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局

原文首发于真实故事计划撰文：葛诗凡；编辑：温丽虹1.起点北京的西土城路4号，北京电影学院，是一个承载梦想的地方，这里每一个人都可能想当导演，包括保安。

早上七点，C楼保安监控室里，张中臣摘下对讲机放到一边，脱下保安帽，解开别着保安袖章的制服大衣，套上自己的羽绒服。

2013年2月的一天，他下班了，今天是他的开学日，作为北京电影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剧作专业的新生。

此前，他已经在北电做了一年多的保安，蹭了一年多的课。

多了个学生身份，他就又有理由在北电多呆两年。

北电的校园不大，从保安的角度来看，它有五个校门，最大的西门要有保安值守站岗。

每幢教学楼的一层，都会设置一个问询台，保安会负责坐在那里。

C楼是保安队监控室所在的地方，实时播放监视器录下的影像。

标准放映厅周一到周三播放电影，保安需要检票、把门。

校园的每条小道上，保安带着手电筒和对讲机，巡逻、在执勤点打卡。

从2011年到2015年的四年间，这些岗位张中臣都呆过。

每天下午两点，是他一天中最紧张的时刻。

保安队会全体在东大门集合，汇报当天的工作情况。

在宿舍穿戴整齐好保安制服后，他把帽檐压到最低，跑着穿过人流，迅速把自己埋到队伍中间。

他不想让相熟的学生认出来。

C楼的监控室是他待得最久的地方，比宿舍还久。

大部分时候是在晚上，十一点上班，次日七点下班。

北电的监控室有一整面墙都是监视屏幕，被分割成十几块长方形，上面分布着北电的角角落落，俯视着碰巧经过的行人。

张中臣对正在发生的影像没有太大兴趣，他在监视屏前支起另一块电脑屏幕，放贾樟柯和比尔·道格拉斯、黑色电影、法国新浪潮，沉浸到自己构造的影像世界。

监控画面显示，徐浩峰走进了西土城路4号的大门。

两分钟后，张中臣又在链接教学楼C楼门口监控的显示屏里看见了徐浩峰，导演往114教室的方向拐了过去。

张中臣面前，监控室墙的另一面就是114，北电最大的阶梯教室，备受学生推崇的热门课往往都安排在这里。

有时，来蹭课的人们会把教室的过道都塞满。

徐浩峰在北电的《视听语言》也在这里上课。

徐浩峰的电影里遍是武侠、侠气，上课时则喜欢讲新好莱坞时期的美国电影，从《荒野大镖客》讲到《教父》，分析经典的镜头。

现在，好莱坞经典结构的分切已经不再吸引张中臣。

在北电的四年，他看了许多欧洲电影，渐渐地，他站到了用诗意承载更多表达可能的那一派中。

这不算反叛或者推翻，只是另一种方向的生长。

不过张中臣喜欢听徐浩峰讲《视听语言》，因为他讲课金句频出，很少重复。

张中臣前后听了四年，不会感到厌烦。

早晨7点，夜班结束。

张忠臣脱下保安制服走出监控室。

他戴着黑框眼镜，身形瘦削，本就在上大学的年纪。

脚踩着一双帆布鞋，他很快就混入了上课的人群中。

在踏入电影学院之前，张中臣过早地被扔到流水线上，承担起生活。

2010年，他大专毕业后，进入安徽芜湖一家空调制造厂工作。

这里离他的老家砀山县有7小时车程。

高中毕业后，每个暑假他都在流水线上度过。

对于农村孩子来说，工厂是新时代的田地，前途既定安然。

在空调厂，张中臣被分配到胀管车间，做空调外机所需的过滤网。

前面的女工给一个网片穿上十根铜管，配件躺在流水线上经过张中臣，他一次取下三片网片，放进胀管机，关门，按下开关，几米高的机器就压下来——轰隆轰隆——叶片成型，每个流程不过几十秒。

这样的动作他每天重复做12个小时。

2.松脱的螺丝钉厂房外的开发区，三车道的马路比一般的省道都要开阔，方便大卡车进出于此。

从高空俯瞰，一间间工厂四四方方，模块式地嵌在城市和乡村中间。

工人可以在厂区完成任何事，吃饭、娱乐、结婚生子。

张中臣租住的公寓楼属于奇瑞汽车厂，新晋的员工分到一间单人宿舍，有了意中人后，可以用员工价买一套两室一厅，在厂区成家、完成生命的延续。

一次，胀管车间隔壁车间的一个电工在检修电路时触了电，从两层高的机器上摔下，跌落的瞬间就失去了意识。

张中臣看着救护车拉走了那个电工。

此前，他们是烟友，是在工作间隙围在一起抽廉价香烟，在烟雾下谈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的工友之一。

他们还曾在半夜爬上大卡车后面乘凉、睡觉，但谈不上有多相熟。

那之后，张中臣再也没有见过他。

电工的意外，让张中臣意识到，工厂区许诺着安稳的未来，也伴随着危险和意外。

有时，庞大的机器轰鸣着升起又落下，张中臣会想象在某个失控的瞬间，自己的手会落得和网片一样的命运，被无情地压成薄片。

想要逃走的念头冒了出来。

他想起大二的暑假，在一家制造风力发电叶片的工厂打工。

两半叶片合模的时候，需要工人爬到中间一点点地刷胶。

天津的盛夏，模具底座不断加热，他被封闭的防护服包裹着，给叶片刷胶，一路刷，一路往叶片中心走。

越往里面，叶片的缝隙就越狭小，他感觉自己身处一个黑洞，没有方向。

流水线上的一颗零件松动了，只是还不知道落向何处。

2011年国庆假期，张中臣坐着绿皮火车北上到北京电影学院，投奔在那里当保安队长的哥哥。

在北电，他每天混入上课的人群，在校园里闲逛。

一天下午，他晃荡到114教室，教室里零零散散地坐着几个学生，张中臣随意挑了个位置坐下。

那是第一次，他在好奇心驱使下，想听听看北电的课是什么样的。

一个女老师踏着铃声走进教室，告诉学生这堂《大师研究》要研究李安的《喜宴》。

窗帘拉合、灯光熄灭，教室旋即陷入漆黑，唯一的光亮在大屏幕处。

课上播放的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早餐的一场戏，男主向父母宣布下午结婚的消息，西方简单的结婚公证和东方隆重的仪式传统产生了冲突。

放毕，老师打开灯，在黑板上画机位图，这场戏五个角色，用了三个摄影机，通过镜头的剪切和衔接表现出了人物的冲突以及文化的冲撞。

《大师研究》是北电高年级学生才会上的课，那时候，张中臣不知道这叫拉片，他所理解的电影就是村委会露天放的抗日片，县城电影院里放的好莱坞动作片，同学在录像厅租借的港台警匪片。

