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戮演绎

片名：《The Act of Killing》（《杀戮演绎》）年代：2012年 国家：印尼 导演：Joshua Oppenheimer（约书亚•奥本海默）主演：Anwar Congo（安瓦尔•冈戈） ；Herman Koto（赫曼•科托） ；Syamsul Arifin纪录片导演Joshua Oppenheimer 2004年在印尼拍摄一部关于印尼血汗工厂的纪录片《全球化的磁带》，无意间听工人说起发生在1965年的这场屠杀。

偶然的发现让导演Joshua Oppenheimer想一探究竟，这么大规模的血腥屠杀事件并未在国际上掀起轩然大波，甚至不为外人所知，这未免让人觉得纳闷。

于是导演在印尼安营扎寨7年，开始为屠杀事件搜集素材，拍摄了这部纪录片。

这是一部特殊纪录片，亲历事件的主角在片中重现的是自己的过去。

上世纪60年代中国大陆对外输出革命，培育了不少亲华势力，但这也让这些东南亚国家警惕，甚至谈共色变，印尼1965的大屠杀就发生在这一背景下。

1965年印尼发生政变，苏加诺政府被军政府苏哈托推翻，随即苏哈托宣布印尼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开始了在全国进行清共运动的血腥屠杀，在这场屠杀行动中，大约有100万的所谓共产党人死于非命，其中包含印尼共产党、左派人士、知识分子和华人。

为了规避责任，印尼军方利用大批的地痞流氓来进行实际的攻击和血洗。

“五戒青年团”是一个成立于50年代的印尼民间组织，1965年屠杀一开始它就组织了敢死队，Anwar Congo和他的朋友们参与了当年的屠杀，Anwar Congo本人亲手屠杀的人超过1000人。

由于在屠杀中的突出表现，Anwar Congo成了印尼最大的准军事组织“五戒青年团”的元老人物，而参与这场屠杀的人后来都成了印尼位高权重的人物。

Anwar Congo邀请来了当年的同伙，行刑队长Adi Zulkadry参与拍摄，再找来群众演员，按照导演的“设计”进行情景再现。

Anwar Congo在当初杀人的地方重演当初杀人的场景，因为棍棒痛击会鲜血四溅，短时间太多人被杀害，凝聚地上的血来不及清理，他独创用铁丝勒住喉咙，让人窒息的死亡方式，既没有血迹也来不及呐喊。

示范完之后的Anwar Congo充满得意，甚至开心地跳起了恰恰。

拍摄焚烧村落和强奸妇女儿童的场面时，火光熊熊叫声凄厉，“五戒青年团”追赶和暴打村民。

拍摄完成之后，另一位当年的杀人主角Herman Koto哄着那些被吓哭的儿童演员，抹干他们的眼泪，告诉他们这不过是拍戏。

最后，Anwar Congo选择扮演曾被自己审讯杀害的受害者角色，体验坐在办公桌前被审问虐打，然后被钢丝勒脖而死。

拍摄进行当中，Anwar Congo突然的恐惧感受导致拍摄无法进行，他说：那一刻我感受到自己丧失了所有的尊严，充满恐惧，我想我体会到了我所杀害的人的感受，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

导演回应到：不，那些受害者跟你的感受不会一样，因为你只是在演戏，等喊cut就结束了，而那些受害者知道自己是真的就要死了。

Anwar Congo一个人再次重回屠杀地后，呕吐不止。

却喃喃自语：“我的良心告诉我，我要杀掉他们。

” 在影片结尾，是一段非常荒诞而奇幻的影像。

一个粗糙简陋的场景和穿着诡异但表情幸福的男女，组成了天堂。

被铁丝勒死的共产党人摘下了脖子上的铁圈，向杀人者表示感谢。

“谢谢你把我带上天堂”。

导演Joshua Oppenheimer以这一种超越常规的方式来面对这段历史，他寻找当年杀戮的遗老对历史进行重现，而他们最初以为导演要拍摄一部为他们当年“事迹”树碑立传的好莱坞式的电影作品，幻想自己真的在拍摄大电影，甚至因为这部电影而扬名天下。

因此，他们面对镜头表现自己当年的杀人行为时，丝毫不觉得愧疚，反而津津乐道振振有词。

1965年Adi Zulkadry他们手握需要猎杀者的名单，但是他们依然把刀指向无辜的中国人，正如Adi Zulkadry所说“我拿到名单后，捅死了我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最后我遇到了我女友的父亲，粉碎华人变成粉碎女友的父亲。

”这场屠杀之后，华人被禁止使用中文，不得取中国名字，不准开办华人学校，不得进入政府部门工作。

1998年印尼再次发生屠杀事件，只不过这一次的屠刀挥向华人，只要是华人都被杀害。

如果说1965年所有被杀的华人都被冠上了“共产党”的名，这一次没有理由。

影片拍摄的过程中，Herman Koto随意对华人的勒索与敲诈，华人无一不是隐忍和退缩，而Herman Koto甚至还参与国会议员的选举。

屠杀已经过去半个世纪，当年的行刑者、指挥者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忏悔和内疚，有的只是对那段历史的引以为傲，被屠杀的是对国家破坏的恶魔，他们最后却成了保护国家的英雄，是正义的实施者。

