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尼舍林的报丧女妖

乔乔，10岁的孩子，红扑扑的脸蛋还带点萌。

梦幻的画面，清新的色彩，幽默的语言，夸张的动作，儿童作为主角，可能会将它作为一部给小孩看的电影。

抱歉，《乔乔》不适合儿童看，而是拍给成年人。

导演用回到童年的方式，给我们上了一堂家庭教育课。

奥斯卡将最佳改编剧本给了它，实至名归。

人畜无害的外表下，乔乔的行为简直是个坏蛋。

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是每个家长的噩梦。

故事发生在二战期间的德国，乔乔与周围所有的孩子，都梦想成为最完美的法西斯。

他渴望加入希特勒青年团，房间贴满了希特勒的海报和纳粹旗帜，每日穿着纳粹青年营军服，幻想杀死所有的犹太人，渴望有一天能够骄傲地站在元首身边。

可惜，这个孩子比较笨。

10岁了还不会系鞋带，参加纳粹青年营，扔手榴弹还炸伤了自己，成为大家嘲讽的胆小鬼。

善良的妈妈这样评价：他是个极端分子。

希特勒的漫画形象是这部电影的大亮点。

1940年卓别林自导自演的《大独裁者》，让犹太人理发师查理客串了希特勒，取得巨大成功。

自此之后，二战电影中如何处理希特勒的形象，成为评价电影的重要标准。

昆汀在《无耻混蛋》中就烧死了希特勒，看着很解恨。

《乔乔》中的希特勒很有意思，他不在元首府里指挥千军万马，而躲在乔乔身边，一起大喊一起胡闹，成了他最好的朋友。

这种处理方式让乔乔的战争狂热行为有了解释。

战争让乔乔失去了父爱的关怀，但他需要成年人的指导时。

希特勒作为勇气的代名词，是德国无数孩子的精神领袖。

当崇拜希特勒成为集体行为时，乔乔的行为就没有多少奇怪了。

影片中，他给乔乔出谋划策，教会乔乔勇气、思考，但最终觉醒的乔乔跟他分道扬镳。

促使乔乔“改邪归正”，是大人们对他进行了正确的家庭教育。

在残酷的战争背景下，这种爱的教育堪称“教科书”。

乔乔的妈妈是一位勇士。

她没有与孩子争辩他不懂的政治话题，而是用爱来感染他。

虽然生活困难，妈妈喜欢带着儿子四处散心，并教给他什么是“爱”，她告诉他：总有一天，你会遇见一个人，并爱上她，爱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东西，当你心中有爱的时候，就好像肚子里装了一团漂亮的蝴蝶。

妈妈不会阻止孩子参加青年团活动，更不会给乔乔硬性灌输反战理念。

在吊着反抗组织成员的广场绞刑架旁，母亲把儿子的头扳过来让他正视这个世界的丑陋。

乔乔问：他们做了什么？

妈妈回答：他们做了他们能做的。

有一天，发现妈妈也被吊在绞刑架上，乔乔抱着妈妈痛哭不已。

乔乔上了一堂最好的反战教育课。

妈妈教会乔乔什么是爱，犹太女孩艾莎让他如何去爱。

按道理说，艾莎跟乔乔应该势同水火。

乔乔最恨犹太人，不遗余力侮辱犹太人，说他们长犄角、有尾巴，应该被消灭干净，还专门写了一本鉴别犹太人的书。

但是，17岁的艾莎已经具有了成年人的思考能力。

她看出了这个表面上仇视犹太人的孩子内心的善良，她告诉乔乔：你不是纳粹，你只是一个喜欢十字符号和奇装异服的孩子。

她假装给乔乔讲犹太人的特征，逐渐让他明白犹太人和普通人一样可爱。

这个个性十足的女孩俘获了乔乔的心，让他心里充满了蝴蝶。

乔乔假装是女孩的未婚夫，给她写信，安抚她狂躁不安的情绪，说要带她去法国巴黎。

最后，乔乔还兴奋地告诉第二好的朋友约基，自己有女朋友了，是个犹太女孩。

他已经忘记了自己与犹太人之间不共戴天的仇恨。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而家就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

在这个流离失所、充满杀戮的世界，乔乔重新找回了人生的正轨。

庸俗如我，寡姐的那双红白相间的高跟鞋一出现在镜头里，我就想着哇，这鞋子真美啊，我得找个同款链接出来啊。

我没想到的是，在后面的故事里，这双高跟鞋的出镜率这么高。

很有意思的是，每次给这双鞋特写的时候，它们无一例外地出现在乔乔的仰视视角，那个乔乔轻轻抬起头，就能看见妈妈的高跟鞋的角度。

这双鞋第一次出现，是小男孩被手榴弹炸伤，在游泳池边康复，妈妈在他上面的台阶上来回踱步。

那时候他还是狂热的希特勒追随者，被狂热的希特勒夏令营教学搞得热血沸腾的。

妈妈穿着优雅的连衣裙，走过来跟他告别。

他刚刚发现妈妈在家里藏了一个犹太女孩，但还不知道妈妈是个地下工作者。

他只知道，妈妈永远都很忙。

第二次，是乔乔和妈妈从河边回来。

妈妈在河边给他洗鞋带，还刚给她讲了什么是爱情。

他才不信呢，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东西，能像蝴蝶一样在心里飞来飞去呢。

他不相信爱情，只相信希特勒，相信有一天他也会统治世界。

妈妈却告诉他战争终会失败，而你，应该要歌颂生命，应该要学会跳舞。

他仰头看着妈妈，那双红白相间的高跟鞋在他的视线里翩然起舞。

妈妈说，自由的人才会跳舞呢。

他还不相信呢。

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在自己的可笑的梦中的小男孩啊。

最后一次这双鞋子出镜，是妈妈被处死的时候。

乔乔追逐一只蓝色的蝴蝶，一抬头，却看见半空中悬着妈妈的鞋子。

可是这一次，不再是妈妈站在高高的地方翩翩起舞了。

在盖世太保上门之后不久，他发现他的妈妈，被吊死在这荒凉的街道。

妈妈的衣着总是光鞋靓丽，却只有在这一刻，鞋带松了。

他哭着想给妈妈系鞋带，却怎么也系不上。

是啊，他不过是个十岁的小男孩。

从前都是妈妈给他寄鞋带，哪有他自己寄的时候呢？

和妈妈在一起时候那翩翩起舞的童年，在这一刻突然结束。

他坐在地上抬起头看妈妈，看了很久很久。

他在想什么呢？

从此以后，不再有人为他寄鞋带，不再有人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他被迫学着长大，自己在垃圾桶里找吃的，艰难地过下去。