张中臣单纯地被电影吸引了，问哥哥要来了北电各个专业的课程表，穿梭于北电的各个教室，能蹭的课他都蹭。

年底，为了维持生计，张中臣去应聘了北电保安的工作，保安队的工资是他在空调厂的一半还不到，但包吃包住，让张中臣在北电有了落脚处，方便他白天在这里蹭课。

一天上夜班，张中臣打开了贾樟柯的《小武》，小武在一辆晃荡的城乡巴士上行窃。

贾樟柯的汾阳与张中臣的砀山交汇出了叠影。

这辆巴士和张中臣初高中每周从学校坐回家的那辆一模一样。

从砀山县城到他的老家张庄村，有五十分钟的车程，那趟车破破的，人也没那么讲规矩。

有个角落的座位被拆了放轮胎，大家就凑合着往轮胎上坐。

张中臣背着书包，妇女牵着孩子，老人提着X光片，巴士依次在村镇停靠，大家各怀心事。

高中时他不想在学校待，也和小武一样，终日在县城晃荡，去网吧、游戏厅、台球厅。

他漫无目的地压马路，有时在远处看朋友打架。

影片里警察穿的大衣，他妈妈也有一件。

原来电影可以拍身边的小人物，创作也没那么复杂，他想。

从流水线上松动脱离的零件，在那时找到了想要落下的地方。

3.想表达的第一次举起镜头，张中臣从模仿开始。

贾樟柯的纪录片《公共场所》给了他灵感。

2013年冬天，他借来相机，将镜头对准边缘的人：北京西站里的农民工扛着蛇皮袋，奔赴流水线；天安门礼花下，保安正在站岗。

他和张中臣一样，无法在春节返乡。

生命力在镜头里、在北京的积雪上氤氲，琐碎又鲜活。

那个夏天，张中臣开始寻找自己想表达的。

回老家探亲时，他将镜头对准了自己的村庄。

他拍打扑克，三四个人围坐在村口的大树下，后面又三三两两围成了松散的圈。

他们打扑克特别用劲儿，喊着“对A”，啪一下把一双牌甩到木板上，眼里透着得意。

张中臣用镜头放大他们抽烟的姿势、脸上的褶皱，真实的生活因为镜头的截取，有了电影感。

西瓜结成拳头那么大的时候，张中臣的妈妈沿着田埂，给每个瓜苗松土施肥，相机跟着妈妈，一点一点地往前挪。

回家时，妈妈在河边的柳树下捡了一捆树枝。

镜头里水面闪着波光、柳树随风飘摇，妈妈转过身来冲着镜头笑了笑。

这个画面击中了张中臣，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后来拍《最后的告别》，水面和柳树组成了全片的第一个镜头，也定下了全片的美学基调，明亮又干净。

一个赶集的日子，张中臣拿着相机，坐上爷爷的三轮车去集市。

小贩们带着应季的蔬果，从村庄汇入镇上，招呼着买卖。

砀山酥梨是当地的地标产品，小时候家家户户都种。

后来卖不上价，有几年梨子都烂在了坑里，很多梨树就被砍掉了，包括他家的。

张中臣记忆里满园的梨花已经变得很淡了，村里簇新的楼房逐渐取代了一层的砖土平房。

甚至连他的父母，也在几年后离开了村庄。

镜头带着张中臣去重新审视这块自己生长的土地，原来他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村庄被时代推着走，个人在里面沉浮。

想法逐渐明晰起来，他决定拍他的村庄，而切口可以是那一桩杀人案。

张中臣的童年，被十岁那年村里发生的一桩杀人案分割成两半。

九岁以前是亮色调的，太阳能照得皮肤反光。

他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没多受管束，和发小在田间爬树打闹，在树林里捉蝉猴，走几里地去村小上学。

夏天太热了，一家人就睡在屋顶上。

九岁那年，张中臣升三年级。

开学前夜，发小被他的亲生父亲杀害了。

凶杀发生得没由来。

男人患有精神病，半夜里找不到手表，就拿斧头把睡梦中的两个儿子劈死了。

命案的阴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笼罩着村庄，张中臣不久之后就被父母送去了更远的小学，告别了在村庄生活的日子。

发小的墓地逐年被杂草掩盖，这件事的阴影挥之不去，每次回到老家，一个念头就会浮现在张中臣脑海里：如果发小没有被杀害，他该如何面对父亲？

这成为了张中臣的长片《最后的告别》剧本创作的原点。

4.保安队和乌托邦《最后的告别》的主人公方圆是一个聋哑人，三十出头，在工厂当保安。

有一天，警察找上门来，他的父亲在精神病院杀了看护潜逃。

故事简单，人心复杂。

复杂的人心浮在脸上。

全片大量的镜头给了方圆近景特写，这张脸承受苦难、疏离淡漠。

饰演方圆的是张中臣的保安同学王耀德。

在北电读书的时候，王耀德就是张中臣的主演，演过保安、销售员和杀手。

那时候北电保安队二十几人，有七八个人特别爱电影。

来到北电，有些为了逃离，张中臣逃离流水线，王耀德逃离家庭。

还有些为了梦想，比如李想和张秘密，都毕业于师范大学，想考北电的研究生。

他们都爱电影，也都没什么钱。

李想相当于张中臣的半个电影导师，带他入了门。

相对于其他白纸来说，李想那时候已经对许多电影理论信手拈来，他的硬盘里，按类型、按导演躺着很多张中臣连名字都没听过的冷门艺术电影。

那时候，宿舍随意地贴着电影海报，聊得也大多和电影有关。

他们从来不聊未来，好像期待这个被电影填满的乌托邦不会醒来。

有时候他们需要提交一些短片作为课程作业。

几个人凑一块儿，签下“对赌协议”：一周内交不上作业的，罚款五十块。

有些北电学生的一个作业就能启用一个完整的剧组。

保安队的同学没有相机，就用手机拍摄。

没有苹果电脑，就借电脑剪辑。

人员也都是互通的，我做你的剪辑，你做我的演员。

放暑假的时候，学校空荡荡，成了他们最自由的时光。

一次，张中臣写了个小剧本，在当时住的二号公寓拍，剧名就叫《二号公寓》。

王耀德本色出演保安，在巡逻过程中遇到了鬼。

学生时代的短片顶多称为习作，不过这倒让张中臣喜欢上了剪辑。

他没什么预算来制造道具，就用后期把水池里的水渲染成红色，通过倒放、拼贴、配乐等手段营造恐怖的氛围。

剪辑对他来说，是二次创作。

他帮张秘密剪过记录短片《浮草》，记录了北电几个保安的上班片段。

上手后，逐渐有些学生把作业交给他剪。

毕业之后，张中臣很长一段时间以剪辑为业。

他从现场的剪辑助理做起，跟着剧组全国跑，在空余时间剪一个自己的版本，与剪辑师的对比。

这是一个有趣的学习过程，剪辑师像第二个导演，通过对画面的编排，拯救演员浮夸或者不足的表演，控制甚至改变剧情的走向。

同样的原料，煮出了两碗不同味道的汤料。

2019年开年，张中臣已经剪了十几部剧情长片了。

他觉得他对影像有了掌控感，有能力处理好现场的各种状况，也就是说，他有信心作为一个导演制作一部长片了。

《最后的告别》的制作班底，和学生时代没有什么不同。

剧组人员要么是朋友，要么是朋友的朋友，主演依然是王耀德。

独立导演要拍电影，起初只能求助身边的人，张中臣联系了之前的保安同学们。

当时他们已经散落各地，王耀德回了老家，送外卖维持生计，同时进行剧本创作。

收到张中臣的邀请后，为了演好聋哑人，王耀德去聋哑学校呆了半个月。

张秘密离开北电后一直在拍纪录片，有时候穷得连烟都抽不起，他成了张中臣的演员副导演。

李想是最后一个离开北电的，他拒绝了张中臣的邀请，他只想当导演。

2019年6月底，《最后的告别》在河南平顶山开机。

钱是几个哥们儿一起凑的，出于对张中臣能力的信任和肯定。

电影里，还临时凑了一些演员。

王耀德在体验生活的聋哑学院找到了饰演少年方圆的演员。

剧中的爷爷是平顶山当地村民，带着他的老牛出演。

用着几十万的小投资，最省钱的配置，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大家把这部影片拍了出来。

