怕死去的也只是过往大陆观众记忆中的那些以癫狂过火闻名，将取悦观众感官作为首选的犯罪、喜剧、武侠等传统商业类型片而已。

相反，近十年来，一批选择固守本地的年轻创作者，已经用一系列批判现实主义的，关注本地市井底层的，聚焦敏感社会议题的，气质严肃沉郁的作品，与选择北上拥抱大陆资本的传统港片划出了泾渭分明的界限，在港片内部完成了一次创作理念上的“割席”与“分立”。

近两年一系列此类新港片“四字”佳作的接连问世，如《浊水漂流》、《正义回廊》、《窄路微尘》等，已经让人看到了港片的新样态新生机。

2023年的《白日之下》仍是这股新港片势潮的延续，电影讲的虽是十年前的旧闻，但片中对于正义、真相、公道这些概念的提及，却恰好再次切中近几年来港人心中的痛点，引发共鸣与热议自然也是在情理之中。

倘若用一句话讲述《白日之下》的故事梗概，那便是社会新闻记者调查私立福利院舍虐待老弱残障人士之丑闻。

基于这样的故事大纲，借鉴以往的类似作品，影片可以有两种制作思路：一种是参考《聚焦》、《熔炉》此类的经典剧情片，加入大量犯罪、悬疑等类型元素，将影片主线聚焦于记者在探寻真相中对罪恶的逐渐揭露，展示主角在这一过程中所遭遇的愈来愈大的外界压力，以及个人在罪恶和压力面前的内心彷徨不安，主角虽经历种种磨难考验，却最终能够坚持个人之信念，以邪不压正的偏传统结尾来收束全篇。

显然，《白日之下》并未采用这种更为传统的方式结构故事，如果导演有意如此，大可在影片开始后不久，借着肥佬华身亡后落到通伯手里的那部智能手机，让女主角由此一步步抽丝剥茧，揭露开彩桥之家的种种不堪内幕。

然而，这部手机在影片中并未真正扮演推动解谜的重要角色，和讲一个悬念丛生的故事相比，导演更大的兴趣在于藉由调查虐待老弱残障人士这一事件，去引发对一系列客观存在于当下香港社会严肃社会话题的探讨，这些话题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其一是在传统纸媒日渐衰落凋敝的大环境下，社会新闻记者要如何继续坚守曾经信奉的新闻理想主义，新闻只是一份养家糊口的普通工作还是一个也许可以改变一点点社会现状的崇高理想？

其二是以老弱残障人士为代表的少数社会最底层，在二十一世纪的香港，何以沦落至生不如死的悲惨境地？

“东方之珠”的华丽外袍之下，还有多少这样见不得白日青天的肮脏污点？

其三则是在保障老弱残障人士正当生存权益的过程中，“善”与“恶”，“破”与“立”的悖论困局——倘若社会尚无能力为老弱残障人士搭建一个足以荫蔽风雨的居所，那么在此之前选择摧毁那破败不堪的猪圈是否显得有所冒失？

恶人所行之恶究其根源不乏各种难言之隐，站在恶之对立面的人们，其所信奉的善的初衷与善的行为又是否一定可以保证收获善的结果？

有意思的是，以上所言及的三个话题恰好在近年陆、港、台各自一部社会题材影片中均有所反映，这三部影片分别是大陆有关社会新闻记者的《不止不休》，香港有关社会底层街友生活的《浊水漂流》，台湾有关未成年残障人士校园性侵的《无声》。

从这点来说，《白日之下》野心极大，试图统合多个严肃社会话题，在同一文本同一事件中多点发力。

虽然从最后成片来说，影片不可避免存在顾此失彼，徒有话题失之深度，感性抒情重于理性思辨等种种缺憾，但在严肃社会题材并不讨喜的香港（包括大陆），能够有此类大胆尝试，已是难能可贵之事。

从创作源流来说，《白日之下》的血液中流淌最多的还是从《笼民》、《千言万语》起延续下来的港片中“非主流”的“左派”传统——揭开社会运行中客观存在的种种疮疤，为弱势群体之公平权益而发声呐喊。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相比于并不罕见的社会新闻记者的生存困境，对老弱残障人士悲惨遭遇的成因探讨，仍是此片相对而言最值得分析的地方。

