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的决心

1.让我看的更戚戚焉的，是女儿的转变《出走的决心》是以苏敏阿姨的经历为基础改编的电影。

虽然苏敏阿姨的故事好像大家已经很耳熟能详了，但还是简单解释一下（知道的可以直接条过下面两个自然段）：这是一个关于“女性找到自我”的故事：一位在家暴和无望的婚姻中挣扎多年的底层劳动女性苏敏，突然有一天下定决心要通过开车全国自驾游摆脱一潭死水的生活，于是开着自己打工挣的polo车从河南郑州上路了。

从2020年开始，她一口气在外面自驾了整整2年多——当时还在疫情，天知道她克服了多么大的困难。

她玩得很开心，找到了久违的自由和自我，并在网络上成了大家羡慕和钦佩的对象，毕竟很多年轻人都没有这样的勇气和行动力，《纽约时报》报道称她为一名“无所畏惧的公路旅行者”。

《出走的决心》于2024年9月上映，获得了良好的口碑（豆瓣得分9.0）和不错的票房（1.23亿）。

我看完后，觉得电影最大的优势并不在其技巧性，而在于这是少有的，把中国女性噩梦般的婚姻质量，和遭受母职惩罚全过程都细细掰开了说的片子。

这个题材的稀缺性，以及女性主创团队对这份苦难高度共情的，细腻深入的观察，才是最大的亮点。

题材和细腻度不仅成就了咏梅老师，也成就了姜武老师。

女主李红不见得是中国现代影视上第一个出走的女主角，但她的丈夫孙大勇，则几乎是21世纪以来，被描述的最到位的中式狗屎爹之一，可与苏大强比肩。

当然，更多人是感叹这个片子还是拍保守了，自己的爹或丈夫去本色演出会比他强十倍。

其实我们都知道，孙大勇这个爹已经是被高度美化了的，按照咱这儿的普遍情况，这种男人一般还要加上打老婆孩子，出轨，赌博欠一屁股债让老婆还等现代低质量男性必备技能。

就是因为天天看天天接触的，虽然这种细腻的描写在荧幕上几乎是第一次出现，但也已经震动不到我了，早就脱敏了，story of my life 而已。

倒是好多年轻朋友说，看完被孙大勇吓得冷汗连连，进而对婚姻和亲密关系有了更多的的思考。

我看得最戚戚然，甚至有点冷汗连连的不是孙大勇，而是他们的女儿，孙晓雪的态度转变过程。

相对于细腻地表现了一个屎爹，我觉得这个片子更大的勇敢，是它几乎是21世纪后我国银幕上第一次描述这种矛盾的，“差点滑向深渊的女儿”：是的，她几乎差一脚就要滑向吃母亲的深渊了。

明明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女儿是最支持母亲的人：她还没成年就看出了母亲的不快乐，鼓励她离婚；她在父亲欺压母亲时，无数次挺身而出帮助和保护母亲；甚至连母亲的那辆车，都是她和老公掏的腰包，添了些首付才买的。

而且相对于母亲，更年轻，受过高等教育的她，女权意识明显要要进步成熟很多：她知道母亲辛苦，母亲有自己的权益但从未拿到；她也知道不能被架空，自己必须要有事业作为基础；她知道在面试时问女员工的婚育状态和生育计划是违法的；她甚至能在老公说“母亲最伟大”的肉麻话时，冷笑着反驳“说这些话就是为了绑架我吧”。

这么一个爱着母亲，理解母亲，思想更先进的女儿，怎么会走向吃母亲的方向呢？

因为形势比人强。

一旦生活的无数重压，特别是那些针对女性的结构性陷阱，比如母职惩罚，职场天花板，就业歧视等，一起压到她身上时，她会突然发现：吃母亲居然是一条最顺滑舒适的路。

自己因为女性身份遭受到的一切暴击，如果自己不能一一克服，似乎都可以转移到母亲身上，由母亲代为承受：就业单位不准育龄女性请假？

——那这位育龄女性的妈就要多遭点罪，包下所有带外孙的工作；爹是一滩烂泥，老公是个遇到问题开溜的软脚蟹，他们打死不愿意带孩子，或是提升自己带孩子的水平？

——那就还是妈顶上吧。

反正妈顶了一辈子了，她早就习惯这种设置了。

其实，甚至在李红的狗屎丈夫孙大勇身上，都能看到隐隐的这条逐渐堕落的线。

日子好矛盾少时，谁都愿意给身边的人做点好事，给自己贴点金。

那么抠的一男的，早年也愿意花80块钱给老婆买个带穿衣镜的柜子。

但等生活的重压，什么失业，什么体制改革，什么老家亲戚的帮扶，这些一层层袭来，让本来能力就很拉胯的他越来越喘不上气。

他也会很快发现，在外面当一条狗，回家再把老婆当一条狗，剥削她的家务付出，对她转嫁自己的精神压力，是这操蛋日子里最舒坦解压，性价比最高的生活方式。

世界是个叠床架屋的丛林，每一层都在朝下面传递压力，但所有层面的压力，最终都压到了最底层最弱势的群体上——而在这个家庭里，最底层就是没有学历，收入低，被剥削了几十年，早已默默认命的母亲李红。

她那上过大学，更年轻的女儿，脱离了家庭地位最低的身份，而对她来说，最重要的选择，就是在上面的压力袭来时，她是稍微向人性的弱点低下头，滑向那个向下压榨母亲的深渊，还是稍微向人性的弱点说个no，走向那个向上拷问强权者的阶梯。

人只要向人性弱点低了头，下一步无可避免地就是走向道德上的堕落，对他人的苦难别过脸去——哪怕这个他人是自己最亲近的人。

而道德一旦堕落，为了自洽就会找很多借口，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孙大勇就完成了这个过程，他坚称自己对妻子的一切虐待，是妻子自找的，因为“我明事理，她不明事理”。

剥削欺压他人的口径建设完，就要去建设制度，彻底地把自己的行为从法理上合法化，然后彻底把弱者钉死在最底层，让她们不得动弹不敢反抗——男权社会，就是这么一步步地建设起来的。

电影里，孙晓雪那十分危险的堕落之路，已经走到了快要和她爹合谋的地步。

片子一开头，自己从不出力却永远使唤老婆的孙大勇，拼命阻止李红出门参加同学会，理由是“女儿快生了你还到处跑”。

反而是怀孕的女儿劝母亲放心大胆地出去参加同学会，只要在自己预产期之前回来就行——其实到这步，就已经有点危险，因为她默认自己的月子一定是母亲来照顾。

但整体来说她还是支持母亲的。

而经过了一系列反抗无力的挣扎，她也向男权小低了下头，把育儿工作彻底外包了给母亲，因为她已经默认爹和丈夫带不好孩子，也就是说，她失去了和他们长期硬刚翻脸的耐心和勇气。

她也开始用那一套万年不变的谎言来给母亲画大饼，什么“等XXX了你就可以放心出去玩了”。

通过剥削自己的母亲，她终于腾出更多时间来工作，得到了晋升。

对现状满意的她，和对现状更满意的丈夫和爹，三个人坐在一起推杯换盏。

母亲则完全在镜头之外了。

而她母亲李红，也是在这一刻打破了对家庭的全部幻想：她的女儿也在逐渐靠近对面的那个阵营而不是自己，他们仨才是利益上的一路，而自己完全是另一种角色：被剥削者。

这个真相促使了李红在当夜就彻底出走了，女儿的变化是最重要的推动。

片中的故事停止在李红离家后和女儿的对话上。

女儿向母亲道了歉，并表示女婿换了下工作的方向，增加了育儿时间。

看起来女儿还是没有彻底朝那个深渊滑下去，及时刹车，知道该向上拷问男人的责任了。

但从画面来看，母亲已经奔向了广阔的山河大海，女儿继续被困在了拥挤狭小的家里，她也许还在重复某种悲剧中出不来。

这是个有点模糊不清的结局，她们母女是如此相似，又是如此不似。

这一家三代女性，都在不同阶段遇到过这种是否要剥削另一个女性的选择：外婆是母亲结婚时唯一一个给她买东西的人，但她劝自己的女儿忍受自己儿子的剥削，不要打官司。

女儿是最支持母亲的人，但在面对巨大的育儿成本时，会不由自主地把担子朝母亲那边推。

女主李红没有剥削过家中任何一位其他女性，她的手是干净的。

但我们知道，在现实中更复杂的情况下，一个家族的女性最后经常谁的手都不干净，她们同时成了施害者和受害者。

也就是说，她们背叛了曾经的自己，成了自己曾经最不想的当的人，就像孙晓雪差一点就要和自己都看不起，甚至厌恶的的爹站一个阵营一样——老话的多年媳妇熬成婆，说的就是这个过程。

到最后，饱受摧残的媳妇总会发现，为虎作伥是最舒服的一条路。

这条路以人性弱点做基石，极少有人不它的诱惑——只要你愿意低那一下头。

但正是因为那一下低头就是无尽的堕落，所以，所有女性啊！

不要向人性弱点低头，不要滑向那个舒服的深渊，不要融入那个看似温和的良夜，不要迈入那扇看似宽阔的大门，不要背叛自己的命运共同体，不要背叛自己。

要向上咆哮。

要咆哮，要咆哮，要咆哮。

对着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男权，不停地咆哮。

2.片中的女婿，真的比岳父更好吗？

片中有两个丈夫，母亲李梅的丈夫孙大勇，和女儿孙晓雪的丈夫徐晓阳（他俩名字对仗，太阳融化雪，有点女的被男的克住的意思）。

从表像层上看，翁婿俩差距很大，几乎所有孙大勇在唱红脸的地方，徐晓阳都在唱白脸——这种安排绝不是无心的。

导致很多人看完电影居然喜欢上了这个女婿！

因为“比他岳父好多了”。

但前面说了，着力表现翁婿间的对比，真的是想褒奖徐晓阳这个角色，展示年轻一辈的男性已经相对于上一辈男性有很大进步了吗？

主创团队没那么乐观。

事实上，第二代的妻子孙晓雪那么勇敢刚强，在最后依然困在一个暧昧不清的处境里，同样的，看似开明的第二代丈夫徐晓阳，也没有完全脱离他的思想枷锁。

给老婆买衣服的那一段可谓典中典，直接把徐晓阳这种男人的画皮给扯下来了。

打着疼老婆，爱老婆的名义给老婆买次衣服，但买的是“给妈妈穿的，材料对宝宝好的家居服”。

老婆当场喷回去：你给我买的是育儿工作的工作服。

就像这个衣服名义是爱其实是工作服一样，在过去很多年，每次到妇女节，给女性们发的那些洗洁精，洗衣液等，名义上是“妇女节关爱礼品”，实际是“持家工作物料”，“伺候男人工作物料”。

