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帝之剑

太久没有评价电影，主要原因还是影评这活儿越来越学院派，草根们不敢大声喧哗，只敢小声嘀咕。

看完《江湖儿女》，就去翻影评，翻来覆去找不到我想要的一个细节，而这个细节恰恰又是我自以为贾科长想要被看到的，于是决定写出来。

细节就是赵涛手里举起的那件薄纱。

我记得确实是有这段话的。

贾科长或者是接受采访或者是写的文字说过，他在拍《任逍遥》的时候，有次片场休息时间，天空下起来了小雨，女演员手里举起随手带的薄衫遮挡，这番场景打动了贾科长，他就没有停机，继续拍下去，他被一个年轻的女人对自己美丽的那种小心翼翼呵护的态度所感动。

我去翻看所能找到的所有书籍和电影，却寻不到这段的由来，稍稍有些遗憾，好在电影里我找到了印证。

贾科长有着所有文艺工作者都有的通病，一旦有了自己的心结，就永远随时准备拿出来把玩和感慨。

于是，在《任逍遥》里，赵涛举起薄衫遮挡太阳：

在《世界》里，赵涛在仿制建筑下举起了透明的雨衣：

在《江湖儿女》里，赵涛又一次站在尘土飞扬的公路旁边，举起手里的薄衫：

而这个美丽的举动，在《江湖儿女》故事里又有着不一样的意味。

巧巧对黑社会的斌哥树立起一种近乎崇拜的爱恋，那时候她有安全感，年轻，爱美，有精力保护自己免受风吹日晒和雨打。

巧巧“肝胆相照”，承担私藏枪支的罪行，五年后从监狱出来，却经历了背叛、偷窃、欺骗、险被强奸等让人唏嘘的事情，故事的最后，她只化作了安保镜头画面里一个黑色的身影。

这样备受摧残的故事，和那样细心的遮蔽阳光的场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是贾樟柯的黑色幽默。

贾科长的标签多年未变，喜欢描写社会变迁、喜欢思考人和社会群体的关系，《江湖儿女》丝毫没有偏离路线。

我在网上看到贾樟柯早期甚至想把这部电影的英文译名叫做《Money And Love》，幸亏没有，不然就太实在了，有种讲大实话的落俗感。

就这些吧。

因为他想表达的，不用多说，其实大家都明白。

只是看者大多数都是接受的九年义务教育，觉着“无所谓”；有的在各种条幅飘扬的中国特色环境中，已然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

感谢贾科长再次提醒我们“不要因为走的太快，就忘记那些被撞到的人”。

尤其是女性，她们在社会活动中还暂时处于弱势。

如果这个女性恰好是个“肝胆相照”的江湖女儿，就更让人担心了。

前些时间重读张爱玲，张爱玲说她特别喜欢一句瑞士人的祝酒词，用在这片影评的结尾吧：“祝我健康，祝在座的各位健康，祝这个世界上所有17岁的少女们都健康。

”——来自一个我没有豆瓣的朋友 让我代为发表

1同样是小地方的“黑帮片”，侯孝贤的《南国再见，南国》和贾樟柯的《江湖儿女》拍出了完全不同的味道。

侯孝贤更在乎“空间”，贾樟柯更在意“时间”。

所以《南国再见，南国》拍的是从一个绿色墨镜中看到的浮躁又凝滞的世界。

而《江湖儿女》则用大量的时代符号，来标记贾樟柯心中的那个远去的江湖。

这还只是表面影像的不同。

更深层的差异是，侯孝贤的电影是没有“敌人”的。

若有的话，也只能归结为“天道不仁”。

他把人的失败，拍成了一种内在的属性，不是外力所为，而是人与生俱来的命运就是被无常玩弄。

贾樟柯的电影，一直都有明确的敌人，就是“时代”。

《小武》中的小武败给了金钱时代，他偷钱，显然是犯了时代的大忌，毁灭是必然的。

《站台》中最清晰的符号是列车，它象征着一个滚滚而来的新时代，可是列车每每经过小镇却从未停下，这里的人们是被时代抛弃的人。

《山河故人》看似不同，讲了新时代中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

可他们真的幸福吗？

不，他们赢了钱，输了山河与故人。

所以贾樟柯的电影，从来都是把“时代”作为靶子，猛烈开火的。

《江湖儿女》也不例外。

影片分为清晰的三部分：旧江湖、跑江湖和逝去的江湖。

最终导致江湖逝去的，是商业时代对于江湖道义的彻底摧毁。

影片开始，斌哥在麻将桌上平了一件事。

什么事？

钱的事。

老贾借了钱，想要赖账，斌哥没多说话，把关二爷的像请出来，分分钟解决了问题。

说明那时候江湖规矩是凌驾于金钱之上的。

你想认钱不认人，不行。

可时代变迁的速度，总是超乎想象。

先是二勇哥在一帮混不吝的小流氓刀下惨死。

不久，斌哥也遭遇不测，两个小年轻冲上来打瘸了他的腿，只因为认错了人。

是真的认错了吗？

不得而知。

但无论真假，都是件尴尬事。

若是假的，说明有人根本不把斌哥放在眼里；若是真的，说明斌哥早已不在世人的眼里。

斌哥从监狱出来，大家都忙着挣钱，没人来接他。

他的小弟们开着宾利耀武耀威，这个曾经的老大，有一种深深的失落。

当“金钱”替代“情义”成为维系社会关系的新纽带，斌哥的江湖就已经远去了。

因此他抛下巧巧，离开伤心地，从一个所谓“江湖人”变成了一个“买卖人”。

其实这一切早有预言。

影片的第一段落中最深情的画面，就是这群黑帮分子聚在录像厅里，抽着烟，一起看枪战片。

屏幕上枪声四起，屏幕两侧悬着两盏圣洁的灯光。

看的人一律西装革履，仿佛是参与教堂里的某种仪式。

那分明是一场悼念。

悼念一个濒临逝去的江湖。

2很多人调侃这部电影应该叫“江湖女儿”。

是句玩笑，但大体不错。

影片的重头戏都在巧巧身上。

问个问题：斌哥和巧巧，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江湖人？

答案很有意思：斌哥以为自己是，但其实不是；而巧巧以为自己不是，但她才真的是。

影片中有个很重要的道具，枪——斌哥的枪。

这把枪先后开过三次。

第一次是在那片象征“江湖”的荒原上，斌哥握着巧巧的手放了第一枪。

而这个男人始终躲在女人身后。

这几乎预言了后面的故事走向，在那场打斗中，正是巧巧对天两次鸣枪，救了斌哥，并认下了所有罪行，帮斌哥挡了“枪”。

而随后呢，斌哥消失了。

在巧巧入狱的五年中，他不曾探望，独自远走。

他原本以为自己是条硬汉，可在冷峻的现实面前，却不堪一击。

其实斌哥眼中的江湖，从始至终都带着一股“中二”气质。

他对巧巧说：“我们这种人，迟早是要被干掉的。

”巧巧冷笑一声：“我看啊，你就是录像看多了。

”真正的“江湖人”是什么呢？

和枪无关，和暴力无关。

它本质上是一种处世原则，只要履行这一原则，就是江湖人。

那原则只有一个字，就是：义。

义字扩展开是八个字：以诚待友，以直报怨。

前者说的是“情义”，后者说的是“正义”。

在跑江湖的段落里，巧巧用行为诠释了她“以直报怨”的正义观。

她从行为不轨的男人那里骗钱，她从想和她“耍一下”的司机手里骗走了摩托车。

最典型一场戏，是她打跑了正在揍小偷的人，然后自己冲上去打小偷，讨要钱包。

因为她觉得，打女人的人，该打；偷钱包的人，也该打。

一码归一码，这就是她行走江湖的“正义”。

而对于斌哥，她经历了从“有情有义”到“无情有义”的心理转变。

斌哥抛下她远走他乡，巧巧去奉节寻人。

故事仿佛瞬间掉进了《三峡好人》的时空。

而结局也是类似的。

女人只是要男人一句郑重的道别，男人却避而不见，两个人甚至没有在废墟前跳最后一段舞蹈，也只有火盆中的灰烬在静静燎干最后一丝感情。

至此，巧巧对斌哥的情，已然断绝。

多年后，斌哥拖着偏瘫的身体，潦倒地回到大同。

巧巧把他接回家，照顾如初。

斌哥不解，“为什么你已对我无情，还要这样？

”巧巧笑了，“你不是江湖人了，你不懂。

”