诚然，片中的彩桥之家是处处漏风入雨，仅能令老弱残障人士于其中勉强苟活的残破之地，甚至在其中不乏各种体罚、虐待、性侵、侵吞私人财物的恶劣行径，说成是地狱亦不为过。

但究竟又是何种力量驱使着老弱残障人士长期栖身于此，又是什么让他们宁可置身于地狱，也不愿离开半步呢？

对此，影片有着较为全方位的展现。

于制度层面，老弱残障人士的悲剧起源于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与体制的监管不力。

本世纪初，社署无力承担高昂的福利开支，将赡养老人、抚养残障人士等事业推向社会，从此将照看老弱残障人士从事业变成了生意。

一边是条件更加优越，管理相对更加正规透明的公立院舍僧多粥少，迟迟等不到空余床位，无奈之下不少经济条件有限的老弱残障人士家属只能将眼光投向私立福利院舍。

私立福利院舍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将控制成本牟取利润作为维系院舍运营的长期方针，无论在硬件设施还是软件配套上，私立院舍均远远达不到社署的理想要求。

院舍居住条件恶劣，在饮食、医疗等环节极度敷衍，看护数量明显不足，看护素质良莠不齐，看护长期在恶劣环境下的高强度工作使其对老弱残障人士更加心生厌恶，遂将虐待作为发泄个人心理压力的手段。

社署长期以来对于私立院舍的种种恶行自然不会全然不知，但在根本无力提供更加充足社会资源用于改善老弱残障人士生存现状的客观现实下，有得一处残破的茅屋终究好过令众人赤身裸体曝露于荒野之上，由私立院舍经营者管理老弱残障人士总好过自身亲自下场处理烂摊，于是对私立院舍的各种考核检查也都成了例行公事的过场，一纸豁免书更是成为了私立院舍可以堂而皇之作恶的免死金牌，更何况私立院舍的经营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与体制本身就存在着利益上的关联勾兑，“恶魔院长”章剑华能够在性侵前科累累的情况下依然经营院舍十余年，甚至在提交性侵录像证据后依然被免予指控，靠的当然不是个人的闪转腾挪，而是那些个为他写出纸条上无耻谎言的幕后真凶。

地狱虽然恶劣，但如果没有一种力量推动和制约，老弱残障人士也并不会落入其中，并不会发觉已经堕入地狱后无路可寻。

与制度上的种种客观缺陷相对应的是，老弱残障人士各自家庭，包括整个社会对此类人士的冷漠残忍同样也是悲剧的重要成因。

当代香港社会巨大的生存压力下，传统家庭观念逐渐走向解体，亲子关系开始重构，老年人逐渐成为不少家庭，尤其是社会中下层家庭的拖累负担，子代无力亲自承担照料父母的重任，各类福利院舍成为养老首选，与其说将老人送入院舍是在尽一份孝心，倒不如是在为子代们寻一份清净，亲情在令人喘不过气的现实面前太过不堪一击。

无论是电影里水哥精心参加孙女婚礼却被轰出现场，还是女主角和母亲由于父亲死于养老院而生出的各种嫌隙，都是这种养老困局的具体体现。

有家室的老年人尚且如此，那些鳏寡孤独，无人问津的老年人生存现状恐怕更加可怖，片中女主角行车于香港街头，镜头所及之处，不乏街头拾荒露宿的老年人身影，虽只是几秒的短暂镜头，却不乏悲凉之感，在这里，《白日之下》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对《浊水漂流》精神上的传承接力。

弱势群体的困境是共通的，在老年人之外，身体与智力障碍者同样需要面对家人和社会的冷眼对待，他们的存在是家人的负担，他们的离去对家人而言反而意味着彻底解脱。

因此，他们在彩桥之家中看似荒唐的种种表现，并非是他们在地狱中罹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不过是因为当走出地狱后，所面对的也不过是一片荒凉而已。

