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之雨

1.影片像影片的开头，像一列城乡大巴车，贾樟柯的电影皆带尘土，人皆摇晃。

2.巧巧。

齐门帘刘海下，典型中国女人的脸，这样的脸，不像欧美人大鼻子大眼，做表情，因五官都那么大，一哭一笑，都是高高大大的五官间大起大落地掣动，群山晃动，万壑争流的大景观。

因脸是蒙古人种的扁，平，五官都小巧，总体是平原式的贞静，不夸张，但细节可多，被批“面瘫”是冤枉，整部影片，要细看，看中间小小的五官抽芽，开花，结果，都是春夏秋冬、水到渠成。

3.巧巧头一次走进斌斌的“场子”，真是好。

她是昂首挺胸，带点骄矜走进来的，人人见了她，都是一声“嫂子，来视察？

”那样尊敬，为配得上这尊敬，她的骄矜几乎是绷得紧紧的，一条弓弦上，随时可射出去的女人，等眉一弯，眼一弯，嘴角也是那样一弯，忽然又笑得那样俏，马上又化干戈为玉帛。

“大哥的女人”的派头，这样收放自如，镇得住场子，形象已经立起来。

4.诸位真该去影院一睹此幕，巧巧怎么走进大哥云集的麻将房，非常妙，几个演员也妙，言语难传,三个大哥怎样先后同巧巧打招呼，不遮掩男人对漂亮女人的轻薄，江湖的阶层分明，一下现出来，喽啰、马仔只毕恭毕敬叫她“嫂子”，不露半寸男女心，“大哥”们呢，因地位同她男人并列，才有权对她带上一点轻薄。

这轻薄拿捏好了尺度，亦不能太僭越，他们光动嘴皮子，不动手。

巧巧的回应也妙，她却动手（全片她都这样善于动手），不说一个字，脸带妩媚的笑，她捏了拳头，每个大哥，一人背心锤一记，重重的，各自三声“嘭”，三声枪响似的，分寸感亦好的三锤，玩笑和数落之间，大哥们都知趣了：“巧巧偏心，不打斌哥”，各自退场，把舞台交给这对情人。

5.巧巧头一次坐到斌斌身边也妙。

是女大盗，从他嘴里盗走他的香烟，放进自己嘴里一嘬，一颗烟，你一口，我一口，两人这样大大方方在互相嘴里交替几次，显出她和他是那样亲密无间，看，这就是大哥女人的派头，大哥女人的原则，对别个男人，是锤头，对自己的男人，是这样泼辣又柔情，而他对她，也是这样纵着，不仅他的烟她来抽，他手里的麻将，此刻也是她来替他打了。

6.斌斌有江湖大哥的正事：为小弟们调解借债矛盾。

两个人，一个声称对方欠了自己钱不还，一个声称没有借，都咬定，一个险些掏枪崩了另一个。

斌斌笃定的夺过手枪，令人请上“二哥”——关公的金像，摆在两人面前，果然，关公面前近乎上帝面前，那欠债的立马忏悔，承认自己欠了钱。

贯穿影片的两个重要元素：关公像（义的象征，江湖儿女的绝对信仰），枪（以武犯禁）。

7.斌斌的场子里有一场杂技表演：舞台上，一个演员用嘴举起一辆自行车。

博得满堂彩。

这里，很像给片名里的“江湖儿女”做一个定义：一群试图用嘴举起自行车的人。

英雄气里带一点自不量力，一点滑稽，一点杂技派头，同物理规律（时代）的倒行逆施。

8.斌斌和他的弟兄们喝酒。

喝“五湖四海”：把茅台，五粮液，又几种酒，一同倒进一只红脸盆，混着同喝。

9.喜欢这幕：两人乘坐皇冠轿车去往某处。

巧巧：忽然想吃烧卖了，我们去呼和浩特吧。

斌斌：两百多公里呢。

巧巧：不行啊？

斌斌吩咐司机：掉头，去呼和浩特。

车掉头。

巧巧（笑）：又不想去了。

妙极了的一幕，这幕令人想起杨贵妃爱吃荔枝，唐明皇因此派岭南快马千里送来，或是周幽王这等的情种，为美人一笑，可以烽火戏诸侯。

江湖儿女的“爱”，也可以这样奢侈，斌斌真是帝王做派，江山儿戏，巧巧呢，岂不是个更懂事的贵妃？

因她终又改口说“不去了”。

这是江湖儿女爱的巅峰，妄的高潮，这样自由自在，这等天高海阔。

但一切在这里戛然而止。

10.斌斌遭遇了一次偷袭，无原因，无恩仇。

大多数江湖题材的作品，一次暗杀指向一次具体的阴谋，一个死者指向一个具体的凶手，江湖的兴亡，那样脉络分明，一个个具体的个例。

《江湖儿女》里人的命运，远非这样清晰，暗杀没有具体的阴谋，死者没有具体的凶手，一个人的命运，交由某种更模糊、更巨大的说不清道不明，像贾的另一个影片名：“天注定”。

一群更年轻的人注定要终结斌斌的巅峰，他们骑着摩托围攻斌斌，仅因为他“牛逼”，《动物世界》式的，新猴王通过干掉老猴王上位。

11.年轻人把斌斌的头撞向皇冠轿车前的“皇冠标志”。

巧巧掏出手枪，跳下车，对天鸣枪一次，走到人群里，鸣枪第二次。

这一幕，赵涛演的是艳色无双，白娘子救许仙，水没金山寺的派头，穿桃红色透明稠衬衫，黑底红花肚兜，艳窟里最艳的娇娘子，而手里的枪，甚至令她更艳，越肃杀越艳丽。

12.巧巧不肯供出斌斌，因非法持枪被判刑五年。

一个有趣的悖论，白娘子救夫，千古传诵，巧巧救斌斌，不亚于白娘子，她人生的最高成就，江湖儿女的最高成就，多光彩夺目的一幕：不为自己，为某种义，去赴汤蹈火。

但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的时代过去了，一道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的成就甚至是不被允许的，巧巧的江湖儿女的个人正义，要受到公共正义的惩罚。

正义和正义相悖，某种意义上，一种滑稽，《江湖儿女》是这样，有时是大悲怆里的小滑稽，有时是大滑稽里的小悲怆，全片基调就这样在“滑稽”和“悲怆”，“大”和“小”之间颠簸。

13.巧巧入狱五年，斌斌没来看过她。

14.一艘江轮带巧巧来到奉节找斌斌。

五年了，斌斌躲着巧巧，会动手的女人巧巧，她亲自动手来找斌斌。

江轮上，巧巧的钱包和身份证被人偷走了，五年后，“非江湖”现实对她的头一次下马威，她从善如流，开始把双肩包背在胸前，不再是“大哥女人”的飒爽英姿了，她带着警惕的神色，走进了奉节城。

奉节的情节，我称为“巧巧和陌生人的滑稽连环剧”。

15.滑稽剧第一环：巧巧在江边看一场马戏团演出。

一个染着红发的青年，用方言，用很坏的音准高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他身后，一只巨大的铁笼，关一只非洲雄狮和一只老虎。

这滑稽的红发男子，手拿一只滑稽的玫瑰，一面唱，一面将花塞进了巧巧（观众）的手里——以一个滑稽的姿势。

注意：一首多沉重的歌，一朵多沉重的玫瑰，本属于巧巧的爱和玫瑰，本该由斌斌献给她（她难道配不上他的爱和玫瑰？

）但辗转五年，他躲避她，就仿佛命运也晓得亏欠巧巧，到底怜悯她这样苦，终于颠沛流离，以一个陌生人之手，这样滑稽的形式把爱和玫瑰还给了她。

令人心碎的滑稽，令人心碎的安慰。

16.滑稽剧2：一群男人围攻一个女人，如五年前一群人围攻斌斌。

巧巧曾亮出了枪，这回枪由一瓶矿泉水代替，她始终是会动手的女人，用那瓶水打在男人们头上，解救了被围攻的女人。

巧得像古典主义小说，那被围攻的女人，恰是在江轮上偷了她钱包的女人，巧巧问她讨回了自己的身份证。

“身份证”，巧巧在故乡因斌斌被剥夺的江湖身份，以一次对陌生人的江湖式义举，在异乡重新得以确立。

17.滑稽剧的巅峰：巧巧开始采取一种江湖“骗术”赚钱。

一间高档酒店大堂里，她走向一个衣冠楚楚的男人：先生，我是她的姐姐，她流产了，你却在这里和你的家人享天伦之乐。

男人被她天经地义的悲怆所震慑了，他给了她一摞钱。

又一次滑稽剧，像陌生人给予她玫瑰的安慰，巧巧也在陌生人那里完成了她对斌斌的复仇，某种意义上，她像一个代表，被辜负的女人的代表，完成了对辜负她们的男人的集体复仇。

18.影片里的奉节总在下雨，这座三峡边的小城，用永远的雨水，构成了自己的面孔，某种意义上，类似江湖儿女的面孔，无恩怨，无错处，只因一个遥远的巨大的原因——一座空前绝后的大坝，将被剥夺身份，沉入江底。

19.巧巧来到奉节，是堂吉诃德式的，是鲁智深式的，也是巧巧最终确立为巧巧式的。

复完仇的巧巧达成了某种“无情”，某种平静，当她再度见到斌斌，她尽管说：我为你坐了五年牢。

已不是勒索的口吻，是告别的口吻。

斌斌承认他有了新恋人。

斌斌说：我已不是江湖中人。

他出狱后，过去的马仔开着豪车，他身上却没有一分钱，“江湖大哥”的身份就这样荡然无存，“义”这样易碎，江湖这样易碎，他来奉节，是报复江湖对他的背叛，他也背叛了江湖，以背叛故乡，背叛旧情人的方式，他在奉节“重新开始”：他开始为一座发电厂项目四处喝酒（一个不彻底的背叛，抛弃了“义”保留了“酒”，抛弃了核心，保留了形式的江湖）。

斌斌让巧巧跨过红脸盆“去晦气”，他喝过“五湖四海”的红脸盆——一个隐喻：斌斌的江湖消亡了，巧巧的江湖出现了，巧巧，一个女人在跨过消失的旧江湖后，令自己的肉身成为了新江湖。

20.巧巧去新疆，一段尤其特殊的“滑稽剧”，一个小卖部老板，谎称自己在新疆做“飞碟探险”项目，他和巧巧有一段进展迅速的“恋情”。

这一段情节有“宇宙快板”的速度，又带着思辨，和整个影片的节奏脱离，像一部法国小说的五页，塞进了一部中国传奇，但正因这陡然的脱离，和主剧情间形成了一种张力：飞碟和人间，宇宙和江湖的张力。

