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

Hold on&Humble这部电影的姿态很特别（话说我喜欢法国版的海报，主题多明确！

）政治社会学题目上，却没有做那种大师级「我高贵冷艳思想高深你们这些凡人不能懂」的冷感，一开始就是两个中年妇女聊家常「我的老公是极品」，后面Hannah同丈夫之间打情骂俏，同朋友之间的嘻笑互动，是有烟火气有肉血感要把观众拉近的节奏。

但是另一方面又故意不完备背景信息——从标题开始就极简。

除了海德格尔大街一喊一嗓子大家都知道之外，Hannah Arendt是谁，她去以色列听审的被告是谁，犯了什么罪……这些关键信息都是一句话就带过去。

即是说，虽然电影的总体风格是亲切家常的，故事梗概也在一般文艺片的范畴内，但是观众应对其中所涉及的人物事件及思想有大概的认知才不至于落拍。

电影和观众的双向选择过程中，本片不挑剔入场观众对电影语言的解读能力——所要传达的信息多数由台词传递，却对知识层面有所要求，可以说是从标题到海报都有「屏蔽信息不足者」的功能。

这就很难说是具有「娱乐大众」属性了。

以「学习思考」为目的的电影而言，对历史背景的轻掠而过，意味着其最终的诉求乃是——请思考。

思考的主体，是自备一定信息量又有兴趣愿意花时间看这部电影的人。

而思考的主题内容是——思考本身。

听到了不等于就听懂了，听懂了不等于就听明白了。

地球人并不像瓦肯人那样拥有心电感应的能力，只能依赖符号交流。

符号在传达信息时会失真。

Hannah说英语带有很重的德国口音（以至于我要借助字幕才能听懂她在说什么）。

她周遭的德国小群体急眼了就用母语唇枪舌战，美国同事们在一旁干瞪眼。

这个「语言障碍」的梗在电影中被一再使用，最具象地表现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人群、人群与人群之间「听到」、「听懂」和「听明白」之间的分歧差异：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二战幸存下来的犹太人和他们年轻理想化的后代，Hannah和她的读者们，她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们……在各自表达、聆听和理解之间都存在这种「障碍」。

最简单绕过障碍的做法——依赖第三方解读。

在耶路撒冷庭审之前有一场很长的争论戏，听不懂德语的Mary先是求助于懂德语的学生，被告知「这么快的语速我听力不行」后暗搓搓想找Hannah的小秘书Lotte口译，后者的回答是「听Hannah自己跟你说不更好」——不愧是跟「大家」混的。

第三方解读为原有信号添加了噪音，最坏的情况会加大理解分歧。

比如在Hannah的文章出版后，那些根本没有看过文章或者没有看完的人，也纷纷打电话写信去谩骂，就是听从了第三方、甚至第四方的解读，根本不去听作者本人的陈述，就自以为「听懂了」。

如果想要听明白Hannah跟Hans在吵什么，应该听Hannah本人用英语陈述。

这正是影片前半段要跟观众达成的共识。

艾希曼的庭审基本使用了资料片段。

每一个片段结束后，都切到认真听审的Hannah。

这一段观众和主角是同步的——等于我们也在观看庭审纪录（虽非全部）。

在观看这段纪录的时候，我们做了什么样的思考？

下了什么样的判断？

庭审结束后，又有一段争论戏让Hannah表白自己的观点。

到此为止，事件人物（艾希曼）和核心人物（汉娜）的陈述结束。

听懂了。

但是有没有听明白呢？

英语并非Hannah的母语，所以这番陈述中可能还是有用词不当、发音错误、语法不严的地方，仍然存在表达与理解之间的间隙，这个间隙的填补，一是需要陈述者自己去弥补（比如Hannah请Mary纠正自己的发音，交由编辑部梳理自己的语法等等），二是聆听者需要「理性」地理解「话语本身」与思考「事实本身」。

这也就是影片后半段的内容。

片中《纽约客》的主编在审稿时要求Hannah不要加入「主观解读」，Hannah回答说「这是事实」，主编默认，就是这样的一个「填补过程」：根据内容提问、根据事实回答、理解回答的内容并思考事实是否真如其所说。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Hannah是否对于二战时的犹太领袖们的动机有否「臆测」。

所谓「臆测」典型的例子是Hannah的作品出版后，其同事断语「以她的聪明，不可能会想不到这篇文章带来的（负面）轰动效应」——在毫无事实根据没有对质的情况下主观对他人的私生活、思维活动、情绪体验等等进行「肯定/否定推论」。

电影以细节否认了这种「臆测」又故意突显这句台词，直接就表现了「臆测」的核心特征和社会性危害。

非常聪明。

「臆测」是一种群众喜闻乐见使用起来亦得心应手的「理解」方式。

这一方式的应用手法在影片的后半段，通过路人、读者、同事、朋友各个群体，得到了全方面多层次的展现。

通过台词有点有面地展示了时人对Hannah「反犹」、「藐视本民族」、「过于理性而忽略人类的感情」这些主要指责，又通过她去耶路撒冷看望故友、努力想挽回Hans的友谊、跟海德格尔之间纠结的感情牵扯而一一予以否定。

只有排除这些「臆测」的干扰，才能冷静地听明白。

近几年，在讨论（或者我更喜欢使用「吵架」这种更有情调的词）过程，我也会高频地使用「请不要臆测」却很少收到效果，最后常常就是我耐性崩盘。

所以关于那句引发口水仗的「（二战时的）犹太领袖们或有意或无意地（在事实上）配合了纳粹。

否则遇害人数当大大下降」这句话，我完全无法理解当时美国人与犹太人的反应，就不知道到底是因为我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背景，还是本身所谓的「反社会」（「高贵冷艳」、「傲慢无礼」、「没有感情」etc）属性所致。

在我来看，如果要反驳Hannah，应当以这句话的内容是否属实（1. 当时的犹太群体多有「领袖」 2. 「领袖」们是否在事实上配合了纳粹的种族灭绝行动 3. 这种「配合」是否导致了更多的遇难者）；如果要深入，应当以Hannah从此种现象得出「庸恶」的「论据」-->「论点」路径是否清晰严谨。

