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斯特雷姆

前段时间，一位叫做王柳云的清洁女工火了。

来自湖南农村的她，在北京打工。

因为喜欢在工作的女厕所里画油画，她成了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

但是让王柳云觉得别扭的是，这些媒体，要不就是带着俯视的眼光给她贴标签。

例如，尽管她已经在城市工作多年，但依然被很多媒体称为“老农妇”。

要不就是用同情的目光，怜悯她的境遇。

这些都让王柳云觉得不舒服。

王柳云的故事，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清洁工人”这个群体的讨论。

他们是城市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人群，但在大众媒体上，又仿佛隐身一般，很少被公众看见。

这是为什么呢？

最近，法国电影《乌斯特雷姆》，就将镜头对准了这个群体——这部电影由法国国宝级女演员朱丽叶·比诺什主演。

在片中，许多人心中的女神比诺什放下身段，亲手体验清洁女工的生活，洗厕所、擦马桶，还有一幕全裸出境。

很多评论都说，没想到导演敢这么“糟蹋”女神。

但比诺什这么演，也是必须。

因为在片中，她饰演法国女作家玛利安，为了感受经济萧条下底层工作者的不稳定感，化身为清洁女工，体验生活。

为了找到清洁工的工作，玛利安伪造了自己的遭遇。

她谎称大学毕业以来一直做家庭主妇，被老公抛弃后，才不得不来当清洁工。

电影一开场，我们就见证了清洁工人的就业环境。

就业中心的人告诉她，为了找到一份工作，她必须和雇主说：自己随时都能工作，包括周日，可以接受法定最低薪资。

因为到处都是失业的人，你不做，有的是人愿意做。

但清洁工的工作，显然比玛利安预想的还要辛苦一万倍。

第一天工作，她就要负责清扫公共厕所。

平时在家从来不做家务的她，必须戴着橡胶手套，用海绵布擦洗充满污渍的马桶。

一天忙活下来，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

还得接受雇主的挑剔：这里有水渍，那里没擦干净，速度还不够快……从没受过这种委屈的玛利安，一个没忍住，就顶嘴反驳回去了。

结果可想而知：第一天上班，她就被老板骂又蠢又懒，给辞退了。

但让玛利安感到欣慰的是，在底层劳动者中，大家都非常热情地互相帮助。

听说她失业了，有人替她找工作；听说她没有通勤车，有人替她借车子。

很快玛利安认识了一个好朋友——三个孩子的单亲妈妈克里斯丁。

克里斯丁为她介绍了一份在游轮上的工作。

作为报答，玛利安每天载她上下班，并以此为契机，深入地了解这个人。

这份游轮清洁工作，被克里斯丁称为“地狱”。

每晚，豪华游轮停靠在码头，清洁工们就得赶紧上船，在有限的停靠时间内，完成打扫工作。

平均每4分钟，他们就得打扫完一个房间：换好四个铺位的床单、被套、枕套，还得擦干净马桶、洗手台。

这样十几个小时地工作下来，却只能拿到最低工资。

从天黑干到东方将白，常常是下班后累到手都抬不起来。

回家路上，他们路过一片大海，玛利安兴奋地脱掉衣服，下海游泳。

克里斯丁说：你知道吗，我每天上下班路过这片海，可我从没想过要停下来欣赏。

在这里，我们就能看出玛利安和真正的清洁工人之间的差距。

对玛利安来说，体验清洁工的生活是主动的选择。

她本可以不这么累，但为了积累写作素材，她主动为之。

所以，在劳累了一天之后，她还有心情可以下海游泳。

因为这样的日子对她来说，是有一个头的，只要积累的素材够了，她马上可以辞职不干。

但对克里斯丁来说，这份活，却是她不得不做，并且望不到尽头的。

为了支付房租、三个孩子的学费，她即使再累，也没有任何选择。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之后，她只想尽快回到家中，躺上几个小时，再接着出门工作。