章剑华面对检控方询问时的种种辩解，也不能简单视之为一种出于恶人之口的无耻说辞，他对老弱残障人士的关爱也许是扭曲畸形的，是充满瑕疵污点的，但这种爱对于老弱残障人士而言至少是聊胜于无的，为他们提供了微弱的荫蔽遮挡，不至于直接面对健全人社会的种种白眼相向。

作为一名残障人士以及某种意义上的“手套”，章本人又何尝不是制度缺陷与人心冷漠的受害者？

在这起虐待事件背后真正需要检讨的，不应该仅仅是少数个体人性中的恶，没有谁能够心安理得的将自己定位于无辜者的角色。

影片并不讳言在虐待事件中客观存在着的道德困境：私立院舍在运营中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严重侵犯到了老弱残障人士的正当权益，但在香港短期内无法从根本上妥善解决绝大多数老年人和残障人士赡养问题的大环境下，选择交由社会和市场，由私立院舍消化这一人群，只能是一个相对来说不太糟糕的选择（0.01比起100差了很多，但总归要比0好上一些）。

片中，女主角在与张议员的交流过程里，张议员也有过类似观点的表达，即无论是政客还是记者，他们推动问题解决也好，或袒护问题不被曝光，出发点更多只是出于自身所在阶级或职业理想的考虑，他们再差也有片瓦遮身，有咖啡冻柠可饮，他们很难感同身受的真正从老弱残障人士角度出发去想出一个相对更完美的破局方法。

而且，作为局外人的他们自以为是的种种行动，却极有可能伤害到本就已经所剩无几的弱势群体的权益。

譬如说作为记者，诚然大胆揭露真相，加以舆论监督是其天职所在，但这种揭露效力如何？

揭露后是否能够真正有益于问题从根本上解决？

在传统媒体日渐式微的当下，其实都是要打上问号的，片中女主角与上司Eric的几场对手戏里，对这种困局已经有所呈现。

影片结尾，当彩桥之家由于虐待和性侵等一系列丑闻曝光，豁免书被吊销，众多老弱残障人士无家可归，从而迁怒于女主角的时候，影片中一直存在的关于“善”与“恶”，“破”与“立”的矛盾终于彻底呈现在了观众面前。

相比于此前《无声》里对类似矛盾的隐晦处理，《白日之下》这次倒是做得异常干脆利索。

如果影片在完整呈现出一个开放式的道德困境后就此告终，将道德审判的裁量权完全交由观者，似乎并无不妥。

但在本就由于种种原因亟需呼唤正义、力量的当下香港，与其用一个看上去更加深刻却也更易致郁的尾巴作结，不如由导演在道德天平一端赋予重量，亲自完成审判，给出一种更符合当下观众主流期待的答案，从而激励困境中的港人继续前行。

所以，也就有了其后通伯与女主角最后的交谈，才有了雨后的白日重现。

正确的事情，也许做了没有效果，也许不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但做正确的事情本身，在当下就是一种难能可贵。

所谓“白日之下”，即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的地方，但绝大多数的我们都选择了视而不见，于是，这成了一个“白日之下的隐秘角落”。

十年前，香港导演蔡敬文拍摄了一部名为《不是白痴》（2014）的电影，其题材与《白日之下》（2023）密切关联，讲述了一个贫病母亲和她的弱智儿子的故事。

影片以笨拙而刻意的白描手法拍成，只能算是勉强及格的写实之作。

影片的制作成本极低，以半数预算请来黄金绿叶陈丽云主演，但陈的表现只是中规中矩，差强人意，远不如她在《天水围的日与夜》中那般出彩。

影片中的其他演员都是非职业演员，演技比较生硬，或者是导演指导能力不足所致。

但影片所彰显的社会现实与社会良心还是让我颇有触动。

我因为这部影片才知道香港的公共福利机构的床位是如此难申请，轮候时间往往超过十年。

影片中的弱智儿子若不是因为母亲患癌即将无人照料，根本无法提前入住公共福利机构。

而《白日之下》中的残疾院舍“彩虹之家”，是香港社会福利署外包出去的私人经营的残疾院舍。

为什么要外包？

当然是为了省钱省事。

政府经营的公共福利机构，人员配备相对充足，管理、监督也比较到位，但运营成本也高。

外包的残疾院舍，政府只需要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以及一定的资金补贴，就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创造更多的床位。

