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去见你

高三之前，我对冈仁波齐啊转山啊一无所知，仅有的一点对所谓的朝圣的了解，还是从一个看了几本大冰而天天说着流浪穷游朝圣的朋友口中得知。

其实那时候我是带着点偏见的，感觉就是一帮中二的少年少女，做着不知深浅的梦。

高三的时候看了一本书，世界围绕着冈仁波齐。

这是一本由中国地理编写的，偏记录性的书，当然我觉得文学性也很高。

里面写雪山，写藏传佛教，写那些壁画那些历史，写转山的不易和那些人的虔诚。

我还看见穿着藏袍的老人，黝黑的脸上刻着深纹，捧着一只茶碗，坐在休憩点破烂的棚子里，阳光很好，他眯着眼，静默枯坐，像一个雕塑。

我很难说，这种行为是好，还是不好。

每年的转山路都有很多人死去，但每年都有新的人加入，这种宗教感，是不了解文化的“外人”无法去评判的。

但作为电影而言，无论导演初心为何艺术追求为何，很多观众就是怀抱着猎奇心态走进影院的，这根本无可避免。

老实说一个知识与阅历极度赤贫的人是否能够从他的信仰中使精神世界取得另一种满足，这实在是我非子，子非鱼的探讨。

宗教对于中层至底层民众而言，从来是精神避难所——虽然各自逃避的对不同——这一为点没什么值得美化的，而只要不给他人造成损害，外人似乎也无可贬低。

在我看来，转山朝圣，这些行为已经不能在物质层面去衡量。

一个为了信仰，甘愿漂泊，甘愿以天为被地为铺，生存需求被压至最低标准的人，他们的世界，对那些有钱走进电影院只为一满好奇心的人，实在是陌生的。

这种电影很考究导演的功力，但实际上，他的表现也是平平，最终，现实主义者们或者无神论者们对本片的讨论还是涉及到了藏区经济与教育水平的关注，也算某种包装不是那么好看的善意吧。

戏剧化最终还是形式化。

有信仰，是一件幸福的事。

因为信仰，他们的世界似乎也更简单，更容易获取到快乐。

在那个地方，似乎有一种停滞的感觉，人们要求的和所求的似乎永远很单纯甚至近乎单调，他们最大的诉求是通过祈祷和虔诚的笃信来“实现”的。

在那片净土上呆着你也会得到净化白天，他们长跪着前进，胸前的皮子磨烂了，脚上的鞋子穿烂了，换了新的再继续，没有过多的语言上的交流。

当屠夫趴在地上积蓄力量再起来的时候，八岁的小女孩扎扎路过他，继续自己的朝圣礼仪，只平静地说一句“加油”。

夜里，他们围坐一团，听长者说着关于朝圣的故事，偶尔交流一下自己的感受。

最多的是念经。

虔诚婉转的吟诵之声，回荡在空灵的雪山里，回荡在他们驻扎的帐篷之上。

一切都那么简单纯净··

还是想说，第一次看众多评论如此困惑。

我看到的风景和他们不一样。

看这部电影，我心动了。

第一次影厅亮起来还不肯结束，我不认可那些被点赞几十次的评论，我的心我的身体不认可他们。

我也想过闭嘴，我们是不一样的哈姆雷特。

最近在看人类简史，时常走在路上笑出声来，我眼里出现的毛发丰足、四肢行走的人，我们太渺小了，不如一粒尘埃。

这是个大千世界。

不猎奇，也不好奇，不谈西藏纯净的好风景，不谈藏传佛教的各种习俗，不谈生与死，不谈坚定信仰，不谈善良的朴素的藏民，不谈藏民生活的现代化，不谈路上杀手，不谈这些，也不消费这些。

我眼里有这些，而心里好像也消化了这些。

留下的才是心动后的余味。

我看到的全是生活，大到一个世界一个洲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一个团体小到一个人。

