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典

尽管作为中国观众我很不服气，不过韩国又双叒拍出了一部十分值得一看的好电影。

尽管作为中国观众我很不服气，不过韩国又双叒拍出了一部十分值得一看的好电影。

无论是《辩护人》、《熔炉》，还是《鸣梁海战》或者是近年来的《釜山行》，对类型片驾驭轻车熟路之后，韩国电影从题材和深度上总能给人惊喜。

而这次要说的《词典》，则是聚焦于日占时期朝鲜语学会的一群知识分子为了编撰朝鲜语词典而斗争的往事。

主人公金畔守原是一街头混混，后与朝鲜语学会柳廷焕等人相识共事，读书识字之后，从原本的小民心态转变成了颇具民族大义的人。

电影中无论是表现各方人士为了编撰词典工作的牺牲，还是主角因参与到事件中而发生的心态转变，无不令人动容。

诚如本片的主题，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得以传承的纽带，主人公的儿子在学校被迫学习日语，说朝鲜语则会被毒打，入侵者企图以改变语种、创氏易姓的方式完成殖民，抹杀其民族性。

压迫之下，有的人选择妥协，接受绝望如柳父，有的人则深恐文化传承断绝，民族性消失，而投身此项事业如金畔守、柳廷焕众人。

语言之于民族的重要性，在主人公的身上便可见一二。

原本是文盲的畔守在读书识字之后，面对街上的店面朝鲜字逐一辨认，其内心愉快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这也是个人自我意识的觉醒，识字之后方知我是我，这一过程也是其民族认同意识形成的基础。

与我国主旋律电影惯于直接表现角色大义牺牲或是遭受苦难而唤起观众民族认同感不同，这位韩国女导演严宥娜所选择的角度可算新颖。

这也让笔者想起最近在网上争议颇多的更改古诗词字音一事，而这部电影也算给了那些支持改字音的人一个回应，文化不能给文盲让路，这与缠足这样的封建垃圾不同，是传统文化中真正值得传承下去的东西，在提倡弘扬中华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时代语境下，我们怎么能自己先把这些东西丢掉呢。

倘若本文到此结束，那你将在豆瓣上找到不下十篇比上文说得透彻得多的且图文并茂的影评，此片给笔者的另一种启发并非是关于民族性、主旋律的内容，而是来自于影片中一段柳、金等人执着于方言的段落。

当然，导演本人拍摄之时可能未必有我接下来要阐释的那种意思，仅是单纯的主旋律电影，我也不惮各位说我是过度解读，毕竟作品诞生之后，作者便已经失去它了，这也只是观影之余引发的一点想法。

即网络普及之下的今天，看似网络用语层出不穷、梗文化泛滥，我们的表达或者说语言，真的变得更丰富了吗？

自从我国开始推广普通话以后，方言的消失成了不可避免的趋势，而城市化的推进和现代社会的人口流动性也加速了这个过程，尽管网络时代极大地降低了人们沟通交流的成本，不过以文字词句为主的交流方式并没有体现出方言的差异性，就像“妈卖批”的流行也阻挡不了四川方言的消失。

作为一个国土面积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当然需要一套官方标准口语，但是对于方言的保护工作不足也是事实。

电影中的老师们和畔守的朋友们也为方言的留存尽心尽力，这种多样化的表达，其背后包含着当地居民的风俗文化和生活习惯等等重要的信息，哪怕是在同一种语言环境里也是如此。

所以表达的丰富性对于语言和文化的流传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么反观我们今日的网络社会，在语言使用上最明显的特征则是网络流行语的广泛使用，如喜大普奔、屌丝、给力等词语，这些词大多来自于对某一事件的概括，经由网络发酵而被网民广泛用于各种同类语境，其本身包含着或讽刺或自嘲的意味，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网民交流的成本，比如当我们表达对某件事的无奈，一句“我佛了”，对方随即便会领会你的情绪和你对此事的态度。

不过从另一种角度看，当我们选择跟随潮流，大范围高频率地使用这类词汇，也是懒于思考的一种表现。

我们去寻求更为高效的沟通，但是高效未必在所有的条件下都是好的，当所有人都在使用这类词汇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正在失去表达的多样性。

举个例子，当我们与人交流的时候，如果对方冷不丁冒出一句成语，我们有时可能还会感觉很奇怪。

当然，有人会说随着时代的发展，网络词语将来也会成为当代成语流传下去，不排除这个可能，毕竟现在已经有网络用语被收录进词典中了，不过我仍对此事抱着悲观态度。

其原因则是如今的网络社会之中，信息爆炸和更迭的速度实在太快，人们对热点事件的关注时间甚至不会超过一周，已经有太多的网络词汇被人们遗忘在信息海洋的孤岛上，可能偶尔听到还会记得它的意思，但是却再不会有人用了。