这脱节的巨大速度，和刚告别斌斌，迅速被另一种逃离所吸引的巧巧是合拍的——想要逃离原故事，原江湖，飞碟般逃离到宇宙边缘去。

列车驶入某个新疆站台的深夜，小卖部男子入睡了，巧巧离开了列车，一个人走了。

宇宙快板的收尾：边疆城市的夜空忽然被不明白光照亮，疑似飞碟的闪影忽然划过天际，同样忽然的，一切又回归了正常。

21.巧巧又恢复了某种派头。

一个穿质地高尚的皮风衣，阔脚裤，黑高跟鞋，留波浪卷的女人，江湖儿女的派头。

她回到大同，成为了一家饭馆的老板，这饭馆像影片开头斌斌场子的破落版：旧厂房，破的绿门，剥落的墙面，关二爷的金像，老式四方桌摆了多列，人们在桌上吃喝，推开一扇旧门，里头也是麻将房。

22.斌斌坐在轮椅上，胡子，某种邋遢，他开始像影片开头那列城乡大巴里的男人了。

但他也有某种旧派头，他会忽然发怒，扫翻服务员为他端上的菜，因不满上菜规矩：先上主食，再上菜！

23.也喜欢他们在炕上，两人重逢后的一次对话。

斌斌说，他是喝酒太多，脑出血才坐上轮椅。

他问巧巧，怎么还没嫁人？

巧巧反问他，老婆呢？

娃娃呢？

仍是孤男寡女，就像互相仍有一种恩情，十七年，都是为了彼此才不寻找别人。

因这互相误解，互相美化，他脸上头一回带上一点得意似的，那不断压下去，又不断冒出来的笑意（廖凡演的真绝），一点虚妄的余温。

24.斌斌：你不恨我？

巧巧：无情了，就不恨了。

他像是不信，或叫伤了自尊心：那你怎么还收留我。

她说：江湖中人，讲一个“义”字。

她是她自己的女人了。

25.巧巧的饭店外，有人装了监控摄像头。

一个隐喻：有摄像头的时代，哪里还能有江湖呢？

神偷，大侠，劫富济贫，暗杀，斗殴，一切都在摄像头里记录，失去了神秘性，不再是半隐，江湖哪里还能成为江湖呢？

26.新年的早上，斌斌一拐一瘸走出饭店，走出巧巧的江湖，发一条微信给她：走了。

27.巧巧意外，但也不去追。

城乡大巴，皇冠轿车，三峡上的江轮，巧巧去新疆的火车，斌斌回大同的高铁。

影片里，交通工具也像人，人的命运呢，则像是这些车，这些船，从人生的一幕带到另一幕，从2001年带到2006年，又从2006年带到2018年，在这些现代交通工具的飞驰里，现代江湖被画出了更辽阔的时空地图，这样辽阔，远超古代江湖的辽阔，但同时又那样逼仄，逼仄得像大巴里密闭的空间，江轮里的一个双人船舱，巧巧破旧的饭馆——既然江湖不允许存在，江湖的幸存，果然只能退进一个女人的身体里了。

斌斌也像是大巴，江轮，火车，高铁，他像极了这种“轰隆隆”的交通工具，只是腿断了，才被迫停留在巧巧这里，恳请她修复他，修复好，他依然要开走，因他的江湖在外头，他和时代逆行、注定要失败的江湖（没有“义”光有“轰隆隆”的江湖），要顽固不化，要不死不休，活火山一次一次喷发，某种残忍，只是喷，火山的尊严是“喷”，喷到成为死火山，喷到变成火山灰为止，火山亦不计较火山带来的灾难。

28.她不追他，只追到她的店门口为止。

饭店对面的摄像头记录下她站在门口，她靠着墙壁站的样子，模糊，发毛，像一切被记录在监控头里的人，没有面目，没有姓名，没有历史。

幸好，她也被记在了电影里。

贾樟柯是我见过的第一个自己致敬自己的导演。

这部片子几乎没有新的东西，只是用他最熟悉的方式把已经讲过的故事又讲了一遍，或者是把以前的作品全部加了一遍“作者按”，只不过，这次讲的没以前好而已。

巧巧三世以及斌斌三世，带我们重温贾樟柯电影的黄金岁月。

与电影的宣传语不同的是，这次我们见证的不是贾樟柯电影宇宙的形成，而是贾樟柯电影宇宙的终结。

一、人物转世中，留下了什么？

丢掉了什么？

巧巧，是一个融合了《任逍遥》中的巧巧、《三峡好人》中的沈红以及《天注定》中的小玉的角色，由于致敬的成分太多，人物本身变得面目模糊。

贾樟柯用一种纯直男的视角，塑造了一个会武术的王宝钗。

巧巧对斌斌的感情，似乎有从爱到义的转变，表面上看似乎是在歌颂女性的独立和担当，但歌颂的却是三从四德的女性，为斌斌坐牢是一，去找他是二，给斌斌当护工却只换来两个字是三，更重要的是她的从一而终，都回家开场子了，还是独身一人，冥冥之中还不是等待斌斌的拯救嘛，虽然来的时候已经坐上轮椅了，可是斌斌的角色还是个施与者，而不是求助者。

在《任逍遥》里，乔三是个从不为女人打架的冷酷大哥，但在过去的贾樟柯那里，从来就不存在一个简简单单的大哥，冷酷如乔三，感情中也掺杂着爱和控制，一方面他是巧巧过去的老师，另一方面是个有头有脸的大哥，放不下面子是自然的。

而巧巧呢，表面上看是被动的，在大篷车上被乔三一次次地摔在座位上，哭的稀里哗啦，而内心却是独立倔强的，这从吐在小济嘴里的那口烟就已经体现的明明白白了。

而《江湖儿女》里的这俩人呢，实在是没有任何爱情戏，除了剧情的设定，你找不出两个人情感变化的任何依据，巧巧为什么爱斌斌，在等待的过程中又是什么样的心理，寻找的时候除了上演两段普法栏目剧，别的还有什么呢。

曾经的细腻变得草草了事。

在男人女人的关系里，根深蒂固的直男思维又占领了高地，归属感解决一切问题。

因为他是你男朋友啊，解除关系都得要他一句话，现代女性们，您慢慢品，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斌斌呢，原型就是贾樟柯小时候接触过的大哥，《任逍遥》里的乔三，事实在是太久远了，创作极度依赖经验的老贾，真的是回忆不起来了，所以搞了个看起来很义气但实际上并不知道什么是义气的大哥。

全片里斌斌真的没有任何义气的行为，斌斌，我就问你一句，人家二哥托你查是谁造谣，你办了吗？

拿钱不办事啊你，碰见俩打你腿的小崽子，你就放了？

斌哥后来的残疾，不能不让人怀疑是当时留下的后遗症啊。

年轻气盛就不说了，等斌斌重回大同，对待昔日的马仔也没有任何的尊重，兄弟是这么当的吗？

而他对待巧巧的态度，确实像个大哥，大哥会对你好，但你不会是大哥永远的女人，陈浩南都还黎姿李嘉欣舒淇换着来呢。

作为大哥，外人的感觉永远是很忙很牛逼，这没错，但拍电影不能这么应付啊，我就想知道斌斌都干啥了，在电影里他没有解决任何一件事，没有善待过任何一个人，就连戏份被拿掉的六爷，都知道给人骗子点钱，做做慈善呢，除了让舞蹈老师给二哥再来一曲，没干过啥彰显人格魅力的事啊。

好大哥坏大哥，乃至本片中印象派的大哥，都不重要，作为关键人物，你让这么一个形象来推导出一个情深义重吗？

二、在左支右绌的互文中，贾樟柯忙着把所有的故事一次讲圆，有的东西他可没忘在《江湖儿女》中，除了斌斌和巧巧，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配角，这意味着故事的重担全部压在了他们俩的关系上。

而老贾做了什么呢，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自我陶醉的趣味和分解重组的快乐上了。

如今的老贾已经从过去蹲在街边的少年变成了热爱红白喜事的油腻中年，朋友们，这意味着他对生活以及故乡的了解已经由日常转向了仪式，曾经鲜活的生活质地变为了生死如戏的景观，你说拍出来的东西会产生什么变化。

曾经的广场舞、大篷车、录像厅、台球案，以及苍茫夜色中走调的卡拉OK，是小贾对现实的敏锐反映，而现在这些成了他电影拼图中的一块，不需要问原因，拍就完了。

贾导啊，现在大篷车都改良了你知道不？

节目单子更新了，现在不收钱了，卖药酒，用鳄鱼、蛇、王八之类泡的，还有喷火和艳舞什么的，如果你看过应该会喜欢的。

仪式、景观、魔幻现实主义的祖国，这些东西已经奥特了，已经被玩的不好玩了，搞摄影的有好多都想玩这些，已经被我喷的人脑袋变狗脑袋了，详情参见本人日志。

魔幻现实主义的极点就是科幻啊，可老贾对科幻的理解实在是太萌了，就是rou的一下飞过去一个什么玩意——飞，成了老贾科幻观的核心概念。

哪怕说斌斌的腿是外星人飞来打断的也好啊！

看来老贾的科普材料还停留在《走近伪科学》的阶段。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贾的社会观，严重受到了《法制进行时》的影响啊。

巧巧在奉节的遭遇被拍成了如下几集：《女子坐摩的遇色狼，机智巧脱险》、《喜宴上来了不速客，大吃大喝不上礼》，《小生意与大骗局——坐火车切莫轻信他人》，一个个故事告诫我们，江湖路远，小心风险啊。

当然了，我们也不必太在意这些，毕竟这是贾导为朋友们安排的晚会节目，乐呵乐呵得了，可惜针灸诊所骗局那集没了，要不然还能多乐呵两分钟。

在仪式和栏目剧的缝隙里，再努努力其实还是可以讲个好故事的，但剩下的篇幅也很紧张啊！

还得留着致敬自己呢，剪掉了但还舍不得用的素材，比如在大同拍《公共场所》时勘到的景，本来还准备回去再拍一次呢，斌斌的枪不能只在迪厅里掉一次啊，起码得掉两次。

可惜碰上耿市长的城市建设，老房子全改成了古建筑（详情参见周浩导演的《大同》），只能改拍《在清朝》了。

所以就连翻拍带过去的素材，全剪到了一起，经过反复构思，终于把这些支离破碎的片段安插了进去，各种明线暗线，仿佛是一部贾樟柯电影番外特辑，让认真观影的我竟然获得了一丝观看侦探片的快感。

贾樟柯现在的电影就是这么的后现代，就是这么的结构主义，用不了的素材拼拼凑凑也能给你炒盘菜，不得不说啊，当镜头扫过《任逍遥》里的斌斌和小济时，我感动了一秒。

老实说如果单纯是当年的素材，你给我凑够九十分钟，我也愿意买单。

但老贾的野心比小贾大多了，可惜啊。

三、见证贾樟柯电影宇宙的终结总体的一个印象，在内心里，贾樟柯还觉得自己是街头的那个小子，但很不幸，他已经是除了煤和酒之外的另一张名片了。

墨镜和雪茄让他没法在野案子上随时来两杆了，就像现在的年轻人玩的那个游戏，王者荣耀。

他对世界的理解永远停留在了八九十年代的故乡，而现在只能玩玩电影拼图导导以前的录像带，创作对于他来说更像一种惯性驱使下的计算，动机从现实的触动变成了回忆中的自我沉溺。