诸如「伤害了xx人民的感情」的呻吟，或者「你是五毛」vs「你是美分」之类的无聊，既不能对事实有所证明，也不能对理论有所帮助，完全是浪费时间和精力，根本没有必要。

Hannah在影片后半段所遭遇的人身攻击，与影片前半段众人围绕艾希曼一案的争论，恰恰证明了她所谓「庸恶」的观点：翘着脚使用第三方解读是思维的懒惰（有别人已经嚼过看起来好像也嚼烂的东西就不需要自己消化了），「臆测」是思维的怯懦（直接用十字架指着「说话的人」大喊「丫被魔鬼附体了」就不需要与对方的观点直接对峙）。

纳粹，与那些寄恐吓信给Hannah的人，在「行为」上虽有不同，在「本质」上都是根源于集体思维的懒惰与怯懦。

至此，电影已经完成论证过程，并用Hannah铿锵激昂的演讲（暨自我辩白）结论。

但是为什么？

在片中时不时露脸的海德格尔留下这个问题是没有回答的：为什么一个天生的thinker仍会「庸恶」的时候？

为什么Mary会很自然地请Lotte翻译，在Lotte拒绝前观众也会很自然地认为这是合理的要求？

可能牛顿第一运动定律其实在思考这一运动上也成立：假如没有外力影响，我们总是在同一思维轨迹上前进。

这样比较节省能量（精力and时间），并且与社会大部分保持一致也会比较安全。

由此造成了很多思维上的「惯性」，绝大多数个体具备同样惯性时就形成了一个密闭空间，逃离这个惯性的个体思维就成为社会「禁忌」。

这些「惯性」和「禁忌」不允许你问「为什么」或者「目的何在」或者「应不应该」，只要求你「顺从不要越界」。

比如「你是犹太人就应该爱以色列」（可以扩展到各个民族与国家的对应关系），这一种立令对方放弃思考的要求其实无处不在且在某种社会环境下被视为「美德」（在帝国时期也有「你是雅利安人就应该恨犹太人」的「惯性」）。

一方面越是在社会生活中沉浮得久越是习从这种惯性很难立突摆脱（做网站的都很熟悉这套理论了，facebook的很多功能正是根据「花越多时间在上面就越难抛弃」的行为模式设计的），再者为保持所处空间的稳定性社会群体会尽力阻止个体突围。

托勒密系统上的球越加越多、计算越来越复杂，断不会止有哥白尼一个人觉得不妥，但是一旦突破这个体系，就意味着前一千年的思维方式作废，所有习惯于这个思维方式的人都要转轨道，而且万一新轨还不对头，就会造成chaos——社会动物最害怕的情况。

诸如「犹太人必须爱以色列」、「纳粹都是变态杀人狂」之类的观点就是当时托勒密系统上的小球，一旦提出「这个球的位置不对」必然要重新计算甚至更新一套新的理论体系。

所以那些听Hannah演讲的年轻学生们因受的惯性约束小，又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是以更容易吸收接纳她的解说，而年长的教授们则更顽固己见不愿意去毁坏自己的「思维内部生态平衡」（一如当年的海德格尔），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年轻学子，或者我们任何一个人，能免除「庸恶」的制约与诱惑。

在本片的案例中，Hannah最后能够抗住压力，除了她以及共同工作的人（丈夫、主编、Mary、学生们）hold on之外，还需要humble（我称之为「与狼共舞」）。

在针对Hannah的诸多指责中，唯有「傲慢」这一项被微妙地认同：Mary纠正Hannah的发音后周围友人纷纷低声「她不喜欢这样」，Mary说「是她自己要求我纠正她」之后更是友人惊诧。

这亦体现在恶意指责甚嚣尘上时，Hannah依然拒绝向公众解释，意下「反正他们不看就瞎嚷嚷或者根本就看不懂，那都是他们的事」。

但是一种突破禁忌的观点，必然需要进入到集体的轨道中去，然后才能使出那一把「改变速度（的标量或/及矢量）」的外力。

Hannah不但站到了讲台上，还正确地发出了chips这个词。

要双方面共同的努力——陈述者更耐心细致地解释，聆听者更理性主动地思考，才可能跨越「理解」的障碍。

影片的姿态是H&H具在，剩下就看观众们的了。

就像电影最后，她的昔日好友所说＂把自己扮演成一个瞧不起犹太人的德国知识分子＂。

确实，汉娜阿伦特从哲学的高度思辨Einchmann这个＂杀人机器＂的平庸之恶，写出「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

她的总结是＂思考，不是知识，是区分对错，美丑的能力＂。

这番演说和理论赢得满堂喝彩，放弃思考只是服从，其实放弃的是自己作为人类的权力。

保持思考，不断思考，这也可窥探到德国的哲学是如何蓬勃发展的。

但是，从情感上来看，真的无法接受。

哪怕是在昏庸无能麻木冷血的犹太委员会。

当你真正作为第三方去评判他的时候，一堆热血，存良知的人民，第一时间还是会维护他的。

汉娜够胆魄，冒天下之大不韪。

这也确是她一贯作风。

至少，她在思考。

我们呢？

我们，希望看了之后，能思考。

《汉娜•阿伦特》拥有一部成熟的传记片该有的样子，冷静、内敛、完整，不做作，不花俏，抛出了一个与普罗大众都相关的问题，让阿伦特这位20世纪最具思想性的女哲学家给予了答案。

当然，这个答案与哲学一样，魅力无穷，随着思考主体和背景的不同变换着光芒。

汉娜•阿伦特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和政治理论家之一，深受导师海德格尔的喜爱，著于二战后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被欧美舆论界称为大师杰作。