甚至有洗洁精的广告是“给妈妈买不伤手的洗洁精就是对妈妈的爱”，广告上一对父子模特，露出一种上肢残疾打死不会洗碗的温馨微笑。

客观说，徐晓阳这个女婿，是不是表现上比岳父好多了？

是。

但是朋友，为什么一定要加上“相比于岳父来说”这个前缀？

没有岳父在旁边做陪衬，他的这个好久立不起来是不是？

旁边必须要坨屎，自己才能像个人，这样的好老公，是不是可以叫氛围感好老公？

说到底，这不是就小学时父母跟你说了几十万遍的“不要跟烂的比，你要跟好的比”的道理吗？

何况他和那个拿来陪衬他的岳父，差距真的有那么大吗？

有没有可能，他们只是同一水平的男的在不同时代的表现？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母亲李红在她年轻时面对的长征，是在一个“未婚女性彻底失权”的世界里，找到一点点为数不多的自由。

从她的经历来看，一个未婚女性在那个时代任何追求自由的道路，都是被彻底堵死的：未成年女性想通过受高等教育离开原生家庭，却被爹强行办了退学，必须做份工作成为养弟弟的血包；工作了，不结婚厂里就不分房，就要永远在原生家庭当这个血包。

她必须和一个男人结婚，把自己的所有权从父权下的原始爹，过渡到新爹也就是丈夫那里，才能合法合理离开。

今天我们知道这种过渡，经常只是从地狱甲换到地狱乙，从养弟弟变成了养丈夫，但在当时大家都觉得这是最正常的路。

王小波90年代初写的《我的阴阳两界》里，在北京医院里任职的高知女性，尚且都要为了分房子结婚，何况那个年月更底层的女性？

李红做的是当时绝大部分女性做的选择。

而且她选择的丈夫孙大勇，在当时，怎么就不算一个放在男人堆里还过得去的中位数？

从2024年回头看，自然觉得孙大勇是一坨翔。

但在当年，他有稳定的工作，有省会城市的户口，和单位分的小房子，这些条件在当时算得上还可以了。

而他的毛病，比如丝毫不尊重老婆人格，好面子，不参与家务工作，在他那一代的男人里，只是普遍的，位于中游的毛病。

只说说每一代人除了有自己的长征，也有自己这一代的翔。

你再往上面数一代，那会儿没把老婆的腿打断，荒年了没让老婆出去卖，就已经是好老公了。

也就是说，孙大勇相对于他那个私下给成绩很好的女儿办退学，阻止她高考，让她当血包养弟弟的岳父，其实也有进步的，他让女儿受了高等教育，对女儿还算有感情。

孙大勇相对于他岳父的“进步”，是不是也和徐晓阳相对于他的“进步”一样？

女婿徐晓阳放在这个时代的年轻男人里，也是同样水平。

到今天这个时代，你观察下你周围男同事，至少在公共场合，其实比较难再找到孙大勇这样的直接外露，毫不掩饰其厌女思想的人了。

大凡是个体面人，在内在外都很难说出“女的就该在家带孩子”之类的话了，人家也跟上事业爱情双峰2.0大女主的审美了，老婆必须得有事业，得能挣钱（但不能挣得比自己多），表面上看着还挺支持老婆事业呢，但一问谁请假在家带孩子多，就立刻露馅了。

徐晓阳这样的男人，更像我们在生活中容易遇到的那种，看着很正常甚至还可以，迷惑性很强。

他们看着对老婆言听计从，甚至还有点粑耳朵，但那不过是因为以他的条件在两性市场上配不上这样的老婆罢了（婚礼时岳父就嫌弃过他的家境），但一涉及到生育和养育这两项成本最大的事情，他默认更多还是老婆的事——老婆要真没空，那也是老婆娘家的事，岳母的事。

别说心安理得让岳母带孩子了，他甚至连自己都到岳母家蹭吃蹭喝上了。

但因为嘴甜态度好，剥削的本质被其乐融融给掩盖了。

同样，现在体面人也都知道在公共场合说几句母亲最伟大，母亲最辛苦，要对妈妈好一点，甚至愿意和老婆出钱一起给岳母买车（在他不缺钱，钱对他不是个考验的时候），但是对岳母多年来遭受的苦难，他也就是默默旁观，无非岳父开始摔盆砸碗时拉一下，说些“都少说两句”之类的拉偏架的话。

就这个人，你看他谁也不得罪，成本不高的时候，他可太乐于说两句好话，做个好人了；但需要见成本的时候，孩子就给老婆带，请假是老婆的事，损害的是老婆的职业生涯；需要硬刚，需要冲突（比如给岳母买的新车，却被岳父抢了钥匙）时，他更是就事不关己地溜边了，就得勇猛坚强的老婆上去了。

电影的短评里，有几个针对这个角色的，说的特别好：“我觉得张本煜的角色其实更有意思啊！

表面上情绪稳定、对老婆好，但从潜意识里流露出来的观念还是时不时透露出传统固化观念和自私伪善的一面…只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姜武的角色所塑造的那种上一代男性形象已经不是我所恐惧警醒的，我觉得张本煜的角色才是现如今女性朋友们要继续擦眼睛看看清楚的类型。

”“张本煜饰演的徐晓阳着墨不多，但我觉得导演塑造的特别好，很典型很有迷惑性，他看似开明，听老婆话，和岳父岳母的关系也融洽，但在面对孩子的问题上，就暴露了潜意识里根植在内心对女人的刻板印象，觉得照顾孩子是女人的本分，在这个基础上才关心一下妻子，但他从没有设身处地站在妻子的立场上考虑过她的生活、要面临的风险和未来。

”时代不同了，给女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与时俱进了，小农时代能包小脚能下崽带娃就行，今天现在还得事业家庭双丰收2.0大女主，没有事业的娇妻被人嘲笑，没有婚姻的剩女也被人嘲笑。

但是教育给女性们好老公的标准，又是万年不变的低，底层翻来覆去还是“不出轨，不打老婆”就算基本过关了。

往上一点的，只要满足社会中位数的水平，能够在和拉垫背的爸爸或是岳父相比时，体现出一点差异化的“进步”，就可以算不错的老公，会被一些人喜欢和称道了——然而10年20年后，他们的女儿依然会不解又嫌弃地问妈妈：“你当初怎么就找个了我爸这样的人？

”说来也巧，看电影的那几天，正逢网络上的“八个瑞士卷”事件。

真是一个“每一代女人都有自己的屎老公”的更直接的例子。

不管这个视频是不是摆拍，你我心知肚明，很多女性，尤其是全职妈妈，其实就是过着这种在自己家里吃两口好的都要被拷问资格的生活。

而如果你一较真跟他发怒，他还会说这就是个玩笑，这就是说说而已，不要往心里去。

今天越来越多女性，不用再像自己母亲那辈一样，要面对丈夫频繁的拳头和出轨。

但这并非男性素质突然有了个跃迁性的提升，更多是社会变迁下，女性自己的地位提升的结果：现在大部分女的也挣钱了，相当多人挣的不比老公少，老公空有一颗帝王心，实际上也知道不能在家以传统形式称王称霸了。

但他有别的见缝插针的办法，比如动不动就给你上眼药，两个瑞士卷就能judge你没当个好妈妈，或者像剧中的孙大勇那样，动不动就对老婆言语敲打。

最后这些煤气灯和服从性测试，密不透风地扎在你生活的每个角落里。

这种生活，怎么就不算另一种地狱呢？

每一代女人都有自己面对的结构性陷阱。

是时候改掉“不断提升自己却对男的一直怀着低要求”的习惯的时候了。

3.年末的《出走的决心》相对于年初的《热辣滚烫》，又有哪些进步，以及哪些遗憾？

今年春节，贾玲的《热辣滚烫》作为春节档女性电影的代表，获得了极佳的票房和口碑。

《出走的决心》在中秋档上映，成本和声势都小很多，也不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喜剧，但票房和口碑相对于成本来说，已经算是很出色。

年初时，我做了一期关于《热辣滚烫》的播客，谈到了《热辣滚烫》虽然不能算一部完美的电影，但和贾玲以前的作品相比，却是极大的进步：她抛弃了那个男权社会里喜闻乐见的“笨笨的胖女孩”形象——这个形象对她之前的谐星生涯是帮助巨大的——而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向男权社会展露她的野心。

她减肥健身不是为了A4腰直角肩，而是为了练出一身腱子肉来打拳。

这种危险的力量感是让男权社会感到战栗的。

当然，在这个非常先进的内核之外，《热辣滚烫》依然有一些细节相对平庸。

比如乐莹之前为什么过上了这种一盘散沙的生活，似乎没有给出社会层面或家庭层面的解释，一切似乎只是她个人“懒”了；一个大体重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遭受的歧视和痛苦，在电影中展示也比较少，似乎乐莹本身的死气沉沉就是最大的痛苦。

同时，处心积虑暗算乐莹的表妹，抢她男朋友的塑料闺蜜，大喇喇把姐姐的房产转走的妹妹等人，属于厌女文化中常见的恶毒女配，算是上一个时代审美的遗毒了。

播客里也说了，这些不那么先进的点，未尝不是一个春节档电影要考虑民众认知基准线的结果。

在一个充满厌女文化，以欣赏恶毒女配掐架为乐的地方，一个国民喜剧就算在概念上突破很大，也很难在细节层面做全方位的提升。

《出走的决心》因为不是面对合家欢市场，不在春节档上映，所以在很多细节上，反而能展现出更多让男权社会不安的钢针。

最大的一根钢针就是全方位地展示了中国女性在家庭中受到的密不透风的压迫和剥削。

前面也说了，这可能是21世纪后，已经全面娱乐化的中国大银幕上的第一次尝试。

它是如此冰冷犀利，让很多习惯掩耳盗铃的人应激一般不爽起来。

这种应激和掩耳盗铃，被一些人包装在了对电影技术和手法的皮下，阳奉阴违地说了出来，比如下面这条在豆瓣电影短评区出现的高赞二星评论，就认为这部电影对女性的苦难表现得太多，太具体了：

这种言论，无法不让人想到之前在脱口秀大会上的类似画面：一位作为嘉宾的女演员A，点评另一位在脱口秀中讲了自己原生家庭重男轻女情况的脱口秀女演员B，A说B的表演“不要老是表现女性苦难，要多讲女性怎么站起来走出来”。

不是说女性走出来的画面不重要，而是没有家庭里的苦难作为根基，她都根本不需要破天荒地走出来。

她的出走和勇敢，是开在苦难根基上的璀璨花朵。

还有很多人，眼里只想有莲花，却坚决不承认莲花下面是泥沼。

更不承认还有很多女性成不了莲花，她们被永远地困在泥沼里了。

我们需要《出走的决心》这样的电影，我们需要更多的钢针，提醒大家泥沼从未消失，戳得那些掩耳盗铃的人跳一跳。

同时，《出走的决心》里对女性之间的复杂的互助，也表现得更细腻自然。

这个剧里没有恶毒女配。

剧中女性们作为命运共同体，母亲和女儿，同学和同学，同事和同事之间，都尽力互相鼓励，互相帮助，互相掩护：女儿和母亲一直是彼此最坚强的后盾，她们互相支撑着，躲过这个男权家庭里的重重风暴；同事们从未像丈夫那样，嘲笑过李红的梦想。