花更少的钱，做更少的事，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纾解“一（床）‘位’难求”的困境，何乐而不为？

问题是，在资金投入不足的情况下，这些私营残疾院舍还要盈利，除了极限压榨不幸的“舍友”们，这些私营残疾院舍也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

于是，“舍友”们只能吃过期的食品，遭受护工的打骂、凌辱（暴力是非常“有效”的管理手段），参加毫无尊严可言的集体淋浴，甚至，在长期的虐待中或意外或“正常”死亡。

他们为什么不说？

首先，他们本来就是社会上最没有声量的边缘群体，大多数人甚至不具备正常的表达能力。

其次，如果他们揭露、反抗，等待他们的往往不是搬入正规的残疾院舍，而是流落街头。

他们的家属为什么不说？

住在这种条件恶劣、护理欠缺的私营残疾院舍的“舍友”们，要么来自底层家庭，要么是家庭的嫌弃者或遗弃者，他们的家属要么无力发声，要么不想发声。

这个白日之下的隐秘角落，是他们的地狱，却也是他们的港湾。

所以，当记者凌晓琪把这个人间地狱揭开给公众看，并引来社会福利署的取缔的时候，一些“舍友”并不感恩戴德，甚至怨恨她把他们的“家”弄丢了。

“彩虹之家”的院长章剑华是性侵惯犯，却总能够洗脱罪名，因为他抓住了性侵对象难以有效控诉或不便作证的“命门”。

凌晓琪试图以小铃被性侵事件对他发起致命一击，最终又因为同样的原因让他轻松逃过法律的制裁。

作为一部社会写实影片，它实在得让人深感无力乃至窒息。

私营残疾院舍的脏、乱、差难以得到真正的治理，公营残疾院舍的床位紧缺依旧，甚至，坏人继续逍遥法外，法律的“有限的正义”得不到声张。

去年内地上映的同类题材的《不止不休》（2020）虽然也没有迎来圆满的大结局，但国内一亿多的乙肝患者在近十余年的待遇是得到了非常明显的改善的。

当然，《不止不休》成片于“破局”之后，而《白日之下》拍摄的时候，香港残疾院舍的问题，仍然是“困局”。

电影改变社会？

这不是没有先例，当年的X级影片《强奸》（1993）便意外地推动了保护女性权益的立法。

但香港的残疾人和失能老人的社会福利问题由来已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部电影能够带来多少改变？

我个人是持悲观的态度的，但乐见它推动香港相关政策的变革及慈善机构的介入，让那些可怜的人们活得有尊严一些。

“Happy ending”是很多观众的心愿，但对于一部反应社会问题的电影来说，电影结束于残酷的现实与尖锐的问题也许更有力量。

影片以16项提名领跑今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如果影片在颁奖典礼上大放异彩，影片的能见度将会大大增加，也许真能够给现实带来一些改变。

记得在“双非”年代，那些协助内地孕妇赴港产子的中介总是强调香港的社会福利多么好，孩子生在香港成为港人就获得了基本的生活保障。

事实上，香港虽然有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但其福利政策和北欧的一些发达国家比起来，还有很大的差距。

孩子生在香港远没有达到“躺赢”的程度。

香港与内地复关以来，赴港旅游风光不再，而港人北上成为了新趋势、新现象。

就拿近日的复活节清明节假期来说，港人北上消费越演越烈，已经导致香港本地的一些食肆（餐厅）倒闭。

近日又有媒体报道，港人北上吃喝玩乐之外，看病就医也成为了一些港人的选择。

香港市民是享受免费医疗的，他们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花钱看病？

这个问题和残疾人及失能老人的社会福利问题有点类似，就是等不起！

香港的免费医疗是真的，但就诊、手术等同样要轮候。

小病忍不了，大病等不起，有时候还是得花钱解决问题。

套句时下的流行语，香港的社会福利制度也需要“供给侧改革”！

说完了社会问题，谈谈电影吧。

很多人对香港电影的刻板印象是：打打杀杀、搞笑胡闹、爱来爱去，分别对应动作片、喜剧片、爱情片三大类。

其实，香港也拍摄过不少反应社会现实社会问题的影片。

我曾写过一篇题为《香港电影中的社会边缘人》的文章，介绍了《何必有我》（1985）、《癫佬正传》（1986）、《听不到的说话》（1986）等几部反映香港社会的边缘人群的影片。