作为一种对过去贾樟柯电影的怀念，江湖儿女倒是挺不错的。

看到荒野里的公交站和巧巧衣服上的蝴蝶，让我想起《逍遥游》和任贤齐；看到巧巧在小旅馆里追问斌斌还是不是她男朋友，让我想起城墙上崔明亮也问过尹瑞娟同样的话，以及赵小桃在地下宾馆还披着雨衣；奉节的大篷车上，也有路灯下的小姑娘，只不过不用表演给假冒的站长了。

贾樟柯在访谈中提到，自己曾经和当年初恋的女友，从城外谈心归来，空中突然炸开了礼花，那一刻他被深深的震撼，他说他永远不会把这一幕拍入他的电影中。

在《山河故人》里，我看到了那个镜头，在那个时候贾樟柯的电影宇宙已经终结了。

他的白日焰火已经绽放过了。

贾樟柯在戛纳首映《江湖儿女》之后，在专访中聊到了与赵涛十多年来的合作，本片采用多种器材拍摄的原因，对音乐的选择，以及，对江湖的定义...1、《江湖儿女》的故事设定是从2001年开始的，一直讲到今天也就是18年的时间。

从2000年的《站台》开始您就一直与赵涛合作，从认识到开始一起拍电影，到形成今天这种很稳固的关系，她在您的创作过程中有起到怎样的影响，尤其是创作过程中她占的比重有什么变化？

贾樟柯：我和赵涛是2000年的《站台》开始合作的。

《站台》讲的是县城文工团的故事，因为我决定采用方言来表演，在挑选女演员的时候就有几个基本要求，一是必须会跳舞，因为电影里有舞蹈的场面，然后是需要会讲山西方言。

我们到处找都找不到，就扩大到会讲山西、陕西和内蒙方言，因为这几个方言语调有点像。

但还是没找到。

最后就扩大到北方的方言，还是找不到，我都有点儿绝望了。

然后是一次很偶然的机会，赵涛那个时候刚从北京舞蹈学院毕业，在山西师范大学当舞蹈老师，我去她班上挑学生的时候（认识的）。

那个时候她也刚毕业很年轻，觉得非常合适，就合作了（《站台）。

我觉得我跟她的合作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她刚刚开始电影表演时，是凭直觉在表演，电影里的角色也跟她比较贴近，我们是这样拍摄了《站台》和《任逍遥》的，一直到《世界》。

《世界》的剧本就跟她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是她给我讲的那短暂的一年在深圳世界之窗实习的经历，让我萌发了写这个剧本的念头。

当然写完剧本我觉得她来演也是最合适的。

我们去拍的时候，找了很多演员也是她以前的同事，她们还在那里跳舞，那种感受特别有意思。

《三峡好人》对她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到这部电影时，里面的人物跟她本人反差就比较大。

首先这个人物的年龄是要高于她本人的，是一个已经结婚、需要处理婚姻问题的女性，她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年龄差距也大，我们在造型上就要帮她做老妆，把一个小姑娘化妆成中年女性。

那个时候还挺痛苦，因为做完妆容之后大家都不满意，她就笑，说“你们应该拔我的眉毛”，因为在山西那个年代流行把眉毛拔掉之后画一道，有点发红的，我也不知道那叫什么妆，她说眉毛拔掉之后画成那样，感觉年龄一下子就上去了。

她在造型上提供了很多想法，也牺牲了很多。

做完这个造型果然感觉老了至少五岁。

妆容还算是容易做到的，真正去演这个角色时，进入到这样一个已婚并且即将离婚的这样一个女性的状态里，对她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挑战。

那个片子她完成得很好，但是也有遗憾。

在《三峡好人》结束后，我们基本就没怎么合作了，因为我去拍了纪录片《无用》，还有《海上传奇》，那里面她基本上也没有表演了，是一个串联的人物。

我那一段时间拍片速度也比较慢，直到2013年才拍了《天注定》，所以这段时间她就去拍了别的导演的作品，拍了英国导演（艾萨克朱利安）的《万层浪》，去了威尼斯，然后又拍了意大利导演的《我是丽》，我觉得她的进步在《我是丽》之后特别大。

我也不知道拍摄（《我是丽》）期间发生了什么。

因为她是跳舞出身嘛，所以念台词没有经过训练，以前台词是有点弱。

《我是丽》拍完后第二年她就获得了意大利金像奖的最佳女演员，那个奖在电影节中都是非常重要的，意大利大卫奖，也是意大利奥斯卡，我非常惊讶，还有点小不舒服，怎么没在我的电影里面得奖（笑）。

当时我也不明白她为什么就拿了影后，直到《天注定》的时候我才明白了。

那时候她已经拥有了自己非常完整的表演体系和表演方法，对我也有很多启发。

比如从那部电影开始，她跟我讨论剧本的时候都会跟我探讨每一场戏发生的时间点。

我们写剧本的时候通常就是写“日景”，“夜景”，她就问，这个“日景”是早上，中午还是傍晚？

是饭前还是饭后？

我问这个重要吗？

反正就是白天嘛。

她说很重要。

如果是午饭后，那时候人的身体是一个状态，午饭前早上八九点又是一个状态，和十一点半的状态又不同。

她分得很细。

就这样一直到了这部《江湖儿女》，她这次案头工作做得比较多。

作为男性，我对这种“江湖”还是有所了解和耳闻，有些朋友的身份也是介于（江湖和普通社会）之间。

但她本人是完全没有“江湖”经验，完全没有接触过。

但这也很难去接触，尤其是“江湖”里面的女性。

所以她做了很多阅读，读了很多报道、采访、案例，来总结。

她说，通过这些阅读要理解一种“江湖逻辑”，即江湖上的人是怎么想的。

但读完之后她又会把资料放在一边，因为除了江湖逻辑，她觉得更重要的是女性的逻辑。

她说通过阅读，江湖的逻辑我感受到了也知道了，现在应该再回到女性的逻辑里。

2、整部电影里哪一场戏是最难处理的?贾樟柯：最难处理的是小旅馆那场戏，它也是最重要的一场。

重逢是很难拍的，在很多年没见的情况下，两个人见面会说什么？

怎么表达？

对表演的要求非常高。

表演讲究的是“承上启下”，但两个人五年没见面，这里的承上其实承的是一段空白，对我和演员的挑战都很大，但我觉得他们俩演得非常好。

另外一个就是这场戏的空间很难处理。

我们在排练的时候就知道这一场台词的密度比较大，掐表计时发现这一场已经快到十分钟了。

这么长的时间，在一个扁平的旅馆房间里，如何调度演员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因为省事儿的拍法也有，放个固定机位，两个人坐着说，就结束了。

我以前的电影也用过这样的方法，自然也有它的魅力。

但是这场戏十分地暗流涌动，我就想如何用摄影机的运动配合演员的走动把这种暗流拍出来，这对调度的考验非常大。

两个演员也有一些动作包括跳火盆，如果采用分剪的方法我又不太喜欢，所以全部需要在一个长镜头里完成。

那一场戏两个演员的表现非常精彩，当然也有摄影师、灯光师等所有部门的配合。

从监狱到新疆徐峥戏份结束段落全部都是用胶片拍的，我们在彩排这场戏的时候也减掉了一些台词，最后完成是七分钟。

一本完整的胶片是十分钟，等于拍一条就得用一本胶片。

这时摄影师突然发现胶片带得不多。

这场戏是在奉节拍的，驻地在巫山，两地之间高速要开一个多小时，于是马上派摄影助理开车去取胶片。

但是车还没回来，我们就已经拍完了，因为一共只拍了两条。

第一条没法用，因为赵涛和廖凡两人情绪互相感染，演得热泪盈眶，现场感觉是特别好，但我觉得这个还是不能用，不能哭，需要克制自己的感情。

于是又拍了第二条，效果非常好于是就结束了拍摄。

彩排差不多是一下午，就一直摄影机跟着调度那种，但真正拍是两条就过了。

3、巧巧进入江湖是一种宿命，还是被外界影响的？

贾樟柯：不是宿命吧。

普通的社会里有很多人，有些人成为了江湖的一分子，有的人没有。

电影的中心人物巧巧和斌哥就像阴阳的两面，互相成就也互相毁灭，特别是情感上两人都经历过毁灭。

如果了解中国这十几年的发展就会更明白，故事一开始是经济最不景气的时候，很多人下岗、失业，是这样背景下的一个故事。

所以也能够理解，他们为何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

过去的江湖也存在于战乱、社会动荡不安的的情况下。

4、对音乐使用的想法，这些歌曲（比如《潇洒走一回》和《Y.M.C.A.》）都是自己选择的吗？

贾樟柯：《潇洒走一回》不是我选的，是拍到的。

因为我们拍摄地每天有演出，有一天他们突然那样唱歌，我就马上拍了下来，是拍下来之后赶紧去买的版权，顺序刚好反过来。

这首歌的氛围跟这个年代、这群人都特别契合，“红尘滚滚、潇洒走一回”嘛。

而《Y.M.C.A.》是因为首先有了电影发生的空间，在写剧本的时候，写到那个年代年轻人的活动，其实就是在卡拉OK、迪士科舞厅里，没有别的去的地方。

很多人谈事情也都在卡拉OK和迪士科里面。

当时迪士科大家最喜欢的只有两首歌，《Go West》和《Y.M.C.A.》，既然《山河故人》用了《Go West》，那这部就用《Y.M.C.A.》吧（笑）。

所以说不是我挑了这首歌，是因为这个空间的存在，这个空间里需要有音乐，才用了这首歌。

当然那个年代我也拍了很多纪录片，那段剧情一下子转换到街头的舞蹈，特别打动我，因为那个时代有股说不出来的劲儿，大家很有生命力，街上跳舞的女人很感染我，于是我把它延伸出来到了一个纪录段落。

自己主动选择的只有一首歌，就是叶倩文的《浅醉一生》。

江湖里的人争强好胜，都特别有魅力，我记得小时候见过的江湖里的人物，都特别帅，是特别浪漫的人，很会处理人际关系，很有人格魅力，这样大家才追随他，才逐渐变成“大哥”。

那个年代正好是录像厅时代，很多江湖规矩、礼仪、忠和义的道理，都是看吴宇森电影学来的。

录像厅是我特别想拍的一个场景，斌哥看录像，不过拍摄时选择的是《英雄好汉》，黄泰来导演的，我剪辑了一下，用了叶倩文的歌。

因为我觉得叶倩文的歌就代表着录像厅时代，代表着我的记忆，歌一响起来我就想起那个年代，和那时人的状态，浓情蜜意。

歌和电影的主题很贴合，叶倩文的歌声本身就有种情义。

后来电影里还用了《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因为我有时候会突然看到这种我很喜欢的场景（一场街头演出），我会把它安排在剧情里，那场演出是我2006年拍到的。

2006年拍《三峡好人》的时候我看见这场演出，马上就把赵涛放进去，在那个人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的时候就一起拍了下来。