正如就业中心的工作人员，发现了玛利安是作家之后所说：你受不了时可以不干，回到原来的生活，但来这的人可没有选择的权利，这就是最大的区别，不是吗？

但我们也必须说，玛利安不只是把这次经历当作猎奇。

她的出发点，是体验底层劳动者的生活，写书反映出他们的困境，希望引起重视，解决他们的问题。

但那道阶层之间深深的鸿沟，仍然是横亘在她和其他清洁女工之间。

有一次，玛利安无意间发现克里斯丁在翻她的钱包。

她下意识的反应就是，克里斯丁是不是在偷她的钱？

但没过多久我们就发现，原来，克里斯丁不过是在看她的身份证件，想要为她准备生日惊喜。

尽管自己很穷，克里斯丁还为玛利安买了一条四叶草幸运项链。

知道真相后，玛利安感动不已，发誓到死都要戴着它。

这里尤其让人感慨的是，即使是和清洁女工们已经打成一片的玛利安，在遇到那种情况时，第一反应也仍然是怀疑。

这不是玛利安有意看低朋友，但正是这种无意识的反应，才更能说明不同阶层之间的鸿沟，是多么难以弥合。

而这样的鸿沟，在克里斯丁意外发现玛利安是作家之后，就再也无法愈合了。

克里斯丁斥责玛利安，羞辱了她，也羞辱了信赖她的大家。

因为在她看来，玛利安只是把他们的生活，当成了一道景观。

她接近他们，不过是为了把他们的生活，当成猎奇的对象，展现给那些工作之余，仍有闲暇看看书的有钱有闲阶层，来展示自己的同情、博爱，获得一些道德上的安慰。

但对于克里斯丁和那些清洁工人们来说，他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改变吗？

或许一时之间，他们会得到许多媒体的关注，甚至成为热门话题。

但热闹之后呢？

他们仍然必须在这没有太多选择的人生中，咬牙坚持下去。

在电影最后，玛利安的书还是发表了，并大获成功。

她也获得了她欺骗过的绝大多数清洁工人们的谅解，但她当初最要好的朋友克里斯丁，仍然不能释怀。

最后，克里斯丁把玛利安请到两人当初一起工作的码头，邀请她再次换上工作服，和他们一起上船打扫一次卫生。

虽然玛利安仍然戴着克里斯丁送的那条项链，但她仍然强忍着眼泪，拒绝了这次邀请。

正如玛利安所说，这没有意义。

因为她清楚地知道，即使她愿意再次和克里斯丁一起打扫卫生，他们的友情，也仍然是建立在伪装的基础之上。

下了船，她还是会做回一个作家，享受着中产阶层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

而克里斯丁，却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很可能一辈子都要被困在这如同地狱一般的工作环境里。

也许，还会像那些年老的清洁工一样，为了最低工资，长年累月地过度劳累，终于变得肥胖、臃肿、迟钝，直到耗尽自己的生命。

玛利安的书写，好像让大众注意到了清洁工人的处境，却又好像无法根本改变那些具体的人遇到的具体的问题。

正如我们现实中，很多媒体对王柳云的报道一样。

或许，当人们带着好奇、同情的目光来围观她时，她的生活会收获一些热闹，曝光带来的名气，也能帮她多卖一些画。

但当热闹散去，她依然需要在那小小的女厕所里画画。

未来，她也依然没有太多职业选择的机会。

这也正是《乌斯特雷姆》（另一个译名《两个世界之间》或许更为合适）这部电影最深刻的地方。

它带有批判性地让我们看到了底层劳动者的艰难处境，却同时也十分谦卑、自觉地意识到了，自己这种至上而下的目光的局限性。

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做到真正的感同身受。

《乌斯特雷姆》也被各地翻译成“世界之间”、“失业风暴”等等。

因为感触不一样，所以名字各异。

一个作家为了反应失业人员就业的疾苦，隐瞒身份去找工作。

她初始根本无法忍受不公和羞辱，之后再真正感受了尘埃的生存艰辛。

期间和那些清洁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是当这些同事知道她的作家为了写作而来，极其愤怒，觉得自己被欺骗了。

