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临城下之决战要塞

20世纪80年代初，列宁格勒的盛夏时节。

地下摇滚正悄然盛行，俱乐部的观众席对于演出现场来说却静得出奇；唯一的躁动来源，全都留给了舞台。

戴着墨镜留着披头士发型的男孩子们，几个从后台偷偷溜进来的朋友。

聚光灯肆意地挥洒在台上，幕布后和座位前，来来回回溜达着俱乐部管理者和审查人员。

台下的年轻人不出声地跟着哼唱，默默在脚底打着节拍。

举牌子的女孩子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够了，别闹了，这是不被允许的。

”管理者的着急和无奈，姑娘们几句嘻嘻哈哈的辩驳后，不了了之。

演出顺利结束——没有欢呼尖叫，掌声听起来也很平静；但每个人脸上的神情，要溢出来的心满意足，是掩盖不住的。

这群苏联青年们，仿佛刚受了洗礼一般，台上的光同样也打在他们的脸上。

仅用五分钟，[盛夏]一上来就默不作声、未夹态度地，展现了一幅勃列日涅夫政权后期图景。

观众们正襟危坐的反应，有如是听了一场政治会但每个人脸上的神情，要溢出来的心满意足，是掩盖不住的。

这群苏联青年们，仿佛刚受了洗礼一般，台上的光同样也打在他们的脸上。

仅用五分钟，[盛夏]一上来就默不作声、未夹态度地，展现了一幅勃列日涅夫政权后期图景。

涂鸦、音乐和夏天但影射的部分，点到就收。

在时代背景如此明显的电影中，导演却选择了最隐晦的方式——观众可以感受到的是，当时的苏联社会氛围只是影片的背景，故事和表达的重心，全放在了主人公们似水的日子里。

盛夏、摇滚、欢笑、青春、树林、海滩，再到街道、汽车、墙壁上的画，他们的色彩冲破了黑白的镜头，这一切都是真实而热血的，这一切，都是快乐的，因为我们谁都值得拥有。

放肆歌唱，跟我释放热爱的模样和其他所有年轻的音乐家一样，维克多爱听当时最火的一批摇滚和朋克——从披头士、齐柏林飞艇和滚石，到地下丝绒、大卫·鲍伊和伊基·波普……与此同时，他也在自己的音乐事业上不断地探寻着。

他结识了自己的偶像麦克，和其妻子娜塔莎他和新朋友们在沙滩上弹着吉他唱歌，伴着篝火起舞，脱光衣服冲进海浪。

这个振奋人心的音乐小团体，在电车上怒怼那些试图剥夺他们权利、疏远他们的保守公民，用超现实的幻想填充着这部音乐剧赞歌。

他们能在漆黑的小屋里摆弄着零散的乐器，他们也能在隔几天的晚上统治俱乐部的舞台。

MV模式全开维克多毫不意外地和麦克的妻子娜塔莎陷入恋情——但这段三角恋情并不使故事的天平倾斜；作为摇滚传记片，这部电影的内容里异常的干净，没有什么满屏的毒品，只有音符和歌词，“苏联音乐家必须找到人性中所有美好的东西”。

导演用松散的风格手法、美妙的镜头运用和精准的场面调度，安排出了一幕幕无比后现代的青春油画。

雨中歌唱的女人因为爱与失落从符拉迪沃斯托克一路飞来，只为顶着大雨跑进电话亭向路人诉说苦闷；一身红衣在黑白色调中尤其亮眼。

所有生活在压抑沉闷之中的人，就如同这场雨中的这个女人，用旋律释放了出来。

他们谈心，写歌，录音，为乐队取名；麦克仍然懂得照顾他的生活，维克多在音乐的路上也逐渐走上正轨。

而后面这段活泼无比的音乐专辑封面致敬，倒让我想起了[我和厄尔以及将死的女孩]里对经典电影的致敬方式。

上图[盛夏]致敬“谁人乐队”、下图[我和厄尔以及将死的女孩]中“袜条橙”他们爱慕着、仰望着这些乐队，他们拼尽全力想要成为同样的音乐家。

他们也想要听到孩子们在走廊上唱着他们写的歌；勇气和才华，带着他们奔向大海，带着他们穿过街道，带着他们走上舞台——他们准备好了。

在最后时刻，维克多一身黑画着眼线出现在观众面前而影片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一个穿着简单T恤夹克的害羞少年。

这个新的造型伴着他向生命的顶峰走去——成为神？

噢，世上只有一个神。

在苏联解体的前夕，他带领着无数怀揣“改变”梦想的追随者，跃进摇滚的天堂。

命运多舛，愿你抱紧自由的灵魂本片的故事，是根据东欧伟大的摇滚乐队“Kino”(Кино，意为“电影、影象”)乐队主唱、“苏联摇滚教父”维克多·崔成名前的早期生活经历改编而成的。

