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者

它以2005年韩国大学黄禹锡造假事件为原型，揭露了事实的真相。

可痛心的是，过程并不简单，障碍重重。

没有证据，就可以确认真实性吗？

难道不需要去证明吗？

“这段时间褒奖李长焕博士的媒体们呢？

有关举报者的报道，是不是真的并不重要，国民已经相信了才是最重要的。

”对，最可怕的是国民已经相信了。

他们只需要打着一根火柴，就能够熊熊燃烧。

吃人的话，选择相信李长焕博士的认识他们，最后又被真相推翻的也是他们。

他们的态度随着真相在转变，讽刺的是，在最初的质疑中，没有人提出一点疑惑。

辱骂声、骚扰、攻击统统对向了PD与举报者。

人们可真好被操控啊，谁都不愿往坏处想。

活在美好幻想的世界里，毕竟李博士的干细胞啊，在他们眼里，能救人。

国益与真相，孰轻孰重？

这是在片子里出现最多的问题。

如果真相的掩盖是为了国益，那才是国之大悲。

这是一个需要真相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人们敢于质疑的时代，可少有人敢去质疑，为何？

怕？

不是。

也许是根本没有想到吧，想到了也当凭空虚妄，安危总归重要。

影片中的李长焕博士善于操纵舆论，在国民面前装模作样，享受着虚假带来的至高无上的成就感。

虚荣作祟，名利当真如此重要？

李博士掩盖他的方式有很多，想要瞒过别人，就得先瞒过自己。

收买人心、欺骗世人、自杀骗取同情，都是他为了隐瞒而使用的手段。

他们看清了吗？

没有。

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只要我们还存在，永远不会停止。

真是可悲，可叹。

整部影片最后事件发展过于急促，虽然在意料之中，但叙事过程还是有点不清不楚。

不过我只是个站在上帝视角的观众，并不是影片里身为上帝的编剧或导演，到底为何这样设计，他们自己更清楚罢。

下面附上事件原型韩国文化广播公司新闻节目《PD手册》报道黄禹锡在研究过程中“取用研究员的卵子”的丑闻。

其后，该台被揭发采编人员在采访期间以威吓方式向研究员逼供。

随后，他的研究小组成员指出2005年论文中有造假成分。

首尔大学调查证实，黄禹锡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干细胞研究成果均属子虚乌有。

如果可以，我，不想沉默。

这是一部看了开头10分钟就可以猜到结局的电影，所以，开篇就会感觉很无趣，电影的节奏也是有点问题。

前半个小时太过拖沓，没能引入精彩部分；中间部分斗争进入到白热化阶段，心理战是个亮点，但随后又转变了方向；结尾升华至民族大义、主旋律感觉爆棚。

经过100分钟的铺垫，却匆忙收尾，片中本来浓墨重彩描绘的“举报者”不见踪影，曾经一边倒的民众在并没有看到真实证据的情况下瞬间倒戈，这些都成为电影的败笔。

韩国电影常常会流露出对于上层的不信任，在影片中，无论是男主角，还是社会大众似乎天然对官员们持保留态度。

于是，一些道貌岸然的高官，甚至青瓦台都会成为电影中阻碍主角们实现目的对抗力量。

2014年，一部《举报者》再次拿青瓦台开刀，以真实事件改编，通过自黑的方式，引爆了韩国观众的观影热情。

《举报者》讲述了英雄跌落神坛的惨烈过程。

韩国生物技术权威泰斗李章焕博士以成功提取和复制人类胚胎干细胞而引发世界关注。

这一技术预示着，人类可以通过干细胞修复和预防各种疾病，极有可能改变人类的命运，是医学上的重大突破。

作为韩国人，李章焕博士的技术让他领先世界，由此成为了国家的民族英雄，韩国民众为只疯狂，视他为偶像。

一次偶然的机会，韩国NBS电视台，PD调查栏目的资深记者尹敏哲得到举报者信息，说李章焕博士的胚胎干细胞技术纯属骗局，没有一个成功复制的胚胎干细胞存在。

但举报者无法提供任何证据，需要尹敏哲带领自己的团队通过深度调查，多方取证才能最终证明。

要击倒一位民族英雄，无疑阻力巨大。

“是国家利益重要，还是真相重要”，这个令人两难的抉择在片中多次提及，动摇着尹敏哲，还有举报者的决心。

在取得确凿证据之前，他们都无法完全说服自己，尹敏哲也一度想要放弃。

《举报者》最精彩的地方，不光是收据过程的曲折，还通过事件本身，为我们呈现了韩国多方势力之间的角逐。