他的头脑里从前有个充满鲜花和希特勒的异想世界，妈妈用的死，扭过了他的头，逼他看清这个战争的丑陋和整个世界的不堪。

而乔乔爱上的犹太姐姐呢，全片一直赤脚。

只有在片尾的时候，战争结束，走出家门前，她穿上了鞋子。

她的鞋子和乔乔妈妈的那双极为相似（也许是同一双吧？

）。

但这一次，他不需要抬起头来才看得到这双鞋子。

相反的，他弯下腰，跪在地上，替她绑好了鞋带。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幕，从前他不会系鞋带，而在电影结尾的这一刻，他的这个举动，也像是宣告了自己的长大。

女孩穿着他绑的鞋子和一起跳舞。

我不知道在这一刻他有没有想起，他曾经仰头看见的妈妈的鞋子，也是这样自由舞动。

但可惜，这支战争结束的舞蹈，妈妈是没有机会跳来了。

《乔乔的异想世界》是我和朋友一起看的，看完后朋友评价在故事情节上有的地方“有点突兀”， 我个人倒觉得从剧情来讲，这部电影问题不大，至少能入围今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剪辑，在整个故事的完整性上没有太多可质疑。

比起故事，我更在意的是，一部好的电影是不是能传递更多的情绪和信息。

《乔乔的异想世界》确实给我造成了一些情绪上的冲击，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在战争背景下，这部电影看起来不太一样。

这种不太一样的感觉我自己梳理了一下，我想这也是这部电影被我定义为“反战童话”的原因，大概是几个部分决定的：孩童视角叙事。

《乔乔的异想世界》是以一个小男孩的角度，用诙谐欢快的方式来讲述二战时期纳粹与犹太人的故事。

从小朋友的视角来看当时社会的偏见与歧视会显得尤为讽刺，毕竟孩子的视角是单纯的，孩子们的是非观都需要大人来引导。

因此，乔乔作为整个故事的主人公，他一心想为法西斯部队效力，想成长为一名战士，击败犹太人那些魔鬼们。

而银幕前的观众是了解历史的，真实世界是法西斯是邪恶势力，犹太人才是被迫害的人群，这种反差造成了在电影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观众与主人公“不在一条战线上”，我们会更多以上帝视角来看主人公的行为，并非是代入感，而后期当乔乔意识到法西斯的邪恶之后，我们和主人公的思维变得一致，这样的感官在很多电影中是不多见的，也是造成我感受特别的原因之一。

虚构的夸张人物。

电影里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是乔乔幻想出来的希特勒，这个由导演塔伊加·维迪提亲自饰演的人物可谓将“荒诞”的特征贯彻始终。

幻想出来的希特勒是乔乔脑子里独有的人物，因为时刻想加入法西斯部队，从未见过希特勒的乔乔认为那就是自己的精神指引，每当他有一些苦恼或纠结的时候，这个由他自己虚构的希特勒就会冒出来和他对话，当然，结果都是引导乔乔要杀光犹太人，效忠希特勒。

我想这也是一种视觉化的自我斗争，每个人都有善恶两面，这两种特性时常会在脑中打架，在电影中，幻想出来的希特勒行为举止都很夸张，与单纯的乔乔发生强烈对比，让人看了之后不禁为小主人公捏一把汗，还好他最终把“希特勒”从心中驱逐出去，善良战胜了邪恶。

反讽的故事基调。

《乔乔的异想世界》发生的故事背景是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一提到“法西斯”“希特勒”，人们不难主观地联想一些残忍不堪的画面和历史，这样的故事题材第一反应也会是沉重的、深刻的。

然而这部电影却和这种情绪逆势而行，从故事的开头到结尾总是贯穿着幽默与温馨。

比如故事开头乔乔被炸弹炸伤、和妈妈的对话、与好朋友约克的聊天，一直让观众闻不到战争的味道。

当然，看多了电影的我们还是能意识到，越是这样的诙谐的时刻，往往酝酿的是更大的残酷。

果然，故事的后面，乔乔妈妈因反纳粹身份被杀害，一直保护乔乔的教官被行枪刑，战争全面爆发，生活突然改变，我们终于看到了电影中残忍的一幕幕。

我想，这种波折巨大的落差感也是电影造成我感官有所不同的因素，喜剧的内核是悲剧，而这部电影贯彻了这一核心，更在形式上用喜剧的形式表述出来。

别致的视觉呈现。

这部电影还入围了今年奥斯卡的最佳服装奖项，在服装颜色上，姜黄色、孔雀蓝、浅草绿的混搭时刻能保证视觉上的突出，色彩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而且经过社会约定俗成形成的意义是相对稳定的。

观众可以凭借现实生活中的认知对服装的色彩进行解读，颜色运用鲜明的电影像《布达佩斯大饭店》，大量的“千禧粉”的运用让观众不得不感叹画面之美，而粉色的场景并不多见，因此也突出了整个故事的特别。

《乔乔的异想世界》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服装上，就拿乔乔来说，刚开始加入纳粹党时每天不脱的军装，反映小乔乔对心中成为希特勒的执拗：

和妈妈一起生活的场景，换上了更加温馨柔和的外套：

后随着妈妈的离开、一直追求“成为纳粹”的信念崩塌，以及战争让生活全部改变，着装更偏向暗色调，深色的大衣和夹克都让单纯活泼的乔乔逐渐承受社会变迁带来的成长。

而诸如像妈妈、犹太女孩的角色，都有不同的造型打扮在电影中呈现，可视化的展现人物的心理变化，看起来很赏心悦目。

《乔乔的异想世界》给我自己造成的情绪偏差我觉得是奇妙的，用微笑诉说一个苦难，这部电影注定会是一部特别的反战童话。

在我记忆里，用喜剧的形式加孩童视角来表现一出悲剧，这样的搭配还是少见的，但却产生了很奇妙的反应，当尖刀与枪炮化作幽默与温暖，虽然改变不了它们伤人的本质，但至少我们可以瞥见残酷背后的美好，和平真好，活着真好，就像结尾说的那样，“要跳舞，不要战争”。