一位本以为可以安享晚年的同事，在退休后却发现自己困在母职惩罚中后，依然不忘提醒李红要尽早出走；同学们为了李红的到来，重启了几年才办一次的同学会。

这并不是说，她们之间的互助，就像田园牧歌那般纯净美好。

《出走的决心》最出色的，就是拍出了女儿孙晓雪这个角色的复杂性：她像母亲一样倔强自强，她支持母亲倔强自强，但她也像宿命一样和条件不怎么样的男人结了婚，她最后也被困在母职惩罚中了，她甚至差一点就滑向了吃母亲的深渊，但她最后悬崖勒马了。

她不完美，但她绝不是恶毒女配。

她只是一个复杂的，普通的人。

她的困境和摇摆，美好和阴暗，都是我们每个女人生活的常态。

就以上两点来说，《出走的决心》在对女性困境和群像的描绘上，相对于《热辣滚烫》是有更大的进步的。

但这绝不是要拉踩哪方，一定要分出个高下。

两部女性题材的电影，其立意，主题，风格，观众群体，项目目标，档期等诸多因素，都几乎完全不同，是不能做简单类比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女性为主的创作团队，在这个市场上是多么的稀缺！

她们没有先发优势，还要面对各种天花板，我们应该更多看到她们的进步，知道进一寸就有一寸的欢喜。

给她们更多的鼓励，而不是犯一个男权社会里最常见的错：“女性要做到200%甚至500%，才配得到80%的赞赏。

”最后说下片中我觉得比较遗憾的点。

也是电影最应该交代的点：李红她最后离婚成功了吗？

电影最终结尾（同时也是开头）于李红离家两个多月后。

在她离家这么长时间后，丈夫对她不闻不问，唯一一次电话她，是说“你用我的 ETC卡 ，花了80块钱”。

她走到山坡边上，扔掉了这个无情无义之人的卡。

很多人觉得这代表了她和丈夫的彻底切割，我不认为。

你说她之前对丈夫有经济依赖，现在扔掉卡，还有切割意义，但她之前花的也是自己的钱。

这个丢卡的行为，很难说算一篇文章好的豹尾。

还有人说离不离也没什么关系，她现在不是已经走出来了吗？

再也不回去就是了啊，永远不回去，两个人彻底没关系了，不行吗？

大家实在太小看婚姻关系对人的约束力了。

别的不说，只说很小一点：结婚之后，所有收入都算夫妻双方共同财产。

而同理，所有债务也是夫妻双方共同担负。

如果孙大勇愿意，觉得老婆现在挣钱多了，于是开始吃喝嫖赌，乱投资，最后欠了一屁股债。

在当前法律下，如果李红不能完全证明自己对这些债务不知情，那就还要一起还。

也就是说，孙大勇只要靠乱花钱乱撒钱，就能把李红拖回来。

当然，孙大勇完全不用这么冒险。

因为还有对他来说更省力的办法：他都什么都不用做，理论上讲，李红在全国自驾游期间的所有直播打赏收入，包括电影使用她的经历的改编费用，都是婚后财产，理论上孙大勇都可以切割。

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的悖论：李红是因为受不了孙大勇的虐待才离家出走的，而她出走后反而每一天都还在帮孙大勇挣钱。

这就是婚姻和法律的约束力。

只要她一天还在这段婚姻中，她就逃不脱和一个已经完全没有感情，人品还很恶劣的人共财产共债务，这等于把自己绑在定时炸弹上。

这个婚一天不离，说到底她还是在监狱里，只是出去放风了。

这就不是“出走的决心”，仅仅是放风的决心——别忘了，放风期间还在给男的挣钱呢。

我们都知道，和一个已经没有感情，人品也差的人彻底完成切割，才是李红的最佳出路，也是这类女性的最佳出路，如果她做了，银幕下所有人都会为她欢呼的。

但我们今天的大银幕，目前似乎不打算容纳“大家都为一位女性的离婚而欢呼，把离婚当成一次胜利”的结尾。

这是我看这个片子最大的遗憾。

最后给一下原型苏敏阿姨的婚姻现状。

从苏敏阿姨离家开始自驾游，已经4年左右了。

但她应该到现在都没有离婚成功：“2024年6月，苏敏向网友求助，原因是她向丈夫提出离婚，对方索要50万。

7月15日，苏敏发布视频称，和孩子父亲经过调解，最终达成付给男方16万，签订离婚协议。

8月23日报道，苏敏离婚手续仍未办成，苏敏告诉记者，本来这两天要去办离婚手续，但因为最近电影（就是《出走的决心》）宣传出来了，对方又说再看看。

”不排除对方是因为电影上映了，想再敲诈她一笔费用。

一部展示她逃离婚姻的决心的电影，反而让她的离婚变得更曲折起来，这和前面说的“她因为不堪丈夫虐待而出走，结果出走后的每一份收入都得分丈夫一半”，加上不讲清楚她是否离婚的电影结尾，这些都构成了令人难堪的魔幻互文。

希望苏敏阿姨早日彻底逃离。

苏敏阿姨于2025年1月底晒出了离婚照，恭喜她！

见：https://www.douban.com/people/53091490/status/5020897722/?_spm_id=NTMwOTE0OTA&_i=7965653kcG1Dwi

它应该在商场、飞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的大屏上、医院的滚动屏幕上、民政局的大厅里循环播放，在小学、中学的生理卫生课上，在大学的开学第一课上给学生免费播放。

让所有人，尤其是对爱情婚姻充满幻想的女人清楚地意识到，你所憧憬走进的生活，里面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真相。

很多女生到现在还天真地认为，婚姻就是恋爱的延续，是一个男人呵护我爱我，我给他生下我们爱情的结晶，他就会一辈子珍惜我对我好。

别做梦了，婚姻不是这样。

婚姻里充斥着大量被默认为归属给女性的免费劳动，包括但不限于家务劳动、家庭必需品的采购、家庭开销的平衡、生育下一代、抚养&教育孩子健康成长、孝顺公婆……等等等等。

很多你以为是两个人搭伙干的事，实际上都是女人在负担绝大部分的工作，男人往家里拿点家用，偶尔哄哄孩子玩玩，那就算是不错的男人了。

如果他再有个婚前买了房给了彩礼的“壮举”，那么更是一辈子都觉得女人占了他的便宜，应该乖乖地在家当牛做马了。

你们发现了吗？

很多对女性来说重大到足以影响一生的事件，对女性都是遮遮掩掩、骗骗赖赖的，没有亲身感受过的女性，完全不知道其中真相如何。

比如性生活，比如生育，比如婚姻。

“过来人”绝口不提里面隐藏的疼痛、危险，对女性身体的伤害，劳动的剥削，心理的压力，只是含含混混地用一句“别的女人都是这么过来的”来骗你上套。

反正你只要踏进来了，这辈子就很难再抽身了。

绝大部分女性，即便已经识破了这场盛大骗局的真相，也不会拥有“出走的决心”，她们甚至还会劝自己的女儿到年龄也赶快找个人嫁了。

因为她们不知道，女性的人生在结婚生子之外，还有别的选项，她们只会把自己的境遇归结为没有遇到好男人。

潜台词是，她们相信只要遇到一个好男人，女性的婚姻困境就会迎刃而解。

《出走的决心》当然在我看来并不是一部完美的经典作品，在技法上它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它最好的地方在于没有把原型故事奇观化，没有将之作为个案去呈现，它展现的是最广大的女性困境。

就是一个普通的女人，遇到一个不算坏的男人，为什么还能把婚姻过成恐怖片？

《出走的决心》其实拍得非常克制，很多可以被放大煽情的地方，导演尹丽川都放弃掉了，尤其是原型人物苏敏阿姨在家中还遭受过家暴，但是导演都没有拍。

她在首映式上说了，想用电影中的李红，展现更普遍的、常见的女性生活，她们即便没有遭受到极端的困境，光是那些细水流深的日常，就足以令人窒息了。

影片中姜武扮演的孙大勇，没有家暴的行为，他「只不过」是下雨天不给李红打伞，李红给他做了爱吃的菜他习以为常，李红眼睛里进东西了他毫不在意，用训狗式的举动敲窗传达他的“指令”，他不赌不嫖没出轨，在很多男性观众眼里已经算得上是好男人的标准，所以他们无法理解李红的「矫情」。

“你们女人还想咋的？

很多男人都像孙大勇那样不擅于表达感情，他又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你有什么忍不了的？

”我围观影片上映这几天男性观众们的破防，无外乎表达的就是这样的观点。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父亲甚至是他们自己在婚姻里都是这么个表现，或者还不如电影里那俩男的呢，如果女人都像李红那样受不了跑了，这个世界岂不是乱了套？

△这位打两星的男性观众，看到了外婆和妈妈都面对过相似的处境，把她们的反抗说成“折腾”，认为出走是简单的“招”，没让他眼前一亮。

影片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李红开车出来很长时间，接到来自孙大勇的第一个电话，她还有着一丝期待，想着这个男人会不会有一点关心她，结果他说车上的etc卡绑的是他的银行卡，她用了81块钱。

她转给他81块钱，然后把etc卡拔下来扔得远远的。

人是情感的动物，需要同类的关心和认可，苏敏阿姨说她在夜晚露宿大家为了她的安全把她的小车围在其他房车的中央，这是她期盼已久却从未从丈夫那里得到过的东西。

她是活生生的人，不是给点吃的就任劳任怨拉磨的驴。

如果有人看到了这些细节还不懂她为什么要出走，那只能看作是既得利益者的傲慢。

最搞笑的，就是有男观众说，如果性转一下，李红是个男的，住在他老婆的房子里，自己就做点家务，老了突然说受不了了，不管家里人就出去自驾游，那么还不被骂成是抛妻弃子？

我对这样的“性转”简直嗤之以鼻，这还用得着性转吗？

为什么都说女性是在丧偶式育儿，这不是因为进入婚姻之后的男人跟死了没分别？

明明人在这个家里，但是基本不承担家务和育儿的劳动，生孩子就贡献一哆嗦，到时候还要像影片里的女婿一样，把女儿失去工作在家照顾孩子说成是“在家歇着”。

如果“在家歇着”真这么爽，男人早就天天在家歇着让女人出去工作了。

男人不必拥有“出走的决心”，因为他们从来也没有被家庭被孩子束缚过自己的人生，他们从来没有在婚姻生活中感受到那么多的无助和失权。

他们可以因为工作忽略家庭，也可以因为追求梦想忽略家庭，但是不会有人嘴他们抛妻弃子不负责任，还会歌颂他们公而忘私或者“男人至死是少年”。

但是很明显，女性没有这样的待遇，因为绝大部分人绕来绕去就是想表达女性要为家庭付出更多。

既得利益者当然不理解奴隶的痛苦了，或者说他们清楚也要揣着明白装糊涂，否则奴隶们都觉醒了反抗了，他们上哪儿剥削人去啊？

当然，男性观众反驳的诸多理由，并不都是垃圾话，有些对女性来说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比如他们很喜欢挂在嘴上的好人坏人论，孙大勇在他们的价值观里不算坏男人，甚至还算是个好男人，居然敢娶扶弟魔家庭里的女儿，这么伟大的男人，你个李红还敢挑三拣四，你这个坏女人，把别的女人都给教坏了！