首先就是政府和新闻机构之间的角逐。

李章焕博士的研究被视为韩国的骄傲，举世瞩目，而且涉及很多政府以及财阀的高昂投资。

这个前途无比远大的项目，容不下半点污点，包括李章焕个人的正面形象。

可以说，李章焕既绑架了国家，也伙同了财阀，一旦出现问题，将导致大量金钱的浪费，影响国家和政府机构的名誉。

所以，尹敏哲的调查受到层层阻拦，就算他们拿到了证据，依然被青瓦台高层威胁，逼迫电视台高层就范，放弃直播。

在很多高官眼中，李章焕博士的技术已经成为一桩收益超乎想象的大生意，绝对不能轻易失去。

对于其他媒体也一样，片中，拿了李章焕博士好处的媒体，都极力为其“保驾护航”，塑造英雄形象，甚至制造新闻事件。

在即将东窗事发之际，很多媒体依然充当李章焕博士的吹鼓手，一度“污名化”尹敏哲的调查团队，让他们成为众矢之的，承受着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

政府，媒体，已经给调查施加了不小的压力，可怕的是，整个韩国社会都认为李章焕的形象不能倒台。

好不容易出现一位韩国籍的世界英雄，怎么能让英雄成为虚伪小人呢？

几乎没有人相信研究成果是假的，他们多数人斥责尹敏哲的调查团队是为了赚取眼球而哗众取宠，搬弄是非，不可原谅。

从国家到社会，再到个人，都对调查者们进行了“挤压”，从外到内的压力让尹敏哲的每一个选择都如履薄冰，一步走错，全盘皆输。

这很像赌局中的心理战，对方虽然拿着很小的底牌，但因为筹码多，可以无限下注，以气势取得心理优势，让对方猜不透底牌，甚至最后拿着一手好牌自动弃权。

尹敏哲即使当面采访了李章焕，但在冷静的应对下，依然犹豫不决，害怕李章焕留有下手，让他的调查成为笑话。

最后，李章焕甚至愿意公开验证胚胎干细胞，以此作为证明。

当国家利益，民众情绪，都被李章焕教授的实验成果所绑架后，似乎每一方都输不起，不愿承认事实。

这时候，事实是大多数人所希望的事实，真相不再重要，沦为了牺牲品。

《举报者》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了解那段历史的影迷很容易联想到黄禹锡的干细胞造假丑闻。

黄禹锡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在2005宣布成功复制人类胚胎干细胞。

他成为了韩国的英雄，一度被认为最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韩国人。

韩国政府甚至派专人保护他的安全，而且提供了高昂的研究经费。

可就在半年之后，他论文造假的丑闻引发了媒体的关注，很快，他编制的世界骗局被揭穿举国哗然。

2009年，韩国法院裁定，黄禹锡侵吞政府研究经费、非法买卖卵子罪成立，被判2年徒刑，缓刑3年。

黄禹锡的丑闻对韩国影响巨大，韩国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因此遭受巨大的冲击。

影片根据之一事件进行改编，让我们看到了很多事件背后的一面，包括政府和社会的反应，由此看到了韩国的民族性特质以及众多社会和政府问题。

影片，最终认为真相高于一切，真相就代表了国家的利益。

国家利益和真相之前不可分离，也塑造了新闻人对于真相执着追求的勇气，展示了新闻人捍卫国家利益的正面形象。

但值得商榷的是，现实中，黄禹锡再也无法进行干细胞研究，因为没人会相信他的任何成果。

可就在事件发生500之后，哈佛大学的乔治·达利教授确认黄氏细胞株有效，世界干细胞的研究从此进入了新的拐点。

影片中，在事件胶着的关键时刻，李章焕教授示弱，希望尹敏哲能够终止调查，给他更多的时间研究。

这一次示弱，让尹敏哲看出了端倪，最终下定了播出节目的决心。

其实，也许时间可以弥补谎言，让谎言成真。

也许，李章焕可以替代现实中的黄禹锡取得真正的研究突破。

当然，一切只是猜测和想象，《举报者》中的新闻人容不下片刻的谎言，真相高于一切，真相就是最大的国家利益。

现实中，黄禹锡被揭露后，从民族英雄沦为韩国国耻，但他依然坚持研究，并且在近几年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当然一切研究都在韩国之外取得。

