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衣女人

痴迷于文艺片，同时却也钟情各种二战题材作品。

看了很多二战影片，这一部虽然没有往常二战题材中的血腥、沉重和硝烟场景，有的只是犹太人后裔恬静、美式的田园生活。

偏偏从这个角度带着我透过女主的回忆，和基于以往看二战片的记忆和想象力，从女主的记忆碎片中再一次感受到了历史的冲击。

掠夺、杀戮、分离、逃亡。

我们看了很多二战片，看到了各种人权、财产、生命的侵犯和掠夺，我们同情、缅怀、伤痛、惋惜，反之我们很少想到作为这段历史的当事人，犹太人、犹太人的后代、纳粹党、纳粹党的后代，他们背负的是怎样的伤痛。

昨晚和男友回顾了《辛德勒的名单》，善良敏感的男友看了一会儿觉得太depressing看不下去了，我安慰他说baby这是历史，我们应该去面对，但所幸的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再也不是这样了，现今社会尊重人权，反对霸权主义，抵制种族歧视，援助战争受难者，这样的历史再也不会重演了。

影片最后女主鼓起勇气走进旧居，还和前台小伙说起了德语，这与最初她在酒店前台拒绝说德语坚持用英语交流形成了对比，很巧妙的前后呼应。

可以说明她已经决定接受历史面对现实，真正的“let it go”了。

最后，向所有二战受害者与受害者家属及后裔致敬。

看到最后才知道这是根据真事改编的，确有其画及其事，影片最后说海伦米勒打算把画留在奥地利。

实际中，画作持有者以1.35亿美元把画卖给纽约某博物馆。

通过海伦米勒的回忆不断闪回1938年的场景，但是对纳粹对犹太的迫害刻画流于一般。

唯有令人感叹的是法治社会中个人通过法律对抗奥地利政府，最终索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即使你是一介草民，你也可以通过法律来捍卫自己的权利。

这在我们这里似乎是个很遥远的事情。

New York Times -- Klimts Go to Market; Museums Hold Their BreathBy MICHAEL KIMMELMAN SEPT. 19, 2006How sad — if unsurprising — to hear that the heirs of Ferdinand and Adele Bloch-Bauer are indeed cashing in, as planned, and selling four Klimts at Christie’s in November. A story about justice and redemption after the Holocaust has devolved into yet another tale of the crazy, intoxicating art market.Wouldn’t it have been remarkable (I’m just dreaming here) if the heirs had decided instead to donate one or more of the paintings to a public institution? Or, failing that, to negotiate a private sale to a museum at a price below the auction house estimates of $15 million to $60 million?To back up: Ferdinand Bloch-Bauer, a wealthy Jewish industrialist in Vienna, commissioned Gustav Klimt to paint his wife, Adele, in 1907, and again in 1913. The family also acquired three Klimt landscapes. Adele died at 43, in 1925, of meningitis. Public-spirited, she wanted her art to go to Austria.But then the Nazis came to power. They seized the Bloch-Bauer collection along with everything else the family owned. Ferdinand fled Vienna. He died in Zurich in 1946. For decades the Austrian government insisted that it had acquired the Klimts legally. The case went to court. In January the heirs won. They were led by Maria Altmann, Ferdinand’s niece, now 90 and living in Los Angeles. Her lawyer was Randall Schoenberg, the grandson of another Hollywood exile, Arnold Schoenberg.In April, Mrs. Altmann lent the five recovered Klimts to the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saying the works would probably be put up for sale. In June, the billionaire collector Ronald Lauder bought the early portrait of Adele for $135 million on behalf of the Neue Galerie, his museum of German and Austrian art on the Upper East Side. Auction houses jockeyed to sell the other pictures. Since July all five Klimts have been on view at Mr. Lauder’s museum, where they remain through Oct. 9.It is of course only sane that Adele and Ferdinand’s heirs seek to capitalize on a booming market, even as they might, in a more perfect world, have been altruistic too. The wall label for Mr. Lauder’s portrait of Adele at the Neue Galerie is curious: “This acquisition made available in part through the generosity of the heirs of the Estates of Ferdinand and Adele Bloch-Bauer.”What exactly does that mean? Mr. Lauder was generous in paying a fortune for the picture. There might be some generosity ascribed to the heirs in lending the paintings to the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and the Neue Galerie, were it not for the fact that the museums provided presale publicity of a sort that no auction house could organize. These museums added their prestige to the value of the collection, kindling interest in the artist and in Adele, in the intellectual salons of turn-of-the-century Vienna, in the notion of historical rectitude.In retrospect it may yet come to seem a pity that the Austrians declined to buy all five works for about the same amount that Mr. Lauder paid for Adele, saying the price was too high. At least the works would all have remained on public view. Over the years they had become — in particular Mr. Lauder’s Adele — civic landmarks and tourist attractions in Vienna.They might become landmarks in Los Angeles or New York or some other city, where a museum could display them with the Bloch-Bauer name properly attached. But how well any public instit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abroad, will be able to compete at Christie’s is an open question.Among the Klimts, the second portrait of Adele has its charms and the highest estimate. At half the estimate, a forest scene of birch trees is the real gem, and a bargain at $20 million: an Edenic mix of sharp realism and Pointillist dots receding into deep space. While Picasso acquainted himself with African art a century ago, Klimt was visiting Ravenna and admiring the mosaics. In “primitivism,” the artist’s modernism found a way to the future.How refreshing this story would have been had the Bloch-Bauers conceived a way to ensure that that birch landscape, say, ended up in public hands. In so doing they would have earned not just public sympathy for their family’s struggle but also an enduring share of public gratitude. They would have underscored the righteousness of their battle for restitution and in the process made clear that art, even in these money-mad days, isn’t only about money.Heck, they would even have gotten a tax break.Follow-upAdele Bloch-Bauer II was subsequently sold in 2016 to an unidentified Chinese buyer for $150 million, destined for his private museum.