这几天被热议的另一部作品《凡人歌》里的沈磊和谢美蓝这一对面对的舆论环境也是如此，丈夫沈磊被认为是踏实的好男人，在京的公务员，月入8千，稳定有面儿，妻子谢美蓝月入2万投行精英又如何，不是体制内就低人一等。

谢美蓝一开始也是好女人，不要房子车子彩礼就和沈磊裸婚了，两人租住在小蜗居里，房租和日常开销由谢美蓝负责，沈磊的工资全存起来，他的说法是用来应对大事儿。

之后许多年，两人生活条件一直没改善，房子买不起，谢美蓝想买个车沈磊也不同意，后来终于遇到大事儿，谢美蓝的母亲患上癌症，他俩房子太小没法接母亲来照顾，钱不够错过了靶向药的黄金治疗时间。

就连谢美蓝求沈磊和他们领导走动走动帮母亲解决个床位，大公无私的沈磊都拒绝了，他可以在单位无条件做好事帮别人加班，但是拒绝欠别人任何人情。

谢美蓝母亲去世成为压死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谢美蓝离开了沈磊，转投霸总怀抱，一个典型的被金钱诱惑变坏的女性工具人就这么塑造完毕了。

但是现在，人们总算不再一窝蜂地骂谢美蓝了。

无论是李红还是谢美蓝，都是典型的好女人，为什么一个「利他」的好女人，在嫁给一个男性口中的「好男人」之后，最终都生出了出走的决心，变成了抛夫弃子的坏女人？

很显然，父权社会对于好男人坏男人，好女人坏女人的标准并不是统一的，而是格外双标的。

父权社会并不奖励好男人，或者说并不像赞扬、鼓励好女人那样同样赞扬鼓励好男人，那些真心爱护妻子，承担部分家务和育儿责任的男人，不出去乱来的好男人，在男性内部并不受欢迎，更得不到尊重。

男性会讥笑、调侃这些好男人是怕老婆的妻管严，没有男性气概，如果这些好男人不参与他们内部的猎艳买春行为，不和他们造女性的黄谣，他们就会用各种方法威逼利诱好男人加入，成为他们的一员。

因为他们深知，好男人的存在会拉高男人的评价标准，如果这个世界上好男人占了多数，目前的舆论场就不会有男人不嫖不赌不出轨不家暴就算好男人的宽容环境了。

所以，他们在舆论上打压好男人，却习惯性地结成攻守同盟，为那些残忍伤害女友妻子的坏男人找借口，说他们是“老实人”，进一步降低好男人的标准。

与此同时，好女人的标准却越来越高，既要赚钱养家，又要貌美如花，出得厅堂入得厨房，要无怨无悔任劳任怨地生儿子，将儿子养育成龙，孝顺父母，体贴丈夫，最好就是不让丈夫操一点家里的心。

而坏女人的标准越来越低，敢要彩礼敢对男人挑三拣四的那就是坏女人，不想结婚不生孩子的也是坏女人。

△为什么一个为家庭奉献了大半生的女人想要出去走走，也变成了要被口诛笔伐的大罪？

她的前夫没了她能死吗？

他们需要女性成为「利他」的好女人，而不是「利己」的坏女人，因为这将最大程度地保障男性的利益，而男性如果都是「利她」的好男人，则会损害「利己」的坏男人的利益。

所以我们需要多多鼓励一些父权制标准之下的坏女人，因为有她们的存在，我们女性的生活才能多一点喘息的空间。

我更懒得对那些坏女人扔石头表忠心，因为你我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扔石头的坏女人。

生活在一个对好男人要求无限低，对好女人要求无限高的社会，才是女性最大的噩梦。

2020年9月，56岁的苏敏终于开着自己的车“离家出走”了，不久之后“50岁阿姨自驾游”的账号迎来许多粉丝，苏敏也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网红阿姨。

2024年9月，根据苏敏故事改编的电影《出走的决心》（Like A Rolling Stone）上映。

尽管苏敏本人很受欢迎，但在此之前或许也没人料到《出走的决心》会打败一众影片，成为近年国产女性题材电影的最高分作品。

更重要的是，这里的成功还包括了市场的认可，《出走的决心》同时也是继《芭比》（Barbie）、《坠落的审判》（Anatomy of A Fall）之后第一部口碑票房双收的国产女性题材作品。

早在电影上映之前，苏敏在小视频和直播间里讲述的旅途见闻就已经成为了一种“向往的生活”，大家理解阿姨，祝福阿姨，并期望有朝一日能成为阿姨。

略有不同的是，电影把故事的重心放在了出走之前，因此在获得成功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争议，持批评意见的观众认为影片强化了性别之战，夸大了出走的必要性。

正因为这些争议并不针对故事原型，才引出了理解这个出走故事的关键：当我们把李红再次讲述为“娜拉”时，这究竟是一个老故事还是一个新故事？

娜拉故事的讲述究竟是对解放的召唤，还是对困境的刻板展示？

一 “外婆娜拉”与近代家庭的崩解娜拉（Nora）是易卜生代表作《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中的女主角。

危机之中娜拉选择伪造文书来救丈夫，但来年事发之后丈夫却反过来指责她败坏了自己的名节。

投之以爱报之以羞辱让娜拉彻底明白了，自己不过是玩偶般的角色，为了“做一个人”，她最终选择放下孩子和丈夫，奋然出走。

这部本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话剧，通过易卜生的精妙笔法，让现实中的出走被回收为一种女性抗争的故事型——“娜拉”从此成为所有出走女性的西西弗斯式原点。

在当下文化语境中，娜拉自然是新女性的象征。

但若回顾这一形象自引入中国以来的发展，又会发现娜拉故事的语境和召唤对象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曾经在现代中国产生过巨大思想影响的娜拉，激发的是超越性别、阶级、族群与年龄的反抗意识，尤其是出现在男作家笔下的娜拉们，曾是召唤所有青年的普世新人。

也就是说，“新人性是娜拉的原型，新女性是衍型”。

当后者最终超越前者，成为被广泛接受的故事型时，事实上已经经历了从大叙事到小故事的变化。

历史学者许慧琦在《“娜拉”在中国：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变，1900-1930年代》一书中，详细梳理了娜拉与近代中国大叙事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娜拉型新女性形象是特定时代大叙事的动员对象，她们的形象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自救娜拉、抗婚娜拉、志业娜拉、爱国娜拉等），给中国女性解放带来了能量和助力；但另一方面，大叙事之下的女性解放故事也是被阐释的对象，既存在诸多盲点，同时也依然要符合男性中心与父权规范的基本要求，一旦越轨就会成为被排挤和非难的对象（爱用洋货的摩登女子、好逸恶劳的机关花瓶等）。

这既说明了娜拉必须不断出走的必要性，也解释了娜拉故事为何不再具有全面动员性：替娜拉讲故事还是讲述娜拉自己的故事，二者并不相同。

电影《出走的决心》对自身的定位显然是后者。

从苏敏到李红，首先是一种群像化的自述式改写。

我们在影片中看到了两条时间线里的三代母女形象，各自遭遇的困境具有明显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为了让李红的处境更有代入感，影片还去掉了原型故事中更刺痛的家暴经历和亲人怨恨。

这也映证了导演在采访中讲述的创作意图：“不想做得过于传记化，还是想要这部电影更具有普遍性”，“几乎是用一种史诗的方式去书写一个普通女人的前半生”。

而从李红到娜拉，同时又是一种回溯式改写。

影片展示了两条时间线，一条是回忆中的李红如何从期望走向失望，一条是当下的李红如何陷入重复的困境，二者交织中反向提出“娜拉走前怎样”之问。

不断延宕的决心与迟来的愤怒，让这次出走显得有些不同，这是一次恪尽职守之后的出走，这不只是母亲的出走，更是外婆的出走。

在这个意义上，李红成为了新的娜拉故事型——“外婆娜拉”。

但问题也在这里，既然是寻求最大公共性和代入感的简化写法，既然李红和孙大勇实际上都是复数的群像，为什么还会陷入性别对立之争呢？

一个直观的解释是，观感不同取决于代入痛苦还是代入指责，“李红”指向复数的女性困境——所有步入婚姻的女性都会在不同程度上陷入家务、工作、生育与经济问题的纠葛中，“孙大勇”则指向个体行为——“他”没有代表性，“我”不是这样的，“你”为什么要出走？

也就是说，对话的错位之处就在于如何面对结构性困境。

对持否定意见的观众来说，问题总是具体的，并不存在总体性的性别困境。

更重要的是，影片带来的真正难题实际上并不在于群像归纳是否准确，而是如何理解出走。

认为李红的遭遇“不至于”出走的观众，是想尝试为出走划定一条合理界线，而所有的合理性探讨最终又都指向出走的必要性。

但问题在于，探讨家庭问题不是比惨，更不是只有达到某种标准才有资格抱怨与行动。

解决家庭困境的终极目的是重新确立当代家庭的边界。

如果外部的社会结构已经从近代走向了当代，而内部的家庭结构还停留在原地，那么溃败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李红的遭遇之所以让诸多观众产生共鸣，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她所经历的其实是典型的近代家庭困境。

“所谓‘近代家庭’，是把迄今为止在公共（共同体的）的互相协作下进行的育儿和护理的负担限制在家庭内部， 也就是通过‘私人化’的方式而成立。

”“这样的最小家庭， 在从其他地方得不到任何援助的情况下， 把抚养的负担都扛下来， 并且这个负担在家庭中都落在一个成年女性（以妻子／母亲之名）的肩上……”在上野千鹤子看来，这样“过载的方舟”从启航那刻起就已经注定了未来的触礁和破裂。

到这里，我们可以尝试回答前面的问题了：《出走的决心》的确创造了新的娜拉形象，但新娜拉遇到的仍然是老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走或者不走，从来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当代家庭怎么了？

为什么现实中的家庭不再能承担关于家的想象与期望了？

在李红已然完成了女儿、母亲、外婆三重职责的前提下，出走不是割裂与抛弃，而是对家庭结构转型的呼唤，在拆解现实家庭（艰难的离婚过程）与建立想象家庭（车友队、直播间和网上的“家人们”）的对比中，影片希望观众看到的、妈妈留给女儿的真正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打破近代家庭的沉船魔咒。