他的乐队是俄罗斯音乐史上最受欢迎和音乐影响力最大的乐队之一。

崔是韩裔移民的后代，在列宁格勒出生长大，十七岁就开始写歌；

被认为是俄罗斯摇滚的先驱之一，他在整个苏联推广了这一流派乐队最受欢迎的时期，甚至引发了一阵类似披头士粉丝中“Beatlemania”全球性浪潮般的“Kinomania”效应。

1990年，28岁的他在著名的卢日尼基体育场举行了最后一场演唱会后不久，因车祸意外于拉脱维亚不幸身亡。

到现在，崔在许多国家仍然拥有大批忠实的追随者，包括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

粉丝们的自发哀悼摄于崔去世的两天后，墙上写着他的名字画着和平反战符号崔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致力于为政治变革发声，他的歌词和他的影响力，无一不被俄罗斯民众传唱至今。

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摇滚乐是主要局限于列宁格勒的地下运动；在政府的支持下，莫斯科的流行歌星在排行榜上独占鳌头并获得最多的曝光率，而摇滚乐并不受当时的政府欢迎，摇滚乐队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资助，也很少被媒体曝光。

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是为数不多的允许摇滚乐队表演的公共场所之一。

崔和他的好友们，为了演出，辗转于各种公寓和地下音乐会之间，最后来到莫斯科，认识了知名乐手、“水族馆”乐队主唱鲍里斯·格列宾什科夫，凭自己的才华得到了鲍里斯的帮助，并组建了乐队。

崔和第一任妻子玛丽安妮而本片选取的崔的生活片段，是他还未如后来那样紧密接触政治的时期，刻画了相对平和的一段历程。

他的偶像麦克·诺门科，是俄罗斯摇滚运动的奠基乐队之一、苏联杰出的蓝调摇滚乐队“Zoopark”的主唱。

而[盛夏]这部电影的成形基础，也有部分来源于麦克的爱人娜塔莎的回忆录。

麦克和娜塔莎这部备受期待的纪录片在戛纳首映的时候，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正在家中受到软禁，无法参加活动；他和伊朗导演贾法·潘纳希一样被政府禁止前往。

去年八月，谢列布连尼科夫因受指控“挪用公款”而在拍摄的最后几天被迫打断，这则消息立刻上了新闻头条引起轰动，这一事件和谢列布连尼科夫之前的数部暗指政治时局作品不无关系。

而在戛纳的红毯上，来到现场的主创们也公开支持导演，反对软禁行为。

[盛夏]剧组在戛纳电影节“谣言五花八门，真相只有一个。

”制片人伊利亚·斯图尔特说，谢列布连尼科夫的摇滚里，政治因素是次要的，这部电影的重心，是为了讲述摇滚在那时那地作为“边缘”“亚文化”的存在。

摇滚本来就是政治的，甚至可以说是最政治的音乐——但[盛夏]中的摇滚是关于纯粹、关于反叛，关于时代精神的，它是自由、爱、文化和代际更迭，“这部电影本该是俄罗斯的骄傲”。

-文：YorkshireViking文章源自微信公众号：电影解毒转载需授权

苏联摇滚短暂而迷人的盛夏，崔没有死，他只是出去抽根烟，夏日金色羽翼的消逝!苏联摇滚短暂而迷人的盛夏，崔没有死，他只是出去抽根烟，夏日金色羽翼的消逝!苏联摇滚短暂而迷人的盛夏，崔没有死，他只是出去抽根烟，夏日金色羽翼的消逝!苏联摇滚短暂而迷人的盛夏，崔没有死，他只是出去抽根烟，夏日金色羽翼的消逝!苏联摇滚短暂而迷人的盛夏，崔没有死，他只是出去抽根烟，夏日金色羽翼的消逝!苏联摇滚短暂而迷人的盛夏，崔没有死，他只是出去抽根烟，夏日金色羽翼的消逝!苏联摇滚短暂而迷人的盛夏，崔没有死，他只是出去抽根烟，夏日金色羽翼的消逝!苏联摇滚短暂而迷人的盛夏，崔没有死，他只是出去抽根烟，夏日金色羽翼的消逝!

本文首发于【MOVIE木卫】（微信公号：movie345）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即使作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的前苏联，黑市交易活跃、西方商品暗度陈仓成为这个庞然大物的繁荣表象下沟壑纵横的蚁穴。

而伴随着西方商品一同走私舶来的，还有风靡于欧美“资本主义世界”的摇滚乐。

在这个后斯大林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虽然还在集体化的生活操练千篇一律的着装和个性，却早已远离了十月革命的翻天覆地、也未曾经历过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腥风血雨，他们面对着前领袖个人崇拜的土崩瓦解，曾经神圣的真理和史实俱被推翻，耳濡目染着铁幕之外的光鲜欲望、迷茫而混沌中的年轻人，偷偷读着索尔仁尼琴和纳博科夫，暗地览阅背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欧美电影，而摇滚乐更以其激进而前卫的姿态，前所未有地回应着他们的虚空和反叛、热情和憧憬，以星火燎原之势在这块土地上迅猛发展。

