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米之血

（文/杨时旸）有多少人终其一生都在努力逃离于原始身份——原生家庭、故乡或者原初的特定文化的桎梏。

人们奔赴远方，坚定地拒绝回头，这种逃离有时成就自己，同时也伤害自己，这其中的撕裂感只能默默消化。

就如同这部《萨米之血》中的艾拉-玛雅，突然之间就发现了另一种文化，另一种文明，另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另一种可能性与未来。

她飞蛾扑火般地奔赴，哪怕不惜焚毁自己的一起过往。

其实，《萨米之血》讲述的是一个很冷门的故事，但它却反射出了一种普遍性的焦虑。

北欧地区居住着一群被称为萨米人的原住民，他们有独特的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

在上世纪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瑞典一直企图同化这个游牧民族，他们不能在学校使用自己的语言，必须讲瑞典语，但同时，他们又被告知，接受短暂的教育之后他们就仍然要回到高山的帐篷里，继续与驯鹿为伍，因为当时的人类学家们在人种理论的蛊惑之下，固执地认定这个民族是低人一等的，他们的脑容量不足以支撑起在文明世界生存的能力。

而故事的主人公，女孩艾拉-玛雅却倔强的想离开高原。

《萨米之血》有着大量清冽、冷峻的自然风光以及稀疏的台词对白，它并不像人们预想的那样犹如人类学记录片一样沉闷，也绝没有俯视视角的猎奇，它平缓地叙述，从当下的一场葬礼开始，从最现代化的生活场景切入，然后迅速转回了数十年前，一个女孩第一次经历文化休克的瞬间。

它是一部被眼神、手势、细节等等一起丰沛细部共同成就的电影，那些交替出现的恐惧和希冀的微表情，那些努力模仿但终不得法的手势，一起见证了一个女孩发现一种崭新文明并且想投身于中的微妙的心路历程。

《萨米之血》的优秀之处在于不只呈现现象，而是始终注视着一种困惑和困境——姐妹俩一起去学校接受教育，姐姐突然爱上了崭新的生活，努力学习瑞典语，想留在城市，而妹妹却一直以萨米的血统为荣，拒绝做出任何改变。

这两个人代表了面对新文明的两种典型的态度，而这态度背后的观念却又与人们的道德判断相关。

这导向了很多疑问，比如，一个游牧民族的人遇到了一种更现代化的、更丰沛的文明，如果努力融入，算不算一种文化上的背叛？

又或者，这算不算是一种“进步”？

出生于那样一种独特文明中的人们有没有权力重新选择自己未来的生活方式？

而这种选择本身是否一定意味着某种意识形态？

当你看到艾拉-玛雅进退失据，手足无措但仍然坚定向前的时候，这个故事并就不再只是有关于狭义的“权利”，而是问向了更宏大的“命运”。

女孩对于新生活的选择几乎出自于本能的觉醒。

她整日穿着象征着民族特征的衣服，却看到了其他人穿着时髦的衣裳，她看到了自己的老师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和生活，而自己注定回到牧区驯养驯鹿，她知道自己身上的气味，也羡慕城市中炫目的舞会，所以，她才会偷偷穿上别人的花裙子，暗自模仿着翘起手指端着咖啡杯。

那个时刻，困境就出现了。

女孩被困在了两种文化之间，她奔赴崭新生活的行为，被同族的少女们鄙夷，而她却又注定无法毫无障碍地被瑞典人接纳，她在两边，都是异族，无从归类。

人是一种需要群体认同的生物，当两个群体都拒绝她的融入，孤独就尖锐了起来。

她有时像个英勇的战士，有时又只是个无助的少女。

她的性觉醒和文化觉醒是一同生发的，但到后来，你很难区分那份主动到底是一种需求还是一种策略。

她和瑞典男孩的肉身关系成为了他逃脱原生身份中最极端的一环，交换体液，交融基因，再没什么比这更决绝地叛离于自己的文化了，更何况那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一种以封闭为特征的“纯洁”。