换句话说，《出走的决心》要探讨的本就不是出走的必要性，而是必然性。

如果近代家庭必然崩解，那么我们期许中的当代家庭又该是什么样的？

上过大学、实现了嫁给爱情梦想的女儿也没有答案。

从外婆、妈妈到女儿，与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形成对照的，是更加扭结的精神困境。

除了李红要面对走与不走、什么时候走的纠结，女儿晓雪也同样在矛盾中挣扎：既要支持妈妈的独立，又需要妈妈的牺牲。

而这才是影片指向的真正困境，不是妈妈该不该走，该不该帮女儿，而是为什么这始终是一个通常只属于女性的条件命题？

痛苦，恰恰是因为我们对于家庭仍然满怀期待。

我们期待着有朝一日能迎来新的分工可能性。

在这种新的可能性里，不是只有任何一个单一的个体在承受痛苦。

二“减速异化”与承认的悖论作为关键词的“出走”让李红和娜拉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显性关联，但还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种理当如此的叙事是否又成了另一种未经省思的类型概括，我们是否还有在娜拉之外理解出走的可能？

在成为出走的娜拉之前，李红更像是“困在时间里的母亲”。

在电影《困在时间里的父亲》（The Father）里，阿尔兹海默症击碎了父亲对人生叙事的掌控，时间碎裂为情感迷宫，亲人远去，老人退回小孩。

当父亲哭着说“我感觉好像正在失去所有的树叶，所有的枝干、风和雨”时，所有观众都为之悲戚，镜头摇向窗外慢慢拉远，空镜里的寂寥是人生终将衰亡与退行的隐喻。

但困在时间里的母亲是另一种修辞，这里的时间困境不是碎片而是循环。

在离家之前，李红始终困在时间里，每当以为一段苦旅终于要结束了，新一轮的重复又再开始。

少女李红为了扶持家庭，被迫放弃考大学，成为用工资养家的女工。

从那时起，她就开始憧憬未来的爱人和自己的家。

但这样的愿望在自己的小家庭里也慢慢落空，于是她开始为女儿忍让，把未曾实现的自由的权利统统让渡给她，等女儿拥有与自己完全不同的幸福家庭了，她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但这样的愿望在女儿幸福地迎来宝宝之后再次落空，于是她又开始为了女儿和孙子再次忍受，直到不能承受的一刻最终来临。

“史诗”的意义也在这里，这个21世纪的家庭故事竟然和20世纪革命小说、19世纪大众小说中描述的女性困境并无太大不同——在父权和夫权的竞争中，女性仍然没有退路。

“56岁阿姨”的出走之所以显得特别，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时间在这里至关重要。

我们欣然接受“现代社会的时间结构在发展中所展现的结果就是以加速为首要特征”的基本论述时，却忽略了近代父权制与核心家庭对女性的反向塑造。

与世界加速异化相反，困在家庭里的女性遭遇的是限定场域的“减速异化”——把女性的个体发展和家庭的共同利益置于对立位置，就好比强行将其从社会时间中剥离，退回到家庭时间的尺度，好像只有如此划分时区，才能让她无所挂碍地稳定嵌入循环中。

当女性的微观时间与时代的宏观时间出现明显偏移时，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将“妻子时间/母亲时间”拔高为一种毋庸置疑也无需论证的“神圣时间”。

在这个意义上，《再见爱人4》里被网友痛骂控制欲过强、精神分裂的“可怕”家庭主妇麦琳，与二十多年前外出寻找出路又最终退回家庭，尝试与自己和解的刘小样并无太大不同，不过是“神圣时间”后遗症的一体两面，或者彻底失去“自我”，或者根本找不到“自我”。

而她们留给我们的最大提示则是：出走虽然艰难，但讲述出走、理解出走并不难；不出走虽然简单，但理解日常生活困境却并不容易。

加速人人皆可共情，减速令人疲倦厌弃。

如果家庭是一个减速空间，那就需要身处其中的人完全认同这里的时空逻辑，否则就会遭遇强烈的脱嵌感。

从外婆的无条件认同，到妈妈的无奈与觉醒，再到女儿在调整时空主导权时遭遇的挫折，这一方面说明结构性的调整从来不是哪个家庭所面对的单一事件，而是需要代际接力才能改写的“史诗”。

另一方面，也再次表明婚姻的问题并不只在于伴侣的好坏——“孙大勇”也没那么坏，“徐晓阳”已经很好了，李行亮还不够好吗——更核心的问题在于（内部）“家庭”和（外部）“市场”的冲突后果到底由谁来承担。

看似完全不同类型的《坠落的审判》实际上要讲述的也是这样一个母亲故事：家庭结构中的“妈妈”其实是一个位置，谁占据这个位置谁就会在伟大的牺牲中变得“歇斯底里”。

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再来重新审视对出走的批判。

认为影片刻意回避了对家庭温馨的展示，质疑出走是否是最好的选择，由此期待一份“归家的勇气”，这些观感当然并非刻意误读，毕竟对于绝大部分女性来说，真正的普遍性其实是“过下去的决心”。

前面已经从家庭结构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出走不是必要而是必然，这里再从个体的角度做进一步补充。

影片以李红为视角向我们展示了女性在父权制家庭中遭遇的“承认困境”，无论是考大学、结婚、离婚、买车，还是抑郁症的确诊与治疗，李红都没有作为一个主体被承认过，人生总是事与愿违。

于是出走在这里就有了第二重含义，离开只是为了被承认与被看见。

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普通女性代表的苏敏/李红的出走，与电视剧《问心》中作为精英女性代表的方竹清的出走并没有什么不同，表面上看起来是“狠心离开”，实际上不过是把离家作为“做一个人”的最后退路。

不同之处在于，早早离家的方竹清有充足的时间重塑人生，而李红则没有这样的条件。

这也恰是这个“外婆娜拉”故事最不一样的地方，李红不是爽文大女主，她仍旧过着平凡而普通的生活，一切的改变只是因为她在公共话语中被重新看见了。

所谓出走，不过是“为承认而斗争”。

这也就引出了另一个密切相关的问题，那就是《出走的决心》是否真的让女性变得可见了？

有学者认为，这是“一部完全在女性凝视中完成的影片，影片的叙述主体（李红）和凝视主体（李红、尹丽川和女性观众）在各自生命体验的融合中，建构了一个中国电影中少见的、高度统一的‘女性凝视’模式。

”这主要表现在，影片中“凝视的较量是不对等的，所有对李红的特写展示都是高光的、饱含激情的，而反打中的丈夫孙大勇则是中全景中瑟缩的、色厉内荏的形象”。

此外，影片还通过声音来强化了这种对比。

伴随李红的是家务空间中的种种水声（细碎的流水声，洗衣机水管声，厨房水龙头声，衣服滴水声），而孙大勇所发出的则是宣告权力的敲击声（玻璃敲击声，乒乓球撞击声），“这种声音对比的处理在影片中不止出现一次，既形象又准确地复现了女性所处家庭空间的‘声场’——女性的声场小，但是遍布角落，男性的声场大，却不一定有效。

”也就是说，影片的确有意识地展示了这种对比。

但问题在于，在影像语言与权力结构不改变的前提下，承认与肯定女性的行动是否就能形成一种新的“女性凝视”呢？

提出“男性凝视”理论的劳拉·穆尔维也始终在被追问这个问题。

在最近一次回顾中穆尔维对此进行了回应：“在我看来，简单的角色倒转通常是有问题的——将一种权力或支配关系换成其对立面，只会使围绕权力和支配的制度永久化。

我考虑转向另一种思路，借助神话、民间故事甚至女侦探的形象，将女性的观看方式与好奇心联系在一起——一种用心灵之眼去想去看的渴望。

一方面，这可能意味着去性化，压抑了观看中的欲望元素。

但另一方面，好奇心让我们有机会停下来思考这些问题——反思、解码，用陌生化的眼光看待不熟悉的事物。

”虽然这听起来仍然很模糊，但至少能给我们带来两点启发：一方面，虽然性别差异无可否认，但无论是“性别互换”的指责还是“性转”的想象，本质上来说其实都是对深入理解差异的回避，不改变权力结构的转换，只能是厌女症的重复和强化；另一方面，要理解性别化的观看机制，对其进行结构颠覆，则需要时刻保持好奇心并不断反思。

只有保持好奇心才能发现新视角，这是当下中国电影市场亟需的——根据灯塔研究院发布的《2023中国电影市场年度盘点报告》，2023年女性观众占比已经攀升至58%，25-29岁女性主力群体占比提升，30岁及以上成熟女性连年上涨。

新的观众结构需要新的故事。

与此同时，改变也意味着冒犯，在不同领域里，性别议题都被指认为是撕裂公共空间的“罪魁祸首”。

但这就是女性电影的使命，不是自我感动，而是展现历史的当下性。

并不存在完美的生活指南，女性主义也不是一种空洞的立场，对于任何人来说，形成性别意识都是一个缓慢的具身学习过程。

演员咏梅提到自己是通过“咏读计划”才开始系统地阅读相关书籍的，导演尹丽川也描述了自己从刻意回避女性主义到重新理解女性的变化过程。

女性主义是什么？

不过就是一边挑战“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一边与自身的厌女症作斗争罢了。

本文已发表于《电影评论》杂志2024.9/10月刊

【要活在这无穷的旷野上】

上周和老妈一起去看《出走的决心》。

本意还是希望通过这个电影和故事，鼓励老妈不要老是在家里，多出去走走。

比如今年五月的日本行一开始的时候她非常抵触，但是玩好之后到了六月，出门看到公园江边的绿植，她还是会来些感慨：那天去三鹰的时候，路边的风景真好，树长得真好。

非常凑巧的，是上周看了Melody的全英直播。

我是穷人+胖纸，自然在她的直播间买不了什么，但是看到她可爱的做作，还是会觉得她离婚的决定，做得真好。

我是看《康熙来了》才知道 Girls night out，GNO的主题，她和李咏娴有一起上，我很喜欢她们，经常重温，所以她有一句话，记得很牢：“女人是很需要分享的。

”女性需要分享、需要对谈，需要一个冲破口。

苏敏的故事要翻拍，新闻出来说是咏梅，我的观点就分成了两派，咏梅演技很棒，但是她的气质太好，不像是一个被生活磨平了棱角的中年妇女。

事实是我还是小瞧了她的演技。

那种多年来被原生家庭压垮，被婚姻家庭所PUA的精神状态，和我生活中所见到的那些妇女，很像。

她们被反反复复地教导着要为了这家庭、为了丈夫和孩子去付出，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告诉她们，首先需要爱自己。