香港关于边缘人群的社会写实片，还有一部经典之作，是我在文章中没有提到的，那就是张之亮导演的《笼民》（1992）。

但此后30年间，香港再也没有同类的佳作出现，直到《白日之下》来到我们的面前。

有意思的是，《白日之下》的监制尔冬升和主演姜大卫，正分别是《癫佬正传》和《听不到的说话》的导演，而且，他们还是同母异父的兄弟。

尔冬升和姜大卫还有一个大哥，叫秦沛，是《癫佬正传》的重要配角，奉献了神乎其技的演出，他也凭借这个角色同时斩获了金马奖和金像奖的最佳男配角奖。

可以说，秦沛、姜大卫、尔冬升这一家子在电影艺术表现上的“社会责任感”可为香港影坛的楷模。

《白日之下》是导演简君晋的第二部剧情长片，影片在剧情结构、人物塑造、节奏控制等方面，都已经表现得比较成熟。

影片开头和结尾的歌曲，低沉、舒缓中有悲伤，也有期待，这样的起手式和收势，和影片的主体故事看似疏离，却起到了淡化情绪、冷峻叙事的效果。

“水哥”胡枫今年已经92岁高龄，他自1953年入行，一直到近年还戏约不断，演了70年有余了！

他现在演戏已经不需要演技了，演啥是啥。

姜大卫饰演的通伯看到一半时我才认出来，其实，他那标志性的笑容和肢体动作，和半个世纪前也没有什么差别，只是，我最近看他的戏少了，记忆的刻度变浅了。

通伯看似糊涂，实则是大有智慧的老者，可谓藏而不露，而他确实演出了大侠（智者）归隐之感。

他的哥哥和弟弟都得到过金像奖的肯定了，这一次，希望他也能捧回小金人。

林保怡很少饰演这样猥琐、变态的角色，这一次也算“毁容”演出了。

这种高反差的表演是最容易获得评委青睐的，在五个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者中最有竞争力。

《白日之下》也许成不了经典之作，但大奖加持之下，说不定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相对于电影史留名，这个成就更有意义。

在这个传播技术迅速迭代，传统媒体处境艰难，新闻专业主义越来越边缘化的时代，影视界却悄然出现了一股潮流。

这几年我们看到了，以媒体人为主视角和叙事线索，呈现媒体人事业与生活的影视作品，正密集地出现。

似乎最开始是美国的《新闻编辑室》和《聚焦》带起风向，随后世界各地都在跟进，最近这股浪潮来到了东亚地区。

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日本电影《新闻记者》、中国大陆去年上映的《不止不休》，在各自地区都引起过话题讨论。

而在香港，这个商业化媒体曾经无比兴盛，以至于“港媒”成为一种修辞手法的地方，新闻题材的影视作品更是有层出不穷之势。

比如早几年的《导火新闻线》，剧集版和电影版接连上线；再到前段时间的港剧《新闻女王》，收视率一度高企；最近的例子则是电影《白日之下》，大热入围香港电影金像奖16项提名，并最终夺下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3项大奖。

《白日之下》海报虽然这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被很多人吐槽陈旧保守，但其实还是有点新意在的。

比如，余香凝凭借《白日之下》女记者的角色获得影后，就是金像奖史上首个拿到帝后大奖的媒体人角色。

虽然之前得奖的角色也能找到和媒体挨点边的例子，比如梁朝伟在《花样年华》中饰演的周慕云就是一个报社编辑，但《花样年华》显然不是在讲媒体行业，周慕云做什么工作根本无人在意。

此前的41届金像奖，八十多个影帝影后，一眼扫过去，最多的角色是什么呢？

影帝要么是黑社会老大，要么就是警察，这两大职业就能占掉影帝角色的半壁江山；影后呢，估计最多的角色应该是妓女。

港媒声势最强的时候，港片没想到要拍他们。

等到媒体衰落，香港电影业也衰落了，这两个行业终于开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了，仿佛在互相安慰，抱团取暖。

