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对冤家一张床

黑白片的光影确实不一般，而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影片也确实是黑白效果更好。

梦里梦到心仪的女生惊醒后一声叹息，现实中只能透过窗户远远的望着。

这是多少人在孩童时期的无奈，但确实是那么的有趣。

遇到小混混抢钱电影院霸占座位，即使吓唬你也总想凑到跟前。

父母费了劲将孩子送进想去的学校，结果小孩居然是觉得校服好看。

这是很多人小时候有过的盲目崇拜。

大环境的改变使父亲从剪辑沦为场工，即使心有不甘也无他法。

录像时也只说了句“挺好的”……当时的环境下这样的家庭肯定不在少数。

母亲也无时不刻操劳着，比起父亲母亲更像是家里的顶梁柱，娶个好媳妇很重要。

还有外婆家的亲戚们，喜欢“指点江山”的外公，沉默寡言的外婆，在外曾祖母去世后与外婆重归于好的舅妈。

生活如此，一切都会改变。

但即使这样，在合影时也不能忘记最亲的人。

而童年的结束就是将双截棍取下放在床上，穿上校服离开……

第一次对《八月》产生好奇是因为马家辉老师在《锵锵三人行》里讲的一句话。

他说自己作为香港人，看内蒙古一座城市的改制故事竟看到流泪，说这部电影「宁静中带有焦虑和惶恐」。

我同意。

《八月》非常真实地反应了 90 年代国企体制改革背景下，一个普通家庭的父母所面临的问题和选择。

这个炎热的八月，不单是导演的私人记忆，同时也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的群体回忆。

影片中的男孩小雷即将从小学升上初中，在这个最无忧无虑的八月，他的父母却面临着一些人生不得不直面的难题：不由分说的失业，在理想与现实间必须做出的选择，孩子的升学问题，以及，亲人的离开。

成年人的烦恼小雷并不了解。

十二岁的他满脑子琢磨的是重点中学的校服、让人着迷的小姐姐，以及小混混三哥这个帅气的榜样。

小雷处理问题的方式单一而直接：用双截棍打老师，偷看小姐姐晾衣服，照搬大姨的话安慰三哥「哭出来吧，憋着更难受」。

小雷或许不能对父母的体会感同身受，但他在同一时段经历了属于自己的成长。

而作为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会忽然意识到：在我们体会少年烦恼的时刻，父母正经历着更痛、更苦的成长。

这是我觉得电影打动人的地方。

银幕上的故事分两种，一种补全人生体验、讲你未曾经历的故事，另一种再现你的回忆、唤起你的感受。

《八月》显然属于后者，故事当然不必起承转合都相同，有一些扮演导火线的小细节便足够。

比如第一场戏，一家三口在客厅边吃饭边看电视。

父亲说电视里的女主角长得苦相，小雷说菜有点苦，母亲回说夏天吃点苦的好。

这个场景，一下子把人拉回小时候的那张餐桌。

你跟父母说着学校里发生的事，他们却很少向你直接表达工作上的不顺意。

你只能在一旁听着，并试图用自己有限的经验去理解大人的苦恼。

导演张大磊选择在第一部长片里讲自己的故事，这很好理解，因为最熟悉、也最有讲述的欲望。

他在采访中说拍这部电影「出于直觉」，希望「能通过电影的形式，把一直存在脑中说不清像梦一样的东西呈现出来」。

《八月》，如它的英文名 The Summer is Gone 所指，讲了一段逝去的夏天的故事，一个「宁静中带有焦虑和惶恐」的夏天，你我都曾拥有的那个夏天。

有人说电影私人记忆太多覆盖人群会窄，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体会到影片中的情结。

我不这么认为。

影像画面或许是私人的，但感受却是能够相通的。

有人说导演把成年人的视角强加于一个小孩。

我也不这么认为。

影片更像是一个旁观者在小雷的背后观察，是「回头看」，而不是当下。

还有人说电影缺乏批判性，应当愤世嫉俗一些。

我更加不这么认为。

家常碎片的小情小调有什么不好呢，它们同样是时代的构成，且恰恰是你我最熟知的部分。

一部电影并不能代表整个时代，它只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电影《八月》，是 90 年代这块拼图中小而精致的一片。

P.S. 附一篇时光网的访谈 《八月》是大陆版《童年往事》？

专访导演张大磊：受到侯孝贤和杨德昌影响 。

里面问了一些我也想问的问题，包括影片有多少真实人生多少戏剧创作、小雷梦境的意义等等。

有一些信息量，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

首先出自影像的质感，宛若老旧照片般泛着往昔时日的痕迹。

突然间它动了起来，就像拿在手上的家庭旧照在目光下慢慢晕开，然后失去的时光再次被寻回。

这种既没有流于平面化（浓厚的阴影）、也没有向纵深发展的数码黑白（区别于胶片黑白）恰到好处地还原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发生在西部小城里一户普通人家的生活。

电影的视角大多都限制在这位叫晓雷的男孩身上，他正结束了小升初的考试，他的父母不仅要为他升学操心，更重要的是他们正经历着国有单位转型。

一切都平缓地延续着，但一切都在发生变化。

任何导演的处女作都带有自传色彩，但似乎没有谁像张大磊这般将素材彻底地限制于自己曾经的生活。

正是这种忠实于记忆的理念，使得影片在细节上做到了完胜的程度，甚至延宕出一种无法解释的深层共鸣，而这对于一位没有经历过那段特殊时期的观众是很难想象的。

诚如导演自己所言，“这都是我的回忆”，倘使电影中参杂了虚构，那么它的丰满与细腻便不会如此强盛。

尤其对一位刚刚拿起导筒的青年导演来说，情况更该如此。

作为处女作，《八月》让人赞赏；但也不是没有问题。

它的问题来自于影片以两类相反的制作模式完成：有些时候，电影在非常巧妙地对一些情节点进行设计，比如晓雷甩着双截棍突然向老师示威、在宴散归家途中儿子无意间抖露上三中的理由（这段骑自行车的情形让我们想起《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父子俩在训话骑车回家的场景）等，这些情节点的连接有助于推进故事的发展，并在松散的日常生活内里令其紧绷，我们说这事某一类经典电影的制作模式，比如杨德昌德的电影。

但这些偶然间散落下的点未能连缀成周密的情节线，原因在于第二类制作方式的介入，这是某些带有自传性质的散文电影惯常的拍摄手法，它总是在创造影像的松弛感，它的目的是铺呈情绪、感觉，重塑回忆的真实，最好的代表是费里尼－侯孝贤的电影。

这两股反力的作用，使得《八月》既没能成为一部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品，也无法成为一部彻底的作者电影。

