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灵画像

阿莫多瓦的《隔壁房间》深刻探讨了当前社会中一个隐性而严重的问题：个体是否依然能够保持自我，并对自身行为和决策负责。

当周遭充斥着他人的窃窃私语、无休止的议论以及各种规范与要求时，个体是否还能顺心如意地坚持自我？

善过为恶，别做滥好人《隔壁房间》电影日记_哔哩哔哩_bilibili这一问题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屡见不鲜，无论是来自父母、班主任还是其他长辈的种种期望与要求，都仿佛是一种天理般的规定，迫使我们去做各种事情。

例如，在我成长的山西地区，午休被视作一项必须遵守的规矩。

小时候，即便我瞪大眼睛不愿入睡，父母也会用鸡毛毯子逼我午休。

而长大后，若未婚或不谈恋爱，也会遭到他人的追问与比较，仿佛只有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才是正确的选择。

更令人无奈的是，在生命即将结束时，我们甚至无法选择自己的离世方式，而必须忍受各种痛苦，直至生命的终点。

在这样的环境中，许多人逐渐被这些规则所束缚，逐渐失去了对自己人生的掌控权。

在影片中，那位从战场上归来的角色原本追求人与人之间的自由爱情，但归来后却被赋予了道义与正义的光环，认为自己需要为大家主持正义、拯救他人。

这其中一个具象的隐喻是，他听到着火的房子中传来呼唤，便义无反顾地冲进去救人，结果却发现自己被困其中，而二楼根本无人。

这反映出，有时候我们过于执着于做所谓的“好事”，对他人进行道德绑架或情感上的洁癖要求，但这些可能并非他人所需。

不顾别人感受的善良难道值得鼓励吗？

1. 道德高标与死亡选择今天是2025年1月18日，我计划在这篇电影日记中记录的电影是《隔壁房间》。

在山西寿阳县的方言中，有一个我小时候上学时常用的词汇，发音为“滋啦精”。

我并未在普通话中找到与之完全对应的词汇，因此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具有地域特色的表达。

这个词汇并非直接指代自恋，而是特指那些特别喜欢干涉他人事务，且自身秉持着极高标准的人。

无论是在道德层面还是纪律层面，他们都对他人有着极高的要求。

在学校中，这类人往往喜欢向老师打小报告，通过举报他人的行为来获得一种成就感、满足感和荣誉感。

我很难找到普通话中的词汇来准确描述这类人，但在寿阳县方言中，这个词的使用频率极高。

当你在学校被他人称为“滋啦精”时，你会感受到一种独特的标签，这种标签并非指你是某种神话中的精灵，而是指你是一个喜欢以高标准要求他人，并热衷于告状的人。

回顾《隔壁房间》这个故事在他阿莫多瓦整个导演生涯中的位置，我们发现他在创作了一系列奇情爱恋的故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作品内容逐渐变得保守。

他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追求猎奇、讲述别人未曾讲述过的故事来吸引观众。

像《关于我母亲的一切》、《回归》和《捆着我，绑着我》这样的作品越来越少。

而到了他拍摄《人类的声音》和《隔壁房间》时，我们可以发现这两个故事可以共享一个人物设定。

《人类的声音》中的主角就是一个在感情上喜欢对别人进行道德绑架的人。

她在家中自我表演，但在表演过程中逐渐迷失了自我，最终将整个房子与自己一同烧毁。

我认为，《人类的声音》表达的是人在假装和发出自己声音的过程中，可能会逐渐迷失自我。

这种情感在《人类的声音》中被描述为一种单相思的感觉。

在《隔壁房间》中，阿莫多瓦将话题提升至人类是否有权选择自己的死亡方式这一层面。

根据我的个人经历，在医院中，对于年长的患者，医生往往会建议家属，虽然持续的输液可以维持患者的生命体征，但一旦停止输液，患者将无法生存，此时需要家属做出判断。

我认为，这种情况涉及灰色地带，给予人们判断和选择的空间。

在《隔壁房间》中，我们观察到，当周围所有人都遵循极高的道德标准时，这种标准会异化个体，使他们不敢甚至不允许做出这样的选择。

2. 母女隔阂与幸福家庭的悖论实际上，整部影片最为核心的议题聚焦于女主角与其女儿之间存在的隔阂。

女儿深受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认为每个人都应当拥有幸福的家庭，如同课本封面所描绘的那样，父母的形象总是光辉而令人向往。