疫情在家整理我的书房，翻出了一批觉得还不错的影片来重温，今天就说说这个《金衣女人》

woman in gold上世纪初奥地利最重要的艺术家古斯塔夫·克林姆特在1907年受邀为25岁的阿黛尔创作了这幅——被后世誉为奥地利的蒙娜丽莎的《阿黛尔·布洛赫-鲍尔夫人画像 I 》。

这幅作品在四年后完成，正值一站前夕而古斯塔夫的“黄金时期”正符合这个黄金年代的审美，亦是印象派迅速成长的时期。

之后的几十年间这幅惊世名作一直挂在阿黛尔的卧室直到二战期间德国吞并奥地利时，被纳粹士兵从抢走，后来为忽略画作与犹太人的关联，改名为《Woman in Gold》前两年在维也纳亲眼目睹古斯塔夫的《吻》的确也是精彩！

本片该片改编自一个真实事件，讲述了被掠夺之后的名画经历了50年的“流亡”回到了阿黛尔后人手中的故事，其中也插叙玛丽亚.奥特曼和丈夫逃亡的经历，在平铺直叙的（没有战争场面）背后对于纳粹的行为进行了控诉。

片中说赔偿是指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可是心理的创伤怎么去赔偿，我觉得这也本片的焦点，如果旧物能抚平一丝的伤痛我都应该去争取我很喜这部影片的制作班底，首先导演Simon Curtis, 相信很多人不一定知道，但你如果喜欢英剧应该都看过《克兰福德》，而这正是西蒙·柯蒂斯导演的。

这部影片几乎用了最平实的语言告诉我们一个有着惊涛骇浪般的历史，这也是我喜欢英国人拍戏的一个特点，把故事归到人而不是场面。

女主角Helen Mirren相信大家已经很熟悉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戛纳影后/威尼斯影后/金球奖最佳女主角等都被她收入囊中，演出了数部让人印象深刻的电影。

这次出演玛丽亚 .奥特曼虽然不能说特别出彩，但是把控还是到位的。

男主角Ryan Reynolds男神级人物，对于我来说他最神的是把各个女神收入囊中04年和传奇女歌手Alanis Morissette订婚，分手后和本世纪最美艳的Scarlett Johansson结婚，离婚后迎娶了Blake Lively这个真牛啊！

但他的演技嘛一般般，不过傻傻的样子很符合这个角色有点腼腆的样子。

至于里面的配角们，我还是很有多喜欢的比如Max Irons作为英国男神Jeremy Irons的儿子，继承了超级颜值更加入了母亲温柔的容貌实在太好看了！

Charles Dance/Elizabeth McGovern也都是超级喜欢…

先让我们再次回到那个曾经无限繁荣的，一战前的欧洲。

在斯蒂芬·茨威格笔下的《昨日的世界》中，详实的描绘了这个逐渐陨落的帝国和他的艺术心脏：维也纳。

2014年，导演韦斯·安德森致敬茨威格的作品《布达佩斯大饭店》已经为我们揭开了犹太民族流亡史的一角，而这次我们的故事依然和这个伟大而又脆弱的民族息息相关。

正如茨威格描述的生活在维也纳的大多犹太家庭一样，这里的犹太商人们家族关系紧密，工作勤奋，事业不断延伸到各行各业。

但是到了子孙的层面，他们则更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从事律师，音乐，艺术等行业，从而成为一个真正有品味的阶级。