但作为一部处女作，可以为其他青年导演借鉴的地方实在太多。

就当下大陆独立电影的普遍状况而言，作品的完成往往基于某个先行的构想，这种高屋建瓴的方式使得影像往往在一个抽象层面展开，最后导致的不是虚假便是意淫。

电影结束在父亲托人从剧组带回的现场拍摄视频上。

我的一个想法是，如果这次现场拍摄的视频所拍摄的正是观众当下正在观看的《八月》，那可就牛逼了。

可以比现在这样一部完全写实的电影高出几个档次，一种虚实－影像的瞬间升华。

（口述：张大磊，整理：蜉蝣）我是1982年生人，成长在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

我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的大院里度过的。

所以说我经历了一个电影制片厂从繁荣到衰败到它现在的消失。

但是我不是直接的亲历者，而只是一个旁观者，我看到了它的变化，看到了厂里人生活的变化。

2000年的时候，我高一辍学，决定去俄罗斯。

阴差阳错选择了去圣彼得堡电影大学。

本来是想要去学习音乐的，但是后来考虑之下觉得音乐可能不太适合，我就选择了电影。

当然这也不是我的本意，只是因为还是觉得自己要学些什么，才选择了电影。

从小接触过、看过不少电影，在我生活的大院里面，有一个大的影厅，看电影是不花钱的，我每天都会去看，所以还算是亲切和熟悉。

《八月》是我在2008年的时候想到要拍的一部电影。

2006年毕业回国之后直到08年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试图要找到一个机会来拍摄属于自己的电影。

但是当时这样做很难。

因为严格意义上说，那时我并没有进入到电影工业圈里面，只是说在外围想找一些机会，完成自己的表达。

但是一直没有实现。

再加上零八年那段时间我状态不太好，就选择回到家乡内蒙古呼和浩特休息段时间，希望能完成一个剧本。

就是在那年的八月份，有一天我回到姥姥家。

他们家是一个大家庭，家的环境和片中大家看到的差不多，有自己的一个小院儿，有葡萄树。

我本意是去休息，或者说也没有什么事做，就在他们家待了一天。

但是吃过午饭，我坐在那个躺椅上，突然感觉周围的一切变得安静，好多细微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它不像是当下那么嘈杂的声音，它很细微，但是它让周遭的环境显得很静，时间变得特别慢。

我可以毫无目的的放松下来，去感受时间的变化。

那一刻我才觉得这种感觉是久违了的，好像我们平常已经忽略了太多这样生活的本质，已经忽略了从早到晚光线的变化。

就是在那一刻我感觉既熟悉又陌生。

那是曾经经历过，但是又很久没有体会过的，让我想到了很多过去的事儿，想到了很多拥有共同感觉的那些时刻。

它恰恰就是在九四年左右，是我的童年或者少年时期。

那时候每个人都不用为了一个目的或者为了一个什么一定要完成的事情去奔忙或者是锻炼自己，而是一切都是生活的一部分，自然而然的发生，自然而然的结束，那种感觉特别好。

所以我就想要创作一部电影或者说完成一个剧本，来把我这样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呈现在电影里。

像一场梦一样，我想把这个梦反映在电影里，反映在屏幕上，然后我亲眼去看到。

我特别急于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但是零八年的时候只是有这样一个念头。

完成这样的剧本不是很容易，它需要在自己的记忆库里，或者说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当中挑选出最适合的或者是记忆最深的那些片段，然后有机组合在一起，才能形成一个可以实现的剧本。

所以这个工作直到2012年才完成。

剧本完成的时间很短，用一个月就写完了。

也是因为之前积累了很长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事情。

但是直到2015年才拍摄，中间也经历了很多次的剧本的修改。

这也是我自己和自己一个交流的过程吧，我在不断的确定自己想要什么，因为这个太无形了，它不仅仅是停留在叙事的层面，也不仅仅是一个戏剧的结构。

它是我自己的事儿，我要面对自己说话，我要了解自己想表达什么。

2012年完成基本剧本之后就是忙着要找到机会找到投资找到合适的出品人，愿意一起实现这部影片。

但是众所周知这样的电影不是很容易完成的，因为它——最起码是剧本——很难让人看到商业价值或者是可能性。

直到2015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投资，这中间我也想到过要把这个剧本可能更靠近情节剧或者更靠近一些商业性。

但是最终我都放弃了。

我觉得它他原本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直到2015年的夏天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再不拍的话它会特别的影响。

我投入了的太多。

不管是情感还是时间或精力，它就像一个盖子一样压在我心上，我只有把它揭开才能明确我下面的方向。

所以我决定先拍出来。

同时它也不仅仅是一部电影，对我来说它也是我的方向、判断的标准。

就是说我会用它的结果来判断我接下来该如何计划自己后面的道路。

也没考虑后果，一个挺冒险的行为。

和人借钱或者是家里出钱，等于说是自己把这个片子做出来了。

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说它会去参加什么影展啊或者是要发行上映啊什么。

只是单纯的要完成一个自我的表达。

拍完之后通过朋友的推荐，我去参加first影展，通过first认识了很多朋友，包括业内的一些前辈们、老师们。

大家对这片子感觉还行，就推荐给了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普通观众、影迷或、业内的选片人，甚至是让大陆和华语地区以外的老师们看到这部影片。

所以就参加了一些包括金马影展、东京、鹿特丹等这些有影响力的电影节。

现在我还是想尽量保持一个很单纯的作者姿态。

其实金马奖和其它奖项并没有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只是像我刚才提到的，这部电影对我们的意义是，它并不单纯的是一部电影，而是决定了我们未来的创作方向和下面的规划。

它让我知道我最起码还可以继续拍电影，还可以继续下面的创作。

接下来的创作我们也会遵从自己的心愿，按照自己的想法来，不会因为一些外在的条件或者是外在的因素去左右我们的想法。

我们觉得创作终归还是自己的事情，包括电影市场也一样。

成熟的电影机制应该是创作者只负责创作，至于说市场等，是由制片人决定的。

制片人如果选择了一个项目，那么后面的事情都是由他来决定的。

创作者只负责投入自己的所有精力和情感把作品做到完美就可以了。

作为我本身来讲也没有特别强的目的性。

片子一定要达到什么、要做到什么、计划要多长时间之内做到什么、题材方面一定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姿态或者风格，这些都没有。