她依据这样的标准去追寻自己的生活方式，然而，现实却往往与理想存在差距。

当这种差距变得难以接受，令人深感痛苦，甚至无法继续前行时，个体应当如何应对？

这种痛苦并非源自外界强加的要求，而是源自个体内心深处对于社会家庭标准的执着认知，认为只有达到某种特定的配置，才能称之为幸福。

前不久，我与一位朋友及其丈夫和儿子共进晚餐时，聊起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现在的小朋友如果回家表示自己没有弟弟妹妹，这在幼儿园里会被视为不利因素。

这让我感到惊讶，因为在我们90后、00后上学时，拥有兄弟姐妹的家庭会被认为不符合一胎政策，才是真正的不利因素。

而现在，拥有多个孩子却成了幸福家庭的标准。

然而，这种标准的建立、传播、构建和影响，最终是否真的能让个体感到幸福呢？

《隔壁房间》中的女孩被传统的家庭观念所束缚，与母亲之间情感纠葛，整个故事充满了遗憾。

3. 猎奇元素退潮阿莫多瓦步入老年后，他的作品中那些犀利的猎奇元素逐渐减少，开始回归探讨人与人之间最本真的选择问题。

我们不应只关注形式，而应深入思考这些现象背后的本质。

我们是否连选择自己结束生命的方式都无法自主？

这是一个深刻的议题。

我很高兴看到阿莫多瓦仍在创作这样的内容，为观众带来这样的电影。

我之前积累了大量关于阿莫多瓦的视频内容，打算借助《隔壁房间》的热度，对之前的所有内容进行整理和更新。

在接下来的一两周内，我将重点关注阿莫多瓦的其他作品。

以上就是我对电影《隔壁房间》的电影日记的总结。

佩德罗·阿莫多瓦的新作《隔壁房间》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和诗性美学，重新诠释了生命与死亡的哲学命题。

影片改编自西格丽德·努涅斯的小说《邻人之爱》，通过双女主对话展开叙事，聚焦癌症晚期患者玛莎（蒂尔达·斯文顿饰）与作家英格丽（朱丽安·摩尔饰）在纽约郊外度假屋共度的最后时光。

这种极简的室内空间设置，既呼应了原著的文学气质，也暗合了阿莫多瓦晚年对情感深度的极致追求。

影片最具突破性的尝试在于对死亡主题的解构。

玛莎以战地记者的冷静与决绝，选择通过暗网获取药物实施安乐死，将死亡从宿命论的阴影中剥离，转化为对生命尊严的主动掌控。

这种颠覆性的死亡叙事，与导演近年作品中逐渐显露的死亡焦虑形成微妙对话——正如阿莫多瓦在访谈中坦言，74岁的他开始直面“失去掌控”的恐惧，却依然选择用色彩与光影构建抵御虚无的堡垒。

影片中反复出现的红色卧室门，既是玛莎的生命倒计时器，也是她对抗孤独的宣言：当门扉闭合的刹那，她以穿戴明艳服饰、化着精致妆容的姿态赴死，将死亡淬炼成一场盛大的自我告别仪式。