不谈震惊，好奇，怜悯，渴望，敬佩，等等。

都不谈，唯有平静，此刻我心如止水。

认真生活。

我不后悔观影中途产生了自己不认可的怜悯，这是一种生活而已。

我不敢妄言。

我不后悔在看评论的时候产生了自己不认可的愤怒和困惑。

我不敢妄言。

我只认可我自己，任千变万化的云飘过，任千奇百怪的鸟掠过。

这样一说成了自由人文主义。

是吗，不知道。

还是书看少了，又走入胡同了。

《冈仁波齐》这部片一上映，果然是赞声和骂声两个极端。

肯定一派普遍认为拍出了信仰的震撼；否定的一是质疑其借“西藏“、”信仰“这些标签来讨巧，二是诟病其拍摄手法和讲故事的能力。

如此大相径庭的褒贬不一，与其说是对电影的争论，莫不如说是价值观的异同，或者说价值观投射到具体现象上的争论。

磕长头到底有意义吗？

百度可以给你其宗教意义的详细解释。

然而那种解读，并不能加深你对藏民这种行为的真正理解。

如果你真正去过藏地，和藏民接触——我说的并非拉萨旅游区的藏民，而是那些非旅游区的（比如电影中提到的芒康），而是普通的藏民，养牦牛的、种青稞的、开大卡车的。

你会有一种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他们的静默。

他们说话不多，声音也是低低的、短促的，一如《冈仁波齐》中一样。

即使一群人聚在一起，也不会像内地的大叔大妈们那样吵吵嚷嚷，絮叨不停。

这种静默，初看上去是木讷的，然而当你把这种静默放在荒凉的大山，凌厉的寒风，和冷寂的雪山中去感受时，你会体会到一种隐忍的力量。

而这种安静和隐忍，正是西藏的底色，是藏人的基调。

如果是一个追求视觉的导演去拍一部藏地电影，他一定会去反复拍飘舞的经幡、成排的转经筒、巍峨的雪山、灯光辉煌的布达拉宫、老藏民布满皱纹的笑脸。

那一套东西，但凡你懂一点摄影，你都知道哪些标签能代表西藏——尽管那只是一个，司空见惯的，存在于我们印象中的西藏，然而导演没有这样做，他拍摄的手法不那么讨喜——单调、冗长、近乎静默。

惯常的剧情是这样的：一个妇女生孩子的时候一定要咬紧牙关，满头大汗的嘶叫；一个主角受伤，他一定会在痛苦中挣扎，最后靠信念渡过难关；一个老人没有未完成一生朝圣之旅，他的告别一定是悲壮而充满泪水的。

然而这些桥段《冈仁波齐》统统没有，导演从头到尾执着的，就是一种静默的平实。

我觉导演是深深理解藏民的：一个普普通通人的生活，就是这么平实； 或者说当信仰和生活已然一体的状态，它就该是那么平实、安静、隐忍。

禅宗里说，开悟是这么一个过程：第一个阶段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这是凡夫看世界万物；第二个阶段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这是破除原本的观念；第三个阶段是见山又是山，见水又是水——这是开悟后，认识了事物的原本面目。

我们不妨按照这样的层级，去解读“磕长头”这一行为。

我们一般的人，看到一群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人，匍匐在地上，几步一拜，甚至大着肚子、生完孩子还带着孩子继续，那必然认为这群人不可理喻，甚至脑子有点毛病——这是见山是山。

见山是山之人，是局限于自己的世界观的。

而且他必须要用自己的视角去审判他人：这是迷信，这是愚昧，这是闲得无聊。

一个人必须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对一件“奇怪的事情”做个判断，才能保护自己的认知体系，否则他便无法进行自我确认。

这种行为未必是恶意的，然而却忽视了自我价值观的局限性。

我们一般人往往认为藏民磕长头就是为了祈求好运，祈求财富、健康，与我们在庙里烧香拜佛一个套路。

这是现代人惯常的思维方式。

读书是为了什么？

为了能考好学校——考好学校为了什么？

为了能找好工作——好工作为了什么？

为了能挣钱——挣钱为了什么？

为了能享乐买房结婚养老——活着为了什么，你别想太多行不行？！

功利主义注重“付出什么，然后得到什么”，人们按照这个逻辑去理解其他人，去评判，去行动。

观念是很难审视自己的，正如一个人照镜子看自己越看越顺眼。

功利主义不会解答为什么功利的局限是什么。

然而你是一个真实的人，人是极为复杂的，所以即便你惯常的行为都是功利的，你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生死的问题，你还是会想一想这些问题，只是你经常告诫自己“不要想太多”。