那个夏天，大家好像梦回了在北电的乌托邦生活。

5.下一个阶段2021年九月初的一天，张中臣去了趟北京的库布里克书店，打算选几本新进的电影书籍。

他保持着每天看一部电影的习惯，最近看的是托马斯·温特伯格的《酒精计划》，一部讲述中年男人通过酒精越轨的电影。

听说我喜欢侯麦。

他说：“那你应该不喜欢我的片子，我的片子几乎没有对话。

”的确，《最后的告别》几乎没有没有对白，很少有这样的电影，完全借由影像本身进行叙事和表达，画面构建的意象所指涉的意义，比单纯的对白传达的还要多得多。

这确实符合他本人的风格。

他话少，几小时的采访后，他觉得采访时说的话，超过了过去三个月的总和。

张中臣觉得自己过着这样一种生活：重复的，却在重复中不断发现新的事物。

最近几乎天天在剪片子，有时候剪辑累了，他就出门溜达，散步的范围总是不会超过家附近一公里。

但在重复的一公里内，每天也能看出新的东西。

他习惯从不同的“机位”观察同一件事物，今天走了天桥，看到人行道的角落有一个垃圾桶，明天就走到对面，看构图有什么变化。

有一天他起的比往常早，阳光洒在白色的桌面上，被玻璃杯折射出一个棱角分明的半圆体，他记录下了这束当天八点三十分的光线，又盯着光束游移了七分钟。

他对光线着迷，觉得一束光打到了白纸上，有了阴影，一层平面就有了立体感。

《最后的告别》画面特别亮，张中臣说，明亮才能衬得出黑暗。

导演的眼睛就像镜头本身，打捞生活中不被人注视的事物。

张中臣的镜头，捕捉着后视镜中的蓝天，水坑里一棵树的倒影。

镜像就这样成为了导演影片中一种表现手法，他让主角方圆通过橱窗的反射观察远处的母亲、在后视镜里看到差点溺死的自己。

2021年8月2日，FIRST电影节颁奖礼，《最后的告别》包揽了最佳导演和最佳剧情长片两项大奖，张中臣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成了本次电影节最大的黑马。

这是张中臣第一次参加电影节，在FIRST放映期间，《最后的告别》声量很小，他们甚至连返场座谈会都没有。

最佳剧情长片的颁奖词评价他：“以身体力行的勇敢与真诚，照望那些被隐去与忽视的痛楚和面孔，在有限的时长内展开漫长的岁月，并以电影的温暖，尝试抚平那些折痕。

”张中臣猜，是他的真诚让他得到了肯定。

生活开进了新的一章。

荣誉改变了一些事情原本的逻辑。

最明显的是资金。

《最后的告别》做后期时，正值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还差二十万，这是硬成本，省不了。

他拿着粗剪好的片子，见了几个投资人，都没了下文。

最后还是团队的人东拼西凑挤出来的。

之前怎么都寻不到的投资人，现在开始找上门来。

他不得不分出一部分精力来，与投资人接洽。

尽管有在尽力和投资人聊，张中臣还是不敢确信他们真的会给他投资。

毕竟按照张中臣的理解，选择拍独立电影，本就是选择了一种边缘的表达方式。

而资本天然地对这种边缘保持投资谨慎。

风头来得快，去得也会快。

在电影市场持续低迷的后疫情时代，情况更甚。

像一个循环，张中臣又回到了在生养他的村庄拍摄的那个夏天，寻找下一个想表达的内容。

下一部片子拍什么，是他近期听过最多的问题。

投资人问、制片人问，记者也问。

剧本仍在构思阶段，他坦承说，目前很难给出具体定论，是否会沿袭这一部的美学风格，也不敢保证。

“一切还很未知。

”张中臣说。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觉得自己会一直拍边缘人物，因为：“中产的导演拍中产，边缘的导演拍边缘。

”

方圆由于听不见，所以没有名字，它的存在意味两组关系，一是正常人与聋哑人，即健康与病态的关系，病理既是生理也是精神上的，一是保安与工人，即观看与被观看者的关系。

方圆借摄像头延伸与强化，偏向了视觉，并想象一个正常的世界，一个破碎的过去，一个还有可能的获得爱情的未来。

而他无法告别过去，过去就像父亲忽然闯进森林般闯进它的生命，他误以为的爱情是来自拥有另一个破碎的过去的她，因为他听不见她的倾诉，这是爱还是妥协呢？

他能够逃脱父亲的宿命么，能不像父亲回到痛苦之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烧掉了世俗家庭外的另一个小屋，走向疯魔，其实手表并不存在，可父亲觉得它一直存在，才认为护士弄丢了它的手表，过去像他以为丢弃，却无法丢弃的手表，紧紧缠绕着他。

在回忆中，母亲的脸一直是模糊的，当父亲砸碎了镜子，拒绝观看自己，并进一步逃离现实后，才变得清晰，方圆的生命寄托与叙事重点从父亲转向母亲，而母亲的离开意味着家庭关系的彻底破碎。

那个戴面具的小孩寄托了自己的从前，他的幻想与对亲密关系的渴求在一个雷雨天冲进了现实，影片停留在了这里，他会被当成下一个疯子么？

采访、撰文/法兰西胶片这是一篇25天前就应该发布的导演专访稿件。

它直到今天才发布，除了我治疗十几年都无法康复的拖延症，还有就是，我舍不得。

我是真的有点舍不得把它发出来，我怕发出来后，我就不再那么惦记它了。

那这篇专访有什么出彩的地方呢？

对于电影媒体工作者而言，它在电影工业随时会卡死在命令的危机下，在内娱濒临粉碎的时刻，它所携带的用来抵御恐惧的坚定，可以暖胃，可以舒心。

对于一个影迷来说，它是一面光亮的镜子，你能从中对照到自己当年因为电影重获生命力的动人时刻，它像我们人生第一次去了解一棵苍天大树，下意识地，也想去延展一下四肢与筋骨。

对于一个人，对于一个渴望对抗沉闷的，迂腐的，落败的，倒退的现实的人，它像夜里跳出阴云的圆月，只要你专注地奔波在前进的路上，它就会照亮暗黑里的迷雾，你的双眼不会干涩，你的头脑保持着清醒。

这简直就是一篇关于养生的专访，毕竟，生活早就病入膏肓了。

孤独，卑微，自艾，胆怯，空落，是这位导演最初的仪容。

自由，愤慨，慎独，不惧，猛然，这是导演成为导演后的完整。

谁做到的？

电影，也是每个与电影为友的人。

电影开始让他对自身有了要求，他也由此决定提高自己，创造影像表达。

他的经历，同时也证明了精英教育是必不可缺的，它哪怕一时战胜不了愚昧的基数，但也永远是社会的基底。

这位青年导演叫张中臣，但我们先不着急介绍他获得最佳电影及导演奖的《最后的告别》，我们先来了解他这个人。

张中臣（中）他有很多身份，农民的儿子，电影学院的保安，彭发的剪辑师，自己的导演。

我们今天就看一下，电影之子，如何因为电影，开始形成真正的自己。

为他那句“如果不能用电影做表达，我会选择去死”的获奖词，找到一个真实的出处。

在过去，这句话一点也不矫情。

01.极暗童年：魔鬼在身边，记忆埋进河边的坟地我出生在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的一个村子里，叫张庄村。