影片自始至终，只有巧巧代表着所谓的江湖，她懂得“义”字的分量。

而斌哥只是一个自以为义却终究负义的人。

正如在那片荒原上，最开始是斌哥教巧巧拿枪，而最后却是巧巧教斌哥走路。

这个表意再明确不过了。

在江湖上行走，从来不靠枪，而要靠“行得正”的义气。

最终，老炮儿离开，侠女再次陷入孤独。

不过，只要有她在，那个江湖便有一息尚存。

3在《江湖儿女》中，贾樟柯有个明显的变化，他变逗了。

虽然他探讨的主题仍然是巨变的时代将个体边缘化的悲剧，可这次，他除了温情和尖锐，又多了一些戏谑。

这在观感上，似乎是件好事，可它带来的问题也很严重。

什么是戏谑？

戏谑是对于悲情的消解。

做到极致，就是周星驰，用戏谑将悲情彻底解构。

看星爷的电影，你会在大笑过后的反刍中，发现那些隐藏却又刻骨的酸楚。

另一个克制的例子，是《南国再见，南国》。

全片只有一处稍显戏谑的地方。

影片主人公是个帮派的小头目，他看见小弟又把家里弄得一团糟，骂了一句：“Cao，阿扁，你也帮老大维护一下家庭环境嘛。

”这句话很逗。

首先它很真实，是人物在那个处境中的自然反应。

同时它也很悲哀，小头目在外面平不了任何事，回到家甚至连小弟也搞不定。

这是这个人物深层的悲哀。

因此这处戏谑就很到位，毫无设计感，有趣，又反衬出人物命运。

由此看《江湖儿女》，贾樟柯不可能有星爷的极致，也没有侯孝贤的精致。

他对于几个喜剧段落的处理，都严重消解了悲情，同时还带有浓浓的设计感。

无论是巧巧爸念大字报的段落，从文字到口音的喜剧化处理；还是张译扮演的负心汉，从一出场就范伟上身，一副“买拐”非我莫属的样子。

最可惜的，就是徐峥的段落。

相信很多观众都不明白，影片安排徐峥这么一个逗逼角色用意何在？

还有巧巧为什么会看上他？

其实那本可以是个很深情的段落。

还记得影片开始，巧巧和斌哥说着要去新疆开个小买卖，过安稳的日子，却最终没有实现。

两人分手后，巧巧在火车上遇见了要回新疆的小店老板徐峥。

其实徐峥就代表着“生活的另一种可能”。

如果当初斌哥去了新疆，现在很可能就是徐峥的样子。

所以巧巧一度想和徐峥一起，就是想寻回本可能拥有却已永远失去的生活。

本来是很深情的，可徐峥一上来满嘴UFO，所有情绪都跟着飞跑了。

这是贾樟柯有意的吗？

我觉得是的。

甚至你也不能把它理解为一种类型化的尝试。

显然在一个诉诸于悲情的影片中，做喜剧类型化的尝试，是个太不明智的选择。

那么为什么呢？

我觉得它暴露了贾樟柯一种深层的焦虑，就是对于他最关心的命题的无解焦虑。

在《三峡好人》里，这种焦虑表现为不断飞过的“飞碟”，用一句话总结就是：他对于现实感到无力，只得寻求超现实的答案。

到了《江湖儿女》中，这种焦虑不仅再一次体现在“飞碟”上，更体现在“戏谑”上。

当你遇到一个很想求解的问题又求之不得的时候，人往往会用一个玩笑来劝慰自己，“其实没那么重要。

”这是一种自嘲，也是一种自愈。

贾樟柯自从开始研究天体物理后，厌世情绪极端严重。

在采访中他表示：无论什么问题，只要提不出新的观点，就没有办法在更大的层面上求得理解，形成共识。

正如他看着这个向前飞奔的社会，不断牺牲个体甚至一代人的命运。

这是历史的必然，没有任何出路。

他无法给出答案，也只得在影片中保留自己的无力，并用幽默聊以自慰。

4在《江湖儿女》中，无处不浸透着贾樟柯的无力。

这种无力，体现在他对“时间流动感”的把握上，虽然影片跨越了18年，但感觉又是凝滞的。

或许只是因为，每个时代的悲剧都差不多。

这种无力感，更体现在他对于影片结尾的处理。

这个处理可以有很多的走向，但都没有跳出他曾经给过的答案。

比如，你可以让巧巧在舞厅里再跳一回《YMCA》，这就是《山河故人》。

你可以让斌哥和巧巧回到大同后，过上了最最无聊的日子，这就是《站台》。

你还可以让斌哥打人入狱，拖着半残的身体唱《浅醉一生》，这就是《任逍遥》。

而影片真正的结尾，是什么呢？

巧巧的身体在摄像头的注视下，不断模糊，最后定格，成为凝视。

这难道不是《小武》结尾的加强版吗？

只不过是将“具象的人群”换成了“抽象的时代”而已。

贾樟柯在他最关心的命题上，已无法再提供新的答案。

这是他个人的困境。

或许也是这个时代的困境。

几日以前，贾樟柯的新作《江湖儿女》在戛纳电影节进行了首映。

到目前为止，《江湖儿女》仍然以场刊评分2.9（满分4.0）踞于本届电影节的最受欢迎的影片之列，女主角赵涛也因其出色的表演成为最佳女演员获奖大热。

一言以蔽之，《江湖儿女》可能是贾樟柯继《三峡好人》以来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它不仅勾连起贾樟柯此前众多作品，还通过一个统一完整的剧情和贯穿性角色串联起整片中国土地。

与贾樟柯之前的几乎所有影片一样，《江湖儿女》处理的问题还是世纪之交中国内陆地区受到经济冲击后所出现的道德崩塌。

影片有着与《山河故人》相仿的时间跨度和比《天注定》更加广阔的地域跨度；尽管它一如既往地讲述着时代浪潮中历经坎坷的爱情故事，但这一部无疑有着更加庞大的世界观，融入和更多作为作者的贾樟柯对于那个时代下中国发展状况的思考。

当然，我个人始终不会把这种“庞大”笼统地称为“野心”，因为野心的潜台词往往是某人并不具有实现之的能力。

《江湖儿女》则显然是另外一种电影。

在片中，主人公不再是贾樟柯在他的作品里一贯描绘的那种小镇青年，而变成了大同当地“黑帮”的头领郭斌（廖凡饰）和他的女友巧巧（赵涛饰），让人想起故事同样发生在大同且主人公姓名都一模一样的《任逍遥》。

影片开头，二人是说一不二的地头蛇，因此也自然而然成为了事端的调解者。

传统社会道德中的“义”在黑帮这一社会组织中得到放大，和男性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面子混合在一起，调成了整部影片的背景和底色。

可以说，《江湖儿女》正是在二人 “被男性虚妄的面子打碎”和“被女性矫饰为义气”的两种爱情之间不断游移，而片中反复提及的“江湖”一词的第一重具象含义——黑帮，也在影片的前半部分得到了相对类型化的展现。

直到郭斌在街头遭遇偷袭，紧接着又和另一个更为年轻的黑帮发生火并（犹如《教父》和《上帝之城》的结合），巧巧因在街头自卫鸣枪而入狱，二人的爱情也戛然而止。

与《小武》类似，《江湖儿女》中的主角一如既往地处在道德模糊地带，甚至根本就是犯罪者。

巧巧出狱后，先是去往三峡库区寻找正在此地投资和管理水电站，准备东山再起的郭斌（与《三峡好人》连接在一起），被拒绝见面后又意图前往新疆谋生，最后返回老家大同。

在这个过程中，她被同行的路人（丁嘉丽饰）偷了钱包，被老婆去广东打工一年未归的摩托司机调戏，被自称旅游开发商爷其实只是个小卖部店主的火车侃爷（徐峥饰）一路骗到新疆……在经历了一系列“人间喜剧”之后，她也找到了自己的谋生之道，开始在饭店里碰瓷所有看上去有钱的中年油腻男人。

总体而言，赵涛所饰演的巧巧并不仅仅是一个受害者；或者说，巧巧在旅途中碰到的所有人，甚至算上她自己，或多或少都是“小武”。

从矿区到三峡再到沙漠，贾樟柯用《江湖儿女》绘制的这幅中西部地图，一方面固然呈现出世纪之交中国人口迁徙的基本路径，另一方面也无疑证明种种的道德崩坏正在向更深的内陆蔓延。

与之前几部作品不太相同的是，贾樟柯在《江湖儿女》中找回了熟悉的生活质感，饱受诟病的堆砌符号大幅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非常鲜活又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

它们的出现表明，金钱已经从根本上颠覆了国人的价值观念，继而也瓦解了传统社会下的相对稳固的情感和家庭。

从结构上看，《江湖儿女》所采用的仍然是接近《山河故人》的分段式结构。

不过，《江湖儿女》去掉了显见的小标题，用船和火车连接其几片故事发生的场域。

影片还将旧作中的很多重要元素串联起来，比如《站台》中的街头文工团，《三峡好人》中的飞碟，《山河故人》中的葬礼和关公，并为这些元素赋予了与之前作品相近但绝不相同的内涵。

这些元素成为了主人公辗转各地的见证；至此，“江湖”也增添了一层传统武侠电影中必然隐含的 “漂泊”之意。

当然，很多评论人在观后也难免对这种创作方法产生的质疑，认为该片过分取巧地创造了一个“贾樟柯世界”。

但细看之下不难发现，影片的主体部分仍然体现出贾樟柯对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这段时间的全新体认，其他的自我引用和致敬无非起到了连接性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贾樟柯一直以来就有连接其全部作品的想法（见《贾想II》，贾樟柯与王泰白对谈），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江湖儿女》是一部早晚都会出现的影片，而它大概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可以囊括几乎所有贾樟柯前作，同时又开掘出故事的“另一面”的总结性作品，这也是笔者强调这部作品具有特殊价值的原因所在。

影片中还延续着对九十年代末流行文化的高度敏感，这又集中体现在影片中众多令人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上。

其中，叶倩文的《浅醉一生》便出现在片头众兄弟结义的片花中，在影片尚未首映之前就确证了贾樟柯 “华语DJ王”的地位。

不过，与其之前电影里单纯引用的流行歌曲不太相同，这首《浅醉一生》同时也是当时风行大陆的香港电影《喋血双雄》的主题音乐。

贾樟柯选用这首歌曲，除了标示出个人爱好和香港电影对当时大陆青年的影响之外，也让两部电影中的人物关系形成了互文，预示了二人的命运。

此外，影片中还特意插入了广播体操、广场舞、社区合唱队等等具有明显集体性质的段落，与港台歌曲《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种“靡靡之音”形成鲜明对比，表现了当时（直至今日）个人与集体主义在中国并行不悖的状况。

而在巧巧离开四川进入新疆之后，所有的歌曲全部消失了，代替它们的是具有强烈未来感的电子音，这些声音和二十余年来高速发展的交通线路以及毫无变化的破败建筑一道，形成了一种诡异而荒诞的魔幻氛围，称得上是“山西版赛博朋克”。

相比《山河故人》第三部分中对未来的种种幻想，《江湖儿女》所采取的方式无疑更加真实也更具技巧性。

另一方面，贾樟柯对时代的记录也逐渐由《天注定》式的类型探索过渡到更加不易察觉的拍摄方法和介质的混合。

如果说通过不同画幅来指涉时代的变迁还是世界电影在贾樟柯创作中产生的回音，那么，《江湖儿女》对不同介质的使用则是贾樟柯二十年余年以来与时代持续共振的结果。

从胶片到DV，再到HDDV，从手持到航拍再到监控摄像，贾樟柯从未停止对中国社会的记录，这使得《江湖儿女》既内生于技术手段的不断绵延和发展，又能呈现出中国某些地区所面临的停滞和断裂。