而真实历史中就有这样一对兄弟家族，1901年哥哥斐迪南与银行家的女儿阿黛尔结婚，1907年他出资由当时43岁已享誉欧洲的维也纳著名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为25岁的阿黛尔创作了这幅——被后世誉为奥地利的蒙娜丽莎的《阿黛尔·布洛赫-鲍尔夫人画像 I 》。

这幅作品克里姆特用了四年时间完成，期间也有很多关于他和阿黛尔的传闻，阿黛尔也成为他三个最喜爱的模特之一，其余还有他的妻子与另一位红发女性。

更多关于克里姆特和他的作品介绍可参考《小顾聊绘画II》——黄金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

当时的阿黛尔可谓是上流社会的宠儿，在后人的记忆中，她时而穿着白色宽松长衣，带着金制烟斗四处游逸，时而一袭黑色雍容华贵，坐在大宅的客厅中与音乐家，剧作家，艺术家们高谈阔论。

画作中的阿黛尔没有幸福的微笑，而是略显忧郁，她一直没有孩子，并伴有头疼症，脆弱而美丽，据说画中的双手弯曲是因为她有一根手指残疾，不时需要掩饰。

评论家们认为这幅黄金画作象征了维也纳艺术的鼎盛时期。

正如茨威格本人成年后更向往法国巴黎的自由气息一样，维也纳的古典辉宏气质需要新鲜的血液，而克里姆特就像巴黎的印象派开拓者们一样，在维也纳创建了自己的分离派。

作为维也纳金色大厅黄金雕刻师的儿子，克里姆特把装饰艺术和传统画作结合的毫无违和感，他的艺术时至今日，仍然是摩登的。

时隔五年之后，也就是1912年，克里姆特又为阿黛尔创作了一幅他的风格转型之作《阿黛尔·布洛赫-鲍尔夫人画像 II 》，没有了繁复的金饰，由异域风情的东方图案和色彩代替。

这两幅肖像加上另外三幅风景画，成为斐迪南家族收藏的克里姆特五幅珍贵作品。

1918年克里姆特死于中风和肺炎，不久后阿黛尔在1923年留下遗书愿丈夫在她死后，将克里姆特的画作捐献给奥地利国家美术馆，希望这些作品可以对公众展出。

1925年，阿黛尔去世后，斐迪南一直把这几幅画陈列在她的卧室，直到德国吞并奥地利时，被纳粹士兵从他们临近歌剧院的连排别墅中抢走，后来为忽略画作与犹太人的关联，改名为《Woman in Gold》。

玛瑞亚·奥特曼的父亲是斐迪南的兄弟，由于阿黛尔和斐迪南一直没有孩子，他们两家人时常生活在一起。

阿黛尔晚期身体一直欠佳，最终未能出席玛瑞亚的婚礼，斐迪南随妻子遗愿，将她最爱的画作中那条昂贵的钻石项链送给玛瑞亚作为结婚礼物，孩童时期的玛瑞亚与姨妈阿黛尔走得很近。

然而随着教堂的钟声伴着德国纳粹吞并奥地利的庆典，使得维也纳城内的犹太人民岌岌可危，玛瑞亚和刚刚结婚不久的丈夫，一名歌剧演唱家，匆忙逃离了自己的家乡，前往美国加州洛杉矶。

家族成员从此四散分离，她终生未再见过自己的父母，姨夫斐迪南当时远在瑞士，而她唯一的姐姐有幸比她先一步落脚美国。

60年风雨过后，在玛瑞亚的记忆中，拉着Stradivari大提琴的父亲、半个维也纳名人参加的婚礼、姨夫家周日的餐会并欣赏克里姆特的画作，这些往事她已不愿再想起，奥地利更是她再也不愿回去的家乡。

直到姐姐的葬礼后，玛瑞亚从姐姐的遗物和书信中，发现了姨夫的遗嘱，作为画作购买人的姨夫正式将五幅艺术品留给家族的孩子们。

而玛瑞亚是当时唯一还健在的家族继承人。

虽然当时那五幅艺术品早已合法的归属奥地利国家美术馆。

但是1998年，奥地利修订了有关二战时期被掠财产的法律条例，陆续有组织开始协助曾受迫害的犹太人讨回自己的财产。

这个名为Restitution的行动，鼓舞了玛瑞亚，82岁的她开始为家族遗产奔波。

她找来了朋友的儿子兰多尔·勋伯格，一名初出茅庐的律师，一个同样祖父母死于二战，逃难美国的犹太后裔。

1999年奥地利政府以阿黛尔遗书为由，正式拒绝归还五幅克里姆特的画作。

玛瑞亚和她的律师努力起诉奥地利政府，还争取了美国最高法院审理本案，直到2004年，他们转而申请独立仲裁，三位奥地利专家终于做出：五幅画作应悉数归还的裁决。

2006年，洛杉矶迎来了这五幅无价珍品。

数月后，玛瑞亚拍卖了其中三幅，总额近3亿美元，最终《阿黛尔肖像》被一位据说在孩提时代曾目睹阿黛尔芳容的富商罗纳德·劳德以1.3亿美元拍下，如今陈列在他曼哈顿的画廊Neue Galerie 中。