所以也是因为拍到了，才用了这首歌。

5、您以前一直跟摄影指导余力为合作，这次换成了法国的摄影指导Eric，请问合作情况如何以及对自己风格的影响？

贾樟柯：Eric是我和余力为一起挑选的。

余力为自己也当电影导演，他和我一起拍片这么多年，导致自己拍片量特别小。

我准备拍《江湖儿女》的时候，他也正在筹备自己的《悖论13》，工作比较紧张，而《江湖儿女》的制作周期又很长，半年之内拍摄了四个月，跨越了几个季节，走了七百公里，耗时长。

我就想那这次只能换个摄影师了，我俩就一起商量找谁来拍。

Eric 跟王家卫一起拍过广告，也跟阿萨亚斯一起合作过，跟华语导演拍故事片这次是第一次。

我跟他认识是有一年阿萨亚斯带着《清洁》来北京，那时就通过阿萨亚斯认识了。

他还跟塞勒斯合作了《摩托日记》等电影，我和余力为都特别喜欢，就决定邀请他来做摄影指导。

他对我的支持，我觉得和余力为对我的支持是一样的。

这次我特别想用多种摄影器材来拍摄，因为我拍电影这十几年用过各种不同的设备，就和他商量说，这次能不能就像十几年的拍摄经历一样，采用不同的器材，他也非常支持这个想法。

我们用了最简单的、像素很低的DV，最开头有一些以前的DV素材，和新拍的连在一起。

然后还用了digital betacam，用了胶片，从监狱到徐峥的戏份都是胶片拍的。

然后还用了高清和标清等各种不同的设备。

我们用了三天时间，安排好了器材的总谱，包括像素的变化，DV的低像素到2k、4k、6k，全都做好了编排。

一开始我还找了个翻译，因为以为现场沟通可能会比较多，但后来都不怎么需要了，因为用最简单的英文我们就能交流，视觉和电影语言大家都互相理解、高度一致，所以很好沟通。

6、江湖这个词在字幕中没有翻译，保持了拼音。

所以“江湖”到底如何定义呢？

贾樟柯：江湖确实翻译不出来，太复杂了，它有双重含义。

一部分是传统的含义，以前因为战乱、饥荒和恶劣的生存环境，底层人民组织在一起，自己有自己的信仰和规矩，用各种方法，包括暴力，来维持心目中的正义，解决问题。

中国文化中江湖是很重要的，也为人津津乐道，人们会用江湖的角度来观察社会，比如水浒传和各种武侠小说都是这样。

后来江湖还有更广泛的含义，指那些存在于秩序和主流之外的人，比如江湖郎中，是走街串巷给人看病的。

这些人是不安定的，游走的，比如货郎也被称为江湖人物。

那些没有家的、漂泊的人，都适用这个更广泛的江湖定义。

*感谢@MovieMonster共同采访首发于：http://emilyliangfilms.com/blog/WX: 米粒电影院

9月16日上午，万达CBD，豆瓣专场。

贾樟柯导演映后聊了40多分钟，干货挺多，忍不住敲出来。

贾樟柯：这一场是咱们国内第一场，第一次跟观众见面，所以非常开心，非常放松。

因为前面这三年，做这部电影的感觉就像游泳，不知道哪一天就被淹死了（笑）。

一直挺着过来，到送进电影院，今天放，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意味着它真的能放了（笑）。

为什么选择这个题材？

贾樟柯：想拍江湖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

前一段我也写了篇文章，讲最初对于江湖的兴趣。

因为我是1970年出生，小时候还是挺乱的，街上大哥挺多的（笑）。

再乖的孩子在那样的街上成长，都会经历这些事。

那时候的大哥真的非常仁义，也长得非常帅，特别是他们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小时候的我影响非常大。

那时大家也没什么经济利益，因为是一条街的，一个县城的，就变成一伙了，完全是简单的情感凝结。

后来逐渐地，什么东西都在变，这种东西也在逐渐消失，就是刁亦男（饰林家栋）说的，“企业化了”。

企业化之后，很多事情就变了。

真正下决心拍，是在《山河故人》路演快完的时候，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曾经是一个大哥，我亲眼看过他街头混战，身手不凡，但是我路演期间收到消息，说他中风了。

路演完我去看他，他可以拄着拐杖走了。

我非常感伤，那时候就开始写这个剧本。

电影再次出现大同、三峡，你是有意识地去延续以前的作品风格吗？

贾樟柯：我过去的《任逍遥》和《三峡好人》都拍摄过这些地方，但这次在写剧本的时候，我觉得应该重新回到那样的地方去写江湖人物。

因为这样一个不变的舞台对我来说很重要。

在同一个地方，有小武这样的小偷，有《站台》里面的文工团，有《山峡好人》里的矿工跟护士，有《天注定》铤而走险的人。

同一个地方，人的命运挺不一样的。

我喜欢同一个舞台上穿梭不同的人。

拍摄上有没技术挑战？

贾樟柯：技术上的挑战有很多。

最主要的一个是，前面的时代是2001年，过去了十七年，看起来很多地方变化不大，但实际上，空间、街道、衣服、发型、交通工具，所有东西都变了。

我自己又很喜欢拍这种公共的地方，比如街道、Disco、茶楼。

这些东西完全得重新搭景，搭景又要是我喜欢的那种写实风格，所以美术会还原那个时代，挑战比较大。

另外一方面，我2001年开始有第一台DV摄影机。

那时候拍了很多画面、素材，一直没有剪，一直拍到现在。

我记得当时美术指导跟我讨论一个问题，2001年女孩子染不染发？

我确实被问住了，觉得染了吧，又不确认（笑）。

然后是这样的，那时候拍了很多纪录片，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素材，看看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的。

这样一发不可收拾，看了很多素材后，我跟摄影指导开始聊了。

我看了那些素材，有DV拍的，就是那种掌中宝，像素非常低的，现在已经没人拍了，因为那时还拍带子的。

也有16mm，35mm，也有最早的“red one”，就是一种那个年代的数码设设备，也有最新的高清技术。

我觉得好多设备已经不用了，但那些影像特别有那个年代的感觉。

摄影指导说，我们可以帮你实现。

所以，我们用了6种器材。

前面段落都是用掌中宝拍的，一直用到胶片，三峡到新疆都是胶片，后面是6K高清影像。

我跟摄影师都不喜欢对比强烈的影像，好像时代变了，影像突然就变了。

就想做一个过渡。

这样我们用了6种设备。

所以经常是大家看到摄制组来了300号人，围着一个家用DV在拍，人家有的还觉得我们是骗子（笑）。

我很感谢Eric，我俩第一次合作，他非常尊敬过去的简陋的影像，让我非常吃惊，因为他是一个技术主义的摄影师，没想到他跟我在美学上挺同意的。

我们也做了很多测试，所以那会儿老有开机传闻，其实我们是在拍测试片，就是把6种设备都测试完，各种光线条件、气候条件，然后剪出来，看一看，觉得技术可行了，才正式投入拍摄。

还有一个，演员方面压力也是挺大的。

毕竟赵涛跟廖凡年纪都不小了，但故事是从二十五六岁演起，怎么来表演，我觉得只能是依赖和信任演员了。

选廖凡，因为我是他影迷，一直没机会合作。

写完剧本我想来想去，就硬着头皮找廖凡。

为什么要硬着头皮呢？

因为一般演员也不是太愿意演这种跨度大的，因为难度大，会露拙。

他很喜欢这个角色，愿意去克服。

他在造型方面自己想了很多办法，包括片尾的胡子，我也没见过他留那么大胡子的样子，他说我留给你看看，胡子留出来，还有白的。

果然很有帮助。

另外，山西话对廖凡是非常大的考验。

因为他是长沙人，我们后来就找了一个山西省话剧院的老师，会说特别标准的山西话。

山西话也有很多地方话，就是“每隔十里不同音”。

最后确定用太原话来表演，因为太原话靠近普通话，好学一点，大同话我山西人都学不了。

他三个月的时间来听录音，基本上他那个时候，在街上点个菜什么的，都不会以为他是外地人。

然后赵涛，她从形体、语言、嗓音，她的控制，我觉得在《山河故人》里面已经有能力了。

但是她有一个比廖凡还要致命的东西，就是皮肤问题（笑）。

男的嘛，比较糙。

你像我，二十八九岁长得跟现在差距也小，比较显老（笑）。

但是女同志不一样。

我自己做导演，有一个东西最不敏感的，就是妆发。

我觉得挺好的了，周围的人说不行不行，赵涛过不了那一关。

后来赵涛跟化妆师、灯光指导、摄影指导，尤其是灯光指导，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黄志明跟我合作了十几年，之前也是《花样年华》、《2046》的指导。

他们在现场就是仔细地调灯，用摄影和灯光来配合化妆工作。

赵涛在嗓音上找了三个音域，2001年找了一个音域，嗓音比较尖细，逐渐往下压，到最后嗓音压得比较厚一点。

我一开始不太同意这个方案，因为我怕不自然。

但后来发现她找的那个音域挺自然的。

大家都尽到最大努力。

因为我是特别不喜欢换演员，这种片子最简单的片子就是换演员，20来岁找一个演，40多岁找一个演，长得差不多一点。

但是我总是觉得，看那些素材，看自己拍的照片，我觉得这种十几年物是人非，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它是有感染力的，所以还是希望是由一个演员来从头演到尾，最后他们都完成得非常好。

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他俩的表演，我也不太想拍这个电影，写出来自己过过瘾就算了。

取名时有无改动？

贾樟柯：从写剧本就叫《江湖儿女》。

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是我2009年去香港拍《海上传奇》，这个纪录片是讲上海人的离散故事。

当时有一个重要的采访对象，是《小城之春》的女主角韦伟，我们在香港见到了韦伟女士，她那天很健谈。

其实她的话题除了她之外就是费穆导演，她就一直讲到费穆导演晚年的时候，他们在香港准备拍一部电影，名字就叫“江湖儿女”。

我一听就特别喜欢这个名字，就是很有古意。

男的嘛，一听江湖就有点来劲。

儿女，又有很大的情感元素在里面。

我觉得它不仅是浪漫，同时也很有古意，代表过去的人际方法。

那部电影后来在1952年被朱石麟导演拍出来，讲一个马戏团的故事，这一次我就想用这个名字，因为已经时隔多年，我很喜欢这个名字。

今天我回头看创作的过程，江湖吸引我的无非是几个东西。

一般来说，江湖背后都是巨变的社会，像胡金铨电影里的明代，张彻电影里的清代，吴宇森电影里面七八十年代的香港，都是社会转型、变革最剧烈的时候，充满了危机，人在其中，要面临非常多的危机才能生活下来。

另外，江湖也代表那种非常复杂的人际关系。

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要处理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他们处在人际关系中的传统原则，像江湖原则里的情深义重，义薄云天。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儿女就是指有情有义的人。