这里是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四省交界，我们县发展一直不好，因为每个省都不管我们，四不管地带。

我到现在都没有去过自己的宿州市，平常都是去河南玩，骑摩托车40分钟就到了，再骑一个多小时就到江苏徐州了，最后到山东枣庄。

它是这么一个被割裂的空间。

我们那边也有特产，砀山酥梨，从前是给皇帝上供的，所以我们那也叫梨都，每年都有梨花节。

因为是平原地带，一马平川望不到头，冬天起霜起雾的时候特别美，就像《永恒和一日》里一样。

地头的果园说回家里，我是家里老三，还有哥哥和姐姐。

我妈是农民，我爸是农村语文老师，平时喜欢创作，写诗，写写小说什么的。

《最后的告别》里那三首诗都是我爸以前写的，很早以前，八九十年代了。

早年农村教师会被村里人看不起，因为在农村不干活，赚不到钱是不行的，特别是七八十年代，我爸八几年就开始教书，那时候才二十岁出头，村里边很多岁数特别大的人都是我爸的学生。

我爸性格特别内向，他是被空间给压抑的，他其实很不喜欢农村。

我记得小时候他点煤油灯写作，我妈就很烦他，你怎么还写作，你就应该陪我剥棉花。

因为我妈很累，从我妈的角度讲，她每天干农活还要照顾我们，我爷爷奶奶他们也要帮我叔叔带五个孩子，其中一个是聋哑人，《最后的告别》主角为什么是哑巴，就是因为这个。

那时候我的记忆有点模糊，但是我记忆里，我们家庭环境是极其不舒服的。

张中臣家的院子我对童年记忆很黑暗的地方，来源于一次邪念的焚烧。

那是2000年，我当时九岁， 9月1日的早上，大家暑假开学，我们农村都会起很早，一起背着书包叫发小去上学，当我走到他家院子门口的时候，发现这里边围着好多人，一大群人。

我当时个子矮，就从那些大人的腿缝里，看到发小的父亲，他被绑在院子里的一颗梧桐树上，身上沾了很多血。

为什么绑住他呢？

因为8月31日晚上，他把自己两个儿子给杀了，就是我发小和他弟弟，他弟弟应该才上小学一年级。

我童年记忆里有一个“红孩儿”，在我们那流传特别长，说“红孩儿”晚上喜欢吃人，就给我们小时候造成童年阴影，后来知道“红孩儿”是真的，但他不是吃人，是走火入魔后做一些特别狠的事。

我创作《最后的告别》剧本的时候，不知道我发小的父亲为什么异化，听我爸讲，他还有一个导火线，是什么？

我父亲每次教完书都会打暑假工，发小的父亲也会跟我爸一起去，他们有次去徐州，干完活，发小的父亲偷偷把蚊帐拿回了家，一个蚊帐而已，我爸说不知道谁故意搞他，就举报了他，他心里极度恐惧。

就这么个事情，一个不值钱的蚊帐，是一个导火索。

至于为什么杀他两个儿子？

其实是他晚上经常会戴一块手表，但那晚手表不见了，就想让他的两个儿子帮他找，两个小孩晚上睡得很死，就没人帮他找，他就拿斧头先把大儿子劈死，小儿子醒了，在堂屋里拼命跑，堂屋里三间房子门都被反锁了，小儿子被发现时，就死在门缝里。

这些，我当时只了解到30%，只知道发小被他爸爸打死了。

原先我们农村因为夏天太热，大家都打开着门，或者睡在屋顶上、路上，各自串门，很轻松的。

这件事之后，各家都锁着门，晚上不敢出屋。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发小的父亲是被判刑了，枪毙了，还是去精神病院了，甚至有人说他逃走了。

整个村，没有人知道。

发小的母亲后来也改嫁了，我妈妈有一次在赶集的时候碰见她，也不知道该怎么打招呼，互相看了眼对方，转眼就在人群里消失了。

而我呢，失去了一个伙伴，他的坟地，就在我以后每次上学必经之路的小河边上。

原本那里有一个断了的树枝，我们会抓着它学人猿泰山在空中荡过去，后来再也不会了，因为那有他的坟。

02.荒芜时光：恐惧饲养灵魂，电影初露微光那件事之后，我爸就把我送到特别偏僻的一个私立学校，两个礼拜才能回家一次。

我那时候上四年级，才十岁啊。

当时学校宿舍满了，进不去人，但学校附近有村子，分配了几个双人上下铺的床，睡在旁边村子里边，每次要走一条漫长的黑黑的夜路才能到。

好恐怖，我不想在这儿，我特别害怕。

我妈第一次来看我的时候，我就在校门口大哭特哭，我妈说那咱不上了。

但我最后的意思，就是，咱们学费都交了，还是继续吧。

坚持下去，慢慢就变好了。

连成绩也开始变好了，当然，其实也是被打出来的，我对那个数学老师有点阴影，他会拿皮带抽你。

上完五年级，我就考到县里最好的初中。

结果，一到初中，人就开始自卑。

因为那所初中里大多数学生都是县里的户口。

我一个村里来的，都不用说话，光看穿的，看吃，就能分出来。

我根本就是过了三年自卑的生活，但父母都不知道我这种心理。

那时候就开始学坏，去网吧打游戏机，第一次去是在初二，玩街机，打拳皇。

学校旁边还有一个社区，里面有乒乓球室，还有一个录像厅，就是一台大电视，我有时候不回家就每天交五块钱在这儿看碟片。

我其实从来没看过电影，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露天放过《地道战》，那天还下雨了，对电影一点印象都没有，一点存留的信息都没有，之后也再没看过。

上了初中，学校会组织，去县工人电影院看电影，当时我因为想吃棉花糖，进去比较晚，不知道自己的位置，怎么也找到不人。

我就身处黑暗之中，特别恐慌，放的是一个黑白抗日片，演的是几个鬼子在村里乱窜，杀妇女，还是在我们县里拍的，好多梨花。

我当时对电影的唯一情绪就是恐怖。

直到刚才说在社区看电影，看录像带，才开始对电影有喜欢。

当时最爱看的就是托尼·贾的《拳霸》，每次都看。

《拳霸》海报其实县里还有一个放黄片的地方，叫“天幕”，它在一个三层楼巷子里，特别偏的一座楼，有小窗口，你给他几块钱，进去就行，随便看，里面一张老式的木桌子，放着一台彩色大电视。

县里那些拉三轮车的，开三蹦子的，经常来这里看黄片。

我同学就带我去了一次，但那天没看成，有些老头说“不看了，看腻了，放个武打的”，结果你知道换了个啥片么，我在多年后才知道名字——《杀破狼》。

后来我中考考了600多分，上了二中没上一中，但高中的时候开始去网吧包宿玩CS、跑跑卡丁车，玩到每个月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成绩就一落千丈，全部荒废。

