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伊·比姆

该片在两个半个小时的时长里没有一句废话，叙事流畅、步步反转，最后将这个残酷事实的真相抽丝剥茧地展现给观众。

表面上这是印度人权律师钱德鲁帮助社会底层百姓打赢官司、讨回公道的故事，实质揭露了在种姓制度下各阶层之间的残酷压迫。

这是一段被人遗忘的历史，是泰米尔土著居民被排斥在印度四大种姓之外、被称为“不可接触者”的残酷历史。

钱德鲁站在法庭上为各位高高在上的大法官以及权贵勾结的警界联盟“讲述”这段历史。

在真实的事件中，钱德鲁这场人权官司打了整整十年，漫长的取证和诉讼，最终赢来了胜利的曙光。

本片片名《杰伊·比姆》就是比姆万岁的意思，比姆是印度上世纪50年代贱民出身的伟大改革者，既是印度宪法之父又是印度第一位法律部部长。

在当时的印度社会，种姓制度、司法体系和作为执法者的警察，共同编制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

这张网看似维持了社会的民主和自由，但却是有条件和相对的，他们心照不宣的压迫和奴役作为“不可接触者”的贱民。

因此比姆曾说，只要一个人没有实现社会自由，法律所提供的自由对他就是没有用的。

这句话深深影响了钱德鲁，他一生致力于为贱民阶层伸张正义，为印度种姓制度的废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古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就已经出现反对种姓制度、出身不能决定能力和阶层的论调。

印度佛教的兴起更是诉诸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分别心的世界。

但是人性幽微，当权者不肯放弃手中的特权，神解救不了世人，自由和平等需要法律的维持。

在影片中，得到钱德鲁帮助的社会底层百姓献上花环，钱德鲁却躲开了，他说，“我是人，不是神，我不需要花环”。

电影本身其实不错，只是就豆瓣这个地方，所谓的敢拍确实让自己觉着可笑。

许多问题并非敢拍，而是问题存在的时间太久太久了，久到了甚至普通人都能清晰的感受到，被影响到，而非豆瓣美分们意淫的那种大家都水深火热。

印度和韩国的普通人，其实都谈不上拥有多少人权，他们所感受到的压抑，是随意抓出身边朋友圈就能直观意识到的不公。

和我们有本质的区别，至少于大多人除了臆想以外，是很难亲身的参与到这些恐怖的事件之中的，哪怕做一个旁观者。

这也是自己扣了两分的原因。

臆想者呐喊的公平与正义，其实是对正常人的剥削。

就仿佛一个成年人跑去对小孩子喊我们要同工同酬一般，当人们假想出了一个高于现实的公平与正义模式，去对现实世界的人们进行强行道德绑架时，其所期许的并非公平与正义，而是期许划分出一个不同的利益圈，将他所不喜的人隔离在外，贴上不公平与不正义的标签，而后坐享其成。

一如影片中的种姓制度，警察们为了低成本的维护社会的名义正义，对实际存在者进行的剥削。

当人们放大个体事件，这也意味着忽略其他事件，一件不公义的事情被放大，其中的规则被鞭笞，这也同样意味着，在这个规则下可以获得公义的人其利益将会受损。

社会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公平与正义，但始终存在着用自己的生命实际的去追逐公义的人们，他们深入了解事件真相，了解过往，了解现在，而后用自己的人生去不断的推进现实的公义。

昨晚看完杰伊·比姆，难过得迟迟不能入睡。

其实影片的处理是有些极端化的——绝对的正义+无辜VS绝对的邪恶，律师的形象过于伟光正，受害者符合“完美受害者”的定义，对于黑暗势力的描绘也是典型的不见一丝光明的恶——按理说会让人觉得不真实。

然而镜头语言的呈现太真实了，以至于在看到拉贾坎努死亡照片的瞬间我听见自己小心翼翼怀抱着的希望碎裂的声音；在警察殴打三人意图屈打成招的画面闪回中我捂住眼睛，恨不多长出两只手同时堵住耳朵，脑海里浮现的全是拉贾坎努帮助别人时淳朴的笑容，看向妻子时深情的眼神，他们还期盼着有一天住上自己烧制的砖砌成的新房……这是镜头语言对于容易共情的人的力量。