而当她的纪实小说大获成功后，原来很愤怒的同事也惦着她也期望她们的友情是真实的，转而邀请她回到她们的打工团队……可是这个可能嘛？

这是两个世界啊……人性有时候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定义优劣的，角度、经历、生存习惯等等的不一样，不能草率了界定友谊、人性。

我们不能以我们自己的认知去轻易判断任何事物，我们以为可以，我们以为我们才是正确的，我们……（当然，那些大是大非还是不用纠结的）这个电影令我想起了日本早期的一个电影《望乡》！

栗原小卷演的记者假说自己到这个乡村采风，其实是为了报道战后日本大批妇女去南洋做妓女救国救家的故事。

阿崎婆的扮演者田中娟代的表演对我影响极大，以至于我过一段时间就会去看看，找一下感觉。

据说，她演完这个电影之后，没多久就过世了…………

主角和她的朋友们条件悬殊，都有各自的坚持，已经走不到一起了，不联系才是最好的体面。

虽然舍不得，虽然曾经感情真挚，但是都已经各自有了各自新的情况，有时候话不用硬是去多说，说了再多也没用，大家都心里明白，也不要因为舍不得这份感情克制不住的去联系，其实每个人都希望曾经好过的人过得好，已经这样了不联系是给他人给自己最好的体面。

一个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另一个人？

一个阶层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另一个阶层？

电影《乌斯特雷姆》通过一个作家的尝试做了回答。

朱丽叶·比诺什饰演的作家想要写有关失业者的书，为了体验不稳定生活的不安感，她伪装成被丈夫抛弃、二十多年没有工作过的失业者，谋得一份清洁工工作，开始体验底层生活。

高压，底薪，快节奏，机械劳动，日复一日，所谓底层生活，身体的疲乏只是一方面，更沉重的是对未来不抱希望。

作家的真实身份很快就被帮她找工作的工作人员发现，并提出质疑。

为了写作，可以伪装？

为了体验生活，可以占用别人求之不得的珍贵工作机会？

为了让更多人看到，看到的意义是什么，除了同情、可怜、感动，对被观察的人有什么实际帮助？

被看见比需要被看见的人更重要吗？

作家每天和其他人一样，深夜被拉到游轮上，换被褥，收房间，擦马桶，拖地板，她很快适应了工作，也在工作间隙的聊天中逐渐与大家打成一片，并交到了两个好朋友。

朋友邀请她走进她的家庭，和她一起庆祝生日，生活的交融让她们不只是朋友，甚至像患难与共的家人。

作家说“借”了辆车方便上下班，两人共同使用，朋友还会和作家平摊油钱，生活不易，必须“锱铢必较”。

这个场景让人印象深刻，朋友在匆忙地精细地计算着需要付的钱，精确到小数点，作家一直看着朋友，眼神里有一些茫然，不理解、不必要或者不知道该不该拒绝。

对于作家，这是一笔小小的可以忽略的支出，对于朋友这是血汗、是重压下苦苦经营的生活。

这里是电影的遗憾之处。

电影对底层的生活和工作的展示比较简略，一些清洁卫生的场景，几句酒酣耳热后的闲聊，信息量比较低，生活的重负感没有很绵实地传达出来，甚至有一种其实作家没有真正深入了解底层生活的感觉。

知名作家隐瞒身份深入底层社会，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对贫富差距、社会保障、阶级矛盾等等社会议题的思考和批判，电影对此没有过多染指，甚至无意深入，对现代社会的批判隐约简化为对不同阶层女性友谊的探讨。