在学校赊账太多了，身份证给扣下了，老师就找到我父亲，但我真的一点课都学不下去，我也意识到我做错事，但扳不过来，一听老师讲课我想死的心都有。

直到高中毕业，我还欠学校600块钱，我不敢跟父母要，就跟我哥打电话求救。

高考完，2008年，我就来了北京，投奔我哥。

他当时在大兴的工厂里，专门做肯德基那种外卖包，我就在这工厂做了两个月，查高考分数都是在这的工厂查的，就记得300多分。

其实我哥他原本是特长生，画画的，还爱表演，初中毕业汇演他还演包青天，我们全家人都去看。

他偷偷来北京，最终是想学电影。

但直到那时候，电影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

我还是继续，去西安上了个大专，学机电工程模具制造。

在西安上大专的三年，每天过得都是无聊的日子，上网，睡觉，我都能感觉到自己的无聊，我能意识到这一切，但是无法改变。

2011年，上了两年半后去芜湖美的空调实习，是我一个朋友介绍去的。

我当时分在胀管车间，就是做空调里面的过滤网，一片片的网格，它要铜管穿起来，压缩成一个铝片，放在空调的外主机里面。

一个叶片要穿10根铜管，女生来负责，我们前一个流程穿好，穿好是散着的，它需要用胀管挤压成硬性的，把这些网片强压力，把它凝固化，我们就负责把散着的网放在胀管下面，按开关，巨型的机器就压下来了，压下来之后，升上去把门打开，再把这三个放下来。

我说的你明白吗？

我的意思是，我每天都这样。

后来我又遇到一个事件，我们一个玩得特别好的电工，他在修线路的时候，没有保护措施，触电了，直接摔下去，头朝地，硬摔在车间的地面上，地面是很硬的塑胶地。

那时候我20岁，我从工厂到朋友租的房子，每天要走一条很长的路，这条路对我很重要，我就在路上走着走着开始想，我到底在干吗？

因为除了这条路，我在别的时候没有时间去想问题。

我想离开，必须，马上。

离开工厂车间前最后一次和同事检修设备我就又去找我哥，他当时已经当上了北京电影学院的保安队队长。

我把电脑卖给我同事，坐着火车就来北京。

我哥去北京西站接我，坐十几路的公交车，坐到蓟门桥北，西土城路四号电影学院那一站下车。

他把我领进了北电。

03.保卫北电：电影开了光，人开始活了回到2008年，那年我去西安上学，我哥他就去了电影学院做保安，因为他管理能力还行，慢慢就成了队长。

当时我就住在他保安队宿舍，就是电影学院C楼旁边有个小屋，在角落里，再往旁边走就是导演系的教室了。

他说你就在这待着吧，他要去上课了。

我一开始就在北京四处乱窜，逛逛公园，当年来这也没逛过。

还是无聊，我哥也觉得我无聊，就说，你去听听课玩吧，我就跟着学生去听课了。

我至今记得很清楚，C楼114，电影学院最大的阶梯教室，我就坐在最左边过道的第四排。

电影学院蹭课我听了第一堂课，大师研究，研究李安，拉的片子是《喜宴》，她的PPT上是机位图，讲解电影里一家人吃饭的戏。

我什么都没带，就在那坐着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回想起来也不知道，就感觉自己当时越来越全神贯注，除了电影，没有任何东西干扰到我。

就这么听着听着，下课了！

我竟然听进去一堂北京电影学院的课！

你说我都听懂了吗，也没有，但就是能记住老师讲了什么。

讲电影，放电影，真爽，真好啊！

从那一天开始，我每天都去听课，那时候管的不严，好多课都可以蹭。

但如果我长时间在保安队住着却不上班，会被人说闲话。

而且我哥后来也不当队长了，他想好好的上课，不想管这些事。

如果还想继续在这听，我就要当保安。

我就去这家保安公司入职了，签合同上班。

然后我就开始上课了，头一年是2011年，有课就上，能听的课全听，不管听不听得懂。

电影学院保安有两个特别好的职位，一个是监控室，还有一个夜班巡逻队，晚上拿着对讲机在学校里面窜，因为这两个岗位不太影响白天上课，所以竞争比较激烈。

每晚10点集合其实电影学院也没发生过什么大事，就是偷盗自行车特别多，丢了我就去查监控，把这个人找出来，报个警。

还有一次某知名导演的女儿的车牌找不到了，被人撬走了，我就帮她查，结果是他们班的学生恶搞她，开个玩笑，她后来知道是谁，也没再追究。

在北电当保安，还能近距离和导演接触，有一年吕克·贝松来电影学院，我就是“保镖”，护送他一路，还有米哈尔科夫也是我贴身保护。

因为我从小自卑，到了北电更自卑，内心是特别不想让周围上课的学生知道我的工作。

观摩毕联作业当我听说电影学院有个继教学院可以考专升本的时候，刚过完年，我就马上开始备考。

第二年我就考上了导演剧作方向，我还记得专业课面试时，文学系的孟中老师面试我们，他说你现在工作是什么？

我说我在当保安。

他说你当保安做什么呢？

我说我现在在监控室这个岗位。

他又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觉得监控室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就从我的角度分析监控的视角以及空间的关系，我举了个例子，我喜欢听徐浩峰老师的课，我知道徐老师每天几点到学校，在监视器面前，我就从大门开始看他，从大门走到下一个路口，到C楼门口了，接着走到114，我会这样一直跟着他。

因为摄像头的角度不一样，有的是固定的，有的可以摇，我就说了我的想法。

孟中老师觉得挺好的，我这就过了，录取了。

后来拍《最后的告别》，里面监控室的元素就是我做北电保安的体验。

值班上了专升本，因为继教学院它是两年半，非全日制，所以我是寒假入学。

但对我来说已经意义不大了，因为学校的课我基本都上过了。

可是保安的工作还得继续干，不然我没有生活费啊，那时候一个月1500元，管吃住，在2012年这可不低了，他们有的人最早来的时候才800元一个月。

我是完全被电影迷住了，每天看电影看书，认知不同的体系，认知世界，早就忘了《杀破狼》。

不是说《杀破狼》不好，是在那个状态下不会再看这种片子。

这么说吧，从2011年到2015年，四年的学习积攒时间，我相当于一般人的8年到10年的量。

有一个东西拯救了我的生命，什么都不重要，活着还有点意义最重要。

04.重返社会：一条叫“现实”的鳗鱼2013年的时候，我开始试着用手机拍短片，找不到演员，就找我同事王耀德，他一直在演我的片子，那时候他还有头发，演到《最后的告别》头发都秃了。

张中臣宿舍，睡在导演对面的王耀德我拍的第一个短片叫《新闻》，豆瓣有词条，我的词条还是《天坑人家》导演姚祖彪帮我建的。

故事很简单，就是那年上海元旦外滩踩踏事件。

《新闻》海报那件事对我刺激特别大，这么惨痛，但天上还放着烟花，我觉得这个世界被割裂了。

然后我找了很多新闻素材，再把原子弹第一次爆炸的画面拼贴在一起，加上踩踏事件本身的新闻，交叉起来，结尾落在电影学院保安宿舍二号公寓的宿舍，王耀德站在窗口，镜头缓缓拉开，一座大楼把他包裹着，外面一群人还在开心的欢呼，“新年快乐Happy new year”，结束。