两位影后的对手戏堪称教科书级。

斯文顿以“幽灵肖像”般的表演，将玛莎的理性与脆弱交织呈现——她在病榻上呓语般复述女儿的控诉时，眼角的泪光与嘴角的笑意构成令人心碎的张力。

摩尔则精准捕捉了英格丽作为倾听者的复杂心境：当误以为玛莎已死时，她崩溃呕吐的瞬间打破了知识分子的体面，暴露出人性面对终极命题时的原始脆弱。

两人的表演共同构建了“终极形态的爱”——一种既不依赖肉体亲密，也不惧怕精神碰撞的情感联结。

视觉层面，阿莫多瓦延续了其标志性的色彩哲学。

钴蓝色窗帘与芥末黄长袍的碰撞，既象征着死亡临近的冷冽与生命最后的倔强，又通过爱德华·格劳的镜头呈现出超现实的诗意。

然而，影片的配乐选择略显突兀，悬疑风格的背景音乐打破了本应沉浸的死亡独白氛围，成为唯一的美学瑕疵。

此外，玛莎战后创伤的闪回片段与环保主题的强行植入，虽意图深化人物复杂性，却因叙事节奏失衡而显得生硬。

《隔壁房间》的文学性与电影性实现了罕见平衡。

它既延续了阿莫多瓦对女性友谊的深刻洞察，又以散文诗般的叙事超越了传统戏剧框架。

当玛莎在雪景中说出“我终于可以好好睡觉了”时，影片完成了从存在主义思辨到生命诗学的升华，正如原著作者努涅斯所言：“目睹死亡与坠入爱河同等炽烈。

”这部暮年大师的自我对话之作，或许印证了戈达尔的那句名言：电影是每秒24格的真理。

中文校对：Kaihing格特鲁德·斯坦因在描述她年轻时看过的那些情节剧时解释说，她从中回忆起的乐趣源自其节奏：“静默、沉寂与快速的行动。

”她所领悟到的是，对于这种体裁而言，最重要的并非情感性，而是其在高潮与低谷、快速叙述与缓慢、拖长的对影响的展现之间来回摇摆。

情节剧不像现实主义那样试图模仿日常生活中那种迂回曲折、半吞半吐的对话结构和日常体验；情节剧依靠的是那些老套的人物和情境，以便迅速传递信息，从而有更多的时间在情感的波涛中起伏。

情节剧的叙事标题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它对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在《隔壁的房间》开场的几分钟里，我们便了解了佩德罗·阿莫多瓦对西格丽德·努涅斯 2020 年小说《你正在经历什么》的改编中，关于这些角色我们需要知道的一切，足以让我们领会到情境的情感尖锐性，而不会多出任何信息。

作家英格丽德（朱丽安·摩尔饰）惧怕死亡；玛莎（蒂尔达·斯文顿饰），一位前战地记者，身患癌症。

两人在 80 年代曾于《纸》杂志共事，这段经历仅通过一句轻描淡写的关于当时夜生活的台词来勾勒。

英格丽德在巴黎（还能是哪儿呢）待了一段时间后回到纽约，发现朋友在医院，于是她们重续友谊。

她们过去的细节无关紧要，一切都没有补充说明。

演员们清晰直接地陈述着剧情，她们说出要说的话，且言出必行。

当玛莎在尝试一种实验性治疗无效后决定结束生命，并请求英格丽德陪她去她将结束生命的地方时，斯文顿没有表现出任何犹豫、不确定或复杂的内心挣扎——她只是说出了那些话。

在阿尔莫多瓦所拍的现代主义情节剧里，那些常见的角色和情节通常都是从大众文化中现成拿来，从好莱坞及其中产阶级娱乐机器的历史中选取，一出现就能让人联想到某种类型、某个故事或某种情绪，而导演会将其框定为这样，然后加以陌生化处理。

在《隔壁的房间》中，这种陌生化效果的一部分在于，看到两位细腻的心理演员在并非心理现实主义的类型片中表演。

阿尔莫多瓦的这部影片中，好莱坞元素层出不穷。

玛莎在一段毫不掩饰的旁白中解释了女儿的身世以及孩子的父亲的死因（我们不可能相信这个角色从未向其他人提及此事，因为这并非我们该相信的：这是为观众准备的），紧接着我们就进入了 20 世纪 70 年代的电影幻想世界，那里有蓬松的发型和忧郁的越战老兵。