一次意外，作家和清洁工朋友偶然留在游轮上，苦中作乐，她们度过了欢快的夜晚。

作家在船上偶遇旧友，身份被揭露，朋友大发雷霆。

朋友生气不是因为她不穷装穷，是因为她一直在欺骗，她讲的一切都是谎言。

一切戛然而止。

作家的作品终究写了出来，她在发布会感谢曾经遇到的人，大部分之前被她蒙在鼓里的人都带着恍然大悟的感觉参加了发布会，平静地略带惊喜地接受了事实，送上了祝福。

两个最好的朋友都没有来。

电影的结尾很出色。

清洁工朋友给了作家一个和好的机会——她们邀请她重新换上工服、拿起拖把，上船工作一晚，证明我们还是曾经的我们。

作家摇摇头拒绝了，表情苦涩而痛苦，朱丽叶·比诺什的表演非常动人，她艰难而坚定地拒绝了她们的提议，我们已经不是曾经的我们了，假装没有意义。

跨越阶层的友谊没能存活下来。

一边隐忍度日但维持着自己的尊严，一边在远远观望后希图保持虚假基础上的真情。

她们曾经真实过，当她们喝完香槟躺在游轮的床上，相约明年此时再欢度。

她们现在依然真实，不迁就，不妥协，跟随自己的内心，山盟海誓抵不过一时一世。

清洁工朋友们坐上班车，在夜色中，摇摇晃晃地离开了。

作家目送着车子远去，接受了无可奈何。

车上的人面无表情，继续着似曾相识。

电影里有两次离开，上一次离开是电影最动人的一幕。

清洁工团队里一个高个子身材好容貌好的女孩，找到了另一个工作，即将离开这里，大家都为她感到开心，即使只是好了一点点。

欢送会寒酸但情真意切，大家畅所欲言后，坐班车离开，高个儿女孩不再同乘，她一个人在路中央翩翩起舞，送别朋友，送别曾经的生活，镜头跟着班车渐行渐远，女孩的身影越来越模糊。

生活在黑暗中的人才会懂得星光的珍贵。

这个长镜头是电影对她们最温情的凝视和祝福。

看见和祝福，远远不够，但作家和电影能做的仅此而已。

一个良知知识分子的现实生活体验之旅。

不喜欢用底层社会这个词，都是平凡人普通人一般人，都是在承压生活之下的劳碌奔波用力活着。

法国社会或者西方社会，不像移民、留学、卖房中介小视频里那样美好，普通人的生活在哪里都是不容易的，一样要计算着时薪才能安排接下来的生活，一样要三班连轴到没有公交车还不能迟到早退，一样要被老板骂着蠢货还要继续手头的工作，一样忙碌得只能散养孩子更遑论抚慰自己的精神世界。

即使这样，他们仍然保有善良、真诚和热忱对待朋友的美好心灵。

上一次看现实题材的法国电影是《全职》，两部影片都是从女性体力劳动者的角度去展现经济不景气大环境下就业困难和失业危机带给人们的不安全感，不煽情，不回避，不美化，用真实的力量让观者感受现实的残酷和人的无力与无奈。

法国电影人透过镜头表现普通人喜怒哀乐的现实主义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人们喜欢感动，媒体喜欢展示人们的感动，但是更多的时候，感动是需要特定的人群的，媒体展示的感动并不是感动的根本，而是为了营造出来这种氛围所选取的针对特定人群的一种投喂，在描述者眼中，某一些事情存在的意义在于被他们汲取素材，除此之外，再无其它。

因此，当我们为了某一件事情感动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感动的本身是什么？

是针对这件事情，还是针对我们的无处安放的情感自身？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影片《乌斯特雷姆》讲述的就是一个关于感动的故事，女作家需要写一本关于清洁工的书，于是，作为体验派的她决心自己当一个清洁工去做一些实际的事情来帮助自己完成书籍的顺利成章。

当作家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她本着一颗深入虎穴的心，最终交到了一些朋友，在这些朋友的帮助下，作家找到了创作的灵感，最终，这本书成功的出版，而某一天，当清洁工给这位昔日的朋友带来一些弥补友谊创伤的消息之后，这个作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乌斯特雷姆》的故事告诉给我们，所谓的共情不过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力量的导引，上层社会的人们为了给自己营造出来某一种形象，他们喜欢与下层社会的人们产生某种共情，但是这种共情在下层社会的人们看来是虚假的，因为这并非他们的生活，而是被描绘出来的他们的生活。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举一个大家都能理解的例子，李睿君导演的《隐入尘烟》，这是一部刻画农村现状的电影，但是这部电影农民不爱看，爱看的是城市里的中产白领们。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荒诞的效果展现出来，原因就很简单，因为创作者想要展现的，并非是事物的本身。