艾莎：他（乔乔·贝茨勒）睡着了吗？

罗茜（乔乔妈妈）：嗯，他不一样了，他起疑心了，觉得英歌（乔乔姐姐）的鬼魂住在这里。

你让我想起了她，真的，我多想看着她长大，变成一个女人，但我只能看着你长大了。

（喝一口酒）艾莎：我不知道当女人是什么感觉，就是这样吗？

可以喝酒之类的。

罗茜：当然，你可以喝酒，开心的时候喝香槟，难过的时候也喝香槟，开开车，心情好就赌点钱，买钻石，学开枪，去摩洛哥旅行，和情人搭讪，让情人心碎，直直注视猛虎，而又毫无畏惧地报以信任，这就是当女人。

艾莎：你怎么做到的？

你怎么知道什么人可以信任？

罗茜：自然而然就会信任，晚安。

艾莎：那些事情，你都做过吗？

去摩洛哥之类的。

罗茜：没，我从没直视过猛虎。

你若担心你不能飞，你有我的蝴蝶《Jojo Rabbit》，看起来是一部欢快的儿童片--二战时期的德国小男孩乔乔，头发卷卷，脸蛋圆圆，还不太会系鞋带，梦想是要成为最完美的纳粹标兵，他脑海中的臆想好朋友是会帮他出谋划策的希特勒。

可是妈妈想让他成为这个年纪正常的小男孩，会爬树，然后从树上掉下来，怀抱希望，能自由地跳舞。

妈妈跟Jojo说，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事。

Jojo问：爱是什么？

妈妈说：等你遇到了你就知道了，可能还会有一些痛苦，就像…你的肚子里好像有很多蝴蝶在飞舞。

Jojo嗤之以鼻，他以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是金属、炸药和肌肉--那是法西斯主义教给他的冷血生存法则。

而他始终不过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小男孩，连一只小兔子也不忍心伤害。

有一天他发现妈妈的秘密--她竟在阁楼上偷偷藏了一个犹太女孩。

这让Jojo如临大敌。

在犹豫要不要举报犹太女孩的过程中，这个小小纳粹追随者，竟然荒谬地和“敌人”做上了朋友。

有一天他看着女孩的背影，发现自己的肚子里真的飞来了一群五彩斑斓的蝴蝶，塞得满满当当。

嘣，小男孩被爱击中了。

蝴蝶飞进了他的肚子里🦋故事的后半段有一些悲伤，Jojo顺着美丽的蝴蝶在广场奔跑，却发现了街头绞刑架上吊死的妈妈。

熟悉的红色皮鞋悬挂在Jojo头顶上方，这回Jojo帮妈妈系好了最后一次鞋带。

那个教会他“世界上最强大的是爱”的人不在了，而他刚刚才学会什么是爱。

所有人都希望Jojo做一个强悍冷血的战士，只有妈妈希望他做一个平凡的真正的人：浪漫、自由、随时起舞、心中有蝴蝶。

“爱就是肚子里塞了很多只蝴蝶。

”这个形容真好。

不是一朵花开，一轮朝阳，一句清亮的歌声，一口蜜汁般的糖。

爱并不全然是喜悦的，是意料之外、不知所措、七上八下、辗转反侧，是千万只蝴蝶扑闪着翅膀，从四面八方涌向你，慌了阵脚，没了主意。

像立在一个美丽的深潭边缘，有一点心悸，同时感到一阵阵的荡漾。

美丽脆弱的蝴蝶，翩然而至，搅得整颗心不得安宁。

但还是要来的。

一生中如果不遇到几次蝴蝶飞到心头，尝尝那患得患失的滋味，即便万事周全也仍留遗憾。

或许得有一次模模糊糊仿佛做梦似的倾诉，电话那端心平气和地问着“你的窗子里看得见月亮吗？

我这边，窗子上面吊下一只藤花，挡住了一半。

也许是玫瑰，也许不是。

”你声音哽咽起来，疑心那是梦，想了很久也不记得那个电话有没有发生过。

后来跟别人说起《倾城之恋》的这个故事，我说：这一段我经历过的。

我不记得那是不是一个梦。

时间久了，我都忘了是书里写的，还是我遇到过的。

往后每每读到，总归还会在心中停顿片刻，似有羽翼划过。

古龙小说里写：“纵然在无人处落泪，也总比无泪可流好几倍。

”从前看《末代皇帝》，里面的小溥仪幼时迷恋自己的乳母，那是他在整座冰冷的紫禁城唯一亲近的人。

但他们不喜欢那样，他们从他身边抢走了乳母。

溥仪追在后面奋力奔跑，人家跟他讲：你已经大了，不应该再有乳母了。

他泪眼婆娑地说：可是她不止是我的乳母，She is my butterfly.那个时候，我不太能理解butterfly的表达，只觉得有一种东方诗行哀忧的意境。

后来我就想通了，他的生命里曾有过蝴蝶，一次、两次、三次被人轻而易举地折断了翅膀。

有些人的butterfly就是这般纤弱易折，在时代和命运的重压下，他那微不足道的小小的情感和灵魂简直不堪一击。

但如果可以的话，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保存好心中的butterfly。

人类的情感呵，有时脆弱如蝶翼，有时坚硬如钢铁。

我记得画家弗里达在发生车祸的那一年，脊椎折成三段，她在身体的石膏上画一只蝴蝶，把爱人的脸画在蝴蝶头上。

后来年轻的男友离开她，她继续画更多的蝴蝶，每一只蝴蝶都有一张英俊的脸，低头微笑或者仰头沉思，五彩的蝴蝶在粗粝的石膏上翩翩欲飞。

人会离去，爱会消亡。

可是心中的蝴蝶，永远都会在某个生命的某个峡谷或河流中出现，投下薄暮般旖旎的影子。

《Jojo Rabbit》电影的结尾，送给大家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你若担心你不能飞你有我的蝴蝶

早起去影院看了一场电影 应该是近期以来觉得最好的一部片子。

导演的叙事简单不拖沓 基调定为戏谑 没有刻意煽情但又让观者跟着情节丝丝入扣 所有引发泪点的情感机关似乎都是压着打 是隐藏着的深刻力量。

几乎有所有我最喜欢的电影的元素。

演员方面 看到了斯嘉丽约翰逊在片子里刻入脑海的表演 而不是她过去在一些大片里脸谱化的角色。

温柔的妈妈给儿子系鞋带成为小男孩在失去亲人后最温暖的回忆。

而时髦的德国妈妈在战争年代的穿着精致红皮鞋 红酒+dance 不仅仅是那样的战乱和洗脑时代里的一种慰藉和逃离 放在今天 也是心中向往自由的人们时不时会想去陷入的生活方式。