受胡塞尔的现象学影响，中年著有《人的境况》，以思维与行动的概念迭代古典哲学中理论与实践的概念。

作为生于德国的犹太人，二战期间开始流亡旅居生活，50年代在美国教学，她是普林斯顿大学任命的首位女性正教授。

讲述这样一位不算家喻户晓的故事，是不容易的。

影片没有采用通常传记片的做法——浓缩叙事，即把人物一生中大名鼎鼎的事件描摹一遍，再辅以交叉蒙太奇渲染情绪，俘虏观众的判断，这是大多数名人传记片的拍法。

然而，这部德国电影充满批判的内涵，没有采取万花筒式的结构，而是客观坦率地再现与发现阿伦特对纳粹“死刑执行官”艾希曼的庭审观察，写就《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后处于舆论风暴中的种种。

她的视角超越了犹太民族，也挑战了同胞们的情感认同。

拥有浩瀚哲学星空中最亮的那几颗星辰，德国思想界的严谨思辨传统对后世的影响一直都在。

本片绝不止于呈现这个极具话题和学术造诣的女哲学家个体，更意在表现犹太民族面对劫难的反思和质疑，回忆同胞逝去的扼腕和痛楚。

正是在一片民族阵痛中，阿伦特的警醒与思考显得振聋发聩。

她看到了一种“平庸的恶”，个体在纳粹极权政治下的麻木和不思考，人们犹如机器一般附庸作恶。

这种恶平庸又日常化，导致艾希曼一次次执行屠杀命令正是这种“平庸的恶”。

片尾，阿伦特的好友、同事、邻居、亲人，因为她高高在上的哲人姿态离她而去，她孤独地站在窗边自言自语道：他们都没有意识到，正是这种平庸的恶汇聚起激进的力量，造成了我们的不幸。

镜头转向阿伦特的哲学家丈夫，他揽过阿伦特的肩，问道：如果早知出版后会引发争议和批评，你还会出版吗？

阿伦特眉头一锁，说：我会。

阿伦特面对真理的诚实和勇气，并在此基础上坚持的公民精神，比他的老师兼恋人海德格尔走得更远。

作为基础存在论的弟子，阿伦特没有停留在海德格尔存在与此在的学说，而是将人的生命实践延伸为个体责任与政治生活的关系。

当中年的阿伦特每每陷入回忆中，一个象征性抚慰的画面就浮现了：少女阿伦特羞涩又好奇地站在海德格尔面前，提出质疑，海德格尔只说一句：思考是一份让人孤独的事业。

拍哲学家的传记片远比政客、科学家或是明星要难，常常会因为着力思维的快感与痛感显得晦涩艰深，而本片的两层叙事一张一弛。

一层用艾希曼庭审牵引，镜头在犹太幸存者之间平移。

庭外，阿伦特在耶路撒冷与挚友的对谈也外化为她的思索。

严谨的叙事推进，没有绕过任何重要的情节演进，直到阿伦特从堆积如山的资料和庭审录音里，找到了论点。

另一层有阿伦特的家人朋友们领着，带出她生活化的一面，话唠群戏像是在试探她的思维底线，当她和闺蜜、丈夫在一起时，每段台词和场景都透露着她本真的一面。

那些略带辩论味的形容词和对话，道出了一个女哲学家智性的叛逆和精致的淘气。

在与海德格尔重逢的中午，两人漫步在深秋的白桦林里，海德格尔再次表露爱意，又说教了一句：真正喜欢的东西，只出现在少年或是青年，就是所谓“爱在第一眼”。

玩笑间也有浓浓的形而上的腔调。

好在这腔调并不令人生厌，相反，也增添了本片的哲学意味。

作为一部传记片，高明之处在于没有刻意表现人物的拧巴和纠结，没有刻意把冲突和内心戏戏剧化，而是节奏稳健地只拍一个事件，毫不吝啬地沉溺着展示着她的思考，正如她主张的个体思考与伦理觉醒都是首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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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通过一部两小时的电影去理解智慧者是一件十分愚蠢的事情，最快捷的笨办法是读书。

但是电影片段展现人生，呈现出另一位与波伏娃相同又不同，独特的女性样本，简直令人着迷。

女性之所以不敢显露锋芒，是因为没有独树一帜、优异到脱离通俗男性社会规制的领袖，通览她们的人生，每一次观影、读书都是伟大心灵的激励。

汉娜.阿伦特与波伏娃相同，学术研究始于千页文献，夯实写作文本，从严肃勤奋地攀登书山开始。

很多时候窝在家里，是闭门造车，亲临现场所产生的扭转性观念转变，“他是长相如此平凡、怯懦的男人”，与报道渲染的杀人不见血的魔头毫无相通之处，促成《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完成。

纳粹犯下种族灭绝罪，人们将其简化归类为恶魔和绝对错误，汉娜阿伦特的书写，试图帮助理解艾希曼作为平庸的普通人被推上历史舞台黑榜的过程。

原来以色列的年轻人会背向这段黑暗历史，借库尔特之口，以述说填补受害人下一代具体感受的空白。

公审的意义在于杜绝绑架、杀害的私刑，给罪犯腾出空间，口述罪恶，核对证据，借审判程序性彰显人类正义的美德，从长远意义上，保证所有人都能经由正当性程序走向罪责相当的结局，给予受难者仪式性的悲恸出口。

辩论是另一种人道形式，汉娜.阿伦特被允许在课堂上为自己的文章申辩，没有鸡蛋、青菜乱飞，胡乱发泄情绪毫无益处，那是“人格暗杀”，克制愤怒，尊重并聆听对方辩手的陈述，是赤膊相见的相扑手合力完成的文明之舞。

党同伐异的网暴者，躲在背后的暗箭扣手，是冲垮理智堤坝的一只只蛀蚁。

汉娜阿伦特忠实文本，思考的巨浪将她裹挟到哪里，她就在哪里登陆，书写到那里。

她勇敢地冒犯所有人，不会预设读者情感，她毫无负担地写作，不做自我书写的第一道门槛，她为自己写作，为敏锐的思考写作，为良知写作，拒绝编辑的删改建议，全面刊登，不说对不起，这一点就值得所有女性学习。