而这类词汇与成语相比，其悲惨之处在于几乎未被收录进正式、严肃的书面文字内容之中，因只存在于微信文章、社区论坛帖子等文字内容里，这便已经注定了被遗忘的命运。

毕竟，没有父母会抛弃文学经典而让自己的孩子去读多年前的网络文章。

说些脱离实际的，从更大的时间尺度看，网络时代的语言并没有留下什么值得传承的内容，这恐怕也是互联网普及之下，公共话语权从以前的士族知识分子等阶层转移到普通民众手中的必然结果，至于它的好与坏，恐怕要留给以后的人去评说了。

那么这种事情又和个人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是有的。

你是否感到每当有一个梗流传开来，周围的人都在疯狂地使用和消费这一词语，因为你总不会喜欢每一个这样的烂梗，诸如屌丝、圣女、绿茶婊等词语还带有对某一类人的攻击，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说着一样的话，表达着差不多的观点，将复杂的事情用几个简单的符号来代替，观点相左者分成了不同的圈子而互不交流，直至失去理性沟通的基础，而那些大家态度都差不多的事件上，呼喊异议的人则被抛进了沉默螺旋之中。

你是否感到无论是电视还是网络上，出现在屏幕中的持话筒者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个”，好像他们小的时候没学过量词一样，当然，这其中不排除近20年出现了太多前所未有的新事物，短时间难以精确地在量词使用上分门别类，不过粗暴地使用“一个”也并非是明智之举。

还有各类文字内容对“的”、“地”、“得”的错用滥用，如果我们对修改古诗词字音的事情很敏感的话，也应当正视这三个字的正确使用方式。

所以，和个人的关系也就很明显了，当我们过多地使用范式的表达，会难以抑制地离多样性表达相行渐远。

而作为普通人，并非都具备艺术家那样的天分和感受力，语言是我们用以表达生活感触最直接的方式，倘若失去了表达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也就会逐渐失去对生活的触觉。

毕竟，我们连撞衫都十分抗拒，又如何能接受“撞语”呢。

2013年日本出了部一群人编字典的电影叫《编舟记》，由松田龙平和宫崎葵主演。

平实细腻地讲述了一群字典编辑们用长达15年的时间编著字典的故事，可谓把日本人那种一根筋、严谨又专注的匠人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种编字典的故事换到泡菜国立马变成了另外一种口味，成了辛辣酸爽的抗日剧神剧哇！

这部名叫《词典》的电影，由韩国黄金配角刘海真主演，讲述了一群在日伪统治时期坚持编著韩国词典，立志保全韩国文化的志士。

作为一名中国人，居然也看得有些动容，有些蠢蠢欲动。

当然，别误会，作为宇宙美少女的我必然是没有兴趣去编字典的。

不过话回来，《词典》在编剧方面不算有什么过人之处，只能归档在一部完成度高的商业电影内，只是基本做到了寓教于乐。

但，光从完成度高的商业电影这一条来说就已经相当牛掰了，有木有！

可能我比较实在，不要求咱们一来就搞什么旷世巨制。

毕竟我们这么年轻貌美，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招还得熬多几条皱纹再说。

对中国电影来说，我更期待整个电影工业体系能够成熟完备起来，批量地形成高完成度且质量过关的工业作品。

韩国的电影水平比咱们高就高在这儿，他们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有质量保证的电影工业流程，无论是编剧、导演、娱乐造星方方面面都规范有市场成效。