我还是比较尊重自己的感觉，感觉到什么地方就做什么样的片子。

这样比较好。

九十年代的内蒙小城里，结束了小升初考试的小雷迎来了自己的暑假，然后这个夏天他的身边发生了很多事情，暑假似乎并不是他想象中的样子。

这是导演张大磊的第一部作品。

俄罗斯学电影归来，他一直想拍一部关于自己的回忆和情绪的电影，几年筹备，终于有了《八月》。

《八月》的原片名叫《昙花》，张大磊说以前母亲养过一盆昙花，当时他就是片中主人公小雷的年纪。

昙花象征着一种美好的逝去，带着遗憾和忧伤。

但片子完成后他觉得这样的片名过于个人表达，于是选择了更加淡化主题的片名《八月》。

从参加first电影展映到53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八月》受到了更多的肯定。

我们约到了张大磊导演，与他聊了聊《八月》的创作经历，还有他对电影、音乐的热爱。

希望你也喜欢这部风格克制、细腻的作品。

电影中有刻意模糊掉时代背景的交代，更多来自于记忆和感知而非存在的实体。

那么在其它细节设置上面，是否也有这种模糊呢？

张大磊：这是我特意要做的。

有一些具体的节点，比如说改革、我记忆里面生活的变化，是发生在94到95年初。

但这并不是影片里面主要想讲的，我想讲的是80年代末到94年之间，我的童年时间的印象和我所留恋的，没办法具体到哪一年。

而且内蒙、电影制片厂等地域性我们也刻意把它模糊掉了，就是希望大家不去关注这些，而去看电影本身。

但其实电影厂、工厂都是非常吸引人的特定空间，甚至有种小社会的感觉，单独强调它可以做出很有趣的内容来，为什么要模糊掉呢？

张大磊：诉求不一样，如果我是要讲一个制片厂沉没、消失、来临与终结，我可能会特别强调，但我想说的不是这些，我是抒情的，情感不该被地域或者其它限制住。

如果我强调了这些，观众在接受的时候肯定会有先入为主的认知而受到影响。

很多观众看完之后都觉得像是发生在南方的故事。

可能是因为有大家共同的感情在里面吧。

跟地域无关，只是生活本身的质感，大家会觉得相似或者熟悉。

有人说觉得内蒙西北地区不会有那么多的树，尤其风吹过像浪一样，很隐秘很幽静。

他们印象中的西北是荒凉的遥远的。

但其实并不是那样，可能这是心理上的差距吧。

《八月》的声音是非常静谧的，跟我们见到的北方小城镇甚至北方方言都不太一样，它是很有南方气质的。

在声音上面，是有特殊设计过的吗？

张大磊：声音是前期就已经设计过的。

前期我们也把声音作为主要的元素写在了文学描述里。

包括用黑白影像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就是想突出静和慢。

所以各个方面都要营造这样的感觉出来。

我自己对声音很敏感，而且在这部影片中声音也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它不光是对位和真实感，还有好多信息在里面。

我们现在又调整了一版声音和画面，画面的黑白更加明显，声音的改变虽然很细微，但是气韵一下子就通了，更加顺畅，而不像之前有好多断点。

音乐的选择上面，用到了德彪西和拉威尔，而且很多场景都是由声音串联起来的，这是因为自己的组乐队经历，对声音更加敏感吗？

是先有了完整音乐再去组织情绪的吗？

张大磊：音乐和影片的情绪是同时有的。

我每天都会听，但不一定会去拍，有些音乐的感觉一直在我心里面。

每当要抓住一个情绪写剧本的时候，很自然就会想到某段旋律。

是同时进行的。

没有特意为了电影去找音乐。

全片的孤独感，这种孩子的孤独感，是在作为孩童的时间我没法去解释的，只有身为大人，身为这个年龄的观众，才会去懂它。

所以这里并不是一种还原，而是过后的审视？

张大磊：孤独感是作者的而不是孩子的。

很多人都喜欢把《八月》和《一一》放在一起去聊，当然二者没什么可比性啦，离《一一》差得太远。

但同样都是孩子，洋洋是杨德昌导演对自己的投射，很多话语代表了导演，《八月》不一样，小雷只是作为一个我熟悉的人，由他带领着我和观众去观察、接触他身边的人，但他不能代表我。

我自己对影片的投射和寄托是在父亲身上。

那种孤独感是我自己的。

有时候我是享受这种孤独感的，包括现在也一样，我也没有刻意把它处理掉。

因为人是需要孤独感的。

你必须要和它相伴，不能对抗。

独处和孤独是必需。

初创的时候《八月》有《一一》的影子吗？

张大磊：没有没有，因为题材相同，很自然的大家会放在一起对比。

《一一》是我很喜欢的影片，但《八月》的创作没有受到它的影响。

我并不是说要跟《一一》拉开距离，这是另一个问题。

这样细微的情感，怎样从剧本阶段一直贯穿到拍摄之中？

张大磊：它没有跳脱出来需要我们去特殊把握，影片本身的设定是带着这种气质的，而且作为一个孩子，对孤独的理解无非就是无聊而已，有大把无法打发的时间。

但这可能就是生活。

给小演员讲戏有什么技巧？

怎样去描述这种情绪？

张大磊：不用描述。

对非职业演员我没什么经验，我希望的是他本人就跟剧中人物最大限度的相似。

他没有方法，但本身气质中就会带出来。

这种孤独感是孔维一自己的。

金马奖时候是什么感觉？

张大磊：就像你在电视里看到的那样，一片空白，完全没有想到。

你觉得台湾观众为什么会喜欢《八月》？

张大磊：我觉得台湾观众他们比较熟悉这种气质的电影，我受台湾新电影影响也很深，他们能看出来，所以跨越了接受的过程，直接进入到电影里面体会人物。

不用先接受类型的训练。

他们很敏感，对生活里很细微的情绪特别能去感受，也会愿意去感受。

而且跟他们交流，我受益匪浅，我觉得他们比我懂 。

做了这么多国家城市的放映，哪里的观众反响是最好的，最能精准的去理解。

张大磊：除了台湾，鹿特丹也很好，观众很热情。

日本观众的反应最大，因为他们跟台湾观众的观影喜好比较像。

还有哪些关于回忆的细节是未被放在影片之中的？

张大磊：其实《八月》里面不完全是我关于回忆的细节，我没有求它的真实性。

如果要追求真实性，我们就做彩色了，有让人一下子就对号入座的效果。

有些内容和情节是我在剧本中写了也拍了的，在那个阶段我野心很大，认为这些都是我想要的，我希望把我能想到的，我愿意再看到的，不加挑选的全都放进去。

但是在做完后期整理的时候发现，这样不可能。

我不可能完全追求真实，我想要的其实是味道。

我们在说到《八月》这样一部处女作的时候，总会说它有迷影情节。

对此导演怎么理解？

张大磊：你说的是作者作为影迷的身份还是在电影中体现出来？

在电影中体现出来。

大家好像很喜欢在自己的电影里放入致敬的梗等等。

张大磊：《八月》里面没有丝毫想要致敬或者迷影的点。

我们看到的出现的几段电影片段其实和影片其它情节是一样的，是自然生长的。

我就在那里长大，看电影不花钱，那些片子都看过无数遍，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结尾的黑白转彩色，为什么会这样处理？