所以从写剧本开始，中文名就是“江湖儿女”。

但是也有小插曲。

因为我们的很多同事不同意我用这个名字，他说导演你写这个名字，人家以为是个古装片。

古装片现在不卖（笑）。

我说我还得用这个名字吧，把这种古意带到现代社会里，讲这种古意的改变、消失，对我来说是挺新鲜的，挺有意思。

英文名字经过变化，一开始我写剧本时是“money and love”（笑），money放在前面，因为有时候我加班晚了老听电台情感节目。

哭哭啼啼的，跟梦游一样的节目。

听来听去，好像这个时代大家都缺两个东西，就是money and love，所以都在倾诉。

我也喜欢这种比较愣的，比较粗野的名字（笑）。

后来写到火山那一场，赵涛跟廖凡说，经过高温燃烧，火山灰可能是最洁净的，我写到那挺感动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来这个世界走一遭，可能真的就是炮灰，就烟消云散了。

但人再有毛病，也是珍贵的。

就像巧巧这个人物，也坑蒙拐骗，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都很可贵。

就改了这个英文片名。

最后赵涛镜头很有像素感，是怎么想的？

贾樟柯：电影结尾原来不是现在的结尾，剧本的结尾没有拍。

剧本结尾是元旦了，赵涛买了九种酒，准备跟廖凡再喝一次五湖四海，结果廖凡走了，她一个人喝。

在拍这场之前，我们就拍到她追出去看廖凡走了没有。

因为前面拍的是他们在棋牌室安监控，突然就跟摄影师说，我们要不要拍一个监视器的镜头，看到他了，然后我们就拍。

结果拍那个镜头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因为我觉得跟英文片名很贴近，它就是一个垃圾影像，像素很低的数码化的影像，今天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一堆这样的摄像，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影像，最后就会被删除了。

我觉得我很多电影都很怀旧，就别再怀旧了，就被删除好了，所以就用了现在的结尾。

新旧事物在里面相当于博物馆，你是否想借用这个特定空间来书写国家历史？

贾樟柯：这个可能对我一直有误解，觉得我想写国家（笑）。

我确实没这个想法。

我觉得都是从人出发。

但你的感觉是对的。

像我现在，有时候经过一些地方，去看那个广场舞，也会觉得回到了过去的时代，因为那个音乐还停留在80年代或90年代。

就是变化的时候，好多东西是混合在一起的。

新的音乐，新的科技出现了，旧的还没有离开，是混在一起的。

那个茶楼就有唱京剧的，耍魔术的，唱流行音乐的，它们确实是在同一个舞台上，还存在。

这种对时代变迁的认识，像是《站台》时也差不多。

那时一开始做服装，从1979年拍到1989年，服装指导就划了很多段落，比如说1到40场是穿什么年代的衣服，40到60场是穿什么年代的衣服，后来我觉得不对。

比如1到40场穿中山装的话，那么40到60场难道就只有西装了吗？

中山装还在的，所以那时候就打乱了。

当然，那样时代是很清晰的，进步了，但实际上，它跟我们现实的时代变化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像在《江湖儿女》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些处理。

但大的变化，像绿皮火车、高铁这些显见的东西都比较简单，容易捕捉。

但现在就是，拍公众场所越来越难了，我觉得我以后没法拍电影了。

哪儿都不让拍。

站台不让拍，火车不让拍，我这么一个喜欢拍公共场所的人，觉得好难啊以后，都得搭景。

你刚才的回答让我觉得我的理解有一点偏差……贾樟柯：偏差没关系。

一个电影拍出来，大家怎么看都可以，它就是独立的东西，我只是说我的理解。

你的江湖在哪里？

贾樟柯：我的江湖在我脑子里（笑）。

就是写这个剧本中，我在书上贴了一张纸条，写了几个字：一言难尽，五味杂陈。

这就是这部电影的感觉，也是现在我的感觉。

《山河故人》最后杨老师有很明显的对比，巧巧开的棋牌室也跟现在格格不入，这种冲突是否包含了你的价值观？

贾樟柯：它跟大同的环境有关系。

大概是十七年前，我比较多的时间在大同，那时的大同都是棋牌室这样的房屋、空间，有点像后海这边的胡同，都是平房。

中间就有几年不去。

再回去，就建城墙了。

城墙是新建的。

2013年写《天注定》开始，每次写剧本会去那里，看它那个城市，我去了也找不到地方，也得导航定位，就是整个变化非常多，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整体的变动里面，一进入这个城市的核心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人居住在十几年前的空间环境里面。

特别是电影里面，巧巧家外面那个宿舍，那个宿舍《任逍遥》用过。

那个空间特别大。

当时是用一个大全景拍的，很灰的楼房，一排，然后一个河滩，河滩上有个铁桥，过来之后有个小公路，公路上有小汽车。

这次我去看景，又去看，因为我想重复那个景，然而再去的时候，除了公路上的公共汽车，没有任何变化。

楼还是那个样子，河滩还是那个样子，铁桥还在那，就是比过去更破一些。

日新月异的过程中，总有些被遗忘的角落、地方。

就像巧巧说的，无情了还有义。

无情有义这种说法，我最早听说是以前学形意拳的时候，师父说的。

师父给我们讲三国。

“《三国演义》的故事听过吗？

”“听过。

”一说那个关羽对曹操和关羽对刘备有什么区别，我们说不出来。

师父说，关羽对刘备是有情有义，关羽对曹操是有义无情，那时才知道，情义是可以分开的。

情义放在一起是最高境界。

巧巧确实还在坚持和信奉这样的一种人际方法，就跟那些建筑一样，还在那。

巧巧一路上遇到很多男人，每个人都对她做出影响。

徐峥比较暧昧，会对巧巧有什么影响？

贾樟柯：首先，很对不起男性朋友，因为我写完发现，里面男的比较糟糕一点（笑）。

这个没办法。

如果我是女的，有可能我写里面的女性人物会比较糟糕。

正因为我是男的，我觉得写这个剧本确实跟以前不太一样，是突然有点对自我的一点点反思，写完会发现，男性缺点比较明确。

当然女性也有缺点。

我一直说巧巧不是英雄，她也毛病一身，她也开枪，坑蒙拐骗都干。

徐峥这个人物，我觉得对巧巧来说，就是她自身、自我的悲剧吧，这个人给她，就跟徐峥满嘴讲那些不着调的太空理论一样，可能对巧巧是新鲜的，代表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代表可以跟他一起去陌生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但是中途她就俏俏地撤了，就是把这条迈出去的腿又收回来了。

我一直觉得生活对我们每个人的约束都是很厉害的，就是你在一个生活轨迹里面，习惯里面，惯性里面，生活久了，改变是好难好难的事情，包括情感领域一样。

所以我一直在想，后面的巧巧，她还有没有爱情？

她还有没有爱的男人？

还有没有遇到过？

但我写剧本的时候，我写她看到了飞碟，我觉得她应该是个独身主义者，她已经不需要爱情，也可以活下去。

你如何把经历过的琐事，非常融洽地放到电影里？

贾樟柯：斌哥实际上有两个人物原型，一个就是我前段写文章那个汾阳大哥，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讲的在生活里中风的那个，算是有很清晰的原型。

我前面的文章可能也有朋友看过，我小时候的一个大哥，后来他恋爱了，七十年代末吧，他先上了班，有了工作，然后有一个女朋友，也是同一个工厂的。

他们同居了，每天就看到他带着女孩在街上走。

那个年代未婚同居，是沸沸扬扬、满城风雨的事情，有很多指指点点，但我一直难忘自行车后座上的女孩子，眼神是镇定的，怡然自得的，不慌不忙。

如果巧巧有一点原型的话，就是这个女性的神态。

我每次都是写完后，才会跟赵涛说我想拍什么，因为之前也不一定是她，想法变来变去，对演员也不太好。

而写完后给她看剧本，她说很喜欢这个剧本，但是她说不懂江湖，问我看咱们生活里，咱们认识的人里，谁算是江湖女性？

我说好像没有（笑）。

她就开始资料搜集，搜集完有天她跟我讲，你这个巧巧，有点像佘爱珍，我听了吓了一跳。

她说，佘爱珍原来在赌场工作，然后认识了吴四宝，在租界街头枪战，一战成名，后来抗战胜利，成了汉奸，入狱，流亡，而且这个女性大的命运线索挺像的。

我说纯属巧合啊，没有要写佘爱珍的意思。

但是她搜集了非常多这样的人，还看了很多庭审记录，包括庭审这些女性的问答，她们的表现。

后来她跟我说，我差不多了。

她觉得江湖是个出发点，是背景，最后还是讲儿女，最主要还是一个女人的逻辑。

我觉得，个体直接的经验是少的，是有局限性的。

写剧本塑造不同的人物，不一定都是自己的直接经验，但是还是自己的经验，对周围的人、对社会，你会有自己的观察、认识和印象。

写作的时候，唯一的调取这些的途径就是想象，它还是在一个对人物的命运，对人物的行为做事方法的设定的基础上，用想象来调取这些经验跟记忆。

在写这些人物的时候，我觉得是两部分的思维。

一部分是，因为我是个江湖片迷，各种江湖片看了很多，像《教父》，《四海兄弟》、意大利的一些黑帮片，都是非常喜欢。

但我觉得自己要写一部。

写江湖就是写出准确的人物关系，因为江湖就是处理这些人际关系，中国人的我们的逻辑关系。

比如说，写这些大哥，应该写出的那种感觉是，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是大哥。

有一天人家说，你是大哥。

啊？

我是？

就是把它中国化，真的是发生在我们土地上的江湖，而不是从电影到电影，像香港电影的仪式，这种江湖传统没有中断的地方，没有这些仪式，就是土黑帮，土江湖，但，这就是我们。

太久没有评价电影，主要原因还是影评这活儿越来越学院派，草根们不敢大声喧哗，只敢小声嘀咕。

看完《江湖儿女》，就去翻影评，翻来覆去找不到我想要的一个细节，而这个细节恰恰又是我自以为贾科长想要被看到的，于是决定写出来。

细节就是赵涛手里举起的那件薄纱。

我记得确实是有这段话的。

贾科长或者是接受采访或者是写的文字说过，他在拍《任逍遥》的时候，有次片场休息时间，天空下起来了小雨，女演员手里举起随手带的薄衫遮挡，这番场景打动了贾科长，他就没有停机，继续拍下去，他被一个年轻的女人对自己美丽的那种小心翼翼呵护的态度所感动。

我去翻看所能找到的所有书籍和电影，却寻不到这段的由来，稍稍有些遗憾，好在电影里我找到了印证。

贾科长有着所有文艺工作者都有的通病，一旦有了自己的心结，就永远随时准备拿出来把玩和感慨。

于是，在《任逍遥》里，赵涛举起薄衫遮挡太阳：

在《世界》里，赵涛在仿制建筑下举起了透明的雨衣：

在《江湖儿女》里，赵涛又一次站在尘土飞扬的公路旁边，举起手里的薄衫：

而这个美丽的举动，在《江湖儿女》故事里又有着不一样的意味。

巧巧对黑社会的斌哥树立起一种近乎崇拜的爱恋，那时候她有安全感，年轻，爱美，有精力保护自己免受风吹日晒和雨打。

巧巧“肝胆相照”，承担私藏枪支的罪行，五年后从监狱出来，却经历了背叛、偷窃、欺骗、险被强奸等让人唏嘘的事情，故事的最后，她只化作了安保镜头画面里一个黑色的身影。

这样备受摧残的故事，和那样细心的遮蔽阳光的场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是贾樟柯的黑色幽默。