这让人想到了另一部有相同元素的电影 摇摆狂潮。

电影的主题是反战 也引发现代意义上的深思 人人都说对的东西 是不是就该一拥而上 人人都排挤的人是不是就是坏人。

看电影的时候 我时不时想到这些。

坐在日本影院里看这部电影 当影片里德国战局走向败颓 台词说：美国..中国..非洲等等的军队都来了 只有Japanese还是我们的盟友。

我忍不住瞄了瞄周围 当然 看不出人们脸上太多的表情变化 但我不由感激是生在这样的和平年代 人们才会心平气和的看这样的电影 做这样的思考。

日本观众在影院大部分是比较压抑 和他们平时一样。

在感动的部分 听到有观众小心克制的吸鼻涕 用余光瞄到旁边的人貌似用手在抹眼泪 我也只好加入隐忍默哭的观影团队。

但 十分想 暴风哭泣。

最后 借用影片最后一段话 送给自己：Let everything happen to youBeauty and terrorJust keep goingNo feeling is final

作者：Michael Koresky (Film Comment)译者：csh译文首发于《陀螺电影》我从未忘记——我可能永远也不会忘记——在十一年级的历史课堂上，我的老师在讲述纳粹大屠杀时，满怀信心地告诉全班同学，纳粹党中有许多人都是“同性恋恶魔”。

几年之后，我才承认自己是同性恋。

但我很清楚的是，这种特殊的措辞，这种“同性恋纳粹”的宣言里蕴藏着的反常意味，主要指涉的其实是同性恋，并不是法西斯主义。

从表面上来看，这句话是为了强调纳粹那种莫名引人注目的虚伪——是的，他们将同性恋者标识为应该处死的对象，他们也是这么对待犹太人、罗姆人和残疾人的。

但与此同时，许多纳粹也是明里暗里的同性恋。

这似乎成为了某种证据，这似乎在历史课的语境下被赋予了某种重要性。

无论是否有意，那位老师的措辞（“同性恋恶魔”）中蕴含的恐同情绪，铸造了一种相应的滑动标尺，人们可以用它来界定可接受的暴行。

多年以后我发现，这种恐同情绪还催生了一种长期存在的刻板印象。

在《乔乔的异想世界》中，导演兼编剧塔伊加·维迪提进行了一次艰难的尝试，他试图创造一部讽刺大屠杀的作品，这部影片为他赢得了一尊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

在这部作品里，我们看到一系列反复出现的、令人费解的酷儿暗示，这也是本片中众多失败的元素之一。

在这部作品里，克伦琴多夫（山姆·洛克威尔饰，这是他塑造的又一个终会“洗心革面”的反派角色）这位有现实依据的纳粹配角，无论在剧作层面还是在表演层面，似乎都在刻意暗示什么。

在克伦琴多夫和一位金发的党卫军助理（阿尔菲·艾伦饰）之间，发生了一两个“关键情节”，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情爱式的化学反应。

他们共享了一些看似幽默但其实意有所指的工作时刻。

在这样的时刻，两人脸庞之间的距离可能只有几英寸，这是异性恋观众喜欢的那种视觉笑料。

克伦琴多夫同时是军队的上尉、官僚办公室的助理，以及希特勒青年旅的童子军领袖。

在影片最后的高潮段落中，他再次出现——当盟军入侵柏林的时候，他以一种拿破仑式的、辉煌夺目的夸张姿态，与他的二把手一同挺身而出。

直到这样的时刻，他们才用披肩和流苏装饰了制服，洛克威尔还画上了黑色的眼线，他的瞳孔中射出无畏的、闪动的光芒。

然而，他们骄傲地穿上的这套“改良”制服上，居然出现了粉红色的三角形标志？

（译者注：粉红色倒置三角形被纳粹用来标志集中营里的同性恋，以此羞辱同性恋。

在70年代后这个标志被LGBT群体正能量化，变成了对抗恐同情绪、坚定自我认同的标志。

）克伦琴多夫的角色成为了一种用途广泛的能指，他可以被用来指涉那种同性恋倾向，但他同时也是一位迷人而古怪的法西斯主义者。

事实上，在电影史上，长期存在着这种令人困惑的刻板印象，克伦琴多夫不过是最新的成果罢了。

这类形象主要立足于一种恐同美学，而非任何微妙的历史观。

这些角色（比如维斯康蒂《纳粹狂魔》中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简化了魏玛时代的性解放，尤其是在第三帝国仍未崛起、自由也仍未被压制时的柏林。

但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些角色只是令人不安地重申了性别规范：嘲笑那些缺乏男性气质的、显露女人气的“怪物”，无异于将他们置于常规之外，而所谓的“常规”，也就是社会可接受的“男子气概”。

例如，恩斯特·罗姆（Ernst Röhm）受到了历史性的关注，他是希特勒亲密的伙伴与手下的军官，也是一位已知的同性恋者。

对恩斯特·罗姆这样的人的历史成见，充其量只能反映历史讨论中根深蒂固的恐同情结，它无法构成任何关乎人性的、意味深长的讽刺。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第三帝国公开或是暗中接受任何男同性恋关系。

然而，迪内希·德·索萨这样的右翼民族主义者还是声称——在他那部垃圾政治宣传电影《一个国家的死亡》中——希特勒可以容忍同性恋，他也由此推论，法西斯主义与“同性堕落”可以联系到一起，对他来说，这种堕落可能永远都是令人不安的吧。

他们可能已经忘记了，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的那一刻，他就下令杀死自己的“亲密伙伴”罗姆，这也是他巩固权力的清洗运动的一部分，人们称之为“长刀之夜”（令人难忘的是，在维斯康蒂的作品中，这起事件被呈现为一场针对同性恋者的屠杀）。

此外，是的，有超过十万名男同性恋者被迫穿上饰有粉色三角形的衣服，被送到集中营里处死。

强调这种“同性恋恶魔”的概念，意味着某种心照不宣的转义——他们将法西斯主义等同于“离经叛道”的性行为，在任何主流文化中，这种转义都是持续存在的。

但在《乔乔的异想世界》中，维迪提为我们呈现了一些更为诡异、愚蠢、麻木的东西。

当导演维迪提在接受在线杂志“Pride”的访谈时，一位年轻的编辑直接询问了相关的问题，维迪提被迫解释洛克威尔所饰角色的“酷儿化纳粹倾向”。

虽然他的答复显得迟疑而迂回，但他依然断言，这是一种相对积极的形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这么多来自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人。