而受害者的后代不敢对行凶者追诉，不敢分辨是非，甚至不敢明言。

杀了几千人的Adi Zulkadry在片中说，“我没有感觉到愧疚，不会像Anwar Congo那样被噩梦困扰，我没有做错事。

我没有受到惩罚就是最好的证据。

” Anwar Congo在片中说道，“我没有感觉，不怀疑任何事情，但煎熬一直在心中蔓延。

” 以往Anwar Congo会说，因为这些共产党员都是恶人，所以会诅咒仇敌，而如今他恐慌，因那诅咒是出于真实的伤害与痛苦。

Anwar Congo在纪录片中有“谢罪”的意味，但实际上只是救赎，对那些自己杀掉的人求以赎罪，暗暗想来，不知廉耻中又可怜。

看起来不过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死亡的恐惧罢了。

影片的拍摄并不顺利，导演Joshua Oppenheimer在采访受害人家属时，基本上在谈及此事时小心翼翼吞吞吐吐，不敢论及过往。

与采访受害者避之不及的态度相反的是，这些刽子手们在谈及此事时无一不是得意洋洋，争相炫耀自己过去的“功绩”。

Joshua Oppenheimer在拍摄期遭受过“五戒青年团”的阻挠，更多的受害者家属在面对镜头时噤若寒蝉；他也将这些受害人的调查与缄默收集起来，成为了他另一部纪录片《沉默之像》的题材。

整部纪录片呈现出荒诞、残酷、让人不寒而栗的气质，我们想要的反思、忏悔，这些当年的屠夫并未展现，他们甚至不觉得这是一场血腥的屠杀，他们成了这个国家的主导者，主导这个国家对过去的判断，也主导这个国家的价值取向和历史走向。

时至今日，那些伸向华人商贩的手依然不曾停止，面对不公，华人所能做的只是妥协、顺从和隐忍。

我们想要的人们对于暴虐的审判和反思以及对于历史公正性的追求，在这部纪录片记录的现实面前也只是一场意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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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当年的刽子手自编自导自演一场发生在50年前、涉及250W人生命的大屠杀，这该不会是哪个邪典导演整出来的好莱坞大片吧？！

NoNoNo，它真实的发生了，印度尼西亚这一神奇的国度为这部大片献上最鼎力的赞助——多位领导人慷慨露脸激昂发声、五原则青年团橘花花乌泱泱的人肉背景，就这样，当扭曲的权贵资本主义政治、贫富悬殊的经济与从上至下未开化的思想与文明世界间垒起四方厚重的城墙，一场现实世界的超现实荒诞剧在城内上演了。

本片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选择以纪录片而非剧情片的形式展现，先来看看纪录片的定义：纪录片是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以不能虚构情节、不能用演员扮演、不能任意改换地点环境、不能变更生活进程为其基本特性。

既然不能用演员扮演，那我就用当事人演绎吧狡猾的导演打了一记绝美的擦边球，当印尼举国陷入极端激进的反共产主义橙色风暴中，当踩踏百万共产主义者躯体的Free Man登上印尼权力的最高峰，当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眉飞色舞讲述杀戮过程时，奥本海默隐去了自己的情感，不加评论，只是静静任由摄像机记录下安瓦尔•冈戈和他的Gangsters将一场反人类屠杀拍成好莱坞大片的全过程。

大概导演已深谙历史的本质，它允许每个人拥有自己的一套观点和逻辑，分歧面前谁也强迫不了谁接受彼此的观点，谁也没有能力让谁彻底闭嘴，暴力屠杀或握手言和，历史就在那里不悲不喜，沉静的可怕，但是最终真相总会如抓不住的细沙渗漏渗漏直到彻底直白的展现于世人，娓娓道出历史的洪流——真善美终将战胜假恶丑。

《杀戮演绎》便是借安瓦尔的电影在已破陋不堪的谎言上撕开一个真相的小口。

片中片导演安瓦尔•冈戈曾是1965年印尼反共大屠杀刽子手之一，亲自手刃1000余人，与剧情片中杀人狂一贯穷凶极恶狰狞的外表不同，现实中的刽子手竟是位面目慈祥、富有爱心、天真烂漫、痴迷电影的老顽童，不过想来如果没有他的这些特质，约书亚•奥本海默也撕不开真相的小口，成就不了《杀戮演绎》。

奥本海默在印尼的北苏门答腊采访拍摄了能找到的每一个当年的杀人者，安瓦尔是第41个，他成了影片的主角。

奥本海默让安瓦尔以自己的方式拍摄讲述这场屠杀，安瓦尔则像是叙述了一个自己重复做了50年的迷梦。

多年来他一直被噩梦缠绕黑夜，其他Gangsters说：“你感觉被鬼魂侵扰是因为意志太薄弱。

”一旦负罪感从生，防线崩溃非疯既死，杀人者只能继续以“坚强”的意志抵制潜意识对暴行的忏悔，找到不让自己感到罪恶的方法。

有的人挑眉炫耀“我使个眼神，他们就死了”，有的人双目圆睁“只有胜利者才能定义战争罪行”，安瓦尔选择了将梦魇如实的拍摄出来，并且渴望得到他人对其所作所为肯定的评价，正如片中关于女妖割下安瓦尔头颅变态虐待的情节应该放在电影之前还是之后的讨论以及圣洁的瀑布下被安瓦尔勒死的受害者拿出金灿灿的奖牌挂在他的脖上动情说道“因为把我处死把我送上了天堂，我要千百次的感谢你”，将这幕荒诞剧推向极致高潮，不禁感叹安瓦尔们真真是愚昧到无药可救，紧握真相砂砾的谎言之手真真是攥的紧，历史的公正性距离这个国度大概还有一个世纪之远吧。

转机意外出现，安瓦尔饰演一名将被处死的共产主义者，在经历了摧毁尊严的殴打拷问之后，当熟悉的铁丝套上安瓦尔的脖颈，突然他颤抖不止，无力瘫软，仿佛那个做了50年的噩梦成为现实，他询问导演、询问他人、询问自己：“曾被我拷打的人，是否和我当时感受到的一样？