咱们的电影短板就在，时不时会就有一些秀下限的草台班子来诓骗观众、侮辱观众智商啊！

分分钟逼观众诈尸暴走好不好！

这宗罪叫做：对观众没有敬畏之心！

是的，韩国电影是套路的，但是这样的套路是符合观众需求且符合电影工业规律及市场回馈的。

从上世纪的癌症、车祸到前段时间的穿越后现在的大背景小人物，韩国影视对观众的撩拨屡试不爽，次次戳中G点。

《词典》故事发生在日本对韩国半岛实行殖民统治的时期。

跟曾经的台湾一样，日本的殖民统治不光是表面的统治，而是直指语言与文化教育。

除了学校要用日语教学，市面上也不得发售韩国文字的刊物、杂志。

为得就是从根上面摧毁被殖民地人们的意志，世世代代成为日本的顺民。

刘海真在这部戏里面就饰演了在这个大时代背景下的一个市井小屁民，为啥说是小屁民。

他不是普通顺民，也不是良民，而是实实在在的屌丝阶层。

他文盲且丧偶、生活相当潦倒，但又喜欢逞能吹牛皮。

失业回家，还接到儿子因为交不上学费要被学校除名的消息。

即便拍着胸脯为儿子保证，却依旧被儿子不信任。

夜深人静地时只能对着儿子的劝退书，无奈又无用。

与之相对的是尹启相饰演的柳廷焕，他是第一高中校长的儿子，典型的优越优秀的知识分子模样。

他代表着一种正面、规矩的故事人物，爱国有民族责任感。

即便父亲依然迫于形势归顺日本，他依旧坚守着民族气节和理想，发起并坚持编撰汉语词典。

这样正的人物是不有趣的，所以故事构造了金畔守这样不规矩的小人物来碰撞正面的柳廷焕来产出戏味。

剩下的就是在故事主线里怎么设计两个人物的对手戏细节了。

是非常工整、套路又有效果的剧作形式。

里面当然也有故意为之的情节，比如金畔守后来的牺牲，显然是为了做感染做感动的刻意为之。

但，故事细节的亮点还是值得借鉴和肯定的。

比如为了帮助柳廷焕收集韩国方言，金畔守召集了自己一批目不识丁的猪朋狗友列队看字发音，相当有趣。

这一幕若是放在中国，四川话接着广东话再河南话，肯定非常精彩。

这种将商业片套路纯熟地加入主旋律影片当中，起码对观众是有基本的敬畏之心的，毕竟人家是认真在撩观众的。

那些以秀日本鬼子蠢出天际的方式来展现我国伟大民族抗日的英明神勇，你是不是傻。

我们好歹都拍出了四十多亿的科幻巨作，请好好来撩。

只是，不知道某一天《新华字典》又能创造出怎样中国化的精彩故事呢？

题外说一句，历史上心甘情愿做中国附属国的韩国。

请别在今天老是蠢蠢欲动地踩中国好么。

我们与这位大佬肩并肩地不同意！

很少有电影能够在一本书的来龙去脉上讲述的富有张力，这不仅是因为书籍大多属于个人的苦斋冥思，更在于书籍的动人之处往往是其本身。

所以，拍摄一部书籍的诞生故事，大多会显得画蛇添足、难触内里。

然而韩国电影《词典》，却能让这种佶屈聱牙的改编方式催人泪下。

这当然是由于《词典》一片所讲述的对象——《朝鲜语大词典》——所积蕴的真实历史。

影片讲述了在1942年的朝鲜，由于日本的文化奴役，导致本国文化面临毁灭的险境。

为了挽救民族语言于水火，几个文化教育界人士连同一帮市井小混混，发起了修订《朝鲜语大词典》的行动。

某种程度上来看，本片完全是一部韩国主旋律爱国题材电影。

然而，“爱国题材”并没有使其僵化木讷，反而让影片有种浩然之感的文气和活泼。

浩然，来自于韩国电影人对于本国文化的尊重和惜爱；文气，来自于影片所讲述的题材和质感；活泼，则是韩国商业片天然的市井气和放纵感。

可这种观感并不是由片中的文人教授们合成的，相反，恰恰是由柳海真饰演的市井无赖所锚定的。

他从一个无利不起早的文盲小人，到最终只为成全民族文化的无双国士，柳海真的演技和影片的细节让这种转变显得妥帖可信。

尽管《词典》如同《我不是药神》最后的长街痛哭那样，有些过度煽情。

但柳海真饰演的金畔守在“小我”中不断抽离，这种抽离甚至带有残忍的血丝。

也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够感受到“由小变大”，这种崇高加持的阵痛和无畏。

以至于当影片另一位主角柳廷焕用扒手伎俩骗过日本军方时，我们才恍然想起电影才开始的金畔守。

同样的掉包手段，前者是极致自私的贪利，而后者却是难以名状的无私。

《词典》的妙处，正在于它能够将民族大义的无远弗届，缩略到词典的方寸之间，其中有朝鲜民族的文化，更有朝鲜国士的鲜血。

电影完成度很高，感动指数也直逼《辩护人》，有人说都是韩影的套路，我觉得说得不错，这类题材这么拍也不算高级，但把故事讲好讲得漂亮就是好电影。

起初看电影被电影里的故事感动，倒也不是因为什么拍摄手法高不高级，最重要的还是好好讲故事，甭管用什么手法。

词典编撰故事我记得还有日本的《编舟记》，影片氛围和这部截然不同，但也很好看，很安静也很热血。

两部影片里的人物其实都是出于对本民族语言的热爱才着手编撰词典的，只是这部在日殖背景下更凸显拯救和抵抗精神

一骑红尘妃子笑，骑，读qí，还是jì？

近日，微博话题#这些字词的拼音被改了#上热搜，“乡音无改鬓毛衰”中的“衰”（cuī→shuāi），“远上寒山石径斜”中的“斜”（xiá→xié）等，或不再是我们记忆中的读音。