在玛莎当战地记者的回忆片段中，伊拉克战争仅通过棕褐色的废墟和斯温顿戴着头巾的形象来呈现，还有一段同性恋爱情故事的片段，只需将性别稍作调整，就能从《卡萨布兰卡》中截取出来。

（斯温顿本人的发音带着中世纪明星那种大西洋中部的口音。

）我们或许还会注意到另一种媒介的元素悄然融入——影片中 1970 年代的闪回片段近乎重现了安德鲁·怀斯 1948 年的著名画作《克里斯蒂娜的世界》。

阿尔莫多瓦这部首部英语长片中的美国，就是这样一个充斥着大众文化符号的世界。

（在这方面，这位导演确实继承了他有时的灵感来源田纳西·威廉姆斯的衣钵。

）这部戏仿作品更令人感到怪异的是，它还叠加了当下最前沿的议题（气候变化、极右翼势力的崛起、#MeToo 事件后关于身体接触的新规则），有时这种叠加会以一种近乎滑稽的严肃感呈现出来。

影片中有几处令人发笑的台词——在我观看的那场放映中，约翰·特托罗饰演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他做了一场名为“情况还能有多糟？

”的演讲，引得观众笑声不断（不过真正好笑的是，我曾经听过一场同样主题的演讲，而且讲得相当不错）。

但阿尔莫多瓦和他的演员们却表现得一本正经。

身着宝石色调服装、红发闪耀的摩尔，以一种谦逊的女性气质演绎着英格丽德，近乎羞怯，与斯温顿那种强势且雌雄莫辨的气质形成了鲜明对比。

但每个人说话的节奏和语调都显得平静，带着一种略显夸张的清醒。

这种刻意的表达方式之所以显得有些戏剧化，不仅是因为演员们很少有细微的表情变化，这与影片缺乏潜台词有关，还因为演员们的台词感觉像是写出来的。

这在当代电影中是个不同寻常的特点——以至于说对白“像是写出来的”听起来像是在贬低——但在当代戏剧和文学中却是常见的美学选择，在那里，作家们常常有意凸显其对白是书面文字，而非营造出即兴交谈的假象。

在玛莎选定的现代主义风格的乡间别墅与影片的戏剧性情节之间，影片的剧情发展逐渐走向抽象。

当我们来到这所房子时，阿尔莫多瓦对色彩的狂热运用，让人想起西尔克和明奈利，变得明显具有绘画风格，玛莎和英格丽德将屋外的躺椅与屋内的爱德华·霍珀画作相比较。

从这个角度来看，故事粗略、简化的特质就像霍珀画作中色彩块状的躺椅：那么多色彩泼洒在画布上，前景中的人物未必是主题。

在影片的结局中，玛莎化妆时的刻意与诺玛·德斯蒙德如出一辙，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几何抽象而非夸张做作：她头发和套装的黄色、嘴唇的红色、椅子的蓝色。

而最终成为关键互文的并非大众文化元素，而是现代主义艺术作品：约翰·休斯顿执导的詹姆斯·乔伊斯的《死者》，其最后的画面（万物皆被雪覆盖）在气候变化的世界里被重新诠释。