官方重重打压、主流意识形态的抨击和严格的审查制度也未能阻挡这股摇滚洪流冲向铁幕之后的前苏联。

随着摇滚乐音乐人的不断出现、影响力扩大，越来越多的摇滚俱乐部也随之诞生。

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The Leningrad Rock Club）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80年代前苏联最大的摇滚阵地，那些传奇的前苏联摇滚乐队都Aquarium、Kino、Zoopark、Piknik、Alisa、DDT、Televizor、都从在这个摇滚俱乐部中走出来。

谢列布连尼科夫记录80年代前苏联摇滚乐章的电影《盛夏》，正是开场于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彼时Zoopark的主唱——及肩长发戴着蛤蟆镜、一身西方嬉皮士打扮的麦克正在舞台上激情嘶吼“你是垃圾”，而台下正襟危坐的年轻人却还时不时要被巡逻的工作人员按捺下尖叫和横幅，只能在膝盖上敲击出响应躁动鼓点的节奏。

在随后的一次湖畔聚会中，麦克身边围坐着伴舞歌唱的男男女女以及他同样热爱摇滚乐的女友娜塔莎——如果不是语言差异，似乎根本分辨不出他们与“资本主义国家“嬉皮士的区别。

娜塔莎注意到了韩裔青年维克多·崔，他们的一首《懒惰鬼》引起了众人的随声附唱以及麦克的提携关注，因为这次结识使麦克成为了这个未来被称为前苏联摇滚教父的早期引路人。

经历了60年代的对欧美摇滚乐的亦步亦趋紧紧跟随，复制时代的苏联青年成长到70、80年代形成了具有民族性的觉醒和自我个性的发展。

原本就作为自由独立精神象征的摇滚，放在政治高压、文化贫乏的前苏联，更是有了反叛和对抗主流的意义，从而成为精神生活贫瘠之外的一块纯粹的乌托邦。

因而歌词内容的批判、讽刺和戏谑绕过文化机构斟词酌句的审查，曲折指向令人失望的政治前景和日益分裂的社会现实。

Kino主唱维克多·崔唱作的歌曲，一方面保留了俄罗斯诗学语言传统的格言与隐喻，另一方面从从避世主义的消极反抗，转变为尖锐而直接的的挑衅相搏。

导演谢列布连尼科夫的音乐传记并没有过多的停留在叙事的层面，紧紧跟随维克多的成长与成名展开一个造神运动，也没有从纵深宏大的角度精确刻录这段历史发生的时间维度，它更多流连沉溺于那些没有连贯性的片段场景：忙碌而拥挤的演出后台、篝火晚会上的光裸肉体、喋喋不休的酒精大麻派对以及麦克墙纸剥落破败狭小的集体公寓。

于是电影镜头的视角，更像是一个参与其中的同龄人，是游离于明星和拥趸之间的旁观者，是麦克的女友娜塔莎、是梳着大卫·鲍伊发型的伴奏青年、更是引导着一系列未曾发生场景以MV形式呈现的神秘黑衣人。

在这样的视角中，被后世赋予太多编撰注脚的摇滚史诗的戏剧性、悲剧性和英雄光环被一一抹去，没有撕裂关系的争吵和分歧，也并没有过多关注于摇滚启蒙所带来的巨大成功和影响力，取而代之的是亲切的叛逆、浪漫的宣泄和与官方意识形态的无奈抗击。

同样，麦克、娜塔莎和维克多三人之间微妙关系，也像是从熟知一切的老友口中娓娓道来，轻快的口吻讲述了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友谊和蜻蜓点水般的爱情，绕过了沉重的道德审判和情爱负担。

电影将叙事性让位于音乐性，这体现在电影中多段以异想形式穿插的MV，综合了前苏联对于欧美流行乐的折衷口味，包括Talking Heads的“Psycho Killer”、Loud Reeds的”Perfect Day”、 Iggy Pop的“The Passenger”，被路人众口传唱的画面辅以早期MTV的复古动画涂鸦风格而呈现；更多被主角们提及的偶像则是摇滚殿堂上如雷贯耳的名字披头士、地下丝绒、大卫·鲍伊、T-Rex、Blondie等等。

《盛夏》仿若一封致予1980年代列宁格勒地下摇滚的书信，记录着那个大片黑暗笼罩中零星灯光下的混杂时代，既流露出身为同时代人的温柔恻隐、也夹杂着音乐的狂乱和迷醉。

相比导演谢列布连尼科夫的上一步戛纳入围作品《门徒》所里展现出的少年戾气和执狂，《盛夏》中的年轻人们显然要乐观善良许多，然而两部电影同样都在关注俄罗斯青年们的精神信仰。

一种是后铁幕时代中对于东正教的皈依追随和狂热极端，一种是后斯大林时代中迷茫青少年将精神寄托于摇滚乐而寻求解脱，同样是对前信仰的碎裂瓦解的焦虑，同样是对民族现状的思考和批判。