专事纠正错别字的老牌文艺刊物《咬文嚼字》主编虽已辟谣，指出目前流传的标准读音很多来自尚未正式发布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修订稿）〉征求意见稿》，但大部分网友已然很慌，并认为汉字发音顺应时代交流所需自然无可厚非，但这种一刀切的注音方式，却深深伤害了中华语言的多样与典雅，毕竟，语言文字、韵律美学的传承极为不易。

到底有多不易？

韩国近期刚好出了一部电影来呈现这种不易，片名简单明了——《词典》。

以编撰词典为题材的影片，日本在2013年便出过一部《编舟记》，这部根据小说家三浦紫苑本屋大赏夺魁之作改编的剧情片，保持了与小说原著一致的性冷淡风与温馨之味，以其骨子里散发的日式执着与热血，在2014日本电影学院奖中拿下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在内的七项大奖。

它将词语喻为海洋，十五年的《大渡海》辞典编撰时光则如同一艘驶向彼岸的小舟。

日本影视中，有一类作品专注于这种在寂寞匠人精神中雕琢热血的情怀，比如2012年由《入殓师》导演泷田洋二郎所拍摄的《天地明察》。

影片根据冲方丁同名时代小说改编，讲述日本德川幕府时期，天才围棋少年以十数年时间展开星象观测之旅，以制订本土历法，其精神内核与《编舟记》如出一辙。

韩国这部《词典》却不同。

《编舟记》、《天地明察》可为日本电影建构一种独立类型，它们不以情节或情感为第一诉求，而以真正的人生精神替之，用非纪录方式刻画日本民族对自律和细节的信奉。

但《词典》仍隶属于已成韩国电影滥觞的“历史煽情体”。

饶有趣味的是，《编舟记》中角色们为日本文字付出整个身心，而在《词典》中，角色们却必须在日本语言对朝鲜文化的“斩草除根”中抢救本民族文字，包括釜山、木浦、全罗道等地方言。

1945年日本投降前，殖民者强制统治区普及日语，甚至严令民众创氏改姓，朝鲜语学会在语言学家周时经原稿基础上，秘密搜集各地朝鲜语，编撰《朝鲜语大词典》。

在这样一个具有强烈天然戏剧冲突的故事中，“编舟”本身自会只是一种点缀，相比“日式词典电影”强调个人身心意义的奉献，这部“韩式词典电影”，自然会强调个人在面对民族大义时的动人牺牲。

简单讲，《编舟记》是内省的，而《词典》则是外放的。

在经历过众多韩影的洗礼后，可以明显感觉到，相比日本电影，韩影更容易陷入一种成熟而套路的模式化生产，无论叙事、情感，还是工业层面，而这部《词典》也并非优异杰作，但它对于如今的韩国电影，却相当具有观察意义。

首先，《词典》代表了韩国电影在近代历史题材上的一种典型倾向。

韩影在近代历史与古代历史的题材处理上，似乎体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导向。

2015崔东勋导演《暗杀》、2017柳昇完导演《军舰岛》、2018姜炯哲导演《摇摆狂潮》，包括如今这部《词典》，这些近代历史影片都会在渲染民族对立的基础上，呈现一种强调个人牺牲的煽情叙事，而在2013韩在林导演《观相》、2015李濬益导演《思悼》、2017黄东赫导演《南汉山城》等古代历史影片中，个人情感往往被弱化，甚至消失，基于政治主张和权欲控制的谋略与角逐则成为表达主体。

电影《南汉山城》剧照当然，这或许与不同时期的历史特征有深切关联。

所以韩影在近代史题材中一直在撩拨观众的泪腺，而在古代史题材中，则一直试图表现某种智慧与张力。

其次，《词典》是韩式煽情的一次轻音乐演奏。

这部电影的导演是一位女性，她在各方面的用力，反而比大部分韩国男导演轻了很多。

影片故事背景残酷而危险，但导演未让其中任何元素达到锥心的程度。

她尽量把能看见血的地方都抹去了，甚至给人“《词典》轻松而愉悦”的错觉，但最终，枪声必然会响起。

但开枪的是朝鲜警察，而非日本士兵。

足见即使到最后关头，导演仍在坚持保护观众的心理。

所以说《词典》的煽情很轻。

当然也只是相对于大部分韩影而言。

其实，近年来大部分经典韩影，其本质都是极度煽情的，《素媛》、《辩护人》、《熔炉》、《7号房的礼物》……它们通过让观众对眼泪的无法抗拒，而与同为韩影滥觞的犯罪、间谍片类型，共同打造出韩影的舒适区与安全区，令大多数韩国导演沉迷在这一区域难以自拔。