另外有些人看到藏民磕长头会说，“哦，这是藏族人在朝圣，我知道的“。

他马上就觉得太了不起了，太神圣了，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信仰的力量太可贵了。

除了拍几张照片，你甚至自己也要拜上几拜，感受一把”信仰的力量“，甚至能把自己感动的热泪盈眶。

我们看到一个现象，愿意破除自己的陈见，试着换一种思维去领会其意义——这可以算作见山不是山。

然而即使你“被信仰感动“，你与藏民之间，始终有着这样一种隔阂：你只是在概念上知道“信仰”是一个什么东西，知道信仰是个宝贵的东西；而磕头的藏民则是从心灵中感受到信仰，他不需要思考其中的意义，信仰遍布于他精神和肉身的每一部分。

庄子说“子非鱼焉知鱼之乐“；男人知道大姨妈很痛，但他无法体会大姨妈真正的感觉。

这是思维的理解，与心灵的理解之不同，之隔阂。

那么见山是山是什么？

对藏民来说，磕头又为的什么呢？

答案是：磕头，就是为了磕头。

过去中国人用跪拜体现尊卑，所有人都得拜皇帝，皇帝拜祖先、拜天地。

中国人的膝盖跪出来的是地位尊卑，是强弱排序，它最后跪出了奴性。

其后我们边脸红，边斥责这种奴性——中国人民站起来，是一件顶大的事。

而藏人则从未停止跪拜。

因为他们的跪拜并非仅仅是表示“区别尊卑”这一结果，更是为了跪拜本身的修行过程。

小姑娘的妈妈说“磕头好，磕头长智慧。

”那么这个“智慧”说的是什么呢？

是转完冈仁波齐之后，小女孩的IQ大涨，“妈妈再也不担心我的学习了”；还是她今后遇到纠结烦恼，她都能英明决断，有如神助呢？

都不是。

西藏的母亲总是这样告诉孩子：“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种傲慢，这种情绪会影响人们对事物的判断，所以人们必须不断对抗自己的傲慢，修正自己的言行。

这其中一个修行的办法，就是令自己全身匍匐跪拜。

”没有谁天生喜欢下跪、磕头，我们天性里都知道这是一种表现个人卑微的姿态。

然而藏传佛教就是教导人们用这种方法，去体验个人的卑微，去慢慢放下这个“我”。

因为“我执”会造成分别心，分别心造成痛苦。

跪拜也是为了修忍耐、忍辱。

为什么路上的长者要求要小女孩磕头一定要触地呢？

为什么磕出大包来才好呢？

就为了让你疼，然后忍着疼痛，制造疼痛。

几千里路一路跪拜过去，是一种苦行：全身肌肉疼痛，手脚磨出血，头上磕破皮；忍受风餐露宿，冻饿病苦。

藏民不是因为喜欢磕长头才去做——如果喜欢反而不应该去做了。

如果人只是去做喜欢的事情，那么吃喝玩乐，追求感官刺激就是修行了。

勉力去做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才是训练忍耐的方法。

现代人有时会放下舒适的环境，去跑马拉松，玩儿铁人三项。

身体上的苦行，当我们赋予它某种深刻的意义，反而有深远的愉悦。

佛教为什么强调训练自己的忍耐呢？

因为世事无常，很多事情都是不遂人愿的。

如果平时不训练自己，无常到来的时候，人就措手不及，无力转变观念。

特别是藏人认为，人死后的七七四十九天，是中阴脱离肉身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如果不训练在痛苦中保持平常心的力量，就很容易让中阴身走向恶道。

修行藏传佛教的人，会修行“四加行“，其中之一就是要磕十万个头。

然而如果一个弟子特别爱做大礼拜，上师反而禁止他做。

就是不喜欢什么，偏让你反复做，直到你欢喜接受。

所以一个人诚心诚意的磕长头去朝圣，神灵未必保佑——车被撞了，腿被石头砸伤了，客死他乡了...如果按照功利主义的逻辑我们会觉得这样很吃亏——这神啊佛的是不是有点不公平，这人都虔诚成这样了，你还不照顾照顾？