难道，我犯了罪？

”无须别人作答，再回50年前的行刑之地，安瓦尔曾在此绿衣白裤嬉笑着舞一曲ChaCha，如今却抑制不住的干呕，用尽纸醉金迷掩埋的真相终究还是破口而出，历史公正性在个体身上的洗礼完成了，不禁期待谎言密布的黑暗中能有更多的人完成这样的洗礼与反思。

历史仍在那里不悲不喜，在它面前人性太是复杂，人力太过渺小，好与坏、对与错、白与黑都是太绝对的辞藻，不过历史终究会曲折的走向真善美。

最后，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杀以及日本政府否认历史的态度，是流淌着的血液带来的思考。

感谢《杀戮演绎》的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给予我一种更加平和但又充满坚信的力量，因为我知道历史的洪流会冲刷掉一切费尽心思的谎言，真相经历时间的冲洗会愈加闪闪发亮不容避视。

我们会继续为历史的大白于世而奔走努力，而安瓦尔们终会完成历史的洗礼。

【6.8】1、这电影的评分多半来自其意义，意义是有的，记录嘛，但是真不好看2、印尼流民杀贡惨當，这些流民徒手杀人，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大的罪恶感，特别是那个男主角，他最后回到犯罪现场，那个呕吐我觉得应该还是真实的，至少看起来很真实。

但是真正的刽子手呢，那些憎渍家，赠腐，这些组织的头目，依旧没啥罪恶感，因为正如那个报社老板说的，他不用出手，手下自有人出手杀了他想杀的人，他没啥负罪感，这种才是最大的BUG。

3、人类因为群居才在自然界存活下来，所以人类的基因里就有厌恶族群相残的基因或者倾向，所以杀人狂魔人杀多了，也会内心不适。

4、整个电影比较无聊，一度看不下去。

历史上的屠杀太多了，这只是很小一部分，因为憎渍家的野心而死去的人更是比这多多了，一个人徒手杀一辈子，也不如憎渍家快

1965至1966年，印尼右翼軍方叛變並在境內展開了針對左翼份子和共產主義者的屠殺並造成上百萬人的非正常死亡，影片為還原真相展開了長達八年的找尋與拍攝。

不同於平常，《殺戮演繹》並未採用受害者陳述或第三方資料等方式來試圖觸碰歷史灰燼中的餘溫；相反卻將視覺轉向當下那些曾經行刑的兇手，通過紀錄他們的生活、訴說以及對回憶的演繹來還原歷史真相。

導演將鏡頭鎖定於做為行刑人之一的安瓦爾和他的夥伴們並說服他們在一部以屠殺共產黨人為題材的影片中扮演行兇者與受害者的雙重角色。

另人驚訝之處在於，兇手似乎並未對當年所做之事感到懺悔：攝影機前的他們對殺戮供認不諱——如今他們依舊作為當權者而被當作國家的英雄。

但隨著拍攝的進展，影片所關注的核心真相從歷史事件滑向人物自身，後半部一場郊外戲的拍攝虛構出了20世界下半頁人類史上的一幕慘劇並構成上述變化轉折的明顯標誌。

那場戲中，安瓦爾和他的夥伴們"扮演"的殺手火燒村莊並殘害了村中的婦女和孩童，兩位扮演犧牲者的女性在拍攝結束後仍無法從表演中回歸現實，持續的哭泣與失神被導演的鏡頭捕捉但同時這一突發事件並未被在場的任何人所預知。

此事件直指影片核心：導演意圖使"真實"事件通過虛構的表演被重現，但將角色帶入人物後所造成虛擬對現實的創傷卻是無法可控的！

真實電影概念(Cinéma vérité)在根本上承認在紀錄電影中運用虛構手法並通過導演自身的介入引起事件的發生，挖掘真實而並非僅僅作為客觀的紀錄者。

基於此特點，我們一方面看到一條具有強烈"敘事"特徵的主線在塑造影片結構的同時，卻不得不再次面臨思考紀錄電影真實性的問題：真實之於鏡頭是否可能？

它存在於何處？

電影的主線由安瓦爾自身態度在鏡頭前的轉變而形成。

影片開頭，主角安瓦爾引以為傲地向觀眾描述並表演當年的殺戮場景並將鏡頭帶入一個個案發現場。

曾經的兇手依舊是這個時代的勝者，其中的不少人仍被當作現任政府的元老英雄，權利在握的他們表面上肆無忌憚並堅持屠殺的正義性。

但安瓦爾內心的另一面卻同時被捕捉入鏡頭之中：影片開頭不久，一次為還原行刑現場的演繹之後，安瓦爾坦然需要通過酒精、毒品與舞蹈來麻醉自己（在導演另一部電影《沈默之像》中兇手則是通過飲用人血——這種對良心的背叛而並非欺騙的做法來繼續存活），恰恰舞與屠殺前後所構成的反差揭示出言詞對於內心的背叛；而作為演員在表演中身分的互換則使他在虛擬場景中體會對於罪惡的恐懼，這一切引向最終他的懺悔。

對被害者身虛構的"扮演"到對自身行為再現的"表演"，兇手從身分回歸真實自我。

影片後半部，在一次對犧牲者被處刑的扮演中，安瓦爾直言彷彿自己真的已經死了。

而諷刺的是相同的處刑場景緊接著又重來了一次，像是對兇手直言已死的嘲弄與懲罰，同時卻在另一側面提醒觀眾影片中的表演均為虛構，發生的都並非原有真相——在這個意義上，使用鏡頭追溯歷史成為不可能，真相永遠大於影像。

結尾處當兇手坦白扮演被害者被殺死時的恐懼時，導演自鏡框外的聲音尖銳並殘酷地道出了影片中唯一的一個真相，直接揭穿他的謊言，而那些感受不過是基於虛假的經歷，源於真實的恐懼他則永遠無法體會。