驯鹿成为了《萨米之血》中最经典、最直接的象征物。

萨米人要给小鹿用刀子割耳标，以表明一只驯鹿从属于某个主人，而艾拉-玛雅到了城市，在打斗中，有男孩儿夺过了她手中的刀子，给她的割了耳标。

萨米人驯化鹿，瑞典人驯化萨米人。

而那些所谓的人类学家剥光了这群萨米孩子的衣服，测量身体指标，那动作都犹如人对待鹿。

面对这样的耻辱，有人选择逃回自己的文化中，更确定地隔离，而有人却选择义无反顾地融入。

在学校时，艾拉-玛雅故意给自己改名克里斯蒂娜，但在别人心里，她一直是玛雅。

多年之后，早已成为老师，在城市定居的她，儿子称呼她的就是克里斯蒂娜。

从这个意义上讲，她的争斗算是成功了。

但她去参加了妹妹的葬礼——在数十年都未曾返回故乡之后，她又一次回魂到了童年时的状态，从一种文明进入另一种文明，只不过这一次是倒转的身份。

她附和着游客对萨米人的抱怨，面对着同族人敌意的目光。

她逃离了一段还是一生？

或者我们又是否真的能逃离于过往和原初？

看完这部电影，对我的影响很大，这是一部非常好的寻找自己的电影。

大地辽阔而深远，天空下，是萨米孤单的灵魂，她的一生，都在寻找，成为一个理想的自己。

可是，我们的内心，不管你走在多远，走到哪里，内心都是有归属的。

不管你承不承认，你记得的，不记得的，都是成为现在的你的一部分，我们存在于骨子里的倔犟，固执，会引领我们回归自我。

萨米是她，也是我。

哪怕过了一辈子，艾拉·玛雅依然以自己的民族为耻，希望撇清自己与拉普人的关系：不愿参加妹妹的葬礼，不愿参加给鹿剪耳标的仪式。

唯一的愧疚来自影片最后艾拉·玛雅对棺材里的妹妹呢喃的一句“请原谅我”。

萨米人臭，身上味道难闻；萨米人脑容量小，萨米人蠢；萨米孩子的学习水平跟不上挪威孩子的学习水平；科学研究证明，萨米民族无法在城市中生存......“萨米人”的民族身份是以上所有论断的“因”，我为存在这样的民族偏见感到悲哀。

但同时，艾拉·玛雅也并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角色，对她，我好像就是同情不起来，哪怕知道她自己可能也很无奈。

她自私，他妹妹说的没有错，她只会为自己打算。

上学伊始，她就为自己能够说得一口流利的挪威语感到骄傲。

因为在老师表扬她的时候，她情不自禁又极力克制的笑容完全背叛了她。

她大概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民族低人一等，只有成为或者装得像挪威人，才能赢得尊重。

她自私也许真的只是自私，但也有可能是无可奈何，因为除了她，其他的萨米孩子始终“心甘情愿”地带着自己的民族枷锁，毫无反抗之意。

在被挪威男生三番五次的讥讽嘲笑之后，艾拉·玛雅忍无可忍，跑过去找男生理论，让男生道歉。

可是一个女生怎么可能打得过好几个男生，结果那几个男生像给鹿剪耳标似的，割破了艾拉·玛雅的耳朵。

这一疤痕，伴随了艾拉·玛雅一生，尽管小心、用力隐藏，依然像个烙印，时刻提醒着艾拉·玛雅这一屈辱。

原以为在这遭遇之后，艾拉·玛雅会痛恨这几个男生，我错了，相反，艾拉·玛雅更加痛恨自己的民族身份。

当她脱下自己的民族服装，穿上别人的衣服，被经过骑自行车的男生邀请去舞会的时候，我以为她会唾弃，然而她是窃喜。

我不知道这几个男生是不是之前那几个男生，如果是的话，就更讽刺。

连脸都不看，仅凭一身衣服，就能决定一个人的待遇，有多荒唐和悲哀。

这一幕是最让我难受的。

她穿着别人的衣服去了舞会，遇见了尼古拉斯，她很享受，这大概是她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不当萨米人的好处。