《乌斯特雷姆》描绘的故事，就是如同《隐入尘烟》所展现出来的那样的一个矛盾体。

一方面，创作者需要深入到底层去看一看，然后根据自己看到的来想一想。

另一方面，创作者需要用一种自己的受众能看得懂的语言去描绘一些事情或者是客观现象，但是当自己的受众与被描述的的个体本身有着巨大的沟通鸿沟的时候，你觉得创作者会选择牺牲谁的利益？

答案不言自明，创作者在乎的是那些可以说话的人们的利益，而对于那些不能说话的人们，创作者并不在乎，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想要的，他们期待看到的，创作者一般并不会在意。

这就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创作者自以为自己创作出来了某一个传世经典，实际上他所创造出来的无非是自我感动的一部分，被拍的人不爱看，爱看的人并不是自己拍摄的人。

《乌斯特雷姆》中的女作家何尝不是“李睿君”，他们自以为走进了真实的生活，实际上，他们走进生活并不是为了对于这个生活有任何的感触，更多的是为了这样的生活从中汲取一些有利于自己的部分，至于其他的部分，谁关心呢？

谁在乎呢？

无所谓存在与否。

当作家完成了自己的书籍的出版之后，昔日的朋友再来找她想要带她重新回到友谊破裂之前，但是何其困难。

作家并没有任何的意愿去做一些事情，更没有任何的期待再去回到那个之前的生活，之前的生活对于她来说更像是一种经历，这种经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有加成的。

除此之外，再无其它。

底层民众的生活一旦失去了利用价值，就会被创作者隐入到了尘烟里，这或许是人们痛恨这类人的根本原因。

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本身并不奇怪，但是很多奇奇怪怪的人会将这些故事变得奇怪，女作家自己直到自己的目的是什么，但是却不惜通过破坏别人的生活来给自己增添一些绿色，当事情本身暴露了之后，生活中的这些问题就会被浮出水面，这个时候，我们期待的究竟是什么？

我们描述痛苦，我们描述的还仅仅是痛苦吗？

并不，我们描述的是我们所认为的痛苦，或者说我们所认为的生活就应该是这样的人的痛苦。

我们将痛苦包装成为观众们喜欢的那样，但却从来不考虑痛苦人群中那些真实的人的人，他们的作品还可信不可信？

李睿君导演映后所言，自己的片中有着太多太多自己的亲戚朋友，但是《隐入尘烟》这部影片究竟是不是他们所喜欢的电影，这一点一试便知。

然而创作者不会去做这样的尝试的，因为他们的作品并不是为了这些人拍摄的，他们的创作更多的是为了取悦部分人对于电影的一种窥探欲往，除了这种欲望本身之外，这些作品没有太大的意义。

为什么有些人就喜欢从高处往下看呢？

因为这样会被感动，可能你的精神内耗并不源于二舅本身，而是源于你自己俯瞰众生。

……你好，再见

让我们换一种思路。

其一：女作家写不出书，为求生存，沦落为清洁女工，这段意外经历重新赋予她写作灵感，让她重获名声。

其二：女作家为写书，扮演“卧底”，潜入清洁女工群体内部，以这段经历为素材写了一本新书。

哪种方案更好呢？

前一个方案可以真实展现作家“高风险”的处境，突然间身份落差甚至有助于电影拍成喜剧，但真正值得刻画的清洁女工群体却被隐没在女作家身影后方。

相反，第二个方案凸显出清洁女工们的生活境况，女作家以亲身经历帮助这个弱势群体发出他们的声音。

《乌斯特雷姆》一方面刻画了当下欧洲社会看不见的清洁女工群像，另一方面也反思了艺术创作可能招致的伦理困境。

这比单方面以第三人称视角白描底层人民的生活，更能显出创作者的真诚。

或者也可以说，通过介入一位外来者视角（女作家），创作者在为底层人民发声的时候自然消除了是否真诚的质疑。

这可以说是一种很聪明的做法，将具有暧昧色彩的人道主义观点置于对艺术创作实质的探讨背后，可谓一举两得。

我们总说，艺术源自生活。

作家要写出好作品，一定要实地考察，收集素材，也即所谓的套话“扎根生活、扎根人民”。

似乎潜意识里便认定，体验（“田野调查”）就是好的，从而摒除了其他可能或反思。

那么对于普通民众？

作为表现对象，他们在现实生活里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数，默默无闻，需要作家代替他们发声。