张大磊：包括最后那行字，献给父辈，都是影片做完之后我们才重新补拍的。

在这之前我们看成片都觉得不太够，好像影片结束在父亲的妥协、美好的逝去，都有点不够，会容易让人误解。

我想应该有再完整的结尾，说明父亲到底在做什么，他们是如何去做的。

所以就加了他们工作现场的画面，而且要跟之前完全不一样。

之前是梦，这是现实。

有人说，结尾如果这次现场拍摄的视频所拍摄的正式观众当下正在观看的《八月》，会更好，对此导演自己怎么看？

张大磊：也可以，但那可能就是另一部电影了。

表达的就不同了。

在俄罗斯学电影时候，感触最深的是什么，有没有受一些俄罗斯电影大师的影响？

张大磊：当时没想学电影，就是想离家。

那边电影史都会讲，公共课应该跟国内都差不多，但专业课很自由，基本就等于不上课。

我在那边的六年更多的收获是来自自己，我有大把时间看片、胡思乱想。

他们会不会比较推崇社会现实主义、或者老塔这样的作品。

张大磊：他们不提。

苏联的现代电影都不提，只讲过《战舰波将金号》和《母亲》等等。

他们希望讲电影史，而不重点在某个个人。

但我以前剪过塔科夫斯基的胶片，就是《镜子》。

特别兴奋。

当时自己拍的短片是什么风格？

张大磊：启蒙阶段我有很强的独立判断意识，我认为好的电影、属于艺术范畴的电影一定得是先锋的、符号化的、天马行空的，所以大一拍的完全都是蒙太奇。

当时老师让拍短片表现自己的心情，我找了一间四周墙壁都贴着海报的仓库，拿着小DV在地上打了四个滚儿。

但当我到了大二看了《四百下》，才明白其实电影是这样的，那之后拍的东西就不一样了。

更多真实的表达，知道该关注什么的事情。

下面都有哪些拍摄计划？

张大磊：有两部，分别叫《法兹》和《蓝色列车》。

剧本定了，但是要先拍哪个还不确定。

《法兹》是1999-2000年冬天的故事，还是发生在他们家。

《蓝色列车》和我的生活就没有什么关系，而是我对人的关注，讲我比较喜欢的那类人的命运。

有可能会在俄罗斯的边境小城市拍。

预祝拍摄顺利，也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喜欢《八月》。

理想的八月，懵懂的八月，燥热的八月。

上周五忙完所有手头的事，上完所有的课我撑着把伞敢忙着往电影院赶。

大伙儿都在忙着考研忙着社交忙着躲雨，别人的忙碌会显得我这个独来独往泡电影院的人有几分怪诞。

那天一路都是不顺利的，但庆幸黑白影像风格的《八月》，多少在三月阴冷潮湿的夜晚给了我些许安慰。

回学校的路上让滴滴师傅等了很久，好在老司机心宽体胖，中途还和我讨论我国的小众电影。

漫漫长夜，有陌生人愿意陪你唠嗑几句，好像也使得这个下雨的夜晚变得不再那么讨厌了呢。

回校吃晚餐，吃到一半没忍住就发了一条朋友圈动态：“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看电影从来都是独来独往，不喜欢约人，不喜欢在看片的时候社交。

甚至觉得有熟人坐身边都会觉得浑身不舒服，我很讨厌看的过程中有什么人窃窃私语，不喜欢看手机不喜欢谈论，更不要说带什么爆米花进影院了。

“八月”这部影片从2016年开始就想看，终于等到今天上映。

好几天前就买好预售的票，经历了下雨，上完课，等公交，和十几名小学生共挤一辆车，800米最后冲刺后终于踩点进了影院。

尴尬的是诺大的7号厅阒无一人，看检票员的眼神就像是觉得这么大雨居然会有个傻逼来看场黑白电影？

也许个人品味真的就只有这么高了，就是喜欢独立电影，虽然有时候它表现的比我还矫情，或者有时候它比我还贫穷。

全程106分钟，我坐着躺着二郎腿翘了又放下，中途还有工作人员进进出出好几回。

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承包一个厅，黑白片显得画风有些阴郁，有好几处都吓得我裹紧了自己的小被子。

影片是我喜欢的款，就是喜欢描述历史和亲情回忆的叙事片。

光剧中的一个分支:小雷的爹妈为了让他上重点中学费劲百般力气就够让我感同身受了。

他们向亲戚借钱，用钱把孩子买进三中，并且当着小雷的面说这一沓钱是爸妈一个月的工资。

我想说影片中的这一段简直就是我童年翻版，相同的话我记得父亲和我强调过千次万次。

具体的影评我想放在公号上细说。

八月，原来远在天边的内蒙古也是如此潮湿。

记忆中模模糊糊的春秋之交，在绵密的日常细节中带出压抑伤感的时代挽歌。

气韵让人想起了台湾新浪潮和侯导的长镜头。

不是很懂当时的90年代，但光从人物对话中也能感觉得到的人心惶惶。

小人物的挣扎与反抗，做的却都是无用功。

昙花谢了都不晓得还会不会再开，好像所有的迟疑焦虑都被那句:“走，下馆子去！

”给冲淡，感恩食物能宽容所有不好的情绪。

所以观影结束后我给自己买了一份心心念念的鸡蛋仔。

在大口大口享受它的美味的同时记下这一刻的感受。

” 当时还不以为然只是以为自己发了一条剪短的动态，今天写文案的时候把它挪到word里面，才惊觉自己原来真是个“话唠”，半个小时编出了一千个字。

影片末尾有出现一段话：谨以此片献给我的父亲。

但我觉得这也是献给自己童年记忆的散文诗。

因为感兴趣所以一直关注中国独立电影的发展，还记得去年暑假以毕赣的《路边野餐》开头，以杨超的《长江图》结尾，还有别有异域风情的《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等。

如果说《路边野餐》和《长江图》是怀有地域气质的诗歌集，《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是在大西北拍的小清新版的小说，那么《八月》则更像是一部带有草原印记的散文诗。

不被看好的童年，不善于表达的父亲，国企体制改革，所有的爱好都要被残忍地压制。

或许我没有资格说自己熟稔那个年代的时代背景，但从片中小雷一家的喜怒哀乐我能感受到那个时候百姓的生存状态。

影片给人的感觉是直观的，并且很强烈。

影片以家里唯一的男孩小雷小升初入学考试为背景展开，虽然是暑假但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悠闲娱乐。

家里唯一有工作的母亲想让孩子上重点中学操碎了心，父亲面对国企改革下岗的压力愤愤不平。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好像孩子的教育问题永远都是一件大事。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也是从小四的考试升学说开，这让我不得不觉得中国式教育里面的升学，给每个家庭都带来了不少的麻烦事。

我们的小雷终于还是落榜了，母亲一把抓起还在睡梦中流着汗的孩子往学校赶，一气之下摔了小雷唯一的爱好：他的双节棍。

她气孩子不争气，她气一家子的重担全都落到了一个女人的身上，她把东西一摔，抹布一扔，撇开旁边的丈夫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五秒后去关了黑白电视的按钮。