虽然最后正义得到了伸张，但逝者已逝，仍是久久意难平。

今早读到一篇从“共情”角度探讨这次东航空难的文章，忽然找到自己最近情绪化的部分原因。

我理解还原真实事件或灾难的痛苦的意义，杰伊·比姆或熔炉之类影片中的还原是为了警示世人，促进社会进步；空难后报道的还原是为了追问和反思，为遇难者和家属发声，避免后续灾害的发生。

然而被这些新闻报导刷屏的同时，共情能力强的人难免不由自主地去代入，想到最后几分钟飞机上的人得有多绝望，想到亲属得有多么崩溃……所以当共情的痛苦超过自己的承受能力时，提醒自己暂时放下手机，别再去看那些还原痛苦的文章，好好休息，同时也好好去关心一下自己身边的人。

印度这个国家因为宽松的文化环境，总能生产令人震撼的影片，深刻的触碰低种姓自然是我们对司法体制，政治体制反思，如果不是有多党选举，律师这样的行为可能很能引起波澜，无法想象类似我们行政诉讼这档的案例能最终取得胜利，诉讼胜利的一刻 ，律师在雨里走向低种姓的妈妈，在这样多雨的国家，这个场景也许并不罕见，但一个不识字的族群能够借助律师之力

《杰伊·比姆》并不震撼，却让我十分感慨。

平心而论，影片整体上并没有那么优秀，8.7的分数实在有些虚高。

吸引人的地方在于故事本身：一个遭到恶警构陷的绝望的“达利特”（不可接触者，贱民）家庭因无法动摇的卑贱而升起反抗的浓烟，最终在各方援助下沉冤昭雪。

“不可接触者”的境况，小人物的不屈和胜利，既挑战了权威，又问责了社会，属于近年来“社会现实批判”电影的典型套路。

可惜，叙事的凌乱、剪辑的零散，又纷纷冲散了故事原本的冲击力。

用力过猛的暴力渲染更因过度的煽情而尽显乏味，让人无法审思，只能识别出一堆快磨出老茧的公式化处理，譬如漏洞百出的罪名罗织，求锤得锤的辩护过程，甚至调查的曲折也都是意料之中。

直白的视觉陈设，以及印度电影特有的某些“表现手法”，均未能与影片的整体基调达成和谐。

尤其是，抛开技术层面不谈，作为一部反映底层人命运的电影，本片的叙事结构依旧是十分陈腐的“天降圣人”模式。

“贱民”只能随风摇曳，留待圣人挽冤案于既倒，扶正义于将倾。

稍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可能仅仅是圣人家中居然高悬马克思头像，高举镰刀锤子旗，然而这些细节除了作为妆点门面的共趣主义元素外，于故事再无瓜葛，更遑论提供一种解决冤情的“左翼方案”。

最终，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美式正义鸡汤，一个剔除了灵魂挣扎的无害版《辩护人》，像《绿皮书》一样温馨且柔软：恶警伏诛，冤情大白，法庭在上公正不阿，律师在下犹如一个伟人，至于“贱民”，则在风雨中感激涕零，祭奠着死去的冤魂。

蜻蜓点水般的批判，说了，又什么都没说。

看了，又什么都没看，充其量有一句，“哦，原来印度是如此光景”。

可即便如此，本片依旧让我感慨，甚至是一丝惆怅。

细数“社会现实批判”这一类型，韩国自不必说，我国也不算一片荒土。

无须溯及《牯岭街少年》，就算近年，也有《嘉年华》《过春天》《少年的你》《我不是药神》等耳熟能详的作品问世。

这一类型的特质，要么以一则冤案作为切入点，要么就铺陈主人公违法的“不得已为之”，总之就是秉持“恶劣环境之下，一切皆可为”的叙事逻辑，最终导向的也往往都是社会的结构性问题或者恶的内生性。

以这一标准来看，《杰伊·比姆》其实在力度上远不够格。

因为它最终导向的毋宁说是一种恶的偶然性：律师是好人自不必说，知识阶层、统治阶层也各有负责任的良善人士，恶人终究只是一小批，且愚笨不堪；至于“贱民”，除了烘托一个惨字外，再无任何别的主体性因素——他们是失语的、不可接触的，于是他们只能是留待被拯救的，哪怕他们都为人正直、敦亲和睦、精诚团结。