人無法成為他人，一方面使得人無須立足於他者而承擔其生命重覆，另一方面卻意味著他無法逃離自身。

罪惡感的幽靈纏繞著安瓦爾，他想要逃脫，但最終卻是徒勞的——他就是幽靈，當下的他就是那個想要逃離的過去。

影片中，兇手一遍遍地由"自己"殺死"自己"，背負罪惡感等待救贖，但最終回歸現實，已定格的歷史卻使得安瓦爾無路可逃。

在這裡，真實電影的虛構特質得以揭穿影像中的謊言而直達影像背後的真實：影像本身成為控訴事實的工具，也同時體現了影像本身無力。

安瓦爾從電影中學到了許多殺人方法並在之後的屠殺中得以運用，當他再次觀看影像中的殺戮時卻認為那與他在現實中所做的相比卻是虛假和幼稚的。

此處，影像在某種程度上被付諸於現實之後，那源於影像的衝擊力卻無法再次回溯到影像本身。

面對歷史真相時，鏡頭作為紀錄工具的揭示功能在龐雜且模糊的事實面前總以弱勢的姿態出現，當攝影機將鏡頭轉向一方時，客觀的揭示從一誕生便已死亡。

此時，基於其本質上的弱勢與無力，影像便自發開始了針對現實事件帶有立場的控訴，而這一過程則成為捕捉現實唯一有效的方式 。

在這個意義上，影像面臨現實時的無力恰巧成為了其最強有力的工具！

《殺戮演繹》一片中，導演並非站在道德中立的角度，相比尋求真相，影片體現出更多的是對正義的訴求。

影片的結尾處的懺悔使得之前的行為成為兇手對自身的逃避的最終鐵證，而最後的幾個固定鏡頭則展現出他們良心的痛苦與死亡，而在屠殺共黨的電影中他們身著奇裝異服一片歌舞昇平背後則是他們無法直面的悲劇。

而作為反差，影片前半段兇手在鏡頭前對暴行的演繹在導演有關道德的正義訴求中成為控訴他們最好的證據，帶有強烈的道德判斷意識從一開始就存在於攝影機背後——導演的視角中，並依此形成故事主線並通過後期剪輯而構成第三者——觀看群體的視角。

另一方面，設定的表演場景與真實的個人回憶被揉合為一個整體而呈現於鏡頭前人物的行動與訴說當中。

從意識到攝影機存在的那一刻起，鏡頭所捕捉的就是不同程度上的表演狀態，而真相往往卻以悖論的方式被呈現出來，其中，電視機的不斷出現構成了雙重的視角：人物以影像方式存在並被他於當下所觀看（顯然安瓦爾對自己的表現並不滿意），觀察與經歷這兩種視角於主體的衝突集中於Kino-eye捕捉事件的角度。

但是不僅如此。

當兇手抽離出自身並以觀者角度來審視表演時，真相作為事實已被固定在螢幕之上，而真實卻源於他那凝視真相的目光；如果真相只有一個，那麼真實則棲息於那不斷持續的回聲當中。

透過一開始對於歷史真相的尋找，我們逐漸意識到，只有透過真實才可能觸摸到真相。

而真實不存在於歷史資料，也不存在於對歷史的演繹和對回憶的訴說，甚至不存在於歷史本身。

真實存在於我們看向的每一個人，以及那同樣看向我們的目光中。

而真實是什麼？

在一次採訪中導演說到影片標題"the act of killing"闡述了兩層含義：第一層意指killing是做為人類本性活動的殺戮；第二層則是暗指acting做為表演使得兇手與自身產生的距離。

在影片中，一名兇手被問起假設被國際法庭審判將如何做之時，他引用該隱與亞伯的例子回答說如他有罪那麼自人類史上第一起謀殺之後的所有人都是有罪的，歷史的進程中不可能沒有犧牲品，而現今的所有人都是那一次謀殺後的結果，因此無人可以指責他的罪過。

而這個例子更為深層的含意在於，當我們作為第三者觀看這一過程時，我們見證的就是歷史本身：如同影片中的安瓦爾觀看螢幕中的自己，他明白，痛苦是真實的，殺戮也是真實的。

而觀看《殺戮演繹》時的痛苦，同樣根植於我們本性土壤下，真實且原始的殺戮。

一部充满深度的人类学纪录片，居然会大受欢迎，商业上也挺成功，挺让我吃惊的。

非常简单，让当年在雅加达杀汉人父母的罪人把他们的罪行演一遍。

这种时间上的二重叠加让人更加觉得惊悚和恐怖！

但痛定思痛你会发觉这是最狭隘的人类意志，在自我表演。

如同哈姆雷特在黑暗中的呓语，他的仇恨在哪里？

他的仇人又在哪里？

他要追寻的正义也在哪里？

很多好朋友啊，特别是人类学教授，特别青睐这部电影。

毕竟既说了事实，又洞察人性的片子太少了。

PS续集也很棒，但我为了在这个30部系列中不重复，所以没有加进去。

可以自己看。

《杀戮演绎》这部纪录片可以算是最近最shock到我的一部片子了。

纪录片的故事背景是这样：1965年-1966年，在印尼军政府的“反共清洗运动”中，一百多万印尼共产党、左派人士、知识分子和华人遭到残忍屠杀，为了规避责任，印尼军方将屠杀任务交给了当地的流氓执行。

而在这个屠杀运动的过程当中，许多无辜的民众，包括普通的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都被扣上共党的帽子而被残忍杀害，而华人则是其中最大的受害群体。