艾拉·玛雅很聪明，用一路的谎言骗到了住宿，泡到了挪威小哥，进了学校，一切的一切，都在竭力摆脱自己的萨米身份。

她不讨我喜欢，但我也不忍心去说她什么，她痛苦就痛苦在只有她意识到了自己的民族处境，但一个人毕竟势单力薄，她一个小姑娘能怎么办？

让她肩负起消除民族偏见的重任吗？

不现实啊！

她敢于逃离，为自己而活，没有屈服，于我而言，已经足够勇敢。

要等到何时，我们才能做到互相尊重？

抛开萨米族人的身体特征，通用一个道理：人类总是向往更高级、更强大的文明，并且多少会有些为自己曾经低级一些（相对而言）的文明而感到羞耻，并企图更多的脱离它。

回望我们的生活：农村向往城镇，城镇向往城市，城市向往省城，省城向往北上广深……所谓的关爱和保留，那是站在高级别文明的角度带着抚慰的心来做这件事。

这是一部细腻的电影。

不过老妇的一个细节出错了，少女时期的女主被割伤的是左耳，老妇试图遮挡的是右耳——我这烦死人的观察力啊！

当然，如果再加上萨米人的身体特征，这会让他们更加觉得世界之不公平了。

表面上《萨米之血》是讲北欧北部的萨米族女孩艾拉玛雅的成长故事，暗流涌动的则是玛雅与少数民族的传统作斗争，摆脱拉普人的标签给她带来的伤害，寻找自我的故事。

玛雅被测量时，像一只任人宰割的牲口。

当她被要求当众脱下衣服，窗外还有偷窥的男孩，她赤身裸体站在相机面前，被一名成熟男性粗鲁地掰开挡在胸前的双臂。

所有人看着发生的一幕，并且默认了这一切。

玛雅无奈又胆怯。

导演成功调度出观影人的同理心，我们与玛雅同时感受到了深深的羞辱。

玛雅妹妹象征传统，代表着脑容量太小，不懂的独立思考如弱智的拉普人，过着养鹿游牧的传统生活。

妹妹从玛雅的世界离开，外面世界对拉普人的偏见使玛雅陷入孤立无助。

玛雅坚韧地意志使他，面对嘲笑，被割耳，接受惩罚，孜身一人踏上未知之路，在陌生环境努力生存，都从未哭泣；当妈妈拿出父亲的银腰带同意玛雅变卖去交学费，玛雅的眼泪顷刻间急速划落数颗，她获得了伤心欲绝地胜利，她太渴望自己不是玛雅，不是拉普人。

玛雅迷失在大雾里，一气之下杀死了只“不听话”的驯鹿，这意味着玛雅彻底这片土地彻底断裂，她要跟家人、传统就此道别，而玛雅也像这只未被驯服的驯鹿一样被家人、传统“杀死”。

玛雅多年没有回到这片土地，直到妹妹去世，她不情愿地回到这个让她伤心地地方。

妹妹始终没有忘记玛雅，她每年都要给玛雅的新生幼鹿割耳标（游牧名族利用不同的刀法剪割牲畜耳朵以标记归属）。

玛雅打开棺材，头靠向死去的妹妹，这一刻他们和解了。

玛雅吃力地爬上高山，站在山顶时，她像一个饱经战争的胜利者一般，俯瞰着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只牲畜。