贾科长的标签多年未变，喜欢描写社会变迁、喜欢思考人和社会群体的关系，《江湖儿女》丝毫没有偏离路线。

我在网上看到贾樟柯早期甚至想把这部电影的英文译名叫做《Money And Love》，幸亏没有，不然就太实在了，有种讲大实话的落俗感。

就这些吧。

因为他想表达的，不用多说，其实大家都明白。

只是看者大多数都是接受的九年义务教育，觉着“无所谓”；有的在各种条幅飘扬的中国特色环境中，已然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

感谢贾科长再次提醒我们“不要因为走的太快，就忘记那些被撞到的人”。

尤其是女性，她们在社会活动中还暂时处于弱势。

如果这个女性恰好是个“肝胆相照”的江湖女儿，就更让人担心了。

前些时间重读张爱玲，张爱玲说她特别喜欢一句瑞士人的祝酒词，用在这片影评的结尾吧：“祝我健康，祝在座的各位健康，祝这个世界上所有17岁的少女们都健康。

”——来自一个我没有豆瓣的朋友 让我代为发表

情感表达是贾樟柯电影的根本软肋。

《山河故人》可以看成是贾樟柯尝试自我突破的作品——因为他要来记录和表达时代和情感之间的关系了——虽然尝试以失败告终。

在此之前的作品中，情感一直是寡淡的。

人处身于环境之中，自发地行动，并没有什么自我情感的东西。

人对自我缺少一种内在的意识，这是大部分中国人的真实状态。

因而在外面描摹便可以了，重要的是“环境”。

可一旦进入角色内心，这种手法便不再有效。

贾樟柯给出的方法是增加信息点，向观众暗示角色内在的心理活动。

比如《江湖儿女》中，为了表现巧巧见完父亲坐上公车感到的落寞情绪，贾樟柯给了巧巧一个全身镜头。

这其实不必要，而且显得鸡肋。

对观众来说，这种离别的感伤一目了然，并不需要这样一个镜头再来提醒他们。

这让观众感觉自己像被牵线的木偶，不断地被提醒应该在何时作出何种反应。

又或者，巧巧在剧院听《有多少爱可以从来》的场景，她其实不需要跟着众人一起合唱。

只要给一个她坐在台下听这首歌的镜头，观众自己会通过联想之前发生的事情，自然而然体验到巧巧内在的情绪。

甚至这首歌都不需要出现两次，一次就够了，歌名如此直白。

但贾樟柯生怕观众看不明白，总会进行一些多余的设计。

这就是为什么一部分感觉敏锐的观众诟病贾樟柯的电影在《三峡好人》之后刻意、生硬的原因。

贾樟柯电影中的情绪是通过外在的形象或符号（特写、合唱、歌曲）来实现的，而不是内在地存在于角色处身的情境中。

甚至对于时代，他也使用着同一套低级的手法。

这在之前的电影中不是的，《天注定》后才如此。

这是否说明了功成名就之后的“科长”离现实社会越来越远，已经无法从客观意义上还原某个时间段内“环境”的真实性。

他是如此繁忙，拍电影、开餐馆、办影展……还要不时地出席会议当委员。

其结果是“环境”在电影中消失了，成了用符号堆积起来的虚假幻象。

《江湖儿女》中的三个时间点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尤其是久远的第一段（2001年）并没有让我们感觉到世纪初大同真实的状貌。

仅仅通过一张申奥成功的报纸或几首歌来点明时代背景，显得低级又无趣。

但很无奈，现在的贾樟柯就喜欢做这样的事情。

如此看来，法哈蒂或达内兄弟用来刻画角色心理的手法显得多么高级。

甚至都不再需要表演，只需要设置情境，演员所刻画的角色自己就会丰满起来。

贾樟柯也许走错了路。

他更应该去成为一位作家，而不是导演。

贾樟柯的写作，给人一种难得一见的浑然天成之感。

远非一些所谓“作家”可能比及的，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使用语言的天分。

一切都恰到好处。

语言的美感、叙述的腔调，以及自然而然引发的微妙情绪，让人跌入唯有语言才能创造的体验空间。

贾樟柯文字中的情感自然、丰沛，为何一到电影中就变得生硬、刻意？

这说明了很多问题。

影像在贾樟柯手上，也许远非像文字那般得心应手。

当他可以用简单的文字传达微妙情绪时，使用影像困难重重，故而他需要符号的帮助。

文字的天赋也表现在了电影台词上，这是贾樟柯的长处，每一部电影总能缕出不少金句。

这是文字的功底，而不是影像造型的能力；后者都交给了余力为来处理。

贾樟柯也不太擅长于构筑情境，这是让剧本出色的最有效方式，需要从戏剧中借来些滋养。

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位一流作家，我们并不想再失去一位一流导演。

《江湖儿女》最近又被讨论得很多，其中有一波是在痛心疾首地感慨为什么到了2018年女人还要死心塌地爱渣男，觉得电影里男女主角的感情线就是老掉牙的“渣男圣母”套路，渣男无情无义而圣母一片痴心，这也太不时代新女性了。

尤其这两天张雨绮离婚的消息爆出来，社交网络上一片叫好，让我想起不久前与踢踢吃饭的时候，踢踢感慨道，现在的年轻人呀，是不接受“委屈”的人设的。

一方面我也认同不必要的委屈无需要忍，大环境已经颇多无奈，身边小环境就最好别再自己给自己添堵，有选择的情况下，该离婚离婚，该绝交绝交，该辞职辞职，断舍离也是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

但另一方面，说回电影本身，我倒觉得有很多可以玩味之处，拨开“渣男”与“圣母”的标签，也放下“痴心女子负心男”的套路视角，能看到更多真实复杂的人情与心事。

斌斌和巧巧的爱恨情仇其实三言两语就能讲完。

大家都年轻的时候，斌斌是当地道上的“大哥”，而巧巧则是“大哥的女人”，后来“大哥”被人陷害，巧巧为了保他入狱五年，而斌斌在这期间另找了有钱又能帮助他事业的新女友（真的是毫不令人意外呢）。

巧巧出狱去找斌斌，斌斌一直躲着不见她，后来终于当面锣对面鼓了，斌斌也一直嗫嚅着给不了一句痛快话，真的是烂泥扶不上墙，到最后还是巧巧替他讲了，说我们从今往后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后来又过去好些年，斌斌半身不遂了，竟然就又跑回来找巧巧，老浪子一朝回头，不是情之所至，而是生活所迫。

这种男的在一般的叙事里就是教科书级别的“渣男”，但我现在倒觉得，他不是渣（如果渣等于坏的话），他只是弱。

他不是坏人，只是一个银样镴枪头，一个外强中干的空壳子。

的确，他不负责任，没有担当，但是对于这种人来讲，实话实说，指望他有担当，那就是超纲了，非不为也，乃不能也。

从斌斌、以及斌斌的同类的角度来看，他选择和什么人在一起，其实和爱不爱也没有多大关系，反正他即使爱一个人也是羸弱地爱着。

他的爱不值钱，也不够看。

片子里两次唱到“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很老的情歌，里面写，“为什么明明相爱，到最后还是要分开”，少年时不懂，为什么感情还在的两个人却到底不能相守，后来才看到，那是因为在很多人的取舍权衡里，感情根本排不上号。

“自我”永远都比“感情”重要。

人终其一生都努力向自己所设想的那个理想自我靠近。

在有的人的自我预期里，他觉得自己就得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所以他要努力做一个好男友、好丈夫、好父亲，和具体碰到哪个女孩子也没有必要的联系；而有的人理想的自我，是要男子汉建功立业美人在侧，“功业”比“美人”重要，“美人”的元素比具体的人重要，恰好遇到小红，那身边的人就是小红，改天因为一个契机又碰到小兰，那小兰也不坏，你非要问他你爱哪个？

他也没想过这个问题。

回到斌斌其人，他显然就觉得自己要“干出一番事业”，做一个大哥，有马仔有女人，在大同的时候，身边的女人是巧巧，他觉得蛮好，后来被人暗算入狱又出狱，跌入人生谷底，这时候林家燕和她哥哥能帮他，那就和林家燕在一起，几乎是顺理成章无需多想的，和爱不爱也没什么关系，和林家燕好还是巧巧好也没有关系。

而当他又落魄的时候回去找巧巧，就像他自己说的，全大同只有巧巧不会笑话她，因为巧巧人好，对他有情有义有怜，但和爱不爱巧巧有关系吗？

关系不大，他显然也会关心一下巧巧的婚恋状况，但那点儿小心思只够在心里打个转，连见光的勇气都没有。

像这样的男人呐，心理能量就是不太够的，看着威风，其实羸弱，光怜爱自己就已经耗尽了心力，实在没有多余的爱意分配给余人，都是选择，都是生活，爱不爱的，没想过。

与他相比，巧巧这种女人倒是强韧得多。

《江湖儿女》是我看过的第一部贾樟柯，看完后迅速迷上了女主演赵涛。

她饰演的巧巧是那种生命力非常强悍的中国女性，无论怎么样都能想办法活下去、脱出困境。

相应的，她的感情也比斌斌这种先天情感贫瘠心力脆弱的人要丰沛得多。

我也是越长大越能理解为什么会有女人这么喜欢这种“渣弱男”。

其实我以前也写过很多次了，感情这种事，就是甲之熊掌乙之砒霜，没有一般标准的。

一般意义上觉得“好”的良配，靠谱的忠犬暖男，不见得吸引所有人，而各种意义上的“渣男”，也从来不缺乏前赴后继的女孩子。

有人就是爱这一款，不了解的时候盲目地带着崇拜的爱，了解的时候清醒而认命地爱，有什么办法呢，自己就吃这一款，明知道这个人没有担当，不是英雄，不仅不强大，还很脆弱，还死要面子，还自私，但你就是做不到完全不管这个人去过你的灿烂人生，这也是你的命运。

所以巧巧还是收留了多年后狼狈回来找她的斌斌，她也是坦然接受了一个事实，无论是出于感情还是出于道义，甚或是出于对自我良知的要求，她都不可能袖手旁观放任不管。

人与人之间，不管是恋人还是知交，哪怕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总还是有义气在的，这份“义”是道也是情，也是“只为一点慈悲心，不见公子到来临”。

其实懦弱无担的男人和艳烈坚韧的女人也是中国故事里的经典配对了，从杜十娘霍小玉到如今的巧巧，昔日多有人感慨她们遇人不淑真情错付，然后总结经验教训就是女人一定要擦亮眼，或者女人一定不要轻信男人。

其实这都是很不现实的，而“不信”有“不信”的沉闷，“轻信”亦有“轻信”的欢喜，何况，有些人就是无法自拔地喜爱那些弱男人，像杜十娘对李甲的动心，不就是喜欢他哭哭啼啼一无所有地也要粘着她、跟着她，而她把他抱在怀里，软言抚慰，越看越爱。