拍短片作业时的“对赌协议”到了2015年毕业前，已经有人找我剪辑。

学校有一个机房，会有老师讲剪辑的基础操作，我就在那里学。

最主要我拍短片的时候，我也找不到别人剪，只能自己剪，我自己剪我还没有电脑，我还要借，那时候买不起苹果啊。

后来有些人听说我会剪，就找我。

其实都是学生的短片，还有一些特别简单得采访之类的，正反打而已。

慢慢我就喜欢上剪辑，特别喜欢，大家也都认我。

第一次剪辑学生作业现在问我学校短片拍得好的，反倒是沙漠有一个短片叫《黑鱼》，祖峰演的，有点像今村昌平的《鳗鱼》，讲的是一个从看守所里面放出来的人去寻找一个人。

有一个镜头，结尾时祖峰带着女孩骑摩托车，那个感觉还挺好。

快毕业的时候，我意识到北电是我的一个安乐窝，是我们几个人的小乌托邦，但2015年那个过年的冬天经历了一些事，我发生了一些转变。

就在刚刚过完春节，我正动身回北京，当时我哥有一个朋友，他是一家人开车回北京，我妈不想让我买火车票，她让我跟着人家的车来北京。

但我不想，跟他们又不是很熟，我特别不喜欢膈应的感觉。

最后这段路程就特别有意思，他们路上会遇到很多亲戚，会去亲戚家串门，就带着我一个外人，一起串门。

他们招呼我，我就很难受，结果从我家到北京停停歇歇开了将近30多个小时，原本几个小时就能到。

我回到北电后，就在想这一路发生的事情——我真的要去社会了，不能再在这里待了。

后来一个机缘巧合下，我参与了一部彭发监制的电影叫《虐杀12小时》，那部戏缺剪辑师。

我以为招的是剪辑助理，就报了一个助理的价， 没想到到了现场，就我一个人剪。

我这是第一次剪剧情长片，彭发导演看了我剪的戏，觉得可以，那就咱们一起做定剪。

其实我之前对彭导不太了解，后来知道他以前是“亚洲第一剪”，剪《风云雄霸天下》《无间道》什么的。

我以前就对自己说过，剪足够多的片子，不管是烂片还是好片，就可以拍自己的电影。

真的，我一开始就是不停地剪，剪了20多部长片。

因为我很清楚，我是什么都没有的人，我没有退路，我只能先保自己的饭碗，有的人可以在家待着写一年剧本，我不行的。

但在空余的时间，我还不能因为我剪的这些东西而被干扰到，我还要积累自己。

所以我至今每天要坚持看一部电影，不要偏离自己喜欢的电影。

05.扪心自问：影像，盘问孤独的吐真剂现在回看，我最要感谢的是彭发导演。

他那时候问我，平时有工作吗？

我说没有，他说你以后跟我剪片。

2016年，我剪了他的院线电影，也是我剪的第一部院线电影《会痛的17岁》。

我最近剪的是一部钟汉良和吴镇宇的片子叫《宿敌》，讲澳门的，警匪动作片。

到了2018年，我决定放下所有的工作，不再接活，全身心的做《最后的告别》。

我到了表达自己，认知自己的时刻。

我当时好多年没有回老家了，一到老家，一看到那里的人，我就受不了，就想哭。

就是，你觉得他们有可悲的地方，但他们又活得特别有生命力！

你爱他们，又恨他们，就这种很矛盾的感受特别撕扯我。

所以我的第一部电影，一定是童年记忆以及相关村子里那些人的精神的变迁。

这就又说回我们这一批北电保安队，我们可以说是北电史上最早的，最热情的，也是最真诚的一批爱电影的保安。

我们很清楚，因为最初刚弄剧本的时候，我这几个朋友连本子都没有看就说弄，你拿几万块钱，我拿几万块钱，凑了几十万前期拍摄费用，创投都不走，就这么拍了。

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知道我们以后会做什么。

我不知道你看《最后的告别》是不是有点割裂感，但这个割裂感是统一的，看这个片子里每个镜头怎么会跳到那么一个镜头上。

我的摄影就是彭发导演团队的张瑞赓，一开始我们在一些布光的问题上也有一些矛盾，但拍到中后期，他嗨死了，杀青了都不想走，他摄影天赋很好。

彭发导演看完后说，他知道我有东西在片子里，这种东西，就是他三十岁左右拍《无声火》的那种劲。

他记得那个劲。

拍完这个电影，其实关于痛苦记忆的那道坎并没有过去，但我找到了和过去交流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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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戏剧导演，来讨论电影似乎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但是作为一个观众，我想发表看法还是有其正当性的。

这种片子怎么赚钱呢？

这是电影结束之后朋友问我的第一句话。

朋友是我遇到过的极其少的那部分共情能力极强而无比体贴的男性，过去的107分钟，我能感受到他试图理解的努力，以及在漫长而缺乏更多节奏调度的无数个无对白镜头中，跟厅内更多观众一样对抗困意的状态。

所以这种片子到底拍来干嘛？

老实说，这并不是我们会想的问题。

开头的几组镜头长时间的眼睛的特写 牛同期声局部特写 单镜头交代完整环境落在眼睛上的蝇 转场超市 运镜那不是技法，是你能立时感受到的创作者对生活长时间的敏感和觉察是你会立刻点头说，这个导演有sense是有诚意的那种，动了脑子但又绝对不是光动脑子就能找到的那种具有天才的人才能想出的灵性到这里，我已经非常片面地相信，这个导演值得他获得的荣誉这是个下了功夫的导演 有sense那讲故事的能力呢？

有人说松散，但对我来说，这三条线在并行中，每一条线其实都给得很清楚这是一个人思维运行的正常路径我们本来就不会在做白日梦或者回忆时考虑什么逻辑至少，到前30min为止，对我来说，叙事结构很清楚，节奏是舒服的50min开始，你明显期待一些变化的出现，但是没有开始需要动用一些耐心1h，两个人离开；1h40min，又两个人离开但是问题不大，厅里一直静默得所有人默契屏息，即便离开的人都没有显露出什么不耐或者愤怒疑惑，困惑，或者困，都问题不大进去看，看那个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故事，在不同的人眼中#最后的告别#

听不见/说不出的儿子，对世界的认知产生变形，他眼中的世界，如同镜面/水面/玻璃的反射后形成的影像，也类同一个监控录像中呈现的世界，于同一时间敞露出生活的各个侧面。