在凡俗看来，磕头是为神佛磕的，所以如果神佛存在，就该回报；然而在藏民的意识中，磕头是为自己磕的，磕头的过程本身就是见诸佛的过程；而诸神佛的回报，也全在磕长头的路上了。

这漫长的朝圣之旅，蕴含着一个普通人的生、老、病、死。

这是一条人人都会走的路，生命会降生，生命也的逝去；在这个过程中，人会遭遇病痛、意外，也会遇到相遇、分别。

有时你需要帮助别人，有时你也会接受别人的帮助，因为或早或晚，大家都会走在同样的路上。

当大家能一起喝茶、跳舞的时候，藏民们知道无需留恋，因为有各自要走的路；当重要的拖拉机被碰坏，藏民们没有心存怨怼，因为世事本就无常；当出现意外，或者没有旅费的时候，藏民们不着急，停一停再出发... 我觉得“坚韧“、”执着“，都是太刻意的词汇，是不足以形容他们的，因为这些藏民似乎都没有过“还要不要走下去”的挣扎，而始终是默然的、理所应当一般的前行。

前方有脏水，俯身拜下去；前方有高山，磕头翻过它... 一个人如果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无论发生什么，都会自己走下去的。

你没有磕过头，然而你在路上走得还好吗？

你乘坐的这班拥挤不堪的地铁，最终通向哪里？

那些糟过的难，受过的伤，你是如何告别的？

你是否在疲惫煎熬的时刻，怀疑过自己选择的道路？

愿你找到你要拜的山。

暌违四年，张杨带着《冈仁波齐》回归我们的视线。

第一次听到这部电影的名字，误以为张杨要拍摄一部主角是藏族女孩的成长故事，这四个组合在一起会令人感到静谧柔美的字眼，着实予人好奇。

实际上，冈仁波齐是与梅里雪山、阿尼玛卿山脉、青海玉树的尕朵觉沃并称的藏传佛教四大神山之一，且被多个宗教称作圣地。

梵语称之为吉罗娑山，冈仁波齐峰北麓是印度河上游狮泉河的发源地，相传雍仲本教发源于该山；而印度教则认为该山为湿婆的居所，世界的中心；耆那教认为该山是其祖师瑞斯哈巴那刹得道之处；在藏传佛教的信仰者眼中，冈仁波齐被认为是胜乐金刚的住所，代表着无量幸福。

电影所展现的节点，便是这特殊的一年——在冈仁波齐百年一遇的本命年，藏民所信仰的教义，使他们走上了朝圣之路。

普拉村村民尼玛扎堆在父亲去世后，决定完成父亲的遗愿，去拉萨朝圣，去冈仁波齐转山。

小村里很多人都加入尼玛扎堆的朝圣队伍。

历经数月的前行，在经历了无数突发事件后，众人终于抵达了拉萨。

由于资金短缺，为了筹备旅费，大伙留在拉萨做起了临时工。

当凑够了路费，朝着冈仁波齐进发的时候，队伍中的老人杨培终因体力衰竭，在抵达冈仁波齐时突然离开了人世，大家在山头为他堆起一座玛尼石堆。

冈仁波齐作为这场叩首、匐行、朝拜的一年之旅的终点，仅在影片最后才出现在我们眼前，遍布经幡与茫然白雪的它，看起来似乎并没有那么大的不同，但藏民愿意付出这一年内自己生活的一切，乃至是生命。

尼玛扎堆一行人在这一年中的生活体验，无疑是关乎信仰的。

一路上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依然坚持匍匐着向冈仁波齐前进，一种可以说是重复的动作充斥在他们这一年的生活中，也充斥在大银幕上，那就是将手中的木板置于头顶、胸前、腰下拍打，再置于地上进行滑行，叩首，起身，继续，再继续，一连串的动作快速而熟练，没有迟疑和丝毫犹豫。

而另一边，与“在路上”同时行进的则是他们贫苦而充满苦难的生活，但即便发生再多不幸，也从未有人表现出崩溃或自暴自弃。

他们只是一门心思地朝圣，这也是信仰赋予他们的心境。

不可否认的是，信仰的意义在现实中还是令人困惑的。

为了获得传说中的无量幸福，传统藏传佛教的坚守者依然坚持着用这样的方式进行朝圣，但一路上他们却显得如此孤独与寂寥。

虽然一行十多人互相照应，但也仅限于此，越来越少的朝圣者在路上以叩首的方式进行朝圣。

当朝圣者在路上跪拜前行时，周围的风景却不全然是西藏旅游攻略中所带给你的印象，那些雪山草原，与之相对，藏区的农田在今天变成了机械化生产，城市化的大街小巷布满了观光客的行色匆匆脚步。