怡微写的有趣，李甲后来出卖杜十娘也不是因为看不起她，他压根儿想不了那么多，他只是觉得，杜十娘总会有办法的。

所以，就是喜欢“渣弱男”要怎么办呢？

其实也没什么，越早看清这件事越好，你爱的这个人，就是很难承担你的情感或者背负你的期待，就要想清楚，你更看重的是什么，是心动的感觉，是有安全感的依靠，是温柔的呵护，还是母性的满足，想清楚之后，坦然接受自己选择的路。

过日子冷暖自知，求仁得仁，也有人过得很开心的，反正他们情感丰足精力充沛，陪你兜圈，不怕浪费。

如何得与凉风约，不共尘沙一并来。

爱其少，爱其老，爱其轻佻，爱其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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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儿女》进一步暴露了《天注定》《山河故人》以来贾科长故事中细节单薄、叙事呆板、不断重复自己的元素等问题。

这也是电影体制和生态的问题，看不到更深刻的思考和新鲜的元素，只是感情更加浓郁和柔软了。

贾科长满怀柔情的注视着自己的媳妇，任赵涛老师在镜头前脸谱化的张狂表演，从第一个镜头巧巧走进赌场就完全出戏，大同市井肯定有这样倔强个色的女孩子，但赵涛老师瞪着丹凤眼、抖着抬头纹傲娇十足的京剧范儿表演，匆忙突兀的从年轻穿越到沧桑，对于她老公要表达的乡土情怀或乡愁，是一场灾难。

廖凡一脸严肃的请出二哥，我就喷了，科长，你是来逗比的吗？

不过这种轻幽默没有伤害整个电影的风格，倒是无伤大雅。

我最不满的是，科长，儿和女有了，“江湖”在哪里?在不断渲染情感的港片歌曲里？

在麻将、五湖四海酒和怀旧感爆棚的录像厅里还是街头斗殴里？

在巧巧敲诈张译的技俩里？

科长，你是要寒碜俺们吗？

哦，对了，那谁不是早就说过吗？

我们中国根本没有黑社会！

也就没有江湖。

从几次关于持枪的讨论可以看出科长为了电影上映做了最大妥协，走了和《天注定》完全相反的路径。

挂着王中兄弟名字却删掉冯裤子所有戏份，也不得不让人寻味。

大概“江湖”就在斌斌和巧巧俩人嘴边，你是江湖的人，我才不是江湖的人，有了它你就是江湖的人，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科长，咱能再流于表面和概念吗？

“留白”可以，但过多的留白只能暴露苍白和懒惰，当汾阳小子变身文化名片和文青领袖，也就不能指望他有当年的创作冲动和严谨了。

唯一安慰的地方是审美的坚持，贾科长最大的魅力是他镜头里那个乡土和惊奇混杂、琐碎庸常和奇观迭出的中国底层社会，各种现代的表象和土得掉渣的内在混杂，杂交蘖生出各种无底线的奇葩审美和伦理奇观。

嘴叼自行车、大佬葬礼跳国标、马戏团里唱情歌。

眼前这个活生生的中国每一天都在上演着各种喜剧、闹剧。

除此之外，这次贾科长的电影乏善可陈，我最多给6分。

1同样是小地方的“黑帮片”，侯孝贤的《南国再见，南国》和贾樟柯的《江湖儿女》拍出了完全不同的味道。

侯孝贤更在乎“空间”，贾樟柯更在意“时间”。

所以《南国再见，南国》拍的是从一个绿色墨镜中看到的浮躁又凝滞的世界。

而《江湖儿女》则用大量的时代符号，来标记贾樟柯心中的那个远去的江湖。

这还只是表面影像的不同。

更深层的差异是，侯孝贤的电影是没有“敌人”的。

若有的话，也只能归结为“天道不仁”。

他把人的失败，拍成了一种内在的属性，不是外力所为，而是人与生俱来的命运就是被无常玩弄。

贾樟柯的电影，一直都有明确的敌人，就是“时代”。

《小武》中的小武败给了金钱时代，他偷钱，显然是犯了时代的大忌，毁灭是必然的。

《站台》中最清晰的符号是列车，它象征着一个滚滚而来的新时代，可是列车每每经过小镇却从未停下，这里的人们是被时代抛弃的人。

《山河故人》看似不同，讲了新时代中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

可他们真的幸福吗？

不，他们赢了钱，输了山河与故人。

所以贾樟柯的电影，从来都是把“时代”作为靶子，猛烈开火的。

《江湖儿女》也不例外。

影片分为清晰的三部分：旧江湖、跑江湖和逝去的江湖。

最终导致江湖逝去的，是商业时代对于江湖道义的彻底摧毁。

影片开始，斌哥在麻将桌上平了一件事。

什么事？

钱的事。

老贾借了钱，想要赖账，斌哥没多说话，把关二爷的像请出来，分分钟解决了问题。

说明那时候江湖规矩是凌驾于金钱之上的。

你想认钱不认人，不行。

可时代变迁的速度，总是超乎想象。

先是二勇哥在一帮混不吝的小流氓刀下惨死。

不久，斌哥也遭遇不测，两个小年轻冲上来打瘸了他的腿，只因为认错了人。

是真的认错了吗？

不得而知。

但无论真假，都是件尴尬事。

若是假的，说明有人根本不把斌哥放在眼里；若是真的，说明斌哥早已不在世人的眼里。

斌哥从监狱出来，大家都忙着挣钱，没人来接他。

他的小弟们开着宾利耀武耀威，这个曾经的老大，有一种深深的失落。

当“金钱”替代“情义”成为维系社会关系的新纽带，斌哥的江湖就已经远去了。

因此他抛下巧巧，离开伤心地，从一个所谓“江湖人”变成了一个“买卖人”。

其实这一切早有预言。

影片的第一段落中最深情的画面，就是这群黑帮分子聚在录像厅里，抽着烟，一起看枪战片。

屏幕上枪声四起，屏幕两侧悬着两盏圣洁的灯光。

看的人一律西装革履，仿佛是参与教堂里的某种仪式。

那分明是一场悼念。

悼念一个濒临逝去的江湖。

2很多人调侃这部电影应该叫“江湖女儿”。

是句玩笑，但大体不错。

影片的重头戏都在巧巧身上。

问个问题：斌哥和巧巧，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江湖人？

答案很有意思：斌哥以为自己是，但其实不是；而巧巧以为自己不是，但她才真的是。

影片中有个很重要的道具，枪——斌哥的枪。

这把枪先后开过三次。

第一次是在那片象征“江湖”的荒原上，斌哥握着巧巧的手放了第一枪。

而这个男人始终躲在女人身后。

这几乎预言了后面的故事走向，在那场打斗中，正是巧巧对天两次鸣枪，救了斌哥，并认下了所有罪行，帮斌哥挡了“枪”。

而随后呢，斌哥消失了。

在巧巧入狱的五年中，他不曾探望，独自远走。

他原本以为自己是条硬汉，可在冷峻的现实面前，却不堪一击。

其实斌哥眼中的江湖，从始至终都带着一股“中二”气质。

他对巧巧说：“我们这种人，迟早是要被干掉的。

”巧巧冷笑一声：“我看啊，你就是录像看多了。

”真正的“江湖人”是什么呢？

和枪无关，和暴力无关。

它本质上是一种处世原则，只要履行这一原则，就是江湖人。

那原则只有一个字，就是：义。

义字扩展开是八个字：以诚待友，以直报怨。

前者说的是“情义”，后者说的是“正义”。

在跑江湖的段落里，巧巧用行为诠释了她“以直报怨”的正义观。

她从行为不轨的男人那里骗钱，她从想和她“耍一下”的司机手里骗走了摩托车。

最典型一场戏，是她打跑了正在揍小偷的人，然后自己冲上去打小偷，讨要钱包。

因为她觉得，打女人的人，该打；偷钱包的人，也该打。

一码归一码，这就是她行走江湖的“正义”。

而对于斌哥，她经历了从“有情有义”到“无情有义”的心理转变。

斌哥抛下她远走他乡，巧巧去奉节寻人。

故事仿佛瞬间掉进了《三峡好人》的时空。

而结局也是类似的。

女人只是要男人一句郑重的道别，男人却避而不见，两个人甚至没有在废墟前跳最后一段舞蹈，也只有火盆中的灰烬在静静燎干最后一丝感情。

至此，巧巧对斌哥的情，已然断绝。

多年后，斌哥拖着偏瘫的身体，潦倒地回到大同。

巧巧把他接回家，照顾如初。

斌哥不解，“为什么你已对我无情，还要这样？

”巧巧笑了，“你不是江湖人了，你不懂。

”