影片最后，镜头跟随玛雅后背行走在这片草地上，微风吹拂她白色的长发乱舞，背景里的草地帐篷异常模糊，拉普人的生活方式已经离她很远，或者说她从未想让它清晰。

玛雅一生即将过去，拉普人还是当初让人反感的驯鹿人。

珍惜当下你厌烦别人求而不得的生活。

同化泣血而行艾乐米娅直到耄耋都不愿回到故乡，亲妹妹的葬礼她局促不安，迫切希望离开。

血缘里的同类视她为异族，她拼命想融入的一生都不会真正被接受。

主持葬礼的老人告诉她，妹妹一生都在为她标记驯鹿，她没法破除心中的障碍。

萨米族，获拉普族被瑞典人认为是愚钝，粗鲁，野蛮，喧嚣，甚至是尚未进化之物。

老人坐在酒店里，和旅途的瑞典人聊天中，她听到那句伴随了她一生的嘲弄：拉普人像野蛮人一样，追逐驯鹿大声喊叫，多么烦人。

她静静听着，沉默不言无法迈步的女孩女孩和妹妹就读当地的学校，50年代，在民族部落，学校里已经禁止萨米人讲当地语言，而是必须讲瑞典语。

艾乐米娅的妹妹读不来瑞典诗，而艾乐米娅却能悠扬的唱出瑞典诗，老师恩典她能够接待远方来的客人。

这时的她充满期待。

幻想太快被打破，客人拿她当研究土著民族的工具，即使窗子外面有男人在偷窥，仍然命令她脱掉衣服。

赤裸着，丈量眼睛宽度，鼻子高度，身体，她在高级的人面前只是一个研究标本。

之后被男孩们割掉耳朵的一部分，她就像驯鹿一样，是毫无反抗能力的，是蠢笨的。

所以舞会上遇到的男人对她来说就是天神一样的存在，穿着得体，笑容完美，接纳她，她对欲望的初级感受都来自这个男人。

她没法对男孩讲出自己是拉普人，对这个身份厌弃。

于是编出一个名字，第一次大声喊出肮脏的拉普人。

同化，是胜利的，从人对自身身份的厌弃开始。

艾乐米娅想接受更高的教育，却被老师告知拉普人不像瑞典人一样聪明，不能继续接受教育了。

同化，就是要你像我一样，但永远低我一等。

被嫌弃的克里斯蒂娜的一生编来的名字，偷来的衣服，却在一块蛋糕上漏了馅。

她走在瑞典的城市里，这里充满了高级人种的智慧，被修缮整齐的西式园林在街道上秩序盎然，喷泉，她对一切都充满期待。

来到那个爱慕的男人家里后因为不知道蛋糕上的蓝莓是否能吃，被男人的母亲一眼看穿。

男人的母亲不在乎是否发生关系会使她受到伤害，她只说：拉普人心眼多着呢。

在尼古拉斯一家的夜里，她偷偷起来，抚摸钢琴的琴键，不敢让它发出声音，抚摸电话，抚摸男人的身体，她拼命的想从触觉中感受这里的一切，融进这个社会，她笑容满足，做了个短暂的梦。

就像火柴划来的烤火鸡。

火柴熄灭一切都会坍塌。

用编来的名字，附上从书籍中看到的莱勒姓氏，假装自己是德国人，她看到瑞典的女孩，身材高挑，神态骄傲，无比羡慕，相比之下，她又矮又胖，头发粗糙。

她跟学校的太妹女孩混在一起，高兴的以为自己被接纳了，却在看到学费账单后被打回原形。

她回去找男孩的家庭，在生日会唱民歌，她明白，无论宴会上的女孩是善意的，还是捉弄的，此刻的她就是一只任人参观的低级动物，向男孩一家借钱后被拒绝的她只能回到嫌弃的家乡。