没有信仰的游客与放弃信仰的原住民，已经把藏区的不少地域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甚至带有城市感的旅游适配地。

与之相比，一路来自山中的信仰却总是显得有些落魄。

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又有什么底气能认为，或在这篇文章中侃侃而谈所谓“信仰的力量”？

这个时代最不缺的，可能便是消费主义的盛行和随之而来的“鸡汤”。

从异域到来的观光客和消费者并不信教，无意间成为对这些朝圣的藏民匆匆一瞥，或发出啧啧称奇赞叹的，在潜意识中成为猎奇者；也可能在无意之中，破坏了这份虔诚的纯净。

无人能改变这一切。

他们之中很少有人相信，投入这一年的生命去跪拜，会真的带来幸福，更何况其中的很多人，都远比底层的藏民在物质层面更为“幸福”。

但我们真的懂得，信仰对于生活的意义吗？

信仰不是一剂现实世界的救世良药，当看着他们一路上所承受、所获得的，我们会发现：信仰在现实中带来的，只有心安。

我们很难随意丈量苦难与心安，究竟哪个在现实中，对这些还在坚守却依然不幸的底层藏民更为重要。

但看得到的是，幸福不会到来。

导演张杨对“信仰”与“生活”间关系的处理是到位的，既没有想象中所谓的升华，也没有过分去强调这份信仰在现实中的无力与一丝愚昧，更多只是平实地展现这份相对而言的客观。

“过程”，便是这份信仰在另一个维度上包含的意义。

在这些重复的叩首与匍行的过程中，即便获得不了今世肉身上物质的幸福，生活的厚度也已经在不为人知的地方积累起来。

生老病死在途中，前行并非为了抵达，而是扎根在自我生命中的对自我的完成。

如电影最终突如其来的死亡，那也是老人生命完结时的一种完成。

然而与此同时，另一层影像上的悖论产生。

当我们看着尼玛扎堆一行十多人从家中一直磕头匐行，中途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山石滑落、生病、缺钱打工、老人在到达之际去世等各色突发的，甚至有些“卖苦”意味的情节时，实际上又会感到不适——因为它们发生的情境太过真实，但在真实之中所呈现的苦难则来自于许多转山家庭亲自经历的叠加，而将这些叠加事件全部都强加到一行人身上，让他们表演出来，就会显得过分刻意。

这不是张杨第一次用消弭形式边界的做法来阐释主题，在《昨天》中，他将舞台剧、纪录片、剧情片、戏中戏等诸多形式并置来描绘一个处于不同维度、不同媒介中的演员、儿子、吸毒青年贾宏声。

与尚还依稀可见地划分着形式壁垒边界的《昨天》不同，《冈仁波齐》则在这种融合中走的更远。

而这恰恰也成为了这部电影的症结所在：外来者的视角，带来无可避免的消费性，在片中每一个“精心营造”的场景里都随处可见。

况且，谁又能证明，我们作为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央这块银幕前的观众，在观看、思考这部电影的时刻，不是在“消费”着一种“虔诚”呢？

*原文刊于《文艺风赏》十二月，有删改

在电影里，我看到的是一群目的极为明确的村民，他们的一切努力，承受的一切磨难都只为了一个目标，朝圣。

朝圣的确是他们的信仰，我尊重他们这个行为，但作为一个从小接受教育的人，我知道他们的朝圣只是徒劳，朝圣并不能改变真正他们的命运，实现他们的愿望。

然而最可悲的是，朝圣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已经是实现愿望的最终途径了。

人的一生，总有太多的未解之谜，过去是谁创造了人类，现在是谁创造了宇宙，终我们一生我们都找不到答案，所以我们只能自己给自己编造一个答案，因为有答案总比没答案好，哪怕这个答案是错的。