甚至影片最后场景的揭示也以一种安静甚至有些冷清的舞者般的优雅姿态展开。

玛莎去世后，没有情感上的突破或顿悟；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对艺术的转向。

在这部奇特却迷人的影片中，死亡萦绕于美学之中，反之亦然。

阿莫多瓦的电影里戏剧性最少，味道最为恬淡的一部。

玛莎离世后，玛莎的女儿出场，令我颇为意外的是，最后的十几分钟拍出了一种禅境。

阿莫多瓦的影片一向给我浓墨重彩的印象，《隔壁房间》这悠长的，悠扬的感觉，显得特别。

一个女人决定去死，我感受到的不是惊惧，不是犹疑，比之哀而不伤，要覆上一层欣然，释然，安然，我想起李叔同的八个字：“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乔伊斯短篇集《都柏林人》里收录的一篇《死者》，其结尾的语句，在影片中被两个女性角色多次念起，为故事奠定了基调：“几声轻轻拍打玻璃的声音使他转过身面向窗户。

又开始下雪了。

他睡意蒙眬地望着雪花，银白和灰暗的雪花在灯光的衬托下斜斜地飘落。

时间已到他出发西行的时候。

是的，报纸是对的：整个爱尔兰都在下雪。

雪落在阴晦的中部平原的每一片土地上，落在没有树木的山丘上，轻轻地落在艾伦沼地上，再往西，轻轻地落进山农河面汹涌澎湃的黑浪之中。

它也落在山丘上孤零零的教堂墓地的每一个角落，迈克尔·福瑞就埋葬在那里。

它飘落下来，厚厚地堆积在歪斜的十字架和墓碑上，堆积在小门一根根栅栏的尖顶上，堆积在光秃秃的荆棘丛上。

他听着雪花隐隐约约地飘落，慢慢地睡着了，雪花穿过宇宙轻轻地落下，就像他们的结局似的，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

”

近期第81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影片，即金狮奖获奖影片《隔壁房间》在近期的流媒体上线，终于可以一睹为快这部佳作。

影片导演是佩德罗·阿莫多瓦，当代西班牙最负盛名的导演之一。

影片的剧情也很简单，英格丽（朱丽安·摩尔饰）和玛莎（蒂尔达·斯文顿饰）这对老朋友的重聚而开始，已经癌症末期的战地记者玛莎寻求英格丽的帮助，玛莎希望两人一起住进郊外的小屋，而英格丽则在她的隔壁房间，陪伴她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

看完后博主有注意到几个很有趣的这部电影的点，建议收藏本文，在阅毕后来看看对这部电影是否有同样的关注。

首先本片在我心中的大概是4星（满分五星），导演似乎放弃了很多人物的塑造转而对准了电影中的环境和空间，在玛莎去世的小屋中大量的色块堆砌和极简的建筑风格让人心旷神怡。

电影中涉及的故事一定程度上讨论了死亡是否是一种权利，自杀以及其相关的司法问题。

在电影之外这也是值得讨论的话题。

从导演来看，阿莫多瓦早期的电影风格和本片可以称得上是天差地别，这也是导演的第一个英语电影，他很专注于拍摄人的性与欲望，早期电影也很狂野，但是在这部中所有的讨论都只是融入在角色的对话中。

不剧透结尾，但是当结尾的巧妙设计出来后，是否可以get到阿莫多瓦对“生命的延续”的理解，而观众是否又能够认可这样的价值观，很值得思考。

阿莫多瓦的电影从来没有在欧洲三大影展上获过奖，2019年，威尼斯“提前”颁给70岁的导演终身成就奖，像是为了自证，2024年以金狮奖又“追认”他的这部新片。

说回正片。

除了保持着对色彩和构图的穷奢极欲，算为电影盖上了这位地表最极端恋物癖的封印，但却是最不阿莫多瓦的一部电影，放弃了他的活力、复杂性和性感，最重要的，放弃了他绵密紧实的高密度，这部摆着严肃臭脸思考死亡的电影实则空洞。

这是阿莫多瓦的首部英文长片，却暴露了他的英文不调，特别像翻译坏了，英语对白单调说教，敷衍得让人错以为当今世上最杰出的两位女演员在客串一段英语情景对话教学片段。

而作为两位女主角共享的情人这么重要的角色，只是令人汗颜地开了段关于气候变化的黄腔，像阿莫多瓦随手从TED里抽来的一篇演讲，效果无异于国内某些流量明星念123123的对口型表演。