而玛瑞亚·奥特曼于2011年离世，享年94岁。

这部依托真人真事改变的同名电影，官方译为《金衣女人》，于4月3日刚刚在北美上映，周五首映当日可谓满场的银发老人，不知其中又有多少犹太后裔。

影片的这两位主演我们实在太过熟悉，饰演玛瑞亚的海伦·米伦，她凭借《女王》中的出色演绎，问鼎第79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

这一次她饰演的老年玛瑞亚，时而幽默诙谐……时而犹豫悲伤……时而坚强笃定……而瑞安·雷诺兹，在他转入正剧的路途中又迈进了一步，虽然还是一张受欺负的脸。

他从一个典型的二代移民，对家族过往只停留在儿时的童话故事，甚至会问玛瑞亚，为什么过去的事情，不能就让它过去。

而玛瑞亚的经历和信念，将他代入了历史与家族的洪流，在这里他拾起了他不应该忘记的情感和责任。

最终在没人认为能赢的案子上，将奥地利政府诉上法庭，帮助玛瑞亚赢得了胜利。

影片中还有一名德国纳粹后裔，由丹尼尔·布鲁赫饰演，他一直试图帮助玛瑞亚，也为弥补自己家人的过错。

整部电影从剧情骨架来看，其实是一部法律片，但是编剧和导演将剧情倒向玛瑞亚的回忆，更多的阐述家族与亲情。

从艺术品掠夺的角度重审纳粹，从家人分离的角度切入战争的迫害。

这也同时化解了一般人初看故事时感觉谁都会为了这笔巨额遗产而据理力争的猜疑。

只有真的了解玛瑞亚的经历和过往，我们才有权利评判。

影片中印象最深的是这几张难得的笑容。

1. 玛瑞亚重返故乡的悲伤化解2. 玛瑞亚面对最终仲裁的坦然最后她鼓起勇气回到了故居别墅，仿佛回到了那个美满的家族，再次看到了姨妈的音容笑貌。

我们的“女王”和“绿灯侠”组合还是给观众带来不少惊喜，配合默契，挥洒自如。

随着电影的主旋律：法律主持正义和家族感情的继承，让电影四平八稳的落幕。

擅长翻拍真实故事的导演西蒙·柯蒂斯，2011年曾指导《我与梦露的一周》将演员米歇尔·威廉姆斯和肯尼思·布拉纳，送上第84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和最佳男配角提名席位。

而当年这部电影的男主角，正是今年的奥斯卡最佳男主角获得者，饰演青年霍金的小雀斑：埃迪·雷德梅恩。

而这次在《Woman in Gold》中导演的妻子客串了一名美国最高法院法官。

对她就是大家熟悉的《唐顿庄园》的英国国民媳妇～伊丽莎白·麦戈文～另外，与《我与梦露的一周》单线叙事不同的是，《Woman in Gold》里有大量的玛瑞亚的回忆部分，导演需要安排许多切入点，闪回玛瑞亚从儿时到年轻时的记忆，从睹物思人，空挡愣神，视角对换，到尾声的双线合并，玛瑞亚最终走入了自己的回忆中，重拾了那份家庭的欢乐。

值得一提的是，该片原创配乐也有汉斯·季默的参与，这位凭借《星际穿越》获得最佳原创音乐的奥斯卡奖得主，为该片的感情线和泪点贡献不小。

最后谈谈我们能从这部，剧情已知，主旋律的催泪电影中我们能感受到什么不同？

第一：犹太上层社会图景正如茨威格笔下描述，他们谨慎经营，团结一致，涉猎多种艺术与收藏，纵然也有精明贪婪，阶级攀比，但是正如电影中的表现，他们也有着自己的生活和家人要守护。