这个结果这对于韩国人民来说，实在太值得玩味。

一恨那青瓦台，心慈手软白受了钱粮，信息管控疏漏如网。

二恨那好事者忒多，赶不尽杀不光，沆瀣一气把哨儿吹响。

三恨那老百姓，看图识字翻脸快，朝秦暮楚将炮口转了向。

一时间皇帝新衣走了光，星辰大海翻了浪，惊醒一枕黄粱。

枉了您衣冠楚楚、白发苍苍，负了您万般算计、巧舌如簧。

愿君来生投胎犀利邦，许你个国士无双，也来把院士当当。

第一眼看男主，其实印象很糟糕。

觉得就是一个无视他人生死，吊儿郎当的美其名曰新闻工作者。

当然也正是这第一次露面奠定了男主的性格基调。

正直坚持，秉持新闻工作者的初心，唯有真相才得以服人心。

虽然之前也看过数部反应韩国阴暗面的电影，但仍然一次又一次为韩国导演的勇气鼓掌叫好。

其实这些电影反应的问题我坚信每个国家每个种族都有。

领导人偏执，民众愚昧。

只是通过一件几乎大部分国民都认同的事来挖出痛的根源，去挑战全体国民的底线，甚至去触碰常人不敢触碰的政治层面，把这些问题都融合在一部电影里面，就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可以做到的了。

这里面有普通人的个人考虑，也有出于国家的政治考虑，这些暂且按下不表。

片子反复出现的一个高频词汇是真相。

作为新闻传媒工作者最核心的价值观。

但真相往往都是令人心寒的，令人感到害怕的。

所以即便我们有时候知道那或许就是真相，可是还是缺乏直面真相的勇气。

所以宁可自欺欺人的自我催眠那不是真的，那么赤裸裸的真相绝不是真的。

可是即便如此，即便遭受非议，即便路途险阻，即便所有人都放弃或反对，那颗初心还是不能丢啊。

好在这一次真相得以召之于众，正义得以彰显。

感谢那一群誓死捍卫民众得以知晓真相的新闻人。

力荐这部片子的原因是，从电影中媒体人负责任的态度中受到鼓舞。

最开始的李教授的光鲜形象，在采访中途的健谈的样子一致。

整部影片节奏紧凑，环环相扣，时刻转折。

在跟着记者的脚步寻找证据，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理世界。

最让我惊讶的部分应该是对每个人人性的描写。

从最开始的关于举报者的心理描写开始，就能体会到一种切实的社会存在的真实感和人类的自私，犹豫，寡断联合在一起，所造成的”必将失败的结局“。

举报者对于揭露事实这件事情本身是犹豫不决的，一方面顾及家庭的经济生活，毕竟还需要李博士的关系来支撑他们的医药费，一方面想要为孩子做一个好榜样，揭露根本干细胞不存在的事实。