电影即将结束之时，场景再次切换回摇滚俱乐部，梳着妖娆发型、开始用自己的风格开创新一个时代的维克多在舞台上低吟浅唱“我知道我的树，很快会离开我”，而台下与他遥遥相望的是麦克和娜塔莎，带着蛤蟆镜的麦克依然让人看不穿他的情绪是否有被取代的怅然若失。

而此时距离柏林墙的轰然倒塌、前苏联的大厦将倾仅有短短几年时间，将世界阻隔成两极的铁幕正在被凿开越来越大的裂缝，从中透出的光线点燃着越来越多自由烟火。

1990年，Kino的灵魂人物维克多·崔在开车返回列宁格勒的途中发生事故身亡。

1991年，Zoopark的核心麦克因为脑出血在家中逝世。

1991年，被视为具有文化和政治双重意义的大型摇滚音乐节——莫斯科没有红场摇滚音乐节在图什诺机场拉开帷幕。

2017年，向来与当局立场争锋相对的导演谢列布连尼科夫因为涉嫌挪用公款而被捕，至今仍在狱中。

电影驻足于前苏联摇滚时代的落幕前夕，在娜塔莎感动欣慰的鼓掌声中戛然而止，让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让一个时代的青年信仰，成为永远驻存于那个年代的精神符号。

我的心情取决于喝了多少瓶酒。

列宁格勒的美妞像铁线虫一样入侵了我的灵魂和身躯 。

我年幼无知的生命从此离不开朗姆、伏特加，白兰地和威士忌。

你个傻逼维克多为什么要修改我的歌，你把我一枪崩了我还是会赞美伟大的社会主义。

你个傻逼要么唱好儿歌，要么给你儿子教画画，不要影响我弹唱长征二万五千里，你听说过没见过的朋克。

等杰尼亚长大，给他一把吉他，没有吉他睡不了妞，没有妞生不了娃，没有娃爷爷老了没人一起玩耍。

你要庆幸生在列宁格勒，庆幸生在共产主义，庆幸美帝雄鹰见了我们都会闻风丧胆四处逃窜的喀秋莎。

我们曾经一起跳着芭蕾，天鹅绒乐队来给我们助威，黑胶唱片里都是我们的青春和性爱。

萨利不会跳舞，他带着孩子去了地下，那里有流浪诗人，有糖葫芦，有等着被买走的套娃，回家后睡觉梦见了鲍勃迪伦。

夜晚的墙角，寒气逼人，我们为乐队的名字愁出了皱纹。

木箱上躺着不安分的摇滚，醉汉、廉酒、基诺、餐叉、螺锥、沙丁、外套、皮革，妈的，世界上那么多词汇，这一刻都被狗吃了。

为了买吉他，我们去卖淫，为了买扩音器，我们去车站偷画，为了买啤酒，我们用香烟换了阿拉丁。

不要给我打电话，不要跟我说英语，不要来我的演唱会，给我三卢布，让我买一杯咖啡。

公车上胡子花白的老爷爷，海滩上赘肉下垂的妇女，记得周末给他们让座，记得抽空陪她们烤肉，回来时记得爬窗户。

奶酪、苹果、鸡肉、米饭、香肠，大哥的女人就的是屌，带着这些食物穿过整个城市，茶杯都没有碎。

街上的枪声不妨碍我们的慵懒和宁静，苏联的上空飞机是我们的和声，醉汉的酒瓶是我们灵感的源泉，午餐的排水沟是敏锐坚硬的摇滚英雄。

我们不是懒惰鬼，我们是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是蓝领的抒情。

酗酒、滥交、毒品、偷盗、烧杀抢掠，财富、自由、平等、意识形态、这个世界的阴暗太多了，我们的乌托邦必须站出来发声、站出来批判，用我们的喉咙和麦克。

友情、爱情、音乐、理想，军队，要歌颂的太多，不如散伙。

我的墨镜看不清你的瞳孔，台下的掌声震耳欲聋，这是摇滚之星的见证，女粉丝总是尖叫，仿佛刚刚经历过高潮。

你曾是一个披头士，跪下来双皮大衣褶进鞋底，老母亲在家乡为你祈祷，回音穿透时空的旋律。

娜塔莎啊娜塔莎，你那么喜欢西红柿，为什么不跟烟嘴少年私奔啊，不要做被大哥栓住的女人，趁年轻，去艹小鲜肉，让大哥去雨里买醉沉思吧。

娄里德说美好的一天，要去公园里喝酒，去动物园喂动物，看电影，然后回家写一首没有任何意义的歌。

在一辆电车的车窗上，我用手指临摹着不好的话，排水管在弹奏这音乐，我的头因为淋雨像草一样。

城市现在又湿又潮，我不打伞散步，闪闪发光的玻璃就像雨中的镜子，我会到处走走，四处看看别人的家。

没有人需要我，我也不需要任何人。

雨后的屋顶在滴雨，这里都是温暖的天气，我希望一直如此。

如果你微笑的话所有的事情都不坏，让我们坐下看看世界，通过一杯酒。

X时代，O时代，我们很陌生，你看到我们才会了解，我们是疼痛的陌生人，我们都是任性的索求，不要想着我们其中任何一个还需要什么东西。

梦想中的演唱会，一个能容纳千人的体育馆，声效、灯光、彩色烟幕，三个鼓手，两个画手，一个纯白，一个彩色，十人吹风，大象进来，一个弦乐队，一架由人民艺术家演奏的竖琴。