你知道的，在每一场战争、每一个社会中，都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人……他们代表着两种人类的特质”，导演答道，他似乎对这个问题有些不知所措。

他接着说道：“我喜欢进行这样的想象：山姆所饰演的角色，在战争开始前经常光顾Kit Kat俱乐部（译者注：德国著名的同志夜店）或是诸如此类的地方，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这个俱乐部，但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地方。

”这时候，维迪提朝着那位年轻的采访者眨了眨眼，似乎在暗示这是个秘密。

这让我感到困惑，我不知道他是否意识到，Kit Kat俱乐部不过是《歌厅》（Cabaret）中的虚构想象——这是一部由哈尔·普林斯、约翰·坎德和弗里德·埃布创作的百老汇音乐剧，它后来也被改编成了鲍勃·福斯的电影杰作——其原型据说是魏玛时代的柏林酒吧“Eldorado”，该酒吧的特色是变装的表演者。

我们可以在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的作品中看到相关的信息，这位作家撰写了一系列以柏林为背景的故事。

这种将历史与幻想混为一谈的做法，并不是彻头彻尾的恶劣行径。

它有些诡异、愚蠢与模糊，其实整部《乔乔的异想世界》都具有这样的特质。

但接下来，维迪提继续说道：“所以我倾向于这样揣测他的背景，你知道的，他原先很张扬，甚至还出柜了……但接下来的事你也看到了，他被这场战争席卷其中，他成为了一名士兵、一位战争英雄，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仍然有一些不得不隐藏、封存起来的东西。

”换句话说，他接受了这种同性恋恶魔的刻板印象，这赋予了他主体性与人性。

克伦琴多夫的同性恋情结使他成为了一个人，对于一个杀人如麻的纳粹来说，这是一种怪异的赦免。

因此，这一角色在表现自我的时候，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这也反映了整部电影的困局：它试图让德国人那种有缺陷的人性变得复杂化，但又没能更多关注影片中唯一的犹太角色——也就是托马辛·麦肯齐饰演的那位藏匿起来的犹太女孩——似乎这个角色的人性是无需刻画的，这让这部影片变得清晰而直接。

《乔乔的异想世界》探讨的是二战时期德国人的精神复兴——虽然我并无恶意，但对于一位犹太人同性恋观众来说，这部影片充其量也不过是毫无意义，但要是说得直接一点，它甚至算是一种冒犯。

自七十年代以来，LGBTQ社群对粉色三角形进行了再利用，他们将其看作是某种未被磨灭的、同性恋骄傲的象征。

对“酷儿”（queer）一词的使用也具有类似的逻辑，这些元素曾经都是一种侮辱。

然而，在《乔乔的异想世界》的语境下使用这种意象是荒谬的，它会让人们想起种族灭绝，但这部影片又始终拒绝深入这一议题。

此外，这种误用也对同性恋“骄傲”的概念，进行了扭曲化的、过分简化的处理。

维迪提曾经说过，他的影片不是关于过去的，而是关于现在的——在他看来，至关重要的是，这部影片介入了我们当下的政治噩梦，在这场噩梦中，白人民族主义正在抬头，二十世纪的历史正在被遗忘。

我个人十分怀疑，任何一位专业的艺术家，如何能够相信这部电影的逻辑：在诠释这些纳粹恶徒（他们实施了系统性的、工业化的种族灭绝，这夺走了六百多万人的生命）和阿道夫·希特勒本人的时候，它进行了颠覆性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戏仿处理（在小乔乔的想象中，希特勒被描绘成一个可爱而滑稽的朋友），这并不能帮忙打捞“当代世界”这艘正在沉没的船只。

在我看来，有些事实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在《乔乔的异想世界》这样的影片中，这种欢快的、非历史的颠覆影像，表现为如此宽泛的形式。

正因如此，它们可能会掩盖一些其他的细节，这些细节或许有机会展现出更广阔的图景。

在电影银幕上，对于同性恋纳粹的描绘，可能比受到纳粹迫害的同性恋来得多。

这是又一个显而易见、却令人费解的案例，它展现了内在于我们文化的恐同情结。

我不愿去期盼——我甚至不建议人们去寻找——更多二战时期的受害者叙述，但我衷心推荐埃托尔·斯科拉的《特殊的一天》。

这部作品更具电影化的价值，它以一种更严肃的方式，讲述了法西斯政权对待同性恋危险分子的真实方式。

《特殊的一天》以一部名为《元首访问意大利》的六分钟档案新闻短片作为开场，这部短片中贯穿着电台播音员的声音，它耀武扬威地预示着，希特勒将于1938年5月6日访问罗马。

我们可以在画面中看到，成群结队的意大利公民兴奋地聚集在城市的街道上，为这位德国领袖、约瑟夫·戈培尔和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普铺开红色的地毯。

我们可以看到军队的威势与狂热的欢呼，这一切都是为了献给这位独裁者巨星。

这截短片与影片剩余的部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一部庄严的双主角情节剧，片中的两位角色更倾向于留在自己的公寓里，而不是去参加集会。

尽管在这部作品之前，斯科拉主要是以喜剧闻名的，但他其实是一位严肃的创作者、参政的知识分子，以及意大利共产党的成员。

《特殊的一天》正是这样一位喜剧导演的作品，他的祖国有着矛盾的、法西斯主义的过去，而他确实想与这些过去进行斗争。

这部影片有一种经过漂白的棕褐色质感，它讲述了两个社会边缘人士之间短暂的、却又意味深长的联结：我们可以看到一位任劳任怨的家庭主妇安东涅塔（索菲娅·罗兰饰），她的六个孩子和自我陶醉的丈夫都不重视她。

此外，我们还看到了庭院对面的单身汉加布里埃尔（马塞洛·马斯楚安尼饰），她此前从未见过他。

接着，安东涅塔那只喋喋不休、叫声如哨的宠物八哥从笼里逃了出来，飞进了他的房间，这促成了一场美丽的邂逅。

这似乎是一个通过不详的战时背景衬托的浪漫爱情故事，影片的选角（那个时期意大利电影最为浪漫的两位巨星，罗兰与马斯楚安尼）仿佛也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特殊的一天》继续朝前发展，成为了一部完全不同的作品。