好在，最终他站在一个医者的负责任的角度上，他站在一个正直的父亲的角度上，说出了真相。

当然不是电影中的所有人都有清醒的头脑愿意去探索事实的，其中有一个即将进行临床试验的小孩的爸爸，面对记者的好言相劝，依然固执的相信李教授。

这跟之后为了保护李教授与记者电台发生冲突的暴民的想法是一样的。

他们并不是有多么想保护李教授，也并不是为了电视台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

他们只是愿意保持自己生活的所谓的幻象。

他们希望祖国的技术是像李教授口中描述的高超，他们希望自己生病的家属可以得到救治。

与其说他们危言耸听，容易受到舆论的摆布，不如说他们根本不愿理了解事实，更习惯于欺骗自己。

在这个角度上来说，我是有点怀疑，媒体揭露事实的能力是否真的能对国民的利益造成正面的影响。

用矫情一点儿的话说，有些东西谎言比真相更美丽。

也许市民心里都清楚，但是并不愿意把它变成事实。

不过确实去要就事而论。

如果是对于严谨的科学或医术，对于欺骗敲诈的行为，一定是要公布于众的。

当然，在报道过程中，尤其是在民众中，或者是在政府中有颠覆性作用的事实，媒体人承受的压力相当大。

影片呈现的只是一个部分，我们知道这是部惊醒人们的电影，必将有正义的结局。

当记者在黑暗中苦思冥想，当在电视台一层接着一层领导的打压下依然为了揭发者的感受继续报道，当一夜没睡苦苦追寻证据和结果。

我们作为观众，心中焦急，却也是松着一口气的，我们知道，片子的结尾，会有我们所期待的结局。

可事实呢？

可能很多内容因为触犯某一部门的权益，媒体人的报道只能是前功尽弃，为了保护个人的职业家庭，媒体人对于触及雷区的故事都敬而远之。

不是说社会的正义感没有了，只能说我们所谓的正义感，都是我们自己心中揣测出的理想的社会，并不是我们实实在在生活的这个社会。

好在，有这样的电影供我们欣赏，让我们深刻的思考，它描述的不仅仅是媒体人，它关系到的是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是否能像电影中的媒体人一样，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不管在多大的压力下，都遵纪守法，还原真相。

看完此片又想到了那个关于真实与谎言的故事：一天，真相和谎言一同到河里洗澡。

谎言洗完，穿上真相的衣服走了。

真相洗完，不愿穿上谎言的外衣，于是，就这样光着身子走了。

结果，人们吓坏了！

人们普遍愿意接受穿着真相外衣的谎言，却怎么也接受不了赤裸裸的真相。

面对一般真相时，人们的反应尚且如此，当需要在国家利益与真相之间进行选择时，国民又应该如何取舍呢？

本片在最后给出了一个既政治正确又具普世价值的答案：真相就是国家利益。

我们哪怕要面对一个千疮百孔的真相也不能去自欺欺人地相信一个被包裹着秀丽帷幕的假象。

只有面对现实才能改变未来，才能创造出更好的明天；面对幻象，最终只会幻灭而死。

2005年，韩国著名科学家，“克隆之父”黄禹锡博士被揭发出论文造假。

经过调查证明，黄禹锡有关于干细胞的论文和研究成果都系伪造。

此事当时在全球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给韩国科学界、韩国国民以及韩国的科学经济都造成了损失。

成为了世界科学史上著名的一桩丑闻。

此部电影便是以黄禹锡造假事件为背景的故事。

韩国著名的李长焕博士宣称培养成功了11个人类胚胎干细胞，并决定用科研成果来造福韩国国民，治疗许多人的不治之症，一时间成为了韩国政府和民众眼中的英雄。

而NBS电视台的记者PD尹民哲在接到内部人员的举报后，排除种种艰难险阻，终于在节目中曝光了博士科研成果造假的事实。

看完影片后很感动，并不是那种被感情所左右的感觉，而是片中所表达出的那种坚持和信念，记者接到举报时，一没直接证据，二来李长焕博士当时已经到了事业的巅峰，万众瞩目和崇拜，没有人相信记者的调查是在揭露真相。

调查的过程中记者受到了各种困难，有证人的翻供、有博士的利诱、有来自上层的压力、有民众的不理解和谩骂，最终良心和正义感驱使着记者揭露了真相。

片中一句话说的很好：“真相和国益哪个更重要？

"我无意去讨论如此敏感的话题，只是在如今的社会中，人云亦云众口铄金，人们的良知和坚持很多时候都被埋没了。

我们可以接受随大流甚至是同流合污，但我们应该去尊敬那些坚持自己理想的人，他们是值得钦佩的。

至于影片所延伸的更深的意义就不多说了，以免涉及敏感话题。

我觉得我们在生活中应该多一份坚持和理想，多一份判断力和原则性，这样我们才能不愧对自己的良心和人格。

我无意将中韩电影如今的差距归结于审查制度，要知道，当年的黄禹锡事件真可谓是韩国的国耻。

其实是否用心去拍，是否用于去表达事实而不是一味的歌舞升平，我想，我们的观众需要什么，电影人应该去思索，去努力。

电影讲述了韩国电视台的记者与举报者共同努力揭露受到国民特别期待的知名生物学家的造假的重大研究成果的故事。

影片中，由于生物学家的研究成果对国家及国民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刚开始被批露造假的时候，国民并不相信，并将枪口对准了记者与举报者，甚至电视台高层也选择迎合国民期望放弃继续播报相关采访。

直到后面，部分网友在网上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并且自发寻找生物学家的论文造假证据，记者与举报者也顶住压力坚持争取揭露真相，事情才有了不同的发展方向。