影片反复提到“印度宪法之父”（安贝德卡尔）也是一个“贱民”，可惜此君除了像马克思一样被用作神像供奉起来外，再无别的叙事作用。

因此，《杰伊·比姆》终究是柔弱的，甚至是有些反动的，它的价值内核最多只能提炼出“做个好人，善有善报”这种无趣说教，余下的只有安逸的旁观、舒适的愤怒，只有“社会在进步”的美好愿景。

说了，但什么都没说，既不能让人窥见深层的社会心理（同样是昭雪冤案，想想《我控诉》里对于恐犹主义那种深入骨髓的刻画），又不能提供一个属于底层的行动方案（想想肯·洛奇或者达内兄弟）。

唯一值得称赞的是，它“说了”，且说出来了。

足矣。

在这里我并不是要提“批评自由”或者“敢于揭黑”这类新闻专业主义的老调，因为它们真的是不值一提的“最基本”的前提。

我的关注点还是在于电影的社会意义。

好的电影，我一向认为，是能够成为一种社会运动的蓝本的。

这一点当然不必然与电影的艺术性相关，却是电影之社会属性或文化属性的可有之义，且后者并不一定就与前者相冲突。

比如雅克·贝克的《洞》（1960），没人会怀疑这是一部具有高度艺术性的“纯电影”，其角色——众多狡猾的罪犯无任何能够唤来社会认同的可能，但这丝毫不会削弱这部影片批讽权威的锐利程度——莫不如说它的题材，在极致真实的影像剪辑的加持下，更为犀利地刺中了权力的心窝：这几乎是一本越狱的教科书（相比之下，《肖申克的救赎》只能算一个娱乐工业造梦的爽片）。

或者，就像《寄生虫》这种集电影工业之大成的杰作，不仅彻底颠覆人们的社会认知，把“底层”的阶级图式深深印在观众的脑海之中，同时缔造了新颖的“联觉”。

这样，只要一提及“底层”，我们不仅能够想到大城市里不起眼的角落，以及那些悲伤到绝望的镜头，甚至还能回想起“气味”，那种鲜活的形象轮廓。

就此而言，《杰伊·比姆》虽不能与上述最优秀的社会题材作品相提并论，但它同样针对印度的社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视觉化方案。

它首先让你看到了一个“贱民”家庭完整的生活形式，从田中捕鼠到陋室恩爱，哪怕非常的浪漫化，也仍充满向上的期许，美好且完整——由此，这一家庭的无端碎裂才能唤起悲愤，唤起一种最基本的认同。

同样，对于冤案，电影至少没有让“贱民”僵坐原地，它让一个坚强的女性行动了起来（虽然到了后半部分，这位女性的存在感已经弱得可怜）。

甚至在对好人律师的呈现上，也隐含着“不要迷信国大党，也听一听共产党”这样的视觉信息。

可以说，本片就算力度薄弱，也依旧有鲜明的指向性。

更可贵的是，这样的电影，对于整个的印度电影市场来说，并非是昙花一现，而是肉眼可见的群芳竞逐。

前有《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有《误杀瞒天记》《第15条》，有与本片同一年的《白虎》，甚至可以包括《摔跤吧！

爸爸》。

这几乎已经成了一种套路：在一部商业片中夹杂一些批判社会的元素，这样资方满意，观众也满意。

文化批评家或者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不会满意，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在这日复一日的观影过程中，在观众与电影人对类型片套路的逐渐谙熟中，一种大众审美与制作审美的口味与习惯逐渐形成了，由此营造的其实是一种审视自身的氛围感。

（会有印度人因为这样的片子感到民族自尊心受挫，会担心给中国势力递刀子么？

）这种氛围，既可以包容电影，也可以包容一个社会自我调适的种种过敏反应。

确实，美并不意味着善，但审美习惯绝对关乎道德和政治。

我常和人说，可能要100部合格线以上的类型电影，才能提纯出一部伟大的《寄生虫》。

这还不仅仅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简单过程，其中更关乎作者的敏感和天分，作者所处社会的矛盾尖锐程度、信息的透明程度以及最重要的价值宽容程度。