与《痛苦与荣耀》中半自传的濒死体验不同，在这部电影里，死亡被自我隔绝了，就像他并不愿意面对死亡，朱丽安·摩尔和蒂尔达·斯文顿也许是这位75岁老者向死的脑海中浮现的红玫瑰与白玫瑰。

在她们租来的房子里，死亡被升华成一系列舒适的摆姿式，即使她们蜷缩在一起看乔伊斯的《死者》，阿莫多瓦用温暖的言情和甜腻的美学覆盖了自己。

片中的健身教练告诉摩尔，虽然他很想给她一个拥抱，可健身房有规定，不得与顾客发生接触。

摩尔巧笑倩兮：我已经被你的暖话抱住了。

今天参与了医学院的一场观影会，讨论电影《隔壁房间》。

教授提出了三个问题，引发了我对生死的思考。

第一个问题：即使治疗没有效果，患者是否仍应完成疗程、谨遵医嘱？

我认为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死亡方式的权利。

无论是经济负担还是患者的意愿，都需要被尊重。

我曾在急诊室看到，七个孩子的家庭在病榻前集体决定让老人去世，这很残酷但是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生命的质量和其亲属认为的患者想要的——单纯延长生命更为重要。

患者的精神需求，比如保留自己的尊严，不想体会到“久病床前无孝子”的自知，或自己觉察到的智力水平的下降和已死之心的垂暮，都需要被理解。

第二个问题：安乐死是否存在阶级差距？

我认为确实有。

就像墓碑和风水的比喻：有钱人能够风光大葬，没钱的人只能挑一个风水不错的地方上坟；有钱人能购买昂贵的镇痛药物，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甚至安排一场体面的安乐死，而无产阶级可能缺乏这些资源。

但我认为无论阶级，每个人都有权对自己的生命做出选择。

精神层面上，体面的社区告别，和家人和朋友说再见，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第三个问题：Martha 请求 Ingrid 的帮助是否不公平？

我认为这段经历对 Ingrid 来说并非全然痛苦。

协助的过程中，Ingrid 在探索写作母题，并从死亡中学到了新的东西。

她与 Martha 的关系交织着友情、亲情、爱情等多种情感。

Ingrid 会去理解 Martha不愿面对的自己，接纳并包容这些变化。

Martha 预测到了自己在死亡以前的性情改变的可能，而这些后果只有Igrid 的包融、镇定和蓬勃开放的心态能够接受和理解。

Ingrid无法替代，Martha有这样一个好朋友真是令人嫉妒。

此外，我发现安乐死的药物和避孕药有共通之处。

两者都涉及病人对“生命”的控制和选择权。

就像避孕药在一些国家合法、另一些国家不合法，安乐死也是如此。

我们对这些问题还没有达成共识。

在宗教、道德和人性之间，我感受到了一种挣扎和冲突。

宗教可能强调生命的神圣性，反对主动干预生命的结束；道德上我们不能协助别人自杀；而人性则呼吁我们回归最基本的同理心，理解和尊重每个人的选择。

在这一过程中，在涉及群体人数的层面上，宗教大于道德大于人性，其实意识形态的范围越来越大，反而行为越来越冰冷。

所以我觉得回归最基本的人性才是应该去做的。

这片的海报总让我想到伯格曼，现在的我已经不再对伯格曼的那股“难受劲”上瘾了，而阿莫多瓦的这部四两拨千斤般的作品倒是挺对我的胃口，看完莫名觉得轻盈而平静，有种润雨细无声的感觉。

人的痛苦来源说白了就是难得糊涂，太过聪明，知道的太多。

而死亡更是成了禁忌话题，让人唯恐避之不及，很少谈论、提及，看似很遥远，其实在无常而短暂的生命线中，它始终相伴左右，如何能克服恐惧，坦然地面对和接受，是所有人一辈子都在思考的问题。