电影《辩护人》剧照《词典》的海报，就深陷于这一区域——所有重要角色，合照于海报内，似乎下一秒，就有人将永远离去——一种好用但却偷懒的设计。

《词典》还体现了韩影近年来一种创作倾向的延续：双男主主旋律。

岂止韩国，即使在中国，观众也越来越吃双男主设定。

但中国观众的这种喜好并非通过电影来满足，而是通过更具创作自由的网剧。

《河神》中的李现、张铭恩，《法医秦明》中的张若昀、李现，《原生之罪》中的翟天临、尹正，《镇魂》中的朱一龙、白宇，近年最大爆款《白夜追凶》则更是祭出“双 · 双男主”——黑白潘粤明 · 潘粤明与王泷正。

《白夜追凶》中的双 · 双男主在韩国，双男主则涌现于表现主旋律剧情的电影中。

2017《铁雨》中的郑雨盛、郭度沅，2018《特工》中的黄政民、李星民，2018《摇摆狂潮》中的都暻秀、德·格里姆斯，以及这部《词典》中的柳海真、尹启相。

之于韩影，这种设定既使这些题材避免流于情爱滥觞，同时又通过破除历史对立阵营的壁垒分明，完成一种暧昧性表达，从而提炼出一种更少见但却更动人的情感类型，一种超越阶级、阵营、甚至民族，直抵大爱本质而显得惺惺相惜的情感。

比如《词典》中，编剧花费大量篇幅细致刻画金判秀、柳代表这两个主要人物在阶级、文化、生活环境、为人处世、人生理想等各方面的巨大差异，但随着词典将两人越绑越紧，他们之间的一切差异都在历史车轮的碾压下逐渐消弭，最终，正如电影中所言，两人分享一种高尚而残酷的共同情感——为本民族留下纯正语言血脉的珍贵信仰。

最初，金判秀面对浩瀚文稿，会问“10年的时间应该攒钱才对，攒语言干吗？

”，但在对语言的逐渐理解中，他也渐渐明白，为什么朝鲜语中的“盒饭”（ 도시락）与西洋话中的“便当”（Box Rice）代表的是同一种东西，因为“语言和文字，是蕴含民族精神的器皿”，所以柳代表留洋归来在车站遇见不会讲朝鲜语的朝鲜小孩，在当时证明朝鲜这个民族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存在彻底消失的可能。

而世界一切语言最终所指的，则是“共同体精神”，即人类共同情感。

直至后来，金判秀阅读过朝鲜小说家玄镇健短篇作品《好运的一天》后，竟流下泪来：黄包车夫金佥（qiān）知的妻子生病了，但为了挣钱，大雨天金佥知依旧选择出去工作。

工作过程中，他想起了妻子乞求自己不要离开的情景，但幸运却一直跟随着他。

晚上，他与朋友喝完酒回家，发现自己的妻子已经离开人世。

这一篇与美国作家欧·亨利《麦琪的礼物》具有同一叙事策略的小说，其实便代表着玄镇健与欧·亨利共同的现实批判与深情诉求，是突破民族文化藩篱，通过不同语言直抵人类情感本质的例证。

观众或会认为《词典》是流俗的，但它拥有一个令人心悦诚服的剧本。

不妨将之与2019奥斯卡大热影片《绿皮书》进行比较，因为对于如今美国影视中的种族关怀而言，《绿皮书》的剧本同样堪称天衣无缝。

这类剧本热衷于将细节造成螺丝钉，使整部电影在完整得无可挑剔的同时，处处充盈明显的创作自觉（当然，也极可能被认为是投机取巧）。

比如在《词典》中——柳代表一向神情冷峻、不苟言笑，但金判秀有意将七岁的女儿金顺熙带到租书馆，面对幼女，柳代表仿佛变了个人，满面堆笑，又极为自在，此时，金判秀推开地楼的木门，本准备上来，却被这一鲜见情景顿在了楼梯上。

而在《绿皮书》中，有这样一场戏——倾盆夜雨里，白人司机瓦莱隆加与黑人音乐家唐·谢利被两名白人警察逼出汽车，其中一名警察在审讯司机时，因“瓦莱隆加”这一拗口的意大利名，而嘲笑说“我说你怎么给黑鬼开车，原来你（的名字）也是半个黑鬼”。