影片结尾，因酗酒和下肢瘫痪的郭斌回到大同寻求巧巧的帮助，却又因为无法忍受自己的残缺和原先小弟对他的欺侮，主动退出了巧巧的生活。

巧巧独自一人靠在墙边，此时的镜头并不试图对准她本人，而是在监控录像中寻到了她的身影。

过去两个多小时中越发清晰的形象，此刻却愈发面目模糊起来。

这大概也是贾樟柯所有电影当中最为暧昧的时刻：我们永远也无从得知二人的情感还能否维系，巧巧或许是在等待，或许是在思考，或许已然放弃……但有一点似乎可以确信，那就是在这样一个被财富和网络所笼罩的时代里，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真实，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二刷了《江湖儿女》才敢来写点什么。

不知是谁最早提出“贾樟柯的电影宇宙”这个概念，然后铺天盖地，所有的自媒体以及影评都在附和。

这么多年以来的贾樟柯，在观众面前一直都没有“优越感”，所拍摄的内容一直都是他所深爱的故乡、近现代的发展变革以及小人物的儿女情长，还是那么“土”。

《江湖儿女》绝不是集科长历年影片的“电影宇宙整合”，而更像是他怕自己所热爱的东西通过之前的影片表达不完整，所以再来一部，其中所有《任逍遥》《三峡好人》等等元素的出现，只是科长的情怀，贾樟柯是个念旧的人。

这篇影评，完全抛开贾樟柯之前电影的联系，只针对《江湖儿女》中的人物以及剧情细节做一些解读和补充，因为《江湖儿女》是独立且完整的。

金钱Money影片中，钱是个十分关键的元素。

当斌哥还是那个“关公断案”，谈笑间就能平事儿的江湖大哥时，斌哥对金钱是没有贪恋的。

二哥去世，给二嫂送去的一包“心意”被推回，斌哥默默放到了二嫂身后。

大学生出狱，为感谢斌哥照顾，送来的一箱钱也被斌哥退回。

直到斌哥巧巧出事，出狱后斌哥心中的江湖塌了。

大学生说“企业化了”，人们开始以利益金钱为驱动了，斌哥要有人和钱才能回去。

甚至在影片的最后，斌哥离开巧巧时还不忘留下一沓钱，作为那段时间巧巧照顾他的“报酬”。

奉节宾馆

奉节宾馆的那场戏是我最喜欢的两个片段之一。

巧巧有多爱斌哥这件事我不用再阐述，为了救斌哥而公然开枪，更甚至为斌哥抗罪受五年牢狱之苦。

奉节宾馆那晚，无论是斌哥坐在巧巧对面侧着头，还是当对话开始前斌哥从巧巧对面坐到了巧巧身边，斌哥自始至终不敢直视巧巧。

当巧巧问斌哥“我现在是不是你的女朋友”“什么最重要”，斌哥没有正面回答。

巧巧曾问斌哥“你是家属”“谁说的”“你不愿意做我的家属吗”“去个球的新疆”，斌哥也没有正面回答。

对于斌哥来说，最重要的是江湖里的威严和面子，最重要的是后来的人和钱，从来都不是巧巧。

而对于巧巧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斌哥。

后来在棋牌室斌哥受辱，在巧巧看来，自己最重要的男人最重要的尊严受辱，她可以不顾一切。

奉节宾馆，斌哥有句话意味深长，他说“我要告诉你，我、、、、、、”，斌哥没说完，我们不知道他要说什么，但巧巧理解成了“咱俩再也没有任何关系”。

至于斌哥拉错手的行为，极为可能是斌哥有意而为之。

拉错手的那一刹那，对当时格外敏感的巧巧是致命的，巧巧崩溃了，绝望了。

新疆与UFO整个新疆这段是我最喜欢的两个片段之二。

影片中最早出现新疆，是传言煤矿局要搬迁到新疆，那时候还没有踏进江湖的巧巧对于新疆是有幻想的，她想跟斌哥一起去新疆开始普通的新生活。

那时候，新疆就在巧巧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

绝望离开奉节的巧巧在火车上遇到了徐峥所饰演的骗子，其实巧巧早就知道了他骗子的身份，但她还是愿意跟他去新疆，对于巧巧，那是希望，是新生活的可能。

有个细节，巧巧说她见过一次飞碟，看过《三峡好人》的当然可以理解成为这是那部电影里的情节，但是我在开篇说过，《江湖儿女》是独立且完整的，巧巧见过的那次飞碟，是在骗子坐下时扔到桌子上的那本杂志封面上见到的，巧巧也在骗徐峥。

当骗子得知巧巧所谓“囚徒”的含义时，骗子慌了，他没想到这个貌美的女人让他如此的不可预估。

他压低的帽檐，拉高了衣领，环抱着双臂，依靠在车窗上装睡，选择了最为疏远巧巧的姿势。

巧巧是多么聪明的女人，她感受到了小卖部老板的变化，她选择了离开，回头的那一刻，她或许知道小卖部老板在装睡。

就像她在荒野中看到的UFO，新的生活在恍惚、游荡之后，转瞬划过消失。

斌哥对巧巧的感情？

有朋友说斌哥是渣男，这个我不能做评价，但斌哥对巧巧到底是什么样的感情值得讨论。

前面提到了，对于巧巧两次关于两人关系的询问，斌哥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

但他绝对是爱巧巧的，那句“掉头，去呼和浩特”既是斌哥的爱和浪漫，也是贾樟柯的爱和浪漫。

但或许是那句“我们这样的人，迟早是要被干掉的”，受录影带江湖的影响，斌哥不能给巧巧承诺。

斌哥在奉节宾馆中那句没说完的话，抽泣的眼泪，故意拉错的手，我们都可以猜想斌哥对巧巧的感情。

只不过巧巧一直都在第二位。

后来斌哥回到大同，两次问及巧巧的家庭，一次是问马仔李宣“巧姐的男人呢”，一次是问巧巧“咋没成个家啊”。

斌哥跟林家燕真的在一起过吗？

林家燕是个有优越感的女人，粤语、英语，受过教育且拥有财富的她不会选择出狱落魄的斌哥。

后来斌哥也说他老婆“还在丈母娘娘胎里呢”，也主动想要跟巧巧解释过“你就不想问林家燕吗”，可惜还是没说出口。

或许林家燕的演出，只是斌哥不敢面对巧巧，想要巧巧对他死心找个更好的男人。

“你恨不恨我”“对你无情了，也就不恨了”最终斌哥的试探，在车上拉住巧巧的手，巧巧的挣脱让斌哥认识到，巧巧对自己的情已尽，选择离开。

可悲的是斌哥留下的钱。

其他细节1、影片以女性角度去探索江湖，斌哥由强到弱，巧巧由弱到强。

郊外火山的场景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斌哥教巧巧开枪，一声枪响带巧巧走进江湖。

第二次是巧巧帮斌哥站起来。

有意思的是两次都出现了拐杖。

2、影片出现了多种交通方式，客车、公交、摩托、汽车、轮船、火车、动车，以此反应时代变革。

3、影片中出现了多款手机以及APP。

斌哥在多年未回大同，路上竟不知道是哪，还需要看导航地图。

自拍、语音也是当今时代的生活方式。

4、大学生出狱称坐牢为“进修”（当地人的叫法），侧面也是在说巧巧。

饭店骗钱、骗摩的司机都是监狱五年的“进修”结果。

5、最后的监视器。

看电影不就是通过屏幕看别人的生活吗？

同时又能将观众从影片中拉出，实数点睛之笔。

9分，前5分钟有点用力过猛。

最后留个疑问去往新疆的列车上，巧巧挂断的那个，打断巧巧与小卖店老板亲吻的电话，是谁打来的？

（造型、台词、场景等与贾樟柯其他电影的关联，关于影片剧情外的拓展延伸，其他影评里都很全面了，所以不再谈论。

以上都为个人解读，电影的魅力在于不同的人看有不同的思想，提倡批评指正和探讨。

也希望各位能回复，点赞，转发，收藏）

情感表达是贾樟柯电影的根本软肋。

《山河故人》可以看成是贾樟柯尝试自我突破的作品——因为他要来记录和表达时代和情感之间的关系了——虽然尝试以失败告终。

在此之前的作品中，情感一直是寡淡的。

人处身于环境之中，自发地行动，并没有什么自我情感的东西。

人对自我缺少一种内在的意识，这是大部分中国人的真实状态。

因而在外面描摹便可以了，重要的是“环境”。

可一旦进入角色内心，这种手法便不再有效。

贾樟柯给出的方法是增加信息点，向观众暗示角色内在的心理活动。

比如《江湖儿女》中，为了表现巧巧见完父亲坐上公车感到的落寞情绪，贾樟柯给了巧巧一个全身镜头。

这其实不必要，而且显得鸡肋。

对观众来说，这种离别的感伤一目了然，并不需要这样一个镜头再来提醒他们。

这让观众感觉自己像被牵线的木偶，不断地被提醒应该在何时作出何种反应。

又或者，巧巧在剧院听《有多少爱可以从来》的场景，她其实不需要跟着众人一起合唱。

只要给一个她坐在台下听这首歌的镜头，观众自己会通过联想之前发生的事情，自然而然体验到巧巧内在的情绪。

甚至这首歌都不需要出现两次，一次就够了，歌名如此直白。

但贾樟柯生怕观众看不明白，总会进行一些多余的设计。

这就是为什么一部分感觉敏锐的观众诟病贾樟柯的电影在《三峡好人》之后刻意、生硬的原因。

贾樟柯电影中的情绪是通过外在的形象或符号（特写、合唱、歌曲）来实现的，而不是内在地存在于角色处身的情境中。

甚至对于时代，他也使用着同一套低级的手法。

这在之前的电影中不是的，《天注定》后才如此。

这是否说明了功成名就之后的“科长”离现实社会越来越远，已经无法从客观意义上还原某个时间段内“环境”的真实性。

他是如此繁忙，拍电影、开餐馆、办影展……还要不时地出席会议当委员。

其结果是“环境”在电影中消失了，成了用符号堆积起来的虚假幻象。

《江湖儿女》中的三个时间点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尤其是久远的第一段（2001年）并没有让我们感觉到世纪初大同真实的状貌。