当然那个时代，妇女的选择确实并不多，可到了新世纪，为什么还有人觉得女性应该待在家里，离婚就是女性的错呢？

所以有着并不差的年薪的知人选择在婚姻生活中继续挣扎的决定，我依然无法理解。

如果我的工作可以这样稳定，加上收入并不差的话，我会依然选择带着孩子离婚。

原型丈夫的无感毋庸置疑，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影片中女儿的设定。

说是鼓励母亲出去看看，看永远都是“等我孩子生下来”“等大宝二宝上学”“等我工作稳定下来”的言语中，女儿的话语油何尝不是一种隐形的枷锁。

非常喜欢结局李红穿上了迟到的红裙，辣椒酱被众人夸赞，结合着苏敏阿姨的视频，真的很好哭。

我突然想起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意识到自己是丈夫和孩子的傀儡之后关门出走了。

真好啊，于是百年后，我们中国的娜拉们，也要拿出出走的决心了。

PS：我觉得姜武演得还是收敛了一点。

奥威尔在1936年写成的文章《射象》中指出，帝国主义者“戴着面具，脸渐渐长成了面具的样子”。

妻子也戴着面具，脸也会长成式样各异的面具的样子。

——德博拉·利维《生活的代价》阳光有些许耀眼，刚晾晒完衣服的李红感到晕眩。

屋里的丈夫，正若无其事地练习着乒乓球，练完大手一挥，满地的小白球等着李红去捡。

这是她第二次推迟去成都参加高中同学聚会了。

前一回是女儿即将临盆走不开，这一回是女儿刚找到新工作，家里没人照顾小孩，她不得不再一次把行程取消。

过去这三十年，李红都在郑州。

在这昏暗的几十平米里，忙忙碌碌，忙成张爱玲笔下“没时间思考的乌壳虫”，她找不到自己存在证明。

电影《出走的决心》里的这个母亲形象，其实并不陌生。

“她”代表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好妈妈模版——别无选择的“俘虏式妻子”（captive wife）。

“她”过的是从烘培、缝纫、洗衣到带孩子团团转的生活。

“她”严格遵守异性恋母职文化的两条核心准则：母亲应该是主要照料者，母亲应该是无私的。

这无疑极具压迫性。

20世纪80年代晚期，出现在文化视野中的好妈妈典型发生变化。

受到第二波女性主义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能轻松顾全母职和事业的“超级妈妈”成了完美典型。

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这样描述：“她一副职场妈妈的派头，大步向前，一手拎公文包，一手抱着面带笑容的孩子。

无论字面还是比喻意义上，她都在前进…她自信、主动、解放了。

她成功打入了男人的世界，却未丧失女人的气质，而且全靠她自己做到的。

”可惜，理想照不进现实， 不过十年时间，职场妈妈们已经深刻意识到，拼尽全力也拿不到两头100分。

20世纪90年代以来，职场妈妈在统计学上已成常态。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进一步推动《职场妈妈不下班》等书的出现，舆论开始关注职业妇女的“第三轮班”。

理想转向“选择女性主义”（choice feminism），崇尚巧妙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型女人。

这里不再强调“全靠她自己做到”完美，而是鼓励女性放松对家庭的控制，就像美国外交政策专家安妮玛丽·斯劳特劝的：“Let it go”，或者非裔女企业家蒂法尼·杜夫（Tiffany Dufu）新书的标题：“Drop the Ball”，撂下挑子。

平衡型女性，更注重在“平衡”里找到快乐——平衡之道本身成了女性进步的新标志。

21世纪以来，女性学历提高、就业率提高，母职的“酷儿化”等声音此起彼伏。

传统好妈妈-坏妈妈的二元对立被打破，衍生出更多复杂细腻的形象。

以往被视为禁忌的感受和经历，在自媒体上被广泛分享和讨论。

妇女在零工经济中的创业精神和自主赋权，被积极提倡。

真实或虚构的“向前一步”（lean in）的妇女形象遍布银幕，电视剧《傲骨贤妻》中的艾丽西亚·弗洛里克，《凯特的外遇日记》中的凯特，有九个孩子的女企业家海伦娜·莫里西（Helena Morrissey）。

国内电视剧《三十而已》、《玫瑰的故事》里，也不断出现像谢丽尔·桑德伯格畅销书中劝导的女性——坚持自我、争取领导权，同时兼顾职业抱负与家庭责任。

过去这个世纪，社会的理想母亲形象看似一直在变，矛盾却更凸显：平权观念和经济需求，鼓动着妇女进入公共领域，成为独立职业人士；优绩主义等社会评价体系，又要求妇女抽时间来生孩子，并尽心尽责地抚养他们。

自由主义话语在一旁吟唱着“平等”，女性作为家庭主要照护者的主流观念，却从未改变。

内卷浪潮下，日益加重的教育压力，迫使家庭分工去进行调整和改变。

直面这些矛盾，并挣扎着理解如何去认知这些矛盾，是身为女性绕不开的现实。

第一部分 关于母职的三种矛盾一、育儿时间的矛盾：长辈、丈夫的支持有限回到电影《出走的决心》，这个故事里除了李红，还有另一个“妈妈”——李红的女儿晓雪。

晓雪曾一度达到理想的“事业和母职无缝衔接”的平衡状态，依靠的是她的妈妈李红帮忙带小孩，她得以放心投入工作，甚至顺利升职。

但这个平衡是脆弱的：假设不是李红主动出走，而是她因为生病等客观原因，无法继续照料外孙，晓雪的“完美”轻易就会被打破。

尽管母亲大多被描述为“可以选择”的，但大多时候，她们并没得选择。

杂志、小说、广告、电影和电视剧里那些，看似能将事业和母职兼顾的女人，但凡事业、家庭双丰收，其多半是可以仰赖父母提供的免费照护服务，而得以脱身家务劳役，全力以赴奔业务。

但这个模式也很矛盾：看孩子是一件极需精力和体力的事，而老人日渐衰退的身体容易疲惫，很大程度只能依靠电子产品辅助带娃。

平衡的艺术，包含的另一层文化暗示是：将另一半培养成“真正的伴侣”，是女人的责任。

可是，家庭并非独立于市场之外，家庭内的父权制，与家庭外的资本支配紧密关联。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沙尼·奥加德教授，采访了35位在伦敦的全职妈妈，她们都属于中产阶级，都受到过高等教育，负担得起育儿开销，却放弃高学历和成功的职业生涯，回归家庭。

在谈到缘由时，很多人都提到丈夫高强度、高要求、高时长工作的影响。

丈夫们在工作日见不到醒着的孩子，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他们早早离家，等孩子都睡着了才回来。

” 塔尼娅是两个女儿的全职妈妈，她过去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有时她也会劝丈夫试着每周和孩子们吃一顿早饭。

“然后他说知道了，但从没兑现过。

不过我能理解，因为我也当过律师。

”塔尼娅解释道。

哈佛商学院兼性别研究院罗宾·J·伊莱（Robin J.Ely)曾一针见血指出：“阻碍女性职场之路的，并非平衡工作与家庭这一特殊挑战，而是在当今企业文化中盛行的过度工作。

这才是问题。

”这种职场高压高时长的趋势，一直与英美日益严重的阶级不平等相关。

在精英职业里，赢家全拿或锦标赛式（tournament-style）补偿机制激增：法律界、学术界的“非升即走”，销售和商业环境里的“末位淘汰”，时刻在拉紧中产的神经。

这些体系在慷慨奖励员工超时工作的同时，也在惩罚那些不愿意遵从的人。

丈夫极其有限的育儿投入，加重了家务分工的不平等。

虽然受访的这些家庭，大多都用得起托儿服务，也都雇佣了清洁工，但是寻求托儿服务、管理育儿工作、管理日常家务的担子，还是在妇女身上。

孩子生病了带去看医生、请假照顾、陪练乐器、辅导家庭作业、出席幼儿园或学校的活动，接送他们参加培训班和社交活动，这些几乎总是妈妈们的任务。

对于试图两手抓的职场妈妈，不确定因素更多，包括：工作场所的文化制度与兼顾家庭的理想格格不入、升职通道狭窄，男女工资差距、劳动合同不稳定、缺乏妥善而持久的育儿支持，还有最重要的，身边所有社会关系里的人，依旧在用死板的社会标准和自相矛盾的文化再现，对她们的决定作出衡量评判。

当家庭里有一方在日益激烈的高阶行业工作，薪资较低的一方（通常是女性）选择退出职场，以辅助整个家庭达到最佳成就，似乎是在不牺牲家庭生活的情况下，尽可能扩大养家者收入能力的方式。

二、社会期待的矛盾：好妈妈？

坏妈妈？

做什么都不对美籍华裔作家陈濬明在她的小说《完美妈妈制造局》里，讲了个恐怖乌托邦故事：未来社会以极严苛的标准要求母亲“完美”。

一位母亲因为过分劳累，让18个月的女儿单独在家呆2个半小时被发现，就被认定为“坏妈妈”，被勒令必须彻底离开，抹去自己，以确保她孩子的茁壮成长。

这故事看得我一阵阵起寒战：如今内卷哄抬着育儿标准不断拔高，仿佛也在将作为母亲的我往故事里推。

社会对母亲的期待越来越高，这让很多妇女深深陷入自我分析及矛盾心理里。

社会论调说着“妈妈知道什么对孩子最好”，又对一切指手画脚：过度关心或者过度疏远，过度强势或者过度纵容，仿佛都是“妈妈”的过错。

“妈妈”依然是唯一会被指控缺席孩子童年的人。

当前社会将“全职太太”呈现为一个积极形象，靠的是将其与家务生活和主妇的贬义色彩区别开来。

沙尼·奥加德教授对英国报刊新闻所做的内容分析中，“家庭主妇”（housewife）一词的使用频率很少（仅占299篇样本的1%）。

相反，大众媒体和流行文化不断将中产全职妈妈浪漫化：时尚辣妈，少女妈和英美的Yummy Mummy之类词的出现，背后不仅是推动妇女形象的焦虑，在消除妇女可能拥有的其他身份时，也在试图“证明”职场妈妈对孩子有负面影响。

贬低“全职妈妈”形象的一方，火力点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种是空泛地将全职妈妈想象成资产阶级娇气女，无用、自私、肤浅、一心追求物质利益；另一种论调认为全职妈妈带的小孩更容易焦虑、抑郁，更容易感觉到压力。

这里同样暗含着对妇女形象的要求。

一个女人只是母亲，不足以获得认同。

“她”还应该有个职业，在少得可怜的休闲时间里去幼儿园或者学校，累得要死也得展现性感。

社会严苛的标准变成：女性的身体，在怀孕时、刚生产完、以及在之后的多年中，都必须在美貌和形态上符合异性恋标准。

文化分析家乔·利特勒（Jo Littler）利特勒指出，对Yummy Mummy的理想化描述，“把子女养育说成纯粹私人的问题，实则掩盖了那些政策带来的后果”。

它将母育简化为’心理成熟’和’个人选择’：的个体化问题……而对经济和优势地位避而不谈。

”这种舆论倾向的出现，有它的社会背景。

在英国，这通常正值国家停止育儿福利，用人单位普遍不支持弹性/兼职工作的时期。

国家和企业一边减少对社会福利的投入，一边激励招募妇女有偿就业；一边试图把照料工作推给家庭和社区，一边却在削弱家庭和社区照料能力。

照护的缺失，这次也成为美国大选主要议题。

最近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公布的政纲里，就包括有：为4岁儿童建立一个普遍的学前教育计划，为数百万工薪家庭提供每天10美元左右的儿童保育服务，以及恢复大流行时期扩大的儿童税收抵免。