家乡如此原始，背靠高山，草原上是和驯鹿驻在一起扎营为生的同族人。

她的妈妈，同族人，在长久的隔绝和偏见里也获得了同样的东西。

正如瑞典人无法接纳拉普人一样，拉普人也无法融入一个所谓的文明社会。

全篇最温暖的一段就是她抱着妹妹洗澡，妹妹是始终信任接纳她的人，在她的拥抱下，安心的像水中仰去。

开心的时候唱起悠扬的民族歌谣，那是姐姐教给她的。

“割掉的耳朵”不难想象，当艾乐米娅拿着银腰带如愿回到文明社会学习之后，她会遭遇什么。

直到老年也不愿再回去故乡，这一辈子，听过了多少句，拉普人是肮脏的人，终于被顺利同化，得到的，不过是另一种无知。

她憎恨一辈子的民族称谓，转过头来，才明白不过是傲慢。

就像贫穷，我们一辈子都追求远离贫穷，过上幸福的生活。

但无论怎么想，贫穷都是被人造的词语，靠这个词语，实现阶级的分化，把罪恶都推给贫穷，让人对这个词深恶痛疾。

一种人凭什么去决定另一种人的生活方式，连语言都丢弃，抛弃人类的历史。

轻视同类呢。

当推行同化的时候，一定也是高高在上的寄予了美丽的希望，希望自己的国家走上更高的层面，人民实在大一统。

但孵化出的，尽是隔离。

把历史曲折的一步，放在一个普通人的身上，留下的，绝不是残缺的耳朵。

萨米族，又叫“拉普人”，被称为欧洲“最后的土著”，生活在北欧北部，是以驯鹿为生的游牧民族。

萨米族总人口不到7万，是世界上人数最少的土著民族之一。

虽然人口较少，但萨米人有自己的语言、民族服装、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也有本民族特殊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瑞典、挪威等国以强制其接受教育等方式试图同化萨米人，官方甚至禁止在学校和公共场合使用萨米语。

影片就是以这段历史为背景，讲述了萨米少女艾拉·玛雅为了融入主流文化和民族决裂、狠心断根的故事。

影片以倒叙的方式展开，一个叫Christina的白发老太太坐在车里，她的儿子开着车，孙女坐在后排，他们正去往某个地方。

儿子：（打开音箱）这是你家乡那边的音乐，我和桑娜特意买给你的。

【一首女声民族吟唱曲响起。

】Christina：（冷漠、毫无反应）那些人和我无关。

儿子：你能听懂她在唱什么吗？

Christina：我不爱听。

那里的人太吵了，爱偷东西，嘴里没一句真话，总之招人讨厌。

他们要去Christina的家乡，参加Christina的亲妹妹妮娜的葬礼。

葬礼结束后，一个拉普男人以艾拉·玛雅的名字和Christina打了招呼，并且和她寒暄了几句，问她怎么从来不回来。

于是，我们得知Christina的原名叫艾拉·玛雅，还知道她从来不回家乡，从不穿民族服饰，讨厌自己的族人。

和Christina漠然的态度不同，儿子和孙女对这里的一切感到新鲜和好奇。

孙女在聚餐时穿上了萨米族的衣服，还跑来奶奶面前炫耀，问她穿上好不好看。

儿子虽然是初次见到母亲的家人，但和他们相谈甚欢，而且他替代母亲坐在主席的位置上，Christina却坐在离他们很远的另一桌。

儿子提出想多待一会儿，因为女儿想体验一下萨米人给驯鹿“割耳标”的民俗。

Christina却是一秒也不愿多待，在劝说儿子无果后，她抛下他们，自己到外面找旅馆住。

接着影片进入倒叙部分：少女时期的艾拉·玛雅割伤了一头驯鹿的耳朵，告诉妹妹，“以后它就是你的了。

”