但无论如何，只要印度的电影人整体上仍然坚持这一创作模式，哪怕总是乏味的推陈又出陈，也终归会有打破类型的一刻，进而实现电影与社会的某种共振。

毕竟印度，和中国一样也不缺素材。

今天，我们作为局外人，对于印度的种种“社会新闻”已经习以为常，议程设置之下，偏见也在累积。

可是透过层层偏见，只要稍微有点紧迫感和羞耻心，便能看到：印度内在的活力如何从一个低起点的位置迸发出意料之外的创造。

这种活力是我们作为中国人遥遥观望而似曾相识的，仿佛看到了自己失去的东西。

实在想不出因由，于是我们只能将其归结为一种志得意满的、迟早要摔跟头的飘飘然，然后转身投入到我们满是欢乐与胜利的防疫生活中去了。

这能不让人惆怅么——我曾一度以为《我不是药神》是个起点，孰料竟成了开始的结束。

看得除了心碎不知道说什么。

这个时代依然有人连身份都不允许存在，“它们”赤脚走在坎坷的路上，依然寻求自尊和平等。

滥用私刑是为了完成政绩的“配给”，一个种姓证书还需要配给，真正不可接触阶层无法获得，却能被有钱有权的人拿到手，咦，这样的权力寻租是不是很耳熟？

即使是印共的propaganda又怎么样？

多的是人出于不对的理由做不对的事，不否认也有因不对的理由做对的事，但这里无可否认是做了对的事。

原型律师成为了大法官，按照歌词里把权力握在手中，总之希望他能继续做对的事。

我最触动的那一刹那是受害者妻子抬起眼怯生生的一句我不知道怎么签字，然后女儿在小黑板上写上父亲的名字。

我有时候想起一些法学院的印度同学们，他们机警睿智团结敢拼，在小组中绽放异彩。

所以在看cross examination引用拉詹先例的时候，突然想到印度沿袭了殖民者带英的法律体系，而很多印度同学在讨论自己家乡的法律时我也碍于实在听不懂印度英语而只能抓几个单词，后来甚至自暴自弃，印度同学提问时我都选择性不听而去做点别的……影片是泰米尔语，间或只能听懂一部分用英语的legal terms，但印度式英语确实苦手啊，总之希望能多些耐心和能力去聆听别人的制度和故事。

保护弱势群体才是社会的进步，社会体系发达表现并不在于上层阶级的纸醉金迷。

广大穷苦老百姓过的好有尊严有自由才是健康的社会。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敢于把自己阴暗的一面暴露出来晒晒太阳，让人反思，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老是藏着掖着，畏畏缩缩，一切都好。

自己骗自己而已。

寻求一点自我安慰。

韩国电影反映的问题也很多，这也是受欢迎的一个方面，暴露问题出来是一回事，解不解决又是另外一回事。

暴露都不敢暴露出来，只能说观众还不够强大

從電影中的整體表現可以發現，律師錢德勒的所有成功，其重心在於印度相對獨立的司法體系。

當然，作為印共的成員，錢德勒從反對黨的存在中也獲取了力量（譬如影片中表現的、由印共組織實施的基層群眾運動），但他主要的成功都在於得到了法庭的支持。

所謂獨立司法體系，指的是審判權的獨立、超然及不受操控。

審判權和檢察權、執法權雖然同屬法權範疇，但其執行與隸屬均自成一體，不能混淆。

以美國為例，雖然Attorney General在中文中很多時候譯成「司法部長」，但更準確的譯法是「檢察總長」，他的角色是為政府（行政當局）打官司的首席律師。

本電影中最後出場的大boss應該也是這個詞，但其角色應該是印度一個邦的檢察總長，本質上是相同的。

行政當局的檢察總長實行檢察權，依託警察這一執法力量（law enforcement），代表行政當局起訴或應訴，但他在法庭上則僅僅是兩方之一。

行政當局不能控制或干預進入司法程序的案件，指的是案件的仲裁完全取決於司法機構本身，行政當局只能作為案件之一方、從自己那一側為案件做努力。

雖然行政當局在實際力量上或許大於自然人，但在法理上雙方在司法進程中的地位是相等的，他們都要匍匐於高階在上的司法機構腳前，而司法機關則憑且僅憑司法專業判斷進行仲裁。