《白日之下》这部电影讲的是，A1新闻社接到一则线报，一家名为“彩桥之家”的残疾/养老院舍有虐待院友的情况发生，女记者晓琪于是展开了调查暗访，她的主要方法就是假扮成院中一位老人的孙女，这位老人名叫通伯，平时总痴痴呆呆的，但其实是在装疯卖傻，以求自保。

晓琪由此顺利打入院舍内部，目睹了院友所处的恶劣环境，所遭受的各种非人待遇，包括但不限于：不听话就会被护工殴打，或者用绳子捆起来不能动；吃饭极其简单凑合，可能只是几颗馊掉的烧麦；老人坐在轮椅上被脱光衣服拉到楼顶天台，护工用高压水枪对着他们集体冲洗，旁边楼的住户推开窗就能看见；智力障碍男孩的胳膊被订书机订得伤痕累累，后来不堪被辱跳楼自杀；智力障碍女孩长期被中年男院长性侵，几乎已成为院内一桩公开的秘密……《白日之下》剧照以上所有的虐待细节，桩桩件件，都取材于香港媒体曾经的新闻报道，包括2014年“康桥之家院长涉嫌与智障女非法性交案”、2015年“剑桥护老院长者遭脱光露天洗澡事件”、2016年“康桥之家8个月内6名院友离奇死亡”。

片中的A1新闻社也有原型，就是现在依然在运营的香港“01新闻社”。

女记者晓琪、她的同事阿亮、部门主管Eric，也都有各自的原型人物。

晓琪的原型名叫龙婉琪，当年她确实就是假扮成老人孙女进行暗访的。

她当时所在的部门是侦查组，其实就是大陆媒体所谓的“深度调查组”，所以她的具体职业身份是一名调查记者。

虽然多数观众看电影时可能会把注意力放在院长和护工的那些恶行上，会无比同情那些被虐待的老人和残疾人，但《白日之下》的第一主人公，毫无疑问就是女记者晓琪，整部电影都是以她的视角切入，所有情节和人物都是由她串起来，编导简君晋和演员余香凝都在力图塑造一个立体的记者形象。

晓琪在电影刚出场时，是一副有点混不吝的职场老油条的样子，会对新人记者的理想主义不以为然，直言自己做报道就是为了升职加薪，做选题就是为了吸引眼球为了流量，似乎理想早被磨平，热血早已冷却。

但随着剧情展开，我们发现，她是个典型的面冷心热的人。

其实她的新闻理想依然深埋内心，血还是温热的，只不过羞于在人前展示自己的不合时宜。

她平时都表现得坚强干练，会在主管面前为了稿子据理力争，也会在通伯面前展示自己脆弱感性的一面，会在过节时自掏腰包买一堆吃的带到院友面前。

电影还特别交代了她的家庭背景，因为爷爷去世前就曾经在养老院受到过虐待，所以她对这起事件才如此上心。

为了获取材料，她甚至给了院里的一名义工一笔钱，以让他交待更多细节。

这个做法无疑是有悖于新闻伦理的，但又让角色更加立体了，因为电影并非要塑造一个高大全的完美英雄，而是要表现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人就会犯错误，手段和目的常常是会错位的，这也是可以讨论的话题。