仅仅通过一张申奥成功的报纸或几首歌来点明时代背景，显得低级又无趣。

但很无奈，现在的贾樟柯就喜欢做这样的事情。

如此看来，法哈蒂或达内兄弟用来刻画角色心理的手法显得多么高级。

甚至都不再需要表演，只需要设置情境，演员所刻画的角色自己就会丰满起来。

贾樟柯也许走错了路。

他更应该去成为一位作家，而不是导演。

贾樟柯的写作，给人一种难得一见的浑然天成之感。

远非一些所谓“作家”可能比及的，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使用语言的天分。

一切都恰到好处。

语言的美感、叙述的腔调，以及自然而然引发的微妙情绪，让人跌入唯有语言才能创造的体验空间。

贾樟柯文字中的情感自然、丰沛，为何一到电影中就变得生硬、刻意？

这说明了很多问题。

影像在贾樟柯手上，也许远非像文字那般得心应手。

当他可以用简单的文字传达微妙情绪时，使用影像困难重重，故而他需要符号的帮助。

文字的天赋也表现在了电影台词上，这是贾樟柯的长处，每一部电影总能缕出不少金句。

这是文字的功底，而不是影像造型的能力；后者都交给了余力为来处理。

贾樟柯也不太擅长于构筑情境，这是让剧本出色的最有效方式，需要从戏剧中借来些滋养。

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位一流作家，我们并不想再失去一位一流导演。

By艾晨有道是“江湖义气少，儿女情长多”。

《江湖儿女》戏如其名，以江湖事，说儿女情。

从2001年到2018年，从大同到奉节、新疆，再到大同，贾樟柯在这个横跨十几年的故事里，想说的不是男主角斌斌的“落魄江湖载酒行”，而是女主角巧巧的“谁怜流落江湖上”。

这一男一女两种江湖，不管情多深、憾多长，最终都被淹没在了时代的浪潮之中，徒留一地唏嘘。

江湖是什么2001年，大同。

彼时，巧巧是模特，斌斌是大哥。

小镇不大，大哥的风光却不小。

巧巧每日跟着斌斌混迹人群之中，听着巨商的巴结、小弟的簇拥，想的却只是买个房子有个家。

那时候，斌斌看着《英雄好汉》，双眼里一片狂热，可万万没想到，转眼就被莽撞少年误伤了腿。

就是在这时，电影里第一次出现了“江湖”这个词。

在火山边上，斌斌教巧巧拿枪对着远方，对她说：“现在你也是江湖中人了。

”巧巧嗤笑斌斌电影看多了，如果那时她能预知后来发生的故事，或许就不会有这种嗤笑。

后来，巧巧为了救被围殴的斌斌，在闹市之中开了枪；又为了保护斌斌，被抓坐了五年牢。

这五年里，巧巧的父亲去世，斌斌却一次都没来看过她。

出狱的时候，斌斌也没来接巧巧，他早已离乡去了奉节。

于是巧巧追寻着斌斌的踪迹，一路折腾，到处辗转，被人骗也学会了骗人，终于成为了斌斌当初说的“江湖中人”。

她知道斌斌已经有了新的女朋友，她想要的也只是斌斌亲口对她说出那句话。

可是在奉节的小旅馆里，斌斌却对巧巧说，什么江湖，我不在江湖了。

电影里第三次出现“江湖”已经又是多年以后。

心伤之余，巧巧离开了奉节，兜兜转转回到大同，成了麻将馆老板。

她去车站接回了双腿残废的斌斌。

还是那座火山，还是那两个人，可是风景依旧，人事已非，这时候我们听到的，是巧巧对那个教会她“只要有人就有江湖”的斌斌说：“没有感情也还有义，但你已经不是江湖中的人了，你不懂。

”所以江湖是什么？

斌斌心里的江湖是二哥的忠肝义胆，小弟的前呼后拥，是有钱有势，一呼百应。

可是巧巧不一样，她心里的江湖是一种情义，认定了就是认定了，不管隔了多少年、走过多少个城市、换成什么样的身份，都不会改变。

谁在江湖都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可是到底是谁在江湖之中？

是为了出头就砍人、杀人的莽撞少年，还是放不下尊严，想要东山再起的落魄大哥？

是那些走南闯北、坑蒙拐骗的男男女女，还是奔波流转、执迷不悟的那些女女男男？

巧巧一开始并不觉得自己是江湖中人，她在乎的只不过就是斌斌而已。

那时候，斌斌就是她的江湖，出入相随，来去同伴。

她喜欢这个江湖，在这个江湖里，她出入有人接送，来回有人问候；在这个江湖里，她说想吃烧卖，斌斌就愿意为她驱车几百里，又在她说不吃了的时候没有半点责怪；也是在这个江湖里，她可以期待有个家。

可是从闹市鸣枪的那一刻，两人开始走向陌路。

斌斌远去，巧巧却踏入了更大的一个江湖。

这个江湖里有骗子，有情敌，有心虚的老板，也有吹牛的乘客。

在短暂的狼狈之后，巧巧就迅速适应了这个江湖。

反观斌斌，在鸣枪之后就逃离了他所眷恋的江湖，成了一个无情无义的负心汉。

他躲着巧巧，不只是因为心中有愧，更是因为不想让巧巧看到在江湖之中如此狼狈不堪的自己。

昔日的麻将馆还在，热闹没了；为他鸣枪的街头还在，情义也没了。

就算后来他又回到了大同，最终还是留下了一句“走了”消失不见。

还记得当初巧巧和斌斌第一次去火山边的时候，巧巧问：“你说火山灰是最干净的吧？

”斌斌说：“有可能。

”巧巧又问：“经过高温、燃烧，烟灰不就是最干净的。

”斌斌却说：“这鬼地方，成了炮灰也没人知道。

”巧巧很不解：“你有枪，还怕别人把你灭了？

”斌哥说：“有枪的人才死的快。

”看完电影你就会发现，这段对话其实早早就暗示了结局。

火山就是江湖，在这个江湖里，斌斌最终成了炮灰，巧巧却经过高温、燃烧，成了最干净的火山灰。

江湖里什么最重要在《江湖儿女》里，斌斌喜欢看《英雄好汉》，对他来说，在那个打打杀杀的江湖里，充满了义薄云天的豪情，这是他觉得最重要的。

那时候他还没意识到，他所理解的这份江湖豪情其实是十分荒诞的，这种荒诞体现在昨天还是兄弟，今天就可以欠钱不认账；昨天还在推杯交盏，今天就被想出头的小年轻捅死街头，落得一个坟头蹦国标的下场；昨天还前呼后拥，今天出狱却冷冷清清，没人认领；昨天还恭恭敬敬叫你斌哥，今天就百般奚落，丝毫不留情面。

而昨天和今天之间，不同的就是一个“势”。

这个“势”是最重要的，也是最脆弱的，斌斌所幻想的江湖豪情，全都是用它换来的。

一旦他失势，这个江湖里的一切就会离他远去。

所以我们能理解为什么斌斌失势后去了奉节建发电厂，他嘴里说的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心里想的是有天再次荣归故里。

这也让人想起《英雄本色》里的小马哥那句话，“我等了三年，就是想等一个机会，我要争一口气不是证明我有多了不起，而是要告诉别人，我失去的东西一定要拿回来。

”斌斌对江湖里的一切太过眷恋，可是他并没有等到那个机会，有的依然还是狼狈和不堪。

可是巧巧不一样，斌斌的江湖是排场，巧巧的江湖却是胸怀，是情义。

对于她来说，是这份情义让她当初义无反顾地替斌斌顶了罪，也是这份情义支撑着她一路追寻。

《喋血双雄》里有句台词：“我们都已经不适应这个江湖，我们都太念旧。

”可是在《江湖儿女》里，恋旧的巧巧反而成了最适应江湖的那个人。

因为恋旧，她去奉节找斌斌，她知道斌斌有愧于她，并不想为难他，只是想要一个结束来抚慰自己；也因为恋旧，她跟着家里只有一个小卖铺的陌生人去了新疆，想要有一个新的开始；还是因为恋旧，她又回到大同，接纳了半身不遂的斌斌，并最终原谅了他。

江湖人，江湖见；江湖事，江湖了。

当巧巧在台下跟着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的时候，或许仍在编织着一场海市蜃楼，可是当千帆阅尽，在经历过无数人和事之后，她已经很清楚，不管是她还是斌斌，每个人都被困在了各自的江湖里，一天一天浅醉一生。

后记：18号大光明映后，贾樟柯来到了现场。

他说他在《江湖儿女》里分别用了D V、胶片机等六种拍摄设备来记录这个故事。

不同的介质，意味着不同的时间变化。

戏里戏外转瞬都是十几年，戏里的人被推着走过大江南北，戏外的人也被推着走过春去冬来。

从这一点上看，《江湖儿女》既是贾樟柯个人的点滴过往，也是“整个时代的影像记忆”。

2018年9月21日

赵涛饰演的巧巧从车上下来了，她掏出手枪对向天空，“砰”的一声枪响，所有的人都吓住了，包括正把郭斌头一下又一下磕向车头的打手们，也包括围起来的黑帮团伙。

郭斌得救了，巧巧因持有枪械坐牢了。

这一个场景中，赵涛震住我了，她勇猛坚决，生死之际，毫不畏惧，莫名地让我想起孩子遭遇危难之时的母兽，目露凶光，拼死一搏。

我也想起《天注定》里同样是赵涛饰演的那个在按摩院工作的小玉，遭遇猥亵之时，掏出一把刀去捅杀客人，那个掏出刀子的动作也是如此干净利落。

死往往威胁不到赵涛饰演的角色，她们都有一股强韧的生命力，越危险越无惧，反倒是生如此折磨人。

有时候我想郭斌能配得上巧巧的爱吗？

他这样一个黑帮老大，大家既敬且畏，然而一旦失势，昔日的弟兄并没有一个来帮他的。

他剩下的只有巧巧的爱。

可是他躲避了。

巧巧为了他坐了五年的牢，他一次也没来看过。

巧巧从大同奔赴奉节去寻他，他也只是躲避。

看电影时，我一直在想郭斌的心理：他为何躲避？

他觉得自己虎落平阳太过落魄，不配得到巧巧的爱？

还是觉得江湖险恶，儿女情长只会平添烦恼？

还是希望巧巧能另外找到“靠谱”的男人？

……另外他的内心中的那个自我，是不是特别弱小，需要以强悍凶猛的面目来为自己壮胆？

所以他需要枪，然而讽刺的是，不是枪救了他，而是巧巧。

奉节小旅馆的那一幕分外动人。

巧巧内心希望的就是能够跟他的斌哥过上平常人家的生活，这个时候她一点都不勇猛，反倒是卑微的哀切的。

这是在异乡，窗外下着雨，昔日在大同麻将馆，那可是烟雾缭绕众声喧哗，她以女主人的身份自信地走在人群之中，人人都知道她是斌哥的女人。

她坐在斌哥身旁，接过斌哥的烟一口一口抽起来……这一切都远去了，她现在看到的这个人，已经不再是那个宠溺她的斌哥了，他另有女朋友，他还希望着能东山再起，但他的心中没有给巧巧一个位置——支撑着巧巧熬过五年牢狱之灾的精神支柱垮塌了。