在看到关于这部纪录片的介绍之前，我甚至从未听闻过这段历史的存在，而看了这部纪录片之后，我被深深地震撼了——仿佛看到了“地狱空荡荡，魔鬼在人间”的一个样板间。

纪录片摄制于反共屠杀运动四十多年后的2012年。

据说最初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想要拍摄这个题材的纪录片时，首先找的是事件的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属，但他们都对这段历史噤若寒蝉，不愿也不敢提及，甚至有些还遭受到了人身威胁，于是他们建议导演：“去找那些杀人者吧，他们会很乐意跟你们吹嘘这些事的。

”于是约书亚便找到了当时有名的行刑人员，其中之一便是该纪录片的主角——安瓦尔·冈戈。

导演告诉他们要帮他们拍摄一部关于当年“反共屠杀”的电影，让他们重现当年杀人的历史。

果然他们一听便兴奋了起来，立刻YY起自己即将要成为电影明星受万人敬仰的场面，并且认为这部电影将是他们当“英勇”的行凶行为的绝佳纪念，而后他们便可名留青史。

导演约书亚很聪明，他从一开始便无意主导电影的拍摄，而是把舞台和镜头全部交给这些故事的当事人，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重现这段历史。

实际上约书亚想拍的也并不是电影，而是把“这些刽子手拍电影” 的过程呈现出来，成为一个独特视角的纪录片，也就是后来成片并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提名的这部《杀戮演绎》。

可或许导演自己也没想到，这些行凶的刽子手在讲起当年的一桩桩暴行时竟会如此坦然自若，仿佛壮士暮年谈起当年的英雄故事一样，不仅毫无悔意，甚至还一脸骄傲。

夏夜里，他们聚在一起喝着酒唱着歌快乐地追忆当年，空气中冲斥着油腻的、廉价的感怀。

于是镜头下的他们与屏幕前的我们产生了一种超现实的、几近魔幻的感知落差。

安瓦尔是黑帮电影的狂热爱好者，他深深崇拜着阿尔·帕西诺、马龙·白兰度，并且从黑帮电影中获得了许多杀人的灵感——例如，为了避免行凶时血流满地恶臭难当，他发明了用钢丝勒住受害者的脖子，将其慢慢缢死。

安瓦尔向镜头展示他的钢丝杀人方式

当年的行刑者之一阿迪讲述当年杀人方法当年参与屠杀的很多流氓如今依然做着流氓，但他们生活得并不差，在印尼政府对流氓团体的默许和支持下，暴力似乎也为他们带来了他们想要的一切——名利双收、令百姓油然生惧的帮派地位、伊人在侧儿孙饶膝的家庭氛围。

安瓦尔反复提到一个观点——印尼语中的流氓（preman)最初是从英文中的freeman（自由人）衍生而来的。

因着这样的解释，他对于自己“流氓”的身份向来引以为傲——你看，是自由啊，一个多么高级的词汇。

“五戒青年团”是印尼最大的流氓团伙，2012年人数已经达到了三百万人，这个团体是被印尼政府肯定和支持的。

印尼副总统尤瑟夫·卡拉穿着五戒青年团的制服在集会上发表演讲：“流氓就是自由人，这个国家需要自由人···我们的社会需要流氓精神，才不变成官僚主义的国家···”苏门达腊省议员坦诚五戒青年团无恶不作“赌博、走私、夜总会、收保护费···”由此唤起了我在6月份去巴厘岛旅行时在印尼机场被海关人员索贿的记忆，当时就觉得很诧异——这么流氓的行为竟然成为了他们作为公职人员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现在想来，既然这个国家的文化就是流氓文化，倒也不意外了。

只是暗自决定，以后再也不会去印尼旅行。

他们不相信人权，以残暴为荣，拒绝接受教育，坚信铁拳即是主义。

或是混迹于电影院倒卖黄牛票，或是去华人云集的市场收取保护费，或是在需要时被军方利用当做干脆利落的刽子手。

所以当他们谈及那些杀人的经历的流露出的那份坦率，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人正直诚实，而是因为他们根本不认为那是罪恶。

我们认为残忍的，他们津津乐道，我们认为荒唐的，他们理直气壮。

印尼军方不断宣传的反共电影，以及对于“五戒青年团”的价值观倡导不断给他们注射着迷幻剂，让他们日复一日活在烈日街头中的亢奋中，活在对于暴力和杀戮行为的合理性确认当中。

刚开始拍摄时，安瓦尔和他的手下赫尔曼完全是怀着新奇和嬉闹的心情，带着初入电影行业的兴奋，乐此不疲地对着镜头演示杀人场景，煞有介事地安排妇女和儿童作为当年的受害者来配合他们演出。

嘈杂的印尼民众挤成一团兴奋地围观，在导演喊"cut"之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喝彩。

然而随着拍摄的不断深入，安瓦尔的内心开始变化。

那些冠冕堂皇的杀人理由脚下的泥土开始松动，犹疑和恐惧开始流泻出来，这位老去的行凶者脸上的大笑开始僵滞，眉头偶尔若有所思地皱起。

拍摄屠杀甘榜格南村那一幕场景中，五戒青年团成员如当年般焚烧村落和强奸妇女儿童，火光熊熊凄厉惨叫间，我们看到安瓦尔茫然局促地在镜头前晃过。

完成拍摄后，那些青年团和大部分的成年群众演员很快从表演中抽离出来，并且为自己刚才的表演感到满意。

可唯有一些女人和孩子，在拍摄结束后仍然止不住地抽泣和颤抖，迟迟无法镇定下来。

赫尔曼安慰着受惊的孩子，告诉他们这只是在拍电影。

他无法理解，为何他们的恐惧会如此逼真且强烈。

后来，安瓦尔扮演了当年被自己审讯屠杀的共党人，他亲身体验着被虐待、被钢丝勒死的感受，他怔住了，好久都回不过神来，浑身虚汗，失魂落魄，根本无法完成拍摄。

由此我发现，安瓦尔身上有个最大的bug，就是“共情能力缺失“，他实际上是无法进入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的，除非他真的进入对方的局面。

他对于别人的痛苦缺乏感受力，因此残暴本性一旦被触发便一发不可收拾。

据说，他杀了至少一千人。

后来他带着年幼的孙子一起在电视机前观看自己的这段表演，第一次留下了眼泪。

他恐惧了。

他问导演约书亚：我当年拷问过的那些人，是不是像我表演的那样痛苦呢?