集中营创造一个无意义的黑洞，人的存活，不仅赖于纯粹理性的思考，还需要积极的行动和反馈。

如果说话是上下嘴皮打架，进食为了保持活着，任何行动都如重拳打在记忆海绵上，力被吸收，泡沫回弹。

任何一个微小时空，靠着对人的规训与惩罚都可以迅速建立起奇怪引力的场域，即使无法反抗，也要保持对不合理行为思维的“说不”，同化最为可怖，成为“羊”不自知，陷落人之为人的大脑，请保持思考。

思考确实不会为人带来任何即时直接的好处，思考唯一的作用是让我们共同欣赏绚烂壮丽的浪漫落日，携手抵抗无意识的戾气汇集而成的破窗。

值得担心的是，国家机器下设行政机构日益复杂，人被精准细化，就像艾希曼在庭上诡辩，他只需为一小部分负责，因为他只是高层决策者，与集中营的毒气灭杀相距甚远。

每位公仆苍白着脸，空洞着眼，机械式后退，嘴里喃喃自语：“我只是收发文件，执行部分政策，没有选择”，推波助澜犯下灭绝人类自身的罪孽。

被分割越远，推及越高，人还能依靠内心的自然法则觉醒么？

可能有赖于人类的朴素良心。

它所表现出的，给予人的感觉粗暴而直接。

这样一部传记电影，看起来似乎深刻，有人还说“它达到了一个传记电影少有的高度”。

然而，我看到的，它只是将汉娜一个极深刻且具代表性的关于“平庸的恶”这个论题拿来包裹整部电影，于是，它看似将电影带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刻”，但其实缺乏真正有价值的内容。

就像一个画家想要表现美丽的海伦，却只是为她布满华丽的装饰，却无法真正表现出她的美。

它为观众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快感，一种结果，一种光环和成就，而不是什么前所未有的深刻。

电影里，一个从头到尾都在抽烟的汉娜，甚至是一开始就给了一段长达两分钟的抽烟镜头。

这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思考一个问题，抽一根烟这确实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当你用一种文学方式，或者是如这种影像的方式去表现它，甚至是强化它，这却可以给予他人更多的解读内容。

对于一名女性哲学家来讲，这带有明显的标识，应该避免聚焦于此，而不是强化。

这可以体现什么呢，或者说对于人们理解汉娜有什么帮助呢？

只有曲解。

不应该用这种粗暴的方式去体现一个独立的女性，这甚至让人看不到比其汉娜本身性格特点更多抑或是更重要的内容。

不过后面还有更多的让人难以招架的方式。

譬如他人对于汉娜的评价。

当汉娜因为艾希曼审判一事，想为《纽约客》撰稿，报社里的成员这样谈论：”难以置信，那个汉娜阿伦特竟然想要为我们写稿。

“…..”她应该像其他人一样乞求得到为《纽约客》撰稿的机会。

“”弗里西斯，是她写了《极权主义的起源》“”什么鬼题目。

“”这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一本书，去看看吧。

“她是第一位用我们的西方的语言文化来描绘第三帝国的作家。

“它是辉煌的，但抽象的。

“哇哦，真是辉煌。

一个带蔑视的形象，一个洋洋得意的形象，一个年迈的老人下结论。

三人各自的表现将这种成功后所带来荣耀和名誉的一种影响，在他人的一唱一合里发挥极致。

我觉得导演不懂得什么是含蓄。

当然，这是一种常规套路。

但是这一段话就这么赤裸裸地砸给了我，淬不及防。

如同在关于艾希曼的审判那段一样，人们在汉娜思索、疑惑、闪烁的眼神里看到了快感的临界点。

因为人们知道《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这部重要的作品即将诞生。

然后在演讲台上达到了高潮。

因为这是一部汉娜阿伦特的传记电影，如果不是这个定位我想我不会这么失望，顶多就是一部稀松平常的电影。

它做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模样，人们总是聚在一起谈论种种深刻的话题，然而影片中的汉娜以一种傲慢的、似乎总是可掌握全局的姿态以及总是特写的抽烟及思考镜头，以及干瘪粗暴的表现方式都无一不是说明它用一种平庸的方式的去论述平庸。

思想家在常人没有想法的地方思考——电影《汉娜·阿伦特》里的哲学命题特约撰稿 王绍培【剧情简介】1960年，以色列宣布抓捕到前纳粹德国高官、素有“死刑执行者”之称的阿道夫·艾希曼，并于1961年在耶路撒冷进行审判。

已在美国居住多年的著名犹太女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巴巴拉·苏科瓦 Barbara Sukowa 饰）受《纽约人》邀请为此次审判撰稿。

当汉娜·阿伦特前往耶路撒冷观看审判后，却在艾希曼的阐述、民意和自己的哲学思考之间发生了分歧。

当阿伦特将艾希曼当年的行为提高到哲学的高度，她的文章不出所料地引发了社会上的恶评和抨击，一些汉娜·阿伦特的老友甚至和她绝交反目。

这个当年海德格尔门下最得意的女学生在疾风骤雨中想全身而退，却发现一切都已经不像自己预计的那样简单。

（豆瓣 ）一般中国人知道汉娜·阿伦特，多是因为她读大学时曾经跟自己的老师、有妇之夫海德格尔谈过一场恋爱。

有一本书《汉娜与马丁》讲的就是这段往事。

我记得书里说正是由于失恋的极度痛苦导致阿伦特把注意力完全转向了阅读和学问。

书里还说很多年后，在欧洲名满天下的海德格尔在北美本来没有人知道，是因为阿伦特的推荐才慢慢被北美的读者所了解的。

上周结束的“德国电影周”深圳站放映了10部各具特色的德国电影，包括这部《汉娜·阿伦特》，文化背景的距离，让此片成为一致公推的烧脑片。

这个人物片其实是在讲“思考”。

1阿伦特去耶路撒冷主要是为了看“活生生的艾希曼”如果是中国现在的电影导演来拍摄阿伦特的传记片，那么，上面说到的这个“爱情故事”不容舍弃，因为这是一个绝对有“票房保证”的电影素材。