在这当中，有多少国民只是选择了相信一个好结果而不是选择相信真相，又有多少国民被舆论带着跑。

真相也从事实变成了国民愿意相信的东西。

影片中有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至少也应该怀疑一下吧”。

在由于信息技术与刻意宣传而使舆论引导越来越容易的今天，具备怀疑的能力是显得那么难得。

有多少人是真正在乎真相的，又有多少真相真正经得起推敲。

只能说，人生本来就是一个寻求真相的过程。

作者：洪蔚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11-7-27 6:13:59□ 从2005年，黄禹锡受到造假指控，到2009年韩国法庭对黄禹锡作出正式判决，这四年间，世界干细胞研究沿着黄禹锡当年的道路，取得了飞速进展。

□ 《科学》在黄禹锡事件中的双重标准和处理手法很不寻常。

东方要寻求学术共同体的多元化与平等待遇，这让一些西方人相当焦虑。

□ 话语权是一种软实力，随着东方的崛起，对话语权的争夺在所难免。

事件篇“2005年秋后的日子，是黄禹锡生命中注定难逃一劫的岁月。

”首尔不相信眼泪□本报记者 洪蔚2007年9月，在黄禹锡被认定学术造假500天后，哈佛大学乔治·达利教授的研究团队，确认了黄氏干细胞有效，“很有可能是一项历史性的创举”。

2009年10月26日,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仅以挪用研究经费和非法买卖卵子两项指控，判决有期徒刑2年，缓期3年执行。

这项判决中并无对黄禹锡学术造假的指控。

从2005年，黄禹锡受到造假指控，到2009年韩国法庭对黄禹锡作出正式判决，这四年间，世界干细胞研究沿着黄禹锡当年的道路，取得了飞速进展。

极速“落马”的民族英雄回过头来，重新审视2005年舆论对黄禹锡造假的狂轰滥炸，科学史专家江晓原，作出了这样的评述：“2005年秋后的日子，是黄禹锡生命中注定难逃一劫的岁月。

”2005年秋后，短短几十天的时间，黄禹锡就从“韩国民族英雄”、“最高科学家”的耀眼光环中，跌落下来，其被颠覆的速度，在科学史上是罕见的。

这背后种种“诡异”的情节，也一一展开。

最先对黄禹锡发难的是他的合作者杰·夏腾。

2004年，在黄禹锡一篇论文被《科学》杂志退稿后，夏腾加入了黄禹锡团队，成为主要研究人员，并利用自己在欧美学术共同体中的有利角色，为黄禹锡的论文多方游说。

对黄禹锡团队的工作，夏腾曾作出了这样的评价：这是一件“比研制出疫苗和抗生素更具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工业革命虽然起源于英国……如今在韩国首都汉城也许已经发生了能够改变人类历史的生命科学革命”。

2005年11月12日，夏腾忽然对黄禹锡提出指控，指控他在获取干细胞方面存在伦理问题。

为此，黄禹锡在12天后，黯然宣布辞去首尔大学的一切公职。

在黄禹锡的论文受到公开质疑后，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夏腾，却从各路媒体中隐身，在吸引全球眼光的黄禹锡事件中，不再发表任何话语。

2005年12月18日，首尔大学介入黄禹锡事件调查，调查过程进展神速，5天后，便公开了调查报告，称黄氏11个干细胞的实验数据中，有9个系伪造。

随后，黄禹锡辞去首尔大学教职。

又过了6天，韩国首尔大学调查委员会宣布，黄禹锡根本没有培育出与患者体细胞基因相同的特制胚胎干细胞。

2006年1月10日，在调查进行了23天后，首尔大学调查委员会公布最终调查结果，除了成功培育出全球首条克隆狗外，黄禹锡所谓“独创的核心技术”无法得到认证。

2006年1月12日，距首尔大学介入调查24天，美国《科学》杂志便正式宣布，撤销韩国首尔大学科学家黄禹锡等人两篇被认定造假的论文。

时任《科学》主编唐纳德·肯尼迪发表声明，反复强调说，稿件撤除的最终依据，是基于首尔大学的调查报告，编辑部对论文数据概不负责。

时至今日，在《科学》杂志的官方网站上，黄禹锡的那两篇论文“该文章已被撤销”的红字依然如故。

整整4个月后，2006年5月12日，韩国检察机关对黄禹锡案件正式提起诉讼，指控他在干细胞研究中犯有欺诈罪、侵吞财产罪、违反《生命伦理法》等罪名。

其中欺诈罪就是针对学术造假而言，检察官认为，黄禹锡是整个论文造假事件的总策划人，对此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的行为已涉嫌构成欺诈罪。