信仰和愚蠢并不冲突，他们的信仰遏制了他们改变命运的想法，可悲的不是他们苦了一辈子，而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无数看客们都被他们的信仰所感动，但真正让他们去过那样的生活，去体验那样的灵魂之旅，又有多少人愿意呢？

前段时间，在即刻视频拍的短片中，我回答了一个和电影有关的问题：怎样看经典电影？

我的回答是：三个“不怕”。

不要怕经典，不要怕剧透，不要怕自己的直觉。

不要怕经典，经典其实并不遥远，并不高深，一部电影能经过时间的筛选留下来，恰恰因为，它和我们有着密切关系，或者生活，或者心灵。

不要怕剧透。

一部电影，是不可能被剧透的，好电影尤其是这样，有多少次，我先看了最完整的剧本，都想不到最后拍出来的电影是什么样子。

剧透反而会帮助我们对一部电影了解更多。

不要怕自己的直觉。

专家说什么，影评人说什么，不重要，自己看到的，自己感受到的，就是最正确的，最珍贵的，也是对一部电影最好的回馈。

其实，这也适用于所有的电影。

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看，不要怕它影响到自己，不要怕自己的直觉“不对”。

对张杨导演的《冈仁波齐》，也是这样。

我想用它做样本，说说我是怎么看这种似乎很不简单的电影的。

▲《冈仁波齐》的导演张杨先生，他之前的作品有《爱情麻辣烫》《洗澡》《昨天》《落叶归根》《飞越老人院》。

这是一部用纪录片手法拍出来的故事片，但它的故事，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十一个藏族人，从芒康出发，走了两千多公里，去拉萨和冈仁波齐山朝圣的事。

听起来似乎很让人害怕，怕它沉闷，怕它乏味，怕它艰涩，怕它不够“好看”。

不用怕，它很好看。

先看故事和画面。

的确就是十一个藏族人朝圣的故事，这十一个人生活在一个村子里，分别属于好几家人。

故事发生的这一年是2014年，是藏历马年。

▲出门朝圣前，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这是朝圣者用羊皮制作围裙。

在藏传佛教里，马年是释迦牟尼降生和成道的年份，也是冈仁波齐的本命年。

这一年里，诸神都会聚集到冈仁波齐。

平常年份，朝圣者来此转山一圈，可洗尽一生罪孽﹔转山十二圈可免地狱之苦，转108圈今生成佛﹔而在释迦牟尼诞生的马年转山一圈，则可增加一轮十二倍的功德，相当于常年的十三圈。

这十一个人，有老人，有孕妇，有屠夫，有残疾的小孩，他们就风尘仆仆地上路了。

一路上，他们遇到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有人被山石砸伤，孕妇生了孩子，一路上，他们还不断遇到当地人和别的朝圣者。

▲在路上，朝圣者遇到了一家人，他们正在集全家之力盖房子。

最后，他们用了一年，到达了拉萨和冈仁波齐山，去了布达拉宫，也在冈仁波齐转了山。

所有的心愿都得以达成。

▲一步都不能少。

看起来很像纪录片，但看到一半，就会隐约觉得发现，它是有故事的，是对素材有过筛选和调停布置的，毕竟，一趟现实的朝圣路，未必恰好能发生那么多事，而一旦用电影来讲述朝圣，必须要对事件进行集中。