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我想唱一首有关蒸汽机的歌。

我梦想和你住进一栋旧旧的城堡，听着布鲁斯蓝调。

但我们拥有的，只是一间集体公寓，和看门人的薪水。

我要种下一棵树，老了爬到树上，看我们曾经的房屋。

直到我喝酒喝死，直到我看不见你，直到我忘记你。

应该算是在FIRST的第一部和最后一部电影了，毫无争议的年度十佳，黑白色调下拥挤的人流，稀薄的氧气，嘈杂的高频喊叫，低频低噪与长镜头污染着80年代的摇滚，那时的摇滚是秘密的，压抑的，不被允许的。

三处超现实幻想用漫画的方式顽皮戏谑，列车上的那一段直接梦回《欧洲特快车》。

在Mike冲向屏幕的那一瞬间我激动的流下眼泪。

他们是一群最自由的人，一丝不挂，奔向焰火，奔向大海像海鸥一样叫喊，他们是一群最真实的人，妻子毫不掩饰对丈夫说着对Viktor的迷恋。

MV式的叙事方式，原声都好听到哭，黑白的色彩主调不卑不亢，这正是80年代摇滚最初的样子，这是摇滚乐对那段历史的宣言，这也是对摇滚乐迷的一记深鞠躬。

美则美矣，充其量只是一支超长版的MV。

更讽刺的是，这部描述前苏联摇滚教父的音乐传记片里没太多让我印象深刻的苏联地下摇滚乐曲，反而是七八十年代风靡欧美的摇滚作品充斥其中让我大饱耳福（David Bowie、Lou Reed、Iggy Pop等等如雷贯耳的大牌）。

也许导演并不打算拍摄一部传统的传记片，只是想透过音乐这个元素来还原八十年代初期苏联的社会环境气氛。

好几段长镜头场面调度精彩，开头几名女生偷摸进入演唱会的一幕就是相当精彩的示范。

导演用流畅的跟拍长镜头迅速推进叙事，同时揭示当时压抑的政治气氛，台上是激情演唱的歌手，台下是禁止站立欢呼的观众。

之后数段幻想情景及涂鸦动画的演绎，尽情刻画出当时青年人不畏强权，内心叛逆的反抗精神，比如在火车上斗殴以及演唱会舞台上下玩成一片这两段最为显著。

然而，这种比较廉价的MV表现手法明显打乱了叙事的节奏，令情节变得空洞涣散。

此外，故事的切入点有点出乎意料，一段鲜为人知的婚外情三角恋，令整部作品的格局在后半段逐渐收缩。

前半段精心营造起鲜明的时代背景气氛逐渐消散，压迫在青年音乐人身上的政治与社会因素似乎踪影全无。

回避特殊时代背景而回归人物情感纠葛的手法不算创新，但是这种过于隐晦的政治隐喻又难以发挥出应有的反思或批判效果。

这跟好莱坞那一类多愁善感、无伤大雅的音乐爱情剧又有什么区别呢？

Чёрный альбом9.5Кино Kino / 1990本来想去AVIGNON乌托邦电影院看王小帅导演的《地久天长》，偶然问起队伍前边的女士所看场次，便知道了LETO（俄语，夏天）这部在阿维尼翁电影周只放映一回的，2018年戛纳电影节的提名影片。

索性将原本的计划改到明天。

我们提前了一个小时订票，预订票面是蓝色的原本计划来现场的导演因故缺席，现场观众开玩笑说是导演的JOUR RELACHE（休息日）。

在开场前，由一位女士给我们简短介绍了影片的两位男主人公以及实际扮演者的情况。

片头和片尾共出现两次的介绍LETO是俄罗斯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根据俄罗斯传奇乐队KINO的韩裔主唱维克多·崔的真实生活改编而成的影片，展现了在20世纪80年代的列宁格勒，摇滚青年们用音乐冲撞封闭、保守的社会现实的热血故事。

台版海报与光鲜亮丽的名人传记不同的是，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反而挑选了维克多·崔成名前的一段相对低迷、平和的经历，即音乐事业步入正轨前的那段打拼的日常。

在影片里，维克多·崔在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碰见了人生伯乐、动物园乐队的主唱麦克，还有麦克的妻子。

在麦克的帮助下，维克多·崔的第一场地下演唱会十分成功，但随着日常接触慢慢深入，三人的情感陷入不甚明朗的纠葛之中。

在影片里，导演同样也在用音乐讲述那个时代，那个歌词被审查的时代、那个摇滚只能存在于地下的时代、那个不能随意摇摆、个体意志被围剿的时代。

我们听到披头士、滚石、伊基波普，还有比利乔尔。

他们用音乐反叛着西方世界，而在80年代的苏联时期，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的年轻人们也在地下、在民居，用俄语歌唱生活，歌唱他们所爱的一切。