瓦莱隆加立即挥拳而出。

之前，面对白人对黑人的任何歧视，他都没有真正动怒。

这两场戏，都以人物的性情大变为核心，而且这种变化都发生在瞬间。

“见到幼女”的瞬间，听到“半个黑鬼”的瞬间。

它们的本质，都是对人物真心的戏剧性捕捉。

但《绿皮书》比《词典》高明的是，它让这一刻的真心具有一个被隐藏而且更重要的层次。

金判秀的笑，只是无法抗拒幼女的纯真，这是他的善。

但瓦莱隆加的挥拳，并不仅仅因为自己受到了侮辱，更重要的，“半个黑鬼”是对自己的雇主唐·谢利的双重侮辱。

这一拳，用“保护自我”的表象隐藏了“保护他人”的真情。

唐·谢利并未看出这种真情，或者看出了未说破，但影片已经借此制造了一种张力——两个层次之中那值得观众咀嚼与回味的空间。

《绿皮书》中几乎遍布这种空间。

比如唐·谢利学瓦莱隆加将鸡骨头随手扔出车窗，却逼迫瓦莱隆加倒车回去将公路上的可乐纸杯拾起。

为何鸡骨头可以乱丢，纸杯却不能？

观众大可尽情揣测唐·谢利的心理：鸡骨头比纸杯更显眼？

或者对于自然而言，纸杯比鸡骨头更难“消化”？

……可以确定的是，鸡骨头与纸杯之间，已经形成一种距离、一种意味，这种距离和意味，很难理解却充满魔力，而且势必与一个著名黑人音乐家的成长历程有关。

这种空间在《词典》中却并不存在。

《词典》中的一切细节，都具有明确目的，它们只为影片对民族情怀的输出服务，缺乏一种思辨性。

《词典》煞费苦心选择一个偏门却利于情绪渲染的题材，并以韩影工业烂大街的表现方式将其生产为一部合格影片。

基于此，这部电影或许能给中国电影一些启示。

其一，如何开发更广阔，同时也更民族的影视题材。

日影韩影对词典的涉足，提示中国电影可以去勘探那些切口很小，但矿藏丰富的冷门领域。

国产电影票房已越来越受口碑影响，所以大可不必担心领域冷，票房也冷。

其实早在2015年，就传说《新华字典》将被电影化，但后来却再无消息。

其二，如何更流畅地处理一种题材。

《词典》虽未臻杰作，但其剧本、镜头、配乐、表演等各个层面，都是通俗、流畅、完整的，甚至很好地延续了韩国商业电影的一贯风味。

其三，如何令我们自己的电影避免流于滥觞，陷入一种因电影工业过于成熟而形成的创作瓶颈。

近年，韩国商业片泥足于间谍、犯罪、历史等几大题材，但已很难在《共同警备区》、《杀人回忆》、《追击者》等杰作基础上取得观念性突破，而《与神同行》、《釜山行》大火之后，据说韩国又对神怪片上了瘾。

由此可见，尽管韩影在题材选择上大胆许多，但这一点却与中国别无二致：《流浪地球》爆火之际，《上海堡垒》、《希望岛》、《749局》、《最后的日出》等科幻题材纷至沓来（当然，部分影片在《流浪地球》上映前就已决定推出，但如今《流浪地球》的火爆无疑大大提振了片方的信心），这不得不令人警醒——电影产业能否自热点的疯狂引力中逃逸，最终飞向一个新的家园？

至于本文开篇提及的问题，相信语言在指向共有精神的同时，还应留存本民族文化中那些深邃而典雅的独特意境。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大唐盛世，贵妃眼中那马蹄之下的尘土即使历经千年时光，依然如此生动，我们又怎能将这种生动从中华文化中一笔抹去？