让晓琪脱离英雄色彩的，还有一直围绕她的那股挥之不去的职业上的无力感。

在她做调查的过程中，她和同事的日常对话，想必每一位媒体人听了，都会报之以嘴角的一抹苦笑。

比如：“你觉得十年之后还会不会有记者？

”“你能改变世界？

你只是个记者啊。

”——“人都是善忘的动物，过两天谁都不会记得我们做过什么了。

”——“不会啊，如果有人记得的话，两天也好。

”从台词就能看出来，这群媒体人日常总处在一种精神上的撕扯之中，理想与现实，应然与实然，月亮与六便士，他们要维持平衡，虽然常常失望，却不愿放弃。

因为是由现实事件改编，电影又秉持了现实主义的表达技法，所以现实的灰色遍布全片，很少会有那种简单绝对非黑即白的判断。

比如，护工虐待老人和残疾人，表面看上去是个道德问题，护工是坏人，但背后更核心的问题是香港福利机构资源的严重不足。

一个香港残疾人要进入公立的福利机构，通常要排队等15年以上，普通人家根本等不起，只能入住私人机构。

但私人机构的人手又总是不足，两位正式护工要照顾八十个院友，任谁长期承受如此强度的工作量，可能都会崩溃，于是不听话就殴打或捆住，就成了不得已的办法。

片尾，一名护工向记者举报虐待内情，也可以视为一种复杂化呈现。

出问题的不是个人道德修养，而是公共资源的分配。

挖掘到这一层，才是记者的工作重点。

片中媒体人开会时也强调了，一定要触及到制度层面，才会是一则成功的报道。

性侵智障女孩的院长章剑华，在电影中也得到了比较立体的呈现。

尤其是在林保怡脱胎换骨的演技加持下，这个角色既呈现出让人毛骨悚然的恶魔属性，又似乎能让人走进他的内心，看到他之所以会做出如此举动的原因。

章剑华的原型人物是张健华，他本人也是一个有视力障碍的残疾人，年轻时曾经是香港被表彰过的优秀残疾人运动员，后来开设了专门照顾残疾人的“康桥之家”，也曾克勤克俭，为弱势群体谋福利，让这些人至少有瓦遮头，不至于衣食无着。

在一开始，他也曾是众人眼里的大善人。

“善”是如何转化成“恶”的？

除了权力的腐蚀作用，林保怡在一次专访中讲到的拍摄细节也很有启发意义。

他一开始也把这个院长看作纯粹的坏人，会厌恶他，但在一番仔细揣摩过后，他把握到了这个院长的心路历程。

院长一开始对女孩应该是真的有在关心爱护的，所以会拿着冰淇淋逗女孩玩，会捏着挖耳勺给女孩掏耳朵。

在身体愈来愈亲近的过程中，他无法自控地逾越了那道界线，开始作恶。

而在事后，他必然会给自己做一番心理建设，摆脱负罪感。

他会想，这个智障女孩一辈子恐怕都没有机会感受男人的爱，而他这番动作，只不过是在以自己的方式给她爱抚，让对方的人生完整。

当这番心理建设做起来，一个可怕的恶魔才算是最终形成，这会让他毫无心理负担地作恶，事后也不悔改，哪怕被告上法庭，也能一脸无辜地表示，自己才是受害者，自己没有错，是社会、是那些残疾人的家人抛弃了他们，而他给予的明明都是爱，为什么还要被控告被指责？

再加上因为受害的智障女孩无法出庭作证，作案现场的证据又不足，导致院长无法被定罪。

法律制度上的这一漏洞，无疑又助长了章剑华/张健华的恶行，让他更加有恃无恐。

这也是电影让人深感无力的一点，而且再次指向了制度。

所以晓琪会说：“我们一直以来建立了这么多制度，但你现在告诉我说这些所谓的制度连一个小女孩都保护不了。

”这是属于一个记者的无奈：千辛万苦地调查真相，想方设法地把报道发出去，但最后似乎什么都无法改变。

恶行被纵容，社会并没有变好。

这还不是最深的无奈。

电影结尾最后一场戏，是“彩桥之家”因为报道引发公众声讨，终于被责令停业。

那天下起了瓢泼大雨，残疾人和老人们被逐出院舍，连带着零落的行李，在香港街头失魂落魄无所归依。

这时，晓琪走过来，众人对她怒目而视，指责她多管闲事，害自己失去了那并不温馨的庇护所。

为众人抱薪者，为正义鼓与呼者，最终得到的并不是谢意，而是冷眼。

只有姜大卫饰演的通伯，算是给了仅有的一点点暖意，他把帽子戴在了晓琪头上，让她能少淋点雨，然后缓缓对她说：“不要为做对的事而内疚。

”这个结局，真是看得我猝不及防。

我以为这种反映社会问题的电影，一般都要照顾观众情绪和社会影响，在残酷的事实揭露过后，总会给到一个正面的结局，告诉大家问题已经得到了改善，这个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好。