导演回答他：实际上，被你拷问的人要感觉比这更糟。

因为你知道你这是在拍电影，而他们知道他们要被杀死了。

安瓦尔曾多年被噩梦折磨，但他仍坚定地相信自己的正义，而当他真的身处受害者的处境时，他终于对自己发出了罪恶的质疑，可讽刺的是，他并不是良心觉醒，只是害怕受到报应。

与安瓦尔不同的是另外一个行凶者——阿迪·祖卡德里。

他劝慰被噩梦困扰的安瓦尔：“你会感到不安是因为你意志不坚定。

去除罪恶感的方法就是证明自己的合理性。

”阿迪的残暴一点也不输安瓦尔，他在街头坐着敞篷车兜风的时候得意洋洋地讲起自己当年如何杀掉自己女友的父亲，只因为他是华人。

他说自己从不会感到惭愧，更不会被罪恶感困扰，他用来解脱自己的方式，便是不断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正当的”，因为杀戮行为是被政府允许的，并且自己也从未受到任何惩罚。

赫尔曼是安瓦尔的手下，一个大腹便便满脑肥肠的混混头子，他也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了电影的演出，穿着滑稽的戏服，扮成被调戏奸污的妇女，谈论起下流猥琐的事情便及其亢奋。

他实在是看起来又丑又蠢，也是无比的坦白。

有一天他突发奇想去参选议员，并开始畅想自己成为建设委员会的议员后，可以如何利用职权来捞金。

于是他跑去街头派发名片，喊着口号邀请众人投他一票，然而去时常忘记自己的竞选宣言是什么。

当然，我们发现印尼的民众实际上也并不关心他的竞选宣言是什么，而是纷纷询问投票的话有什么礼品赠送。

赫尔曼坦言贿选是所有竞选议员心照不宣的套路，并且屡试不爽。

他们在竞选活动上请来歌手和舞女助兴，一起肆意扭动着腰肢，当然下面捧场喝彩的群众也都要花钱来雇，否则便无人问津。

“现在没有人相信政党竞选那一套了。

我们都成了肥皂剧里的演员，我们的灵魂早就像肥皂剧演员一样，表面上看起来乐在其中，可实际上心里不屑得很，心里面会说：去他妈的。

”纪录片中，整个印尼人民总是呈现出一种混乱而亢奋的气氛，街道杂乱污秽，黑帮横行霸道，可所有人都不明所以地亢奋。

突然觉得，一个国家永远呆在夏天，好像并不是什么好事。

随着电影拍摄的深入，安瓦尔的恐惧和罪恶感逐渐萌生和壮大。

积攒压抑了数十年的罪恶无处葬身，从灵魂深处猛然回溯，狼狈不堪地要从口中冲出。

于是，在一个晚上，安瓦尔在当年行凶的地方呕吐起来，但最终，他只是干呕了一阵，什么也没吐出来。

最后，作为消除自己罪恶感的方式，安瓦尔在那部他参与拍摄的电影里安排了一个最为荒诞的情节：其中一个受害者把钢丝从脖颈间摘除，转身为安瓦尔戴上了荣誉勋章，口中念着台词：感谢你处决我，把我送入了天堂。

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在接受采访时称：“我想探讨的是集体想象的失败如何支撑起这一切的免罪心态和公开庆祝。

我的电影是关于一个棘手的问题：以大屠杀取乐到底意味着什么？

”为了拍摄这部片子，他在印尼呆了近十年，为了取得安瓦尔们的信任，他学会了他们的语言，并且在拍摄过程中不断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尝试“把他们当做人来对待”。

这无疑是艰难而值敬佩的。

约书亚在谈到他接触的那些杀人者时，说 "归根到底他如何看待自己，以及他希望别人如何看待他，是两个核心问题。

而这两个问题也正是关于想象的问题。

正是这两个问题导致当今印尼始终没有一个彻底改变面貌的突破口，而历史的阴霾依然非常具有破坏性的笼罩着今日。

"有一种永远永不觉醒的罪恶，他的名字叫“正确”。

刽子手们对自己的行为永远感到正确，因为他身边生活着的都是刽子手。

他们不会反思，便永远无法得以矫正，而周遭其他的声音，都沉默了，包括受害者。

而善良，无从被觉知，便不会存在。

由此我突然发现我为何会为《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地雷区》、《钢琴师》这样的二战题材电影久久感动着，因为那些故事里，在宏大的帝国主义背景下，有作为个体的人性觉醒和小小反叛，即便是身着戎装、刻板严肃的军官，也会感情用事。

人是有弱点，也是有温度的。

看完这部纪录片，感觉想说的很多，却深陷疲惫中，感到如鲠在喉，不知从何说起。

希望有朋友感兴趣的话也去看看，了解一下这段历史，然后我们可以继续深入探讨一下。

生活本身比电影荒诞多了，如果我们觉得生活平淡，那大抵有两个原因，要么我们其实很幸运地远离了罪恶，要么我们已经习惯了周遭的罪恶并陷入麻木，希望我们永远不要成为后者。