2006年7月18日，韩国政府决定取消此前授予黄禹锡的科学技术勋章和创造奖章。

至此黄禹锡跌入了学术与声誉的最低谷。

飞速发展的干细胞研究2007年，就在黄禹锡“落马”之后不久，世界干细胞研究却进入了新的拐点。

2007年8月2日，《时代周刊》科学专栏就发表了有别于主流大众媒体言论的报告，根据新近科学进展，宣布确认黄禹锡胚胎干细胞研究的重大价值。

当天，哈佛大学的乔治·达利教授发表在《细胞》上的一篇论文宣布：由韩国胚胎干细胞专家黄禹锡博士于2004年建立的人类疾病基因胚胎干细胞株，已被该研究团队确认，这些细胞株的建立方法是不含外源性基因污染的单性繁殖胚胎干细胞，很有可能是一项历史性的创举。

在宣布自己研究进展的同时，达利教授也不无惋惜地对媒体表示，2005年，巅峰时期的黄禹锡还没有来得及认识到自己科研成果的价值，就已经被涉及“伦理和造假”的舆论搞得焦头烂额，根本无法顾及对科研数据的深入分析，制定下一步的科研方向。

与此同时，许多西方学者却从其初步的分析报告中，预见了人类胚胎干细胞克隆的一缕曙光。

不久后，消失了的夏腾再次露面。

2009年1月，夏腾与匹兹堡大学同仁一起提交人体干细胞克隆技术专利申请，其中许多细节，与他曾经的合作伙伴黄禹锡的技术如出一辙。

2009年8月31日 9月3日，在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对黄禹锡作出一审判决前一个多月，韩国在2009年首尔干细胞论坛上，向全世界高调推出“一切为了患者的科学与技术”。

在韩国继续向2015年进入世界干细胞研究三强、相关产值占领全球市场15%份额的宏大目标全速迈进的时候，昔日明星黄禹锡已经出局。

2010年5月，夏腾故技重演，在《自然》杂志上用 “一个毋庸置疑的里程碑”来评论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实验动物研究中心佐佐木恵里博士的研究成果。

2011年2月，美国《血液》杂志网络版上发表了日本研究人员的最新进展，从这些进展的脉络中，黄禹锡当年的实验，清晰可见。

而此时，距首尔大学公布黄禹锡事件调查结果，时间整整过去了5年。

访谈篇在世人谴责学术造假的激情消退以后，两位学者持续五年跟踪黄禹锡事件，梳理史实……周旋于东西方话语之间“2007年11月是一段令人感慨的岁月，黄禹锡被认定学术造假500天后，哈佛大学达利教授确认黄氏干细胞株有效，功成名就。

”江晓原、方益昉持续5年跟踪黄禹锡事件，今年年初，以这样一段值得玩味的表述开篇，将题为《当代科学技术中的权益与话语争夺：黄禹锡事件之后续发展研究》的论文，发表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上。

近日，《新华文摘》2011年第13期全文转载了这篇学术论文。

采访人：本报记者 洪蔚受访人：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科学史系主任方益昉：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博士韩国制造记者：韩国法院判决结果，没有对黄禹锡造假指控，为什么在2005年世人都说他造假时，他似乎无力为自己辩护？

方益昉：黄禹锡是一个很特别的科学家，是彻头彻尾的“韩国制造”——无外国学位，无留学背景，他对主导当今科学的所谓西方范式敏感度不够。

当他成为科研项目“老板”的时候，这种对“西方范式”不敏感的“弱点”就暴露出来，对拿到他面前的干细胞试验数据，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当时的黄禹锡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已经抵达一个重大突破的关口。

由于当时克隆出的干细胞缺乏传统识别标记，面对学界的质疑，他没能也无法据理力争。

江晓原：世人都说他造假，但是无论公众还是媒体都无法参与检验他造假的证据，甚至大多同行科学家都无法参与。

所谓造假，不过是极少数“权威”科学家的指控。

方益昉：黄禹锡对西方范式不敏感，也表现在伦理学层面，他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触犯了西方文明的规范，和这种违规可能带来的后果，被人抓住把柄，以伦理发难，卷入学术争议的漩涡，最终在科学与经济竞争中落败。

记者：判决后的黄禹锡失去了什么？

江晓原：他失去很多。

当取消造假指控后，当年他快得到的科学成果，已经落入别人囊中。

这就像是在竞选中常见的“故事”：在竞选的关键时刻，有人指控竞选者有“性丑闻”，等竞选结束后，调查也结束了，尽管结论是诬告，而卷入丑闻的竞选者已经失去了当选的机会。