由此而来一个严肃的问题，作家为他们发出的声音，是他们真正想发出的吗？

作家发出的声音是否仅仅是作家自己的声音？

斯皮瓦克的经典疑问——“底层人民能发声吗？

”，原意是指责学者为底层人民发声的时候，底层人民往往成为学者学术观念的傀儡，满足的无非是学者自身的目的。

它其实指向了一个悖论：底层人民需要有人替他们发声，作家/学者也愿意为他们发声，但这两种声音会对等吗？

且不说，作家/学者能否完全理解底层人民的需求，从而如实把需求表达出来，这个问题本质上便设定了底层人民需要发声。

但有时候，他们其实不需要。

《乌斯特雷姆》探讨了这个话题。

比诺什扮演的女作家打入清洁女工群体内部，以这段亲身经历写出了一本书，她看似让公众“看见”了这个隐藏在社会暗面的弱势群体，但真的如此吗？

一方面，女作家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进入清洁女工生活的世界，目的是找写作素材，这些素材建立在女工与她的真情交往上。

女作家的举动欺骗了清洁女工们的感情。

另一方面，清洁女工对于女作家为她们写书，似乎也不领情，她们不愿被看见。

联想到近段时间《隐入尘烟》引发的热议。

有人认为电影消费了农民苦难，也有人认为电影对苦难进行了美化——电影没有真实反映农民的生活境况，导演为了自己的艺术目的消费了这个边缘群体。

对于这些责难，我们想问导演照实拍摄农民的生活，不是更加容易？

为何要大费周章进行“美化”呢？

作为自小在农村长大，年年回家乡探亲的导演不是比我们更清楚西北农村的现状，站在道德制高点妄加评议的又是谁？

艺术与现实的差别在于，艺术需要虚构，而虚构是为了抵达更高的真实。

虚构对现实进行艺术加工，帮助我们看见那些视而不见的东西，让我们对现实世界有更加深刻的感触。

《隐入尘烟》如果照搬现实，和纪录片有何区别？

我们又为何要去看电影呢？

正是立足现实，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虚构，才让我们对今天的中国农村、今天的中国农民有更深入的认知。

《乌斯特雷姆》同样如此，女作家以卧底身份潜入清洁女工群体，自然是虚构的情节，但这个设定却比简单刻画女工生活的同类型电影更能折射出深沉的意味。

如果说一者只是“代为发声”，让弱势群体被看见（像在肯·洛奇的电影里那般）；那么另一者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反思了这类“代为发声”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以及引发的道德难题。

结尾清洁女工们的集体反应告诉了我们实情：他们其实不需要被看见。

答案是，真的很困难。

就像Marianne和Chrystèle一样，因为Marianne需要找到一个工作，而Chrystèle需要车来接送自己回家，她们决定互相帮助，后来也有了很多共同话题，也渐渐成为了关系很好的朋友，但是这样的关系其实真的只能称为萍水相逢，而绝非真正的友谊。

真正友谊必须建立在两个人对时间，生活方式和金钱观念的理解上。

影片中，即使工作非常忙碌，Marianne依然能够坚持记录和写作，因为她希望更多人可以通过自己的笔去了解这些生活的非常困难的人，依然会随性的绕路去欣赏两棵像是在交流的树木，觉得他们非常艺术，她依然会在冬天下海游泳，Chrystèle虽然能够做到陪伴，但是她本身是并不能明白这种行为的价值和意义，以及他们给人带来的美的感受的。

只有多年积累，通过花费大量时间，金钱和自我要求不断培养，才能够让人获得这种感受美，把生活变成艺术的能力。

而且两个人对于金钱的观念也不同，这是必然的，因为Marianne来体验生活，她对工作的需求是为了了解底层人民，体验他们的不易与艰辛，虽然身无分文，但是目标和自己坚定的毅力会帮助她度过难关，而Chrystèle更多是一种没有选择，为了孩子，为了生活，努力活下去的状态。