庞大殷实的家族，最终凋落为一个流落在美国的孩子，不由的令人唏嘘，战争给我们带来了不少这样的悲剧故事。

第二：二战期间纳粹除了掠夺人命，也同样没有放过艺术品，犹太人家中的财产和收藏尽数被抢，至今的追回率是万分之一。

第三：一个被迫离开故土的流亡民族背负的比我想象的更多。

好啦，这次先到这里，相信不久应该就会有该片的资源下载，如果同样喜欢纪实类影片如《女王》《铁娘子》的你，相信也会喜欢这部电影带你走过的120分钟旅程～2015年小玄儿记－－－－－－－－－－－－－－－－－－－－－－－－－－－－－－ 如果你喜欢我的文章，欢迎在 B 站或 Youtube 关注「小玄儿的深夜聊碟」https://space.bilibili.com/1340064530每周五更新，目前可以观看 #日本电影大师蓝光套装系列#台湾电影大师蓝光收藏系列#新老电影混剪系列未来还有更多CC必收蓝光套装系列感谢小伙伴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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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一下我在zhihu上的回答（PS：对电影还是有点失望...有点浮于表面的感觉）：这里有一个很值得玩味的故事，如果想看影像化的描述，可以看近年的一部电影《金衣女人》（《woman in gold》）虽然这个电影并不包含所有的真相。

总结起来就是说：这幅画的高价成交，是犹太人群体一次成功的政治表态和商业运作。

事情是这样一回事：在2000年左右，奥地利国内由政府组织开始“art restitution"这样运动，主旨就是把当时纳粹从犹太人家族抢夺的艺术品物归原主。

这时一个名叫Maria Altmann的美国老太太将目标锁定了《金衣女人》这幅画。

这幅画里的这个女人名叫Adele Bloch-Bauer, 她是Maria Altamann大伯的妻子。

大伯和他妻子没有小孩，所以在遗嘱中规定Maria Altmannn是他们的遗产继承人。

当时的维也纳(1907年左右）很流行有钱人出钱给自己女眷画画挂家里，所以这幅画法律上毫无疑问是属于大伯家的财产。

但是大家知道的，因为纳粹入侵奥地利，大伯家的艺术品全部被抢走，Maria和她的丈夫辗转流亡到美国。

回到现代，Maria老太太找到一个年轻小伙子律师（这个律师也是奥地利流亡犹太人的后代），一起回到维也纳想要追回这幅画。

当然不可能成功！

因为这幅画是奥地利的国宝，画中的模特Adele被称为奥地利的蒙娜丽莎 。

而且在Adele的遗嘱中，她也希望大伯去世之后把这幅画捐给国家的博物馆。

当然，大伯还没去世的时候，纳粹就将画抢走了。

Maria奶奶当然不会放弃, 她和律师回来之后，将奥地利政府告到了美国最高法院，此事颇为轰动。

经过漫长的庭审，2006年奥地利一个独立的法官委员会宣布Bloch-Bauer家族曾经拥有的五幅klimt的画作归还给Maria奶奶。

这个过程其实是实力庞大的犹太人团体和奥地利政府的一次角力，如果只是Maria奶奶一个人，是不可能走这么远的。

就在同年，Maria奶奶将五幅画以天价买给Ronald Lauder。

你猜对了Ronald Lauder也是犹太人，他妈妈很有名——名字是雅诗兰黛。

这位小兰黛曾经是美国驻奥地利大使，他买的这五幅画立刻成了他在2001年开的位于纽约的博物馆Neue Galerie的镇馆之宝，因为史上第一的成交价也使得这个年轻的博物馆一(大）夜（举）成 (吸)名(金)。

那位律师小伙子也因此开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主业么就是art restitution.Maria老太太呢，变成了一个有钱的老太太。

奥地利人呢，可能再度在心里回味一下自己二战时并不是纳粹的受害者而是帮凶这一公开的秘密吧。

所以国宝没了，也只能咽下这口恶气吧。

许是背景故事太炫目，女王和绿灯侠都没法将影片玩出花儿来。

一切都如此规规矩矩。

故事主要围绕奥地利和女主角的关于画作Adele一号的诉讼案展开，但影片中的诉讼部分被很大地削弱了。

key word可用restitution或“归位”；而架构分成三条主线。

（1） Maria，女主角，refugee，画中妇Adele的夫家侄女。

在维也纳的她生活富足，家庭虽然经商，却充满着艺术气息；Adele由于没有子女，对她格外疼爱，这一点也成为角色争画的一个情感立足：或许你们看的是一幅画，我看到的是我的aunt。

而明显地，编剧以及导演也希望借此摆脱观众对剧中人物的观前偏见——不就是为了million刀！

Maria在女王的演绎下，大致是一个背景优渥富有教养却又很萌很固执的老奶奶形象，且不幸成为了影片中唯一一个负责笑点的主要角色；类似echo的闪回中出现的青年Maria实在是美丽又契合，演员似乎是加拿大的演员，德语很溜啊。