但《汉娜·阿伦特》的导演偏偏选取的是阿伦特人生中引起最强烈争议的一个“思想事件”来描写——这个事件可以简称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既精雕细琢，又浓墨重彩，而恋情之类的故事只是偶尔闪回一下就带过去了。

1960年5月24日，逃亡到阿根廷的前纳粹杀人犯阿道夫·艾希曼被以色列特工人员绑架回国，阿伦特一直密切关注。

一到艾希曼将在耶路撒冷审判的事情确定下来，阿伦特就向《纽约客》杂志的编辑约翰·肖提出作为杂志的特约采访写稿人去现场。

约翰·肖当然非常高兴有这么一个重量级的人物来当记者。

而对于阿伦特来说，她去耶路撒冷，主要是为了看“活生生的艾希曼”。

果然，跟她的想象一样，杀人恶魔并没有一副恶魔的嘴脸，她对他这样写下了她的第一印象，她看见“玻璃亭中的男子一点也不粗野”。

这个最初的印象跟她后来得出“恶的平庸”的结论，有一个神秘的通道，因为这个看起来并不粗野的男子正是“恶的平庸”的肉身形象。

纳粹德国当年有一个严密的灭绝犹太人的计划。

而事实上他们真的屠杀了600万犹太人。

阿道夫·艾希曼是纳粹德国的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人，被称为“死刑执行者”。

事情在我们看来非常简单：一个纳粹高官，手上沾满了犹太人的鲜血，后来被抓到以色列接受审判，最后被判处绞刑。

这个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还有什么可以质疑的吗？

但思想家就是在常人没有想法的地方思考。

阿伦特的老师兼朋友雅思贝尔斯就认为以色列不能审判艾希曼，因为以色列不能代表所有的犹太人，而且，他还担心对以色列抱有敌意的人会把艾希曼打扮成殉教者。

阿伦特不同意老师的意见，但她的思考以及得出的结论比老师的看法具有大上百倍的争议。

2阿伦特认为，艾希曼“真是一个傻瓜，但却并不是傻瓜。

”首先，阿伦特认为，艾希曼“真是一个傻瓜，但却并不是傻瓜。

”这个矛盾的说法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艾希曼具有思考的能力，但他放弃了思考。

作为一个没有思考能力的人，他并不知道大屠杀的计划，他只是大屠杀机器上的一个齿轮。

这个观察和思考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推论：一方面剥夺艾希曼的骄傲，因为他有时候也会为自己杀了600万犹太人感到洋洋得意，而作为一个放弃了思考的人，他其实是没有资格来骄傲的，因为他并不知道他做的事情有什么含义；另一方面，也为艾希曼开罪，因为他只是一个杀人机器上的齿轮，他没有制定“最终方案”，他只是作为一个执行者来参与了这个行动，而这个行动在当时的环境中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职务行为，所以，他没有资格作为被告。

其次，其实跟阿伦特追究“恶的平庸”有关系的是犹太人的罪责问题，这使她得出的另一个争议甚至更大的结论，那就是“对犹太人来说，犹太人领袖对自己的种族灭绝起到这样的作用，毫无疑问是整个黑暗的故事中最阴暗的一章。

”阿伦特写道：“犹太人的公务员制作出同胞们名单及其财产的表格，为征收强制遣送一个灭绝的费用，从本人那里收取钱，确认他们是否迁出公寓设施；为逮捕犹太人，提供警力协助把同胞押送列车，还有作出了最后表现好的姿态，最终是通过把没收的犹太人公司的资产完好地移交出去，来取得对方的信赖。

”当然，阿伦特明确的说法也是支持对艾希曼处以绞刑的：“正因为你的指示，实行的政治，我们谁都不希望和你一起住在这个地球上，这就是你应该判处绞刑的理由，也是唯一的理由。

”当然，阿伦特没有主张去审判犹太人领袖。

但是，她的思考包含的推论是显而易见的。

3即使要付出绝交的代价，阿伦特还是坚持出版了她的著作对于阿伦特的上述思考，我们不妨这样假设一下：我们抓获了一个日本战犯，这个战犯深深地参与了南京大屠杀。

现在，我们审判他。

但有一个思想家出来说，这个战犯放弃了思考，他只是在执行他们国家的侵略计划，他没有资格对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情负责。

另一方面，对数十万人中国人死亡负有责任的是一批中国人，他们配合了日本人的行动。

这个假设不完全等同当年纳粹实行大屠杀的情况，但某些方面是一样的。

我们不难想象，犹太人对阿伦特多么恨之入骨。

起码的一点是：你阿伦特只有思考，没有热血，你是一架冷冰冰的思考机器。

身为犹太人，你不爱犹太人，你不爱以色列这个国家，你不爱自己的民族。

这样的指责事实上是落到阿伦特身上了。

但她明确指出，她确实不爱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者人群，她只爱自己的朋友。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者人群来说，阿伦特都像是一个“外来的女儿”（这是她的丈夫布吕歇尔对她的爱称），是一个贱民——所谓“贱民”就是边缘化的、逸出了体制的不受待见、总有争议的个人。

应该说，阿伦特并非不知道思考的代价，事实上她有时也会为了这些可能的代价而搁置思考。

比如说，她认同西塞罗的一段名言：“我与其跟柏拉图的敌手一起认真地思考，倒不如和柏拉图一起堂而皇之地迷路。

”她可以为了朋友而放弃争论，但是，当涉及重大的政治命题时，她也愿意承担后果。

如此重视友情的阿伦特因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系列文章的面世，一些朋友跟她绝交了。