斌哥拿出洗脸盘，烧了报纸，说是去去晦气。

他让巧巧从跨过这个火盘——一个虚拟的结婚场景。

巧巧哭了。

巧巧心死了。

巧巧自我放逐。

她坐在火车上，碰到了徐峥饰演的克拉玛依小店铺老板，那是一个可能性，但她把即将跨出去的一只脚又缩了回来。

真正爱过之后，心如死灰。

任何其他的人，都再难激发出她爱的热情了。

火车在广袤的荒芜之地奔驰，UFO划天而过，这样一个象征的场景，巧巧新生了。

她返回大同，回到昔日那个麻将馆，人是那些人，巧巧表面上看还是那个巧巧，此时已经俨然是个大姐大了。

斌哥再次回来后，已经是个因酗酒过度而瘫痪的废人了。

当年他结下的新仇旧恨都还在，而他已经威风不在，有的只是坏脾气。

我不知道巧巧还爱不爱斌哥，她会尽心尽力地照顾他，昔日她想要的日常夫妻生活貌似也有了，可是在她的内心中，她还有力气去爱吗？

我不知道。

电影结尾，斌哥走了，她跑出门去，却并没有去追。

监控视频中，她靠在墙上，久久未动。

我喜欢这个结尾，真是意味深长。

看《江湖儿女》出于偶然。

偶然在我回家途中的高铁站里，偶然买了本杂志，偶然在杂志上读到一篇贾樟柯的文章，看到他聊故乡与人情。

偶然地，我被文章打动了。

就像一个陌生作者和读者的对话，他说到现在的生活，离开北京，回到山西老家，算不上隐居，因为工作的关系也会飞来飞去。

但他把工作和生活定在老家，那个原来让他感到有关系负担的小县城，如今却给他带来了一种稀缺情感：亲戚和人情。

城市好吗？

很好，有朋友，有同事，有好多便利，但唯独一样没有：亲戚。

于是生活中就少了点味道，过往人们用人情走动的关系，在城里变成了“经济关系”，人与人也就产生了距离。

也许正是触景生情，在回家的高铁上我读到这样一段话，心里一阵酸楚。

我并不了解纸上这位赫赫有名的导演，没有看过他的几部影片，对他的新闻也知之甚少。

但我知道，他是和我一样，在工作的城市与生活的县城之间不停切换状态的人。

我们每回一次家，每再回到一次工作的城市，时空的转移都会给我们带来变化，切换之中、奔波之中、相对的安定之中，随随便便拎出一个细节比较，我们都能感到心弦轻轻一震。

有时，甚至是剧烈的震动。

而我难以描述那种震动，常常在连接两地的高铁上独自消化品味。

正如贾樟柯所说，他已不再飞去北京，而是坐很久时间的汽车，一路看过去。

这种微妙的共鸣，我想只有经常如此的人才会了解。

看同一种风景，却一次又一次洗刷自己的人生记忆往前奔去。

那么，他会像纸上描述的那样，把它变成一部好电影吗？

他会像一个陌生作者打动我那样，再次打动一个普通观众吗？

于是我走进了电影院。

在第一次接触贾樟柯的电影时，首先你会被他纪实型的拍摄手法惊讶。

完全不像一部我们能理解的“电影”——美的画面、美的演员、美的布景、美的音乐……这里统统是反的。

看起来他似乎不会去修饰任何东西，真实的破败不堪的小城，粗糙的广告字体，不成气候的霓虹灯，布满灰尘的大众桑塔纳2000，还有一群无所事事的人，在舞厅里听着老气俗套的迪斯科音乐，扭动着身体。

当赵涛出现的时候，你会惊讶怎么有这样一个女演员能特别像你在县城里看到的那种女人。

她们穿颜色俗艳的衣服，质感很差的雪纺，能看到不合身的内衣把赘肉勒出印子来，而她们还踩着闪亮闪亮的金色或银色高跟凉鞋，步步生风的走在灰尘扬起的路上，仿佛，整个世界都是她们的。

赵涛就这样出现了，顶着某个年代流行的离子烫发型，齐齐的刘海，风尘仆仆的走上公共汽车。

而汽车上都是一样面孔的人，懒懒的、没有表情的、灰头土脸的，完全谈不上体面，只求凑得到一点空间哪怕挤一点也没关系。

而赵涛充满生机的面孔、走在流行轨道上的发型、鲜艳的衣服就那样轻易跳出来，成为了电影里的焦点。

首先你会惊讶这样的赤裸裸。

真实得就是你在现实里看到的中国小县城，不管是二十年前你自己生长过的地方，还是现在你去一些偏远地区，你都能在这些影像里找到熟悉的细节，它们被完整的组合起来（或者说，完全不经修饰地展现出来），这时候，你会被真实震慑到——好像看到一个熟悉的人脱光了站在你面前，你知道他是你熟悉的那个人，但你无法面对他不穿衣服的样子。

对，贾樟柯的电影，就是如此。

当然，如果只是堆砌罗列荒芜的小县城细节并不能表现生活底子里的粗陋不堪。

必须有实打实的故事逻辑去贯穿，让你发现，这件事是合理的，但同时又是荒谬的，所以才觉得真实透顶了，没办法。

那个葬礼上跳国标舞的场景就是第一个让我感到“荒诞”的细节。

斌哥江湖上的老大死了，斌哥带了帮兄弟去吊唁，还带了老大生前刚刚迷恋上的国标舞舞者。

斌哥说，来，送哥最后一程。

舞者就脱掉风衣，露出赤裸裸又极为现代的白色紧身舞裙，女孩面无表情，却精干、专注、无动于衷得合情合理。

她和舞伴没有一丝怜悯，没有对支持他们生计的老板的死亡一点同情，他们只是像在任何一个场合表演舞蹈那样，把葬礼现场当成了舞池，认真跳上一曲，结束。

在这个画面里我感到了强烈的不适，但同时又觉得它是真实存在的。

真实的好像我过去参加过的乡村葬礼，葬礼上总有演员热烈欢快的唱起流行歌曲，看似声势浩大，实则不带一丝情义。

而《江湖儿女》里的这一段还多了一重、两重对比。

是舞者的城市感、现代性与葬礼现场粗鄙不堪的江湖兄弟们的对比，是他们不带一丝感情的职业感与斌哥带领的一帮人忠肝义胆明明都是生计却更像家庭情义的对比。

在这个“生计”里，仅有舞者的专业是不够的，还要有义。

义是斌哥带兄弟们喝的“五湖四海”，想让大家过上好日子的决心。

义是兄弟们争执时斌哥用一尊关公像就可以摆平的信念之刀。

义是斌哥即使被路上的小兄弟狠打了一场他也能理解不计过错。

义是巧巧在斌哥危难时拔出的那把枪。

这些微妙的逻辑贯穿在故事里，会形成一个系统。

所谓“江湖”，你发现它并不是指破败不堪的县城、矿区这些由街道、建筑、山林构成的实体空间，而是一个有自身运行逻辑的虚拟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有秩序，有规则，有冲突矛盾，有和平繁荣，虽然它们非常粗糙，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我们在90年代古惑仔港片里看到的华丽黑色，打架没有花拳绣腿，就是撸起一根棍子就打了，大人物进出也不是什么体面之地，不过是闪亮着霓虹灯播放着流行歌曲的嘈杂迪斯科厅，连麻将馆也都是乌烟瘴气脏脏的，但这不妨碍主角斌哥的体面、尊严。

他哪怕坐在那里不动声色，你都能感到秩序。

这是真实的。

从巧巧的视角里，我们看到了一个这样的江湖——不如说“底层江湖”——但也是有钱的、有权力的、有名气的。

它会吸引各种各样的人想要进入这个领域，比如那位带着妹妹出现的潮汕商人，向斌哥“进贡”一箱钱（甚至妹妹）以获得入场资格。

如果我们观众之中曾有人在县城真实的生活过，我想并不难找到这样相似的细节。

“江湖”是什么？

是港片里走私贩毒的码头吗？

是豪华的赌场夜总会谈判现场吗？

并不是，在这里，就是一个麻将馆和桌上的那些人。

故事的转折到了巧巧拔枪之后，她戴罪入狱五年后出来，进入了第二个江湖。

这个江湖是广阔的，不再是麻将馆和那几个人的小现场，是要坐几晚的江轮去的三峡小城，是一个非亲非故的陌生县城。

那里有从船上开始就偷你钱包的女小偷，有到了那里不愿接你电话怕被打扰的熟人，有路上想莫名占你便宜的司机，有同样为了生计出来带着狮子老虎唱歌的小伙。

这里的江湖很广阔，摸不着边，看到的都是人，也都不是自己熟悉的人。

巧巧去见斌哥，为了求证自己生活里认定的信念是否还在，是否能依然靠那个信念继续活下去，正如伴她度过狱中五年那样坚定的信念——是爱。

而斌哥给了一个错误的答案，“谢谢你救我的左手”，“错了，我拔枪的是右手”。

巧巧发现，信念崩塌，情已不再。

斌哥想用“义”来解释二人关系，因为你救了我，所以我感谢你。

就像那些救我的兄弟一样，我这样感谢你。

而巧巧不需要，巧巧要的是“情”——我救你不是出于“义”，不是你的兄弟，我是爱你才救你。

这在外人看来有差别吗？

不都是有感情吗？

差别是微妙的，恰恰又是一道不能逾越的鸿沟。

做你的爱人，还是做你的兄弟。

如果做兄弟，我不接受，我宁愿自己去闯荡江湖。

巧巧是这样的坚决上了路，带着她过去在江湖里学到的生存法则，开始一路闯关。

蹭别人的酒席喂饱自己肚子，抓住偷钱包的女小偷把打她一番，抢了想占自己便宜的黑车司机的摩托，还有到最荒诞的一幕，在酒楼里静候某个猎物出现，讹钱。

张译的这场戏真是神来之笔。

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因为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情况在一个时空里相遇，巧巧想要钱，张译演的成功青年想要保住名。