说了再也不想管这个家的气话。

那是我在这部影片中，唯一一个看到家中的母亲没有干活停坐下来的镜头，哪怕还多了几句哀伤的怨言。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小时候的一个画面。

那时候我上小学，因为家里是农村户口，所以父母花了六千块钱把我以借读生的身份弄进了城里的小学。

爸爸工作维持家业，妈妈直接在城里租了一个房子供我吃穿做家庭主妇。

那天的我异常调皮，频频惹怒无时无刻不在忙碌的母亲，气得她拿了张纸逼我写了一张六千块钱的借条，还强迫我按了手指印。

事到如今那张充满我笨拙的字迹的借条还保存在家里的储物柜，我至今还能够想象我的母亲当时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年幼的我当场就被她吓哭了，幸好是我先哭了，不然我想她就得哭了。

我最看不得长辈哭，长辈一哭我就觉得自己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打入十八层地狱都弥补不回的过错的那种。

所以当看到片中的小雷他妈发脾气的画面，油然而生的是一种莫名的熟悉之感。

只是现在长大了，再也不敢惹母亲生气，最怕的自己某些不成熟的行为举止伤了她的心。

印象最为深刻或者说是最戳心的是电影里的某一个片段：小雷爸在深夜的客厅，对着空气“无物之阵”地挥拳。

热爱影视的父亲拉片结束，原以为会去休息的他突然间就在客厅里激烈地挥拳。

在梦中的小雷因为什么原因醒来，听到客厅里发出的奇怪声响想要一探究竟。

只看到身着白背心的老父亲奇怪的举动。

年幼的他当然疑惑父亲是在做些什么，是在驱赶蚊虫？

还是模仿动画片里在打妖怪？

我想让他永远不懂，也永远不要过问。

答案也许只有父亲知道，但这样一幕却好似一个生命个体对周遭的环境不满，却无处发泄、以拳击絮的一种隐喻。

在片末看到小雷娘俩兴冲冲地打开DV，电视机里的另一端传来了父亲在草原拍片工作的花絮，里头父亲忙都没有正脸朝一下镜头，只是从最后一段看上去很散漫的长镜头中，我分明可以感受得到父亲终于慢慢解开了心结，学着与这个时代和解。

他开始放下自己高贵的身段，在大草原里放飞自我，虽然他的身份只是一个小小场记。

人终究还是拼不过一个时代，我们需要浪漫的精神给予自己美好生活的勇气，但总不得已要屈于现实。

大丈夫游刃有余，能屈能伸。

写到这里突然想反省一下自己，这个“无所畏惧的中二青年”，是不是也要在各路压力面前对生活认输。

只是谁又敢否认生活不美呢？

平凡的人过着平凡的日子，父母健在儿孙满堂，就算一家子饭桌上只有两碗菜又何妨？

平常的生活没有波澜，却仍有涟漪，同样值得被记录、被感受。

就像开头提到的海报上的照片，它不属于电影中的任何一个场景，它只是小雷家电视旁边摆着的一张老照片，可是那欲言又止的表情，谁又能说里面没有故事呢？

我想我永远忘不了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一家人在一间简陋的平房里拿着勺子吃西瓜的场景，一米外电风扇嘎吱嘎吱响，父亲吃瓜总是很快，母亲吃瓜总是很慢，我和姐姐在互相抢着对方碗里的食物。