显然，罗兰在家中是很孤独的。

在一开始的时候，她也确实认为，英俊的加布里埃尔可能会带来一段禁忌的风流韵事。

但是，他们之间的纽带逐渐发展成一种更为情绪化的、智性的东西，他们的关系不仅仅是性爱层面的。

加布里埃尔是一位刚刚被解雇的电台播音员，他被定义为一个危险分子。

当她问他为什么丢掉职位时，他含糊其辞地说，“因为缺乏罗马人的自豪感。

”最终，我们和天真、保守的安东涅塔一同了解到，他之所以被驱逐，并不是因为他在政治上直言不讳。

他最终向她坦诚，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同性恋者身份。

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个无用的、唱反调的、有堕落倾向的人”。

马斯楚安尼饰演的加布里埃尔并不为自己感到羞耻——无论是作为同性恋者、共产党人还是危险分子——但他必须躲藏起来。

他知道自己的寿命已尽，他只是在等待那些人带走他时的敲门声。

尽管如此，他仍然善于讥刺、非常务实、频繁地自嘲。

对于安东涅塔来说，这些特质既令人厌恶，也令人沉迷。

面对自己居家时百无聊赖的处境，她从未质疑过其中存在的、社会政治层面的内涵（在影片前半部分的大量场景中，镜头耐心地凝视着她，她反复地在狭窄的、令人窒息的公寓中独自行走）。

当他帮她叠衣服的时候，她勇敢地在公寓的屋顶上亲吻了他，接着他第一次袒露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她的反应是打了他一巴掌。

他跟随着她跑下了楼梯井，她尖叫地斥责他为“Frocio”（“死同性恋”）。

他的话语在这幢建筑物里回荡着，我们可以想象，这里几乎空无一人。

似乎每个人都已经离开了，他们都去参观那场墨索里尼的历史性会面。

安东涅塔起初感到非常厌恶，她谴责他缺乏男子气概，以及这种特质与政治缺陷之间的联系——“像你这样的人，不可能成为我们党的成员，我们的党属于真正的男人”，接着她便跑开了。

尽管如此，她最终还是回到了他的公寓。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似乎意识到，自己找到了一个被遗弃的同族灵魂。

最终，法西斯确实带走了加布里埃尔，安东涅塔又一次被留到了自己的公寓里。

她与许多处于这个位置的女性一样，无论是面对噩梦般的历史，还是面对自己被扼杀的幻梦，她们都注定是被动的见证者。

《特殊的一天》可能是一部过于克制的情节剧，但其中蕴含的那种深邃而明亮的忧郁，要远远超过维迪提的喜剧中那种俏皮而温顺的隐痛。

正如维迪提在谈及自己的影片时宣称的那样，斯科拉在制作《特殊的一天》时，并不是想要制作一部安全时期的作品，而是要回应当下的政治现实。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新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社会运动党中，民族主义隐隐地卷土重来。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的时候，该党声称自己有数十万名成员。

当这个直言不讳的可怖团体浮现时，距离该国当时犯下的二战罪行，已经过去了三十年的历史，但他们仿佛对当时的噩梦不屑一顾。

因此，《特殊的一天》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紧迫性，它的导演迫切需要实事求是地重申人性——虽然这部影片可能不会提供真正的颠覆，也不会带来强烈的震撼。

我们可以在帕索里尼的《索多玛120天》中找到这些东西，这是一部早两年拍摄的、探讨法西斯意识形态的、令人恐惧而震惊的影片。

但后来，意大利和世界各国都禁止了这部作品。

“我并不认为我是一名反法西斯主义者，非要下个定义的话，只能说法西斯主义是反我的。

”加布里埃尔狡猾地向安东涅塔解释道。

这只是一则简单的声明，但它触及了某种相当复杂的事实——某些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不人道的，他们甚至与个体性是相斥的。

维迪提塑造的克伦琴多夫上尉，最终通过让怪诞的旗帜飘扬在空中，得到了某种救赎——无论这是否构成一种广义的讽刺，这似乎都在说明他的同性恋身份神奇般的突然可以被理解被认同了，其同性恋身份突然可以超越法西斯主义了。

邪恶的意识形态会吞噬它们所引诱的一切，在这种吞噬过程中，并不会催生出更好的自我。

这没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

2020年8月1日，在经历了电影院长达半年的停工后，我终于走进了心心念念的影厅。

上一次进影院观影，是在去年《南方车站的聚会》。

和朋友左挑右选，最后选择了《乔乔兔》，作为复映后进院线看的第一部影片。

这个观后感等了很久，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去评价它。

《乔乔兔》骤然会让人想起韦斯安德森的作品，但它不像安德森的《月升王国》、《布达佩斯大饭店》、《犬之岛》，安德森的“童话”是在他营造的近乎荒诞的精致里，讲述一些残酷的东西。

《乔乔兔》给到人的感受，首先是一个优美的作品，孩童视角，温暖色调，亲情、友情构建起的“小小故事”。

但比起影片本身的质量，它带着的那种奇怪的立场，却更为突出，让人不适，这也是让我无法一下子好好评价它的理由，我反复地在想，它想传达什么？

你不能说它完全在美化纳粹，因为它对希特勒做了喜剧化处理，将他塑造成主人公幻想中的“朋友”，这种戏剧化处理和卓别林的《大独裁者》的讽刺是截然不同的，卓别林的戏剧化是辛辣的，带着鲜明的对于纳粹的批判，对法西斯的批驳，尽管当时的美国甚至还没有同法西斯对立，而《乔乔兔》则将希特勒低龄化，让他说着法西斯言论，做着幼稚的儿童行为，最终撕破面具，被主人公一脚踢出窗口。

除了幻想中的希特勒，《乔乔兔》还主要了这样几个人物，二战中的德国，远离战场的后方，一个反纳粹的德国母亲，因为受伤被调到后方远离战场的“特殊”纳粹军官，信仰纳粹的孩子们，一个被藏在阁楼里受到保护的犹太女孩……整个故事巧妙的回避了关于纳粹的残酷真相，集中营只在犹太女孩口中一带而过，所有纳粹的暴行在这里都没有直接的体现，甚至盖世太保上门也被喜剧化，死于纳粹之手的目前只有腿部出境，仅仅有最后一场战争慢镜头去破坏，又端起了“战争残酷”，“德国民众也是受害者”的姿态，去描述“被战争伤害的德国人”，更滑稽的是，战争过后紧接着又飘起了美国国旗，不是被纳粹伤害的人终于得胜，是美国人救世主一样降临。