在片尾，导演说：“谨以此片献给我们所爱的一切。

”

在海边，维克多·崔和麦克、娜塔莎等俱乐部成员相识

看电影《盛夏》（Лето，2018）时觉得奇怪，怎么找了一张东方脸孔来演这位苏联摇滚歌星维克多？

原来 Viktor 姓崔（Viktor Tsoi，1962-1990），父亲是个朝鲜人。

我们这边也同样有个玩摇滚玩出名堂的朝鲜族人，叫崔健。

我对摇滚乐说不上喜欢，但不讨厌，崔健等人有些歌还蛮耐听的。

《盛夏》里面的歌都不是我喜欢的，但这位苏联崔和他的贵人、摇滚前辈麦克（Mike Naumenko，1955-1991）夫妻，三个人之间的感情，反常态地没有搞出个“嬲”字出来，让这部电影很有看头。

只可惜，这两位摇滚明星都如流星般，英年早逝了。

2018.12.18 http://william-ho.lofter.com/post/6c3aa_12c0b87fc

基里尔耍的俏皮滑头，讨喜程度要远大于《冷战》中帕夫利克夫斯基的图片摄影PPT。

集权体制下，礼堂中正襟危坐听摇滚的年轻人，令经历过2018年广州Lipa巡演的中国观众并不陌生；他们把歌唱的所有一切都要翻译成“批判XXX”，而我们也需要在社交网络中反复搜索已经被和谐的“滴滴胡同十四楼”。

但是基里尔想告诉我们的是：所有我们渴望着期待着的反抗、热血和激情，在现实中都没有发生；正如片中遍体淋湿的可怜人，最后还是要晾干衣服，回到家中，等待第二天的黎明。

当宇航员维克多打开公车的天顶板，让电车稳稳着陆，娜塔莎护送着神圣宛若圣火一样的加浓espresso穿过马路离开时，留下的只有冰块脸的讲述者，和永恒的上帝视角。

泛起心头波澜的永远只是荧幕前的你，而处于故事时空中的麦克只会告诉你，咖啡很好喝，但真的凉了。

这叫做什么：本意无非爱，但看客总多情啊…因为生活没有那么斑斓，所以做梦时才更加用力：念叨着死亡与自缢的少年人，在醉意阑珊里跃入屏幕，想要回到裸体在海边跃过篝火的那年盛夏。

《盛夏》里的许多片段，都是有参照系的，《尼罗河女儿》在征兵前夜的篝火谈心，《美国甜心》里顺着公路推销杂志的青年，《派对搭讪秘诀》中闪烁发光的宇宙少女，这些漫不经心的目光都不及维克多上台前，女化妆师的三秒对视，来得那样晶莹剔透，又郑重其事。

而剪去长发的未来摇滚巨星，在礼堂的欢呼中拾起麦克风，与亦师亦友的领路人一起唱着日后被传唱不歇的歌谣；友谊地久天长，不会在孤独的爱恨里沦陷消亡。

缪斯在台下注目，先辈的背影消失在消防通道，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离去，不用告别。

以后哪天，也许可能，如果我要给打雷姐拍传记片，恐怕也会是，这般模样。

原文地址：http://www.qh505.com/blog/post/5601.html括号开始，1962-1990，括号结束。

生卒年的标记打在画面上，一种生命时间的刻印显得残酷，它仿佛标记的不是生命的长度，而是戛然而止的那个端点：1990年，作为最伟大的摇滚乐队“基诺”的主唱，有着“苏联摇滚之父”之称的维克多·崔，在著名的卢日尼基体育场举行演唱会后不久，因为遭遇车祸不幸身亡。

而当这一串生卒年数字被打在画面上的时候，维克多正在舞台上尽情唱起摇滚歌曲，他是激情迸发的，他是充满豪情的，即使只是在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这个小小的剧院里，维克多依然沉浸在摇滚世界的巨大热情里，底下的人拍手鼓掌，一起唱和。

但是当生命的标记变成一种注释，似乎关于身后的死亡正汹涌而来，而更改了乐队名字为“基诺乐队”、飘逸的长发被剪短的维克多，当他唱起那首歌，似乎这一切变成了一个预言：“我知道我的树，注定生长不会超过一周……”一周是短暂的，当一棵树只有一周的生命，它是渴望迅速地成长，还是接受命运的摧残？

1962-1990，这是维克多的生卒标志，而在他之外，那个站在过道上和妻子娜塔莎一起来听演唱会的麦克，当镜头扫过他，画面中也是打出了一串数字：1955-1991——依然是生卒年的标志，依然是命运的残酷，依然是摇滚的陨灭，也依然是不会超过一周的生命之树。