她们还有太多太多不一样了，Marianne在影片中大多数时间都穿着修身得体的羊绒毛衣，剪裁合适的深色外套，象征着她知识分子的身份，作品中虽然没有说明，但是我们可以猜测，Marianne的未来依然会去写自己关心的社会现象，去进行下一段探索，去实现自己对社会的担当，而Chrystèle则可能真的在这个像地狱一样的船舱里度过一生，变成像船上老人那样，因为长久的疲劳和随意的饮食，变得肥胖臃肿，肌肉随意的下垂着。

在未来的某一天，Marianne和Chrystèle可能会在船上再次遇见，她们会像老朋友重逢一样，开心的打招呼，这段友谊很美好，但是也仅仅如此，她们注定没有办法成为彼此依靠，支持，相互理解的那一种人。

更多影评，请关注公众号：毛茸茸的小陈同学

关于大萧条，英国拍了一部《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法国拍了一部《乌斯特雷姆》。

像极了这次英法两国在🦢污战争中的表演，保守刻板的那个，关键时刻冲在了最前面，浪漫随性的那个，反而不露声色蓄势待变，甚至首鼠两端。

关于共情，还是需要设身处地，而非角色扮演。

建议两部片子连起来看。

比诺什永远的女神。

由法国著名作家埃马努埃莱·卡雷尔导演，入围第74届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的现实向女性佳作《两个世界之间》今日欢喜首映独播上线。

这部作品曾登陆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佳片有约》栏目。

现在，观众能够在家中随时随地，欣赏这部“分量不轻”的好电影。

提到《两个世界之间》，必然不能不提及这部电影最重要的人物——法国大满贯影后朱莉叶·比诺什，身为电影的制片人及主演，她一手促成了项目的推进。

在保持多年与作者的联系后，历时近七年，比诺什终于如愿以偿地拿到了本片的改编权。

在电影中，我们将跟随女作家玛丽安·温克勒的视角，来看看不知世间疾苦的她，是如何通过一次“卧底”发现了底层女性之间的真情和友谊。

卧底180天她看到了截然不同的世界2023年，一本名为《我在北京送快递》的非虚构文学在一夜间席卷了各大畅销榜单。

这本书记录了作者胡安焉入职几家快递公司的经历，让更多人看到了快递小哥的真实和无奈。

阶级不同，所看到的风景就截然不同，奉俊昊的《寄生虫》深谙此道，拿下多项国际大奖。

在英国，记者詹姆斯·布拉德沃斯卧底英国零工经济180天，在闭塞的英国城镇，他看到在高压的物流业中，人是如何钝化为机器，在各种各样的时间表中疲于奔命的。

十多年前，法国记者弗洛伦斯·奥本纳斯正在着手准备一项大胆的冒险：她要放弃原本的职业，扮演一位被丈夫抛弃，没有任何职业技能的失业女人6个月。

为了赚取每小时8.71欧元的收益，她早上4点半起床，为了生存，她必须把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

忙得脚不沾地，她也只能换取每个月700欧元的薪水。

而因为长时间工作，清洁女工的身体被病痛和疲劳折磨。

而她们的雇主并不懂得珍惜工作，甚至连雇主家随意排泄的狗，都比清洁工的地位来得更高。

即使这样，被社会系统轻视的女性依然承受着性别歧视，在乌斯特雷姆码头的渡轮上，只有女人打扫厕所，而男人理所应当可以做些更轻松的活。

但在这样恶劣的生活中，弗洛伦斯·奥本纳斯却将自己的作品写出了生命力。

她发现，她在工作中结识的女工伙伴们并没有被生活打垮，她们谈论着自己的理想，即使在生活谷底，仍梦想跃出龃龉的生活圈。

更重要的是，在底层抱团取暖之上，女工队伍间的姐妹情谊（Sisterhood）让奥本纳斯感动。

美国女性主义历史学家吉娜维斯这样定义“姐妹情谊”——它是受压迫的女性间萌生建立起来的互相关怀、互相支持的一种关系。

“这是一个一分为二的社会。

生活在不稳定状态的人数以及两者之间的桥梁越来越少”。

奥本纳斯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写进非虚构文学《乌斯特雷姆的码头》，甫一推出，就在法国社会引起轰动，获得约瑟夫·凯塞尔法国文学奖、文学与评论类水晶球奖等。