哈里斯还提议为有新生儿的家庭额外增加6000美元的税收抵免。

这一代女性从小到大都明白，遵从父权制的契约，将会延续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

她们读着《第二性》和《女性的奥秘》，希望与周围的公共世界接轨，而不是割裂。

但面对无法平衡的现实，很少有人像李红那样有“出走的决心”。

很多人将问题归结为自身不够强大，不够达到“向前一步 ”的要求。

通过“我不是职场妈妈那种性格”，“我没有那种野心”的自我说教，把困境内化为个人的失败。

视频自媒体上常能看到：“全职妈妈怎样带娃赚钱两不误”、“35岁全职妈妈X年，我是如何实现月入5位数”之类经验分享。

可底下留言经常会出现：“好羡慕啊”，“为什么我不行呢”之类的自责。

“让生活贴合幻想的做法里，包含了多少要强啊？

”《残酷的乐观主义》里说道。

第二部分 三种处境：精疲力尽的母亲试图找到对的路可以看到的是，不管生育后是否回归职场，女性都更倾向肯定她们当下的选择。

对大多数全职妈妈来说，一旦回到家中，她们会逐渐意识到，作为家庭主妇和地位维持者，她对强化这个家阶级成功和幸福的重要性。

对于有能力雇佣清洁工的家庭来说，妇女更可以专注在一些有意义和令人愉悦的事情上，比如密集的母职、社区/志愿工作，以及更多的休闲时间。

进入工作场所的女性，则往往更离不开工作。

在《时间困境》对五百强公司阿莫克员工的访谈中可以看出，妇女賺得越多，就越对非全职不感兴趣。

“工作之于女人，就像妻子之于男人。

”企业在努力营造轻松温馨的氛围，而回到家里，会有一堆杂务让她们疲惫不堪。

“两个世界莫名其妙颠倒了。

”但每个女性在成为母亲之后，或多或少在对抗着社会的眼光，无论她选择哪条路。

一、全职妈妈：退出职场作为一种策略沙尼·奥加德教授在《回归家庭》里采访的高学历妈妈们，将退出职场视为高压市场竞争下的一种策略。

最直接的现实原因是，眼下精英职业的职场环境，一方面不利于女性发展，一方面也将“丈夫们”困在高工时的职场里脱不开身。

她们深深明白，如果两个人都追求工作成就，势必减弱家庭的传统功能与价值，小孩就会成为这场社会文化变迁下的牺牲品。

虽然很多女性离开工作的初衷，并非为了帮助丈夫事业的“提升”，但随着时间流逝，这种策略带来的经济和家庭利益优势也会凸显。

这样的做法，被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称为“协作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是美国中上阶层家庭实行的一种养育模式。

中产阶层通常对不确定的经济形势和未来更加敏感，这些母亲通过退回家庭“密集型育儿”，激发孩子的认知和社交能力，培养他们的天赋，辅助其掌握对未来有利的能力，最终目的是维持中产阶级的地位，防止下一代的阶层跌落。

“孩子不会正儿八经地来找你说：妈，我需要跟你聊一聊学校发生的一件大事。

而是在你开车送他去钢琴课途中，从车子后座嗫嚅地说：妈，你觉得这件事怎么样？

”名校毕业的妈妈梅格这样描述道。

她的孩子分别是四岁、八岁和九岁。

她继续解释：“这些闲聊可以让我在匆忙中，关注到孩子细微的心理变化，给予他们一些指引。

如果我不在他们身边，或许有其他人替代，但也或许别人会看不出…他们想要谈的迹象。

”记者丽莎·贝尔金（Lisa Belkin）在21世纪初撰写过一篇报道，指出从顶尖名校毕业的女性，选择退出职场的比例高于一般学校毕业的女性。

这些女性，即使在全职妈妈期间，也没有停止追求自我成长，不是参与社区和志愿活动，承担创造性的工作，就是选择继续深造，读研读博。

试图以身作则，让孩子看到人生的可能性。

从另一个层面看，因为在学历、工作经验和社会资本人脉上的优势，这些女性也更有能力承担转换跑道的适应成本，尤其是接受重新训练、较低的收入以及失去升职通道的损失。

当工作时长和母职无法相融，“选择退出”（opting out）成为中产阶级降低家庭与工作冲突的最优解。

二、职场妈妈：“拼命三娘”和被需要的“改变者”相比全职妈妈，双薪家庭感受到的职场高压，更加直截了当。

市场竞争下的中国职业女性，越来越像“拼命三娘”。

在智联招聘发布的《2023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里，41.9%的女性每天工作9小时以上，同时还操持家务，68.8%的女性每天从事家务劳动1小时以上，远高于男性的47.2%。

职场上的性别平等，依旧有很长的路要走。

智联数据显示，61.1%的女性在求职中被问婚育。

46.9%的女性表示婚育影响职场前景，远高于男性的11.4%。

不过在薪酬平等方面，我国有明显改善。

2023年，女性的平均薪酬为8689元/月，与男性的9942元/月相比，差距约12%，而2018年差距为22%。

总体来看，男女薪酬差距正逐年缩窄。

更隐蔽的压力，在“第三轮班”。

伊芙·罗德斯基在她的《公平竞争》一书中写道，“职场妈妈比职场爸爸的自责情绪要严重很多，尤其在错过了’本该和孩子在一起的’那些时刻，母亲的自责情绪更为明显。

”有条件的职场妈妈，会竭力寻找一个稳定可靠的育儿搭档。

曾任耐克全球服装副总裁的明迪·格罗斯曼（Mindy Grossman），就称自己的保姆雷兹为“秘密武器”，把她一留就是20年。

因为有保姆帮忙带女儿，格罗斯曼才得以在事业上顺风顺水，执掌耐克的6年时间里，耐克的全球服装业务营业值增长到40亿美元。

接下来，她又当上了家庭购物网络零售商HSN的首席执行官。

更多的职场妈妈们，则通过尽可能把所有家庭活动外包，争取工作时间。

钢琴课、心理咨询、课业辅导、娱乐，甚至很多家庭吃饭都经常在家庭之外。

与此同时，她们也努力珍惜和保护“优质时间”——安排集中的共享时光，来弥补失去的时间，以保证关系不会遭受品质上的损失。

职场妈妈，尤其是女性高管的存在，被寄予改变女性职场环境的希望。

梅根·施密特（Meaghan Schmidt）是全球咨询公司艾睿铂纽约地区的执行董事。

她在职期间，不但在公司里发起父母资源小组，后来还牵头为来公司上班的哺乳期妇女们提供母乳运输服务。

可惜女高管在企业中的占比，仍旧是需要努力的方向。

贝恩公司和史宾沙2023年共同发布的《女性领导力崛起：走进中国女性高管的职场现状》显示：在中国，只有19%的高管是女性，该比例低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的平均水平，后者约25%。

三、零工经济和妈妈企业家：有助平衡的“妈咪路线”？

选择自由职业，或者创业做妈妈企业家，常被媒体描述为充满弹性的“妈咪路线”。

零工经济、共享经济能提供一种随机应变的生活方式，这显然是全职工作无法比拟的。

妈妈企业家，看上去也是兼顾工作和育儿的绝佳途径：为自己工作，规定自己的工作时间，协商自己的工资，做自己的老板，以此摆脱福特式朝九晚五日程枷锁。

政府也鼓励“女性企业家”，因为这既能够“唯才是用”，又可以解决因经济衰退（尤其是育儿成本高）导致的工作弹性衰减的问题。

只是，将工作从公共领域搬到家庭领域。

看似“自主赋权”，实则模糊了工作和家庭的界限。

这意味着，想要自由掌控自己时间，毫无可能。

自由职业还有着大家都知道的缺点：比如缺乏雇主提供的福利保障（社保医保等），不如传统职业生涯那样有发展机会，在信用贷款、抵押贷款和保险等金融产品方面遭遇不公，初露头角的企业家因信用/资产不足，无法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融资，以及小型企业因合同条件苛刻、结算周期过长等面临无数困境。

此外，因为收入的不稳定，无论是零工兼职，还是妈妈企业家，妇女都极少会鼓励另一半多参与照护孩子。

这种模式下的母亲，不但是育儿主力，同时还需要在居家的状态里具备经济生产力。

缺少足够支持的个人赋权、创业精神，背后巩固的还是妈妈们“平衡”的艺术。

第三部分 放低“自责”找方向：照护的价值需要被看见电影《出走的决心》里，压垮李红心理防线的那一瞬，是她刚做完全家人的饭，忙着收拾杂乱的客厅。

而女儿、女婿和丈夫围坐在桌边笑谈，互相庆贺着各自取得的社会成就。

餐桌边没有她的位置。

“看不见的母亲”在这个场景里被无限放大。

据麦肯锡统计，在中国，女性完成的无偿护理工作是男性的2.6倍，其中超过60%是日常家务活。

在全球范围内，75%的无偿工作是由女性完成的。

基于最低工资数据保守估算，相当于每年10万亿美元的经济产出。

承认家庭无偿护理工作的价值至关重要。

在改变家庭劳动分工的努力上，“全球最适宜女性居住的国家”瑞典，或许能给到一些启示：在瑞典，男性休育儿假的比例高达90%。

因为社会体系为同一家庭中的母亲和父亲分配了单独的、不可转让的带薪休假，以此诱导男性带薪休假。

瑞典政府保证有充足且低价的托儿所、幼儿园和学校。

孩子在1-2岁之间，就可以进入有政府严格监管的托管体系，每个月的幼托费上限是1287瑞典克朗（约891元人民币）。

同时，瑞典政府还给父母拨发“儿童补贴”（barnbidrag）：在孩子年满16岁之前，父母都能领到每个月1050瑞典克朗（约727元人民币）的固定补助，。

瑞典妈妈几乎都有工作，因为她们不用考虑家庭和工作怎么平衡的问题。

除了瑞典，加拿大魁北社克省，冰岛也有类似的鼓励父亲参与育儿的政策。

这反过来，也说明了这些社会里对孩子和母职的重视。

就在今年7月，瑞典又出来一项开创性的法律，允许祖父母在照顾孙子孙女时，享受最高三个月的带薪假。

根据这项法律，父母可以将他们丰厚的育儿假津贴转移给孩子的祖父母。

虽然国情不同，这种高税收高福利的运转方式，有它的水土，难以简单复制。

但究其根源，他们认为孩子是社会的，社会愿意为父母生养孩子扫清障碍。

在政策背后，是照护的价值被看到。

我身边有朋友，私下会说，为什么关于母职困境这种故事，总要被反反复复拿出来讨论？

看现在生育率都这样了，说这些不是只会加重大家不生育的意愿。

换个方向想，养育孩子不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单打独斗。

只有母亲的困境反复被看见，舆论环境有所改变，照护的价值受到认可，生育意愿才可能有改善。

精疲力尽的妈妈们进退两难。

但如果你跟身边有女儿的女性谈及未来，她们也会流露希望，希望属于女儿的未来是更轻松、更公平的。

只不过，为这更好的未来，她依旧要付出比他更大的代价。

参考文献：[1]杨有楠.短视频中城市全职妈妈的自我再现研究[J].东南传播,2024,(01):59-63.DOI:10.13556/j.cnki.dncb.cn35-1274/j.2024.01.002.[2]“生”还是“升”？