即使是要付出绝交的代价，阿伦特还是坚持出版了她的著作。

4“恶不是根本的东西”，阿伦特写道：“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本质的。

”这就是思想家之为思想家难能可贵的地方。

即使在客观上，阿伦特或者为艾希曼起到了辩护人的作用，或者将犹太人领袖置于被告的位置，但比较起来，所有这些都不是阿伦特最关心的。

她真正关注的是思考“恶的本质”。

阿伦特的丈夫布吕歇尔常常认为“恶”是一种“可笑的现象”，恶是平庸的，没有深度的，一个人不能因为恶行而被“放大”，多大的恶行也只证明这个恶人的渺小。

恶之所以能够造成那么大的灾难，布莱希特认为那是因为“悲剧是采用了与喜剧相比更加不认真的做法来处理人类的疾苦的。

”如果说，艾希曼对大屠杀是有责任的，那么，这个责任跟其“不思考”有关系。

犹太人之所以也承担一点的责任，那么，也跟他们的不思考有关系。

“恶不是根本的东西”，阿伦特写道：“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本质的。

”但善缺乏的时候，或者说，当善不到位的时候，恶就出现了，这时出现的恶是平庸的恶，它仅仅只需要不思考这个条件就足够了。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结论。

大规模的恶所造成的灾难，其实仅仅只需要不思考的人群就可以实施或者造成。

我们用这个结论来观察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灾难，尤为富有解释性。

当我们让人停止思考、中断了思考的习惯时，恶就随时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

因此，阿伦特把阻止恶的出现希望寄托在思考上——她有时称之为判断活动。

她说：“……这种判断活动中必要的前提条件不是高度发达的知性和道德上的锻炼，只是自觉地与自己自身一起活下去的习惯。

即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来的，我们通常叫做思维活动，其实是某个自己与自己自身之间无言的对话，是经常进行的一种习惯。

……远未能够信赖的人，却是怀疑主义者，这么说，不是说因为怀疑主义者是善，或是说，怀疑就是健康的，而是因为‘这样的人’习惯了决心认真思考事物的行为。

最善的人，就是知道无论发生什么，只要我们活着，就拥有与我们自己一起活着的命运的那些人们。

”当然，在《汉娜·阿伦特》这部电影中，我上面所说的这些含义，它没有也不可能一一呈现。

但电影对于这个载入史册的思想争议的表现，无论是人物刻画，还是过程叙述，都是充分的、饱满的、力道十足的，同时也是意味深长的。

人类的确是思考的动物吗？

拜校友赠票看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参展影片，知道了汉娜-阿伦特这个人和关于她的这一段历史，激发了一些无意义的思考。

在40多年后的今天，当年造成轩然大波的阿伦特观点“平庸的邪恶”已经成为看待参与过纳粹德国活动的无数德国人和其他人的主流观点。

前两年的获奖影片《Reader》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但是在当时，一个从纳粹集中营中逃出来的犹太人提出这样的观点——即某名具体的纳粹军官并非自主拥有邪恶的思想和行为，只是通过盲目地执行命令协助了邪恶的实现——却被犹太人群看做是一种背叛。

在我看来，这是对思想家的双重讽刺：即群众不能理解思想家的思想，同时群众对其思想做出的情绪反应正是思想家极力想要指出的问题：纳粹德国的民众是随着从众的惯性和莫名的对犹太人的偏见而默认了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而战后的犹太人是抱着从众的复仇的情绪和同样莫名的民族主义仇恨阿伦特“为纳粹开脱”的观点。

在情绪驱使的两段历史潮流之上，思想家在孤独地阐述着她的观点，年轻的学生听进去了，因为他们没有过去的包袱，没有个人的历史遭遇，作为一种思想他们貌似理解了；但是所有其他人，都被情绪席卷着，完全听不进去。

思想家说，独立的思考（和判断），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条件——这听起来很美的话，无疑是一种理想化的误导。

如果要落实到具体的个人的话，我们来猜一下，当今地球上的60亿人口，有多少是能够思考的，又有多少是能够独立思考的。

理性，这是自启蒙运动以降的至高目标和不懈追求，带领西方世界在300多年的时间里创造了空前的人类福祉，但是残酷的一战和二战让这一追求遭遇了空前的失败，造成了理想的崩塌。

我私下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战后的所有艺术都如此丑陋不堪，因为（视觉）艺术最能直观反映当代心灵的面貌。

如果说对理性的追求在西方遭到了重挫，那么我们中国人就太幸运了，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追求过那个东西。

在人类的所有属性中，理性算是非常纯粹和崇高的，但却也是最脆弱的。

古今中外，茫茫人海，有多少人像阿伦特这样，把一生投入理性的思考，又有多少人像她一样，为理性做出过牺牲？

相比之下，人们为其他的东西不懈追求，奋勇牺牲前仆后继：金钱、权利、爱情、性、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宗教——所有这些，很不幸的，都跟理性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不是对立的话。

从前读MBA，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教Organization Behavior的教授讲的一句话（他正好也是美国犹太人）：永远不要设想人们是理性的（不论是在股市里、谈判桌上或者会议室里）。

而近年来在金融领域一个热门的研究课题就是心理状态和情绪对投资行为的影响。

总而言之，如果阿伦特的思考有任何缺陷的话，那就是她对于人类的理性程度和对理性追求的热情都估计过高了。

在我看来，这个人类，离理性的光辉殿堂，还有半个世界的距离。

《漢娜．鄂蘭：真理無懼》：平庸之惡還是惡之平庸？

(原載於《時代論壇》一三七○期.二○一三年十二月一日)http://brucelaiyung.blogspot.hk/為甚麼歷史上會出現納粹大屠殺和文化大革命等滅絕人性的災禍？

即使幾個極度聰明、心裡滿懷惡念的人聯手，也無法造成規模那麼巨大的人道罪行。

參與那些惡行的，包括了無數平民百姓。

猶太裔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經歷過二次大戰，從納粹德國的魔掌下逃亡到美國，畢生致力研究有關邪惡和極權的問題。