只用一句话“我妹妹为你流产了”就当成江湖上谈判的筹码，放到这张桌子上，公平交易。

好，我得到钱，你保住名。

至于那个流产的女人怎样，不存在，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这段戏是好笑的、荒唐的、讽刺的，可又是让人感到可怕的、不安的、黑不见底的。

为什么一个女骗子堂而皇之的骗到钱你没有为她感到耻辱还为她感到高兴？

为什么一个为了保住名的成功人士在付钱解决问题以后你会为他感到释放解脱？

我们甚至不会去追究酒楼在座的还有多少人有那样深不可测的往事，表面上显得风光，实际上若深究起来，人人都经不起推敲。

包括巧巧眼中的斌哥。

正是这样的“破罐子破摔”让巧巧忽然理解了更广阔的江湖。

那里的江湖是不讲情的，甚至不讲义，只讲利。

好比曾经来求斌哥的潮汕商人，出人头地后不过一句话打发了她，“我们这里已经企业化了”。

——这和斌哥的恩断义绝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巧巧想原来江湖的规则变了，不再需要义字顶天，我只要这样一路去走就好。

喂饱自己，穿暖自己，走到不想走了就掉头，天地广阔，只凭个“利”字，反而容易些。

影片没有交代巧巧是如何发迹的，但从她去新疆的火车上出来那一刻我们可能就能感到，她又要变了，变得更强大，更坚定，更无所畏惧。

许多年以后斌哥带着一双残疾的腿回到山西。

城市已变了模样，飞驰而过的高铁、阡陌纵横的交通、已经发达光鲜的甲乙丙丁……而斌哥的尊严早就去而不返。

巧巧带着她的光鲜出现，一如影片开始那个顶着离子烫穿着桃红色雪纺衫的女人，她穿着华丽，只不过去掉了纯真。

她心平气和的把斌哥带回原来的“江湖”，为他安置好一切，帮助他康复。

而“江湖”早就换了领头人——巧巧。

这个江湖是斌哥熟悉的，也是相当陌生的。

麻将馆还是那个麻将馆，人也还是那些人，但情义早不是以前的情义。

正如巧巧在遇到潮汕商人说的“企业化”让她崩塌后，斌哥也同样遇到了跳上梁的小丑，那些挑战他自尊的过去的“兄弟”。

是的，情谊不在，唯独能指望巧巧。

斌哥指望她用爱安抚，而巧巧挣脱了开车的右手——那个拔枪的右手，让斌哥忽然感到，“爱”也不在了，这是“义”，让他毫无尊严的“义”。

斌哥的出走毫不意外。

挑战女人的是爱情，挑战男人的是尊严。

女人没有了爱可以了无牵挂，男人没有了尊严便会隐遁流离。

空荡荡的麻将馆最后只剩下那些质疑人情的摄像头，充满猜忌的监控，不复往日抓不到摸不着的人情牵连的关系网，只剩下干干净净的、可以看见、可以回放、可以删除的关系。

这样的“江湖”，有何意义？

对一个没有看过贾樟柯几部电影的普通观众而言，我没有资格去评判这部电影是超越了他的过去，还是致敬了自己。

仅就《江湖儿女》观感而言，我感受最强烈的是三个部分：荒诞的真实、微妙的人情、荒芜的时间流逝。

贾樟柯无疑是敏感的，敏感到能捕捉空气中的微尘。

拔枪的是左手还是右手有什么分别？

分别既在毫厘，又在千里。

而荒诞和真实之间也是如此。

荒诞既是合理的又是真实的，那我们身处其中，还能有什么办法？

影片中一处无关紧要的场景让人觉得动容又无可奈何。

是巧巧去看的狮虎演唱表演。

它夹杂了多少情绪，赤膊的小伙唱着“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而强壮的狮子老虎却被关在笼中，情人已恩断义绝，路人却献上一朵玫瑰。

巧巧坐在那芸芸众生中观看这场荒诞的表演，却无法不被打动、泪流满面，这一场空间里包含的真实、讽刺、情深义重，都被残酷的包扎在一起，让人无处释放。

至于贾樟柯，他有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有没有在《江湖儿女》中延续了他对故乡与人情的思考，我想答案是明确的。

斌哥所处的江湖，斌哥与巧巧重逢所处的江湖，二十年后巧巧所处的江湖，每一个江湖都是时间流转的见证、城乡变迁的戳印。

在这段时空里，人所认同的价值观可以发生如此剧烈的转变，认定的东西可以一夜之间推翻，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基础可以完全被另一种东西代替，它们甚至快过巧巧坐上的乡村大巴和斌哥回乡的高铁的巨变，快过县城和城市建设的巨变。

人心的巨变，只在弹指一挥间。

而人生已如江水流逝。

在《江湖儿女》电影结束后，贾樟柯出来回答了大家的问题。

有人问他是不是致敬过去的自己，有人问他赵涛戴的两个戒指有什么含义。

我想这都不是导演关心的，导演关心的是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他回到老家，看到好多年前县城里的大哥已经老了，坐在门前吃面，他有点感伤。

这个场景，对我是熟悉的。

我没见过那位大哥，我的人生中也没有这样一位大哥，但我总觉得在哪里见过，在故乡的哪条街道、哪个杂货店、哪个广场舞现场……总有那样一个人，忽然让你发现，时代变了，你也变了，他所拥有的已不再拥有，而你曾在意的也早已失去。

斌哥，不就是这样一位大哥吗？

故乡与城市的对立，过去与现在的对立，情义与利的对立。

在《江湖儿女》这部电影里，贾樟柯提出了很多复杂的问题。

如果说故乡、过去是指凝滞、恒定的某个时空，一些永远不会改变关系的人，如贾樟柯文中所说亲戚，如电影中的巧巧。

那么江湖便是城市、时代，是巨变、滚滚向前、无法预测的未来，是只能陪你走一小段路的人，是数不清的匆匆过客。

我们每个人都无法脱离这样的世界，必须被变化裹挟。

而在这当中，你选择坚信什么？

你用什么去抵挡流变？

是像巧巧，斌哥，还是像那些他们遇到的人一样，选择情或义，还是利？

我想，答案很重要。

他高考落榜，23岁才上大学，27岁时处女长片一鸣惊人，被称为“亚洲电影希望之光”。

45岁，他已获戛纳电影节终身成就奖，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人导演。

他是贾樟柯，人称“贾科长”，他的镜头始终对准最卑微的个体，他拍出的现实让无数人震撼、落泪，“不能因为整个国家在跑步前进，就忽略了那些被撞倒的人。

”今年，他的新片《江湖儿女》上映，是一部具有史诗气质的江湖片，被称为中国版“美国往事”。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江湖，我们这一代人的江湖，有最横流的欲望，和最稀薄的情义。

《江湖儿女》中，巧巧和斌哥是恋人，斌哥是黑帮老大。

一次街头斗殴中，斌哥差点被打死，幸亏巧巧鸣枪相救。

为了掩护斌哥，巧巧谎称枪是自己的，因此坐了五年牢。

出狱之后，江湖已经物是人非。

巧巧为了找斌哥，去了千里之外的三峡，一心想要发财的斌哥却不愿意与她旧梦重圆。

巧巧独自回了山西，十二年后，穷困潦倒的斌哥也回来了。

巧巧已经成了当地黑帮的大姐大，她出于道义，再次成了斌哥的庇护者。

自述 贾樟柯 编辑 石鸣想拍江湖的故事是很早以前了，大学的时候就想拍。

可能男性都有那种江湖情结。

我在山西汾阳出生，70年代末，县城里还有很多街头生活。

江湖是我浪漫的想象世界，更是我真实体验过的世界。

我心中，江湖的定义可以用四个词组概括：危机四伏的环境，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四海为家的生活，保持不灭的情义。

《江湖儿女》，拍的正是江湖上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17年来，他们穿越了复杂的人际关系，保持了如今已经少见的深情厚义。

我从事电影工作二十多年，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从古典小说《水浒传》到八十年代的香港黑帮片，为什么我们一代一代的人，都在讲述这个江湖的故事？

我觉得是因为江湖，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角度，可以透过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激烈变革的社会，主流社会发生了什么问题？

这种角度是我过去电影里从来没有过的，对我来说也蛮新鲜的。

所以就决定拍一部江湖片。

廖凡饰演男主人公斌哥。

他的原型，其实就是我六七岁时，在家乡小镇看到过的一位江湖大哥。

他人帅、仗义，身强力壮，用拳头解决问题，那个时候是我崇拜的对象。

后来我上大学回家，路过一个中年人蹲在门口呼噜呼噜吃面条，身材发福，头发稀疏。

我认出来正是当年的这位大哥，非常感慨时间的力量。

所以《江湖儿女》的时间跨度是17年。

17年里，江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电影里面，刁亦男有句台词，说“现在我们都企业化了”。

就连江湖这样一个最重情义的地方，也变得商业化了，要遵循经济的价值观。

“人情”是我一直感兴趣的话题，拍上一部影片《山河故人》的时候，我就写了一句台词：“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需要我们珍惜。