职场女性困境仍待解[J] 财新ESG30,2023.05.16 [3]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职场妈妈不下班[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09[4]沙尼·奥加德.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M].理想国:2021.09[5]帕梅拉·斯通, 梅格·拉夫乔伊.进退之间:女性重返职场的特权与矛盾[M]中国工人出版社：2023.10.01[6]奥娜·多纳特.成为母亲的选择[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02[7]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时间困境：当工作和家庭被颠倒[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06[8]乔安·S.卢布林.职场妈妈别自责：与超能女性对话[M]中译出版社:2022.07[9]贝恩x史宾沙,《女性领导力崛起：走进中国女性高管的职场现状》白皮书：在中国仅有不到1/5的高管是女性，2023.03.08[10]Collins C. Making motherhood work: How women manage careers and caregivi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Dec 31.[11]Jan M. Olsen. Swedes take a new step in parental leave. Grandparents can now get paid to take care of grandkids. APNews; 2024 July 2.[12]Jenny Gold. Child care is a ‘textbook example of a broken market.’ Where do Harris, Trump go from here? Los Angels Times; 2024 Aug. 22.[13]Vanessa Fuhrmans.A Decade After ‘Lean In,’ Progress for Women Isn’t Trickling Dow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24 Sept. 17.

如果母职算是正经职业，那是不是她们在家也应该按照劳动法固定时间上下班休周末休年假发工资发奖金上三险一金？

让她们管钱不能算薪酬福利，只要钱不是她们可以自由支配的，那就属于托管理财工作。

如果母职不算是正经职业，那就算个人追求兴趣爱好了吧，那么是不是她们可以不以此作为人生目的，可以有别的更重要的事情，可以理所当然地要求伴侣分担共同的家务责任而不是“有空帮忙做家务”？

还有一种更广泛见到的说法就是母职属于“伟大而神圣的职业”，也就是说应该默默付出不求回报？

孙晓雪说得好，谁爱伟大谁伟大去。

图一：电影院的大海报

图二：电影院外面绽放的“夏天最后一朵玫瑰”

106分钟的时长，最后30分钟李红（咏梅）坐上了自己买的车，最后15分钟她踏上了自驾的旅途。

就像她活了大半辈子，终于下了出走的决心，为自己活一次。

她年轻的时候被剥夺考大学的机会，结婚后被剥夺生活的自由，原生家庭是深渊，她结婚后就跳进了另一个深渊。

两个家庭对她而言都是窒息、压抑的，她得了抑郁症。

她的出走，是一场盛大的自救，成功的自救！

遇到了互帮互助的车友，分享了自己做的辣椒酱，看到了绝美的日落。

一切都是新鲜的、新奇的，比在家中一直被丈夫话语打击、压制，被女儿的孩子拖累等等事情，要好。

擅长语言暴力的男人，在上一辈、上上一辈那个年代的人中很常见，人前让你多做俩菜，人后埋怨你菜做多了，总是挑你的刺。

不过随着社会更加文明，男女平等意识更加普及，这样不讲道理的男人在当代大概要打一辈子光棍或者早早被离婚了。

女儿小的时候支持她离婚，做的是对的，但生育后却又拖累她帮忙照顾孩子，表现出自私的一面，转变为父亲的帮凶。

影片根据真人故事改编，改编自抖音上“50岁阿姨自驾游”的真人故事，影片最后有原型人物苏敏阿姨出场。

这是一部讲述了特定时代背景下，普通家庭中普通家庭妇女的“困境”旧时代里的家庭氛围，地域文化，对女性的偏见和压迫，给普通女性套上了无形枷锁。

关键是，除了少数自我意识觉醒的人之外，其他人还都觉得理所当然，只能说这是时代的悲哀姜武这个角色属于典型的大男子主义，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的那种人，只会对别人指手画脚，挑三拣四，讲真，这种男人也是我在现实生活中见过且最讨厌的一种人，然而，这种人也有属于他们的悲哀，他们无法理解别人的付出，他们的成就感来自于对身边人的打压，否则他们就会丧失自我存在感，可怜可悲在前三分之二剧情中，女儿一直表现为明事理，支持妈妈的所有决定，但后三分之一却突然失智，为了自己能够不为“牢笼”束缚住，就变得和他爸一个德行了，这段剧情的设计算是这部电影的硬伤，转变的太过突兀，扣一星结尾处，编剧将所有压抑人性的内容都抛了出来，成功塑造了“触底反弹”，但说实话，看得让人闹心，不喜欢这种东西，虽然真实，但这种操蛋的现实没法让我给出高分，扣一星这部片子展现了家庭结构中“男外女内”的情况，因此聚焦的是所谓的“女性困境”，然而真实的情况是，这种“困境”对一些女性来说并不算问题，因为确实有些人更适配“家庭妇女”角色，同样地，存在另外一类女性天生就不适合“家庭主妇”角色，当然就会鼓吹女性独立。

不可否认，除了男强女弱这种家庭结构，在当今社会也存在不少女强男弱的情况，那么我们是否也要讨论一下“男性困境”呢，估计没有导演会拍这种，这也算是一种悲哀吧

女性困境的代际传递，让人愤怒、无解又难过。

尽管能看到时代变迁下女性进步意识的复苏与觉醒，但被传统性别秩序荼毒了几个世纪后，异化的个体却很难抵抗生活的惯性。

影片把两位丈夫的角色设置的很巧妙。

如果说姜武角色是集封建大男子主义特质于一体的大爹，那对比下张本煜角色竟衬托成新时代经济适用男甚至高质量男性。

虽然有进步，但仍未改变太多，仍有太多需要改变：从外化的、显性的肢体暴力与压制，到内化的、隐性的精神“抚慰”，结构性的压迫与不公平从未真正彻底改变。

围绕生育困境、家庭劳动的矛盾从过去潜藏在底，到如今摆在明面摊在阳光下，问题的解决方案在哪里？

影片的缺点也很明显，尤其是李红女儿小雪的几处转变比较生硬，从前面对母亲的理解与妥帖到重回职场后对母亲的冷硬与“绑架”，堪称断崖滑坡式的转变。

有影片长所限的原因，但细想之后，也更觉残酷与恐怖：解决自己困境的唯一方式，竟是将困境转移到另一个女性身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完成对母亲理所当然的“压榨”。

电影把一个真实立体有私心有取舍的人呈现出来：再熨帖的“小棉袄”，在自身利益碰撞摇摆的抉择时刻，也不免“食言”。

高喊女性主义口号固然不那么费力，但让口号在自己的手中落地，却是格外艰难。

女性是一种处境。

鲁豫在映后提到，女性在成长过程中，最终都会成为一个女性主义者。

片中很多桥段感觉离自己很近，就发生在自己身边。

咏梅很好；姜武演得传神，把一个大男子主义爹味男的特性演绎的淋漓尽致，戏剧性与纪实感兼备，气得让人乳腺增生。

非常用心的改编，不是张桂梅校长电影版那样的消费真人经历又不去尊重还原，这部做得非常、非常好，是有在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做“改编自真人经历”的电影，去挖掘她的人生一个个重要节点，让观众亲眼看着一个前程似锦的女孩怎么一点点被悄无声息地摧折、湮没到发不出自己的声息。

只差一点点，她的命运就要继续和无数沉默而隐忍的同类一样，勤勤恳恳一辈子，困守在家庭这个小单位里，付出大量的辛苦，地位却轻飘飘得像一张脏了烂了就被扔掉的餐巾纸。

同时又完全不沉闷，电影比起文艺片更接近商业片，受众是女性的商业片。

叙事节奏很快，因为着眼的都是生活里很细小的事情，一个普通人的人生，那些生活里见惯了的或总能听到的常见的事情，在观众感到不耐烦之前这次事件就已经清晰地呈现清楚了，然后干脆利落换下一场。

完全没有冗长或者不断纠缠在家长里短。

然后又提供了非常多情绪爆发的点，很多场吵架戏是我特别喜欢的，把那些想说的话在生活中可能没法一口气说完的话，全部说出来、问出来、说个痛快。

展示了很多李红丈夫的“正常”表现，镜头总是对准他的脸，一句句就像是把隐藏在家庭温馨外壳下的疮污戳烂了给人看，给你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有些人的所作所为，只要能够原原本本地公开在阳光下，就已经算得上对他的处刑了。

在小家庭内部可以运行良好的一套逻辑，放到大庭广众之下一看，很难不察觉，这是一套怎样狗屁不通的说辞。

女儿晓雪的塑造很复杂，中间立场也经过几番转变，电影还稍微带了一下她去面试遇到的糟污，这又是另一摊更庞大也更污浊的混沌。

其实看着也挺可笑的，晓雪因为要照顾孩子频繁请假而失业，为了新工作顺利转正而要求母亲不能出走。

这是社会的失职，无法照顾一个需要带孩子的女职员，没能创造出一个运转良好的机制，把压力给到单独的个体。

于是这个母亲只能把这份不公转移，把压迫施加给她自己的母亲，这个家庭里最勤劳也最软弱（善良）的人。

但我还是很难不感到伤心。

那一代女性要过许多年才知道自己失去的是什么，你本来能够成为大学生，你本来应该获得整个家族的资源倾斜，你本来应该被所有家庭成员不惜全力地托举，乘着时代的风不断往上，送上青云。

去看更广阔的天地，提早三十年，四十年，实现你的梦想。

不要说我的话是幻想，是自私，是滑稽的梦话。

因为千百年来享受这种举家之力托举的，从来不在少数。

只是上桌的从来没有姐姐，没有家庭里的女儿们。

出走的决心可以算是当下的一个爽文故事。

但是在男性理所当然要求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的时候，一个女人只要能够走出家庭，开着自己买的车去外面看风景，自由自在地生活，就已经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

从这点来说，女人真是无害极了。

她所收回的是自己过去无偿的付出，即便是这样，一个奴隶想要挺直腰背做人，就足以激起无数的警惕和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