维克多和麦克，苏联摇滚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当最后都以数字化的方式注解生命的过程，似乎变成了对摇滚本身的质疑——维克多和麦克的死亡都和阴谋论无关，但是“谨以此片献给我爱的人”，似乎就把生命的无常和摇滚世界陨落建立起了某种诡异关系，摇滚发生着，在真实的历史中发生着，但是猝不及防的一切，会随时带走那些记忆，带走那些爱，带走生命之树。

摇滚属于那个盛夏，盛夏，“我在城里买了一份报纸”，盛夏，“今天有一场盛大的音乐会”，盛夏，“暴徒们带着铁齿虎”……《盛夏》是麦克的代表作，总是带着墨镜的麦克其实已经成为苏联摇滚历史上的一座丰碑，而在他的世界里，关于报纸新闻，关于盛大音乐会，关于暴徒，似乎也成为了时代的一个隐喻。

生活在八十年代早期的列宁格勒，麦克看起来在摇滚的世界里对传统进行着解构，在盛夏的耀目光芒中诠释激情，但是在现实里，麦克却并非是非主流的存在，他和娜塔莎结婚，生有一个叫杰尼亚的孩子，摇滚乐队在以“苏联音乐家必须找到人性中所有美好的东西”的摇滚俱乐部里注册，而演出似乎也只是在俱乐部的舞台上——恪守规则，遵守秩序，麦克的生活就是在这样的现实里演绎着。

而当维克多找到他，并且跟随他进入摇滚世界，两个人的观念其实发生了某种冲突，而在这种冲突中，一方面维克多的自由为麦克的创作注入了更多的激情，另一方面，在规则面前，他们却不得不妥协，甚至让步。

一开始是两个人之间的矛盾，麦克的理念是：“酒分两种，好喝的，和特别好喝的。

”音乐，或者摇滚，也如酒一般，而他们的目标当然是要做“特别好”的那种，但是在特别好喝的阐释中，两个人其实并不一致，在海滩上，维克多和同伴罗夏找到了偶像麦克，献上了自己的歌曲，麦克说“音乐棒极了”，但是那首《懒惰鬼》里最后加上了“妈妈，妈妈”，后来维克多的《八年级女孩》，麦克建议再升高一个调，或者建议那些歌曲再抒情一些。

而维克多似乎并不苟同于麦克的见解，“我不喜欢被修改”，所以当麦克提出意见时，维克多总是坚持自己，但是麦克作为引领人，维克多也无奈放弃自己的观点。

两个人之间或者只是对于音乐理念的不同而已，但是在维克多逐步建立乐队，并加入摇滚俱乐部的过程中，他面对的是妥协还是坚守的冲突。

要申请加入摇滚俱乐部，所作的歌词必须进行审核，伊万诺娃是俱乐部的创始人，也是歌词的把关人，当她听到维克多的音乐作品《八年级女孩》时，第一个问题是：“这首歌批判了什么？

”麦克抢先回答：“批判了滥交。

”伊万诺娃问，这是一首喜剧作品？

麦克点头，而当伊万诺娃要求维克多自己回答时，麦克故意支开了乐队的三名成员，让他们去倒开水，而当三个人拿着水杯过来，在麦克的努力下，这些歌曲已经通过了审查，它们作为“喜剧作品”表现了“苏联音乐家必须找到人性中所有美好的东西”的俱乐部宗旨。

加入了俱乐部，维克多的摇滚生涯似乎获得了合法化的地位，但是在和麦克之间，矛盾依然存在，取名叫“加林和双曲线”乐队，只是麦克随意性的命名，而当乐队的鼓手奥列格通过了征兵，乐队没有了鼓手，维克多为了推出自己的专辑，希望鼓手的部分用录音代替，而麦克却认为“这不是摇滚，这是迪斯科”。

在录制专辑时，维克多终于无法忍受不像自己当初所设想的音乐，“这声音太糟糕了。

”在走廊上抽烟的时候，乐队成员罗夏对他说：“当孩子们在走廊上唱起你的歌，那才是真正的摇滚，别太在意录音的业余效果。

”无奈之下的妥协，维克多选择再次进入录音棚。

让孩子们喜欢自己的歌唱起自己的歌，真的是摇滚？

这个疑问维克多曾有过一次回答，在专业人员组成的小型推介会上，有人问维克多，你梦中的音乐会是怎样的？

他说到了一个词：大家，大家喜欢，大家狂欢，才是真正的摇滚，才是梦中的音乐会，而这个大家显然不是罗夏所说的“孩子们”，那种“为了孩子”在教化意义下的音乐，无疑是在规则之中的存在，就像伊万诺娃定义他们是“新的喜剧摇滚乐队”一样，都无非是审查之后的产物。