影片中邦警及檢調單位雖然惡形惡狀，但斷不敢凌駕於司法。

他們只能提供證據（偽證）等必要司法元素，在法律框架內向對自己有利的方向影響審判，而不能直接命令法官做出特定判斷或判決，或指令委任或革任任何法官。

而法官則僅以司法元素（證據、法條、判例等）作為判斷依據，而非傾向於任何一方，無論是強勢的軍警憲特還是弱勢的少數族裔。

影片中的人權律師錢德勒無疑是舞台上閃亮的明星，但獨立的司法體系則是他賴以閃亮登場表演的堅實舞臺。

不公和悲劇在一個複雜社會中每天都在發生，問題也許在個案圓滿的背後仍然得不到根本解決甚至愈演愈烈，但一個可靠的體系畢竟為事情向好的方向發展提供了更多的一個更可能的選項。

我們沒必要神化影片中的主角（就如同他自己拒絕戴上花環），也不能就此認為童話般的結局就在眼前，而是要認識到所有成就可能性之下所基於的、堅實但並不shinning的點滴基礎。

观众看影片时，有立场预设，有上帝视角，所以我们很自然就可以代入主角的经历，认定基本的善恶，这是电影的功劳。

然而若把这样的案件放入现实中，再悄悄修改一下剧情，使得受害者不是完美受害者，而是一个略喜欢贪小便宜的人，那么在警察看似完美的证据链下，旁观者又该以什么样的姿态来观看这个案件呢？

结合近年来“网民断案”的倾向，我想不难猜到舆论的反转和对立。

正如影片里“IG”警官为自己打断猥亵男十指的私刑辩护那样——“如果不动用这种刑罚，我怎么能保护那个女学生？

怎么惩戒那些罪犯？

”——大多数民众朴素的正义感往往只能让他们认识到法律双刃剑的其中一面——惩戒犯罪——而忘了另一面：约束公权力。

我想引用罗翔《圆圈正义》中通俗的阐述来解释这个观点：“刑法不仅要惩罚犯罪，还必须有效地限制国家的刑罚权，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古话说：‘刑不可知，威不可测，则民畏上也。

’如果刑法的使命只是打击犯罪，其实没有必要制定成文刑法。

它只需存于统治者的内心深处，一种秘而不宣的刑法较之公开明示的法律更能打击一切所谓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公权力如果不受约束，那么“一切有关谁应该构成犯罪，谁不应该构成犯罪的问题，也就只能依赖权力者的偏好……这样，我们大可不必担心出现疑难案件，因为只要是我们想打击的，那它就是犯罪。

”《杰伊·比姆》用一个小时的刻画，让观众体会了公权力之恶，甚于民间违法。

民间的违法，由公权力去制裁，而公权力对人权的践踏，更容易使人毫无申诉的余地。

也正如影片中律师钱德鲁所说：“他们（那些被公权力践踏的人民）只剩下我们了。

”看完本片，不由得对坚持正义的律师心生敬佩。

每一个国家，都需要这样的人，为手无寸铁的民众举起对抗部分邪恶公权力的法律武器。

他们就像罗翔在送给所有人的书里都会写的那句话一样：做法治之光。

因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印电影文化交流再度中断，已有好些日子没有印度电影在国内上映了。

但民间的“交流”（你懂得），一直在持续。

不过，这两年品质高的印度电影似乎也不多。

就去年来说，只有《白虎》、《命运理发师》以及《杰伊·比姆》三部作品受到大陆的广泛关注。

（前两部，我都在号上写过了）今天，就聊一聊最后这部《杰伊·比姆》，它不仅在豆瓣拿下8.7的高分，甚至被国内的很多自媒体誉为“2021年年度印度神片”呢！

真有这么好吗

1，大尺度现实题材印度某地区监狱，开始了新一轮的例行释放。

但诡异的是，门口除了犯人家属，居然还有不少警察候着，包括官阶很高的领导，他们来做什么呢？

紧接着，犯人们就依次出来了，他们每个人都被询问了种姓，有的顺利离开，有的则被滞留在监狱门外。

滞留的犯人全部来自低种姓。

随后，警察间展开了一段令人震惊的对话.他们准备让这些有前科的贱民，顶包未了结的悬案，用以维护自身声誉，顺便向上层交差。

但悬案太多了，犯人竟都不够用了，警方间为此起了争执。

这时，一位级别较高的长官出面吼道：一个人多顶几个案子不就好了？

反正又没人过问。

随后，他们开始分派人头，并同时进行金钱交易。

而那些即将被甩锅多项罪名的贱民，还是一脸的茫然无知。

直至被告知自己无法出狱，他们才意识到：厄运再次降临！

为什么是“再次”，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就连他们所谓的前科，其实也都是莫须有的诬告。