线性的时间，作为一种空间的隐喻，是人类语言后的思维产物。

当“我”无法说话，“我”的感知超越了线性时间的限制，可以触达任何时空。

因此“我”可以通灵，“我”眼中的世界呈现出似梦的逻辑：不同身份、年龄的人叠加一起，不同场景、画面任意切换，不受到物理时空的限制。

“我”在看到父亲的通缉布告后，回忆起儿时自己几近被父亲溺亡的恐怖往事，摩托车后视镜里的玩水画面突然浮现，而这一视角在后来的追溯中是父亲当时的视角。

儿子与父亲的视角合一，过去的父亲与当下的自己叠影。

电影结尾，喊出“最后的告别”的洗车女人，此前一直是爱慕窥视的工厂女工，此刻却变成不告而别时的母亲。

戴面具的儿子显然就是童年的自己。

在郊野，工厂女工突然变换为幼年妹妹的脸，在这个女性身上，我投射了家庭温暖的渴求？

父亲需要精准的时间来维系精神世界的稳定：手表时间必须与标准的钟表时间对准。

但钟表时间能说是绝对准确吗？

也许校准手表时间的同时也把准确的时间给调错了。

时间乱序正是他发疯的根源。

上课时间没有孩子来上学，时间错乱了；女儿坠井身亡，对他而言时间停滞了。

时间发生错误，世界陷入混乱，精神世界于是崩溃。

电影说手表丢失导致了父亲杀人，但手表不正是他自己丢进了女儿亡故的井里，这是否意味着他主动放弃作为维系生命之本的精准时间，随同女儿一同消失了。

他的世界不再有能够校准的时间。

全面两孩消息的发布，对父亲无疑是打击，让他忆起痛苦的往事，这曾就是他精神病症的根源。

他再次被卷进时间的圈套，他彻底崩溃了。

7月28至8月1日，到西宁参加今年的第15届First青年影展，只看了20部竞赛长片中的6部电影新作，当时没有及时地在豆瓣上发表意见及打分，为的是等等影展评委的评价结果。

现在影展颁奖典礼过去了，影展最后的评奖结果似乎与我的见解不大相同，对比一下，似乎可以思考一些问题。

我只看了6部竞赛长片，心里对它们的打分是：剧情片《浊水漂流》四颗星、《裙子剪刀布》三颗星、《一个人的葬礼》三颗星、《最后的告别》三颗星；纪录片《孤注》四颗星、《两颗星球》三颗星。

评委会最终把最高荣誉“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同时颁发给了影片《最后的告别》，给了《一个人的葬礼》“一种立场”荣誉；《浊水漂流》获得“特别荣誉”。

这和我的判断不大相同，倒是由每场观众现场投出的1.5万张选票选出的“观众选择荣誉”最佳剧情与记录分别是《浊水漂流》、《孤注》，和我的喜爱相同。

再看看一些高校青年学者自发地在First影展中打出的影片评分表：

你看，他们里面对《浊水漂流》、《孤注》、《一江春水》（此片女主获得评委会给的最佳演员荣誉）也都打出了高分；《最后的告别》和《一个人的葬礼》只得了2.8及1.6的及格和不及格分。

最近一篇《青年导演“死于”豆瓣开分》的文章也颇引人注目。

现在在豆瓣上，《最后的告别》和《一个人的葬礼》的得分是7.0（330人次）和5.8（359人次）；《浊水漂流》达到7.8（1043人次）、《孤注》8.2（742人次）。

我没有看过的《一江春水》7.1（491人次），口碑也很不错。

这篇文章指出“豆瓣无罪，而在于我们的评价体系过于单一。

” 对比这些，我并不是在非议本届First影展的评委们的工作。

我体会他们是在坚持以“提倡青年人的创新精神和艺术探索”为原则的评价主张，这和去年评出的两部极具创新、先锋意识的最佳影片《情诗》豆瓣6.8（785人次）及“一种立场”荣誉的《艺术死了》豆瓣7.1（598人次），一脉相承。

此次观影和评价过程，使我想起了41年前，我们第四代导演刚刚出道时的一段往事，更回忆起当时张骏祥老导演的一次演讲《尊重电影的文学价值》！

那是在1980年初春，文革结束后电影局召开的第一次电影创作会议。

会议上放映了被打倒、停拍电影十年的老一代电影人在1979年拍出的新作：《李四光》(凌子枫）、《归心似箭》（李俊）、《从奴隶到将军》（王炎）、《啊，摇篮》（谢晋）、《二泉映月》（严寄州）、《傲蕾一兰》（汤晓丹）、《吉鸿昌》（齐兴家、李光惠）、《北斗》（周予）等佳作，也放映了第四代青年导演当年刚刚拍出的处女作《苦恼人的笑》（杨延晋）、《生活的颤音》（滕文骥）、《小花》（张铮）、《瞧着一家子》（王好为）等，新老导演们对它们进行了热烈地讨论。

结合作品和当时正流行的理论文章《丢掉戏剧的拐杖》（白景晟)、《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张暖忻、李陀）的艺术大讨论，时任上海电影局局长的张骏祥老导演，在创作会上做了《尊重电影的文学价值》的长篇发言。

张骏祥导演（1910年12月—1996年）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美国耶鲁大学戏剧研究院；解放前后创作执导过话剧《边城故事》、《万世师表》、电影《还乡日记》、《乘龙快婿》、《翠岗红旗》、《燎原》、《白求恩大夫》等。

他还是一位著作盛丰的电影理论家，专著有《建筑我们的剧场》、《导演术基础》、《关于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等。

这次的发言后来整理为文章《用电影的手段完成的文学》，在《电影文化》1980第二期上发表。

老导演在发言中对我们青年导演当时正热衷的“长镜头”、“时空自由”、“黑白彩色交错”、“视听意象”等“电影语言现代化”的实践与理论给予当头一棒：电影语言“无所谓现代化及非现代化”，你们今天迷恋的各种“新”手法，都是过去许多国家的电影导演使用过的。

电影，特别是故事剧情片，应该是剧作内容与电影外在形式的相互有机结合。

电影的剧作技巧则是继承了人类千年的小说、百年的戏剧历史创作积累的经验及手法发展而来，因此电影不仅不应该和“戏剧离婚”，还必须与戏剧、文学永远“结婚”！

这篇发言及后来发表的文章曾引起电影界长期的讨论，当时我们年轻气盛，似乎很不服气，反驳的文章、言论不少， 几年、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实际上早已接受并赞同了张导演的观点；我也在创作和课堂上反复重复着这一观点。

所谓电影的“文学价值”就是指的电影剧作中的“情节结构、人物塑造、主题提炼”三大核心。

这次西宁First影展获奖的《最后的告别》、《一个人的葬礼》的两位青年导演都在我们北京电影学院学习过，在影像创作上很有才华，富于创造精神及追求魄力！

前者突出的是视觉浅焦点、独特的诗意造型意象；后者刻意使用“狗的视角”，全片无对白、黑白影像；明显地看到他们崇拜的塔尔科夫斯基的《伊万的童年》（1962）、日本新藤兼人的《裸岛》（1960）等经典电影的影响。

但是，除了精致、出色的影像创造外，两部影片的情节、人物叙述均薄弱、凌乱，主题提炼含糊，严重影响了观众的接受度。

时隔41年，我也想向今天的青年导演们再次呼吁或建议：“尊重电影的文学价值”！

尊重就是要学习、了解文学、剧作的重要性，就是要让创作站在“文学的肩膀上”！

你们看看第三代、四代、五代导演的处女作或代表作，多数都是成功的小说和戏剧改编的，如《芙蓉镇》、《早春二月》、《林家铺子》、《黄土地》、《红高粱》、《霸王别姬》等；第四、五代代获金鸡奖最佳影片的《城南旧事》、《野山》、《红衣少女》、《人生》、《老井》、《秋菊打官司》等也是小说改编；我自己留得下去的几部作品《湘女萧萧》、《本命年》、《黑骏马》、《香魂女》等也无不是站在沈从文、张承志、刘恒、周大新等作家的肩头攀登；小说改编或原创电影剧本要有好的电影剧作家出力，《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巴山夜雨》、《邻居》、《孙中山》等，均是因为有功力成熟的剧作家做基础。