六年前我曾记录过类似的故事。

当年在病房遇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姑娘，骨瘦如柴，面黄肌瘦，肚子胀得很大，睡不着吃不下，下床需要人搀扶，已经是肝癌晚期，医生告知最多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她有个刚出生不久的儿子，有个优秀帅气的丈夫，但她只有一个念头，快速结束这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苦。

她常常和我妈聊天，期间就聊到过安乐死。

她谈及曾多次自杀，但都太痛苦了，又怕不够彻底，后来通过朋友弄到过类似安乐死的药（心脏骤停），但没人愿意帮她，没有人能担起牢狱之灾的风险，很可能会被控告谋杀或共谋。

最后病痛折磨了她半个多月后离世了。

我曾听医务人员说过，到了最后大多数人几乎都是被病痛折磨致死，或长或短，还得看命，很少有人能尊严赴死，那是福报。

片中斯文顿扮演的玛莎显然属于精英群体，曾经的战地记者，有学识有文化有品位，甚至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死。

阿莫多瓦拍得很美，同时也把死亡修饰得像件艺术品，得以短暂的消解掉它附带的悲伤和沉重。

玛莎自杀前的准备，涂上艳丽的口红，穿上体面的衣服，没有挣扎和反抗，死后的样子就像睡着了一样，dry and clean。

看到这一幕，如梦似幻，或者说就像一个遥不可及的奢望。

这片还是阿莫多瓦一贯的风格，养眼的暖色调搭配，有格调的家居和服饰，赏心悦目，没有一丝阴郁的感觉，异常的自然和平静。

音乐、电影、文学、艺术和绘画，包括爱和性，看似在滋养着我们的生活，其实更像是一种精神空洞以及为消散虚无感的寄托和麻痹。

华丽的包装下，也掩盖不住环境的恶化、信仰的扭曲、兴趣的消解，人际关系的脆弱和疏远，孤独和无助被放大，以至于摩尔扮演的英格丽真的是种非常美好的存在。

看这片时能感觉到阿莫多瓦的悲观和沮丧、悲悯和温情，之前他也借由《痛苦与荣耀》表达过。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会很自然的抹去身上的棱角和锋芒，变得平和坦然。

比起玛莎身心上的痛苦，对于英格丽的考验其实更加的残酷，她需要提供情绪和陪伴价值，玛莎是承受死亡，而英格丽的担忧、焦虑和畏惧是得直面死亡以及后续的责任，亲眼见证永远的失去，需要莫大的勇气。

毕竟死去的人已经逝去，但生者还得继续和“死亡”为伴。

临近终点，人就越喜欢忆往昔，表达过往的遗憾，越发觉得命运的不可控，曾经的荣耀和足迹一并消散在回忆和言谈间，一切都会释然。

看到熟悉的基顿，瞬间觉得能暂时忘却烦恼的果然还得靠电影。

片中的两场雪让人印象深刻，“The snow was falling，……like the descent of their last end，on all the the living and dead.”在忧伤美妙的旋律中，感觉一直不留情面的时间突然变得温柔并缓慢下来，周遭的一切变得静谧而安详。

既然谁也逃不过，谁也避免不了，那就只希望能少点痛苦，平静以待、顺其自然吧。

最后斯文顿扮演的女儿的出现，或许是玛莎的“另一种存在”，这种对应和理解，更多的是对活着的人的宽慰吧。

上一次看到这么微妙的片子还是《秋日何时来》，生死题材有种冥冥之中的幻觉。

叙事效率极高，基本只剩主要构架，没废话、没废片，享受的体验。

认命不是什么坏事但也不要放弃，貌似最开始的安慰都是这样的，不过二人干脆的讨论让“度假”呈看似冷静（荒谬不近人情）的方向改变。

不想在家，不想在曾经令我快乐的地方，而是选择一个陌生地方离去，且有友人作伴，在隔壁房间，最舒适的距离，即便不在，自己也会即兴发挥。

渴望死亡，害怕死亡，兴趣衰退（尽失），思绪飘向虚无，将死亡握在手里，我先战胜自己，癌症就战胜不了我，可见大部分人对于安乐死的态度，以及大概是导演明显的表态——“心灵想要离开，但身体继续奋战”，身体不要太好，要不然死也困难。