”我希望为中国电影留住人情。

《江湖儿女》，江湖只是一个背景，主要讲的也是人情。

2001年到2018年，17年来，人心到底是怎么改变的，江湖情义、江湖原则又是怎么变化的？

说一个故事，得从过去讲起，原本是什么样的。

影片里一个一个段落，我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去写的。

贾氏电影宇宙电影开始于2001年。

这一年，山西煤价跌到了史上最低点，据说大同矿务局的工人全部都要搬迁，搬到新疆去挖石油。

当时是非常震撼的一个消息。

全城都在讨论，要不要去新疆。

后来证明只是一个传说。

电影男女主人公斌哥和巧巧，其实在2002年的《任逍遥》里已经出现了。

但是《任逍遥》里面，斌哥不是黑帮，他们俩也不是情侣。

他们是两个支线人物，故事并没有展开讲述。

只是感觉有点像江湖人士，除此之外是大量留白。

写完《江湖儿女》的初稿之后，我开始看以前拍的那些老素材。

看看2001年左右，人是什么样子，街道是什么样子。

看着看着，我突然觉得，斌哥和巧巧可以变成《江湖儿女》的男女主角。

我就有意让他们的服装、发型、造型，都和《任逍遥》里的一样。

故事发生的地点，则和《任逍遥》、《三峡好人》重合。

我每拍一部电影，都会画一个地图。

这个地图，一直没有离开我喜欢的几个区域：山西、三峡，都是江湖气息非常浓厚的地方。

我觉得我的故事就应该发生在这些地方。

就好像我一直用山西话写台词一样。

我不太会用普通话写对白，我写的普通话对白都比较没意思，但我的思维一变成山西话，就特别生动。

所以我让我故事的主人公一直是山西人。

《小武》工作照人物、时间、空间和之前的相同，但是《江湖儿女》的剧情是一个全新的建构。

你可以理解为是发生在之前影片的平行时空里的另外一个故事。

在我的想象中，小武，《站台》里的文工团团员，还有江湖上的大哥和小妹，都在同一个城市里生活。

但是生活在不同的维度上， 运动轨迹时有交叉，彼此互不知晓。

对我来说，重新去拍山西大同、三峡奉节，就是想讲同一片土地上，不同的人群，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

我其实有在刻意建立我个人电影之间细微的联系。

如果有一天重放我的电影，我觉得次序是《站台》、《小武》、《任逍遥》、《世界》、《三峡好人》、《天注定》，我可以把它们重新剪成一部电影，片长九个小时，片名就叫《悲惨世界》。

日常即历史新片里有两段挪用了当年的原始素材。

第一段是开场时，公共汽车上的众生相。

那是我2001年有了第一台DV以后，在大同拍的。

这一次，我们把赵涛又放在同样一辆车里，补拍了她的反应镜头，因为十七年前拍纪录片的时候，还没有遇见赵涛。

我有意把这段纪实的DV放在开头，因为我拍的并不是港片式的传奇。

虽然片子借用了江湖片的类型架构，但我还是希望拍出来的江湖和日常生活并不割裂，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另外一段就是三峡，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舞台上的表演是2006年拍的，舞台下的部分是去年拍的。

我们想办法把两个完全不同年代的空间融合到了一起。

我自己不太喜欢完全的摄影棚搭景拍摄，特别是我喜欢拍很多公共场所，马路，广场。

这些公共空间你搭景拍，总觉得没有那种质感。

一座城市，不单单是一条街道，它应该能想象到街道外面，一个宽阔的城市结构。

这也是我们这次制作上一个最大的困难。

很多曾经的空间都改变了，甚至是没有了。

17年前，我去大同拍《任逍遥》的时候，大同还没有城墙。

后来大同市长突然要盖城墙，现在去了大同就是崭新的城墙。

不要说大同了，你像我老家汾阳，我有段时间没回去，约了一个人，我说我们就在牌楼底下见。

结果到了之后我完全迷路了，后来一问那个牌楼被拆了，旁边的参照系都改变了。

但是我确实非常需要过去的空间。

最后我们决定实景改景拍，把不符合年代的东西去除，把历史重新填充进来，这个工作量非常巨大。

最困难的其实是人。

我们需要大量的群演，一场戏三百个人，就要确认三百张脸。

17年前，年轻人的脸挺沧桑的，都风吹日晒的，也不怎么保养，骨骼好像也比较粗犷。

现在真的变了。

生活条件很优越，年轻人都长得白白胖胖的，皮肤的质感也特别娇嫩。

为了让这些脸和17年前的感觉相像，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

我开玩笑说，坚决不能让汉堡包脸混进来。

生活需要一个超现实瞬间《山河故人》里面，失意的梁子走在路上，突然看见路边一个笼子里关着一只老虎。

《江湖儿女》里面，赵涛到了三峡，上了岸，走江湖的艺人在露天舞台上唱歌，旁边也是一个笼子，里面关着一只狮子和一只老虎。

狮子老虎都是真的。

我们从河北拉过去的。

我可能有猛兽情结，喜欢拍猛兽。

赵涛独自跑那么远去找一个人，一路上经历了那么多曲折。

其实流浪的、不安定的、四海为家的不止她一个，也有这些狮子老虎。

我不觉得这种情节有什么隐喻，它就是一个江湖氛围吧。

这些场景其实也是我常年在外奔波的时候，经常能够看到、让我心头一跳的景象。

你会发现如此庸常世俗的生活里面，也有这种奇异的景观，带来刹那间的一种情绪上的转变。

对我来说，它就是现实里面不平凡的、超出现实的那个部分。

影片中，廖凡拒绝了赵涛复合的请求之后，赵涛差点跟着徐峥走了。

她不远万里，跑去了新疆。

对于女主人公来说，这可能是她有过的唯一一次开始新生活的可能性。

但是她最后还是却步了。

理由不一定是因为对男主人公的爱，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综合因素。

就像我自己身上，也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

有时候我不想拍电影了，想用好几年时间，去写一个长篇小说。

但是每个人成年之后，都有自己的轨道，脱离这个轨道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贾樟柯、贾科长、贾赖赖过去我百分之八九十的生活都是围绕电影。

后来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个人的生活太少了。

拍完《山河故人》，我搬回了山西老家。

很多应酬减少了，就好一点了。

现在基本上每天上午九点开始工作，处理公司业务和拍摄上的事情。

中午吃完饭睡一会儿，下午是写作时间，从两点半写到六点半、七点，天黑以后就是跟朋友们见面、吃饭、聊天、玩儿。

睡觉前是读书时间。

我是杂七杂八，什么书都看。

最近因为要筹备新片《在清朝》，历史方面的书看得比较多，正在看《晋中志》。

现在网络发达，老家生活和北京也差不多了。

过去买书好难，县城里都没什么书卖，现在都网购了。

开会的话，就用视频解决，或者电话会议。

我平时上网无非是看看邮件，然后微博微信，浏览一下新闻，别的我都不太会用。

玩虎扑和知乎，是新的尝试。

住在老家，最主要的就是朋友多。

喝上三五杯酒，他们就会唤我的小名（贾赖赖），问我什么时候要孩子，担心我的养老问题。

只有在他们面前，我才显露出我也是一个弱者。

他们不关心电影，他们只关心我的生活。

现实中我离电影比较远，离家乡比较近。

住在老家，就是可以享受这种人情。

过几天，我就又琢磨着拍个电影了。

摄/Walter Salles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我过去拍了20年电影，只有2000年的《站台》跨度比较大，拍的是1979到1989这十年。

之后所有的影片，都是在一个时间点上，反映一个切面的人的生活情况。

到《山河故人》的时候，我不自觉地就写了一个时间跨度很大的故事。

从过去一直跨越到未来，长达20多年。

《山河故人》剧照完成《山河故人》之后，我突然就想拍《江湖儿女》了。

2015年开始筹备，很快写完初稿，带着初稿我就上路看景，一边看景一边改剧本。

最后行程7700公里，拍了六个月，除了男女主演之外还有12位演员，上千位群演，完成了这部影片。

所以《江湖儿女》有三个大的跨度。

第一个是时间的跨度，从2001到2018年，有17年。

第二个是空间的跨度，从山西到三峡，又从三峡到新疆。

另外就是人的跨度。

我过去电影里人物也很多，但是从来没有像《江湖儿女》这样，有这么多人物出场，形形色色，林林总总。

所谓闯江湖，就是遭遇不同的人嘛。

所以有这么多人，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记得在拍完三峡、张一白的部分的时候，张一白开玩笑说，我明白了，廖凡和赵涛演儿女，我们所有其他的人帮你演江湖。