所以，这一骑，我坚定地站jì。

以小见大，一群为了保护文化而努力的人，这是真正的民族气节和力量，语言文字是精神，精神在，民族就在，国家就在。

真正关注到民众的力量，而不仅仅只是宏大叙事。

男主被电影院开除，当小偷偷到了韩语编纂总指挥的皮包，归还皮包后，在办公室同事的帮忙下，加入词典编纂工作，指挥多次刁难，但最后也是握手言和。

男主送杂志稿帮同事见义勇为耽误送文件，被指挥误解，两人不欢而散。

指挥亲自来道歉，两人重归于好。

日本人在指挥父亲的要求下抓捕了同事，抄收了词典原稿。

男主和他请来帮忙的监狱朋友被怀疑，之后得知是另一个同事告的密，但是被捉到的同事也去世，幸亏同事做了原稿的备份。

编辑部邀请全国各地韩语老师来商讨标准语，为了应对检查，众人到电影院后台进行交流。

日本人发现了韩语老师都消失了，抓男主儿子拷问，之后众人努力抵抗，男主带着原稿扔进了邮局库房后被日本人杀掉。

韩国解放后，指挥等人取出原稿，制成了韩语词典。

电影完成度很高，感动指数也直逼《辩护人》，有人说都是韩影的套路，我觉得说得不错，这类题材这么拍也不算高级，但把故事讲好讲得漂亮就是好电影。

起初看电影被电影里的故事感动，倒也不是因为什么拍摄手法高不高级，最重要的还是好好讲故事，甭管用什么手法。

词典编撰故事我记得还有日本的《编舟记》，影片氛围和这部截然不同，但也很好看，很安静也很热血。

两部影片里的人物其实都是出于对本民族语言的热爱才着手编撰词典的，只是这部在日殖背景下更凸显拯救和抵抗精神。

突然好奇如果日殖时期日本的词典编撰先生遇到了非法编撰朝鲜语词典的先生会是怎样的情景？

影片中男主儿子在学校只能说日语，否则就是被骂被罚。

类似的故事亲耳听我爷爷说亲身经历过，在同一个时期，只不过发生在当时的伪满州。

记得爷爷还能熟练地背诵当时学到的日本歌。

他说有一次回家说日语，结果被他母亲用朝鲜语臭骂一顿。

我大天朝的少数民族政策还是开明的，支持和尊重少数民族文化。

只是可以用和表达自由又是另一个层次的事情了。

这部影片并没涉及到自由表达这一层次。

不过我总觉得语言本质上就是表达自由的一个工具。

词典编撰是把这个工具尽量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说到语言，用熟了会发现都有各自的魅力吧，我经常是说着朝鲜语蹦个中文词儿，emm很方便。。。

开个玩笑吧。

不过不得不承认，天朝散居在各个大城市里的朝鲜族年轻人能像他们爷爷奶奶那样熟练使用这门语言表达的是越来越少了。

很多现象算不上是悲哀，只是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词典》讲述了韩国被殖民时期，一批有志之士冒着生命危险在地下完成韩语词典的编篡工作。

故事还是一贯的市井小人物救国，韩国大多数的主旋律电影几乎都是，粗鄙的小人物，喜感十足，被崇高理想打动而献身。

娱乐效果很强，可以说有利有弊。

弊端不是说讲小人物不好，而是韩国电影的小人物形象太过于模式化，受好莱坞电影的影响太重。

这种喜剧，人物的行为略微浮夸，在细节上也不能深究，所以失去了不少深刻性。

同时也有利于传播，毕竟通俗。

这种风格的喜剧国产电影也做了不少的尝试，比如开心麻花，但是故事上都更单薄。

而有些电影，更是错误的尝试。

比如这类娱乐片所常见的，在某个节点，英雄们集结登场亮相，由于电影本来风格就浮夸，也不会让人很出戏。

但像《我不是药神》里刻意的造型登场就不同了，非常突兀，不应该在现实题材中刻意使用。

这是一部很典型的韩式主旋律电影，类似《暗杀》、《国际市场》、《军舰岛》等片。

电影的叙事手法并不新鲜，从小人物视角叙家国情怀，笑中有泪，讲述了朝鲜语学会在日本殖民当局的强烈打压下，秘密编纂朝鲜语词典、保存朝鲜民族语言文字的故事。

我的感怀并不在电影本身，而在于电影并未展现的殖民时代末期（上世纪40年代初）的复杂与暧昧。

对于朝鲜人而言，这段时期无疑是进入殖民时期后民族的“至暗时刻”。

三一运动后短暂的“文化统治”带来相对自由宽松的空气，随着浪漫大正时代的落幕一去不返，随之而来的是昭和前期狂热的法西斯主义。

尤其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朝鲜半岛作为连结大陆的跳板，自然被裹挟进了战时动员体系。

日本在朝鲜实施了严苛的统治，强制推行国语（日语）教育、创氏改名、关闭朝鲜语报刊，欲将朝鲜人改造成忠诚的“皇国臣民”。

这便是《词典》所讲述的时代背景。

如果说支撑整部电影的主线，是朝鲜语学会所代表的坚韧不折“抗日”分子，另一条不容忽视的隐线则是“亲日”分子，如在报纸上撰文鼓吹“内鲜一体”的尹致昊，被林先生泼粪大骂的李光洙、朱耀翰，以及男二柳正焕那位担任校长的父亲。

这条隐线虽在电影中被一笔带过，以映衬前者抗日之决绝，然而若回归到殖民末期的历史情景中去，后者方是当时的主流。

除“亲日”之外，这些知识分子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曾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

因而不同于纯粹为了获取个人利益的卖国求荣（所谓“韩奸”），也不同于被胁迫无奈的亲日（如电影中为了救自己狱中的妻子而向日方告密的闽同志），而是深思熟虑后主动的亲日。

这种思想转向，或曰“变节”，显然无法简单归结为来自日本单方的外部压力，抑或这些知识分子个人的道德沦丧。

近年来逐渐跳出民族主义视角的韩国学界，针对“亲日”的研究也逐渐兴起。

主流的观点认为，韩国知识分子大面积由抗日转向亲日的转折点是中日战争的爆发。

在朝鲜知识分子眼中，这场战争是日本所代表的亚洲力量登上世界舞台的世界史时刻。

作为朝鲜独立运动空间的中国国土的步步沦丧，以及借由战争再次感受到的日本帝国的力量，令朝鲜知识分子产生了“可能再也无法求得民族独立”之绝望。

可以说，曾经对于独立的渴望有多深，绝望便有多深；绝望有多深，变节的动力便有多强烈。

以至于当时鼓吹废除朝鲜语、彻底同化的言论往往出自朝鲜亲日文人，而非主导皇民化运动的朝鲜总督府——时任第七任朝鲜总督的南次郎虽在任内强力普及国语（日语），但并未主张完全废除朝鲜语，甚至不止一次表示：“要尊重朝鲜人的特性。