萨米之血割鹿耳是影片的第一个流血镜头，为之后的情节埋下伏笔。

艾拉·玛雅在上学路上，经常遭到邻村几个小混混的挑衅，有一次她忍无可忍冲上去让他们道歉，结果被他们抓住，一边耳朵被割伤。

这是一个极具暗示性的镜头。

拉普人给驯鹿割耳标是为了方便分辨驯鹿的归属，这个行为的深层次的意义是你从属于我，我是你的主人，我有伤害你身体的权利，并以此表示占有。

小混混们用拉普人对待驯鹿的方式来对待艾拉·玛雅，便是对她宣扬自己的主人地位。

这个前后呼应的情节达到了它的象征目的，之后，驯鹿就作为艾拉·玛雅，或者说是拉普人的象征物出现。

第三个流血镜头发生在影片的结尾处，艾拉·玛雅求母亲把驯鹿卖来换钱，送她去瑞典人上的学校读书，但母亲拒绝了她。

于是，她自己背着绳子到鹿群里，套住了一头鹿，然后杀死了它。

驯鹿的血染红了她的手，也渍染了草地。

驯鹿代替艾拉·玛雅流光了她身体里的萨米之血，驯鹿的死象征着艾拉·玛雅萨米身份的终结。

被迫同化还是主动归顺？

所谓“先进的文化”总是浑身上下都充满了诱惑，鼓吹它的人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蔑视那些保守、“落后”的文化。

让“劣等民族”相信自己的文化、民族都是低等而腐朽的。

他们希望同化“劣等民族”，虽然他们无法到达与之同等的高度，但能缩小一点儿距离也是好的。

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与“劣等民族”保持距离，最好永远隔离，以强调区别，保持他们高高在上的自尊心和优越感。

瑞典人创办了学校，让萨米族的孩子在那里上学，派瑞典的老师教授他们瑞典语和瑞典文化。

但当艾拉·玛雅提出想让老师给她写一封推荐信，让她去乌普萨拉上学的时候，老师却拒绝了她。

“科学研究表明，你们的族人不适合在城市生活。

你们的大脑……不具备城市人群所需的基本构造。

”艾拉·玛雅情窦初开在聚会上认识了一个瑞典男孩，男孩的父母知道了她是萨米人以后，劝儿子赶紧结束这段关系。

“最好让她回家去，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艾拉·玛雅为她能代表萨米小孩去欢迎来自乌普萨拉的客人而兴奋万分，但她想不到这些客人到这里来的目的是像研究马戏团里的猴子一样研究他们这些萨米人。

他们挨个测量这些孩子的各项数据，还让她们脱光了衣服拍照。

这件事情与割耳事件让艾拉·玛雅倍感屈辱，她下定了决心叛逃她的民族。

然而瑞典人那种“希望你好，但又不希望你太好”的矛盾态度和根深蒂固的歧视心理，让艾拉·玛雅的出走困难重重。

不过，她还是成功地融入了主流文化，再也没回来过，她变成了那种高高在上的人，“先进文化”的代表。

开头她所说的中伤萨米人的话，在影片中没有得到证实，这些话是瑞典人对这个族群的偏见，也是目的险恶的有意中伤。

艾拉·玛雅的妹妹妮娜，是她的对照面，用来说明这种叛逃行为不仅是受到了外界环境的刺激和影响，同时，这也是艾拉·玛雅的选择。

妮娜和艾拉·玛雅的处境是一样的，但她没有叛逃，她一辈子都照着萨米人的生活方式活着。

因此，与其说是被迫同化，我认为主动归顺占的比重更大一些。

艾拉·玛雅不是甘愿留在家里的类型，她想往外冲，往外闯，她就必须融入瑞典的主流社会。

她想变成像老师那样的人，她学着老师的样子优雅地喝茶，给自己取了个和老师一模一样的名字——Christina。

她喜欢上的第一个男孩儿是瑞典人。

她很少在家里说萨米语，也很少唱Joik（萨米人的民族音乐），她在成长的过程中已经有了偏向，她知道自己要去哪儿。

变成了Christina的艾拉·玛雅在所有的客人走了以后，打开妹妹妮娜的棺材，和她躺在一起。

然后她爬上高山，往下看这个她曾经生活过的地方，那些白色的尖顶帐篷，那些驯鹿，那片黄绿色的草地，只是倔强的姑娘变成了偏执的白发老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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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米人之血》是一部剧情类影片，该片于2016年9月26日下午在第29届东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召开片单公布记者会，入选成为主竞赛单元影片，影片《萨米人之血》是其中之一。