所以，对于维克多，甚至对于麦克来说，当摇滚世界被这些合理化的规则所制约的时候，自由的精神在慢慢消退，那种“盛夏”的狂热感觉也渐渐褪色——它们的狂欢，它们的激情，它们的破坏性，在另一种想象的世界里发生：在从海滩度假回来的火车上，面对乘客指责他们的音乐是“野兽一样的尖叫”，是“美国敌人唱的歌，大家开始了颠覆，他们在乘客间做恶作剧，他们打到诋毁的那些人，在完全解构了秩序的世界里高声歌唱，但是那个眼镜男举起牌子：“这些都没发生过。

”当维克多和娜塔莎酝酿了新的歌曲，坐在公共汽车上，一车的乘客都开始唱起这首歌，甚至连站点播报，售票员讲话，都变成了摇滚，而最后下车时，骑着自行车的眼镜男又对着镜头说：“这并没有发生”；当小型音乐会交流之后，随着音乐响起，大家开始疯狂起舞，维克多和众人一起唱起来，眼镜男在人群中又对着镜头说：“这不是真的。

”……音乐随时响起，每个人都会吟唱，这或者就是维克多所说的梦想中的音乐会，而每个人都是“大家”，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才真正符合摇滚的精神，才是盛夏的写照，但是当这一切都变成如MV的幻境，当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世界又回到了现实。

音乐被隔开了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是情感的爆发，一个世界则是情绪的收敛，一个世界是天马行空，一个世界则是循规蹈矩，一个世界是音乐本身，一个世界则是规则的制约，所以在“这没有发生过”的巨大失落中，那些梦中的一切只不过是虚幻的存在，它无法抵达现实，更无法改变现实，盛夏里没有“盛大的音乐会”，没有“带着铁齿虎”的暴徒，而正是因为自由之树被预言了一周的生长期，所以无论对于维克多还是麦克，都选择了克制。

这种克制在麦克、维克多和娜塔莎之间的关系里，却呈现出一种隐忍。

娜塔莎带着女伴偷偷溜进俱乐部，又举着心型牌子示爱，都是他们爱情的一种证明，但是当维克多出现之后，这种关系受到了威胁，在海滩上，娜塔莎和维克多在一起，这是他们初次见面，似乎其中的暧昧已经传递出来，麦克看着他们说了一句：“最终她会制造绯闻。

”随着维克多越来越频繁地出入麦克的家，他和娜塔莎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微妙，他们一起吃那个心形西红柿，他们一起散步买了无价的杯子和双倍浓度的咖啡，他们一起为孩子杰尼亚洗澡，但是发乎情止乎礼，娜塔莎告诉麦克的是：“我想吻维克多，但是罪恶感会杀死我。

”似乎是一种信任，麦克也没有愤怒，而是说：“去亲吻吧。

”当娜塔莎面对维克多时，也告诉他：“麦克允许我吻你。

”维克多说：“有书面准许吗？

”娜塔莎对麦克不隐瞒，麦克对娜塔莎不愤怒，维克多又要所谓的准许，似乎他们都给了对方一种自由：娜塔莎真的吻了维克多，但也仅仅是吻了，她却把自己要好的玛丽安娜介绍给了维克多；而麦克知道这个绯闻无可阻止，表面上无所谓，却在一个人的时候，承受着痛苦，他一个人站在瓢泼大雨中，站在电话亭里，给娜塔莎的电话没有打，他就这样在大雨中感受到一种透彻，而一个女人进了电话亭，硬币一次次被吞掉，气急败坏地她和麦克走在一起，“你是不是被女朋友赶出来了？

我是被我父亲赶出来的，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坐飞机过来，因为我太骄傲了。

”两个人似乎同病相怜，而麦克在被大雨淋透之后，又像没事一样去了鲍里斯那里，“我要写一首无意义的歌。

”歌曲写完，似乎那种情绪也终结了，回到家，又像没事一样躺在娜塔莎身边。

两个人躺着，安静地可怕，而其实每个人都在斗争着，在相同方向的躺姿之后，麦克又转过身来，背对着娜塔莎，之后天亮了，之后起身，在一个人的时候，他骂自己是傻瓜；而娜塔莎知道麦克的痛苦，面对维克多时说：“麦克已经在忍耐的边缘了。

”然后离开时扬起了手，“我的戒指拿不下来了。

”一种示意：必须回到婚姻世界里。

维克多是不是真的爱上了娜塔莎？

娜塔莎是不是找到了和麦克不一样的爱情？

麦克是不是真的会爆发？

在这个隐忍而回退的结局中，爱情似乎都藏在了心里，婚姻似乎还维持着现状，而这一切也是规则，也是秩序，就像眼镜男举着牌子面对镜头时所说，这一出爱情故事不是真的，“它没有发生过。

”“加林和双曲线”乐队更名了，维克多的发型变了，爱情终止在不被摘下来的戒指上，当维克多在舞台上演绎激情，台下的麦克提前走出了走廊，而娜塔莎满含着泪光，注视着维克多，然后也留下了一个背影，“我知道我的树，注定生长不会超过一周……”于是激情的盛夏落幕，盛大的音乐会落幕，于是生命变成了写在括号里的一串数字，就像那个讲究规则和秩序的时代，只有它曾经真实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