”（这并不是为殖民者说话，而是提醒我们不要忽视历史事实之复杂性）电影中，男二无法理解早年积极抗日的父亲缘何“突变”为亲日分子，恐怕还是他还年轻，尚未尝受过父亲那般长久默默抗争而希望无觅的感受罢。

既然独立无门，朝鲜知识分子便转而追求成为日本帝国内部真正的一份子，“血肉统统化为日本人”，来消除朝鲜人长期所受日本人的歧视与压迫，真正摆脱“被殖民者”的身份。

正如李光洙在光复后的自我辩解：亲日是为了民族，为了消除“内鲜差别”。

这种“亲日即爱国论”，便是片中男二父亲大声喊出的“变节宣言”。

当时日本鼓吹通过战争建设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等言论，更使亲日文人看到了摆脱“被殖民者”身份的希望。

由社会主义者转向为亲日文人的印贞植在与汪精卫1940年的通信中如此写道：“朝鲜青年将成为帝国的忠实臣民，助汝推翻蒋介石政权。

自高句丽时代起就扬名海外的朝鲜武士的英魂，如今与日本固有的武士道精神合体，必将成为新东亚的伟大推动力”。

他主张朝鲜人应积极参与侵华战争：“朝鲜并非殖民地，而是基于“内地延长主义”的日本帝国的一部分，将朝鲜青年送上战场，有助于朝鲜民众获取与日本国民的平等权利。

”这种逻辑细思极恐——只有通过沙场上的鲜血甚至死亡，朝鲜人方能成为真正的“日本人”。

对于另一些亲日文人而言，亲日思想则直接继承自传统的朝贡体制思维。

譬如尹致昊认为朝鲜的理想模式在于，像苏格兰（而非像爱尔兰一般）被英国同化一般，真正纳入日本帝国。

他提出的“内鲜一体论”，便在无意识中沿袭了东亚传统世界秩序观——从尊华到亲日（几乎毫不费力地无锋对接），无非是将从前对中国天子“德义”的认同，转向了天皇。

在我看来，朝鲜知识分子大规模“变节”虽发生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后，然而其种子却孕育于上一时期的“文化统治”，换言之，变节更是现代性怀柔的产物，而非殖民统治野蛮胁迫的产物。

当然，也有研究者主张“变节”的知识分子并非主流，更多有良心的知识分子选择了沉默与封笔，因此不为人知。

这些弃笔文人之无声抵抗，以及普通人之坚韧日常，绵密感人，却难以电影等戏剧化的方式呈现，有待历史研究者慢慢挖掘一一道来。

换一角度，对于日本帝国而言，电影中展现出其穷凶极恶之状，讽刺的是，恰体现了帝国的虚弱。

反倒是大正时期在朝鲜放开报禁、让人说话的“文化统治”时期，方是日本帝国在朝鲜最为自信的统治“高光时刻”。

日本在三一运动后朝鲜人独立精神全未退潮的20年代，允许朝鲜语报刊掌握舆论权力，而在朝鲜人的抵抗性几乎完全丧失的40年代，竟做出废除朝鲜语报刊的决定。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现象？

用韩基亨教授的话来说，这是因为，帝国的国力与气度因为在亚洲战场的疲于奔命而走到了尽头。

也正是因为帝国气数到了尽头，呈现出疯狂之态，我们才在电影中看到残酷的殖民者与英勇反抗的被殖民者之间鲜明的对立。

然而试想，如果日本并未迫于太平洋战争及中日战争之战线拉长而走向疯狂，如果“文化统治”时期再拉长十几二十年，会是一番什么景象？

当下的韩国会否如台湾一般，对日治时期怀有陌陌温情？

历史容不得假设，却总忍不住教人浮想联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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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看的历史影片，同是抗日题材，却别有新意。

再现了1942年，朝鲜日据时代的“韩国词典事件”的真实历史事件，不仅编写词典的过程细致具体，引入入胜，更重要的是艺术地塑造了两个生动的性格迥异之人物。

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要想成功，叙述史实重要，关键更在于人物形象的塑造，真实、丰满、光彩，方可让观众接受和记住。

片尾字幕说：世界现存2000多种语言中，只有20多种有自己的专用词典，韩语是一个。

真是个勇敢的有文化坚持的少数民族！

网上说《新华词典》的电影题材也立项了，不知会拍成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