这种隐隐约约，似有还无的故事，我很喜欢。

这一年时间，他们走了两千公里，经历了四季，周围的环境一直在发生变化，雪山，草原，油菜花地，被桃花杏花围绕的小村庄，绿树招展的夏天。

▲电影中景色的变换，说明了他们朝圣所用的时间。

这些画面，我也很喜欢。

这都是我们未曾经历的生活，未曾经历的画面，本来完全可以用特别的光影技巧，拍得像油画，像明信片，本来完全可以极力放大。

但张杨导演，用过一种并不张扬的态度，拍下了这些画面，似乎不很在意，似乎漫不经心，这些画面，又美，又轻松，又不用力。

这种姿态，我也很喜欢。

再看信息量。

我常年生活在西部，我家距离甘南藏族自治州，只有三百公里，距离青海、四川和西藏，也并不很远，我也有很多藏族朋友，跟他们有很多来往。

所以，我一直想看到一些很踏实，很少抒情和编导介入的藏人生活记录，书，电影，都可以。

有丰富的生活细节，有生活气息，不装神弄鬼，不自我感动，只要有未经污染的信息就好。

尤其是对朝圣，我更是充满好奇，那些朝圣的人，都从哪里来，他们这样走一趟，要做什么准备，要经历什么，会不会得关节炎。

《冈仁波齐》用庞大的信息量，满足了我所有的好奇心。

我看到了很多很多细节。

出发前，他们恰好在过藏历新年，大家忙忙碌碌地准备新年要用的东西，在客厅里挂出收藏的唐卡。

新年那天，聚在一起庆祝，还会互相串门。

▲过藏历新年，也需要准备很多吃食。

即将出发前，他们砍木头做护手板，到集市上去买胶鞋，我也由此知道了，在芒康，一双胶鞋的零售价是45块钱，如果买得多，算批发价，就是35块钱，他们一次买了十二双，到了拉萨，他们又买了一次鞋，这次便宜点，批发价是30块，他们买了二十双，一共600块。

在路上，他们多半是吃肉，用小刀切下来，分给大家。

为什么不吃蔬菜？

因为蔬菜很贵。

一般不会住旅店，事实上，这一路也没有那么多旅店。

他们都是搭帐篷居住，每到黄昏，遇到比较平坦的地块，他们就开始搭帐篷了，男人一个帐篷，女人一个帐篷。

电影里有搭帐篷的全部过程。

他们用一辆手扶拖拉机，拉了所有的生活用品，包括搭帐篷用的东西。

快到拉萨的时候，他们的拖拉机被一辆面包车撞了，车坏了，他们只好丢掉车头，由男人拉着车厢继续前进。

▲男人们很自然地担当起一路上最辛苦的工作。

路上不能有任何投机取巧，晴天，就在晴天行走和磕长头，雪天，就在雪地里行走和磕长头，遇到水洼，如果是绕不过去的，就在水洼里磕长头。

车坏了以后，情况变了，男人们拉着车厢先走个几百米之后，把车厢放下，折返，回到起步的地方，磕着长头走到放车厢的地方，再拉着走几百米，再回到起步的地方，继续磕头。

总之，不能漏掉一步。

▲无论下雨下雪，都不能停止磕长头。

老人是团队里最受尊敬的，他们主持每天的聊天，祈祷，解答年轻人的困惑，睡在帐篷里比较好的位置。

他们是没有头衔的神职人员和心灵导师、调解师、气象观察员（因为他们经历过足够多的气象周期）。

▲老人是朝圣队伍的灵魂。

杨培老人手持转经轮，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故事并不复杂，加上张杨导演用的是纪录片的手法，人物永远在中景和远景的位置上，有一种淡漠和疏离的感觉。

但信息量并没有减少，这些信息，就藏在所有看似漫不经心的细节里。

能够看到这些，我心满意足。

往深一点，还可以有深层的联想。

看《冈仁波齐》的时候，我想起的，却是福克纳的小说《我弥留之际》。

▲福克纳《我弥留之际》的封面，李文俊先生翻译。

小说主人公是农妇艾迪·本德伦，她有丈夫，也是五个孩子的母亲，是家庭的核心。

故事从她的去世开始，弥留之际，她要求丈夫安斯把她的尸体运回到杰弗生，和娘家人安葬在一起。

杰弗生并不远，就在四十英里之外，但这趟路，她的家人却走了十天，经历了重重磨难，他们遇到了洪水，洪水差点冲走棺材，拉车的骡子被淹死，他们抵押了财产才得以继续前行。

最终，大儿子失去一条腿，二儿子疯了，三儿子失去了辛苦工作买来的马，女儿被药店伙计诱奸，艾迪·本德伦的丈夫本德伦先生遇到了一个女人，娶了她当新太太。

《我弥留之际》，用这样一趟返乡之旅，映射的是整个人类苦难重重的生活。

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文学史上最著名的结尾之一：“他们在苦熬”。

▲电影《我弥留之际》，詹姆斯·弗兰克编剧、导演、主演。

2013年上映。

《冈仁波齐》拍的是朝圣，其实也可以看做是对人们生活的映射。

张杨导演，显然是想用这样一支小小的朝圣队伍，来容纳尽可能多的人生样貌，尽可能多的生活形态。

他在影片开拍前，有这样的要求：“首先要有个七八十岁的老人，他（她）可能会死在路上；要有个孕妇，她的小孩会在路上出生；还要有个屠夫，因为杀生过多想通过朝圣赎罪；要有个七八岁的孩子，这样会增加很多趣味性和不确定性；有孩子就要有他（她）的父母；还要有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他可能是个小流氓，也可能就是一个青春期敏感害羞的男孩，一路上他会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还要有一个50来岁、成熟稳健、类似于掌舵者身份的一个人，他会是整个朝圣队伍的头领。