两者的表演都没瑕疵，但放在一起有点inconsistent，因为青年Maria无论遇到什么苦难，都没有过逃避或是抱怨；而老年的Maria却对自己当年的不幸十分较真——老化真可怕。

当然，在这样一部埋伏着二战排犹背景的影片中，这个角色必然会经历从痛苦拒绝回忆到坦然接受的转变，这实在不新鲜；电影的呈现便规矩地分为几个阶段：不我不要回到伤心地维也纳--我回过家了一切都浮云了诉讼不重要了--哎呀赢了诉讼我该不该让Adele留在其家乡维也纳呢--我醒悟了我的家就在大美帝不用纠结卖给美国人就好了……画作的回归和游子Maria的精神回归是同时进展的，这是电影真正的echo，也是Maria身上所需要承担的“归位”；但是，这个角色”具有发展眼光“地将自己定义为了美国人，这幅画作最后也因为她的self-identity到了美国，而并非留在维也纳。

一句话，Maria回归了她的少时，完整回归了“个体”，却并没有回归“国家”。

这或许是不那么规矩的部分：倘若由德国或者奥地利人拍摄，一定会设计将Maria的情感归宿到她的家乡吧？

话说回来，作为一部BBC film，腐国你这样舔儿子的屁股真的好吗？

让Maria傲娇表示“我是美国人我讲英语”，真的不是因为你们找了位大不列颠演员吗？

英国这样插一脚在奥地利-美国中间，其立言的正确性也实在让人浮想联翩呢。

（2） Randol，男主角，画作诉讼案的律师，是Maira家族好友的儿子，更是作曲家勋伯格的孙子。

这张脸老让我想起Zuckerberg。

好，进入正经模式：这个角色存在的第一个意义是，在影片中最明确地表示，“我们“，或者”他们“，”真的不是为了钱”：这个角色最早接下这个案子，很大程度是因为搜索一番发现画作估价不菲，他在和老婆Pam的对谈中直接承认了，创作者显然意识到没人来背“钱”的黑锅太超现实。

但地球人都知道，剧本的走向会让他发声“我不是为了钱”。

第二个意义，是推动故事发展，因为Maria在受挫后曾一度要放弃，是他坚持了下来，直到高院。

这一点是妙的，当老年人因为种种原因不愿再回忆时，年轻人本该站出来。

第三个意义，是作为根正苗红的二代or三代青年人的代表，回归自己的奥地利根源。

这条线最为完整，帮助他回归的因素铺垫地很清晰：他之所以会认识Maria，是因为他们家族的联系；他找到律师工作，是因为他是勋伯格的孙子；诉讼进展最艰难的时刻，是在维也纳偶遇的勋伯格室内乐演出，坚定了完成诉讼的决心。

在Randol溯回的同时，剧本给他安排了两个孩子，其主要亮相都在出生前后，历史与未来交融的梗通过诞生的元素成功榫合。

他老婆，Katie Holmes演的，既能在Randol极速狂飙时当反派抱怨他丢了律师的工作，又能在他犹豫不决时当cheer leader淡定地表示老娘羊水破了你快来挑去维也纳的衬衣领带，这也太完美了！

让她嫁给我好吗？

感谢Randol的出现，不仅为Klimt的画作带来了音乐，更带来了勋伯格的标签。

勋伯格“犹太作曲家”的身份，其实是在美国成就的，勋伯格的家族，相较于Maria的家族，更具有美国特色。

（3）Hubertus，维也纳的记者，在奥地利帮助良多。

先吐槽：除了Brühl就没别的德语男演员了吗！

这位兄台是长了多少斤！

剧本设了悬念：无缘无故，何以帮忙？

直到三主线终于会聚在长椅上时，Hubertus才敢说，因为我的先辈是纳粹，所以我要赎罪。

于是故事的终极主体也归位了。

结构圆满。

阿弥陀佛。

纳粹可恨，赎罪可嘉，但容我冒死一问：在任何一部涉及二战或者德语的影片中都会出现赎罪的标签，这是在试图赋予德语圈人民原罪吗？

Brühl小哥，再加上维也纳部分的一众演员，他们一出现我就琢磨，叫德国人演奥地利人，这合适吗？

不同于柏林的单一，维也纳在二战中的功过很难评价，很多时候存在感很尴尬——影片中的一个笑点，是一位职员对Randol说，哦我女儿特别想去那儿因为可以看袋鼠！

现在的德国是终于媳妇熬成婆，代言德语圈，可以顺手替奥匈人民赎罪了吗？

这酸爽跟看见霍建华演抗日军官是一样一样的，虽然台湾人民也有抗过日，譬如林少猫……哦对不起，这个例子太不正确太不恰当，好一点的打开方式是：一群日本人，在以台湾为主体的影片中，真诚地悔过，gomennasai。