这种奇怪的角度，带给我的是一种尤为奇怪的感受，从加害者的角度去说，加害者中也有无辜的人，用一个孩童来代表纳粹，全片中真正义无反顾信仰纳粹的 只有这些孩子，又借母亲的口去评价，这个孩子只是信仰了错误的东西。

熟悉电影批评的人应该知道，有一项电影批评叫做意识形态批评，它最重要的论点就是，未说出的内容，是真正想说出的东西。

上述的内容中，故事中，选择性讲述的不是真正的内容，被选择性掩藏的，才是它真正的立场——影片刻意回避了法西斯德国、纳粹的残忍，德国民众拥护纳粹的狂热，整个影片在一种选择性的角度下，回避了真正重要的东西。

最后呈现出了一个怪异的作品。

美国电影《纽伦堡的审判》用非常严肃的态度去讨论了反法西斯战争中，法西斯德国、纳粹和民众的问题，严肃地讨论了，当我们追究二战，我们在追究什么？

所有的错误都是希特勒一人的吗？

所有的罪恶，都是纳粹党和法西斯主义引起的吗？

那么那些拥护这些东西的人呢？

真的都是“信仰了错误的理论”的好人吗？

还是恶的人，借着“信仰”名目去作恶呢？

更远地看，是谁放任法西斯到后来的地步？

英法的绥靖政策，祸水东引，苏德友好条例，这些大国坐视法西斯在欧洲扩张，坐视他们屠杀、驱逐犹太人；太平洋战场上，大国坐看日本入侵中国，甚至恨不得都来分一杯羹，两头发财的美国，两头卖着武器做着贷款……当世界被拖入战争，谁是无辜的？

所有人都希望痛苦过去，希望把错误简简单单地把错误归咎在一些人身上，别人只是信仰错了什么，被愚弄，被欺骗，他们也是受害者，然后跨过去，开始新的生活——那么那些被害的人呢？

在暴行中被夺去生命，承受苦难，无辜被害的人，他们呢？

纽伦堡是1961年拍的，快60年过去了，美国的电影人仿佛彻底失去了那种严肃思辨的精神。

今天电影的立场，不再是当年的有罪，而且衰落的霸权主义在试图改写历史，模糊历史。

（德国人自己都不会拍这种电影出来，德国有一部《铁皮鼓》。

）在美国国际地位日渐衰落的今天，他们仿佛只能用电影去渲染自己曾经的伟大，一如当年作为反法西斯战胜国的美国，建立起美元体系，把美国梦做到最辉煌……时至今日，美国已经没有了当年反思战争的底气。

也许过去看到这样的故事会感动，但今天的局势下，擦过眼泪，带来的更多是不安和疑惑。

好喜欢Jojo，小演员演的太好了！

十岁左右的孩子，底线是摇摆的，天真可以让他们遵循本能的善良也可以让他们被诱导成邪恶。

因为是孩子，所以一切情绪的表达那样直白纯粹，好的时候笑起来像天使，坏的时候像是另一种不可理喻的生物。

因为是主角，Jojo是全片中除犹太女孩外绝无仅有的几个“无罪”角色。

他虽然参加了军事周末，却因为“胆小”连兔子也不敢杀，使用武器也只伤到了自己。

他母亲是地下工作者。

他救了一个犹太女孩；虽然威胁和欺骗过她，但那是因无知和蒙昧而犯下的错，他最终保护了她，告诉了她真相，和她在片尾音乐中一起跳舞。

其实蛮绝望的一个故事。

疯狂的年代，不要说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手上不沾血的人，都那么难。

短短六个月，十岁的Jojo长到十岁半，梦碎了，家没了，这样可怜的孩子，我们却要说一声谢谢导演仁慈，这是一个浪漫结局——因为那么多同时代的曾经像他一样大的年轻人，要么死在了战场上，要么死在了自己的罪里。

和平的舞曲，何其来之不易。

有些片段一直在我脑中闪回：Jojo放生那只兔子，他最终被Captain K放生；Rosy笑着给Jojo系鞋带，Jojo哭着给死去的Rosy系鞋带，最后再给Elsa系鞋带；Jojo隔着柜子门对Elsa说德国胜利了，他不敢面对她，怕被她看穿了心事；以及最后的最后，Elsa看见星条旗飘过，给了Jojo一耳光，最终选择原谅并看着男孩儿跳舞。

可惜一耳光能消解的罪那样少。

第44届多伦多电影节已经于9月15号落下帷幕，这也意味着颁奖季的号角已经吹响。

这个一向被认为是奥斯卡“前哨站”的北美最大电影节，总能在每年的九月为影迷带来颁奖季最有竞争力的影片。

最近的一次，就是去年的《绿皮书》了。

《绿皮书》在上映前可谓默默无闻，是多伦多电影节让它开始被人们注意，它不但被影迷票选为去年多伦多电影节最高奖项“人民选择奖”的第一名，并一路杀到最后，直至囊获奥斯卡最佳影片。

再往之前的例子，诸如《爱乐之城》、《三块广告牌》和《房间》等等影片，都是“人民选择奖”的赢家，它们都或多或少的在奥斯卡拿到了重量级的奖项。

2019多伦多电影节红毯集锦今年的“人民选择奖”被这部《乔乔兔》拔得头筹。

跟去年的《绿皮书》十分相似，《乔乔兔》依然是一部在多伦多电影节全球首映的影片，而且上映以前的名气并没有很大。

除此之外，两部影片还有另外一个相似之处，便是在专业影评和大众影迷的反馈上。

二者的反馈是截然相反的，《乔乔兔》首映过后，在诸如MTC这样的专业影评人平台上并没有取得很好的分数，这样的境遇跟去年的《绿皮书》如出一辙；然而，观众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却是交口称赞。

《乔乔兔》就拿全球首映场结束时的现场反应为例，全场观众集体起立鼓掌欢呼，久久未能平息。

而作为媒体场的一员，我在媒体场放映结束时，同样感受到了很多媒体人的喜爱与热情。

由此可见，《乔乔兔》的确是有它的魅力所在，也必然是被很大一部分影迷认可的。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这部电影也许会是今年大银幕上最催人泪下的喜剧。