”

▲《冈仁波齐》人物海报。

他们在朝圣过程中遇到的所有事，出生，死亡，受伤，不厌其烦地扎帐篷，100万次匍匐，每天的聊天和祈祷，其实也是人类都会遇到的事。

在预告片里，老人对女儿说：“磕头好，磕头长见识。

”也是因为，朝圣磕头，其实就是经历浓缩的人生。

拍摄团队的经历，也像是一次朝圣，从2013年11月到2014年11月底，拍摄团队一整年都待在高原，朝圣的人经历什么，他们也会经历什么，许多拍摄地，都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地方，缺氧，寒冷，他们都要一一经历。

在《冈仁波齐》的幕后花絮里，我对这一切有了更直观的了解，演员是怎么选出来的，有着什么样的设定，承载着什么样的任务，在拍摄过程中，所有人又经历了什么。

▲ 张杨团队的工作照。

朝圣、磕长头，是苦行，苦修，但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又何尝不是苦行苦修呢。

每天高峰期挤地铁，每天四五个小时的通勤，加班，耗尽全家所有积蓄、借遍亲朋好友的钱来买房，为了让孩子进入好学校，变成行贿高手，又何尝不像是在磕长头。

就像《冈仁波齐》的幕后花絮里说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生活方式是完全正确的……神山圣湖并不是重点，接受平凡的自我，但不放弃理想和信仰，热爱生活，我们都在路上。

”信仰，生活，爱，可能是一件事物的三个名字，是一个事物的三个面相。

其实，你我都有各自的冈仁波齐。

这要是在美国，光是没让孩子上学这一点，警察会把孩子家长抓起来。

朝拜另算，会以虐待儿童罪起诉。

9岁孩子不好好上学，跑去磕头朝拜。

信仰可以剥夺儿童健康和受教育的权利吗。

难道儿童教育和健康权不是普世价值吗。

信仰如此痴狂的后果变成野蛮。

你让一9岁孩子不上学，跑去朝拜磕头。

骇人听闻。

旧社会西藏医疗条件很差，很多举家朝拜，沿路磕头，身体不好的老人和小孩就死在途中。

完整家庭出去，破碎家庭回来。

朝拜一次让家人搭上性命。

这种题材，特卖乖，只要一提西藏，绝对一帮人激动的内牛满面，更别提磕长头转山这种高逼格的行为艺术。

其实，拍一部亚马逊或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原始部落吃人祭祀，性质都差不多。

转山、转经筒、经幡，一个意思，不认字，想来世做剥削阶级，吃香喝辣。

您千万别说藏人转山磕长头是为了世界和平、万物平等。

凡人，都有私心。

一分给本色出演的演员们，一分给影片漂亮的风景，信仰不是愚昧无知迷信的借口，更不是精神寄托，信仰应该是正面的，积极的，促使人强大坚定地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信仰党，就有了新中国，信仰雅典娜，所以星矢打不死，所有有正确信仰的人都有个共同点，不计较个人得失，甚至是牺牲自己的一些利益，包括生命。

说回电影，看到有人评论导演想表达的是生活方式有好多种，没有对与错，那问题来了，如果朝圣算是信仰，那毫无意义就是他们的人生。

如果想表达的是信仰，可屠夫朝圣是因为杀生多了，为的是自己，我不信他回去不再杀生了，小女孩已经磕破头，妈妈却说继续磕，女孩子家磕头好，等等等等，每个人朝圣都带着自己的目的，和信仰无关，是他们自欺欺人的一个借口，谈何虔诚？

信仰不是宗教，喇嘛教更是伪佛教，把它渲染成信仰熬成鸡汤，不知道又该毒害多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