其他角色也可圈点。

铁叔的儿子，饰演青年Maira的丈夫，嫩出姐弟恋的画风，opera婚礼唱腔让人陶醉，德语赞一个。

我好奇：真唱？

但坑爹的behind scene footage视频刚好把唱歌的部分给剪了，实在看不出来是真唱还是假唱。

这个角色存在的意义，一方面是为了凸显Maria早年生活的美好，所谓有男票有老公的人生赢家嘛；另一方面是提供了一个帮助他们逃走的兄弟。

当他在楼梯上被纳粹军官拖住的时候，我很狗血地以为帅哥会挂在这里，因为女王的Maria部分完全没这个男人的影子。

Tom Schilling小哥，您又再次作为德国的脸面出现了，能答应我，别再演年代戏了好吗？

别在二战戏里打酱油了好吗？

我就冲你来的，您对观众负责一点好吗？

镜头给到他，梆梆梆敲上Maria家的门来，应该是纳粹的邪恶嘴脸，但那逆生长的面庞实在让观众恨不起来吧？

麦戈文伯爵夫人作为导演的老婆，饰演了女法官，导演还借女王大人的口表扬了一句，啊我们以后应该多一些女法官，这到底是赞谁……说来女法官的比例也是个topic。

饰演Adele的女演员，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叫什么，但你的出场你的扮相实在是太美！

导演也很偏心，将Adele的哀愁与病态，都只留在了画上，活生生的她一直都是美的存在。

Charles Dance饰演Randol的上司，哎，在the imitation game也是这么个德性，下次可以温柔点。

我一直到看到演员表才发现罗拉快跑里的manni饰演了我们的Klimt，开篇贴金箔，宛如回归央视纪录片频道。

影片配乐有Hans Zimmer，维也纳部分出彩，听哭了大部分观众。

整体而言，整部影片完成度很高。

作为典型的美式电影，精彩地展现了美帝人民的时刻创造历史的自信，你看，Randol开口就是this is a moment of history。

我小时候看美片美剧很疑惑，为什么他们打官司都没什么逻辑性争辩的，说来说去都是情感煽动，还不如港片靠谱。

哎，真让我头疼，美帝人民就是如此感情用事。

质量固然很好，但它并不算新意十足的影片。

譬如艺术品以及文物因为历史遗留问题涉及归还的议题，当下因为ISIS又火了一把。

Adele这幅一号肖像，作为商业性质的画作，归属私人，不考虑Adele的遗嘱，归属很清晰。

但它还是有值得思考的地方：（1） 当私人的艺术品具有民族、国家、时代的代表性之后，还仅仅是一副私人画作吗？

倘若我们尊重个体权利，肯定私人所有权，那么其是否具有公开展览的义务呢？

Adele虽然被判给了Maria，并倒手卖给了富商，但毕竟还是在NYC的Neue Gallerie得到了良好的保护，并进行着公开展览，这算堵了许多人的嘴；那万一所有人就爱摆自己家里欣赏呢？

（2） 倘若画作并不具有商业性质，且所有权不清晰，那画家本人可以分一杯羹吗？

（3）倘若画作的购买者不是单纯的购买个体，而是类似皇帝的产权不分明的人物，那所有权又该归谁呢？

到底是归于皇帝本人或其家族，还是归于当时的政府，还是归于国家或者民族呢？

我以为，倘若影片针对以上问题给出一个答案，观众和评论固然会两极分化，但给予的价值更大，一石激起千层浪，我们可以就此观察社会的反馈。

最后说一句，自由女神那块背景板，有点假。

附注：a. 曾一天内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偶遇Klimt的画作，又机缘巧合撞进了Neue Galerie，私以为这是一种缘分，所以看电影，所以写观感。

自娱自乐，且供消遣。

顺便安利Neue Galerie一楼的Cafe Sabarsky, 如果你爱维也纳。

b. 看的周六七点场，但上座率不算高，和furious7比。

大部分观众都上了年纪， 我一个人进去略感抱歉，似乎打扰了他们。

亏我这还不在宾州呢。

c. Maria的父亲看着窗下的激进，扭头说，把我的cello拿过来，why should this Sunday be different than others？

从欧洲回国在法航飞机上看的，看到一半就觉得这部电影评分一定不低，看到最后突然觉得应该是一部真实故事改变的电影，下了飞机查了一下，果不其然。

主角的演技和剧情回忆部分的穿插完美的带入，既没有拖泥带水，也没有一点用心过猛刻意渲染多余的成份，整部戏的重点围绕着那部肖像画，可是到了最后对于女主来说画已然不重要！