昙花一谢，也许再也看不到那晚它盛开的那一瞬间惊艳。

很感激还有这样一部黑白影片，有永远裱在相框里的照片来记录八月，理想的八月，懵懂的八月，燥热的八月，我们的八月。

下午看完电影回来不到3点，在心里打腹稿，决定写一篇观后感。

结果在4点多睡着了。

书评或影评我几乎是没有写过的，因为要把几十万字或两个小时的影像用几百上千字说清楚，不容易。

大都只能找一个不同的切入点，引出些道理和感悟，基本算是完事。

高阶一点的，再给你剖析剖析作者或导演的意图和手法，基本上也是“自以为”。

《八月》虽然被我标注为想看却并没有在第一时间选择观看，最终决定去看是为了支持国产“文艺片”。

它是标准意义上的文艺片，名不见经传的演员，黑白影像，带有自传体意味的电影。

电影英文名是《The summer is gone》。

就好像多年以后的回忆，总是以“那年夏天”或“夏天结束了”为时间的引子。

电影的主角叫小雷，12岁，小升初的夏天，遇上国企改革，父辈正在经历一场浩劫，但是表面看似平和，内里暗涌潜流。

电影的开始，一家三口在局促的小房子里吃饭，风扇发出比电视还要大的呼呼声，小雷问妈妈“为什么这个菜是苦的”，妈妈说“夏天要多吃苦的”。

吃完饭，爸爸给小雷做双节棍，用擀面杖，妈妈一边洗碗一边念念有词，“孩子怎么才能进重点中学，是不是要去走走关系”。

爸爸充耳不闻，不做回应，小雷把饭桌收起来。

那时候，单位的小房间太小，空间要有效利用。

就这一个开头，已然注定电影不会差。

对生活化的细节表达和抓取，于这位1982年的导演的处女作来说，十分惊艳。

虽然我不是城里的职工家庭的孩子，但是电影的背景与我成长的年代契合。

看电影的时候，旁边的一对情侣一直有在并不小声的说话。

女生一会说电影没有主线，一会说自己想睡觉了。

是的，电影是黑白的画面，没有高潮，几乎只有两个很微妙的笑点。

十分的“散”，这种散就好像我们每个人的童年夏天一样。

现在能回忆起来的，一定只是个别的事情，和百无聊赖。

小雷心里有两个向往的人，一个是三哥，一个是对面楼每天拉小提琴的姑娘。

三哥是小雷内心狂野面的代表，三哥是个混混，抢学生的钱，在电影院搂着妹纸喝酒看电影，每天跟兄弟们打台球玩乐，他是自由和不羁的。

12岁也请给我一个姑娘，对面楼的姑娘是小雷的欲望和爱情的萌芽。

小雷每天在脖子上挂着双节棍，家里面贴着李小龙和崔健的海报。

他在妈妈拉着他去求重点中学的老师的时候，居然动手打了老师。

因为他的偶像是李小龙，谁叫老师不给他分。

小雷想上三中，家里人托关系请客吃饭还要送礼。

在爸妈的追问下，小雷终于说出了想上三中的原因。

并不是我想的对面楼的姑娘在三中，更不可能是妈妈以为的老师好同学多，而是三中的校服好看，还有一条好看的腰带。

在爸爸决定去外地跟着他鄙视的胖子打工前，小雷决定不去三中并且上了别的学校。

爸爸扯掉《出租车司机》的录像带，在家打拳，像是困兽之斗，也像是最后的怒吼。

只是更沉默，更无奈。

一切都将向前走，生活就是这样。

三哥失去父亲的那个晚上，小雷家的昙花开了。

“三哥，你想哭就哭出来吧，这样会好受点。

”“滚。

”“小雷小雷过来，让杨爷爷跟你（和昙花）拍一张。

”妈妈在邻居们的簇拥下对小雷说。

小雷就这样笑着。

电影还有很多生活细节的刻画，常年卧病在床的老太太最终还是去了。

一家人终于没有了嫌隙拍了大合照却没有小雷的爸爸。

电影院改制后小雷和爸爸舍不得买票也不给走后门他们终于还是放弃了看那部“好莱坞大片”。

电影的配乐十分有年代感，这也算是我继《路边野餐》后最喜欢的一部国产电影的配乐。

爸爸在出去打工的车上睡着了，做了一个短暂的梦，那时候他和厂里的兄弟朋友们还在一起，为了运动会的胜利召开而庆祝。

梦醒了，发现这是一个梦。

但是，一切都还有希望。

就好像电影的最后终于有了色彩。

像那盛开的昙花。

短暂也在怒放。

这是八月，一部让我感动的电影。

写在后面的话：影评居然这么难写，我感觉我写的简直是……如果单讲剧情存在剧透，如果只讲感想好想并没有那么多，啊。

在豆瓣看了好些人写的影评，想哭。

不能绝望！！

以及，文艺片去电影院真的不是好选择，因为太空旷，你没有那种过多的情绪投入，可是不去电影院这些在坚持拍“小众”的导演更没有坚持的动力啦。

首发于《环球荧幕》3月刊。

推荐这本优秀的电影杂志纸质刊物生存不易，请大家多多支持，且珍惜！

喜欢葡萄藤下的这张，能看到阳光的质感小男孩作为男主角那么绝大多数都是“大雄”而不是“胖虎”，这部《八月》也一样，孔惟一饰演的小雷外表羸弱，不声不响，骨子里却全是闷骚的小意志：崇拜着大院古惑仔、双截棍从不离身、看不惯就棒打老师、追着坏同学满院儿跑……印象最深的是考试失败，他理直气壮地去厨房对着沮丧的妈妈喊：“莫以成败论英雄”。

影片正是通过这些细节，一点点将小雷那种不谙世事又极力成长的耿直boy形象塑造出来，可爱而亲切，似乎在遥望记忆对岸小小的自己。

导演张大磊用了非常冒险的手法：散文式的叙事，以小雷的视角，将那些改变社会的大事讲述得不动声色。

这种正常人心电图式的节奏一旦没有把人抓住，看的人很可能难以入戏，因为只有一步步让每个角色都成为你“认识的人”，才能跟片中的人物一起在这黑白的光影中生活一次。

所以说张大磊很是大胆，这种“去戏剧性”让它几乎注定在院线成为小众。

然而，并不是把各种段子随便拼凑一下就是“散文式”，它同样需要铺垫和设计，需要稳健的节奏、柔软而丰富的镜头语言，还有一点点打动人的小心思。

看似是个“小片”其实有大量的人物需要塑造，场景也多，小空间内的调度复杂，绝对超过一般“小片”的体量。

在小雷看来这个八月似乎平淡无奇，然而很多改变社会的“大事”却在他不经意间暗自风起云涌：长辈的生老病死、为了升学而“走后门”、大厂改制、爸妈买断工龄、铁饭碗下海、好莱坞大片闯入中国……那些被说成“符号化”的东西，其实是将生活片段生生截取几帧，加以巧妙组合，这种结构恰恰印证了我们记忆本身的模式——琐碎而模糊，而一旦联系在一起又往往让人惊一下。

导演拍这部电影就像把我没有能力做的事做了出来。

最让我感动的是他没有刻意去弄一个要么跌宕起伏、要么耸人听闻的主线故事出来，也没有让“情怀”“怀旧”沦为符号式的卖点，感谢他安安静静、老老实实地讲记忆、讲时代。

《八月》是新人导演张大磊的长片处女作，在2016年第53届金马奖中成为黑马，一举夺得最佳剧情片奖。

它以散文化的风格投映出“童年”的成像。

无论是散文风格还是“童年”构型，在中国电影的谱系中，《八月》都仍待时间的沉淀与更为广泛的评价。

个人最喜欢的一张海报一、“The Summer Is Gone”《八月》勾画了张小雷在小升初暑假八月时的生活。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下岗潮”中。

作为电影厂剪辑师的父亲工作难保，却坚信在新规下依然能够“凭本事吃饭”而依然清闲故我。

母亲则为了晓雷能上一所好中学东西奔走，成为家里的经济支柱。

影片还穿插了其他碎片化的情节：在路上结识的小混混被警察逮捕又被释放，对面的邻家女孩成为幻想中的对象，太姥姥卧病在床最终离世，昙花含苞、开放……最终，父亲为了生计离家随剧组赴草原拍摄，小雷心中对家庭、父辈的依恋隐隐生发。

夏天就此结束。

“迎来送往”是故事的命题之一，童年被解构为碎片，在散乱中呈现出浑融的气韵。

散文化的电影往往“从平凡而朴素的生活本身出发，把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许多社会现象与问题，综合成一个整体表现生活的复杂性，使用开放性结构，表现生活的多义性”，而在这些看似平淡的流变中，却反映着“巨大的生活进程”与“时代脉搏跳动”。

二、散文：意象的构成 由以上故事概述或许可以管窥这部作品散文化的艺术追求，而如此的创作倾向还在故事以外的种种场域中表现出来。

影片中都有着颇多意象的“艺术性重复”。

意象的连缀积淀出黏连的情绪，“诱发观众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凸显‘电影散文’的品质”。