满是痛苦，仅有的喜悦，不自怨自艾，而感激当下。

摇摇欲坠的医疗系统一旦崩溃，以及关于生死的法律概念（宗教）一并坍塌，便是希望的新展开。

身处的南国不曾落雪，所以一到冬天，心里就惦念着寒雪飘零的东北。

雪的意向符号在我的心里，总有着很复杂却很清澈的意味。

阿莫多瓦导演的《隔壁房间》之中，用文学与电影交映对于“雪”的表达，来叙述一种生命尽头病痛之下感悟出的，虽是悲伤却很纯净美好的生命感叹。

这种带着满是沧桑感怀的诗意表达，是这部电影最触动我的根本所在。

面对病痛选择生命权利的女记者玛莎，找到好友作家英格丽来见证自己完美的死亡仪式。

在病房到家里再到最后的度假屋不同房间里，两个人畅谈对于青春、爱情、女儿与死亡的感触，交叠着电影与文学元素，让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成为一种临别之时的重要回望与追溯。

玛莎毅然选择直面死亡，也用这种迎接死亡的仪式，直面无法回避的人生过去。

英格丽以陪伴读懂了久违的好友，也感悟出死亡悲伤背后更高级的，在悲剧中仍能尽情生活的力量。

惧怕死亡带来的仓惶，在视之轻盈的状态里会变幻一种形式。

当笑着去面对死亡的时候，似乎也是一种极其高深甚少企及的人生参悟。

一切放不低的都能放下，这种修为是很难达到的境界。

在玛莎的世界里，雪是可以化解人生放不下情绪的一切。

幻想中的粉色雪花和现实里悠扬的白雪，是玛莎与英格丽互相读懂的灵性交映，是她们在共同爱好的文学电影之中，共同读懂一刻的灵犀碰撞。

在人生最后一刻，你会选择与别人告别？

还是与自己告别？

在我多年前遭遇车祸的时候，以及在妈妈去世之后，我都曾好好想过这个问题。

我总想人生意外到来之前，面对死亡总是无法预知可控的准备，有时死亡突然降临的一刻，是那么仓促与被动。

有时可以预知死亡的时候，又总是满怀不舍牵挂不放，所以死亡总是充满无限的遗憾。

我在车祸当晚躺在急诊观察病房里，闭上眼睛问自己，如果生命就此结束自己会不会后悔，想了一晚我得出的答案就是，不后悔。

在妈妈突发疾病去世之后，我总觉得没有和妈妈好好告别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我总觉得她有很多话想和我说但是没有机会。

这种状态对于死者和生者都太过折磨，让人生离别的痛感一直蔓延。

在看完《隔壁房间》之后，我又一次想通了这个问题，在面对死亡的最后一刻，最重要的是要跟自己好好做个告别，似乎对于自己即将临终的生命，对于自己还是他人就没有那么多放不下的遗憾吧。

我又忽然想到电影《美丽的大脚》最后，美丽说的那句“人出生都是哭着来的，所以最后我要笑着走”。

这是她学会在生命的最后，跟自己释然的告别。

阿莫多瓦依然是我挚爱的那个才华横溢的导演，在他斑斓色调的表现形式之外，放下了所有异色标签与奇情展示。

反而升华出年龄渐长之后，对于人生命运生死关系的细腻刻画与探讨。

超越取向与性别身份的束缚，共情内涵超越了身体与欲望，带着一种柔情肃穆的温暖力量。

真的太爱他了，一直不变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