原著的成功，让作品的影视化邀约如雪花般纷至沓来。

但作者弗洛伦斯·奥本纳斯并不急于出售版权，直到等来了合适的人——朱丽叶·比诺什。

奥本纳斯对比诺什开出的条件是：如果要改编此片，必须要请法国才子大作家、编剧、导演埃马努埃莱·卡雷尔参与项目。

然而埃马努埃莱·卡雷尔在当时忙于别的项目，这位手握戛纳、威尼斯、凯撒奖，出演过多部脍炙人口作品的大满贯影后一等就是七年。

除比诺什以外，《两个世界之间》的演员都是非职业演员。

故事的主角从女性卧底记者，变成了不谙世事的女性作家玛丽安·温克勒，为了写书和了解虚无缥缈的失业情况，她通过“卧底”进入清洁女工的队伍。

她给自己留了有限的生活费，隐姓埋名来到法国北部城市卡昂。

她从清洁厕所做起，在打零工的过程中，结识了性格各异的劳工姐妹。

习惯和人保持距离，以利益交换为前提的她，从素昧平生的人那里得到了车辆和工作机会。

她发现，劳工女性的世界虽然在物质条件上贫瘠，但她们的精神世界，却并不因此枯萎。

在众多姐妹之中，玛丽安和一位独自抚养三个孩子的单亲母亲建立起了不寻常的友情。

在前期收集各种资料后，她终于构思出小说的女主角，整部小说的搭建业已完成。

玛丽安的小说准备完成之时，也是她离开劳工生活的时候。

当玛丽安热泪盈眶，满怀愧疚地说出真相，那些善良的女工朋友会原谅她么？

备受争议的电影结局难以调和的生活真相《两个世界之间》的法文电影名沿用了原著中的乌斯特雷姆码头，它的英文译名“两个世界之间”显然更为巧妙——玛丽安与劳工姐妹的世界，就像永不交际的两条平行线。

而当两个世界交会后，短暂的人性火光，也无法消弭两个世界的鸿沟。

哪怕《乌斯特雷姆的码头》在法国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和讨论，也无法改变社会运行的既有规则。

在2020年对弗洛伦斯·奥本纳斯的专访中，她表示，哪怕这本书已经出版了十多年，法国工人的劳动条件依旧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

而本片的拍摄片场，朱丽叶·比诺什的出现也堪比一场“元电影”。

非职业演员认为，像她这样的大明星，不过只是以玩票性质来体验生活，绝对无法从心底中理解认同他们的世界，在一开始就和她保持距离。

刚刚丧父的朱丽叶·比诺什，将自己生活中体验到的真情实感，辅以多年练习的精湛技巧，最终以惊人的内收型演技成功诠释了角色。

她在片场所展现出的亲和力，也让演员们放下了偏见。

在拍摄结束之后，这些“演员”有些人对演戏产生了兴趣，但大多数人还是要回归到“穷忙”的生活中，做一名清洁工人。

这和电影在最后抛出的问题是一致的：两个世界的人，究竟能在短暂的相处中，达到程度多深的相互理解？

埃马努埃莱·卡雷尔以淡写根本矛盾，重写人性温暖的手法，把这个问题留给了场外观众——底层人民过的不幸，是因为他们缺少被看见的机会吗？

人们究竟是看不到他们的苦难，还是选择不去看他们的苦难？

在电影结尾，玛丽安的清洁女工朋友参加了她的读书会，自费买下了她的小说，还要感谢她写出了他们的故事。

乌斯特雷姆码头依旧灯火通明，轮渡底层客舱和头等舱只有几堵墙的距离，她回到了退路，而她的朋友们，还要在最低时薪中挣扎。

《两个世界之间》欢喜首映 独播上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