至少我以前在电影院看过的国产片，基本都是如此。

但《白日之下》显然不是这样。

它只负责揭露问题，但不表现解决问题。

它会让人如鲠在喉，胸口堵着一股气吐不出来，然后是连绵不绝的怅然、恍惚、叹息。

这种“反高潮”的剧情走向设置颇为大胆，必然要承受市场上的风险。

结果就是，电影在内地院线上映一星期，虽然豆瓣口碑高达8分，但票房只有一千万不到。

很多影迷反映，住处附近的影院排片很少，而且大都是普通话配音。

想找到原汁原味的粤语版，就要花很多时间搜索信息，然后花更多时间奔赴影院。

这又让本就不高的票房成绩雪上加霜。

但是我相信，包括监制尔冬升、导演简君晋，还有余香凝、林保怡、姜大卫这一众主演，他们所追求的肯定不是票房成绩，而是社会效果。

之所以要拍成“反高潮”，导演说，那是因为作为原型的那些新闻报道就是如此，因为现实的进展就是如此。

那种胸口堵着一口气的感觉，可能也正是主创所追求的效果，因为只有这样，观众在看完电影后才会继续反思，继续追问，继续关注现实的进展，而不是像那些结局大快人心的爽剧一样，心灵被按摩了一通，舒舒服服走出影院，所有的现实阴影立刻烟消云散。

而电影对媒体人的呈现，看似一直都在泼冷水，让大家心里凉了半截，但是看完仔细再一想，这些媒体人的努力难道真的一点作用都没有吗？

好像也不能这样说。

至少我们知道了这些真相，至少它们被记载下来并进入历史，至少还有人在追问。

而且，最新的消息是，因为电影的上映引发了讨论，张健华案被重新审理并改判，终于成功被定罪处罚。

而这一切的源头，都是因为那些记者的努力啊。

电影上映后，晓琪的原型人物龙婉琪被找来，和导演简君晋展开了一场对谈。

龙婉琪现在已经改行做公关了（这是电影没交代的一个现实结局），她说，自报道发出后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她似乎并没有看到香港的社会福利事业有明显的进步，还是有很多问题存在。

这时简君晋立刻表示，有身为社工的观众看完电影后对他说，还是有少许一些改变的，记者做的事情是有力量的。

不知道晓琪有没有被安慰到。

希望她能明白，虽然花了那么大的力气，最终只换来微小的一点点改变，这看似是不值当的投入，但换一个角度，能有哪怕微小的改变，也是很了不起的啊。

如果有无数个像晓琪这样的记者，没有改行做公关，而是继续坚持，日复一日地努力着，一点点地累积着成果，那么终有一日，会让大家看到一个明显的进步和改变。

“不要为做对的事而内疚”，虽然是冰冷现实中仅有的一丝暖意，但这恐怕也是全片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台词了。

有这句话作为支撑和鼓励，很多记者朋友应该又可以热血上涌，再拼它个几年。

回到文章开篇的问题，为什么媒体人在现实世界明明正在被边缘化，可是在影像世界中反而越来越浓墨重彩地被呈现，在全世界的影视圈都出现了一股新闻题材的浪潮？

我想，这正是反映了群众内心的诉求和呼唤。

就算媒体介质再怎么变，就算传播门槛再怎么降低，就算公众注意力再怎么涣散，可是当不公不义的事情依然层出不穷，而网络上又只是满天飞的谣言，那么大众对真相的渴望就永远不会消失，我们还是需要专业的新闻记者，为调查真相而奔走，为公众利益而鼓与呼，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让正义之光冲破阴云的阻隔最终大白于天下。

《白日之下》，真是个意味深长的片名。

电影的色调自始至终都阴暗、压抑，和这个片名构成了强烈反差。

但看电影的无数双眼睛自会带来光亮吧，当这些观众走出影院，走在白日之下，用自己的眼睛重新丈量现实，重新看待新闻媒体行业，那里面才蕴含着真正的希望。

最后，向依然坚守在一线的调查记者们，致敬。

本文首发于“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