现在似乎青年导演自编自导是个时尚。

但是，导演们自己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多数导演是没有独立创作剧作的能力的。

”（这是我在导演教学里常说的一句话） 导演的职业造成我们把许多时间和精力花费在找剧本、拉资金、制片、处理合作关系等等繁杂事务活动之上；而且拍片题材不断变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再聪明、再有才华的导演，也很难像作家或剧作者那样沉静下来，长久地观察、体验、分析生活中的人与事，细致、从容地构思、想象、打磨作品。

所以，建议青年导演们要注意增强自己的文学、剧作素养和技能，要主动依靠小说、戏剧及专业剧作者的力量，使自己的导演创作生涯更加顺畅、长久，少走弯路。

电影的内功与外功都必须具备，只想着自我表达、技艺探索，对情节叙述、人物塑造、主题开掘、类型把控的内功不下功夫，即使可能偶尔获得赞赏、奖项，却很难走向观众及市场。

First近期的一些获奖影片很难成功地走入影院或网络市场的现象，值得研究。

有的青年导演说现在好的作家及小说太少，不像你们八十年代那样繁荣，没得选。

其实，现实可不是这样。

不仅新时期出现的作家们一直在继续创作，如刘震云、余华、贾平凹等最近都有长篇新作问世，中篇小说的新人新作就更多了；至于网络文学中的新作者、新作品更是海量涌现，《琅琊榜》、《庆余年》、《无罪之证》、《隐秘的角落》等成功的网剧就是明证。

而古代、近代、现代中国作家们的著作，如四大名著、明清小说、戏曲；鲁迅、张爱玲、沈从文等等，则更是我们影视导演们永远开掘不完的宝藏。

再说一遍老话，“尊重电影的文学价值”！

拉杂写下的一些感想，仅供拍摄自己的First影视作品的青年导演们参考。

2021-8- 9 北京

促使我踏入片场的原因有很多，一个是我偏爱的文艺片风格的海报，一个是导演从保安逆袭的励志故事，一个是主人公聋哑人的独特身份视角。

事后证明这些期待都被回应了。

一个优秀的中国文艺片有很多共同特征，比如小县城风格的黄绿色调，善用镜面与特写等有趣又规整的富有美感的镜头，蒙太奇般的时空拼接的叙事，诗歌或者此片的动物等意象的象征。

除此之外，影片基于聋哑人的视角给了大量自然噪音作为环境音的安静镜头，配合聋哑人主人公优秀的空洞又日有所思的神态，将观众也沉浸式带入到这种思考与感受中，这种视听体验是独特的。

作为导演的处女作，并不是没有瑕疵。

最突出的感受就是情节的厚度和深度不足，使得杀人的案件、监控的视角都没有发挥出足够震撼的作用。

当然，另一个角度看，就是观众与主人公失聪失语的感同身受，像是感受这个世界时隔着一层薄膜，无法表达，只能接受，世间万物似之间乎充满关联，而又似乎缺乏重要的关联，很多似可以理解的和不能理解的因果，拼接成对这个世界的思考，最后试图向过去伸出和解的手戛然而止，似乎在向观众发问，和解究竟是行动还是结果，和解行动后就真的能够驱除心结吗。

个人评分：7.8分，文艺片偏向，独特的身份角度和视听体验，值得一看。

《最后的告别》英文名《a white cow》一部处于失语的剧情片，让观众享受了一场视听爽感所带来的观众与荧幕的对话。

当生命面对摧残时，这种痛苦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而这种痛苦的撕扯，依然会在你我心中如刀绞。

这是一部用电影讲述生命的故事，也是一部让你我感受生命在虚弱的时刻带来的呼吸声。

感谢湾影青年影视人才培训计划和广影协观影团，让我能够观看这样一部特别的、优秀的电影《最后的告別》。

作为一部导演风格浓郁的文艺电影，整部影片在视听、编排方面都透露出明显的异质感，特别是当主角作为一个在笨拙地活着的聋哑人，那么观众在全身心地代入其中时必然会感觉到一股排斥感，比如缕缕陷入沉寂的画面，消散不去的底噪，朦胧失焦的画面，甚至是引人烦躁的蚊虫。

导演用视听语言让观众一瞬间“魂穿”在主角方圆身上，体会这一首在乡村的命运悲歌。

其次，片中大量的意象堆叠，也让整部影片的文学性变得相当出众，观众可以在其中看到《活着》李福贵和老牛的相依相偎，可以看到在流逝的时间中停滞的边缘人，可以看到梦、孤岛，在第一遍观看时，这些具有魅力的作者表达往往无法直接地被全部接收到，但当你沉下心去回味镜头里的深意，就能体会到创作者对于社会少数群体的人文关怀，以及悲悯的注视。

昨天看了电影《最后的告别》路演，喜欢。

电影是反情节的，极少的对白，更多是用视听来表达。

语言有时候过于直白，画面和声音能传达更丰富的内容。

导演用直觉又个人主义的表达方式，让人看到在发展的另一个平行空间里，被忽视群体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

故事很简单，如果用传统叙事方式，用明确的情节或者语言去讲，会丧失掉看完全片后感受到的一种无法挣脱的命运感。

故事围绕着聋哑人方圆和他的父亲、爷爷三代人发生的事情来讲，但它没有聚焦于一个问题或现象，而是散射了不同群体人物的内心。

农村家庭的组合与离散，人们相处交流的模式，乡村常见而质朴的风物，童年的记忆，被忽视和损害的人，精神世界与时间的对抗，走不出去的困境，像被（把）人（自己）困（留）在孤岛里。

小时候和长大后的时间与空间用蒙太奇把内容搅拌在一起。

片子整体沉默、反情节，人物的关系连接薄弱。

分镜头像散文，感受风、水、光影、闪电、看到苍蝇蚂蚁这些微小的生物落在生活的各个场景里。

很喜欢用倒影和镜面来实现在一个镜头里转换和变化场景和人物。

它甚至会留下整屏幕的虚焦画面，像发呆回魂前一刻的视物状态。

我们可以在视听里获得每个人独特的感受，它是一种含糊的无法提炼和总结为单一答案的感受。

你主观地关注到哪个人物，就会去思考TA的处境与选择，所以映后有很多不同角度出发的思考和提问，想要得到导演和主演的解答。

主创们有时候在回答问题时，并没有直白讲出答案。

比如导演张中臣，他讲述自己的回忆，父亲的经历，比如主演王耀德，他会耐心细致地把他去聋哑人学校体验的部分事情和他注意到的细节叙述给你听，不带刻意评论性的语言，让我们自己去找到答案。

喜欢的会很喜欢，不喜欢的也许会呼呼大睡（我猜infj会喜欢）。

结束映后交流，会羡慕他们纯粹的创作意图和方式，足够地坚持才能做到花足够的时间去创作，演员们有很长的体验生活的时间去感受再输出。

捕捉到偶来的自然镜头，会觉得是上天看到他们辛苦而给的馈赠。

这样的创作，过程很辛苦，但如果表达就是目的，那他们真的会很快乐的。

排片注定很少，就像故事里只会发出妈（mou）声的聋哑人方圆，就像只会哞叫的白色的牛，主动地探索又被动地束缚在属于他们的孤岛上。

很多人都是。

希望喜欢这类电影的朋友不要错过。

最后的告别 (2021)7.02021 / 中国大陆 / 剧情 / 张中臣 / 王耀德 李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