昙花一现电灯的反复出现一方面表示日日夜夜的时光飞逝，同时又是人物心情飘忽不定的承载体，更深一层则是父辈指引的隐喻。

另一个突出的意象便是昙花。

小雷两次与昙花合影，一次花苞未展，第二次昙花盛放，这蕴含了对灿烂童年稍纵即逝的无力感。

此外，小雷随身携带的双节棍伴随着他直到影片最后，暗喻着童年小雷纯真不羁而充满韧性的心灵，同时更像是一种对外部世界抗拒意识的隐喻。

而重复的不仅仅是这些具体的物象，音乐也可以建构为一种听觉意象，从而契合散文化的追求，带来更为直观、多元的视听体验。

《八月》中反复出现的巴赫等古典音乐作品庄严深邃，影片得以在琐碎中沉淀出厚重感，同时又像以音乐形式对父辈沉郁告白。

小雷双截棍不离身在多层次的意象之中，时间被染上了庄严肃穆的仪式感，童年不再是无忧无虑的单纯色彩，而是有隐秘的压抑与悲哀潜伏。

在如诗经般重章复沓的意象中，欣赏者持续地获得突出的暗示，并逐步内化影片传达出的“哀而不伤”的情绪，更富曲折婉转的意味。

三、童年：角色的轮转 孩童的视角毋庸置疑是影片最为重要的一部分。

世界零碎甚至残缺的面貌投射出模糊的印象。

要探析孩童视角下的世界，就必须分析具有重要象征意味的角色。

《八月》中父亲的角色并不如《城南旧事》般给观众以柔光环绕的亲切感。

在九十年代的“下岗潮”中，国营电影厂剪辑师铁饭碗不再。

而父亲坚信自己的能力，对社交建设依然不屑一顾。

他沉浸于自己的文艺事业之中，始终不肯“低下高贵的头颅”——这也是他自始至终对小雷的教导。

然而时势的变化还是将他的生存空间挤轧得愈加逼仄。

小雷在梦中惊醒，起床看到父亲在客厅向空中作李小龙式的挥拳：周遭是无数看不见的墙，向虚空中抗击而无济于事。

成人世界的悒郁与无力在这个长镜头中展露无遗。

最终，家庭的重担还是迫使父亲放弃了所钟爱的剪辑工作，跟着剧组奔劳于片场。

影片画面绝大部分是黑白的，摄影多固定镜头与长镜头。

而最终在远方带来的片场录像带中，小雷看到了父亲工作的场景：画面为彩色，手持摄影的摇晃中色调惨淡。

安稳而沉静的黑白画面呈现的似乎不过是孩童独有的幻梦，最终动荡的彩色画面才是成人世界不得不面对的真实。

作为一个颇具理想主义情怀的“艺术工作者”，父亲从未刻意干预小雷的成长。

他对小雷唯一的要求不过是“有骨气”而已。

这种浪漫色彩浓厚的生活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小雷。

影片中，李小龙是小雷的偶像，而双截棍是小雷随身携带的物品。

刚正、落拓的父亲形象与李小龙其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重合，因而父亲在小雷的生活中也部分地充当了“偶像”的作用。

张小雷手中紧握的双节棍与父亲坚持的艺术生活追求恰恰形成了不同年代、不同维度的呼应。

影片接近尾声，小雷在清晨送别父亲，手中不见双节棍，身上却披着大小全不合身的三中校服——父亲的离去意味着他电影剪辑理想的延宕或缺位，他的人生也仿佛罩了一件不合身的外套。

由此看来，父亲与小雷的人生在影片中呈现了某种同构。

《八月》中的父亲颇具身教式的引导色彩。

角色隐含的理想主义色彩透过淡淡的哀伤情绪在影片中流淌。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童年和青春的缅怀既含有从成年世界“后撤”的意味，同时又是一种对更高纯度精神生活的向往。

因而“童年”与“理想”在成年世界中完成了重合。

小雷人生中“父亲”的离去，意味着一代人向父辈角色的靠近，意味着孩提世界与成年世界的进一步交融——而理想主义似乎也在失去童年的光彩，掺杂了更多现实的艰辛与无奈。

其他角色虽然不具备父亲这般的核心影响力，却依然构成了孩童眼中的世界不可或缺的部分，并影响着最终情绪的传达。

随着年岁渐长，善恶之辨是孩童必须面对的命题。

影片中有一个较为明显的“恶”的载体：混混。

小雷在街角偶遇正在敲诈的混混三哥，后成为朋友。

他旁观了三哥的爱情，也旁观了三哥在黑夜中被警察抓捕的情景。

善恶在小雷心中不是可以确定疆域的王国，恰如《城南旧事》中英子的疑问：在视野尽头，海和天如何分辨？

濒临生活的边缘，善与恶又如何判断呢？

孩童的目光虽然模糊，却带领着他们更加宽容而不设限地认识世界，从而更接近人与生活的真实。

另一个复杂的命题则是生与死。

《八月》的死亡集中表现于太姥姥身上。

太姥姥终日卧床，亲戚们轮流侍奉。

而小雷则仿佛一个偶然介入的旁观者——他总是在太姥姥的窗前出现，观望着窗内愁容满面的人而无丝毫忧愁。

死亡对于他似乎依然完全陌生，如浮光掠影。

除此之外其他人物也有各自清晰或是模糊的色彩。

如时常站在阳台上引吭高歌的工人，如对面楼里小雷的梦中情人，如父亲在工厂里的死对头韩胖子；再如电影院的售票大妈、游泳馆的登记员、中学的招生老师……甚至是镜头中一扫而过的广场舞妇人，都构成了整体的年代气息。

四、童年“镜像”内外影片有着不同于以往大陆“童年”题材（如《城南旧事》）的观影直感。

首先，影片的地理话语颇为独特。

我们并不会对故事发生的场景有太多新奇或是特异性的感受。

故事发生在内蒙古的小城，却呈现出了南方观众也不会感到隔阂的城镇图景。

地域的标签仿佛被悬置，并不构成外在于“童年”的独立元素。

其次，影片人与物的运用并未遵循较为规律的逻辑。

它们的出现往往没有过多的深意，而是为了营造整体的时代感，或只是构成童年回忆自然而然的一部分。

因而整个非系统化的人物与物象设置也显得随性而飘忽。

第三，影片的故事架构清晰度较为模糊。

“小学过渡到中学”的故事大方向似乎只是种种碎片交叠堆积的场所，最终呈现的效果完全不受这一场域的限制。

仿佛是一张无序的网，各种线条在短暂的时空中偶然交汇。

或者说，这便是《八月》的“形散”特征。

导演的拍摄思路恐怕是影片风格的内在原因。

张大磊眼中，“生活的一切都是美的”。

仿佛《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呈现了台湾时代画卷一般，《八月》所铺展开的并不仅仅是张小雷眼中的世界，它更侧重一整个时代的风貌——或是以一个微观截面来烛照宏观的时代特性。

人的主观视角在影像上有着刻意的撤退与间离——甚至影片的名字《八月》都仅仅是一个表示时间的名词，不具备过多的阐释意义。

如此的拍摄思路必然影响影片的拍摄手法。

《八月》频繁运用长镜头，但其运镜是缓慢而稳定的；影片中一些家庭场景的固定镜头甚至颇有小津安二郎的风度。

从整体上看，显得更为客观化，将影像的判断选择权更多地交给观众，更加注重营造整体氛围，而非嵌入固定的视角与确切的情绪。

如此不同的美学特征有着不同的创作背景。

张大磊对如杨德昌、侯孝贤等台湾新浪潮导演的作品接触较多，因而呈现出“主观的现实主义”的作者化色彩。

没有父亲的全家福“童年”的怀想永不落幕，则“童年”题材亦将获得更多元的表达。

《八月》只是散文化“童年”电影在新时代的鲜活案例。

而如此风格与题材，都值得进一步深化探索，开辟更为长远、错综的路途。

延伸阅读 ：《城南旧事》长评 《八月》之前，我们如何讲述童年本文可见于 （按照发表顺序排列）风影电影纪 ： 《八月》：散文化的“童年”成像九十九度 ：「映话」八月：散文化的“童年”成像财新网 ：《八月》：散文化的“童年”成像迷影课 ：《八月》——散文化的“童年”成像