14岁的Elle Marja是一名驯鹿繁殖的女孩。

在她的寄宿学校里，她受到了20年代的种族主义和种族生物学考试的影响，开始梦想着另一种生活。

实现……

一部很有意思的电影，不静静心心的时候根本看不进去，看进去了又觉好像胸口堵着一口干干净净的冷气，带着点草木气息带着点动物的味道，上不去下不来，冷冰冰的卡着，让人难受的厉害。

这种堵着的感觉和《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有几分相似。

看完影片我特意的查了萨米人的资料，他们被称作欧洲最后的土著，也是全世界人最少的土著。

和全世界所有的土著一样，他们的文化语言和生活方式都和这个现代化的高科技社会无比的格格不入，就像当年的印第安人，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却又骄傲的昂着头颅，在夜色中的树林里狼一样的嚎叫。

最近不知道是我有心还是这个社会开始有心，我频繁的能看到各种关于语言消亡的文章，有英文的有中文的。

英语文章不多赘述，但是一串串数据一张张图标排列组合，再引用这个教授那个专家的采访，比言辞恳切感情充沛的营销号小文章更让人触目惊心。

我是一个标准的上海人，我的祖辈都是连普通话都听不太懂，看电视都想native speaker一样只能看那么几个频道的原住民，可是我作为他们的后代，没有办法标准的用上海话发出“我”这个音，也有许多俚语我都无法运用甚至无法理解，和这部电影的女主角不同的是，我并不是因为抗拒自己的原生文化想要逃离原生家庭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只是因为从幼儿园开始，就生活在一个除了家人所有人都讲普通话的世界，我失去了吴地语言的语言环境了。

不光我，我高中里的上海同学们也经常被家里的长辈半是无奈半是玩笑说成是“洋泾浜”（外来人说上海话的腔调），连我们都是如此，遑论那些“新上海人”呢。

这部影片的女主角对自己的文化抱有一种不认同的情感，和她以民族为骄傲的妹妹恰好相反。

瑞典似乎一直在似乎试图同化萨米这个民族，又好像不是。

他们一边禁止公共场合萨米语的使用，一边又告诉萨米人当他们的教育结束后等待他们的仍旧是帐篷和驯鹿。

这些外来者带着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认为萨米人天生低他们一等，像对待驯鹿一样对待着女孩，像研究标本一样研究她们的身体。

无怪乎玛雅，或者说克里斯蒂娜想要逃离，而其他地萨米人对“逃离者”抱有如此大的敌意。

这样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文化的冲突与无法融合，如果瑞典政府对待萨米人，如果学校对待萨米人不是这样的态度，我想事情有可能不会发展到那样水火不容的地步。

语言是会死亡的，萨米语正在死亡，许许多多的语言都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悄悄地湮灭了声息，想没了油灯，像燃烧殆尽的蜡烛。

而语言的死亡，是文化的死亡，是种族的死亡，是历史最后的落幕。

那些消逝的，才是应该被记住的。

出生于那样一种独特文明中的人们有没有权利重新选择自己未来的生活方式？

当你看到艾拉·玛雅进退失据，手足无措但仍然坚定向前的时候，这个故事并就不再只是有关于狭义的“权利”，而是问向了更宏大的“命运”文/杨时旸本文首发于总第815期《中国新闻周刊》有多少人终其一生都在努力逃离于原始身份——原生家庭、故乡或者原初的特定文化的桎梏。

人们奔赴远方，坚定地拒绝回头，这种逃离有时成就自己，同时也伤害自己，这其中的撕裂感只能默默消化。

就如同这部《萨米之血》中的艾拉·玛雅，突然之间就发现了另一种文化，另一种文明，另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另一种可能性与未来。