愿世界和平。

非常让人愤怒和作呕。

我花了两三天时间才断断续续看完。

让我如此不适的并不是画面，而是那些昔日的刽子手对于自己的暴行，时隔五十年仍流露出的那份洋洋自得。

他们至今还被视为英雄，有权有势，有无数的崇拜者。

他们在镜头前，泰然自若的重演当年的那些杀戮行径，欢歌载舞绘声绘色的展示那些临死之人的绝望痛苦，不但没有一丝忏悔，反而带着兴奋和自豪。

最可怕的是，这帮罪人终将死去，新的一代印尼人在狂热中继承了他们的衣钵，这份极端的仇恨和愚昧，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华人和异教徒的敌意，至今愈演愈烈。

前两年雅加达市长钟万学，在他的指导下雅加达有了大的改观，经济稳定增长，基础建设腾飞。

但因为华裔血统和异教徒的身份，就被恶意中伤，甚至锒铛入狱，掀起了轩然大波。

雅加达的经济从此停摆，现在更是陷入大幅度倒退。

即使是面对摄像机，在普通的华人商铺，他们流氓地痞式的讨保护费，恐吓，欺压凌霸依在，肆无忌惮。

只要去过这个国家的华人都会有这种经验，从进海关的一刻，就被贪婪的官员索求小费，处处刁难。

若是在当地做生意，被滋事和勒索都是常有的事。

开口闭口就是讨红包，不给就找你麻烦。

报警形同虚设，因为他们就是一家人。

我始终深信不疑，只要时机到来，那些残忍的往事会再次发生在这个千岛之国。

最大的特点是角度非常特别被摄者是参与屠杀的流氓，而不是受害者，这一点与普通纪录片大有不同。

实际上通过杀人者的角度来阐述事件，更能体现出事件的残忍，同时这些人的轻松的举止也更体现出所述事件的客观真实。

尤其是某个当地武装头目向当地华人一个个收钱的事件，“一边讥笑一边说谁是我的下一个目标呢”就连面对受害者也是笑脸相迎，同时还骄傲地在镜头面前表现出来。

这样的角度是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摄制组不再着眼于被害者有多可怜，而是着眼于加害者有多嚣张，观众在这样角度下受到的冲击力会更强大。

反过来看，这些加害者走上舞台缺是万众瞩目，众星捧月。

政权领导者公开追捧所谓自由人组织而成的青年团，却不顾普通人民的正常生活，去支持“在其他法制国家根本无法想象的恶劣违法行为”，而受害者却因为自己的身份、出身备受排挤折磨，纵观整个国家的状态，有一种潜移默化的讽刺意味。

中景、全景为主的景别中景是新闻报道和叙事的常用景别，能够较为全面地展示事情和情节，同时又不丢掉太多细节。

在纪录片中使用中景，是一种更为直接客观的拍摄手法，对于被拍摄者来说，这样的距离感也是很舒适的。

所以不论是讨论政治立场，还是讨论残忍的杀人过程，阐述者都能没有防备地进行完整的描述，并且还可以捕捉到所有的动作和表情。

用最简单客观的叙事手法再现最残酷的事实通过叙述政府与人民的现状，容易让人联想到多年前事件发生时与现状的对比。

所有叙事者对事件的态度都如此轻描淡写，则更能看出事实的残酷——通过杀死反对者换来的一时平静。

尤其是青年团长一边打着高尔夫，一边描述自己如何带人去杀死共党的经历，这是一种尤为鲜明的嘲讽。

多角度展现人物之间的联系主人公冈戈与报社老板、省长、青年团长等人之间有着紧密关系，但这些人同时又大有不同，从而体现出这一派的整体形象。

这些人自称为自由人，只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去生活，只遵从自己想达到的目的去做事，观众不禁会联想到这样的社会与自己的国家之间的区别，从而产生更多的政治思考。

感一个社会如果只有片面的法律、强权的军队、畸形的经济，却没有道德的约束，将变成什么样？

这部纪录片向我们真实地展现了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国家。

他们不是真的恨中国人或共产党人，他们只不过是被政府和军队利用的政治工具。

当一个男人骄傲地说自己因为参加屠杀华人的行动，于是毫不犹豫地捅死了自己女友的父亲，并且开心地笑出声的时候，我知道一个事实，바로在恶魔和政治面前没有道德与理智可言。

不是所有人都没有恶的一面，但恶魔一定没有善。

“我不需要赞同那些国际法律，只有胜利者可以定义罪行”

这部纪录片在影单上列了很久，一直没出现一个契机让我立刻想看，好电影毕竟太多了。

最初在朋友圈看到The act of killing观后感，以为和寻常历史纪录片大同小异，平铺直叙，就想着什么时候有空就当上一堂历史课吧。

拖着拖着，契机出现了。

2019年11月16日的《经济学家》刊登了一篇讣告，标题为“The executioner's song”，开篇对逝者介绍更引人注目：Anwar Congo, a perpetrator of the mass killing in Indonesia in 1965-68, died on October 25th, aged 78。

我没有立刻联想到那部纪录片，反而有些困惑。

从TE不厌其烦期期揪着HK，TW说事大致可以判断其立场，不外乎是要高举“民主”、“人权”的大旗唾弃一切“非民主”、“反人权”现象。

mass killing岂止反人权，算起来应该叫反人类罪，而讣告版面介绍的大多是在某一领域有杰出表现或突出贡献的人，Anwar Congo凭mass killing独占一整个版面，着实匪夷所思。

历史纪录片当然要回顾历史，可以靠技术，可以靠人。

导演Joshua Oppenheimer把当年的行刑者召集起来，请他们拍一部电影再现当年的情景，纪录片拍的便是幕后的故事。

片里的行刑者配合至极，大约是觉得有意思，聊着那段血淋淋的历史，各个谈笑风生。

但当电影停止拍摄时，总会出现大段的安静，这就是punishment出现之始。

在有人辩称当年种种措施之必要或是虚构时，Congo的同伴一针见血，他们做的都是错事，杀人是最恶的恶行。

Congo说音乐、酒、毒品可以帮他摆脱负罪感，实则不然，这些东西只能帮他缓解无路可逃的痛苦，这种痛苦正来自罪恶感。

他坐上当年受刑人所坐的椅子，感其所感，“受刑”时，他不由自主地落泪；“受刑”完，他问道：“Did the people I tortured feel the way I do here?”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导演Joshua回答得毫不犹豫，“No”，Congo大约想要一点安慰，可这份安慰他实在要不起。