《漢娜．鄂蘭：真理無懼》這齣傳奇片，以鄂蘭在一九六一年在以色列見證「耶路撒冷大審」前後的事跡為主幹。

鄂蘭本是暴政的受害者，但她嘗試抽離而冷靜地思考邪惡根源和歷史責任的問題，結果惹來激烈的批評。

曾參與大屠殺的納粹軍官艾希曼（Adolf Eichmann）一九六○年被以色列擄走，並舉行公審。

在大學任教的鄂蘭向知識份子雜誌《紐約客》自薦，願意親臨大審現場，撰寫一份歷史紀錄。

艾希曼在審訊時的表現令鄂蘭感到詫異：他完全不像一個兇殘暴戾的惡魔，只是一個平凡人。

甚至可以說，他不是沒有道德感的，因為他堅持自己「盡忠職守」是應份的。

他推說，他不是親手殺人的兇手，他只是執行命令。

艾希曼的「純真」表現使鄂蘭不得不反思「邪惡是甚麼」的問題。

邪惡是有本質的嗎？

抑或邪惡只是良善之缺乏？

二○○八年上映的電影《讀愛》（The Reader）的女主角Hanna在二戰時也曾為納粹服務，而她只是一個文盲，幹甚麼都只是執行任務而已。

結果真實的艾希曼和Hanna都被視為戰犯而判刑。

鄂蘭除了把別人眼中的惡魔描述為一個平凡人之外，也把那些曾與納粹合作的猶太社群領袖牽進來，指他們也須對大屠殺負責。

她這樣的論點旋即惹來學界內外、猶太同胞與其他族裔的人、報章讀者與鄰居等各方的攻擊和恐嚇，說她背棄自己的同胞、違反人性、冷酷和高傲。

連大學也想中止她的教席，她卻堅拒妥協，並在大學講堂裡辯解時提出「Banality of Evil」的名言。

「Banality of Evil」多被譯作「平庸之惡」，偶爾引來誤解，認為這是從高高在上的精英姿態，詆譭平凡的普羅大眾，意味著他們本身蘊藏著一種邪惡的特質。

其實「Banality of Evil」的意思應是「邪惡的平庸面向」。

鄂蘭澄清，她不是說像艾希曼所做的事並非不邪惡，而他受刑也是罪有應得；她想指出的是邪惡不一定體現為滿懷惡念的魔君形式，猶如《讀愛》中目不識丁的女主角也是希特拉的化身。

邪惡會以「平庸」的方式體現於世，其特徵就是停止和拒絕獨立思考，只管跟隨比個人更大的國家機器和集體意識。

在巨大的邪惡之網羅籠罩之下，即使「盡責」本可稱為美德，一旦人們停止思考，彷彿把腦袋皆變為「外置硬碟」，結果仍是災難性的。

「盡忠職守有甚麼問題」的反詰，令人想起無數香港人的金科玉律：「都係搵食啫！

」香港人並非不會思考，只是把精力都放在「搵食」之上，公餘時間不想用腦，所以反智電視劇比國家地理頻道更吸引。

他們也不是不關心社會，只是那些高官和輿論領袖的「語言偽術」功力太高，真假難辨，只能順大勢而行。

《漢娜．鄂蘭：真理無懼》穿插著鄂蘭與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舊日交往的回憶片段：當日已婚的大學教授海德格與學生鄂蘭發展一段不倫關係。

一九三三年，海德格加入納粹黨並成為弗萊堡大學的校長，助紂為虐。

戰後二人重逢，海德格已是聲名狼藉，卻跟鄂蘭解釋說當時世局艱難，作為不諳政治的學者，他只是一時糊塗，很多人的攻擊也是無理中傷云云。

鄂蘭似乎被打動了。

電影對於鄂蘭和海德格的關係只是蜻蜓點水，主要是跟鄂蘭和現任丈夫的恩愛甜蜜作比較，卻沒有深入地勾劃鄂蘭、海德格和艾希曼之間的微妙關係。

儘管說艾希曼只是機器裡的一顆螺絲，但海德格怎能算是不會思考的平庸之輩？

電影也沒有提及戰後鄂蘭如何跟海德格回復曖昧的師友關係，幫助名聲掃地的他回復學術界的地位，而他也始終沒有真正悔改。

若編劇在鄂蘭和海德格的關係上著墨更深，或許會令電影沒那麼沉悶平板。

其實魔掌也是孤掌難鳴的，邪惡那平凡庸俗的一面，及其狡黠兇惡的一面實是渾成一體。

很多人觉得女主演讲英语时的德语口音是个问题，其实是人物设计，而且我觉得挺好的。

虽然阿伦特本人讲英语并不是这样（像影片中所有的R都发成小舌音，THE RIGHT FROM THE WRONG简直惨不忍闻）。

其实苏科瓦英语非常好，网上一找一堆，要讲成这样还挺刻意难为的（毕竟她长期生活在美国），应该是人物特色的一种设计吧。

比如CH一直按德语发音这个梗，在开始的时候是朋友圈聚会，闺蜜纠正她，其他人觉得不可思议。

后来在接到主编催稿电话时，她说CHAT ON THE PHONE也依然是用她一贯的错误发音，保持了一致。

非常棒的是阿伦特书房的再现，桌后面的书柜，和能查到的照片中的家具比例几乎完全一样。

包括布吕歇那边的烟斗等等。

然后片中的60年代纽约全景、耶路撒冷街道这些场景，都很有代入感。

导演说剧中80%的对白都来自真实的文章、书信。

所以无论剧情如何设计，总体而言是非常靠谱的。

就好比影片末尾的演讲，实际上是虚拟的，但一字一句都来自她本人。

甚至关于海德格尔在她心中的位置，以及关于布吕歇（包括阿伦特自己）和他人半公开的多伴侣关系，影片也都有体现，留白恰到好处。

他们之间相互的昵称（戏称），Stup以及Frau Professor，包括一两句法语套话，都是忠实再现的细节。

以色列派Siegfried去找阿伦特的时候，阿伦特一认出对方就开始说德语，而对方开始则是说英语，外交使节嘛，而且有陪同的。。。

直到后来二人争执了才无缝切换到成德语，这个设计也是满分。

不过Hans Jonas的青年扮演者比中老年扮演者头发还稀少，可能算是一个小BUG。

苏科瓦本人已戒烟多年，为了这个角色，她恢复吸烟，然后竟然能在拍完之后又戒掉，真是太厉害了！

其实英语编剧在里面也演了一个小角色，阿伦特最后一次去看病重的 Kurt Blumenfeld 时，出门迎接她的人就是编剧Pam Katz ;-)阿伦特是我看的第二部冯·特罗塔作品，当时非常疯狂，硬头皮德语连蒙带猜看完，又找到很远的图书馆有DVD借过来，看西语字幕确认。