她飞蛾扑火般地奔赴，哪怕不惜焚毁自己的一切过往。

其实，《萨米之血》讲述的是一个很冷门的故事，但它却反射出了一种普遍性的焦虑。

北欧地区居住着一群被称为萨米人的原住民，他们有独特的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

在上世纪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瑞典一直企图同化这个游牧民族，他们不能在学校使用自己的语言，必须讲瑞典语。

但同时，他们又被告知，接受短暂的教育之后他们就仍然要回到高山的帐篷里，继续与驯鹿为伍，因为当时的人类学家们在人种理论的蛊惑之下，固执地认定这个民族是低人一等的，而故事的主人公，女孩艾拉·玛雅却倔强地想离开高原。

《萨米之血》有着大量清冽、冷峻的自然风光以及稀疏的台词对白，它并不像人们预想的那样犹如人类学纪录片一样沉闷，也绝没有俯视视角的猎奇，它平缓地叙述，从当下的一场葬礼开始，从最现代化的生活场景切入，然后迅速转回了数十年前，一个女孩第一次经历文化休克的瞬间。

它是一部被眼神、手势、细节等等一起丰沛细部共同成就的电影。

《萨米之血》的优秀之处在于不只呈现现象，而是始终注视着一种困惑和困境——姐妹俩一起去学校接受教育，姐姐突然爱上了崭新的生活，而妹妹却一直以萨米的血统为荣，拒绝做出任何改变。

这导向了很多疑问，比如，一个游牧民族的人遇到了一种更现代化的、更丰沛的文明，如果努力融入，算不算一种文化上的背叛？

又或者，这算不算是一种“进步”？

出生于那样一种独特文明中的人们有没有权利重新选择自己未来的生活方式？

而这种选择本身是否一定意味着某种意识形态？

当你看到艾拉·玛雅进退失据，手足无措但仍然坚定向前的时候，这个故事并就不再只是有关于狭义的“权利”，而是问向了更宏大的“命运”。

女孩整日穿着象征民族特征的衣服，却看到了其他人穿着时髦的衣裳，她看到了自己的老师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和生活，而自己注定回到牧区驯养驯鹿，她知道自己身上的气味，也羡慕城市中炫目的舞会，所以，她才会偷偷穿上别人的花裙子，暗自模仿着翘起手指端着咖啡杯。

那个时刻，困境就出现了。

女孩被困在了两种文化之间，她奔赴崭新生活的行为，被同族的少女们鄙夷，而她却又注定无法毫无障碍地被瑞典人接纳，她在两边，都是异族，无从归类。

瞬间，孤独就尖锐了起来。

她的性觉醒和文化觉醒是一同生发的，但到后来，你很难区分那份主动到底是一种需求还是一种策略。

她和瑞典男孩的肉身关系成为她逃脱原生身份中最极端的一环，交换体液，交融基因，再没什么比这更决绝地叛离于自己的文化了，更何况那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一种以封闭为特征的“纯洁”。

驯鹿成为了《萨米之血》中最经典、最直接的象征物。

萨米人要给小鹿用刀子割耳标，以表明一只驯鹿从属于某个主人，而艾拉·玛雅到了城市，在打斗中，有男孩儿夺过了她手中的刀子，给她割了耳标。

萨米人驯化鹿，瑞典人驯化萨米人。

而那些所谓的人类学家剥光了这群萨米孩子的衣服，测量身体指标，那动作都犹如人对待鹿。

在学校时，艾拉·玛雅故意给自己改名克里斯蒂娜，但在别人心里，她一直是玛雅。

多年之后，早已成为老师，在城市定居的她，儿子称呼她的就是克里斯蒂娜。

从这个意义上讲，她的争斗算是成功了。

但她去参加了妹妹的葬礼——在数十年都未曾返回故乡之后，她又一次回魂到了童年时的状态，从一种文明进入另一种文明，只不过这一次是倒转的身份。

她附和着游客对萨米人的抱怨，面对着同族人敌意的目光。

她逃离了一段还是一生？

或者我们又是否真的能逃离于过往和原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