他们开始呼天喊地的大哭。

而前来迎接的娇妻、弱子、老父则在悲痛中纷纷失语。

因为，贫困而无社会地位的贱民，他们根本无力反抗警方的霸凌。

被压迫的贱民和腐败堕落的警察，影片这开篇实在是够奔放，而警务人员明目张胆破坏司法、轻描淡写残害贱民的态度，尤为令人触目惊心。

还有没有天理，有没有王法？

显然，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杰伊·比姆》的尺度已经大到，完全没有要遮掩一下或留个面子的意思。

你说赞不赞？

2、精彩的正邪较量&深刻的思索在堪称暗黑的开局后，影片进入故事的主体内容：一桩骇人听闻的冤案。

被害人拉贾坎努来自部落（伊鲁拉人），属于典型的贱民，除了打工，他们世世代代都被规定专门捕蛇、抓老鼠。

伊鲁拉人没有自己的土地（没法获得土地出让金）、没有配给卡、没有选民资格。

他们大多都不识字，住在随时会坍塌、泥草糊起来的简陋窝棚里（这还是托了高种姓的福，才被允许搭建的），生活异常艰辛。

很长一段时间里，伊鲁拉人甚至都没被纳入种姓系统，直至现代印度建国后很久，才正式批准为“表列部落”。

而在案件发生前，拉贾坎努和族人们还在为“表列部落”这个可怜的title，四处奔走、并到处碰壁，社会地位之低可想而知。

这些都是造就冤案的根源。

某日，村里一户人家突然遭到盗窃，且数目十分庞大。

警方迅速介入后，很快认定拉贾坎努就是罪犯，因为案发前几天，他来高官家抓过蛇，知道珠宝和现金藏在哪里。

就这样，没有实锤证据、没有目击证人，甚至连赃物也没找到，仅凭这么一个潦草随意的理由，案件就办完了。

随后，警方对拉贾坎努一家进行了严刑拷打，就连孕妇也不放过，行为之残忍令人发指（绯色都看哭了）。

警方如此火急火燎，是为何？

因为事主是权贵，他正大发雷霆，并且不断通过高层施压，而拉贾坎努一家又是专门背锅偷窃罪的伊鲁拉人，不但“种姓对口”，且好欺负，这么简单的大案，怎能不急着立功呢！

但万万没想到，拉贾坎努一家不像其他族人那么容易屈打成招，受尽了折磨，也不肯认罪。

拉贾坎努还鼓励家人要坚持，相比名节的可贵，受点伤都不算什么。

而他也确实等到了能为其伸张正义的勇士——钱德鲁，一名致力于为弱势群体讨公道，且不惧于对抗强权的律师。

但警方提供了一整套完美的伪证，全都对拉贾坎努不利，钱德鲁该怎么办呢？

自此，影片也进入了最精彩的部分：正邪较量。

案件破获过程一波三折、几度出人意料，仅仅作为悬疑片来看，都十分具有观赏性，在此就不做剧透，留给大家自己去观赏。

但绯色更为欣赏的是，影片在“程序正义”和“种族歧视”议题上，进行的深度探讨。

在钱德鲁的不懈努力下，他获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并开始反击腐败的警方，他还申请到其他地区（为了避嫌）的高阶警官佩鲁马尔萨米，来协助调查。

但这位警官对钱德鲁的印象并不好，因为他总和警方作对，并且反对暴力执法。

佩鲁马尔萨米告诉钱德鲁，采取极端手法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很多时候，警察不具备执行合法流程的条件，墨守成规只会让犯人逃之夭夭。

那么，又如何伸张正义呢？

不难发现，佩鲁马尔萨米举的例子中，他没有证据、仅仅听取原告的一面之词，就给被告定罪了，理由也很简单：印度社会保守，没有女人会牺牲名节来指控男人性侵，她肯定是受害者。