直到后来网上出现更多配音和原声字幕版，才有条件经常翻回去看看。

可能还有不全的，以后想到了再记。

这是一部看到片名就决定必须看的电影，所以认真地写下些东西以对得起这个决定，所以以下只是自己短暂思考的拼贴，而并不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影评。

影片从艾西曼审判这个点切入是极好、极聪明的，但同时也是冒风险的，因为这件事无论对阿伦特本人还是对现代政治思想界、哲学界都是极重大的事件。

加上汉娜阿伦特本人是犹太人，要想说好这个故事并不容易。

从实际效果看，影片试图着重在汉娜发表文章后的面对压力上用力，但其实仅仅表面描写了其众叛亲离的境况，个人觉得还太肤浅。

而这就要牵涉到另一层，在影片前半部分，汉娜思考并写作纽约客这篇文章时，电影也没有很好的描写出她的思考过程。

我指得不仅是她作为亲历集中营的犹太人在思考“平庸的恶”这样开创性观点时内心的挣扎，我更希望看到的是她在艾西曼审判的过程中，如何从观察、思考到最后得出结论来的那个推论过程。

这可能需要编导有很深的政治哲学功底并对汉娜阿伦特研究极深，似乎有些过于勉为其难了。

但其后果就是在这个惊世骇俗的理论那么轻易地横空出世之后，汉娜所受到的孤立与痛苦在观众看来也变得不那么严重了。

导演的难处我能理解一点，毕竟要厘清一个思想家原创性的思想形成脉络以及这个过程中的心路历程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另一方面，汉娜这个特殊人物在艾西曼审判这么戏剧性的事件中所可能产生的情感冲击与个人遭遇又是如此有诱惑力地摆在导演面前，其避难就易的选择也便可以理解了。

但这样一来，跻身一流电影的可能性也成了泡影。

其实我发觉，导演应该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

因此为了在汉娜的个人情感压力与文章（观点）发表的深层剖析之间摆摆平，导演安排了汉娜在阶梯教室的演讲。

必须承认，这个演讲非常清晰扼要的讲清楚了汉娜的思想精髓（我不清楚历史上是否真有此次演讲），但也因此而显得过于简单化，而失去了其思想本身应有的复杂性。

更重要的是，在接近结尾时安排的这一桥段，依然让影片有着头轻脚重的感觉，这就是叙事的技术问题了。

事实上，叙事与结构在本片中一直处于很纠结的状态，比如海德格尔，这么重要的一个人，和汉娜又是有着那么著名的关系，但是如何表现，在这样一个不是以他们为主线的影片里，其实是个很尴尬的事情，就现在的结果来看，依然有些脱节和多余。

而导演又在汉娜与丈夫海因里希的恩爱感情上大动笔墨，这多少也有点莫名其妙。

同时，它更是冲淡了汉娜阿伦特作为20世纪最伟大思想家在这一促成其最具原创性思想产生的重大事件（作为影片主体）中所应引发的深刻的思想性和戏剧性。

说难听一点，——变得有些平庸和媚俗了。

下面还有一些看豆瓣评论后的琐碎想法。

1、豆瓣上有朋友在疑惑为什么导演要安排三个关于语言的环节。

我的理解，汉娜在德国人朋友间说德语，可吊诡的是他们所处的环境是美国，甚至就有美国朋友在身边，以致他们不得不注意改为英语；同时，作为一个德国人在美国大学，用德语授课而用英语写文章发表，她的内心该是时时刻刻会意识到自己身处他乡，对她来说自己无论怎样都是外来者。

甚至在耶路撒冷，汉娜依然是个外人。

了解一点汉娜阿伦特一生的人会知道，这种境况固然是客观造成的，但也是汉娜自己想要的一种存在状态。

因为这正是她摆脱身份、情感干扰，站在人类理性层面进行思考的先决条件。

影片里汉娜对以色列朋友说的话，大意是“我不爱任何民族的人，我只爱我认识的朋友”，就很值得玩味，影片安排语言问题的情节，也正是想说明汉娜站在人类立场而非犹太人立场上的惊人观点，其产生是其来有自的。

2、关于思考的勇气问题。

阿伦特明确指出思考的惰性和怯懦是如此有害。

“究竟是不能还是不愿去思考”是所有尚未自觉开始自我启蒙的蒙昧者都应警醒的问题。

回到阿伦特当时的语境中，我觉得崔卫平老师的评论是最中肯的——“对于阿伦特来说，重要的不是“是”什么，而是去“做”什么；“是”只是一种状态，而只有去“做”才能提供一种说服力。

只有去行动才能表明一个人是怎样的、他是谁。

她的立场与理论成果，可以看作是对于欧洲那场灾难的全部回应，尤其是对于犹太人悲惨处境的回答。

不是她不把自己放到犹太人的脉络中去，而是犹太人必须把自己放到当代政治生活中去，放到与他人一道的行动中去，以解决他们的“无世界性”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以参与这个世界的社会政治事务来表明自己是怎样的犹太人，以改变这个世界的政治格局来改变犹太人的历史命运，以及其他民族和人民的命运。

”——回看当下，便可知我们正处身的是一个何其两难的神奇境地，一方面大多数人丧失了独立思考（自我启蒙）的能力；另一方面少数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却无法做到知行合一。

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耻、可悲的地方。

3、影片最后，阿伦特站在窗台前抽着烟说，别人都没有指出的、自己唯一的错误在于，“并没有什么又平庸又激进的恶，恶只能是极端的，只有善才会是激进的。

”——我的理解正因为恶是平庸的，因此它只可能是消极的，哪怕是极端的消极——思维的惰性和怯懦；而善正因为有道德优越感在那里，因此更容易积极作为，从而走向激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