影片自始至终，只有巧巧代表着所谓的江湖，她懂得“义”字的分量。

而斌哥只是一个自以为义却终究负义的人。

正如在那片荒原上，最开始是斌哥教巧巧拿枪，而最后却是巧巧教斌哥走路。

这个表意再明确不过了。

在江湖上行走，从来不靠枪，而要靠“行得正”的义气。

最终，老炮儿离开，侠女再次陷入孤独。

不过，只要有她在，那个江湖便有一息尚存。

3在《江湖儿女》中，贾樟柯有个明显的变化，他变逗了。

虽然他探讨的主题仍然是巨变的时代将个体边缘化的悲剧，可这次，他除了温情和尖锐，又多了一些戏谑。

这在观感上，似乎是件好事，可它带来的问题也很严重。

什么是戏谑？

戏谑是对于悲情的消解。

做到极致，就是周星驰，用戏谑将悲情彻底解构。

看星爷的电影，你会在大笑过后的反刍中，发现那些隐藏却又刻骨的酸楚。

另一个克制的例子，是《南国再见，南国》。

全片只有一处稍显戏谑的地方。

影片主人公是个帮派的小头目，他看见小弟又把家里弄得一团糟，骂了一句：“Cao，阿扁，你也帮老大维护一下家庭环境嘛。

”这句话很逗。

首先它很真实，是人物在那个处境中的自然反应。

同时它也很悲哀，小头目在外面平不了任何事，回到家甚至连小弟也搞不定。

这是这个人物深层的悲哀。

因此这处戏谑就很到位，毫无设计感，有趣，又反衬出人物命运。

由此看《江湖儿女》，贾樟柯不可能有星爷的极致，也没有侯孝贤的精致。

他对于几个喜剧段落的处理，都严重消解了悲情，同时还带有浓浓的设计感。

无论是巧巧爸念大字报的段落，从文字到口音的喜剧化处理；还是张译扮演的负心汉，从一出场就范伟上身，一副“买拐”非我莫属的样子。

最可惜的，就是徐峥的段落。

相信很多观众都不明白，影片安排徐峥这么一个逗逼角色用意何在？

还有巧巧为什么会看上他？

其实那本可以是个很深情的段落。

还记得影片开始，巧巧和斌哥说着要去新疆开个小买卖，过安稳的日子，却最终没有实现。

两人分手后，巧巧在火车上遇见了要回新疆的小店老板徐峥。

其实徐峥就代表着“生活的另一种可能”。

如果当初斌哥去了新疆，现在很可能就是徐峥的样子。

所以巧巧一度想和徐峥一起，就是想寻回本可能拥有却已永远失去的生活。

本来是很深情的，可徐峥一上来满嘴UFO，所有情绪都跟着飞跑了。

这是贾樟柯有意的吗？

我觉得是的。

甚至你也不能把它理解为一种类型化的尝试。

显然在一个诉诸于悲情的影片中，做喜剧类型化的尝试，是个太不明智的选择。

那么为什么呢？

我觉得它暴露了贾樟柯一种深层的焦虑，就是对于他最关心的命题的无解焦虑。

在《三峡好人》里，这种焦虑表现为不断飞过的“飞碟”，用一句话总结就是：他对于现实感到无力，只得寻求超现实的答案。

到了《江湖儿女》中，这种焦虑不仅再一次体现在“飞碟”上，更体现在“戏谑”上。

当你遇到一个很想求解的问题又求之不得的时候，人往往会用一个玩笑来劝慰自己，“其实没那么重要。

”这是一种自嘲，也是一种自愈。

贾樟柯自从开始研究天体物理后，厌世情绪极端严重。

在采访中他表示：无论什么问题，只要提不出新的观点，就没有办法在更大的层面上求得理解，形成共识。

正如他看着这个向前飞奔的社会，不断牺牲个体甚至一代人的命运。

这是历史的必然，没有任何出路。

他无法给出答案，也只得在影片中保留自己的无力，并用幽默聊以自慰。

4在《江湖儿女》中，无处不浸透着贾樟柯的无力。

这种无力，体现在他对“时间流动感”的把握上，虽然影片跨越了18年，但感觉又是凝滞的。

或许只是因为，每个时代的悲剧都差不多。

这种无力感，更体现在他对于影片结尾的处理。

这个处理可以有很多的走向，但都没有跳出他曾经给过的答案。

比如，你可以让巧巧在舞厅里再跳一回《YMCA》，这就是《山河故人》。

你可以让斌哥和巧巧回到大同后，过上了最最无聊的日子，这就是《站台》。

你还可以让斌哥打人入狱，拖着半残的身体唱《浅醉一生》，这就是《任逍遥》。

而影片真正的结尾，是什么呢？

巧巧的身体在摄像头的注视下，不断模糊，最后定格，成为凝视。

这难道不是《小武》结尾的加强版吗？

只不过是将“具象的人群”换成了“抽象的时代”而已。

贾樟柯在他最关心的命题上，已无法再提供新的答案。

这是他个人的困境。

或许也是这个时代的困境。

《江湖儿女》开场第一个镜头，一辆颠簸的老式长途汽车上，一个小孩在倚窗而眠。

突然她惊醒了，好像察觉到什么，扭头望向了摄影机。

这段如同“垃圾胶片”的影像如此原始、真实而锋芒毕露，让我想起20年前那部《小武》，第一场戏也是小武坐长途汽车，他声称自己是警察拒绝买票，接下来的小动作却证明他其实是个小偷。

那段4：3画幅、砂砾般粗糙画质的开场同样惊艳过欧洲影坛，从那时起，贾樟柯便被誉为“亚洲电影的希望之光”。

20年过去了，比《江湖儿女》里的时间跨度还要长，贾樟柯已经从流传在盗版碟贩间的“贾科长”变身为知名导演、成功商人，但对家乡故土的守望，对时代变迁的敏感，对艺术本源的初心，他从未改变。

《江湖儿女》结尾最后一个镜头同样是“垃圾胶片”式的影像——监控摄像头里，巧巧的神情显得烦躁而迷茫。

这样无意义的监控画面最终并不会被保存下来，就像很多江湖上叱咤过的大哥一样，最终也都消失在了风里。

· 时代早年贾樟柯《故乡三部曲》分别聚焦一个时代——《小武》发生在90年代，《站台》讲80年代文工团，《任逍遥》背景是世纪之交。

《世界》《三峡好人》《天注定》近乎发生在当时当下语境，而最近两部《山河故人》和《江湖儿女》的共同点是都有超长时间跨度，不仅展现某个时代人的风貌，更注重展现在漫长时间流变中社会和人的变迁。

为表现不同的年代感，《山河故人》和《江湖儿女》都采用了不同摄影器材、不同画幅画质，给人直观的视觉冲击。

服装、化妆、交通工具、通讯工具等细节变化也构成了年代提示。

不同的是，《山河故人》有意突出了这些区分，而《江湖儿女》选择了渐变和融合——去掉了年份提示字幕和小标题，将年代融入叙事中而非引领叙事，整体摄影风格也更为统一。

不知不觉间，银幕里的人物和银幕外的观众就已经经历了岁月流逝，这样回过头看，才会更加感慨万千。

· 变迁当时间跨度足够长，社会就会发生变迁，作为小人物只能被裹挟其中。

尤其对山西，这个片中徐峥所说的“能源单一型省份”，许多家庭都面临着改制和迁移的焦虑。

巧巧说她有可能会跟随父亲被迁移到新疆，她父亲务工的煤矿代表即将被消耗殆尽的传统工业；斌哥听了却不以为然，因为斌哥所在的机械厂恰好应了拆除重建的潮流。

两人的分开，其实早就被时代写下了伏笔。

煤矿开始转型改制，在私有化过程中激发起一系列矛盾。

巧巧的爹借着酒劲痛斥经理的贪腐行为，让人想起《天注定》里姜武饰演的愤怒矿工大海；《山河故人》里的张晋生也是趁着承包煤矿的时机，开除了他的好友兼情敌。

巧巧出狱后，乘坐长江客轮去重庆奉节寻找斌斌的下落，与《三峡好人》里三明寻妻的路线叠合。

她看见上涨的水位线吞噬着县城，即将登船的移民们脸上充满迷茫。

三峡人和山西人一样，在巨大变迁中被迫离开家乡；根不在了，人心也就变了。

从大同到奉节，从北方到南方，从中原到新疆，从火车到渡轮……这是贾樟柯电影地域跨度最广、主角出走最远的一部电影，向我们徐徐展开一幅千里江山画卷。

· 金钱《江湖儿女》的原英文片名是《Money and Love》，金钱排第一，爱情排其次，很俗，但也很贴切。

钱、情、义的关系，构成了这部犯罪爱情片的主线。

巧巧是某种意义上的现代女侠，在被金钱欲望笼罩着的社会里，只有她仍在坚守着江湖道义。

巧巧讲究，斌哥的司机送她回家，她觉得耽误了人家干活赚钱，坚持要付车费；巧巧也霸气，斌哥走后留给她一沓钱，她气不打一处来：我出于义而收留你，结果你还是拿钱来衡量？

巧巧和斌哥因对钱的观念不同而分道扬镳，斌哥心里有一口气，总想搏一把。

他不服：为什么连我过去的马仔都能开上宾利？

时代剧变，总有人突然转运，贫富差距扩大，就会引起人心的失衡。

计划经济改制后，许多人对金钱的崇拜到了疯狂的地步，连《三峡好人》船上卖艺的人都吆喝说：“人在水上漂，就要靠美钞！

”《山河故人》张晋生更是给儿子起名张到乐（Dollar），生下来就奔着出国发财。

· 爱情贾樟柯的电影里，几乎没有圆满的爱情。

《小武》里的小武和梅梅止于暧昧，《任逍遥》里的巧巧有男友却节外生枝，《山河故人》好不容易从三角恋到修成正果，最后还是离了婚。

《江湖儿女》也有过三角恋情，最后也落了个一场空。

巧巧和斌斌对待爱情的态度迥异，巧巧暗示想有个稳定的家庭，斌斌却并无意愿成为她的“家属”；巧巧一根筋追问“我还是不是你的女朋友？

”斌斌只能仓皇回避说，“我已经不是以前的郭斌了。

”斌斌中风后回到家乡，这次轮到他主动索求——“怎么没成个家？

”“你怎么不问我林家燕去哪了？

”还在车上握住巧巧的手，希望能重归于好。

可巧巧漠然地说，江湖不就是个义字。

有义无情，无关爱情的情，是对当年绝情的最佳回击。

· 群像从第一场戏开始，《江湖儿女》就注定不只属于巧巧和斌哥，还有社会上三教九流的众生相。

赵涛作为贾樟柯电影固定的符号，重新穿上了《任逍遥》里的红罩衫+黑肚兜、《三峡好人》里的黄衬衫+拼色单肩包，就像从过去的贾樟柯电影里一路走过来的女人。

她是主角，也是时代的看客，镜头跟随她走南闯北，去捕捉各个阶层的人物群像。

贾樟柯的电影拒绝崭新的摄影棚，他喜欢“把摄影机扛到大街上”，去开阔的公共场所里纪录工人、小偷、流氓、警察、知识分子、富商等各色人物的状态和表情。

《江湖儿女》的特别之处在于，贾樟柯一反对非职业群演的执着，请来徐峥、张一白、张译、董子健、刁亦男等大众熟脸来客串，而且演的大多是油腻的“骗子”——他们有的以科学家自居结果是个开小卖铺的，有的身为“十大杰出青年”却在外养小三。

而多次被骗之后，巧巧也变得世故圆滑，学会了以牙还牙的生存之道。

· 歌舞赵涛是舞蹈演员出身，她在贾樟柯电影里的角色设定也大多跟跳舞有关。

贾樟柯对文工团、小剧场、KTV、歌舞厅等声乐舞蹈场所有着根深蒂固的情结，类似场景出现在贾樟柯的每一部电影里。

《江湖儿女》里，巧巧和斌哥在舞池里尽情蹦迪，跳了一段和《山河故人》里赵涛与张译的一模一样的舞。

二勇哥为他们带来了更新鲜的国标，巧巧摇摇头说，太洋了，学不来。

电影里还干脆插入一段纪录镜头，大爷大妈在街上快活地跳广场舞，每个人眼里都闪着光。

对时代金曲的运用也是贾樟柯的拿手戏。

这次用的是《喋血双雄》的主题曲《浅醉一生》，与《江湖儿女》情境相符。

巧巧失意后去听奉节的小歌舞团演出，跟着大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当年《三峡好人》里也有个光膀子的男人在舞台上唱歌，上回唱的是“酒干倘卖无”。

《江湖儿女》从时间跨度上看，几乎覆盖了前作的绝大部分年代背景，而角色、演员、台词、情节、服装、道具都有“致敬”前作之处，可视为贾樟柯创作20周年的一次阶段性总结。

“江湖儿女”这个名字看似武侠片实则不是，但接下来贾樟柯真的要大步跨越到古装武侠片领域了，《江湖儿女》大概要成为一道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分水岭了。

当然，相信《在清朝》的内核一定还是一部贾樟柯作品，也一定会继续讲述江湖儿女的爱恨情仇和侠义情结。

无论着眼于哪个时代，贾樟柯心中怀揣的都是他对当时当下的那份情怀。

就像管虎说的：“再过50年回头看，最能反映当下中国的，就是贾樟柯的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