影片最后，Congo再次来到演示杀人场景的阳台，晚风习习，他却吐得一塌糊涂。

当晚看完The act of killing，再回看文章，果然一出杀鸡儆猴的好戏。

杀人的是老天，警告的是做恶事却逃过法律制裁的人。

不是不报，时辰未到。

#Film# "The Act of Killing" ("杀戮演绎")，第63届柏林电影节上获纪录片类观众大奖，被英国杂志《Sight & Sound》评为年度十佳，这些并不闪耀的光芒不足以彰显其自身的价值，和"绝美之城"一起理所当然地进入我的年度十佳榜单里。

159分钟的导演剪辑版本，把本应沉闷的纪录片以真实人物和超现实主义结合的形式引导观者体验从愤怒, 不适, 麻木到反思的过程，着实不是传统纪录片所能带来的创新，是历史真相的探寻，也是揭露人性的旅程。

影片由故事主角"千人斩"刽子手Anwar Congo讲述自己如何踏上"行刑人"之路，除了邀请当年参与者共同回忆往事外，还和手下的小伙伴们一起拍摄了一部自编自演的魔幻主义色彩回忆录故事片，在荒诞的现实中透着现实的荒诞。

在影片开头，名不见经传的导演Joshua Oppenheimer (约书亚·奥本海默) 便打出长篇字幕介绍了年代背景，1965年在苏哈托领导的印尼军事政变后对知识分子, 共产党员, 失地农民, 华人的一场反共大清洗，超过百万人被军队授意的社会流氓地痞随意虐打致死，美其名曰"处决"，而这些本来社会底层的烂仔们也有了个冠冕堂皇的称号"行刑人"。

印象最深刻的不是行刑人眉飞色舞地吹嘘杀人骄绩，不是Madam Post报社社长对屠杀的不屑，不是Pancasila Youth(五戎青年团)这个屠杀主力军团长激情四溢的煽动演讲，也不是摄像组跟随流氓团员们到菜市场勒索华裔店主交钱时颤抖的双手，而是Anwar当年的团长阿迪临走时令人发指的嚣张。

当导演问他如果海牙国际法庭判其有罪怎么办，阿迪坚定地说我一定会到场，我没有罪，求求你一定要让我到场听候审判，所谓的有罪就是胜利者制定的准则，我赢了我说了算。

我们往往一厢情愿地为恶人添加悔恨的泪水，当得知作恶者并无丝毫忏改之意后气愤难平，殊不知追究因果的无力。

这个世界充满了恶，作过恶的人依旧在作着恶，唯一能做的只有告诫自己不要作恶，然后在这个恶世有尊严地生存下来。

看完影片，我对印尼这个国家的腐败原始野蛮龌龊的偏见，挥之不去，那是个从上到下恶人当道小人盛世的社会。

也许只是因为导演剪辑素材展现的都是社会丑恶，而加深了我的看法，官商勾结演说煽动选举作秀粉饰恶行，哪样仅仅是印尼所有，只是我们在自己所熟悉的社会里都学会了麻木和沉默。

在Anwar自演的故事片结尾，他穿着一身黑衣，站在彩虹瀑布前，旁边是两个脖缠钢丝的殉难者，其中一个解开钢丝取出一个奖牌为Anwar戴上，并说感谢您杀死我们。

这个超现实魔幻色彩的结局，让人忍俊不禁后感叹世事的荒诞。

一个教导孙子要向受伤的小鸭子道歉的爷爷，回忆起杀人过往津津乐道，拍下片子是希望向后人宣示真实的历史，认为别人眼中的他干的是一件无比正确的伟大事业，最后在无法抵抗的干呕和无尽的可怕梦魇中苟活着。

也许千千万万个Anwar也是受害者，是当权派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用工具，哪怕他们犯下的是人间最大的罪。

当我们得知罪恶真相的一刻并不可怕，更可怕的是原来我们一直在纵容着罪恶并且无能为力，然后在世界是美好的谎言里继续生活。

总希望能出现以虹卫冰现状为切入点的纪录片，采访当事双方，可是不可行，没有人想说，想说的不让说，说了的也没用，犹如小石子投江。

所以此片的牛逼之处就在于天时地利人和，难以再找到一个国家在事件过后近五十年恶人依然逍遥法外大肆炫耀自己的恶行并沾沾自喜乐于传颂，成就了这部匪夷所思的影片，就像是找来希特勒向观众介绍如何屠杀犹太人，找731部队导游人体实验所，找金三胖吹嘘如何处决国民一样，不可思议。

联想起HK人质事件，印尼政府依旧没为自己的处置失当而道歉，不难得出意料之中的结论，在印华人生存环境依然恶劣，九三零事件的阴影仍旧缠绕，过百万条生命视如草芥，至今也无向遇难家属道歉，可想而知这个国家的文明开化程度，信奉的仍是部落般的弱肉强食丛林原则，只是披着人皮的动物属性。

影片最后，导演以一段色彩浓烈的歌舞场面结尾，仿如腥浓鱼生过后的小块姜片，留给每位观者空间去回甘去反思。

通过被拍摄者自己拍摄希望别人怎样看待自己的方法，给予观众全新的视角切入，尽量排除了拍摄者的立场和态度，更客观真实地让每个人作出自己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