焦虑的西方？

记者：二位在文章中提出了三个关键词，黄禹锡，干细胞，科学政治学。

什么是科学政治学？

江晓原：我们所说的“科学政治学”，是指在科学的运作过程中，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

从黄禹锡个人来说，他从一个科学家，到肩负韩国全民期望的民族英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政治作用。

当西方学者打击他的时候，韩国为了维护国家声誉，迅速跟上，将黄禹锡拉下神坛，其中政治因素也起了明显的作用。

科学早已不是象牙塔内的学问，而是跟利益勾连到了一起，纵观“后黄禹锡时代”的干细胞克隆技术发展，其巨大的商业利益，是显而易见的。

从黄禹锡事件看，科学的竞争是存在的，经济利益的竞争则隐藏在科学竞争背后。

而被用来首先发难的却是东西方伦理冲突。

记者：回顾当年对黄禹锡的指控，夏腾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方益昉：从夏腾几十年的科研经历上看，这个人在很多事件中，都表现得像棵“墙头草”。

鉴于夏腾是在黄禹锡获取干细胞的途径方面首先发难，引发伦理争议的。

一般理解是，夏腾本应是西方伦理道德标准的忠实实践者，而2009年夏腾的表现却并非如此。

记者：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在学术争议中的举动，应该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评价2006年初《科学》杂志的反应？

方益昉：《科学》的态度代表了西方权威科学杂志的态度。

在黄禹锡事件上，《科学》杂志的表现非同往日。

在首尔大学介入调查仅24天后就宣布撤销其论文。

一个著名反例，当属1986年的“巴尔的摩事件”，这场牵连到1975年诺贝尔奖得主巴尔的摩的科学声誉维权之争，历时10年，几起几落，官司甚至打到了美国国会。

以24天对10年，《科学》在黄禹锡事件中的双重标准和“不寻常“，恰恰反映出学术共同体的西方中心主义，正越来越多地遭遇东方技术的挑战，东方要寻求学术共同体的多元化与平等待遇，这让一些西方人相当焦虑。

“失语”的东方？

记者：在论文中，多次提到话语权问题，话语权在黄禹锡事件上的争夺是如何表现的？

江晓原：所谓话语权，表现之一就是当掌握话语权的一方说某人某事“不好”的时候，没有人敢大声说“好”，反之亦然。

现代科学体系是按西方文明体系建立起来的，很多规范是西方式的，话语权也掌握在西方人手中。

从政治层面而言，以举国之力承担国家战略，是儒家文化圈中理所当然的原则，而这似乎又犯了西方民主理念的大忌。

方益昉：具体到韩国国情，它既是东方儒家文化圈的一员，又是西方科学经济共同体的一员，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两难处境。

江晓原：从黄禹锡事件看，韩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急于与西方接轨，过度看重国际标准，因此在西方人站出来指控黄禹锡的时候，韩国迅速进行了180度转弯，将这位英雄拉下神坛。