这完全是主观臆断啊！

钱德鲁没有直接反驳，而是带他参观了伊鲁拉人的居所，并聆听他们的遭遇：伊鲁拉人并非生来是小偷，是社会的不公让他们生活困苦，导致一些人确实偷了东西。

渐渐地，“伊鲁拉人都是小偷”便成为公认的既定形象，而这种大众偏见又被警方利用，让从未偷过东西的伊鲁拉人一次次成功顶包，变成了“小偷”。

于是乎，整个伊鲁拉人的部落，大部分人都曾因盗窃案进过监狱，这根本就是种族歧视啊！

佩鲁马尔萨米这才意识到，用刻板印象来断案是多么荒谬，程序正义也许会错放坏蛋，但起码不会冤枉无辜的人，司法的公正就体现在这里。

而大众也能越发领悟种族歧视的可恶，它创造了让特定种族被污名化的“好”环境，让歧视变成合乎情理的“真相”：伊鲁拉人很穷，偷窃的概率就是大。

但没有人问，为什么伊鲁拉人集体性的穷？

偷窃真的是其种族专有的属性吗？

所以，影片已不局限于揭露社会的黑暗，它还思考了这种“黑暗”形成的根源，内容极其深刻。

3，完美受害者&印式英雄主义《杰伊·比姆》也并非没有瑕疵，甚至可以说槽点很多、影响很大。

首先就是人物塑造上的问题。

拿拉贾坎努来说，影片对他的很多着墨是不必要的，比如他捕蛇、捉老鼠的技能有多好、他为人多善良，都舍不得杀生、他有多么爱老婆，结婚多年，还整天黏着老婆、家境困难，也舍不得让老婆干活等等，这些人物特质描摹都是多余的，即便他本人确实如此，也无需都说出来。

毕竟，影片要反映的伊鲁拉人的整体生存状况，而非拉贾坎努一个人的故事。

而这些赘述的内容，还让人产生了不好的解读：影片似乎在着力塑造一个完美的受害人。

当下这个时代，实在不该再有如此形同样板戏的人设了。

人无完人，受害者也一样，我们追求的是在具体案件里匡扶正义，只要他真的受害了，就得给他公道，无需附加私德上的审判。

每个种族都有好人和坏人，伊鲁拉人也一样，不要对种族进行标签化，标签为都是坏人属于歧视，标签为全体好人则是变相歧视。

同样的还有钱德鲁，作为一个分文不取，六年里就主持了96000起案件的律师，他无可厚非的是一个大英雄。

但不该用印式英雄主义的模式来刻画他：全方位的彩虹屁——气魄山河般的领袖气质、瞬间碾压对手的强大才能，拒绝众人膜拜的谦卑、自己动手烫衣服的质朴等等。

当然，还有慢镜头特写下、威风八面的走路姿态与气场。

毕竟，这不是一部玛萨拉娱乐影片，而是真实事件改编的现实题材，主题也非钱德鲁的丰功伟绩，而是一桩冤案的来龙去脉。

片尾对钱德鲁的文字介绍，其实就已经够了。

两个主角的冗余信息太多，加上糟糕的叙事能力，让整个故事像一排切开摆好的豆腐块，看似黏在一起，但都是割裂的，期间还夹杂了许多重复表达和没用的内容。

这使得影片节奏十分拖沓，直接将片时拉长到了164分钟，大大影响了观感。

4，结语然而，瑕不掩瑜。

《杰伊·比姆》仍然不失为一部优秀的作品，尤其当钱德鲁在法庭大获全胜，拉贾坎努一家洗清冤屈，并获得补偿的那一刻，绯色再次抑制不住地泪目了。

除了激动，绯色更多的是感慨：正义来之不易，代价实在太大，有谁能想到，就在拉贾坎努忍辱负重，等来钱德鲁的那一刻，已经为自己敲响了生命的丧钟？

祈愿公平常留在人间，人民需要《杰伊·比姆》，它确实担得起“2021年度神片”的美誉。

那么杰伊·比姆到底是谁呢？

某自媒体进行了很好的科普。

安贝德卡尔的言论与著作，对钱德鲁在办案也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而《杰伊·比姆》对中国人来说，多少又有点五味杂陈，当国产剧的内容还在边缘迂回，处于要说不说的暧昧时，印度电影的尺度都大到如此毫无顾忌了。

这样的差距，真的没法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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