如果将这部以男孩作为主角的《八月》归结为一个80后的臆想，那么《黑处有什么》就是一首写给80年代的情诗。

时间进入2017年，80末出生的那群人也即将进入中年，是时候集体追忆一下了。

《八月》和《黑处有什么》这两部电影都是特别简单的故事。

尤其是《八月》，导演有意处理成去中心化、结构松散的片段集合，从中剥离引导性的思想，甚至把色彩也拿掉了，让观众沉浸于暗香疏影，自行体会——这也符合80后的价值观，不用对世事提炼出什么很要紧的观点，只需知道自己身在其中，对自己负责就是无愧于时代。

《八月》可以笼统的表述为一个来自北方的年轻导演对它13岁前的记忆的总结。

影片译名《the summer is gone》，原名《昙花》，在片子的结尾处，母亲栽的昙花盛放，主角小雷和众人在夜间和昙花相继合影。

短短一个半小时的电影展现了一个发生在90年代初夏天的呼和浩特市中的一个街巷、几个家庭间的琐碎故事，那个写意的时代，是导演张大磊透过他少年时期的视角去观察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特别纯粹。

（片中好几个镜头，都是将主角小雷设置在场景中间，再把视线折射到后面的背景，这个视界设置就十分能够体现导演的意图。

）因为记忆带有选择性，一些事物已经斑驳，处理成黑白片，让人在接受信息的过程当中有点难受，一开始很难有代入感，但就像演员的表演一样，渐入佳境。

随着对这部电影制作的深入了解，有两件事让我印象深刻。

当我和导演在网络平台互动问答时，他回答了我的一个问题：从羊的尸体里拿出石头是什么梗？

关于这个问题，我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一直困惑不解，因为这个场景出现了不止一次，而且都是在主角的梦境中出现的。

还以为是什么叩击灵魂的一类主旨性的符号，没想到导演的回答更让人吃惊，他说道，这是他孩提时代常做的梦，他非常想放进电影中，而事实上那不是石头，而是羊粪，拍摄中因为没找到新鲜油亮的羊粪他还感到很可惜。

听到这个答案首先感觉导演十分随性，简直太随性了，这不光是主角的梦境，分明就是作者的梦境。

想到张大磊受到特吕弗《四百击》的启发才创作了这部作者电影处女作，他确实在这部半自传体电影中融入了很多个人色彩。

还有一件是张大磊在接受采访时，当被问到电影中有多少他的影子在其中，他说道：“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那些确定不了的事情……大部分都是经历过的，但又不一定是……我没有带着很明确的目的说，我想要深挖什么，来解释什么，这个是留白的部分，当时是直觉做出来的”。

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某种流动性，好比中国人所说的“气”，这些东西从字面上、影像上，看不见，只能感觉。

非常精彩。

值得一提的还有摄影。

仔细看可以发现影片很多处都是做了过度曝光处理的，比如父子俩在草丛中捉蟋蟀的场景，很明显就能看出来。

毕竟是倒退了二十多年去看那个时代，记忆深处的东西，不比现实。

之所以导演要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去观察国企改制等等的时代阵痛，不仅仅是因为他第一次创作，导演能力不足，也应是有意为之，不去触及难以把控的事情。

大音希声，聪明的处理方式。

与之相较，《黑处有什么》中就少了很多大时代的背影。

就像某段一句话影片所写：“这特么就是我的青春期！

”影片围绕一起凶杀案展开叙述，并以一位参与办案的民警的女儿的成长历程为主线，对女孩青春期的悸动和好奇心展开讨论。

影片最后，最大的噱头——凶杀案，在女孩父亲将之寄希望于刑事技术科技新突破的自言自语中告一段落，但时间在女孩身上产生的作用却让她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和《八月》一样，《黑处有什么》中的时代也是物资匮乏、相对落后的，几十年前的样子。

那时没有遍地的银泰百货、美团外卖，人们的思想更简单，不浮躁，只有专属于那个年代的纯粹的乐趣。

这是那个年代的可爱之处。

因为《八月》和《黑处有什么》展现出的独特气质，使得这两部电影可以放在一起比较。

暂且不论两部电影在各个电影节和电影市场上的表现，光从看电影的角度上说，两部作品无愧于近两年青春片中的优秀作品，以至于把他们列为年度十佳也毫不过分。

回味过去的本意不在于倒退和逃避，而在于一件事情几乎快要忘记的时候，回忆起来，恰似一记温柔的呼唤，就像——电影本身。

晚上一个人去看《八月》，影院稀稀拉拉几个人，哭了好几次。

看到黑白镜头前，昙花开了，杨爷爷给小雷在昙花旁边照相，其他好几个邻居都说要来照。

小时候住家属院老房子，我们家阳台上也有一盆白昙花。

在那儿住了十年，只开过那么一次。

也是好多人专门来看，稀奇得很。

我家住顶楼，三楼。

有棵老黄角兰树刚刚够到窗户，拿根晾衣杆儿就可以掏花。

我有次放学回家，站在树下听我爸在阳台上弹琴，雪绒花雪绒花，断断续续的。

大家还没弄饭，下午四点过，整个院子安静得只听得到琴声。

老院子里，家家户户都种花。

马蹄莲，绣球，灯笼花，山茶，还有一排老桂花树。

夏天晚上大家都习惯在坝坝头乘凉，我们小娃娃藏猫儿，大人就摆龙门阵。

一楼右边的伯伯最喜欢跟退休干部讲改制，买断工龄。

听求不懂。

一楼左边的张婆婆喜欢我，每年马蹄莲开第一朵都送我耍，一会儿手就肿了，过敏。

有一阵我的癖好是摘山茶花骨朵，天天带一伙跟班儿横扫院子里的山茶树，后来被一个婆婆逮现行，说等了我好几天了，也手心遭罪。

夏天太热了，睡觉热得背心打湿贴在凉席上，蚊子嗡啊嗡的。

半梦半醒的感觉我妈开了灯，在拿扇子给我扇风。

热的时候，我跟我妈也分一根棒棒冰，在客厅看电视，窗户大打开，风一吹进来还有黄角兰的味道。

那时候我还没有升学的烦恼，但书记家的小姐姐有。

小雷要上三中，她要上一中。

也没考上。

要交一万多块钱高价。

书记没有下岗，但日子也不好过。

我妈说，交高价前一天晚上十二点，他带到小姐姐从家走到一中。

路灯是鹅黄色的，路上就他们两个人。

书记一百块钱一张一张放，他女儿在后面一张一张捡。

看能铺好远。

看的时候想起父亲很多次，果不其然谢幕就打了“献给父辈们的电影”。

好像突然打开了旧录像带，闻到了另一个时空的味道。

一地鸡毛的生活，失意的一代，还有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