我说你总结得非常好，确实是这样的。

我27岁开始拍第一个电影。

那时候我太年轻了，根本没有时间的意识和时间的经验，还不太了解世事。

所以眼前发生了什么，来不及细想，先快速地第一反应，拍出了《小武》、《任逍遥》，还有后来的《三峡好人》。

但是到了四十多岁，确实经历了一种东西叫做命运。

看多了一点人的起起伏伏，人的浮沉。

确实就会多一点时间的观点，也可以说是历史的观点。

我也逐渐明白了，为什么很多作家写来写去，最后都会写一部长篇小说。

这次拍《江湖儿女》，我第一次有一种写长篇小说的感觉。

我不自觉地把自己对时间和历史的思考，放到了电影中。

如果忠实于自己的话，这是我目前最强烈的一种现实感受。

从这个角度说，《小武》这样的影片，属于从前的贾樟柯，《江湖儿女》，属于今天的我。

摄/Walter Salles金钱与爱情，真实与虚幻电影一开始，廖凡说，他是一个江湖里的人，赵涛说她不是。

到结尾的时候， 廖凡说我不是江湖里的人，赵涛自认为是江湖里的人。

这就是这个电影的基本叙事。

就是在讲两个人对自己的自我认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逆转。

这对男女经历了街头暴力、入狱，也经历了相爱、背叛，他们分离又重逢，但始终没有走入家庭。

我写《江湖儿女》，是带着一种记忆来的。

故事发生在2001到2018年，这也是对我最重要的17年。

反省一下自己的过去，有的时候觉得男人挺可怜的。

你看今天男性各种各样的追求，最后概括起来，无非求财求感情。

忙忙碌碌几十年，好像生活就只剩下这些内容，其实人在这里面迷失得很厉害。

廖凡就是在里面迷失的一个人。

赵涛不是。

女性有她们自己做人做事的一些原则和立场。

她们的注意力也不在世俗成功上，有自己坚持和关注的东西，比如对情感的看重，对家庭的看重。

廖凡演的男主人公最后出走了。

廖凡问我，他离开她干嘛去了？

你也没写。

我说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总之他恢复行动能力之后，一定要马上离开她。

片子的英文名原本叫“Money And Love”——金钱与爱情，我特别喜欢这种比较直白、比较楞的名字，其实就概括了男女主人公的主题。

女性形象在片中越来越强，男性的形象越拍越软弱。

但是廖凡最后的出走，还是充满了男性的自尊心。

最后影片结束在监视器里面赵涛的一个数字影像上。

这个是原来剧本没有的。

事实证明效果非常好，比我们之前设计的那个怀旧的结尾要好得多。

一般监控摄像头的机位都比较高，视角都是俯拍的。

我们从监视器里，拍到赵涛一个人站在那儿沉思的时候，影像是非常数码化的。

也就是说，模模糊糊，面目不清。

你看不出她的情绪，也不知道她的感受，而且说不好哪一天这个影像就被删除了。

我非常伤感。

整个电影两个多小时，就是要记录这些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的生活。

可是人具体的生活，跟记录下来的那些东西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反差。

我们的微博、微信、所有互联网的东西，有一天可能都打不开了，这些记忆就都没有了。

人这一生也没有什么痕迹就过去了。

我很感慨，说我们就用这个来做结尾吧，一张随时可以被删除的脸。

凡人是最洁白的灰尘从《天注定》开始，每个影片的剧本，我都是离开北京，到大同去写的。

大同有个著名的火山群，从我住的地方开车过去大概一个多小时。

我写剧本写得累了或者闷了，就会去火山，一般都是黄昏的时候，一个人在那儿走一走。

剧本里男女主人公谈情说爱的戏，我安排在了火山，因为那是我常去的地方，我的秘密基地。

片子的英文名叫“Ash Is Purest White”，直译过来意思是“灰尘是最纯的白”，完全就是从火山这来的。

我看人总觉得，每个人，底子里都是洁白的。

《江湖儿女》里每个人物都有缺点。

赵涛连坑蒙拐骗这种事都干。

但总体上说，我觉得每个人都还是值得珍贵的。

当时，我突然写出了一句对白，赵涛问廖凡，火山灰是不是最干净的。

因为我们平常抽烟，有时候会开玩笑，说烟灰是最干净的。

小时候淘气手划破了，也会拿烟灰抹在手上，止血消毒。

赵涛说，“经过高温、燃烧，烟灰不就是最干净的。

”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自己也有点感动。

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大部分人，可能在这个世界上走一趟，最后什么痕迹都留不下，就像烟灰一样被吹散了。

但我们的电影就是拍这些活生生的我们经历过的事情，拍每一个具体的人会面对的问题。

即使成为炮灰，可能这个灰，也仍然是洁净的。

（文/杨时旸）有些词汇终究是不可译的，它难以阐释，只可意会却难以言传，比如，江湖。

江湖，有其具体的人、物、事，但相较于这些实体的存在与要件，它更切近于一种精神共同体，一种象征，一种气质，一种虚拟的、弥散的意义之雾，它意味着一群自由散漫的人，游离于官府的监看与权力的管束之外，建立并服从于一种由独特的道德观和义气构建出的民间共识。

在这个圈子内，自有其律法的框架，自洽的奖罚。

江湖是知识分子、官方系统的平行世界与异度时空。

它裹挟着浪漫主义的光晕，沉浸于时间深处，历史的缝隙，或者——只是一些人自己臆想出的回忆里。

从这个意义上说，《江湖儿女》讲述的是什么？

是一段令人唏嘘的爱情？

是斌哥从年轻时的啸聚四方到中年时的落魄困顿？

还是巧巧的情深意切生死不离？

或许都不是。

它更多的在讲述一种想象共同体的消亡史。

在电影中，江湖，成为了一种象征，散漫的、流动的、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民间自治世界，最终，被时代大潮慢慢吞噬。

斌哥也好，巧巧也罢，不过是一粒沙、一滴水，曾经以为自己可以卷起风暴，搅扰潮流，可是，回看他们的浮沉与挣扎，命运其实在最初的时刻就已经被写好，他们不过是不自知又不自觉地按照剧本完成了时间线上的每一次誊抄，但还总以为自己曾经紧握过命运。

从《山河故人》中的聚合离散到《江湖儿女》中的告别与重逢，贾樟柯的笔下，所有人都成了时间的囚徒。

《江湖儿女》更像是贾樟柯对自己少年心结与青年义气的一次交代与反刍，他在回忆文章中写到，偶遇曾经儿时的大哥，已入中年的男人低头吃着一碗面条，这画面触动他的心扉。

某种程度上说，吞咽面条的呼噜声更像是向命运低头的巨大叹息。

曾经拿着刀枪的男人，如今只能被一碗碳水化合物带来的快感所救赎。

由此，在这样的黄昏意象中，贾樟柯开始写作那一群人的高光时刻和终究的落寞。

不可避免的，这样的故事中，注定充满暴力，街头殴斗、刀枪和血，所以，有人认为，贾樟柯这一次描述的是小城黑帮，一种粗陋的、低级的、甚至散发山寨气味的中国大陆县城黑社会，但这样的理解过于浅薄，贾樟柯笔下的世界，是更浪漫主义的，不定型的，甚至有某种写意色彩的意象，那些打打杀杀不过都是表面的符号。

他无数次地回忆起自己儿时的结拜故事，打架斗殴的惨痛经历以及那些死走逃亡的青春期兄弟，但他写的，想的，念的，绝不是犯罪学意义上的黑帮，而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江湖梦境，弥散着自由、骄纵、桀骜、胆识以及对权力结构的不屑与叛逆。

《江湖儿女》的故事起始于一个尴尬、暧昧的时代，金钱散发出了不可辩驳的诱人气味，但古老的义气又制约着斌哥不能让自己显露出过于直白的贪婪，他在原地踌躇地踏步，乐于收一点港币帮人铲事，但又得维系古板的尊严，可周围的人们以及这个世界都在默默地兀自向前。

斌哥始终在强调自己作为江湖儿女的身份，但却从未厘清这种身份的内涵。

他其实并不清楚，江湖意味着什么，更不清楚，更真实的世界会开往何处。

于他而言，江湖更像一个不可名状的“场”，他像动物凭借气味寻求安全感一样，必须处于“江湖”的气味之中，才能确定自己的坐标。

而巧巧呢？

最初，她努力躲在斌哥的背后，躲在“女人”的身份里，但她挺身而出之后，一切都在悄悄地变幻，斌哥开始在恐惧与慌乱里后撤，而巧巧意外地闯进了江湖，出狱之后的上路寻人，从外部叙事的结构意义上说，那一路掠过了贾樟柯作品中的一众地标，完成了一次苍茫回望，而从内部精神结构上说，那就是踏入崭新“江湖”的路途，婚宴流水席上的小小骗局，酒店单间门口的碰瓷，她如此轻巧地利用时代的、人心的漏洞为自己赢得了生存的可能，她算是进入江湖的投名状吗？

还有冯小刚扮演的游医，徐峥扮演的忽悠，也是另一个时代中的“江湖”吧？

只是在这时代之中，江湖也褪去了浪漫主义的光晕，变成了穷途末路者无奈的生存伎俩，令人心酸也有点寒碜。

像之前所有属于贾樟柯的故事一样，其实，他注视的所有人物都是在努力寻找自己的身份和定位的人，时代巨大的变化催生起一些人不知所起又不知所终的勃勃野心，先天被体制或命运安排的身份在悄悄碎裂，而寻找新身份的过程，搅拌起兴奋，也历经痛苦，迷惘与彷徨。

很多人，被短暂的兴奋牵引，却在这迷惘之中耗尽半生。

斌哥就是这一类人的典型写照。

所以，无论贾樟柯写下的故事如何变化，是小城瘦弱的青年唱起《任逍遥》，还是凶狠的大哥举起枪，他们都是一样的无助的人，敏感、脆弱、浸透悲情。

其实，他们都不是故事中真正的主角，贾樟柯故事的C位永远都让给捉摸不透又无可名状的时代，相较于随意弄人的命运之手，所有有名有姓的角色都不值一提。

所以，回到《江湖儿女》中，一切也同样如是，他写大风渐近，将一切吹散，无论浪漫主义的气息，还是人们发下的誓言，在风中都不曾听见回响，而有些人在大风起兮的当口，扶摇直上九千里，有些人被撕成碎片归于尘土。

瘫痪的斌哥坐在炕桌前，把一桌饭菜推到地上，不知者以为他不过是发泄物质层面的失意，而知他者才能明白，他所郁闷的是对于眼前的这个世界，自己的解释系统已经失灵，他无法解码这一切，曾经意气风发的自己到底错在哪一步就莫名地落得如此下场？

但这盘棋其实没有棋谱，也无法复盘。

如今回看，斌哥与巧巧意外完成了一次身份置换，女人走向江湖，男人蜷缩回襁褓，当初，男人环抱着女人教她开枪，而现在，女人搀扶着男人重学走路，像是母亲对待孩子。

斌哥曾经的兄弟们有的抽身而去，去做生意，去攀附权力，他们明晰一种世俗框架内的目标，但斌哥这样的人，对于世俗成功既贪恋又不屑，相较于金钱，更令他迷恋的其实是那种众人烘托起的醉意和迷梦，就像那个搪瓷脸盆里无数瓶烈酒汇聚成的“五湖四海”，一群寻醉的男人的吹嘘与痛快。

他不过是一个浪漫主义尾声中的梦游者，最终，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被当下这坚固的现实重重围困，悚然伫立于晚辈的错愕与同辈人的手机摄像头之中。

棋牌室还是棋牌室，那个江湖儿女的据点，依然是桌上的酽茶和空气中凝滞的尼古丁，曾经棋牌室的小屋里能谈义气，谈生意，调解道上的纠纷，斌哥用匕首切开了人生中的第一支雪茄，但如今，这里不过就是一群失意中年人聊以自慰地廉价娱乐场，不再是灰色地带，也没人在乎是否要搬来关二爷，墙壁上倒是挂满了盖着国家公章的营业执照。

手机视频人人都能操持，消解一切庄严，每个人都像出演一场猴戏，红章挂上墙壁，监控摄像头镶嵌在屋角，江湖的气质理应是烟云雨雾，是说不清道不明，是遮蔽是写意，而时过境迁，如今在权力的首肯和监看之下，一切才被允许存在，必须清晰无误，必须无所遁形。

由此，梦游者失却梦境，江湖失却神性。

谁又有通行证，哪里又有墓志铭？

结尾的时刻，巧巧站在楼道里怅然若失，身影被摄像头记录在案，这意味着什么？

更像高处传来无声的冷笑，宣告这世上从此有了“上帝”的监察，一神终究取代了众神的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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