《乔乔兔》主创亮相电影节《乔乔兔》的故事从二战的战败国的角度出发，讲述了一个颇有当年《美丽人生》一样意境的故事。

导演用很强烈的风格化处理，并带有几分夸张的意思，呈现出一种悲喜交加的高级感。

故事发生在二战时期的德国，10岁的小主人公乔乔，跟自己美丽善良的妈妈一同生活，他的爸爸因为战争而远征沙场，母子二人在这个阴影笼罩的时期生活地有苦也有甜。

在参加德军组织的童子军训练营时，乔乔因为自己善良的本性而不敢杀死一只兔子，就被训练营里其他的孩子嘲笑为“乔乔兔”--一种象征懦弱的称号。

训练营结束后，独自一人在家的乔乔偶然在妈妈二楼的卧室里发现了一间暗房，房间里居然有一个被母亲藏匿的犹太姑娘。

从小就被洗脑认为犹太人是邪恶的乔乔，在举报这个姑娘和念及自己妈妈之间不能抉择。

而随着与这位犹太姑娘的逐渐接触，以及身边人对于他无微不至的爱和关怀，乔乔逐渐战胜了心魔，有了自己独立的认知。

并开始迎接战争过后的新生活。

战争时的母子关系格外动人《乔乔兔》的故事是一个被很多人讲述过的文本，战争、家庭、种族等等这些主题，在同类题材电影里出现的次数不胜枚举；从孩子视角出发展开故事的手法也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可这部电影借助了一个十分诙谐幽默又充满讽刺的外壳，呈现了一个足够有分量又温情满满的内核。

虽然这样用喜剧手法来调侃严肃历史题材的手法，难免会被许多人诟病（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影评人给出差评的原因）。

但你绝不能否认它的优点：这部电影故事完整，细节充沛，人物立体饱满，感情也调和的恰到好处。

它即可以说是一部优秀的喜剧，因为好的喜剧永远拥有一个悲伤的内核；它同时也是一部出色的悲剧，因为它拥有让你泪中带笑的魔力。

《乔乔兔》片场电影的主人公“乔乔兔”，是一个年仅十岁的孩子，从他的视角出发呈现出的二战，虽然残酷，但却充满童趣，正如整部电影里的笑话都带有孩童的天真，有些笑点看上去很肤浅，甚至可以说幼稚，但正是这种孩童般原始的幽默，才能与战争的残酷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才让剧情中流露出的感情更加强烈，直抵人心。

全片充满天真烂漫的童趣电影中的成年人都极尽全力的为孩子营造着天真善良的世界。

无论是玩世不恭的军官，还是乐观开朗的妈妈；军官会毫无顾忌的打扮成自己图画里的样子奔赴沙场，妈妈会在最黑暗的战争时刻也不忘带着孩子跳舞。

相反的，电影中最“正经”的，反而是只有十岁的小主人公乔乔。

乔乔处在一个不谙世事的年纪，他被迫的迅速长大，并要学会面对死亡与离别；这种成人与儿童人设上的颠倒，让电影那种悲喜交加的感觉更进一层，也成了这部电影之所以动人的另一个地方。

片中大人们《乔乔兔》在人物的塑造上虽不能说卓越，但每个人物各有特色，都让人印象深刻。

首先就是电影的小主演罗曼.格里芬.戴维斯，他的表演自然流畅，作为电影中一个最具有矛盾性的人物，小主演不但保留了自己身上的那份童真，与此同时又要乔装出一副“小大人”的样子面对自己这个年纪本不该面对的事情。

电影里的他，世界观尚未建立，身处战争年代，被迫的接受着洗脑，他矛盾且疑惑的成长着，像那个时期德国的每个孩子一样，他的脑子被耳濡目染的植入了一个“希特勒”。

每每面对困惑，这个“希特勒”就会幻化成一个心魔，用孩童般幼稚的言行去左右孩子的行动。

电影对这个心魔的呈现，依然选用了极为戏谑的搞笑方式。

可以说全片笑点最密集的人物，就是这个小男孩心里的“希特勒”。

这也被全世界公认为恶魔的人，被呈现的如此搞笑，这又一次强化了孩童视角这个自始至终没有偏离的中心思想，那些最黑暗的，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只是我们需要在心里去战胜它罢了。

小主演在处理跟这个心魔的关系时，以一种天然去雕饰的方法，表现的生动有趣。

“心魔”希特勒电影中的成年演员们，都值得表扬，他们都在各自角色有限的空间里，把人物的特点呈现到了极致。

斯嘉丽.约翰逊饰演的妈妈，不但婀娜多姿，而且温柔善良。

她既可以摸一把炉灰在脸上假扮成爸爸安慰儿子，又可以带着无比灿烂的笑容欢迎从沙场归来的士兵。

这个角色，可以说是整部电影里最温暖的一道阳光，是她让孩子的生活发光，也给周边的人带来暖意。

这个角色也让今年斯嘉丽又一惊艳了观众，跟同样在电影节饱受赞誉的《婚姻故事》比起来，《乔乔兔》里的她完全是另一种状态，让人不得不佩服作为商业票房明星的她，认真起来演戏，实力也是不容小觑的。

演技爆棚的斯嘉丽.约翰逊山姆.洛克威尔和出场不多的雷蓓尔.威尔森一样，担负着耍宝的作用，为全片提供了很多令人忍俊不禁的笑点，很多时刻都让人笑着笑着就落了泪。

另外一个主演，扮演犹太女孩的托马辛.麦肯齐，实力一样不低，早在独立佳作《不留痕迹》里面，她就证明了自己不凡的表演能力，这次有她饰演的犹太姑娘，果敢、坚强又不乏浪漫之心，是电影中一个核心人物。

“军官”山姆.洛克威尔喜剧大师卓别林曾说“当你微笑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还是值得坚持下去的”，这句话用来形容《乔乔兔》这部电影的结局十分恰当。

因为无论战争是否结束，人总要成长，总要学着自己长大。

每个人终将只能陪你走一段路，对于未来，我们本就一无所知，与其纠结于生活的苦，不如微笑坚持；因为也许坚持之后，你会发现暗房外的阳光是如此明媚，妈妈曾经的那句“无论何时，都应该跳舞”是多么意义重大。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看电影看到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