或许对于她来说能够重拾记忆，勇敢面对人生那段不愿提及的经历，人生才得以圆满，而法官宣判的那一刻，做为观众的我，也亦有相同的感受。

如果你有难以言说的过去，如果你有不敢触碰的记忆，如果你有机会能去归还本来美好的过往，你是否有勇气先去面对无边的黑暗？

19世纪初的奥地利，纸醉金迷，豪绅名流。

当时的玛利亚是上流社会的宠儿，白衣飘飘，听父亲的大提琴，与名流高谈阔论。

她的婚姻，汇聚了个半个维也纳。

盛世之下，人们似乎忘了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均衡，似乎没有看到在慕尼黑有个“希特勒”的人召开演讲，虽然这时他仅仅被视为一个政治小混混。

1933年，希特勒上台，茨威格写下“国会纵火案发生了，国会消失了，戈林撒出他的暴徒，霎时间，德国所有的法律都化为乌有”。

野蛮没有了限度，国家这个庞大的利维坦夺走了玛利亚的幸福，夺走了玛利亚关于维也纳的一切美好的回忆，只留下了一个不敢再去回忆的废墟。

国家意志为何能凌驾于个人意志之上？

为什么个人财产会被国家随意剥夺？

为什么为了国家利益要放弃个人利益甚至放弃追求幸福和作为人的权利？

《金衣女人》发生的一切一切都缘于纳粹时期德国的极权主义统治。

极权主义政体下个人不再有任何私人空间或者自由，你是属于集体的，你是属于国家的。

在国家的整体意志下个人的自由或者意志被碾碎，我们不敢去读诗，不敢去拉大提琴，不敢去拥抱未来。

我们谨小慎微，成了“沉默的大多数”。

野蛮没有了限度，犹太人仅仅因为是犹太人被屠杀。

我们习惯了如今善良的盛世和平，完全不相信邪恶的可能性会让人轻易成为牺牲品。

但是人类历史上真真正正存在过这样一段历史，人类的命运成了极权政体卑微的注脚。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认为人类的孤立和孤独是产生极权统治的先决条件。

因为孤独而奔向元首，每个人都被孤独所包围，人们害怕和恐惧，所以没有人站出来说出真相。

纳粹上台，残暴，不公，歧视轮番发生在德国这片土地上。

我认为极权主义最终为什么能无孔不入，每个人都有责任。

包括玛利亚。

玛利亚也用后半生的痛苦付出了代价。

历史终究已经发生，我们需要原谅历史，但难道仅仅是原谅吗？

原谅不能抚平记忆中模糊的痛苦，原谅不能让受伤的人在午夜不去触摸痛苦的回忆。

我们需要做些什么让事物还原到原本的状态（理论层面），归还“一个想在大城市做一个漂亮女人，追求幸福的权力”。

我觉得是法律的弥补。

我认为法律的制度设计是反抗暴政的重要工具。

法律代表着正义，良知，公正等等人类美好的德性。

这些品质是抵抗暴行的重要缓冲力。

此外，法律弥补着过往。

法律对暴行的审判，对被剥夺财产的重新划定所有权才能让人有些许慰藉。

当我们回顾过去，痛苦和悲伤如同潮水将我们裹挟，只有法律的正义判决才是一双奋力拨开的手。

回到开篇所说，我是否有勇气去面对无边黑暗，取决于人类是否敢于承认曾经犯下的错误，以及是否存在公正的法律。

丘吉尔曾说：我们究竟能走多远，要看我们能回头望多远。

一直有人问，历史文物除了堆积的财富的价值，还有何用？

电影给了我们一个答案：那是玛丽亚背井离乡，流亡他国的印记；是全家曾经欢聚的欢声笑语。

历史不仅属于宏达的政治事件与英雄豪杰，它更是平凡个体的记忆，有悲伤，有欢乐，有无法忘却的经历。

“她只想拿回属于她的东西”年轻律师兰迪在冲裁大会上这样说道。

维也纳的蒙娜丽莎又怎样，民族象征又怎样。。。

国家意志在一位寻求亲情的老人面前，已经不再重要，因为历史无法缺少个体的影像。

与其说玛丽亚在找回属于自己的财物，不如说她是在给自己找回记忆。

虽然《阿黛尔·布洛赫-鲍尔夫人画像 II 》都被改成了没有姓名的《金衣女人》，但是繁华褪去，它却穿上了厚重的历史外衣。

我们拿什么回忆？

也许是最平凡的儿女情仇给了我们回望过去的力量。