现在回过头来看，韩国当时的举措恐怕失之轻率。

记者：对这场话语权争夺进行反思，对中国有什么借鉴？

方益昉：我们研究韩国的案例，但更关心儒家传统文化下的中国科技界，在全球化转型进程中开拓思维，把握主动，制定政策和进行决策的经验及教训。

江晓原：对中国的借鉴，简单总结就是要有东方的自信，不应容忍西方长期独霸话语权。

话语权是一种软实力，随着东方的崛起，对话语权的争夺在所难免。

这也提醒我国科学界和媒体反思，以后中国出了优秀的科学家，很可能也会受到国际竞争者的打压，我们不要一味跟进，而是应该采取冷静、慎重的处理态度。

黄禹锡科研年表1995年 2005年1995年，开始牛克隆技术探索并取得成功。

1999年，成功培育体细胞克隆牛。

2002年，成功培育体细胞克隆猪。

2003年，成功培育出世界首例“抗疯牛病牛”。

2004年2月，成功利用SCNT技术复制胚胎干细胞，从克隆人体胚胎中提取出世界首个人体胚胎干细胞。

这一成果发表在《科学》杂志上。

2005年5月，黄禹锡团队宣布，成功把人类的体细胞移植到人的卵子细胞，提取出世界首例与病患者人体基因一致的人类胚胎干细胞，并成功把细胞培养成为胚胎。

论文发表在《科学》上。

2005年8月3日，黄氏团队成功完成了狗克隆技术。

在3000多颗受精卵中，有三颗成功长成胚胎，并有一只狗出生，起名史纳比（SNUBBY）。

黄成了韩国民族英雄，头像上了邮票，被韩国科技部授予“最高科学家”的称号。

2006年2011年2006年3月16日，韩国保健福祉部宣布取消黄禹锡的干细胞研究资格，同时禁止他为了研究目的而获取人类卵子。

2006年8月18日，黄禹锡通过其律师宣布，将重新设立研究室，开展动物克隆研究。

黄的律师李建行说，本月早些时候，黄禹锡在首尔南部的生物研究设施已经开始运转，有30多名他以前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与他一起工作。

当日，韩国科技部证实，黄禹锡已于上月14日从科技部获得设立“修岩（Kogene）生命工程研究院”的许可。

该机构由私人出资25亿韩元设立。

2008年6月18日，黄禹锡的Sooam生物技术研究基金会与美国加州的“生物艺术”公司通过网络在世界范围内拍卖5条狗的克隆服务，每条狗的克隆服务起拍价为10万美元。

2008年6月19日，黄禹锡博士为首的一个科研小组成功克隆出了17只中国濒危动物藏獒。

2008年9月25日，“人类干细胞研究以及制造方法”获得澳大利亚专利号。

发明人共有19人，此项发明的全部股份都归黄禹锡所有。

自2003年12月起，黄禹锡等已就人类干细胞研究技术向11个国家申请了专利。

2009年4月底，韩国卫生福利部有条件接受查氏医学中心（Cha Medical Centre）申请，从事人类成体干细胞克隆的研究工作。

项目主持人李柄千博士曾为黄禹锡研究团队主要研究人员。

2006年至2009年6月，黄禹锡继续在国际一流杂志上发表论文28篇。

2011年3月，黄禹锡在两年缓刑期间试图重新开始他的研究生涯。

但是因为利比亚战争的爆发，黄禹锡失去了最新的研究项目，该项目系Sooam生物技术研究会与利比亚双方共同资助。

公众舆论：一个失衡的砝码？

江晓原、方益昉的这篇论文，在2009年10年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黄禹锡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后不久，就已经完成。

尽管论文的主题人物——黄禹锡，曾是国际舆论界的“风暴之心”，然而，刊出几个月以来，这篇论文，却少有人提及。

然而几天前，《新华文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官方网站先后全文转载了江晓原、方益昉这篇坐了几个月“冷板凳”的论文。

在江晓原、方益昉跟进黄禹锡事件、撰写论文的过程中，尽管一些同行学者表示出兴趣与支持，但二人也遇到了不少质疑，质疑的理由大多并非出于学术上的探讨，而是简单地表现为对“为黄禹锡鸣冤”的不解。

在黄禹锡事件的观察中，江晓原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谴责黄禹锡造假时，舆论铺天盖地热热闹闹，而此后的科学进展证明黄禹锡的贡献时，却很少有人关注。

甚至在韩国法院作出的裁决中并无造假指控时，公众与媒体似乎也都对这一重要事实失去了兴趣。

江晓原认为，其间有很多东西值得大众舆论去反思。

确实，一个当时的英雄被指控造假，远比后来他造假的罪名未能坐实，更能娱乐大众。

在本报采访了江晓原、方益昉后，又联系了几位生物医学领域的领军科学家征询他们对黄禹锡事件的看法，几位受访人都以“不了解情况”为由推托了。

近年来，江晓原和方益昉在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开创了“科学政治学”的研究方向。

曾在生物医学领域从事科研20多年，随后在生物医学企业创业10多年，方益昉对生物医学领域中科研竞争、利益纠葛、政治博弈体会颇深。

因此在弃“科”从“文”后，便将兴趣点放在了生物医学领域的科学政治上。

用方益昉的话说：政治是一门平衡的艺术，处在学术、资本、政治、文化、宗教、法律和媒体等等问题中心的生物医学，恰恰是研究这种平衡的理想范本。

近年来，生物医学在技术、伦理等方面的进展，也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动态的过程。

在江晓原看来，媒体与公众舆论也是这种平衡中一个重要的砝码。

在涉及黄禹锡事件的种种表现上，人们不禁要问：这个砝码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洪蔚）《科学时报》 (2011-07-27 A3 科学 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